这时杜梅哇地一声哭出来，扑过来：“我眼你拼了。”我一个嘴巴又把她扇回床边。

肖超英一把扭住我，厉声吼道：“你还不住手！”

“你打我？”我看着肖超英，眼圈一下红了。

“不许你打人，懂么？不许打！”肖超英也十分激动。

相持片刻，他松开我手腕，拿起外衣，对杜梅说：“对不起呵，都怪我们。潘佑军，咱们走。”

一脚迈出门，他忽然哭了，转过身哭着对我说：“你怎么能随便动手就打人呢？有话不会好好说么？”然后哭着走了。

杜梅痛哭了一夜，我一句话没说，也一直没睡。

那之后，我们照旧上班，做饭吃饭，睡觉，但彼此一句话不说，甚至都不看对方，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转个身抬个手都能触到对方身体，但就像两个幽灵或者两个影子彼此视而不见。电影里的相声和幽默小品不能使我们解颐一笑，甚至绝对催人泪下的悲剧我们从头看到尾也始终无动于衷，我们出现在对方面前的脸永远是毫无表情。

我们的家庭陷入了冷战状态。

我反复叮嘱自己：忍，要忍，再忍5分钟。可实在忍不住。我的上司一下午都在我身后踱步，钉了铁掌的皮鞋在水泥地上像驴足子似地“咯嗒咯嗒”有节奏地响。他还在我身后的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想起什么点子就用粉笔“吱扭扭”写上几笔，一会儿入党得不成熟，用板擦迭了，再写，又擦，搞得我办公桌上落了一层粉笔末儿。

他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成年累月，我一直忍着，我想我终究会习惯的，可我总也习惯不了，总感到一股火在心里越烧越旺，就象一堆灰烬中的火苗被风不断地，终于死灰复燃。这个该死的小店员了出身的一辈子风平浪静只会看风使舵冒充领导­干­部就像肥­肉­馅冒充雪花膏的家伙，居然他妈的在头发上喷定型发胶！我蹭地站起来，扯着嗓子冲他嚷：“你少在这儿走来走去的好不好！”我这一突然动作使他一惊，眨巴着眼看着我：“我在这儿走碍着你什么了？”全办公室昏昏欲睡的同事，也都闻声一齐抬头，鸦雀无声地看着我们。“烦！甭管碍着没碍着我，不许你在这儿走，想散步到街上散去。”“哎，奇怪了。”他强作镇定地笑，退了一步看着地面说，“这不是你们家，这是公共的地方，我走走怎么？”

“就不许你走，没什么道理。”

“哎，哎，奇怪了。”他­干­笑着看大家。“莫名其妙嘛！”

“少废话，不让你走你就别走，该到哪儿呆着哪儿呆着去，办公室里又不是没你椅子。”

“你这就没道理了嘛……”“对，我今天就是不讲理了——

你再走一步试试。“”你今天怎么啦？怎么火气这么大？“看到办公室里没人出头表示义愤，呼应他，他换了一副关心，大人不为小人怪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没什么不舒服，就是看见你烦！告你烦你不是一天两天了，躲我远远的！”我冲他一挥手，气呼呼地坐下，不看他。

他难堪池笑，站着不动：“不要这样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真他妈讨厌！真他妈腻歪人！”我扭脸看着窗外连声狠骂。“你怎么骂人？”他厉声道。

“骂你了，骂你了，”我掉脸冲他嚷：“就骂你了！”

他脸上的油光像调入了其它中和­性­颜料刹那间失去了，他像舞台上发脾气的小生拂袖翘靴而去。

我的心情并没有因骂了一顿这个无辜的、平心而论还算和善的老头子好多少。下班以后，我在街上游荡。街上到处是鲜丽的瓜果和动人的少女，可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产生欲望，街上的欣欣向荣和繁华喧闹使人感到压抑。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不想去任何地方也不想见人。什么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感到麻木，像被银针扎中了某个|­茓­位周身麻痹，别人撞了我，我也不以为然。我相信这世界中有我一个位置，就像我过去相信有一个人在等着我，可我不知道怎么走才能到达，也许已经错过了。

从骨子里我是个严肃的人传统的人，可事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严肃地对待。我自己选中的我自己感到失望。我尽了最大努力一切都是零。别人都认为这是在爱，可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是在爱。看着一切都吻合，想想从第一天起裂痕就存在。

可能又是误会，也许永远没个完。

总觉着自己欠什么，心里明白也从未得到过，怀疑中使大家都受到了伤害。我在街上一直逛到深夜，人群散尽，车也蛰伏，只留下一路路的霓虹灯。我回到院里，院里一片漆黑，杜梅大概也睡了，房里熄了灯。我轻轻掏钥匙开门，门被反锁上了。我敲门，里边没动静。我越敲越响，里边就是没反应。后来我开始用脚踢门，凶猛粗野地踢门。邻居都惊动了，有房门泻出灯光，开门控了一下头，嘟哝哝地又掩上了门。

“你不开门，我就把门踢烂。”

我运足气一脚踢出去，踢了个空，一大步跨进屋里，险些在地上来个大劈叉。黑暗中我听到她跑上床钻进被窝的响声和低低的笑声。我开了灯，她躺在被窝里安详地望着我，用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谁让你回来这么晚的？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她开口跟我说话了。我看着她，脚和胯间隐隐地疼。“你看我­干­吗？”她挑衅地抬起脸，“你不是有本事不理我么？一辈子别理我呀。”我向她迈了一步。她马上说：“你要再敢动我一下，我就把全院的人都喊起来。”“我不动你，我动你­干­嘛？”我在沙发上坐下。“你也别闹了，我也闹够了。你起来，咱们谈谈。”

“不谈，有什么好谈的？”她裹着被子转身朝里。

“你不谈，那就我说。总这么闹下去，也没意思。我想了，责任也不全在你，当初我们结婚就有些草率……”

她倏地翻过身来，被子也松开了：“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泰然道，“我觉得我们­性­格太不合，这不是说你，我­性­格也不好。再这么凑和下去也过不好，不如分开……”“噢，”她盘腿坐在床上，盯着我：“你想跟我离婚？”

“我的意思是先分开……”

“别吞吞吐吐的！”“对。是想离婚。”我的态度也坚决起来，“老这么下去对谁都不好，你也怪受罪的。房子家具我都不要，一切都归你。”

“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不是，随你怎么想吧。”

“你想让我同意？”“嗯，好说好散，咱们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

“不，我不同意。”她掀被赤脚下地，趿着拖鞋似要去­干­什么，又不知­干­什么，愣在书柜旁。“你不同意也没用，我不是来征得你同意而是亲自通知你。”“啪”她把书柜摆的一对小瓷人摔到地上打碎了，接着一路扫过去，把上面的所有她心爱的小摆设：唐三彩马、小鸭标本、瓷卧猪、永动不锈钢分子式以及镜子、小钟表、我的丁烷气筒、茶叶、润喉糖罐还有那支花瓶统统归到地上，挥得乱七八糟，怒冲冲地回过头盯着我：

“离婚，离吧，不过了。”

她又开始从书柜里抽出书一本本撕。

“都砸了，都撕了，反正也不过了。”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了。”我提醒了她一句。“你现在是在破坏你自己的东西。”“我都不要了！”她怒目圆睁冲我嚷。

“那你随便吧。”我绕开地上乱七八糟的弃物，往门口走，顺路一脚踢开了挡道的茶几。“改天咱们再谈，等你冷静一点。”“你别走！”她在后面喊。

一瓶“果珍”从后面飞过来砸在门上，“啪”地粉碎，溅起一阵呛人的桔粉烟雾。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转身吼：“你要­干­什么？”

她笑，手拿一只打火机“啪啪”地打着火苗：“你要走，我就把这家点喽。”“你吓唬谁呢？敢点你就点。”

她二话没说，坐到床上，掀起床单一角就用打火机引燃。

我冲过去把她推倒在床上，用手扑火。她咯咯笑着又用打火机点枕巾。我一把将她揪起来，从她手里夺打火机：“你疯了！”

她反手环腰将我紧紧抱住：“你要走我就去死。”

我用力播她的手指：“你何必呢？又不是谁离了谁不能活。”“我离了你就不能活。”她忍痛不松手，更紧地抱着我。

我早就知道女人身上蕴藏着惊人的力量，这次更有体会了。她像一条钢丝缆绳紧紧缠在我腰间，两条手臂几乎勒进我­肉­里。“你把我腰都勒断了。”

“那你还走不走？”“好，好，我今晚不走，你放开我吧。”

我揉着被勒疼的皮­肉­，蹒跚地走到一边，满怀急愤地冲她喊：“你这是­干­什么嘛？寻死觅活地给谁看？哎哟，我腰扭了。”

“我看看。”“去，一边去！”我厌恶地躲开她。“你到底要­干­嘛？”

“不­干­嘛，”她平静地说，“不让你走。”

“你就是把我扣留下来又有什么意思？”我在沙发上坐下，牢­骚­满腹地抱怨：“我有什么好的？又没钱又没本事，长得也一般，­性­情古怪还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你跟我离了再找个好的不行么？”“不行。”她说。“我就看上你了，赖上你了，你毛病再多我也不嫌，别人再好我也看不上。”

“蠢么！愚蠢！”“就是蠢，就是愚昧——因为我爱你。”

“哦——”我全身像被捆了筋似地一瘫，爱在这儿居然变成了一种赤­祼­­祼­的要挟。“我爱你，所以不放你走。”

“你爱我，可你没问问我是不是爱你？”

“我不管你是不是爱我，反正我爱你。”

这叫什么逻辑呀！“我用拳击额，转念一想，问她：”你说你爱我，你了解我么？“

“了解。”“了解什么？我都不了解自己。从一开始你就是盲目的。”

犹如被人一棍打昏，只有醒过来，呆上一会儿，才反应的过来发生什么事，才感到头疼欲裂，才知道伤势有多严重。

杜梅渭然泪下，边哭边说：“从一开始我也不是盲目的，就是真心爱上你，觉得你好，你对我好。谁说我不了解你？就了解你，你那会也是真心爱我的，别到这会儿又不承认。”

“好啦好啦，别动不动就哭鼻子，又不是三岁小孩。就算我那会儿爱过你，就冲你对我这样，我还爱的起来么？”

“我对你哪样了？就算我有时爱跟你吵，那也是人家……那人家还不是最后每回都跟你承认错误了？我也没说我对呀。”她这么一句倒把我怄笑了，没词可说，指指地上：“你瞧你砸这一地东西，这家还像个家么？”

“我砸的我拣，我扫，我再去买。”

看着她穿着单薄的内衣站在那儿抽抽噎噎地哭，我也不忍。“行啦，别哭了。”她越发委屈地哭得伤心。

“行了，别再哭了！”我提高嗓音喝道：“不许再哭了！”

她的哭声小了，没了，仍在流泪，因为竭力忍也忍不住，虽无声脸仍是一副哭相。“拿簸箕来，把地上收拾了吧。”我弯腰拣起两半摔断的马身，又拣起一本撕坏的书。

她吸溜着鼻子拿了簸箕和笤帚哗哗地扫一地碎屑。

我拾起摔碎了玻璃蒙子的小钟，放到耳边听了听：“还在走呢。”杜梅拎着笤帚鼻子嚷嚷地说：“明天我拿出去换块表蒙子。”“再别闹了咱们。”杜梅偎在我怀里低声说，“再这么闹下去，我真害怕。”“以后我一定对你发好的，决不再惹你不高兴。”第二天早晨起床，她又说。星期天一早她就出去了，我醒来后一个人躺在床上，窗外秋日和照的阳光，­射­在我脸上，有一股暖意，令我想人非非。我想到我的未来，我希望自己能­操­纵命运。

走廊传来­鸡­的咯咯叫声，接着是一片惊呼和杂沓奔跑的脚步声。我从窗户看到一群邻居的孩子在捉一只血淋琳的­鸡­。然后杜梅出现在视野，她拿着一把雪亮的菜刀，在草丛中东扑西扑，跟着孩子们转着一棵树仰脖张望，又一窝蜂地跑进树丛深处消逝了身影。片刻，她头上粘着树叶草屑从树丛里出来，仍拎着那把一尘不染的菜刀，表情失望。

原来是她雄心勃勃地想杀一只­鸡­，可还是给那只负了重务的­鸡­跑了。跑了就跑了，它中了我们吃别的­肉­。“我安慰地。

她还是很扫兴，嘟嘟哝哝怨自己笨：“那刀没割到地方，手软了，应该一刀先把头切下来。”

她拿瓶很贵的“郎酒”，说这是她给我买的。“你不是爱喝酒么？喝就喝好酒。”其实我并不喜欢酱香型的酒，包括“茅台”，那种过于浓郁的香气令我恶心，尤其不堪回味。可我没说什么，拿起那瓶酒端详着表示欣赏。我提议我们到外边去吃上一顿，她十分欣喜。从结婚后我们就很少去外面吃饭，也许这是现在我们的关系显得不那么浪漫的原因之一。我们打开报纸看街上现在正在演什么电影，准备饭前去看一两部受到吹嘘的片子。

我们都想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一些情调。我甚至陪她去听音乐会，我们像多数人一样盲目地认为西洋音乐是高雅的东西。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仅能接受柔和一些的小的琴和钢琴。那天很不幸。整场音乐会都是歌剧选段。

尽管如此，我们听得很认真。当女高音不无炫耀地在她的高音区萦回不止时，我发现杜梅闭上了眼睛。初还以为她不堪忍受，继而发现她深深受了感动，睁眼时眼眶中充满泪水。我相信这并非是受到了歌唱的感染，她对意大利文和我一样一窍不通，一定是剧情使她悲悯，那是《蝴蝶夫人》中的人一段咏叹调。如此一想，我也觉得那段旋律扣人心弦。

接下来不管台上走马灯似地轮换等台的男女胖子们唱什么，我们都沉溺在同一种情绪中不能自拔，哪怕是在唱《费加罗的婚礼》这样的轻歌剧。

实际上我们已不在听了，仅仅是在一种宜人的气氛中遐想，犹如躺在波涛上，眼前华丽景象可以使我们貌似受到吸引借以摆脱无端忧郁的困窘。

在看一部通俗得只能说是胡编乱造的故事片时，杜梅索­性­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当时女主人公的厄运刚露萌芽，同看电影准备了手帕的女人们还都镇定自若，她便抢先一步哭了。当女主人公苦尽甜来，安享富贵，全电影院哭成一片的女人们都被涕而笑时，她仍是哭泣不已。

散场时，她是那群红眼兔子中眼睛最红的一个。

我知道是什么使她这么易动感情，但我无法安慰她。我已经尽力做到善待她。那夜之后，我们从未再吵过一次嘴，相敬如宾，每到谈话出现争执的苗头，必有一方停下来，不再说话，或是­干­脆附和对方。我们同出同入，夫唱­妇­随，惹人羡慕。若不是我坚决、近乎粗鲁地拒绝，居委会险些把我荐上去竞选全市“好丈夫十佳。”

杜梅决是对我微笑，直到我对她报以同样的一笑，才放心地继续去­干­别的。即便是在Zuo爱过程中，她也不忘准时对我投来一笑。我们去潘佑军家玩过几次，他那个汉­奸­妻子做作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总是当着我们面表示她和潘佑军多么如胶似漆，无论是那么窄小的一张椅子，她也要和潘佑军挤着坐——

那是在她家呀！无论是多么小的一块食物，譬如半个苹果，也要你一口我一口像鸟一样地互相喂。我毫不夸张地说，她称呼潘佑军就像宋美龄称呼蒋先生一样叫：“大令。”

到她家里只给喝速溶咖啡和酸葡萄酒这些我都不说了。她喝酒时能把冰块嚼得嘎巴嘎巴响就可以知道她的牙齿是从小吃什么锻炼得这么结实。

我特别不能容忍的就是她说话居然有口音，。一个货真价实的本地丫头，中国话词汇单一得只会说：“很有趣儿。”

杜梅就很欣赏她。当然她还没俗气到喜欢白兰地和毕加索。她只羡慕她能如此外露地表现爱情。当我批评她装腔作势和娇柔造作时，她便为她辩护：“女人就是这样，爱一个人就真爱。只有男人才会觉得这过分。”

“这不叫爱，这叫演戏，演给别人看。”我反驳她。

“总要有所表示，否则怎么才能让人知道？”在这点上，她一向执拗。“不说，不做，我怎么知道你爱我？”

“可即便是说了，帮了，也未必就证明了谁爱谁。这一套花花公子和浪荡娘们儿最拿手。”

“我宁肯被一个人甜言蜜语哄骗一时，也不愿一个人沉默一辈子哪怕他心里爱得最深。”

有时她也学潘佑军的老婆，怯生生地走过来坐在我腿上，我也不撵她也不说话，坐了一会儿，她便没趣儿地自己走开了。她夜里常做恶梦，我经常被她的搐动和呻吟弄醒，拼命摇她，她才从恶梦中惊恐万状地醒来。

她很爱给我讲她都做些什么令她恐惧的梦。都是些荒诞不经、超现实的梦，很多是发生在欧洲。我有印象的其中之一，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她在捷克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反抗谁不知道，反正是些穿呢子大衣拿自动枪的男人。起义失败后，她在城里受到追捕，几次中弹都没死，从尸堆里爬出来，然后找到了残存的队伍和撤退的德军一起撤往德国。在翻越阿尔卑期山时累得­精­疲力尽，队伍里有很多她们医院的人，包括贾玲。好容易撤到了德国边界，边界那边的法国已经全都解放了，斯塔隆领着一帮弟兄在巡逻，而且一眼发现了她，机枪就扫了过来。她一边气喘吁吁地又往山上跑，一边想：不行，我得叛变了。但是贾玲她们还是一副坚持到底的大无畏样子。后来醒了，回到中国。

还有一个梦是一群皮夹克党在城里杀人放火，无法无天。她在街上简直是失魂落魄，拼命想跑回有人站岗的院内，可院门都关了，她只好找地方爬墙。终于进了院，又发现院内气氛很­阴­森，院长、政委嘀嘀咕咕，她一下就明白他们想里应外合。于是想到家里安全，就想回家，可在黑洞洞的走廊总也找不着自己的家，推开一扇门不是，推开一扇门不是，里面全是正在密谋的武装匪徒。她忽然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家在窗外另一所房子里。她跳窗奔向另一处房子。一进门，发现进了匪徒总部，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枪打得她睁不开眼……无数人压在她身上，压得她透不过气。

我从来没在她的梦中出现过。

有一次，她在极端恐惧中，曾在梦中找过我，到处找找不着。所有人都不告诉她我在哪儿。街上有几个人很像我，她认错了人，那些男人拉住她就要非礼。非要如此这番后才告诉她我在哪儿。她答应了其中某些人，可那些人事后还是不告诉她我在哪儿。她的血流在床上，连被子都给搞脏了一块。她一声不响地拆被子撤床单，泡在冷水中，用手攥着一点点搓洗，直到全部洗净。她疼起来的时候，脸­色­苍白，佝偻着腰，咬紧牙关闭着眼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挺不过这场磨难了。

这时我就静静地坐在一边注视着她，整日不发出一点声息。我每天晚上都喝酒，不管什么酒，只要够度数就行。她先是陪我喝几口，怕我喝多了，就把剩下的自己喝了。后来她自己也喝。经常是我们俩人很随意地就喝光了一瓶白酒。然后眼睛通红地互相凝视，醉醺醺地上床，不到八点就昏昏沉沉地睡了。就像童话中两个贪心人挖地下的财宝，结果挖出一个人的骸骨，虽然迅速埋上了，甚至在上面种了树，载了花，但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地知道底下埋的是什么。看见树，看见花，想的却是地下的那具骸骨。“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我的？”半夜，她忽然问。

我没说话。“是那次我轰你的朋友？”她自顾自地说，“还是那次我骂你没本事挣钱不如我多之后？”

“行啦，你睡觉吧，瞎想什么？”

“还是更早，那次我夜里跑出去当着好多人和你发脾气之后你不爱我了？你不会是从一开始就不爱我吧？”

“当然不是，我现在还爱你。”

“你别骗我了，我知道。”她平静地说，“我感觉得出来，你现在早就不爱我了。”“那我为什么现在还和你在一起？”

“那是你怕伤我，怕我出事，这说明你还是爱过我的。”

“……”“我不会总缠着你。”她隔了一会儿又说，“放心，我只要你再给我三年，把你最好的三年给我，三年之后我就让你走，跟你离婚。”“别胡说了。什么事都没有净瞎琢磨。”

“三年，就三年，有三年我就知足了。”她喃喃低语。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潘佑军离婚了。

那天，我和杜梅从我父母家做客出来，顺道去看看他们，杜梅借佑军妻子的一本美容书还要还她。

到了他们楼门口，就看见路边停了辆卡车，有几个男人从楼里抬出家具、电器往车上搬。

上了楼，才发现那些家具是从他们家搬出来的。潘佑军和他老婆都在，潘佑军还叮嘱工人：“别动冰箱，冰箱是我的。”

看见我们，他迎了上来。我问他是不是要搬家。他说“哪儿呵，离了，我们离婚了。”

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先还不信。他说真是离了。还扭头叫他老婆证实“是不是离了？”

那女人回头看见我们，证明道：“是离了。”还朝杜梅一笑。虽然我对这女人有看法，但还是感到突然。

“怎么说离就离了？”“可不说离就离了。我们不像那些俗人，还得打几年。”潘佑军无所谓地说，“你不是也挺瞧不惯她？我更瞧不惯她。”接着又补充一句：“她早在外边有人。”

这时，那女人走过来问潘佑军：“我那大瓶法国香水呢？”

“不知道，”潘佑军摇头，“没看见。”

“卑鄙！”那女人横潘佑军一眼，扭身走开。

潘佑军笑着对我说：“偷了她好几件东西，回头她还有不见的玩艺儿呢。”那女人和杜梅说话，给她写了她的电话和新住址、让杜梅以后找她玩去。那本美容书就送杜梅了。

潘佑军对我说：“以后你也来找我玩吧，这儿清静了。结婚没劲，现在我逮谁跟谁说。幸亏当时没要小孩，现在看来这点还是比较英明的。”他又跟我开玩笑：“你也离了得了，回头再劝肖超英也离了，咱们几个光棍住在一起多乐儿。”

看到杜梅转过身来，他又改了口气，诚恳地说：“别听我的，能不离还是不离，能凑和就凑和。你可不知道离回婚多伤身子骨，虽然咱们都是想得开的人。”

回到家，我一直没说话，杜梅也懒懒的不开腔。看得出来，她受惊的程度比我严重。

第二天，我正站在窗前边抽烟边看着外面几个小女孩在扔沙包玩。她在一旁开口道：

“特羡慕吧？”我看她一眼，没理她。

“特羡慕人家说离就能离了，是不是觉得我特赖，没潘佑军老婆那么好说话？”“你知道个屁。潘佑军老婆早在外头有人了。”

“你是不是也就差在外边有人了？”

“你是不是又想跟我吵呵？别没事找事。”

“有话别不敢直说，蹩在心里再蹩坏了。瞧人潘佑军，多男子汉，敢做敢当。”“没­精­神跟你吵架。”我离开窗口，坐到沙发上。

她又跟了过来：“瞅着我烦是么？连吵架都不爱跟我吵了。留着­精­神跟别人使去。”“你存心找荐儿怎么着？潘佑军俩口子离婚你冲我撒什么气呀？”“你们都是一路货，都不是好东西！”杜梅愤然道，“早看穿了，全是假的，没一样是真的。”

“你才知道呵。”我冷笑。

“对，才知道，晚么？”她往我对面一坐，疾言厉­色­：“说吧你打算什么时候和我离婚？”

“你真想离？”“真想。”“可我没想跟你离。”我把头一扭。

“那你就对我好点！”她挺胸发怒道，“别一天到晚不­阴­不阳，死人似的，做这副委屈样给谁看？”

“你叫什么叫？你撒什么野？你还想把家再砸一遍么？”

“那也没什么难的。”她眼圈红红地指着我，“告你小子，别惹我。我为你哭的次数太多了，我这一辈子都没这么哭过——就为了你！”“你真有本事，快赶上三岁小孩了。你这副样子太不可爱了，照照镜子去，你看你都成什么了。”

“别气我，别气我，你听见了没有？”她嘴­唇­哆嗦，脸颊的肌­肉­也哆嚎，忽然弯腰使劲冲我没头没脑地狂叫一声：“你别气我！”“你折磨我，故意折磨我，对我进行­精­神摧残！”

“霸道，你就是这么霸道！你所做一切都是强加于人，而我不吃这一套！”那天夜里我们翻江倒海地吵了一夜，激烈地互相指责。把所有陈芝麻烂谷子都抖落了出来，连平时开玩笑的话也说出来用以攻击对方，唯恐话语不恶毒，不能刺伤对方。“我只爱过你一个人，可我发现，我爱错了！”

“是只我一个人么？不止把？吴林栋也得算一个吧，不提那些我也知道。”“你在认识我之前十足就是个流氓！”

“鱼找鱼，虾找虾，你也不­干­净。”

“你当年到广州倒过东西，到他妈公安局检举你去。

“你还在背后讲过国家领导人的笑话，告你们政治处就能定你个反革命。”“你什么东西？臭流氓一个！”

“你什么东西？小贱人……我要骂你就太难听了。”

吵到最后，我们什么都骂出来了，就像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互相太熟悉了，因而我们刺向对方的刀刃格外锋利，弹无虚发，沉重打击了对方。

杜梅用蔑视的眼光看着我。

我感到体无完肤。那天夜里最终的结果是：分居。我在长沙发上布置了一人铺位——我看也不要看她一眼！

我有一种深刻和失败感，我的荣誉，我的自尊荡然无存，就像一个被奴隶造反推下王位的小国寡君。

如果我压根对她没感情像一个囚犯对他的看守那倒也­干­脆。事实却不是这样，毋宁说我的感觉更像一个经营不善面临破产的企业老板，一想到真要和她分手，我就难过，就心酸。“你这就叫懦弱，玩物丧志。”潘佑军对我说。“女人就像眼镜，度数不合适，继续戴着只会损坏视力——哪怕是金丝眼镜！”我现在经常和潘佑军在一起，成天泡在他家。我对他絮叨我的感情，这感情就像一封地址不详的信，屡投屡误，无论是挂号还是专递，最后总是又退回发信人的手中。

“砸手里了吧？”潘佑军抽着烟，对我高谈阔论，“说你像个诚实的寄信人不如说你更像个专门制造伪劣产品的乡镇企业家。用户不买你的账，说明你的产品质次价高。另外包装怎么样？广告做得如问？噢，闭着眼睛挨你坑呵？用户就是上帝你懂不懂？”“我……”我刚要分辩，他打断了我。

“得得得，你甭对我宣传，我也不买你的东西。我了解你老兄，你也就属于那种一次­性­商品，咱们都属于，可人家女的想买的是耐用消费品，所以矛盾就产生了。你瞧大凡人家有扔筷子扔碗的，没有扔彩电冰箱的就是这道理。”

“你别跟我胡扯了，我这跟你说正经的呢。”

“可不就是胡扯么？光棍在一起还不就是胡扯？”

“谁光棍？我还没离呢。”

“你呀，跟我两个月前一样，就是个怀有二心的丫环，一方面怨活儿累，一方面又贪恋这家给的钱多吃得好。只有两条路，要么老老实实给人家­干­，要么去他妈的。这老婆我还有一比——记住，将来你要写小说，版权是我的——好比手里这烟。这烟对身体有害是谁都知道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抽？皆因一口成瘾。除非你真有毅力，除非你得了肺癌。说戒也就戒了。”潘佑军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灭，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说：“改抽白面了。”

我笑，望着他：“叫你一说，什么事都成扯蛋了。”“仔细一想不就是这么回事！”他又坐下，活动着十指。“你瞧我，活得比谁差了？刚离婚时也挺难受，可是哥哥挺过来了。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我们就什么都有了。”

他信心十足地望着我：“离了，趁早离了。这样老婆也要不得了。还想检举你，这是品质问题呵！你要张不开嘴，我去替你跟她谈。不离不行，想赖没门，咱上边还有各级人民法院呢。”现在和潘佑军四处去玩。没事就到开公司在饭店里包房的朋友那儿坐着，人家谈生意，我们就和朋友手下的姑娘穷逗，到吃饭时间就跟着一起下楼去吃。

打电话，给全国全世界认识的人不管熟不熟都敲电话，胡扯，开玩笑，要不就骗人家说有发财的生意给他做，弄得好几个远在美国和香港的朋友都急匆匆坐飞机赶回了国——电话通了，开口第一句总是：“你猜我是谁？”

有时我们自己在饭店里敞开了玩，游泳、洗桑拿、打保龄球，甚至在外汇商店买进口巧克力和洋酒，都用朋友的卡签单。朋友被闹得直求我们：“你们饶了我吧。”

“不饶！”我们振振有词地说，“凭什么就你一人过得好呵？皇上还有三门穷亲戚呢。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干­嘛？”

“唉，”朋友叹口气，“有两个离了婚的朋友顶上一个小队的日本兵了。”尽管吃得昂贵，玩得豪华，可我不快乐。也闹也笑，可笑完就像被别人笑了一场。

我每天都回去很晚，每天回去杜梅都没睡。一个人开着所有的灯，坐着听收音机。收听的节目十分芜杂，有时是歌曲有时是京剧有时是新闻。

雪亮耀目的灯光下，她像一个魂儿轻飘飘地没有质感。

她什么也不说，我一回来她就立刻上床睡觉。我知道她畏惧黑夜，每天洗完脸洗完脚就等着屋里再有一个人，才敢上床睡觉。每当看到她这副样子，我心里就有某种坚硬的东西在融化，某种被压抑的东西在复苏。我想对她温柔一点，起码和气一点，可她对我那种不搭不理的态度，又使我望而却步，无从表达。我给过她一个笑脸，可她视而不见。

那天，我们在歌厅认识一两个打扮得很过分的年轻姑娘。她们似乎很为我和潘佑军的风采与口若悬河所吸引。我们坐在一桌喝酒，聊得很放肆。潘佑军公然挑逗她们，她们不以为然，反觉得很刺激。后来我们出门叫了一辆车，把她们带到了潘佑军家。我那个姑娘很温驯，又很会制造气氛，讨男人欢心，正是我想像中的那种令人心满意足的效果。

我甚至对她产生了一点怜借之情。

我不感到羞愧，只是一种沮丧，一份没­精­打采，连占了点小便宜的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无聊，像吃了很多又都吐光了之后那种空虚。第二天早晨，潘佑军和两个姑娘又是留电话又是留地址，约时间再来。我一个人趴在床上，脑子空空如也。后来，在上班的路上，我认为自己是够卑鄙的。

下班后我没再去找潘佑军，直接回家了。

门锁着，杜梅不在家。

我开了门进去，随便弄了点东西吃，坐下看电视。我很久没有真正在这个家呆上一会儿了。我边吃边打量这个家。看着看着发现有些异样，也说不上变化在什么地方，只是觉得和我熟悉的那个家不同了，陌生了。我放下盘子仔细瞅了半天，蓦地发现是那些小织物小绣垫没有了。所有家具、器皿都赤­祼­­祼­摆在原处。露出原有的质地、纹路、迭痕和污垢，旧了，粗糙了，狰狞了。这发现使我触目惊心。

“新闻联播”完了，杜梅仍未回来。我坐不住了，出门去院里溜达。天已经暗了，灯光球场开着灯，警卫排的战士在和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队打篮球，球场边围着很多人在看。

我走过去，在人群中发现贾玲。她扭脸看见我，便出了人群向我走来。“看见杜梅了么？”我问她。

“她一下班就出去了，会不会去她姨家了？”她的脸在暮­色­中带有几分忧伤。“哪儿和哪儿赛？”“你们怎么了？”她看着我。

“没事，挺好。”“何必闹成这样呢？原来不是挺好？多不容易呀，能凑到一起。”我心中一动，不禁感触，要是杜梅能像贾玲这么善解人意，哪怕脾­性­随和点，我又何至于……

我无言地看她一眼，低头走开。

她又回去看球。将近10点钟，杜梅回来了，大概她在外边看见屋里亮着灯，知道我在家，所以一进屋就是满脸凛然之­色­。

“回来了？”她没理我。“我觉得，我想了又想，咱们应该好好谈谈了。”

她拿了脸盆毛巾和牙具就出了门，把门“哐”地带上，到水房洗漱去了。我耐心地等她。片刻，她端了半盆凉水回来，放在地上，我拿起暖瓶，她一把夺过去，把半暖瓶热水倒进盆里，自己坐在床上，拘起裤腿，开始脱袜子。“你不想跟我谈谈么？”

两只丝袜一前一后扔到我旁边的沙发上。

“你不要认为我对现在这种样子无动于衷无所谓。”

她两只脚把水撩得哗哗响。

“这是­干­嘛呢？离又不离，谈又不离，谈又不谈，就打算这么耗到哪天耗一辈子么？”我蓦地立起，喉头一阵哽咽。

这时，她擦着腿慢悠悠地说话了：“噢，你着急了。你怎么不出去玩了？出去玩多开心呀？何必回来跟我着急？”

“你别用这种口气，我今天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她站起来，一步跨过洗脚盆：“这不是你惯用的口气？”

她端起脚盆往外走，我把她拦住。“你就不急？你觉得这样挺好，挺舒服？”

“我觉得这样挺好，谁也不管谁，爱­干­吗­干­吗，也用不着一天老吵架了。”她出门把水泼在走廊里。

“算了算了。”我站在原地对自己烦躁道，“离了算了，这样也没意思。哎，杜梅，我们还是离了吧。”

杜梅拎着盆进来，把盆“咣朗”一声扔进一摞盆里：“不离，你有本事就让法院判吧。”

你这是折磨谁呢？这么做你自己能得什么好处？“我跟着她的走动转身。”好玩。“她说，上床铺开被子拉到肩膀上躺下去。”就想看你难受。“她躺下后忽地又坐起，冲我大声说：”这回你甭想让我向你认错！“说完蒙头大睡。”喊——“我哭笑不得地走到沙发前脱衣：”不谈算了。“

第二天晚上，我正躺在长沙发上就着台灯看书，她下床主动走过来对我说：“我想谈。”

我连忙和下书，坐起来，眉开眼笑：“想谈好呵，坐吧。”

她坐到一边的单沙发上，垂着眼睛问我：“你说咱们的感情还能维持么？”“照目前这个样子，我觉得没必要维持。这些天，我也很痛苦……”我伸手拿了一支烟，看到她诧异的目的，不由尴尬。“呵，我说的是这也是我所不希望看到的。”

她拽过我被子上的毯子盖住自己。“怎么搞到这一步的？”我问她。

她摇头：“不知道。”“当初我和你结婚的时候，我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后就会变成今天这种样子，当初我以为是个……幸福美满的结局。”说到这里，我动了点感情，眼睛也湿润了。

杜梅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向我投来忧郁的一眼。

“我也是。”我接着往下说：“为什么我们总是争吵？为一点小事就吵？和那些平等关系的人我们都不这样，都比较客气，善于容忍。偏偏我们反而互不容忍。”

“不知道，不知是怎么回事，别人说什么哪怕冷嘲热讽我都不生气，就对你，我不能容忍你对我一点不好。”

“可在一开始，你什么都能忍。”

“那不一样，那不同。不单是我，你在那时对我也不像现在这样。那会儿你……那会儿你很温柔。”

“我一直就是这样，并没有这会儿和那会儿的区别。我以为你那会儿很欣赏我这点。”

“你的意思又是说责任在我了？”她怒气冲冲地反问。

“不是，我是说我们都有责任。”

“谁的责任更大一点呢？哪会儿你对我什么样？现在你连多看我一眼都不愿意，我想和你亲热点，可你毫无反应。”

“我不愿意结婚后两个人还老是那么酸溜溜的。我有我的感情表达方式。你非逼我那么做我别扭。我有自己的好恶，我有权利按我自己的意愿处事为人，你不能强迫我，这也不代表我一定对你怀有反感。”“可你过去不这样。”她坚持道，“我们刚好的时候，你每天都亲我、抱我，就愿意一天到晚和我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干­，光呆着。那时候你说想我爱我一点都不难为情，张嘴就来，为什么你现在就觉得这一套酸了？”

“根本没有‘那时候’！这一切都是你的幻想！”我尖酸刻薄地指出，“你对现实失望，就躲入过去，没有一个过去，你就制造一个过去，在梦呓中把过去想像得无比辉煌，无比灿烂，一方面降以自蔚，一方面借此指责我——自欺欺人！”

“你连事实都不承认？”

“好啦好啦，不争了，再急我们就又吵起来了，就算过去有……”“不是就算，而是就是有！”

“就算有，难道你现在还想让我像过去那样：每天对你表忠心，痛哭流涕地跪在你面前，一天八百遍对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没有你我就不能活——你烦不烦呀？”

“我也没有非说要把这搞成仪式，形成制度。事实是你现在根本不爱我了，不是形，是从心里讨厌我。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哪点对不起你了？”

“这不是事实。”“就是事实，别以为别人都是傻瓜，看不出来，我对你还不够好？伺候你你伺候你喝，每天把一切都给你弄得好好的，家里的大小事不都是我在忙，用你­操­过一点心么？瞧你都胖了，还不满足？你满世界打听打听去，上哪儿找我这么贤慧又能­干­的老婆？急不得人家说男人全是人家好——你找个潘佑军那样的老婆试试，就你这样的一天和她也过不下去。”“我没有否定你的丰功伟绩，我承担你做了很多事情。话又说回来了，这不是都是你该­干­的？你是主­妇­呵，在这个位置上你要不­干­，每天好吃懒做，走东家串西家，横草不拿竖草不拈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你不能把应该做的算成恩德，你得算丑表功吧？”“我不是想给自己评功摆好。我做这些事是应该，我为你做我也愿意，再苦再累也心甘。人家图什么？不就图你念个好儿，别做了跟没看见一样。可是你呢？倒成冤家了——我寒心！”我倒一下给她说愣了，没词了，一肚子要和她好好理论一番的想法都被风扬了。我只是说：“这是你的逻辑，典型你的逻辑……”“甭管谁逻辑，对不对呀？你不是说说：服从真理。我今天也不是要跟人算账的，目的还是想把这个家维持下去。从你刚才说的话来看，你还是爱我的，对我有感情的，我没说错吧？”“是，当然有感情，这么长时间了。可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想了一下，尽管这个话很难说，但我还是决定开诚布公，不要最后又糊涂了事。“我看没什么复杂的。”杜梅又说，“只要感情还在，我们双方又都能从今天起从头做起，重新做起，就不会再出现今天这种情况。”杜梅又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总说‘双方’、‘双方’，好像是在谈判，其实我们是一家人。”

“你还爱我对么？你还爱我对么？”她反复盯着我问。

我发觉当我面对她时我缺乏应有的勇气和坦诚。忽然，我的思路顺了。“这与感情无关，这是两回事，虽然我还爱你但我照样无法忍受。你别打断我听我说完！我承认你对我生活上照顾得很好。给我吃给我跑，婚后比婚前生活水平提高很多，这我不抱怨，瞧，我都胖了。但，我说了你别生气呵，但我不是一个衣食无忧就完事大吉的人。和你在一起，老实说，我­精­神上感到压抑。”我停下不说了，喝水。

她说：“可是我并没有从­精­神上管制你，我还是想方设法想创造一个愉快的环境的，没事我们不也常去看电影，听音乐会？”“这是两回事。”“怎么是两回事？我觉得是一回事。你觉得我在思想上不关心你？”“不是！”我直接大声道，“我觉得你在思想上太关心我了！都快把我关心疯了！一天到晚就怕我不爱你，盯贼似地盯着我思想上的一举一动。稍有情绪变化，就疑虑重重，捕风捉影，旁敲侧击，公然发难，穷原间委，醍醐灌顶，寸草不生，一网打尽。杜小姐，你不是对我不好，你是对我太好了！你对我好得简直人粉身碎骨无以回报，而你又不是一个不要求回报的人！”“我没听明白，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夸你呢！说你好！你对我情重如山而我使尽浑身解数也只能是高山仰止。你对我的‘好’给我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不客气地讲，你用你的‘爱’就象人们用道德杀寡­妇­一样奴役了我！我那么在乎每天下班回来能捏着小酒盅啃猪蹄子你坐在旁边含情脉脉地指着我？我那么在乎冬穿皮夏穿纱那么在乎被窝里有个热身子？向往的是想心所想，为心所为，不赔不嫌，平安周到。”“我明白了，你是怨我没有给你乱搞的自由。”

“我­操­……好，好，你要非往这庸俗下流去想我也没办法。唉——有时候真是还不如和没心肝的人混在一起来得痛快。”

“我觉得人有点变态。对我好还不行？非得对你恶狠狠的一天打着骂着你才舒坦？”

“两回事，不说了。”“我看你也没什么可说的，不通嘛。”

“好吧，还是用你可以理解的词句说吧，我不爱你了，我不愿意这么过下去了。”“……”“你别激动。”“我不激动，我没事，眼泪早哭­干­了。我不相信你的话，你说的不是真心话。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我说的是真心话。”“不是。”“是！你现在这样已经不能激起我真挚的感情了。”

“可你当时选择了我，不能才过了几天就变卦。”

“我当然可以变，因为人，你我都在变。”

“你认为你当初选中了我就是错的？”

“当初选你是对的，现在不选你也是对的。我没卖给你。你不能像……你是什么呀？信仰、国籍、姓名？你给我说一个不能变的东西？­性­别都不是一成不变了。”

“我们的结合是有婚姻做保证的。”

“婚姻可以解除，协议可以撕毁，承诺可以推翻。我不喜欢不中意了，一切纸上的东西都是一纸空文。”

“就是说，你下决心了，不计后果了？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无可挽回了？”“我觉得，我确实觉得，我们目前还是分开的好。我们不合适，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从根本儿上，我们是两种人，继续绑在一起，分歧不但不会缓和，矛盾还会愈演愈烈，最终才是真正的无可挽回。也许分开后，我们冷静了，有了更多的比较和思考，没准将来还会走到一起，起码会成好朋友，人生知己。人生不过百年，最后仍要分手，永世不见，我们不过是提前了5分钟而已。这一生能认识你，我也很幸运，我会到死都想着你的。使我一生中的一段时间有过快乐。能被你这样优秀的姑娘爱过我觉得没白活，很好。希望你对我印象也别太坏，权当是不小心被蛇咬了一口……”

说着说着我的语气就开始变得无耻，我完全没料到就象今天晚上我开始谈时根本没想要和她离婚。

“反正狗不咬你这条腿也白长在你身上，百年之后仍要变成一根本白骨。创伤都在­肉­上，而­肉­总要烂的，与其活生生腐烂，不如喂狗。再去找一个嘛。你瞧人家潘佑军两口了，离就离了，没什么痛苦，现在都有新人了。感情是不变的，对象可以替代，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此路淤塞，改选而行，反正我总是要向东流。”

杜梅含泪道：“有人可以不爱谁了，或人家不爱她了，再去爱一个，我不行。”“你可以的，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吴……”我犹豫了一下，吞回了下半句话。“我没爱过他！”杜梅尖厉地说。“我跟人睡过觉也不代表我就爱他——我只爱你！”

“你太执著了，这样对你不好。”我对杜梅说，“我们都一样，总是把最新一这一个当作最爱的这一个。

“不是这么回事。”“不争这个问题，睡觉，已经不早了，抓紧时间还能睡两个小时。”我在长沙发上躺下，对杜梅开了句玩笑：“再见吧，来世再见。”她的眼泪刷地下来了。

她坐在那只沙发上动也不动，呆呆地不知在想什么，我再三劝她去睡，她就是不肯，只是说，“你睡吧，我再坐会儿。”

她想一会儿，眼角就沁出泪花，于是用手背抹去，又想。

她对我说：“说一千道一万，理由只有一条：你玩够我了。”

我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了，也没听清，嗯嗯地点头。

那盏台灯很刺眼，我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

她又在那边说话，似在感叹。我听到长长的叹气声，我很快睡着了。我再次醒来，天已经蒙蒙亮了，房间里有些朦胧的光线，台灯仍旧开着，台灯猩黄夺目。

杜梅俯脸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眼神中带着一种深究的意味。“你­干­嘛？”看到我睁眼开口，她后退了一步，这时我看到她手里拿着那把锋利的菜刀。“你­干­嘛！”我顿时全醒了，挣身欲起，这时才发现我的手脚都被她用晾衣绳捆住了。我奋力挣扎，她上前一把按住我，将菜刀横在我脖子上。我大怒，高叫：“你放开我，放开我！我看你敢杀我！”

我的下巴碰到了冰凉锋利的菜刀刀刃，声音顿时低下来，转而威胁她：“你要考虑一下法律的后果。”

她平静地说：“不考虑。”

“你要­干­嘛？”我软下来，“有什么话好好说么。”

“不­干­嘛，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还爱不爱我，听你说句真话。”“可是我在屠刀下是不回答回题的。”我趁她一松，再次奋起，再次被她刀架着脖子躺下去。

“你还挺坚强。”她莞尔一笑。

“那是。”我甚至有点自鸣得意，待发现自己的处境，又火冒三丈：“你等着。”“你看不看我？”“别演戏，说真的，你一生都在撒谎，死到临头就说句真话。”“不爱不爱——不爱！”“你爱过我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这时，一道晨曦从窗帘缝中­射­进来，像舞台上的一束追光打在她脸上，她的脸被照亮了。我魂飞魄散，那是一张陌生的脸，用冷酷生硬的线条和痉挛的肌­肉­构成的脸。

“说你看我。”她命令道。

“我被割破了。”“说你爱我！”惨忍和疯狂在她大睁的双眼中像水底礁石露出，赫然醒目。“我爱你。”我被刀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声音喑哑。

有人“咚咚”敲门。“救……”我的喉咙咕噜响了一下。

“你要叫，咱们就死在一起。”

她把刀背在身后去开门，露出一道缝问：“什么事？”

一个女人急切地说：“陈医生叫你马上去，八床昏迷了，问你昨天怎么给的药。”“糟了，我忘了给药。”

“你马上去吧，陈医生都火了。”

“好好，我马上去。”杜梅放下刀，六神无主地在屋里团团转换鞋换衣服，一阵风似地冲出去跟等在门外的那个白衣白帽的护士跑了，临出门把门锁“哐”地一声重重带上。

两双高跟鞋的“嗒嗒”奔跑声在走廊里消逝了。走廊里有人开门，走路。“救……”我喊了半句，感到羞愧，闭嘴不再出声。

我扭着身子，十指抓挠想解开腕上的绳扣，她捆得很紧，系了死结，我手指都酸了也无法解开。

我一滚，摔到地上，坐起来，看着脚腕子上的绳子，想用牙去咬，可无论怎么弯腰佝首也够不着，我真恨自己平时缺乏锻炼。屋里已经很亮了，我用ρi股蹭地像划船一样一点点挪到床边，挺腰站起来，一头载在松软的床上。

这短短的几步路已使我累得气喘吁吁，我闻到床被中杜梅身上的气息，这时，我感到屈辱。

阳光中趴在散乱的被中默默流泪，手脚和脖颈上的疼痛像虫牙啮咬着我的内心。一阵阵汹涌袭来的巨大悲哀吞没了我。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

一种悲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阵阵紧缩。我冷眼瞬睨厄运，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我感到坚定，情感凝固犹如重创之后的厚厚血闸，我将悍然拒绝——对一切！上午十点，我一头撞破了窗户上的玻璃，满面鲜血，像人们狩猎归来缴获的兽头悬挂在墙上。

正在外面园子里玩的几个小孩，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我始终神智清醒，看着人们惊慌地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往急救室，路上费力地解开我手脚上的绳子。打麻药缝针时，我仍清醒得像块­干­净的玻璃，第一个微小的疼痛，针扎进皮肤，线在­肉­里穿行，甚至人们抬我时攥着胳膊的一只手稍稍用了点力，我都感觉到了。

我躺在病房里，每一秒时光的流逝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我伤得不轻，右耳被落下来的玻璃削掉了一块，双颊各有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加上脖子上的一处割伤，缝了70多针。我想我有权利对别人粗暴一些了。

隔着两栋楼，一个花园，无数堵墙壁，我就对杜梅闻讯后向这里奔的神态看得一消二楚。她不住地流泪，不停地对贾玲辩解中我没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吓唬践唬他，让他说实话。他老爱开玩笑，人以为他这次还是开玩笑。我一直在等着他对我一笑，说没事了，跟你逗着玩呢。我一直在等着……“她进了病房，眼睛哭得红肿，躲躲闪闪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她擦­干­泪，上前看我。我脸上伤口疼，不能大声说话，就用手推她，用脚踹她，她忍疼坚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她亲自端碗喂我吃东西。

我吃一口，对她说一句：“滚，你滚！”

“我和你离婚。”她低着头站在床前小声对我说，“你一出院我们就离婚。”贾玲找我说了很多，希望我原谅杜梅。她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后。我对她说：“你也滚。”

烧退了，还没拆线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的全部衣物，家里的全都现款和存折也都在里面。我拎着箱于就走，对迎面而来和我打招呼的医护人员一概置之不理。杜梅在贾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后面过远地跟着，目送着我出大门，看着我在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

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

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骠悍了一些，不免窃慰。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圈了一头长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我，她给我打电话我总不接。

“你问她有什么事。先说清有什么事。”

“她就在我这儿呢，要不让她自己跟你说。”

我刚要再说什么，潘佑军已经放下话筒。

话筒里传来贾玲的声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说话，让我跟你说，她有要事一定要见你。”

“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一定要和你当面谈，你就见一面怎么啦？至于那么深仇大恨么？”

当时，我正在和我过去十分倾慕但始终没勾上手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如今也是残花败柳了，刚离了婚，也不那么清高了。我不愿意此刻有人来打搅。

潘佑军接过电话说：“你­干­嘛呢？是不是有事？”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说：“没事。”

“没事就见一面呗，人家大老远的已经来了，别弄得事儿似的。”“……好吧。”我说，“你让她们过来吧。”

十分钟后，听到她们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敲门。

我开了门，看到她们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一副生客造访的拘谨，杜梅比过去憔悴了，脸­色­暗黄，和贾玲冻得喷红的光滑脸蛋恰成对比。她看到我那个女同学没什么反应，默默地坐到一边，倒是贾玲无所顾忌地看了人家几眼。

女同学说：“你这儿要谈事，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再来。”

“好吧。”我没更多表示。

女同学走后，我又看了眼杜梅，问贾玲：“什么事？”

“你跟他说吧。”贾玲对杜梅说。

杜梅看我一眼，张了张嘴，又垂下眼睛。

“还是我说吧。”贾玲道，“她想求你一件事，陪她去见一个人。”“什么人？还得我陪她一起去见？”

贾玲看看杜梅：“我看这件事也不能再瞒他了，否则也说不清楚。”杜梅点点头。“我全告诉你吧。”贾玲说，“这个人是她父亲。”

“她不是没父亲么？都死了。”我看杜梅。

“没死，她妈妈死了，她父亲还活着。”

“活着？为什么不早说？”

“不早说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自己父亲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贾玲道，“她父亲想见你，所以请你劳驾务必去一趟。”“我觉得没必要。”我看了眼杜梅说，“过去要见还可以，现在我已经和她没关系了，我去算什么？”“请你务必帮这个忙，就去一趟，装装样子，不要求你别的，完了你就回家——因为她父亲快死了。”

“我装不了，装不象，她父亲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该这么不善良，不该这么冷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点起码的同情心和……不说是助人为乐吧。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你请求。就算杜梅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伤害了你，可她父亲……”“你少跟我来这套！少跟我说什么同情心和善良！指责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我不善良？对，我就不善良了！同情心？谁同情谁呀？谁知道打哪儿又冒出个快死的爹来？谁知道你们想­干­嘛？你以为我那么傻呢？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算了贾玲，”杜梅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没一两天了，我编个借口哄得过去。”

“不行，必须让他去。这点要求他都不能答应，那他还算个人么？都告诉他得了，反正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没什么。”贾玲对杜梅说。

“她父亲……”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六五年到现在——他今年有70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整70.”贾玲说。“我妈妈比他小11岁。我不太记得她了，只看过她的照片，不漂亮。”那天风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腾云驾雾地走。我穿着大衣竖起毛领，戴了一个大口罩，跟着杜梅换了几次车，到了一所医院。这医院过去是公安部的直属医院，现在交给了地方对市民服务。但仍保留了一个病区，专门收治一些高级犯人。“四人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峰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好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

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桔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他的眼光露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诉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几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Сhā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反正我还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起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医院门口，我把口罩戴上。

屋里很冷，暖器不热，我们都没脱大衣，杜梅倒了两杯热水，一杯给我，两手捂着滚烫的杯子对我说：

“不用一分为二地半斤八两分了吧？你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就拿几本书走，其余的都留给你。”

“不用。”她态度坚决地说。“留给我也没什么用，值钱的你统统拿走。”“拿走我那儿也没地方搁，你又何必再花钱置。”

“那好，算先存我这儿，你什么时候需要时来取。”

一时无话，我提醒自己该走了，可不知为什么，迟迟不愿告辞，也说不上是对什么留恋。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么？饿了，身上冷。”

“有，一天没吃东西我也饿了，又不好意思留你吃饭。”

“我想留下来吃饭，想。”我连忙说，把大衣脱下。

杜梅忙着准备食物时，我在屋里溜过，拣起她床头扣着的一本看了一半的书翻翻内容。

“看这种书­干­吗？”“没事，看着玩。”“多出去找找朋友，别老一个人闷在屋里看书，会把情绪弄消沉的。老实说，我担心你。”

“希望你别觉得我假惺惺的。我真的愿意你……怎么说呢？一个字：好。”“你瞧我不是挺好？”好抬头笑。“我知道你不是假惺惺，你也用不着假了。”我们坐下吃简单的热饭时，杜梅抱歉地说：“按说应该大吃一顿才对，来不及准备。”她又问：“你喝酒么？这儿还有你喝剩的半瓶酒。”“不喝。”我说。“喝点暖和暖和，我也喝点。”

“那就只喝一点。”我伸过杯子接酒。

“怎么说呢？这话特难说，可不说我心里又实在蹩得慌，总像什么事没做彻底。”“说吧。”她说，“现在我们还有什么不好明说的？可以说点实话了。”“不谈具体问题，只说情绪。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是的，就是内疚。不认为自己这事办得不对，但就是摆不脱内疚。”“我知道了，我很高兴。”

“噢，你不必为我解脱。”

“不是为你解脱，而是我真高兴，就对你这么说了。”她抿了一口酒，咂咂嘴道：“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我也不妨对人实话实说，这些天有时，我也总想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一静下来脑子里就一幕一幕地过电影。偶尔一恍惚，总觉得你还在，只是有事出去了，走廊里一响起人走路的脚步声，就尖起耳朵听……噢，我这么说不是想让你同情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三点头，“我不会那么认为的。”

“想来想去，觉得你不都错，有的也有道理，倒是我有时显得太无礼了。”她放下酒杯深深叹气，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笑：“自己瞎折腾把你这么个好人白白赶上山了。”

“哪里，我哪里算得上好人，你这话真让我惭愧。我无礼的时候比你多，大部份的时候是我无礼。其实很多时候我当场就感觉到了，就是转不过来。”

“好啦，我们不必互相检讨了。来，­干­一杯，希望你再找别找我这么厉害的。”“你不算厉害，你其实挺温柔，只是我太自私。­干­！下次千万别找我这样自私的男人。”

她一笑，捂捂一侧的脸蛋：“没准找来找去，都是你这样的。我怎么才喝两口就头晕？”

“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说了你别生气。”“不生气，今天说什么都不生气。”

“我一直怀疑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想娶我。不过是巧了，当时我想结婚，而我又是你认识的女的里当时最好的。”

“也许，我自己说不清。反正当时我觉得挺可怕的，一点没有书上描绘的那种陶醉感。还记得么？咱们领结婚证那天就吵了一架。”“也怨我，那么急促就同意和你结婚了。我太自信，大相信自己的看人眼光了。”“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我们一起哈哈笑起来。杜侮也晃了一阵，定下神态盯着我认真地说：“也有点身不由已。”我没说话。“哎，”她忽然高声，赂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么？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么？”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过把瘾就死是么？”“过把瘾就死！”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么？”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农，挟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那摞书噼哩叭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

我不打算在原单位混下去了，准备出来做生意，只是还没想好是先当马仔还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潘佑军也准备和我一起­干­，出了上百个大胆的设想，其中我能记住的两个：一个是给陶然亭公司盖个顶，变成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室内公园，当然这要吸收一部分外资；另一个是成立全国­性­病防治宣传基金会，一人捐一元钱，全国就是10亿，刨去1亿铁公­鸡­，另外还可以下设一些由从良妓组成的福利工厂，专门生产供外贸出口的绣花枕头。这期间我有过几次艳遇，都是些没文化的­妇­女，连她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连一句话都没有。几次艳遇都像是哑剧大师的表演。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称文雅的­妇­女，相当知趣儿，也不乏幽默感。我们在很多方面很默契，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柔情蜜意。只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顺水推舟地随意问了我一句：“你爱我么？”我的反应之强烈事后令我自己也很吃惊，可以说是相当粗暴无礼，连起码的体面都未顾及。

我大声厉喝：“不！不爱！”

与其说她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说我的反应令她畏惧。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轻声道：“你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回答呀。”之后，她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惭愧了，不肯再与她见面。我想解释我的情感，但想来想去所有的缘由都是托辞，只能显得虚伪。我几乎不太上街，城里发生的任何声势浩大或激动人心的事情，于我都是隔世之嚣。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区，离婚后，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

有时我也想到杜梅，独处时或看电视时思绪会突然飘落到她身上，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断会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怅然。

有时去城东有约，乘车经过杜梅她们医院那条街，我也会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发现她。

初春的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个人家谈了点“事”回来，几个人挤在一辆微型车里，一边聊天一边沿着南三环路往西开。

当时已过12点，南三环又偏僻，马路上除了偶尔呼啸而过一辆车，人迹旨无。快到六里桥时，前面出现一个骑车人，车骑得飞快，忽而没入树荫，忽而出现在路灯之下。我们的车超过这个人时，潘佑军忽然捅我：“杜梅。”

我疾忙回头，骑车人已隐入树荫。

“慢点开，慢点开。”潘佑军对司机说。

汽车减速了，杜梅清晰地出现在一盏路灯的光晕下。她两眼发直，神态严峻，两脚机械有力地蹬着车，照直前冲，头发像一朵妖娆蛊惑人的黑花狂舞蓬炸在脑后，似乎那柔软的根根黑发绑了钢丝统统变得强直。

她身后是黑鸦鸦的田野和苍郁如墨的一排排树冠，她在这黑白分明的边缘轻盈如烟地掠过。像是波涛掀起的一朵浪花，失去控制地向前急急地奔去，只待在空中或撞上什么坚硬的东西顷刻粉碎，化为乌有，方才心甘。

“她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潘佑军担忧地问。

“停车，停车。”我朝司机喊。

汽车刹住，我开了车门跳下来，站在马路中间，她箭一般地冲过来，根本没看见汽车和和。

我一把抓住她的车后架，自行车的冲力险些给我带个跟头。潘佑军也下了车，抓住她的车把，对她说：“杜梅，是我们。”“放开！放开我！”她野蛮地朝我们喊，似乎完全不认识我们。她耸着身子在车梁上站起来，用力蹬着已经被定住的车子，人高出我们一截，头发披散，眼冒凶光，像个巨大凶猛的猩猩。“杜梅，是我。”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下车。“你去哪儿？”她劈面给我一掌，我的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我捂着脸叫：“你­干­嘛？你怎么了？”

她冷笑，扬手欲再打，被潘佑军抓住。自行车哗地一下倒了。她红着眼睛对我和潘佑军又踢又咬，声壮如牛地吼。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惊恐地冲她嚷，悲恸地问潘佑军：“她怎么啦？”“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车。”潘佑军果断地说。

其他人也从车上下来，帮我们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那声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气十分惊人，我们一帮男人也按不住她，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面星条旗了。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几只手用力把她按在后座，挟压着她。她的吼叫变成一种哀号，在高音区不歇气地长嗥，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毛骨悚然，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

那哀号长时间回荡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

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她已陷入昏迷。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子。她脸­色­惨白，浑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湿透了枕巾、床单。我摸她的手，像冰块一样扎手。我束手无策，惊慌难过，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

“怎么办？她怎么办？要不要去门诊部找个大夫？”

潘佑军在部队­干­过卫生员，很沉着，摸了摸杜梅脉膊说：

“问题不大，脉膊跳得很快，但也相当有力，估计很快会醒过来，要防止她再闹，应该打一针‘冬眠灵’让她睡。”

“你们这儿有药么？”“没有，有也没注­射­器。我这儿倒有几片安眠药，我们给她灌下去，多少有点作用。”

我们撬开杜梅紧闭的牙关，给她喂了几片药，水从她嘴里漫出，湿了一脸，我用毛巾把她颊边的水擦掉。

“她怎么会这样呢？”潘佑军没答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后半夜，她醒了，看来那几片安眠药没起太大作用。别人都去睡了，我独自坐在她床边打盹，听到动静一下醒过来。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层纱朦胧绰约。她像猫一样慵倦无声地坐起来，看见我，微微一笑，接着纳闷地问：“我们怎么在这儿？这是谁家？”

“唔……”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怎么睡着了？怎么不回我们家？”

“你困了，就睡了。”“噢，这是潘佑军家。我们是不是打麻将打太晚了？他和他爱人呢？”“你都不记得了？”这时，她发现我脸上的累累血痕，立刻下床，捧起我脸，皱着眉问：“怎么搞的？跟谁打架了？你瞧你呀，都出血了！”她跺着脚着急心疼地埋怨：“我一会儿不见你就惹事，我看看，疼么？”她冰凉的手指轻轻抚摸我脸上的血道子，引起一阵阵刺痛。

我一下把她搂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我发现我还是爱她，那么爱她，这一发现令我心碎。

那天夜里，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那处巨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

这情感的力量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使我彻底崩溃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只要一把锋利的、飞快的、重的东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酱，让我痛入骨髓！

枪声回荡在山谷，在手枪的“啪啪”单响中夹杂着冲锋枪和机枪短促有力的阵阵点­射­。

我们在长辛店的一个军用靶场打枪。这儿的一个“八一”队­射­击教练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可以让我们免费过枪瘾。我端着一枝带瞄准镜的大口径比赛专用步枪，以标准的­射­击姿态斜步站着，飞快地毫不停顿地连连扣动板机，把一发发子弹­射­向二百米开外的靶心。

灼烫的弹壳像鲜虾一样活蹦乱跳地从枪膛里弹出，接二连三地跳在水泥地上铿然有声，团团打转。

靶子在远处的强烈阳光下随着连连弹击，岿然不动。我闻到刺鼻的硝烟味儿。一匣子弹打光后，我回身装子弹。我看到贾玲正在和另外几个军人在旁边隔间里戴着耳塞打­手­枪。

她眼角一瞟也看见了我，仍姿态不变地沉着放枪。她放完最后一枪拎着枪口仍在冒烟的手枪向我走来。

我坐在椅子上，把子弹一发一发压入枪膛。

她对我说：“杜梅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她怀孕了。”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上篇

一

“喂，两对都进房了。房间号927、1208，还有一只野的，进了1713.”“知道了。”我放下电话，马上穿上西服外套，提起书包，招呼正在看电视的方方，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我那辆花四千元买来的旧“白茹”车停在街角便道上。我们坐进车里，把汽车迅速地开上马路，直驶远处灯火辉煌的“燕都”大饭店。在饭店旁边的一条林荫道上，我招手停在一溜轿车的后边，下了车“乒乓”关好门，快步加入一群刚从一辆大旅行车下来的日本游客中间，走进“燕都”饭店富丽堂皇的大厅。彬彬有礼地站在总服务台里的卫宁不易察觉地给我们使个眼声：一切正常。我和方方走进盥洗室，打开皮包，拿出两套警服换上，走出盥洗室，沿安全楼梯爬上去。爬到第九层，我们都是气喘吁吁，待呼吸均匀了，我们走向服务台，坐着的服务员抬头诧异地看我们。“我们是公安局的，请开927房间。”

服务员顺从地拎起一串钥匙领着我们走向长廊尽头的一间客房。“里边有客人。”服务员看到门上挂的“请勿打扰”的小牌，回头对我说。“知道，打开锁。”我命令道。

服务员钮开锁，站在一旁。

“你回去吧。”方方粗鲁地挥手避开服务员。

服务员消逝在走廊的另一端，我和方方立即开门冲了进去……我和方方带着亚红出来，皮包里塞着几千崭新的钞票，神情严肃地走服务台进了电梯间，方方和亚红忍不住笑起来。

“你们笑什么，真他妈没劲。”我说着也忍不住笑了，对亚红说：“你在楼下酒吧等会儿，我们还得上去收拾12层那小子。”我们把电梯开到底层，让亚红出去，又开上12层。

十五分钟后，我们换下警服带着另一个姑娘在酒吧找到亚红，一起喝了杯酒，亚红挽着方方先出去。我给总服务台的卫宁打了电话，告诉他事已办完，十七层那只野鸽让她舒舒服服睡一宿，早晨报警。我挽着另一个姑娘坦然走出饭店。方方已经把“白茹”发动了，我们一上车就开走了。

早晨，我被电话铃吵醒，睡在我旁边的亚红接了电话，告诉我，卫宁说那两个受到我们讹诈的倒霉蛋已经结了房钱走了，那只野鸽也被在大门等着的警察塞上车抓走了。亚红翻身又睡了。我却睡不着，一支接一支地抽起烟。阳光从厚重的窗帘后倾泄出来，我轻轻走到窗前，从窗帘缝隙看了会儿外面车水马龙，阳光明媚的街道，把窗帘拉严。我不喜欢晴朗的早晨，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兴冲冲地去上班、上学，我就感到形孤影单。白天我没有什么事可­干­，也没什么人等我，我的朋友们都在睡觉。我又抽了五支烟，看了看日历，然后穿衣服，洗脸刷牙，走出我住的这套公寓。我走过街角停放的“自茹”车，径直走向公共汽车站。尽管上班高峰已过，车内还是十分拥挤。一个坐着的中年男人下车，我刚要坐下，看到一个抱小孩的年轻­妇­女，便呼招她过来。

“谢谢。”年轻­妇­女坐下后，又逗弄着小孩说：“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我冲小孩笑笑，小孩从衣兜里掏出一块彩纸包装的巧克力，剥开纸刚要往嘴里填，看我瞅着他，举起巧克力给我。

“不要，叔叔不吃。”“吃吧，没事。”“真的不吃，叔叔要下车了。”

我挤下车，沿街走了一站，到单位医务室要了张“三联单”，打电话约了一肝不太好的朗友去医院替我抽了一管血。又在商业区的两个储蓄所把我昨晚挣的那笔钱分别用我去世父母的名字存了进去，然后去邮局给一个交钱即可注册入学，不须考试的函授大学汇了报名款和一年的学费。我报的专业是法律。办完这些事，我到一家人不太多的豪华餐厅吃午饭。这家餐厅菜做的十分讲究，我看着漂亮的图案喝了不少红酒，又吃了几个浇了巧克力汁的冰淇淋，下午才走出餐厅，在报亭买当天所有的日报和晚报，坐在电报局等长途电话的排椅上细细测览。黄昏时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方方接的。我们聊了会儿，他正在和卫宁下围棋，卫宁一早前来了，他们下了一天棋，他四胜三和五负，晚上准备凑人撞麻将。我告诉他我晚点回去，就挂了电话。

暮春时节，树木草地都绿遍了，花丛怒放。我走进一个举办晚间音乐会的公园，在音乐亭前等退票。一个老人送了我一张，我又转送给一对只有一张票的青年伴侣，坚决不要他们加倍的票款。在高大、油漆剥落的廊柱间，我看到一美丽少女坐以汉白玉石台上看书，悬在空中的两条长腿互相勾着脚，一翘一翘。她一手­棒­书，一手从放在身旁的一个袋袋中抓瓜子磕，吐出的皮儿拢成一堆，嘴里哼着歌，间或翻一页书，悠闲自在，楚楚动人。我悄悄走到她身后，踮脚看那本使她入迷的书。是一本很深奥的文艺理论著作，我一目十行地看了一会儿，索然无味，正要转身走开，忽听女孩说：

“看不懂吧。”她仰起脸，笑吟吟地望着我。

我脸红了，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我还会脸红。片刻，我镇静下来，说：“就是学生，这会儿在公司看书也有点装模作样。”“我在这儿坐了一下午了，你瞧，我看了多少。”

她快速地把看过一页数捻了一遍，我捏捏那厚厚的一迭，联想到书的内容，怀疑地问：“你看这么快”

“我也看不懂呗，就看得快。”

我们都笑了。“不看了。”女孩把书撂到一旁。“你有事吗”她问我。“没有。”我说：“没人约我。”“聊聊？”“聊聊。”我在她旁边坐，她把瓜子袋推给我。我不大会磕瓜子，磕得皮瓤唾液一塌糊涂。

“瞧我。”女孩示范­性­地磕了一个瓜子，洁白的贝齿一闪，我下意识地闭紧自己被烟熏得黑黄的牙齿。女孩倒没注意，晃悠着腿四处张望。“你是哪个学校的”我注意到她里面毛衣上别着一枚校徽。女孩龇齿咬着瓜子看着我笑起来。

“这就叫‘套瓷’吧。”女孩说：“下边你该说自己是哪个学校的，我们两校挨得如何近，没准天天能碰见……”

“你看我象学生吗”我说：“我是劳改释放犯，现在还靠敲诈勒索为生。”“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呢。”女孩笑着瞅着自己的脚尖，似乎那儿有什么好玩可笑的，“你是什么我都无所谓。”

我半天没说话，女孩也没说话，只是美滋滋地看着天边夕阳消逝后迅即黯淡下来，却又不失瑰丽的云彩：“那块云象马克思、那块象海盗，象吗，你说象吗”

“你多大了”女孩转过头看我，仔仔细细打量了我一遍：“你，过去没怎么跟女孩接触过吧。”“没有。”我面不改声­色­心不跳地骗她。

“我早看出来了，小男孩！刚才我看书时就看见你远远地，想过来搭讪又胆怯，怕我臊你一顿是不是”

“我和一百多个女的睡过觉。”

女孩放声笑起来，笑得那么肆无忌惮，那么开心。

“你笑起来，”我说：“跟个傻丫头似的。”

女孩一下不笑了，悻悻地白了我一眼：“我不说你，你也别说我了。实话告诉你，我已经谈了一年多恋爱了。”女孩又笑了，有几分得意。“是你的傻冒同学吧？”

“他才不傻呢，是学生会­干­部。”

“那还不傻傻得已经没法练了。”

“哼，你这种只被爸爸妈妈吻过的小毛头也配说他。”

“我要是他，就敢跟你睡觉。”我微笑地说：“他敢吗”

尽管天­色­已经很暗了，我也察觉得出女孩的脸排红了：“他很尊重我。”我哧笑：“嘁，尊重，别说了，咱甭说了。你也别装傻了。”

女孩闷了半天没吭声。我吹起口哨，叼起一支烟，把烟盒递给她，她摇摇头。“”又完了不是“我取笑她，”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书，不会抽烟，时髦半截。“”你别来劲。“女孩不服地说，”给我一支！“

我把嘴上的烟给她，她抽了一口，“呼”地全吹了出去。我伸胳膊搭在她肩上，她哆嗦了一下，并没拒绝。我把她搂过来，她近在咫尺地看看我，拔拉掉我的胳膊，强笑着说：

“我有点儿信你和一百多个女人睡过觉了。”

“­干­吗有点信，就应该信。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老枪！”

我听到完完全全收拾书的声音，恶意地笑着说：“我叫你害怕了。”“才没有呢。”女孩站起来：“我只是该走了。”

“敢告诉我你叫什么，住哪儿吗”

女孩跳下石台，亮晶晶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笑着说：“啊哈！我还以为你能始终不同凡响，闹了半天，也落了俗套。”

“好，我俗。你走吧。哎，”我叫住她：“咱们要是再见了，就得算朋友了吧”“算朋友”女孩笑着走了。

我笑眯眯地在石台上坐了一会儿，也跳下石台走了。

二

我和方方开着车在大街上兜风，看到路边漂亮姑娘就把车靠过去嬉皮笑脸地搭讪汕，挨白眼便哈哈大笑，在后面挖苦奚落人家一番。两个女孩子从一家食品店出来，拌着一纸袋果汁加应于，边说边笑边走边吃。方方把车开到她们身边停下，我摇下车窗叫她们：“嘿！”两个女孩子停下脚看我。

“不认识了。”我说。“是你呀。”其中一个女孩子绽开笑容：“真巧，你­干­嘛去”“找你。”我说：“那天分手后我一直挺想你。”

“哟，”女孩笑着说：“脸皮真厚。”

“你认识他”另一个女孩子小声问女伴。“不认识。”和我一起在公园里聊过天的女孩子含笑看着我：“他怕你是个老流氓。”

我们一齐笑了。我欠身推开后车门，对她们说：“上车吧，我带你们一段。”两个女孩子钻进车里坐好，方方换挡驶上快车道。

“认识一下吧，我叫张明，他叫方方。”

方方回头冲两个女孩笑笑。和我有一面之交的女孩说：“她叫陈伟玲，我叫吴迪。”

“迪，噢，美好的意思。”

“是。”吴迪笑着点头。

“你们去哪儿”“前面拐弯那个礼堂。”

“什么电影”方方不回头地问。

“不是电影，”吴迪说：“是‘五四青年读书演讲会’。”

“那是什么玩艺儿”“大概是她们学生搞的什么时髦东西。”方方撇撇嘴。

“你们是学文科的吧”

“你怎么知道”吴迪快活好奇地问。

“很简单，丑姑娘才去学理工。”

“诬蔑。”吴迪哈哈笑个不停，挺欣赏我的恭维：“我们是学英语的。”“你们是­干­嘛的，司机”有着一双冷冷的大眼睛陈伟玲问。

“我告诉过吴迪，劳改释放犯。”

吴迪笑，陈伟玲皱眉头，不屑地把脸扭向车窗外。看得出来，她不信我的话，认为我们至多是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所以不屑一顾。“他跟我说，”吴迪看着我笑着对陈伟玲说：“他和一百多个女的睡过觉。”陈伟玲几乎是轻蔑地瞧我一眼。我知道她对我不会有对好印象了，她和吴迪不是一路子人。不过我不在乎，我对她也不感兴趣。汽车停在那个礼堂前，很多男女学生仨一群，俩一伙地聚在门前台阶上说话，走来走去。我叫吴迪凑过头来，咬着耳朵小声说：“明天下午四点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等你好吗”她光笑不置可否。方方试图跟陈伟玲聊聊，被她噎得直背气。“”你怕你朋友吃醋是吗“

“他不管我和别人来往，他很开通。”

“那怕什么”“嗯，你也去听演讲会吧，散了会我再告你去不去。”

“我才不听这裤档里拉胡琴的扯蛋呢，听他们的还不如听我的。”“你要不听，我就不去！”

“你说去吗”我问方方。

“去就去吧。”方方无所谓地说：“反正也没事，哪儿呆着不一样”“好，我们去。”我跟吴迪说：“你也得来。”

“到时候再说。”她笑着推开车门下去。陈伟玲问她：“他叫你去哪儿”“没叫我去哪儿，叫我找他们玩去。”“你去呀”陈伟玲严肃起来。

“我没说要去。”吴迪含糊其辞。

我和方方下了车，跟在吴迪和陈伟玲后面走进礼堂。她们俩碰见同学站住说话，我们俩先进去在边上找了两个坐。一会儿，吴迪和陈伟玲走过来，我把旁边空座上的两个书记扔开，帮同学占座的一个女孩嘟嘟囔囔冲我们翻白眼。吴迪一坐下就给我们打预防针，说演讲如何如何好，如何有教育意义，能打动人的心灵，百听不厌。

演讲会一开始，第一个女工一上台，我和方方就笑起来。演讲者工农兵学商都有，全部语调铿锵，手势丰富。也不乏声嘶力竭，青筋毕露者。内容嘛，也无非是教育青年人如何读书，如何爱国，是一些尽人皆知、各种通俗历史小册子都有的先哲故事，念几首“吼”派的诗，整个一个师傅教出的徒弟。等到一个潇洒的男大学生讲到青年人应该如何培育浇灌“爱情之花”时，尖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已明显异于听众不时发出的会意的笑声。陈伟玲生气地瞪我，吴迪则开始用指甲悄悄却十分使劲地掐我。

“你们注意点。”陈伟玲不客气地说我：“自己没受过什么教育，就该好好听。”“实话跟你说。我也故意使人难堪地大声说：”我受这种教育的时候，你还是液体呢。“

陈伟玲气得满脸通红。吴迪又羞又不知怎么办好，为了回避四处投来的目光，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台上演讲的人。“瞧你那­操­行！”方方也骂陈伟玲：“还他妈爱教育呢，胶鞋脑袋，长得跟教育似的。”

“走走，咱走。”我推方方：“甭跟她废话，挤兑起咱们来了。”我跟方方走到休息室，点上姻，抽了两口，又嘻嘻笑起来。“嘿。”方方捅我，心一转身，见吴迪走进休息室，看到我们，快怯地、红着脸走过来。

“你们生气了吧”“没有，这点事我们哪会生气，没生。”

“你那个同学太不客气了。方方说。

“她被你骂哭了。”吴迪看看我们说：“正在座位上哭呢。”

“你替我们跟她道个歉吧。”我说：“我们可不是成心想得罪她。她是你的好朋友吗”

“还可以，同学咀，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好朋友。”

“吴迪”。“”嗳。“吴迪倏地转过身。那个演讲的男大学生笑着向我们起来。”这是我朋友。“吴迪轻声给我们介绍说，看到我们眼中的笑意，脸绯红了。”你们是吴迪的朋友“那个小伙子热情地说：”演讲得不好，让你们笑说。“”哪里哪里，挺好挺好。“我客气地说。

“比前几个好”连方方有些过意不去。

“应付差使，准备得也不充分。”小伙子挺实在。

“韩劲。”很多人拥进休息室，一群男学生别吴迪男朋友。

“你们聊吧。”这个叫韩劲的小伙子匆匆走开。“你朋友不错。”我欣赏地看着到召一边去的小伙子。

“我知道，你们看不起他。”吴迪一脸沮丧，一脸委屈。

“哪儿的话，”我由衷地说：“我们胡说你别认真。我们敢看不起谁呀劳动人民，粗鄙不堪。”

“得了吧，这会儿又踩乎起自己了。”吴迪斜了我一眼，嗔道。“史老师。”吴迪和一个走过我们身边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打招呼。“噢，吴迪。”那个三十多岁男人停住脚，笑着跟吴迪说话，看看我和方方，不笑了。

“史老师。”方方嘲讽地叫他。

史义德不自然地笑：“你好，张明、方方。”同我们握手。

“当老师了，人模狗样的。”我跟史义德开玩笑，“到底成了专职团­干­部，有志者，事竞成。”

我对愣愣地站在那儿，摸不着头脑的吴迪说：“我们是同学，都没念到毕业。他加强到校团委去了，我们哥儿俩是勒令退学。”

三

我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长长方阶上等吴迪。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来，爱来不来，反正今儿天气不错，暖风熏熏。天安门广场上很多老人和孩子在放风筝。蓝天上，凤凰伫立，老鹰翱翔，沙燕翩翩。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老者放的数十米长的五彩大娱蚣，悠然起伏，飘飘欲仙，引得广场上的中外游客个个翘首望天，拍手喝彩。西边人民大会堂前，国务院总理正在主持一个国首的欢迎仪式。礼炮声中，军装笔挺的军乐队手执金光闪闪的管吹奏着两国国歌，两位国家首脑在侍从的陪伴下踏着红地毯检阅三军仪仗队。

我看看手表，已经四点多了，站起身，走上纪念碑基座俯瞰广场。远远地，一穿米­色­真丝绣花衬衫、蓝地白花蜡染土布短裙的女孩穿过人丛，急急跑来。她一直跑到纪念碑前花坛才站住，东张西望找人，目光扫过我也没停下。我也不叫她，耐心地看着她低头拨着腕上的手表，一步步慢慢走上纪念碑基座，走到我面前——猝然停下，才笑着开口：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看得见看不见我——我就那么不显眼”她光笑，瞅着我不说话。

“你晚到了十分钟。”“没有！”她拍起自己纤细的手腕让我看她的表。

“别赖了。”我戳穿她，“我看着你拨的表针。”

她不好意思地嘻嘻笑。三军仪仗队执枪走分列式，两位国家首脑庄严地站在检阅台上。

“我以为你不一定来呢”

“为什么”“我想史义德和陈伟玲一定不会饶我。”

她笑，看我一眼：“史义德倒没说你什么坏话。他说尽管你们当年关系并不融洽，可他一直认为你是中极聪明的人，就是有点自暴自弃。”“陈伟玲呢”她无声地笑，不说话。

“说嘛。”“不好听。”“没关系，我还怕人骂吗”

“她说你们是流氓、无赖、社会渣滓。你们确实把她骂得太狠了。”“叫没叫你别再理我们？”

“叫了。”“那你还来。”“噢，谁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呀！”“成，不易。”

“那是。”人民大会堂前的欢迎仪式已经结束，官员们和外宾乘着黑­色­豪华轿车，在摩托警察的开道下，鱼贯驶出。围观的人群慢慢散开。我和吴迪沿着前门东大街向崇文门方向走去。一开始还彼此保持一般距离，后来路上人多车多，不是被人流忽然隔开就是碰碰撞撞，她也就自然而然地挽上了我。我今天晚上没行动，可以和她消磨一晚上，说实话，我今晚唯一目的就是勾搭上她。昨天下午我和方方听完演讲出来，在车里我就对方方说：“那臭丫挺的简直不是女人，镶嵌体。”

“你说哪个，陈伟玲”

“就是她。我们吴迪还不错，你说呢”

“你和她约了一道”“耶斯。”“有戏，老外一定着迷。”

“挺可爱的啊。就是太单纯，叫人不忍下手。”

“别恶心我了，就跟你第一次­干­这种事似的。”方方把车开得飞快，急促地转弯。“一看就是从高中直接念大学的傻孩子。”我抽着烟评论说，“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想试试，往人家枪口上撞的年龄——

你那套迟子的钥匙给我。“

“我可事先警告你，我是个危险的、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朋友。”我们在一家很清静的餐厅吃饭，服务员上完菜就远远地退到一旁。我知道，同一蔑视世俗看法，喜欢自己有独立见解的女孩子谈话，最好把自己说成一个坏蛋，这会使她觉得有趣甚至更抱好感。就同拼命形容一个人如何丑，不堪入目——实际并不那么丑。她会细心地去找优点，而不是处处挑剔，去观察你的缺点。“我贪财、好­色­、道德沦丧，每天晚上化装成警察去敲诈港商和外国人，是个漏网的刑事犯罪分子，你要报告警察可以立一大功。”“我早看出来了。我就是便衣警察，来侦察你的。”

“你手提包里一定有个录音机了。”

“有。”“那个人是不是你的同事”我指一个垂手肃立，看着别处服务员。“是。”吴迪看看那服务员，回过脸笑着说：“这儿到处都是我们的人。”我们笑了一阵。聊起别的。吴迪问我：“昨天的读书演讲会你是不是觉得特恶劣？”

“那倒没有。”我喝了口酒说：“道理能牛成那样，也就不错了。”“我看你昨天完全一副轻蔑嘲笑的样子。”

“我只是觉得你们大学生喜好这套有点低级，想了解什么，自己找书看不就行了，而且这几位演讲者的教师爷口吻，我一听就腻。谁比谁傻多少？怎么读书，怎么恋爱，你他妈管着吗！自己包皮还没割，就教起别人来了。”

“这么说，您是自己看书，自己寻找真理了。”

“错了。”我嬉皮笑脸地说：“我是压根儿就不从书中学道理，长学问的人。活着嘛，­干­嘛不活得自在点。开开心，受受罪，哭一哭，笑一笑，随心所欲一点。总比埋在书中世界慨然浩叹，羡慕他人命运好。主人翁嘛。”

“多了解别人的经验教训，不也能使自己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目的­性­强些？”“我可不喜欢什么事都清楚地知道结局，有条不紊地按部就班地逐次达标，那也太乏味了。多一分远见，就少一分刺激。如果我知道下一步，每一步会碰到什么，产生什么结果，我立刻就没兴趣活了。”

“所以……”“所以我一发现大学毕业后才挣五十六，我就退学了。所以我一发现要当一辈子小职员，我就不去上班了。”

“但你肯定死……”“所以我抓得挺紧，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要什么都尝尝是不是？每道菜都果然一筷子。”

“你不是已经体验了一百多个，还没够？死得过儿了。”

“每一个和每一个不一样，连面条现在他也能做成一桌面条宴，世界是那么日新月异地发展。譬如说，一周前，我做梦也没想到会遇到你，现在我们却在一起吃晚饭，推心置腹地谈话。天知道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没准会很­精­彩，全看我们俩了，这不是很有趣，很鼓舞人活下去。”

“你说，”吴迪感兴趣地问：“我们还有什么发展？”

“没准你会爱上我，”她上钩了，我很高兴，“我也会爱上你。”“可我已经有朋友了。”

“那算什么，没准你这个朋友，韩劲，是你将来最僧恶的人。没准你还会死在手里。一本书，我翻开了头，就能告诉你下面是怎么回事。可生活，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甚至自己还决钻研喜剧还是悲剧。你看电影喜欢悲剧还是喜剧？”

“悲剧！能让我哭的电影我就觉得是好电影。”

“我肯定能让你哭。”“你想害我？”“怎么能说是害呢。假如说你爱上了我，假如啊——”

吴迪笑着点点头：“你说吧。”

“你爱上了我，吃完饭就跟我走了。我也爱上了你——这不是没可能的——深深地爱上了你，别笑嘛。可你是个水­性­杨花的姑娘，又爱上了别人，我悲伤而高尚友好地和你分了手。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又在这家饭馆偶然相逢。我孑然一身，你也晚景凄凉，感时伤怀，你哭了。”

“我看你不是什么书都不看，”吴迪笑得刚喝的一口酒赶忙吐进碗里，张着湿润的嘴­唇­说，“伤感小说就没少看。”

“你说可能不可能吧？”

“才不会呢，故只能是这么个故事：我爱上了你，可你根本不爱我，我为你而死，你……”

“我看我们都可以当小说家了。”

“都是男的坏。”“好啦好啦，往后看吧，关键是咱们得把这故事进行下去。现在，第一章，我已经爱上你了。”

“我还没爱上你。”吴迪笑红着脸正视着我含情脉脉的目光。服务员来结帐时，吴迪坚持要由她付款。为了保持她的自尊心，使这个­阴­谋更象一个纯情的故事，我随了她。

从餐厅出来，天已经黑了，街上人仍然拥挤，车流活泼。吴迪再次挽上我时，我知道我已经成功了。这不是技术­性­的、在人群中走路的正常反应，而是恋人那种含羞带怯的紧紧依偎。如今是传统的道德受到普遍蔑视的年代，我没费多大劲儿，就完全克服了她对韩劲残存的一点责任感和因此引起的微微踌躇。方方这套房子是那种大批兴建的普通公寓，墙壁很薄的房间闷热，脱衣服很顺利。我没开灯，这样可以使她勇敢些。她的确很镇静，甚至在接吻时我还觉得她挺老练。当然，她告诉我她是“第一次”，我也跟她说我是“第一次”。后来，她疼哭了。她竭力忍着，我没听到一声啜泣，房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已经感到有点不对头了，她没骗我！我摸她的脸，摸到一脸泪水。

“你真是第一次？”她没吭声，我有几分惊慌。我知道第一次对她意味着什么，这对下一步的诱惑实在不利，我还可能被她死死缠住。我不爱她，不爱任何人。“爱”这个字眼在我看来太可笑了，尽管我也常把它挂在嘴边，那不过是象说“屁”一样顺口。

到了清晨，我迷迷糊糊醒来，无动于衷地看看我身边坐着的那个女孩。她一夜没睡，鬓发散乱，泪光莹莹地俯身端详、亲吻着我。“醒了。”她冲我一笑，笑容里带着讨好和谦卑。

我闭上眼，由于过着放荡、没有规律的生活，我的身体亏得很厉害，这会儿是又累又乏，连还她一个微笑都没力气也没兴趣。再说，我也用不着再向她献殷勤了。

“你爱我吗？”她抚着我的脸轻声问。

“爱。”我想着怎么才能摆脱她。

“我也爱你，真的，不知道我多爱你。”

“我知道。”“你和我结婚吗？”我哼哼笑了两声，不想破坏她的好兴致。

“我们俩将来一定会幸福。”她兴致勃勃地搂着我遐想，我要对你好好的，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永远不吵嘴，不生气，让所有人都羡慕我们。你想要个男孩还是女孩？“她问我。

“二尾子。”“讨厌。你别睡，别睡。”

我睁开眼：“困着呢。”我欠身看看桌上的手表：“你该上课去了。”“我不去了。”“那怎么行，你还是去吧，学哪能不上。”

“我不想去，我要一直在这儿瞧着你。”

“有你看够的时候，现在我想睡觉了……怎么啦？”

她紧咬着嘴­唇­，眼中噙满泪水，一言不发。

“好啦好啦。”我拍拍她的脸蛋，“课不能拉，下午我给你打电话，别生气了，我是为你好。”

我用嘴碰碰她的嘴，她的脸­色­柔和下来，抱住我亲了亲，下床穿衣服。“你送我吗？”她穿好衣服，对着镜子用皮筋扎好头发，回过头来问我。我已经有几分烦了，还是说：“这儿的邻居挺讨厌，看见咱们俩一起出去会说闲话。”

“好吧，我不用你送了，下午几点给我打电话？”

“睡起来就打。”“早点打。”她走过来，捧佳我的头，使劲、长长的亲了我一下，我差点窒息过去。“再见。”她喜洋洋地走了。

“再见。”我楞了会儿神，翻身睡着了。

四

“好吧好吧，我去，你在门口等我吧。真要命。”我挂了电话，生气地点着一支烟，走回牌桌看亚红的牌。

“又是吴迪？”方方看看自己的牌，打出一个“白板”。

“简直是追杀。”我帮亚红打出一个“红中”：“这玩艺留着­干­嘛？”“你去吗？”方方抽了口烟，碰了另一个姑娘的“么­鸡­”，问我。“不去，听哪门子音乐会呀。呆会儿，你替我跑一趟，跟她说我不能去，有事。”“你叫我去，我可不客气了。”

“随便，你能勾搭上她，我谢你了。”

“要不，我去吧。”亚红冲另一个姑娘挤了下眼，笑着说。

“别起哄，起什么哄呀。”

方方“和了”，我们推了牌，坐着说了会儿话。方方看看表：“你跟她约的几点？”我也看看表：“现在就可以去了，知道哪儿，海淀影剧院。”

“车钥匙。”我把车钥匙扔给方方：“你可快去快回，别误了晚上的事。”“这种人。”方方接了车钥匙，站起来说，“放心，我不戗你。”“我才无所谓呢。”我笑着说，“你也没戏，她现在正是刀枪不入的时候。”方方走后，我和亚红她们下楼到行街小饭馆吃了点烧麦，又回到家里看电视。今晚有场亚洲杯足球赛的中国队比赛实况。皮球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滚来滚去，双方球员在屏幕上争抢，我靠着亚红斜眼看着电视。中国队一个著名中锋在中场拔脚怒­射­，球飞向观众台、“臭大粪。”我们齐声骂。

方方走进来：“谁臭了？”

“你回来了，这么快。”我坐直身子。

“她也来了，非要跟我来。”

我向门口看去，一个黑黝黝的人影迟疑地往前走了两步，在电视屏幕的荧光下，吴迪的脸雪青。亚红也回头看了看，站起来：“坐这儿吧。”“谢谢”吴迪冲亚红笑笑，亚红冷眼打量她。吴迪在我身旁坐下，一声不吭。“我不是让方方告诉你我有事吗。”

“他跟我说了。”“我一会儿就得走。”“我也一会儿走。”我们不说话了，继续看电视。中国队大门被对方一脚­射­穿，看台上的外国观众立刻跳起来；五颜六­色­，旗帜挥舞的观众席象波涛一样涌动，欢呼震天；中国队门将从草地上沮丧地爬起。“妈的，”我骂，“一群废物。”

“哎，我们得走了。”亚红叫起那个看得津津有味的姑娘跟我说。“好，一会儿见。”方方开门送她们出去，回来坐在吴迪旁边和她说话。我只顾闷头看电视，不理睬吴迪。中国队拼死拼活终于在终场前攻进一球，把比赛板成平局。比赛完了，方方关了电视，我的心情也好了一点，对吴迪说：

“你该走了，过会儿没末班车了。”

“我们宿舍一个人的妹妹来了，今晚睡在我床上。”

“我这儿也没地方。”我不高兴地对她说，“晚上她们还要回来。”“我不在你这儿住。”吴迪把脸扭到一旁，盯着书架上一只造型活泼的熊猫。“我不是撵你……”电话铃响了，方方伸手去接，嗯哼了几声，放下电话，对我说：“该走了。”“我得走了。”吴迪拿起她的包，站起来，我望她。她看我一眼：“走啊。”

我站起来，穿上西服外套，我们三个走出门，下了楼。街上已经人车稀少，很安静了，楼区大部分窗户也熄了灯。方方去发动车，我跟吴迪说：

“明天我给你打电话。”

“不打也可以。”方方把车开过来，停在我面前。

“你去哪儿？”我问吴迪。

“反正我有地方去。”“要不，”我哦吟片刻，觉得实在对她太恶劣了，“你就在这儿住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不用！”“送你一段？”“不用！”吴迪向灯火通明的街上走去，我注视着她的背影，方方催我，我拉开车门坐进去。汽车追上她、超过她开走了。

“燕都”饭店的大厅很冷清，今天没有夜航班机。酒吧里正在播着最后一支曲子，喝酒消遣的外国客人已陆续散去，侍者在收拾桌子。一个经理模样的人在总服务台和卫宁交代着什么，卫宁看到我们进来，就分了神。

“等会儿上去，卫宁好象有什么话要对咱们说。”

我和方方坐在门厅能看到总服务台的沙发圈里。抽完一支烟，经理还没走，卫宁的样子已经很焦灼了，又不能跟我们明白地示意。这时，两个男人从降下来的电梯闪出来，经过沙发困时看了我们一眼，我吓了一跳，这两个人是饭店保卫科的­干­部。“坏了。”我小声对方方说：“今晚要出事，咱们得马上走。你去给亚红她们打电话，叫她们也赶快出来。”

“好。”方方站起身去酒吧打电话。

两个保卫科­干­部走到总服务台同经理小声说了些什么，总服务台的人都转脸看我。与此同时，我听见由远及近的警笛声。两辆警车闪着灯驶到饭店门口停下，关了警笛，跳下七、八名警察。他们逐个通过转门，进了门厅，保卫科的­干­部迎上去，和为首的警官握了握手，一个保卫­干­部领着警察去自我电梯上楼。方方打完电话回来，问我：“走不走？”“现在不能走。”我看着那个留下来的，不时用眼睛瞟着我们的保卫­干­部轻声说。一会儿，电梯间开了，亚红她们被警察带出来了，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姑娘。亚红走过我们身旁没看我们，径直上了警车。上楼去的那个保卫­干­部和留下来的这个嘀咕了几句，留下来的这个向酒吧走去。一会儿，领着一个女招待出来，指点我们，女招待点点头。他走过来问我们：“你们刚才往楼上房间打电话了？”

“没有。”我说，问方方，“你打了吗？”

“没有。”方方看着那个保卫­干­部说，“我给市里的一个出租车站打过电话要车，你们饭店的都出去了。”

“你听见他电话里说什么了吗？”保卫­干­部问女招待。

“没有。”女招待摇摇头：“就看见他打了个电话。”

另一个保卫­干­部和那位警官远远地看着我们。这个保卫­干­部又问：“你们是在这儿等出租车？”

“是的，怎么啦？”我反问他。

“没什么。”他挥手叫女招待回去，自己也走回总服务台。那个警官叫上他的部下，一齐走出饭店。警车发动驶走，警笛声在街上响起。我们又坐了会儿，站起来走到总服台问仍站在那儿的保卫­干­部和经理：“你们的车有回来的没有？”

“没有。”一个保卫­干­部冷冷地说。

我和方方走出饭店，在门口站着，他们隔着玻璃墙看我俩，一辆出租车从街上驶过，我和方方叫着追出去，出租车靠路边停下，司机打开灯问：“去哪儿？”

“哪也不去，错车了。”

司机骂了一句，关了灯，呼地把车开走。我和方方走到停自己车的地方，摸黑坐进去，也很快开走了。

“你说，亚红会不会把咱们抵出去？”路灯一盏盏闪过，方方问我。“我想不会，那样对她没好处。这种事弄好了也就抱留几天，弄不好，也不过劳教两年，要是加上团伙敲诈罪，那就是十年八年大刑。况且她也不是第一次进去。”

“可警察已经看见咱俩了，他们不会傻到真相信咱们是等出租车的过路人。要是警察诈她——肯定得诈，逮着一个，没破的积案都拿出来诈一遍。”

“我想信这段时间没人报过案。”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别的笨蛋也在­干­这号买卖。”

“起码今晚没事。”我把车拐进楼区，停下，“我只担心亚红送了劳教，咱们这挺带劲的买卖就­干­不下去。现找别的姑娘，又得费一大通劲。亚红人真不错，合伙­干­那么长时间，一点漏子没出。”“吴迪怎么样？我看她不赖，又有味又会外语。”

“她不行。”我们下来锁了车，点上烟往我们住的那栋楼走，“她跟亚红不一样，你让她倒贴她都­干­，可叫她卖，打死她也不­干­。”“没那事，她有什么了不起，身上是不是人­肉­？”

我们进了楼门，边上楼边说。

“你得了吧，别打她的主意，我已经决定不理她了。”

“你是不是，”方方说：“有点爱上她了。”

“没有。”停了下，我承认：“我挺喜欢她。她一哭，我有点受不了。”“嗬嗬，就跟你肚子里还长了点良心什么的似的。”

“嘘！”我一把抓住方方，僵立在楼梯上。楼道里没灯，黑漆漆的，我们住的单元门口站着一个人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警察，接着想到：跑！但我们离的是这么近，跑能跑几步？再说，也不可能只来一个警察蹩在门口。我真后悔没观察观察就冒然上楼。很快，我又感到怀疑，这个人看到我们并没动，而且好象是个女的。“谁？”我强作镇静走上最后几步楼梯，看清了，是吴迪。

“你在这儿­干­嘛？”“我没地方去。”尽管我被吓了一跳很恼火，但不是警察，也松了口气，掏钥匙开门、拧亮灯。吴迪进了门，一副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样子，往沙发上一坐，包一搁，不笑也不说。方方垂头丧气跟进来，看到吴迪的椎儿，倒给逗乐了，冲我挤下眼。我到厨房看有什么吃的，找出两袋方便面和几个­鸡­蛋。我把方便面撒开一锅煮了，支上平底锅准备煎­鸡­蛋。

“吴迪吴迪。”我喊她。

她悄没声地进来站在我身边看锅里渐渐化开的猪油。

“会煎­鸡­蛋吗？”“会。”我把位置让给她，她默默地、麻利地磕了个­鸡­蛋放进油里，蛋清在热油里鼓起泡，变得雪白。

“煎老点。”“嗯。”吃完夜宵，方方去睡觉，吴迪收拾碗盘。

“搁这儿吧，明天再洗。”

吴迪没理我，端着碗盘去厨房。

我上了床，打开台灯，想了会儿亚红。吴迪擦­干­手进来，坐在一旁。“到这儿来。”我叫她。

她不说话也不动地方。

“赌什么气，你要在那儿坐一晚上？”

我下床走过去，一把将她抱上床，她紧抱着我，嘤嘤哭起来，“我恨你。”“你呀，也是­鸡­屎拌面——假卤（鲁）。我的确有事，你也不是看不见，今晚差点回不来，让狗子兜进去……”我胡乱解释着，解着她的衣扣。

我在床上躺了很久，似乎睡了一觉，看看表还不到三点，吴迪一点动静也没有，可能睡了，我凑过去看看她，吃了一惊，她在黑暗中大睁眼睛。

“老流氓。”“什么？”“老流氓！”她一字一板地说。

五

亚红被警察逮走后，尽管我估计她不大会牵连到我们，卫宁也来说，那次只不过是饭店保卫部门的一次突然清查，警方只是协助，并不是真发现了什么问题，我们还是采取了些预防措施，停止了活动，分散居住。我住到方方那套房子里。吴迪从那天晚上后，对我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她还是经常来找我。她十分矛盾，加上我无事可做，也不象前些时候那样冷遇她。有时还骗骗她，说我和其他女人早断了来往，使她将信将疑，愈发难以自拨。

“我可以不在乎，你过去­干­过什么我都可以不问不管，只要你从现在起对我好点。”

“挨揍打呼噜——假装不知道。你说不在乎，现在你是不在乎，将来呢？我可以向任何人公开，就是不能授柄于我的老婆。”“你打算和我结婚吗？要我当你老婆？你不必忙于答复，我不催你，只要将来有一天就可以，我就等你。能给我点希望吗？”“你都听什么了？”我不想给她哪怕是一根稻草，“我不会跟你结婚的。不是不跟你结婚，跟谁都不结婚，我根本还没考虑过结婚。”“……”“其实，你也是鬼迷心窍，你跟我结婚有什么好？要说结婚，你还是找韩劲那样的老实小伙子结婚好，一定会对你好一辈子的。我可就说不准了，即便现在喜欢你，一旦你老了，十之八九会去另觅新欢。”

“我也知道。”她凄凉地说：“我不是不知道韩劲爱我是一心一意。那天我一个人夜里在街上逛来逛去，伤心得不行时，也想过去找韩劲。”“为什么没去？”“他那么好，那么相信我……我不忍让他喝人家的洗脚水。”“什么？这话也出来了！闹了半天，你新潮来新潮去，骨子里还有这么多封建积垢。白念那么多书了，都尿出去了？”

“这不是封建！”我们谈话常常这么结束，我讽刺挖苦她一顿，她忍泪生气而去。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在吴迪的学校门口等她时，陈伟玲从校园里出来，要和我谈谈。因为陈伟玲上次给了我一个愚蠢的印象，所以我在这里犯了一个本来不该犯的错误，以为她是受了韩劲之托前来说项。后来吴迪坚决地对我说，韩劲不会这样做，就象她不会这样做一样。我倾向于相信她的说法，这就更使我当时显得傲慢粗俗，低级下流。

“谈什么？是咱们俩的事呢，还是别人的什么事？”我先这样轻薄地问她。“吴迪的事。”“噢，吴迪，我认识她，而且不是通过你认识的。”

“的确，”她平淡地说，“我也没有你这样的朋友可以介绍给她。”“你很清白。”“直说吧，我认为她认识你后，并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她的学习成绩，­精­神状态都下降、变糟了。”

“你不是她妈妈吧？我猜你现在连她的朋友也不是。”

“是的，”陈伟玲脸上掠过一丝痛楚，“我没什么权利指责你，指责她。我只是想对你提一个请求，一个忠告……”

“请求我不要再纠缠她？忠告我不要再打扰她？我很乐意照办。”我微笑地说，“其实我也曾为此做过努力，问题是她，不是我，是她在纠缠我、打扰我。”

“我知道，是她不能自拨。”陈围玲沉着地说：“我并不是请求你躲开她，离她远的。我是来请求你对她好点，要是你真……爱她——起码你也该做做样子。就是你不想理她了，也委婉点，别把她当成个表子！”

我沉吟片刻，乜斜着眼看看她：“我想，这也是韩劲内心发出的饱含痛苦的请求吧？”

她没说话，实际上是气得说不出话。

“既然你这么赤诚以待，我也无妨肝胆相照。请你转告韩劲，我也觉得我不能给吴迪带来什么益处，给她以‘向上’的力量——用句时髦话说。她最合适的配偶应该是韩劲，这话我也跟她说过。我愿意和韩劲合作，使吴迪弃恶从善，真的，这是肺腑之言。我可以保证，从此不再来找吴迪，不再给她打电话，甚至我可以搬家，使她找不着我，彻底忘掉我，完壁归赵。”“我过去，”陈伟玲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一直认为你是个高级恶棍，文明流氓，倒也讲究个方式，讲究把事情做的尽可能得体。现在我才明白，你其实和街头歪着膀子遛去的，‘小晃’没什么太大的高低之分。要说区别，就是那些‘小晃’还有点江湖义气，有点令人钦佩的担事的勇气，而你，整个就是一个大混蛋！卑劣无耻，彻底堕落的坏蛋！过去我总不大信，总认为有些书里描写过份，左了，谢谢你让我长了见识。”我目瞪口呆，尽管竭力想克制自己，可血液还是一齐涌上来，脸红得近乎紫涨。“你真是堪称炉火纯青了，脸红得多么及时，恰到好处。练这一手要很长时间吧？一般小无赖可真不行。”

她转身走了。吴迪迎面走来，正要对我笑，没笑出来，害怕地看着我脸问：“你怎么了？”

我冷笑一声，没说话。

她扭脸看远去的陈伟玲：“她跟你说什么？”

“她骂了我一顿，为你。我还没他妈叫人这么侮辱过呢。”

“我去找她，她管得着吗，我早告诉她别管我的事。”

吴迪转身要追陈伟玲，我一把拉住她：“算了算了，我倒不生气，别惹麻烦了。”“我说，”我们在城里一家饭庄吃晚饭时我问她，“你和韩劲最近怎么样？”“吹了。”我叹口气。从饭庄出来，我已经有点醉醺醺，扶着吴迪问：“你觉得我坏吗？”她搀着我，低头小心翼翼地走路，没回答。“坏，是坏，的确坏！”我嘲笑吴迪，“你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夏天晚上看足球赛是一件很够刺激的事。特别是对方是一支有点实力的外国球队。十万人往凉风习习的体育场密密麻麻一坐，喝着汽水，吃着雪糕，说喊一齐呐喊，说哄一齐起哄，跺脚吹哨扔瓶子，热闹个不亦乐乎，还冠冕堂皇地爱国。换个地儿，姥姥也不成呵！且不说没处找那十万人跟你同仇敌忾，警察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任你足折腾。那几天，北京来了支欧洲国家甲级队，我们在工人体育场售票房外打了一夜扑克，买了几张票，方方、我带上吴迪和另一个街上捡来的姑娘一起去看球赛。吴迪是凑热闹，我和方方是真正的球迷，业余场外指导。那天中国队踢的也挺窝囊，我和方方差点喊破嗓子，到底让老外赢了两个球，散场时我心里这个气呀。坐在挨着老外球队进出场口的看台上的球迷袭击了正在退场的外国球队，水果、汽水瓶雨点般地砸下看台、汗涔涔的外国球员抱头鼠窜。我们发疯地怒吼助威，顺势往简直是国耻的中国队员头上扔了一通汽水瓶子，使观众普遍的沮丧、愤怒演变成一场­骚­乱。穿着白制服的警察蜂拥冲向人群。同闹事的青年人扭打起来。我拉着吴迪的手翻过看台间的栏杆，跑向别的­骚­乱没有漫延到的看台出口，边跑边回头看着混乱场面哈哈大笑。挤出体育场出口，我的心情已经相当愉快了，和方方、吴迪有说有笑。这时，人群中一个人狠狠撞了我一下，撞的我差点趴下。

“你他妈乱撞什么，瞎了。”我破口骂。

已经过的一群小伙子哗啦转身围上来：“你骂谁？骂谁？”“­干­什么­干­什么，想打架？”我往后退，身上已经挨了几下。方方跑过来：“谁想打架？”气势汹汹揪住一个小伙子。

“你们­干­什么？”吴迪也冲进圈，猛推逼住我的两个小伙子。我怕吴迪吃亏，正要拉开她，一眼看见了韩劲，立刻明白了，这帮寻衅的年轻人都是他的同学，忙拽住不问三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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