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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你。”

“我?”

“为什么我觉得你好象是另一个人呢?”

这真叫人恶心!

“这么说,还有一个长得和我很相象的人喽。”

“别开玩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跟过去大不一样。”

“过去我什么样?”我茫然地问,“三只眼?”

“过去你彪悍潇洒。歪戴着帽子,背着手枪,站在军舰的甲板上,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你。那时我总想,你心里一定充满着什么我不知道的、遥远的、美好的东西。而现在,我一眼就看穿你心里有什么。”

“我心理只有你。”

“你还成了个胖子。”她嘟哝着。

“你嫌我胖不体面是不是?”

多么典型的“迷惘的一代”。我气红了耳朵,又叫又吼:

“我教你个重温旧梦的法儿,随便拣个海军码头遛遛,你会碰见成千上万歪戴帽子、晒得黢黑的小伙子,可心挑吧。”

她在电话里哭了。

我说过,崇拜­性­的爱情不纯洁、不可靠。

她们机场连出了两次事故。一个水箱没扣上,起飞时,一箱开水都浇到坐在下面的乘务员头上。一驾飞机着陆时起火,烧死一些人,乘务员从紧急出口跌出来,摔断了腰椎。阿眉的情绪受了一些影响。这段时间,她的信是忧郁的,总告诉我一些不吉利的事,什么飞“伊尔—14”门总在空中自行开启:“三叉戟”落在桂林总是冲出跑道。我们言归于好。你想,她随时处在危险中,我怎么好意思和她堵气。我又重新以一个强人的形象出现,写信安慰她,告诉她一些我经历的危险。我曾经划着舢板在风暴来临的海上迷向;有一次在海滩上投手榴弹,一枚弹片打进我ρi股。阿眉喜欢我的这些信。因为我们很久未见面,这些信在她的想象中修补和恢复了我的形象,我也不想找麻烦,就随他“高大”去。阿眉开始问我:

“摔死了不说,要是我摔伤了,你还要我吗?”

“当然。”前海军英雄怎么能当陈世美,“我会养你一辈子。”我信誓旦旦。

“你拿什么养,用嘴?”

我发觉落入了她的圈套。我都忘了,我还没有工作呢。在她眼里,我一定象个全靠祖上萌庇的员外。

关义来看我,也大惊小怪地问:“你还象蟹似地寄居在别人的壳里?”

怎么,我爹妈还没烦,你们倒都来抱不平。

他很担心我。他最近审的几个案子,碰上过去的几个战友,这叫他很尴尬,觉得脸上无光,令人痛心。他认为很多人都是闲坏的。

我由“安办”分配去了个工厂,试用期未满,就被炒了鱿鱼。我抱着档案回到“安办”,那个经办我的女同志苦恼地问我:

“你说个工作类型,我给你想办法。”

“少­干­活,多拿钱;不­干­活,也拿钱。”

我被赶回了家。我悻悻地给阿眉写信:“不用等你摔死,我恨不得先跳海。”

我没冷清多久,父亲回家和我就伴。他老得不中用,人家叫他离休了。我和他开玩笑:

“您也当‘作(坐)家’了?”

“我功德圆满。您呢?”他倒毫不含糊地把我划了出去。

过去我在家里还是有些地位的,如今日趋下降。我老兄的地位直线上升。他比我早一年从海军退役,在一家建设银行工作,属于“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受到领导信任,单独掌管一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大发电厂的拨款计划。他经手上亿元人民币,象淌海水似地花银子(当然是花在建设项目中)。本人也象亿万富翁般神气活现,东奔西跑,指手划脚,在家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问心无愧的日子,还时不时忍不住冲我们这些赋闲的主儿哨一炮。我真看不惯。

阿眉给我回信,没发怒。看来她对我那些鬼话,也学会了左耳进,右耳出。用她的话讲:

“我才不生气呢,我要生气,早气死了。”

她给我写了七八篇洋洋洒洒的大道理。什么“青年人应该向上,应该生活在奋斗的旋涡里。”“不要暮气沉沉,更不能陷入……庸俗(看来这个词她是煞费了苦心)”因为我从中学就听熟了这本经,所以还能平心静气看下去。看到后来,我简直气昏了。她提到我们的将来,提到困扰着她的现实的忧虑:飞行队要保障每个空勤人员生活安定,照我目前的情况,即便到了婚龄也不能批准我们结婚,除非她停飞。可是,她说她热爱飞行。飞行除了有优厚的报酬外,还使她有一种自豪感;使她觉得对人人有用;使她觉得自己是国家在­精­神面貌和风范方面的一个代表。她不能舍此全部仅仅换取我一个人的感情,我又是那么一个人(什么人她没说,意思很明白,一个没用的人,一个废物)。再后面是一大串喃喃的、甜甜蜜蜜的表白,算是打了一巴掌后的几揉,要我相信她纯粹是出于好意,或曰:出于爱我。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接着脑子迷糊了,最后是拍案而起,冷对镜子,让我再来看看我是个什么人吧!镜子里,是个胖子,又白又暄的那种胖子,爱吃油炸东西,爱洗澡,爱睡觉,不爱动。那么,这个胖子是否打算死皮赖脸纠缠别人呢?这个胖子不打算。胖子给空中小姐回了信,表示松手、请便。胖子还语无伦次地说:“难酬蹈海亦英雄。”说到空中小姐的“光辉事业”时,挖苦味就出来了。胖子最后说,他对目前自己的生活状况很满意。

我说的都是气话,其实,我心里很难受。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令人讨厌。阿眉,你了解我的过去,不该触我现在的痛处。

夜里,我又回到波涛汹涌的海上。

晚上,我和爸爸相依为命地坐着看电视。中央一台是一群拘谨的孩子在比赛看谁能把地理课本倒背如流。中央二台是一个钻在纯属子虚乌有的科研项目中、不知北在哪边的所谓科学家和一个举止颇为轻浮的美人的风流故事。北京台则是个胖老头在教观众如何用西瓜皮做菜。

阿眉来了,她现在是稀客。我仍旧坐着看电视,听她和我哥哥在隔壁房间对着吹,一个吹电厂,一个吹飞机,吹得都够“段位”。我又看了会儿电视,才走过隔壁房间。阿眉一个人在看我扣在桌上的书。我关上门,她仍低头看书,我走进才发现,她在啜泣。

“我是好意,难道你不知道?”她说。

“知道。”

“难道我不该开诚布公地和你谈吗?难道我们之间还用忌讳什么吗?”

“确实什么也不用。”

“那你­干­吗这样对待我。”

我哑了。

“你还说‘不再连累我’。你这样做就高尚了,就是为我好了?你这样做让我更伤心。”

“我以为……”

“什么你以为。”阿眉蛮厉害地打断我,“我什么时候说过嫌你,不要你了?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就是觉得我有责任‘提醒’你。我有没有这个责任,这个权利,你说你说!”

我被逼无奈,只得说“有。”

“有你­干­吗不接受?还反过来骂我。”

“小点声,别让我家人听见。”

“你还要面子呀,我还以为你早浑得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别打人呀。”

“打你白打,我恨死你了。”

尽管我又挨了小嘴巴,局面是缓和了下来。

“别照了,没打出印儿。”阿眉这话已是带笑说了。

“下不为例啊。”我正­色­对她说。

“我收到你的信,哭了好几天呢。”

提起旧话,阿眉仍是泪眼汪汪,委屈万分。

“我不该写那个信。”我认错,“收到你的信,我也挺气……”

“你气什么?”阿眉怨恨地说,“给谁看,谁都会说我是好心好意。”

“你不该给我讲大道理。”我说,“大道理我懂得还少吗?参加革命第一天起……”

“那我什么都不说就叫好呀。”

“你不用说,我心里都知道。你希望我成什么人我还不知道?你不说我认为你是体贴我、了解我。你别以为我舒舒服服,无牵无挂,我受的压力够大,别人都觉得我没用……”

说到这儿我也委屈了,说不下去。阿眉的心思都被我开头几句话牵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

“还不是想我出人头地,封妻荫子。”

“错了,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过能这么想我也很高兴。”她反问我,“你想我什么呢?”

“我想你做个温柔、可爱、听话的好姑娘,不多嘴多舌。”

“好,我做。”

第二天在机场,刚开始广播上客,我绷不住了,原形毕露。我想我对阿眉说话时眼圈一定红了:

“什么时候还来?”

“有机会就来。”

“常来,别又让我老长时间见不着你。”

“你想我想得厉害?”阿眉挺得意。

我吞吞吐吐,终于说:“厉害极了。”

当她的飞机升上蓝天,向南一路飞去,我茕独地穿过光可见人的大厅走向外面空旷的停车场时,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她对我的个人崇拜结束了。虽然她在工作中仍不免有小差错,飞海口忘带供应品,渴了众乘客一路;早上起晚了,慌慌张张出差没施妆,被总局检查组扣了几分;但她终归还是个有缺点的好乘务员。而我虽然呆在家里除了摔破个把碗再没犯过别的错误,也还是个没人要的胖子。那么,我身上的光晕消逝后,爱情是不是更朴实、更清澈了?没有,她又倾注进了大量别的感情成分。

她怜惜我,对我百依百顺,还在物质享受上反过来惯惯我。

“瞧我抽的免税美国烟,瞧我喝的日本免税酒。”

我四处跟人吹她。

每到发薪的日子,我和我的老战友们仍按部队的传统,找家馆子大开一顿,吃吐了血算。他们找了各式各样的老婆,唯独没有空中小姐。

“有一次飞机起飞,一箱开水折在她脑袋上(我把别人的事安在她头上)。瞧这照片看得出烫过吗?”

“好象更新了。”旁人捧场。

“有一次李谷一坐飞机,她们故意放朱逢博的歌。”

“朱坐飞机呢?”

“就放李的歌。”

“你怎么配有这种福气?”旁人听着太玄,不禁怀疑。

我想了想,也没什么过硬理由,只得说:“前世修的呗。”

十一

这星期,阿眉几乎天天飞北京,因为这星期排班的分队长是她­干­姐姐。

除了照例很多吃的外,她又给我带了几本书。小心看着我的脸­色­说:

“我也不知道你看过这几本书没有,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翻了翻,说:“这几本书我都背得出来了。”

她叹口气,怪没劲地把书装回自己包里。

我不忍看她失望。第二天在公共汽车上,我骗她:

“我打算写书啦。”

她眼里立时放出光来(多么势力)。

“我考虑来考虑去,走这条道比较便宜。描写水兵生活的嘛,基本还是空白。”

她的眼睛几乎是充满柔情了。

“现在关键是缺一个把整个故事串起来的线索。嗯,很伤脑筋。”

我好象一个真正作家那样装出副呆呆痴想的傻相。可是,老天,她温柔的不正常啊。

“姑娘,您抓的是我的手。”

站在我身旁的一个老头一边从扶手上抽回自己枯瘦的手,一边歉意地对阿眉说。

阿眉羞红了脸。

她­干­吗那么当真呀!

十二

“你太累了,别这么拼命地飞,要注意身体。”我心疼地对阿眉说。

“我负担重呀,要多挣点小时费。”她玩皮地冲我一笑。

她确实飞得太猛了,简直是马不停蹄地在空中飞来飞去。有时在北京过站,匆匆跑下来看我一眼,又匆匆跑回去飞走。吃饭也经常不能正点正餐,吃几块点心就得上客­干­活。春季广交会期间飞机加班很多,她常常搞到夜里十二点才回宿舍,第二天一大早又要进场准备。她瘦了,脸上出现疲劳的神­色­。尤其叫我过意不去的是,她几次突然进城,都碰上我早早睡了,没有一点写书的样儿。

“我评上‘优秀乘务员’了”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

“真不容易。”我替她松了口气,“我瞅着你都累坏了。”

她刚从广州来,又要去沈阳,然后折回去。

“你该不是又想当‘三八红旗手’?”

“想当呀,还想入党,还想办飞国外的护照呢。”

啊!我真是爱她。

我跟阿眉讲:“过去,我才叫在英雄沿儿上呢。大炮一开,就是功臣,可惜!现在这太平年月不出英雄。”

“你怎么知道不出?”她不忿地问。

“我没见过,也没瞅见谁象。”

阿眉叫我不要太担心她身体。她下个月就要去杭州疗养,所以近期排的班多一些,飞的多一些,一抗就过去了。

“我懂,这就象小毛驴拉磨,卸套前,赶着它多跑几圈。”

十三

民航疗养院坐落在风景区九溪口,依屏风山,临钱塘江,清晨凭窗便可见悠悠江水东去。沿九溪路向山里逶迤行去,溪水潺缓,竹林修茂,山坡俱是郁郁葱葱的茶园。据当地人讲,这一带的茶园便是闻名遐迩的龙井上品“狮峰龙井”。外行人看那暗绿­色­的茶叶子是看不出名堂的,不过前面数里之遥却是正宗的“龙井村”。村里盖了许多俗气摆阔的新楼房,显然这二年村里很出些富裕户。阿眉说她还是喜欢那些粉墙乌瓦、古朴的老房子,我也有同感。

阿眉到杭州不久,我也欢天喜地自北京南下。不消说,春日杭州甚是宜人。柳绿桃红,伉俪游湖。品茶、吃鱼(阿眉象只猫似地爱吃鱼),惬意得很呐。杭州旅游办得不错,我们时常乘旅行社的车出游,对浙南一望无尽的金黄油菜花和绍兴头戴毡帽、手扶舵脚摇橹的农民,以及莫­干­山浓雾缭绕、湿漉漉的毛竹林,都有深刻印象。

阿眉胖了。是在她同餐桌一个老飞行员的督促下胖的。那老头总说:“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错不了,都是富于营养的。女孩胖一点好看。”老头是个食­肉­兽。

阿眉现在对我不太尊重,总是动手动脚,我是说,总是揍我。每次分手时,非占点小便宜,扇我个耳光再走。有次把我打火了,追上去在她背上打了几拳,把她打哭了。两天没出疗养院。我在杭州城里也玩厌了,就在九溪附近找了个地方住下。

我去疗养院找她。在九溪镇上碰见个卖冰糕的,买了一大把,进她的房间时腮帮子都冻木了。她一见我,笑了(我就知道她不记仇)。

“给我找点热水喝。”我把剩下的两只冰糕递给她。

阿眉舔着正在融化的冰糕,拿起一只暖瓶摇了摇:“没水了,我给你打去。”

她一阵风似地跑出去。

这时,她同房间的空中小姐进来,学究气地拿着本书。我没见过这个人,猜是她的“瓷器姐姐”薛苹,是个分队长之类的小头目。我哈了哈腰,以示尊敬,她却拿挺大的眼睛瞪我:

“你就是阿眉的男朋友?”

“你好。”

“我不好。”她蛮横地说,“我早就想跟你谈谈啦——你怪了不起的呀!”

“没有呀。”我挺窘,又一时搞不清她火从何来。

“你害得阿眉老偷偷哭,我看为你不值。”

阿眉拎着满满的暖瓶跑回来。那位小姐没再说下去,气哼哼地走了。我估计她不爱看阿眉对我的“巴结”相。

“王眉”我也气哼哼地说,“你在你们乘务队都给我造成什么坏影响?”

“没有啊。”

“你瞧你们屋这主儿,对我多凶,好象我怎么虐待过你似的。”

“没有没有。我在她们面前一直都说你好。”她笑着对我说。

我接过她递给我的杯子,一边喝水一边往窗下面看,看到那姑娘和一个身材魁梧的飞行员从庭院走过。

“那是她男朋友吗?”

阿眉挨着我,伸长脖子往下看了一眼:“嗯,长得怎么样?”她扭头问我。

“不同凡夫。”

“她对薛苹可好啦。”

“我对你不好吗?”

我瞪起眼睛问阿眉,她噘起嘴:

“你老欺负我,还打我。”

“你还打我呢。”

“我使你那么大劲了吗?你打得我后背现在还疼呢。”

我笑了,离开窗子,又吃了几块她喂的糖,想起什么,问阿眉:

“你老偷偷哭哇?”

阿眉脸有点红,没说话。

“为什么?”

“还不是为你。”她冷不丁又说,“昨天,我们疗养院的人给我算了一挂,说我不宜找五十里以外的人。”

“胡说八道。你信吗?”

“有点信。”她把头扭向一边。看我很久没话,问:“你想什么呢?”

“想孔老二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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