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沿海城市在香港同外商签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合同和意向书。中国女排彻底击溃了劲敌美国对和日本队。大白菜上市，又下市了。

我们团第一轮演出已告结束，团领导连日开会，研究新房舍的分配和小队承包事宜，团里放了羊。乐队的人通宵达旦地学习流行唱法，他们都有很好的音准，几个改弦更张的二胡演奏员大红大紫后，都豁然开朗了。我们舞队练完功就大学交际舞。几个老演员办了个交际舞辅导站，钱赚得“毋姥姥”。我懒得学舞，没事就披着大衣在楼里瞎转，要不就无聊地站在一旁看她们翩翩起跳。饿了就到附近一个商亭喝酸­奶­，喝饱了回宿舍闷头大睡，什么也不愿去想。

经过激烈的争论、哭泣、恳求、权衡盘算，各演出队的人员和分成比例终于确定下来。很多城市的邀请也纷至沓来。我们团倾巢出动，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巡回演出。

在上海霓虹灯林立的繁华商业街南京路，我碰到出海回来、上岸寻欢作乐的老纪他们。他们请我吃炸子­鸡­和掼­奶­油。说到石岜，大家不以为然。老纪说：“再耿耿于怀就没劲了，算了。”他劝我：“在有钱人里找个心眼好的完了。”

在昆明碧水青峰的滇池边，小杨也对我说，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突然去世都没能使生活停顿，更别说一个石岜了。“听说他正在边境一带走私毒品。公安厅正在通缉一个北方口音的瘸子。不定哪一天，他得死于火并或追捕的枪战。”

在重庆拥挤不堪的朝天门码头，我在石岜家见过的那个四川经理却说石岜正在深圳经营一个生意兴隆的饺子馆。有人看见他脑满肠肥地坐在店里喝茶，学了一口广东话。“长得可是一模一样。”

后来，演出队到了河南山东，就听不到有谁认识石岜并提起他。我们演出演糊涂了。一天两场甚至三场。一口气演了近百场。整天不能卸妆，皮肤都过了敏。晚上做梦也在跳，误场着急，早晨醒来累得又立即睡了过去。侯场时，整整齐齐排着队搭拉着眼皮假寐，灯一亮，个个堆出假笑昂着头上台，恍恍惚惚手舞足蹈一番，一转身，又立刻合上眼梦游。歌星的嗓子也唱“放炮”了，只得放录音带，人站在不接线的麦克风前做假动作或者­干­脆和我们伴舞的演员开玩笑，把《草帽歌》唱成“妈妈，百货大楼有开司米。”

最后几场，人都木了，事故频频。跳《夕颜》时，我光着脚丫上了场。人家都是雪白的袜子，我黄黄的一个，村气­射­人。老师站在幕条旁都快气死了。下场时一哄而下，再亮灯时，不知谁的扇子醒目地丢再台中央，惹得观众黑鸦鸦站起一片，嗡嗡议论，大感兴趣地琢磨这个“机关”。

经过筋疲力尽的巡回演出，元旦前夕，我们青面獠牙地回到北京。我们在外地的时，北京下了几场雪，至今路边墙角仍有残痕。树木大都叶子脱尽，光秃秃的。阳光很和煦，裹着鸭绒衣在街上行走的小伙子和姑娘，脸上都红扑扑的。市内公园的水面和湖泊都结了冰，可以看到戴着五颜六­色­毛线帽的年轻人在封冻的湖面上自由自在地滑冰，冰刀溅起的冰沫在阳光下点点闪烁。

我走在街上，有时会停下来，看看街角贴的“刘云峰”署名的布告。我在一家百货公司买了双高筒靴子，给了十张奖券。摇奖时中了头彩，一台双开门电冰箱。我一个人生活也用不着，转手卖给了别人。手里有了一些钱。小青姐劝我买些金银手饰保值。我喜欢珍珠，就买了串九折的珍珠项链。她们说我买亏了，市面上的珍珠都是养珠，我很懊恼。

元旦到了，文化部在一家大饭店招待在历年全国和世界­性­比赛中获奖的艺术界演员。我接到请柬，想起当年获奖时少年得志的情景，恍如隔世。其实并无龙门，人只不过给自己制造幻境，一时一地称雄，自以为与众不同。我到饭店很早，招待会还没开始，便在底层售品部逛。看到一件漂亮的男皮大衣，不忍离去。问售货员，价钱也公道，掏钱时才想起买来无人可送，□□走开。在咖啡座喝茶时，遇到当年舞伴。他正和他们团的几个人在一起，看见我大喊我的名字跑过来，咖啡座里的外国人纷纷看我们。我们握了手，互道阔别后的情况。他刚从南方回来。人家请他去搞舞蹈，他怀着雄心去了，到那儿一看，就是在舞厅给人家伴舞，老太太请也得陪着跳，根本不是搞艺术。第一期合同一满，他就跑回来了。我们几个同学，甚至几个老师还在那里。他们铁了心，什么艺术不艺术，“大团结”第一。最高级的是在大酒店里给歌星伴舞，收入倒是十分可观。他跟我唾沫星子四溅地说了一通。他们团的人叫他，说招待会开始了。“有空再聊。”他连窜带蹦地跑了。我也结了账要走，旁边座上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问我：

“你叫于晶？”

“嗯。”

我看看这个人，不认识也没见过。虽然她一口京腔，可看服饰发型和气质又不象在国内生活的人。也不知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如果没错的话，”那女人笑着说，“你是石岜的女朋友。”

我心猛一动，这是怎么回事？

“石岜现在好吗？噢，我跟他是朋友。我听他谈到过你，印象很深。他没跟你说起过我吗？我叫……”

她说了自己的名字，我从没听说过，石岜什么也没跟我说过。

“他没跟你说过我吗？”那女人又问，“我们在南方见面时，他可净说你，依恋之情溢于言表，嘻嘻。我本来还说跟他一起来看看你。”

“没有，他什么也没跟我说过。而且，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等等，”那个女人叫住我，“这是怎么回事？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可不是这种口气，我还以为你们就要结婚了。再坐会儿好吗？”她说，“石岜现在­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好久没见过他了……”我不能再说了，再说眼泪就要出来了。

那女人看了我半天，说：“懂了，对不起小姐，这是个误会。石岜和我开了个玩笑，骗了我一顿，我当了真。”

“他和您说了些什么？”我问她。

“他，”那女人喝了口咖啡，把脸沉下来，“他说，他很爱你，爱得不得了。”他吃吃笑起来，“如何如何纯真的一片爱心。他装得可真他妈的匀，都可以当演员了。”那女人气得浑身抖起来，哆*哙锣麓影里摸出盒烟抽出一支叼上：“你*吗？“

我摇摇头。

那女人自己咳嚓用打火机点着烟，堆起笑容对我说：“好啦，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你过节到哪儿去？”小青姐问我。

“我姨妈家。”

“你要没地方去，”小青姐说，“咱们一起去我朋友家吧。”

“不不，我到我姨妈家去。”我说。

除夕之夜，城里响起送旧迎新的鞭炮声。同宿舍的人都回家过年了，整层楼也没几个人。楼下的解放军正在会餐，闹哄哄地敬酒。我到电视房打开电视看了会儿元旦晚会的相声，笑了笑，回房睡觉。刚上床，楼里的电话就响了。我跑去接，是姨妈打来的，问我怎么没去她家。我说元旦团里还有活动，等放了假再去。同一座楼的解放军会完餐，又开晚会做游戏。咚咚敲着鼓“击鼓传花”，放开喉咙齐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姑娘。”“妈妈，妈妈，看看我吧，亲爱的妈妈。”我用棉花堵住耳朵，吃了两片安眠药，才勉强睡着。

元旦清晨，我乘头班车进城。街上行人寥寥，遍地昨夜遗留下地鞭炮纸屑清洁工戴着口罩在清扫。偶尔，新年寒冷的空气中还传来几声零落的鞭炮声。

我走进那幢熟悉的公寓大楼。电梯还没开，我顺着楼梯爬上去，喘吁吁地敲门。敲了好一会儿，里面才响起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门开了，我怔住了，是个陌生姑娘，睡眼惺忪。

“你找谁？”

我推开姑娘往里闯。姑娘拦我：“哎哎，你­干­吗呀？”

“我找石岜。”

“谁？”

“石岜！”

“你找错门了，我们家姓李。”

我停住脚，瞅着姑娘愣了。

“你找错门了。我们家不姓石，姓李。”

我退到门外，抬头看看门牌，又看看莫名其妙站在那儿有点生气的姑娘，完全不知所措了。

“你是不是找原来住这儿的那家人？”一个穿毛衣的小伙子出现在姑娘身后，“你进来吧。”他对姑娘说，“妹，你让她进来吧。”

我机械地走进公寓，环顾四周。室内的家具全换了，陈设也全然是另一种情调。

“妈，你知道原来住这儿的那家姓什么？”小伙子问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老太太，“是姓石吗？”

“好象是，是姓石。”老太太说。

“您知道他们搬哪儿去了？有人找。”

老太太看看我：“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家老头死了很多年，部里一直要收回这套房子，他家孩子就是不搬。后来不知怎么，大概那些孩子都不在北京了，这套房子就交了。”

“谢谢您了。”我低头转身走出去，“我走了。”

“你可以等节后上班到部里办公室打听一下。”那个小伙子好心地对我说，“也许给他们另调了房子，办公室的人知道。”

“谢谢。”

我根本就没听清小伙子跟我说了什么，下楼时，只觉得做了场可怕的噩梦。

灰□的天空纷纷扬扬飘起雪花，落到地上薄薄一层。无轨电车缓慢地行驶，车内结了白蒙蒙的水雾。沿街小饭馆热气腾腾的屋内，羊­肉­片在滚着开水的铜火锅里变­色­，围着桌子的人们吃得满头大汗。喝了白酒的男人脸红得象猪肝，醉醺醺地互相搀扶着从我身旁默默走过。

“我这份伤心的……”两个戴眼镜的姑娘从我身边走过。

“爸爸给你拿着糖葫芦，呆会儿再吃……”一个男人牵着个攥着满手吃食，穿得象头小熊的小男孩。

夜深了，我还在街上□□独行。铺满雪地街道树木在月光下凝成静止的银白­色­，商店楼房都紧闭门窗黑漆漆地一点声响全无，盘结交错的电车线挂满雪，僵直、网一样地罩在半空中，公园逶迤的墙下空荡荡的，我的影子在便道上托得很长。暗处灌木丛上的雪坍落，发出轻轻的扑扑声。

节后，我休探亲假回南了。

我在家里续了假，春节后，才回到北京。团里又开始演出。我每天上午排练，学些新舞，下午就在宿舍看看书，和小青姐他们聊聊天，晚上去剧场。

今年冬天，北京雪水勤，雪后初□，太阳出来，路边积雪融化，街道树木潮乎乎的。公园朱红宫墙的绿琉璃瓦檐上白雪点点，在阳光下晶莹闪烁地滴垂着长长的一排水珠。

春天来了，冰消雪解。草地绿了，树木葱茏了，河水流动也快了。斜斜春雨浸润了泥土，洗净了楼房花园的灰尘，使城市焕然一新。日照时间开始延长。黄昏，街上到处是一群群徘徊嬉笑的年轻人。他们重新坐满公园树荫下地绿­色­长椅，□□私语，倾听着草丛下小虫子的吟哦和栖息在树上的鸟类的呢喃，陶醉在扑鼻的花香和爽人的晚风中。

我新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有钱有趣的人。我和他们挺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游乐。有人说要和我结婚，我一笑置之，也不往心里去，还照样来往，照常做朋友，彼此十分自然。不演出的时候，我也读读英语。我希望几年后我能考取艺术研究所的研究生，将来跳不动了，就坐下来研究研究舞蹈史，收集收集各省的民间舞蹈素材。

不久，一个西方国家的电影回顾展开始，我买了一套票，天天去看。一天，我到得早了，剧场里还没有几个人，我坐在池座后边吃蛋卷冰激淋，看今日的影片内容简介。偶一抬头，看到石岜从旁门进来，径直走到我前面几排坐下。他没东张西望，一坐下就和旁边的一个女孩说笑，从她手里拿影片简介看。电影开映了，剧场的灯灭了，座位坐满了人，他消逝在黑鸦鸦的人头中。那天放映的是两部伤感电影，我哭成了泪人。

第二天我没去看电影。小青姐问我，我说电影演得令人心碎。

第三天，是两部喜剧片。我到得晚了，进剧场时眼前一片漆黑，不停地与人碰撞。周围的人纷纷抱怨我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到这儿来。”一个人温和地说，牵住我的手，象领盲人一样将我引到一个空座位。

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石岜的面容轮廓一点点浮现出来，渐渐清晰——他在象我微笑。

“不在不在，就说我不在。”我怒冲冲地喊。

“你还是跟他说两句吧。”小青姐拿着话筒为难地说。

“喂，”我抄起话筒，“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那么无礼嘛，还不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就不接电话。”

“好吧，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中午到你那儿去，帮我打份饭。”

我还没来得及讲话，他就飞快地挂了电话。妈的！我啪地一摔电话。

“别摔电话呀，那时公共财产。”小青姐忍着笑说。

我横她一眼，又摔了下电话，闷闷不乐地回房。

“没给你打饭。”我对石岜说，“我自己也没吃。”

他环视我们宿舍。小青姐她们正在吃饭，自得其乐地小声说笑。他上次来这儿是去年秋天，那时我正热恋着他。那天从这儿出去后出的事，好象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们不是要搬家吗？”

“没搬，新房子分不下去就没搬。你坐吧。”

“你真的没给我打饭？”他似乎有点失望，“那有别的什么吃的没有？我饿得厉害。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忙得头昏脑涨，原以为到你这儿一定能吃上。”他看看我，“我记得你过去说过，不管将来什么时候，我要饭要到你门口你都给。”

“你记错了，我是说我要饭要到你那儿……”我突然觉得无聊，说这种话，做这种姿态十分无聊，把放在一边的盖着碟的饭盒推过去，“你吃吧，给你打了，饭不太好。”

“挺好的。”他揭下碟看看菜，“你们食堂菜炒得不错。”

我把我的匙子擦­干­净送给他，他大口吃起来。看来这点他没骗我，他是饿了，狼吞虎咽地吃着。吃了一阵，歇下来看看我。

“你慢慢吃。”我站起来，“我给你倒点开水。”

我到小青姐那儿要了杯开水，小青姐问我他吃不吃榨菜。

“你吃吗？”我问他。

“不用了，这菜够了。”他嘴里噙着饭说。

“你是不是还有点生我的气？”

吃过饭，小青姐他们要午睡，我把他领到我们大练功房，坐在地毯上。

“是不是有点？”

“没有。”我玩着自己的手指，小声说，“我没生气，有什么可生的。”

我看着墙上镶的银晃晃的镜子里映现出的钢琴，席地而坐的我们两个，惆怅地发现，我们仍然那么年轻，那么般配，象电影里的美满情侣。一个我们舞对的女孩进来往练功杆上晾洗好的床单，冲我笑笑，低头抚平长长的床单。

“去年年底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搬家了。”

我告诉他去年年底我们去外地演出了。他问我去哪儿了，我掰着指头数了数，告诉他。我问他这段时间在­干­什么，他一笑伸了个懒腰，说什么也没­干­，还在混。

“混到今天？”

“混到今天。”

一瞬间，我对他那种似笑非笑、满不在乎、过去曾把我深深迷住的劲头十分反感，只是一瞬间。我没再说话，他也不再说话。

我们坐了很长时间，楼道理喧闹起来，午睡起来的同事们乒乒乓乓地开关门，人来人往地洗漱。黑人舞《莫若》的演员再排练老师的吼中，进练功房排成队形温习一个片段，很多人一边跳一边看我们。

我走进一家挂着“正宗川菜，五味俱全”字牌的餐厅。这是那种白天营业、晚上开舞场的餐厅。天花板上悬挂着颜­色­庸俗的彩带，镀铬桌椅靠墙排了一圈，柜台供应着甜酒和冷饮。有个五、六个人的小乐队在奏着乐，十来个人在黯淡的灯光下跳舞，还有一些人坐在一边喝着饮料看。

领我来的朋友说：“你先坐会儿，我去找经理。”

我找了张空位坐下，看那十来个人跳舞。有个背头管裤的男子在带其余的人跳，看不出跳的什么舞，一概扭ρi股。一个女服务员送来一高杯“菠萝宾治”，收我的入场券。

“没有。”我说，“我是请来的。”

女服务员正要说什么，朋友领着经理走过来，把她打发走，给我们介绍。

“这就是我说的那位舞蹈巨匠，生下来就跳舞。”

“欢迎欢迎。”经理热情地和我握手。一齐坐下，打着响指叫服务员又送来两杯果汁。

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看他有点面熟，好象在哪儿见过，是谁的朋友，又想不起来。

“听说了你的情况。”经理说，“我们这儿很需要你这样的专家。”他指指正在领舞的男子说，“那位是我们现在用的舞蹈老师。”

“唬牌的。”朋友对我说。

“你看他跳得怎么样？”经理问我。

“我不知道他跳的什么。”

“我也不知道。”经理说。他转身问旁边座上一个观舞的女孩，回过头来困惑地说，“卢旺达的什么舞。”

“黑人舞的摇摆晃动一般来说比较接近原始人对身体的自然驱使。”我说，“他看上去上身过于挺拔。另外，运动中的侧身左右摆动是拉美舞蹈的典型特征。”

“我已经发觉这个大ρi股家伙是歌骗子了。”经理说，“不过我主要是照管白天餐厅的营业，舞场的事事我一个朋友经办的。我把他叫来。石岜。”他拍手向左近一堆正在喝酒谈笑的人中叫唤，“你来。”

石岜从人堆中站起来，神采奕奕地微笑着，一跛一跛走来。半路上，他看到我，笑容收敛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跳外国舞的专家。你叫什么名字？”

“她叫于晶。”朋友说。

“噢，于晶。人家才是真李逵，你把那个骗子赶走，请她。”

石岜冲经理点点头，又看看我，微笑起来。经理继续唠唠叨叨跟石岜说：

“你跟那个骗子说，以后他可以免费在这跳，不过不要猪鼻子Сhā葱——装象了。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也懂得一些。”

“不不。”我对经理说，“你还是让那个人教吧，我不能在你这儿做事。真的，我只是来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经理看我的朋友。

“先头说好的呀。”我那个朋友说我，“你怎么变卦了？”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经理说，“这个你放心。”

“不，不是钱的事。”

我起身走了。经理在后面跟我的朋友发脾气：“我不喜欢别人这么要挟我，就是巨匠也不行。让她走！”

“我知道怎么回事。”石岜跟他说，“这事我来办。”

他追上我，不顾我的挣扎，拉我坐在另一处角落。问我：“是因为不喜欢我吗？”

“我没想到碰到你，没想到是这么个场所，人家只跟我说是个辅导班。”

“是个辅导班。边辅导边跳，别致一点。”

“你包办舞会一晚上能搞多少钱？”

“不多，你瞧，没多少人上当。”

“多少钱？”

“我没发财，离发财还远着呢。”

“你一直在­干­这个？”

“刚开始­干­。这不算骗人，是正当的，现在萝卜都什么价钱了？”

“那你的票价也太高了。”

“你有什么好路子吗？”

“没有。”

“那就帮帮忙。”

“不成。”

“不喜欢我？”

“不是。”

“喜欢我？”

“是的。”我哭了，“可不帮你的忙。”

我也觉得我太傻，太没骨气，也许会在挨次涮，可我没办法，我喜欢他。尽管我们在一起要不幸，分手会痛苦，我都不在乎。来吧，再来几遍都可以！

我不让他来我们团，没事我就去那家叫“吉利”的川菜馆找他，不睬经理的白眼。一起喝喝酒，闲聊一会儿。我发觉他和我们一年前认识时一样，处境、情绪都没什么变化。除了每周办几次舞会，他还兼做那些乌七八糟的空头生意。只是录像机变成微电脑，“傻瓜”相机变成自动按摩靠垫。他还是那么固执地要发笔横财。他跟我说：

“我们种种不顺和苦恼归根结蒂一个穷字。为挖这个穷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自知不敌。”

来找石岜的朋友很多，在“吉利”进进出出终日不断人。虽然他们互相请客时出手大方，喝了酒也会亲热得推心置腹，眼泪汪汪。但一谈到生意钱财就会立刻变得冷若冰霜、锱珠必较，有时还会吵得面红耳赤、破口大骂。每当石岜被人家“瘸子”“拐子”骂了一通后，蹒跚地走到我桌旁坐下，一言不发时，我就为他深深地难过。

我们演出，我都给他送票，他几乎都去看，坐在第一排。我一出台就能看到他，目不转睛，正襟危坐。《布莱伏》我的位置在前台我几乎是近在咫尺地俯视他，在他面前扭来扭去，众目暌暌之下，无所顾忌地互相凝视。《贡卡》舞最后要请一些观众同舞，我就下去和他说两句话。

“你为什么总不笑？别人都笑。”他老这样说我。

“你也不笑。”我说。

下次，我一出台他就微笑，我也笑。可很快，我们又都不笑了，面孔呆板地互相凝视。

《贡卡》舞时我下台走到他面前，竟不知说什么好。

“演出完你回团吗？”他问。

“回。”

“我想在后台门口等你。”

“不，你别等。”我快步返回上台。后面的舞我只跳没看他。

散场后，我第一个洗完澡出来，在后台门口徘徊了很久，直到大家都出来上了车喊我，才上车回团。

第二天他没来。排练老师在条幕边骂我：“怎么啦？象袋土豆。”

“地板太滑。”我说，“站不稳。”

下台后，我到盥洗室拧开水龙头，把舞鞋浇湿。回到化妆室踩了踩松香，坐在镜前重新化妆。把眼圈旁洇了的油彩揩去，重搽。

“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坐在“吉利”满屋酗酒喧嚣的青年男女中问他。

“我妈妈临死前嘱咐我，”他嘻嘻哈哈地说，“不到四十不许*涉。*

“你发烧了？满脸通红。”

“昨天夜里蹬了被子，有点着凉。”我想起来倚着。

“快躺下。”石岜按住我，“我坐会儿就走。我没事，就是来看看你——今天你没去找我。”

“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头晕就没打。”

“试表了吗？”

“早上试了。”

“药吃了吗？”

“嗯。”

“发烧就别去天津演出了，请个假。”

“没事，吃了药烧就会退的，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我能帮助你做点什么？”

我翻身向里，闭上眼睛。

“怎么了你，­干­吗哭？”

“你帮不上忙。”我一下哭出声，“想家了。”

“有句话想跟你说。”石岜在北京说。

“有什么话回去说不行吗？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从天津回去了。”

“不行，就得现在说……”石岜的声音忽然微弱了，话筒里一片杂音。片刻，他的声音又清晰了，“去年秋天我做了一件蠢事，现在我非常非常后悔。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你说话呀！说话呀……”

嘈切的杂音淹没了他的喊叫。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衣服，蹑手蹑脚地开门去洗漱间。我梳洗了很长时间，一直到镜子里面的人变得十分漂亮。我小心翼翼地拧开楼门的锁，走进院子里，翻过铁栅栏大门，来到空荡荡的街上。晨曦已经出现再天际，路灯还未熄灭，偶尔，一辆早班车再着打瞌睡的售票员和乘客驶过。我在马路上匆匆走着，不时跑上两步。拐过一个街口，火车站庞大的身影矗立在眼前候车室灯光刺眼，一片寂静，成百上千的鲤鱼旅客无声无息、横七竖八地在地下椅上熟睡。我买了张站台票，小心翼翼地穿过这些或仰或侧、姿态不一、表情安祥的人们，急煎煎地冲进站台。一列北上的特别快车拉着笛正要起动。我跳上最近的一节车厢，列车员见我拿的室站台票，往下赶我。“我认罚。”我冲她喊，生气地甩开她的手，走进车厢。列车呼啸着，一路不停地驶向北京。

北京的天已经亮了，下着倾盆大雨。我跑进雨里，身上立刻湿透了，我披散着头发在雨中的街上飞跑，溅起一路水花。“过来避避雨，姑娘。”街旁屋檐下一个老太太冲我招手，我笑着摇着头跑远。看到“吉利”了，透过白茫茫的雨雾，我看到前面街旁刚开门的“吉利”餐厅，白底红字的招牌，店堂里飘出的蒸汽。跑进店里，我已经筋疲力尽，光喘气说不出话，滴嗒下来的水很快在脚下形成个小水洼。

“晶晶——你发什么疯！”

他诧异地瞪着眼，从桌旁站起向我走来。

“我想，想叫你，”我疲惫地靠着店门，大口喘着气笑着说，“惊喜一下——就跑来了。”

石岜叉着腰站在我面前看着我，一动不动接着泪水涌进他的眼眶，他笑了。

“把你衣服都弄湿了。”我有气无力地笑着说，骨节被他勒得咔咔响。

那些天哟，我们真快活，深深沉溺在幸福中。我演出，他就坐在台下一场接一场地看，往返于京津道上，只为看我一个人。我不演出，我们就整日在初夏阳光灿烂的海河边，长安街上溜达闲逛。我挽着他，他搂着我的肩膀，开心地放声大笑，招摇过市。我说过，我们市相当般配、引人注目的一对，象电影里的情侣。甚至他那条跛腿在我们并肩而行时也成了一种独特的风采。回到北京后，我们去街道办事处履行了结婚登记手续。我们都通过了婚前检查，没有遗传病、传染病和其它不能结婚的疾病。我们的后代将是聪明、强壮的。当婚姻登记处的女职员问我：“于晶，你是自愿和石岜结婚吗？”我毫不害臊地大声说：“是！”惹得一屋子都笑了。石岜也兴奋地红了脸。我却希望女职员再问问我，我会一迭声地回答：“是！是！是自愿的！”我们没买什么东西，因为是夏天，连新被褥也没做。我再团里散了点糖，和石岜的朋友们在“吉利”喝了个天昏地暗，欢闹了一通，然后，回到他现在住的小屋，整夜相亲相爱。我的婚假只有三天，不能回家。爸爸妈妈来了信。虽然他们对我的结婚感到突然，但也没说什么，只是祝我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我给他们打了个很长的长途电话，石岜也跟他们说了话。妈妈在电话里哭了，我也哭了，答应她，有空就回去看她。我跟石岜说：“将来你要离婚也要等我爸爸妈妈死后。”他说：“离婚？你要再提离婚我就弄死你。”十分凶恶。

“你­干­吗不早点娶我呢？”晚上我总是说他，“耽误了多少好时光。”

“我总是这样，乱丢一气，然后，拼命往回找。”

“可是，有的东西找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