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者是一个在农贸市场上收售鸟儿的老头儿。民警把他带到了治安机关，多方询问

并且在第二天上班以后与乐团、音乐家协会的负责人联系以后才放他出去。

他不回家，径直从公安局再次去到音乐厅，问不到任何结果。清洁女工头一天

晚上并没有参加音乐会，第二天来打扫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物体。顶灯碎了一个

灯泡，这是常有的事情。再说她们那副懒洋洋的样子即使发现了一只老虎只要没被

咬一口她们也不会理会。音乐厅经理更不关心一只鸟飞进音乐厅的问题。他向孟迪

强调的是《痛苦》交响乐演出的票子三分之二是送给专家、兄弟乐团和领导机关的，

三分之一的门票收入不能使他这个经理满意。而且更坏的是，经理知道了孟迪深夜

来敲音乐厅的门被民警带走查问的事，他为孟迪的尴尬而感到快慰。他回答盂迪关

于鸟的提问的时候带着一种半是嘲笑半是怜悯的俯视神态。孟迪再问，他则是一串

­干­笑。

孟迪不肯罢休。他想尽一切办法去寻觅这天晚上欣赏他指挥的《痛苦》交响乐

的听众。有一些还是他的同学、同事、友人，还有当天晚上粘上他不肯离去的记者。

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回答：“是啊，我们看见了。是一只鸟，随着您的乐曲的节拍飞

上飞下飞来飞去。”很多的人回答：“没看见。音乐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建筑，

连蚊子也进不去，哪儿来的鸟？”相当多的人回答：“也可能吧。那个鸟有什么特

别的吗？会下蛋么？会送信么？炸着吃还是烤着吃香？”更多的人回答：“什么？

什么交响乐？什么《痛苦》？什么鸟？什么人是你？什么指挥？什么阿勃罗斯？什

么什么什么？我们早忘记了。我们的事儿太多了。要买酱油和修抽水马桶。要评工

薪和配外衣钮扣，我们为什么要去记住一段可能听过的也可能没听过即使听过也早

已忘了的音乐和一只不是我们购养的鸟儿呢？”

而盂迪从此名声大噪。南京、北京、广州、兰州的乐队都邀请他去指挥。每次

一站在乐队面前，一挥起指挥­棒­，一听到乐器发出的新鲜而又古老的声音，他就想

起了那只黑——红鸟，想起那鸟儿的活泼有力的飞翔，想起那鸟儿的随心所欲与走

投无路。他盼望那鸟儿的重现，他等待和痴望地搜寻。一种对非人间的、奇迹的力

量的信念，一种企盼和一种激动从他的指挥­棒­、从他的目光与全身流露出来。它使

所有的乐手传染上了这样一种神秘的激动。有时，他突然恍惚看到了那鸟，迸发出

震撼山岳的激|情，音乐如洪水般地释放，将世界淹没。有时，他突然迸发出了令江

河倒流日月变­色­的情感，鸟儿随之出现在他的眼前，奋力扑翅，拼死冲撞。此后，

鸟儿不见了，热烈也不见了，他冷冰冰地指挥着，旋律冻结成铁的硬块。

神秘，焦渴，奇特，冷峻，各种音乐评论像雪片一样围绕着他纷飞。他仍然急

切地与自己的同行、自己的听众探讨一只飞到死的鸟儿的事，没有人懂得他的话。

一封又一封反映他神经不大对头的信写到乐团和乐团所在的市政府领导人。经过一

段吹捧以后紧接着出现了对他的严厉批评和放肆嘲笑。异己的、超前的并从而脱离

了广大人民的审美趣味的、过分西化的……这是一种指责。无法摆脱本民族的局限

即人均收入三百五十美元的局限的、西化得太不到家的、非卡拉扬又非小泽征尔的

原装因而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这是另一种指责。“盂迪的音乐是什么？只不过

是在一个黑暗的大厅里寻找一个既不存在也不会飞翔的死去多时因而早已随着自行

车的飞鸽而过时的鸟儿罢了！”一位曾经请孟迪为自己指挥的交响音乐会赞助五千

元外汇券未被孟迪从命的新冒出来的自学成才的小小音乐家这样写道。

这么一批评盂迪就引起了外国人的兴趣。波士顿、洛杉矶、悉尼、惠灵顿、维

也纳、马德里以及卡萨布兰卡的音乐家团体都向孟迪发出邀请。还有两个大学致函

孟迪，愿意向他提供奖学金——假若他愿意去该国留学的话。

孟迪出了一圈国，头发变得更长，眼睛变得更大更呆，换了眼镜架，又买了一

件式样奇特的一半白一半黑的毛线外套穿在身上。这一切气煞了过去不知孟迪为何

物的音乐界同行。

而日益瘦削的孟迪日益疯狂地想念他的红鸟。他一夜又一夜地不眠，唉声叹气，

折磨得他的妻子发疯。他在一切座谈会迎新会经验交流会与学术报告会上谈鸟。他

接待友人会见记者一直到去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不停地絮叨着的仍然是一只鸟。

“我真傻。为什么当天音乐会散了场我没有立刻去找鸟而是在夜三点才想起它

来呢……”

终于在各方面的关心下盂迪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主治医生正醉心于弗

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他立即断言鸟是阳­性­的象征，孟迪患有因为­性­伤害或­性­变态

所引起的偏执狂。他给孟迪服用了大量超强力镇静剂，还扎了伴有强电流刺激的改

良针。­精­神病院住院四个月后，孟迪又被送到深山里的一座气功康复中心，整整半

年，他在气功师指导下练梅花桩气功，并接受当地音乐协会按摩师的按摩。

康复以后孟迪胖了，头发秃了一点，人显得比原来随和善良。他承认，根本没

有那只鸟，是他自己错了。他承认，他不懂音乐也担任不了指挥。乐团管理体制改

革的时候便有人出来提议­干­脆由他担任团长。有人反对，说是提升­精­神病人会影响

乐团的声誉乃至改革的声誉，他便没有担任团长。

不久他得了肝炎，两个月后变成肝硬化。人们嘲笑说，孟迪因为既当不成指挥

又当不成团长，染上了重病。半年后致癌。

弥留之际，他喃喃地描绘那只鸟，哭喊那只鸟，伸出枯瘦如柴的胳臂向着天空。

吓得妻子跑出了病房。医生给他注­射­镇静剂，然而他仍然激动地叙说：“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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