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货币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及外汇市场和制度的改革通常与资本项目自由化同步推进。日本从1970年左右允许外资进入国内证券市场和国内资金投资国际证券市场，1973年开始汇率制度改革，到90年代才基本完成资本项目可兑换，其国内的金融改革直至本世纪初仍在进行。韩国1981年放开国内外证券投资，1990年开始汇率制度改革，2002年才完成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这表明，日本和韩国资本项目从开放到基本完成历时20余年。

全球失衡的“美元陷阱”

人民币正陷入一个“美元陷阱”。在人民币梦想崛起的时候，过去存在美国的储蓄正被一场­阴­谋强取豪夺。

北京大学的迈克尔佩蒂斯教授认为世界已被划分成两大经济阵营：一是拥有消费金融和高消费弹­性­体系的国家，如美国；二是高储蓄和高投资国家，如中国。西班牙、英国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迷你版，德国和日本则是当代中国的成熟版。

在两年前的那个世界，中国可以储蓄多过投资，并将多余的储蓄在美国消化掉，然而这样一个世界已经消失了。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在金融危机的早期，爱说笑的人曾调侃我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算趋于公平而平衡了：他们卖给我们有毒的玩具和受污染的海产品，我们出售给他们欺诈­性­的债券。

在最近10年的头些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很大，并开始吸引大量境外资本的流入。如果中国像加拿大那样实行浮动汇率，人民币就会升值，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会得到减缓。然而，中国却选择固定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此不得不大量购买流入的美元。随着时间的流逝，贸易顺差继续增长，中国的外汇储备也跟着与日俱增。

在积累大量回报率低的资产背后隐藏着某种策略吗？大概没有！中国拥有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俨然已成了美国公债共和国--像当年英国建立起日不落帝国一样：都是无意间造成的。

然而似乎就在那一天，中国的领导人一觉醒来，发觉自己面临着一个难题。其资产的70%是以美元形式持有的。这就意味着，美元一旦贬值，中国将面临巨额资本流失。因此，周小川提议以国际货币基金会用来记账的特别提款权为基础创造一种新的储蓄货币。

克鲁格曼认为，周小川G20前夜的讲话本身实际上是对弱势的承认。实际上，周先生说，中国已把自己推入“美元陷阱”，而且它本身既不能自拔，也没有改变造成其陷入这个陷阱的原始政策。

美联储当前政策的实质就是印钞票。如果货币的供给是无限的，这种货币就没有价值。由于美元供应的急剧增加，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实际已经贬值。这正如股票价值，即便由于某种原因股票价格指数仍未下跌，由于股票供给量已经大量增加，股票持有者手中股票的价值实际上已经贬值。一旦美元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遭受巨大资本损失。

中国之所以持有美元资产，是因为我们相信美元是可靠的价值贮藏。我们之所以购买美国债，是因为我们相信美国国债可以带来比国内投资更高的回报。但结果却是--用克鲁格曼的话来说--陷入了“美元陷阱”。

中国究竟是怎样跌入这个陷阱的呢？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最重要特征，是东亚国家官方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更引人注目的发展是中国的“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相应增加。

根据经济学家余永定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杜里、弗斯特兰道和嘉保提出的所谓“BW2理论”(布雷顿森林体系2理论)有力地解释了当时这个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的增长模式的形成。

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为了解决本国的失业问题，必须依靠出口市场，必须维持大量贸易顺差。为此，中国必须保证人民币对美元的稳定(盯住美元)。

在这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看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需要(其引理是中国对外国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依赖)使得以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得到恢复。BW2理论也因此得名。

在存在顺差的情况下，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不断­干­预外汇市场。其结果当然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

BW2是否可以持续呢？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国有贸易顺差，美国有贸易逆差；中国出口商品，美国出口借据(或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中国积累债权，美国积累债务；中美双方互利互惠、各得其所。这三位经济学家断言，BW2至少可以再维持10年。

BW2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关键问题是，BW2是否真的像其提出者所断言的那样，至少在未来十年内还将继续下去？

2月1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借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之机，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储蓄率问题的看法，回应了美国财长保尔森卸任之前的“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原因”的攻击，这也是高层少有的对外界批评的正面回应。

过去的模式已经终结，周小川认为，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尽管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但当下并非美国提升储蓄率的最佳时机，还需同时平衡刺激消费和恢复经济增长。

周小川坦言，合理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的储蓄流向发达经济体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后者寻求增加储蓄的愿望。

“当一些国家储蓄增加时，如表现为美元外汇储备，就不可避免地使资金流向美国。虽然美国为克服金融危机短期内仍需资金继续流入，但长期看，美国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希望资金都流向本国。”看到了全球失衡，看到了“美元陷阱”，但我们还是绕不开，周小川的话带着无奈。

谁让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结算大部分都集中于美元，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一天统治世界货币，中国就难以从“美元陷阱”中爬出来。

信贷埋下的又一个地雷

如果说2008年的宏观调控失误情有可原，2009年上半年7万多亿元的信贷投放引致的下一轮重复建设、经济过热等问题很多人都预见了，但都无能为力。市场预计2009年全年放贷将超过10万亿元。

央行副行长易纲发表文章力排众议：总体而言，金融危机情况下的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利大于弊。

有利的方面，一是基本打掉了通货紧缩预期。二是有利于稳定资产市场，近期股指涨幅较大，房地产市场上房价、交易量、交易额也出现回稳迹象。三是加速了企业存货周期的调整。如果企业尽快结束去库存化行为，使存货进入正常状态，将有利于恢复生产，促进经济周期的调整。四是增强了公众对于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信心。

但市场人士认为，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在产能严重过剩时期进行宏观调控的经验，甚至和1998年相比，目前的产能过剩程度、外需格局都与十年前有着很大的差别。

当前的经济刺激方案实际上是原有增长模式的延续和放大，在产出分配失衡衍生出的过剩经济时代，政府及特定主体（优先获得信贷、受益于货币增发的主体）信用规模的扩张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拉动总需求，却无法形成良好的收入-消费循环，即经济扩张带来的产出分配会进一步趋于集中。

当前宏观调控措施对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在于投资效率下降、需求结构异化、劳动力相对价格下滑，甚至可能意味着经济增长对财政货币的惯­性­依赖。

央行显然也注意到信贷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贷款”。但这一切在“大­干­快上”的瓜分信贷的盛宴中，能起多大的作用？

克鲁格曼：中国应该再进步一些

要想知道中国离世界中心的距离还有多远，看一看世界对我们有多关注就知道了。有一段时期，我们以为自己位居世界的中心，所以叫中国；有一段时期，我们又妄自菲薄，否定自己的一切，要全盘西化。

如今似乎到了一个中国人可以自信的时候，毕竟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国力逐渐强盛，更多的人开始倾听中国的声音。

但事实让人有点懊丧，西方主流人士并没有把中国放在核心的位置。2009年5月10至13日，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加州那么大，想要带领世界复苏简直是白日做梦。”

这位中国人心目中无比崇高的、曾经准确预言亚洲金融危机的保罗，对中国的陌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保罗说：我对中国的产业并不了解。作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面对一个自认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被轻视其实是中国在世界舞台还没有自己想象中重要。对于这一点，奥巴马何尝不是一直给中国上课？美国和欧洲甚至日本才是他关注的重点。

在中国期间，克鲁格曼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这确实和《迷失东京》里的感觉一样。我希望当中国再进步一些，它能改变一下观念，究竟一个演讲再加讨论应该持续多长的时间。小时的演讲和讨论，每天两次，还有与无数商界人士和官员们的会面，有些折磨人了。是的，正如一些评论者注意到的，海报上确实写着‘伟大的预言家克鲁格曼中国行’。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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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的脚步难以跟上中国速度

深­色­黑西装的后摆已经压得皱巴巴，衣领上的头皮屑如雪花般点缀，这位第一次来到中国的美国人克鲁格曼，有些累了。

5月13日大清早，预言亚洲金融危机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先生又开始他在中国的第三站广州的行程。他的脚步还是那么飞快，只是坐到沙发上就开始打盹。

短短三天的中国之行，让这位有着伟大头颅的美国自由主义者难以适应：中国的节奏之快，以及对于中国实质上的陌生与距离，让这位国人心目中文笔最优美的经济学家与中国的主流学者、业内人士发生了理念冲突。

保罗格曼克鲁格曼可能有些感冒了，在这个视甲型流感为大敌的季节，这位国人心目中的伟大预言家身体不适让洗耳恭听的记者们为他的健康担心。5月13日清早，面对一大堆记者的“长枪短炮”，克鲁格曼坐在沙发上微微眯眼。

事实证明大家的担忧多虑了。克鲁格曼只是有些累了。从5月11日踏上中国的土地，他没有多少休息的时间。从北京、上海再到广州，他的中国“巡回演讲”比当红的歌星还积极。

“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这位脚步比一般人快的老头子在中国只呆了三天，密集的行程让他有些吃不消。白天演讲，晚上从一个城市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在5月13日的行程清单上，上午考察一个企业、一场演讲，中午宴请，接着又是一个演讲，两个小论坛，傍晚又是宴请，晚上不知又要飞到哪里，据说是香港。

“克鲁格曼不知道，中国的很多企业家和市长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这样过来的”，在论坛现场，来自企业界的朋友谈起美国例行的“度假”、“旅行”，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是奢望。

“中国的劳工是5+2、白+黑”，经济学家钟伟和克鲁格曼谈起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起来，为什么有中国奇迹时总结，中国的劳工很多时候一周难得休息一天，没日没夜地工作。

可在克鲁格曼的眼里，这是要批驳的。“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美国制造业工人的4%”，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的竞争优势难以持续，因为工人的工资要涨起来。对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克鲁格曼甚至有相关观点：这与中国廉价劳工有关。克鲁格曼希望可以给工人更好的福利待遇，并认为这是造成中国产品倾销美国，或者说大量充斥美国市场的重要原因：中国人太勤奋，劳动力廉价，制造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

克鲁格曼不知道，在广东的东莞，有数以百万的外来工辛勤劳动，为的是给克鲁格曼提供一双结实耐用、价格更便宜的袜子。而这成为克鲁格曼关于贸易平衡的质问。

克鲁格曼说，不管我们想说什么理由，如果是两年之后，美国和欧洲的失业率还是很高，而中国继续保持大量的国际贸易盈余，这样的事情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贸易问题和贸易盈余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觉得贸易盈余仍然这么大的话，未来几年就会发生非常严重的贸易冲突。”克鲁格曼宁可多花一美分，也不希望美国劳工失业。

“中国的政策事实上利用了汇率市场的保护来循环它对外部世界的贸易剩余。中国不能再期望依赖于美国进口中国的产品给中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克鲁格曼这样总结中美贸易之间的问题。

在克鲁格曼的眼里，他关心的不是中国的财富增长原动力，而是中国产品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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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这个陌生的国度

“他不可能了解中国，这是没有办法的。”企业家严介和第一次见到克鲁格曼就这么说，这也是深圳月朗国际总裁钱港基的印象。

如果我们用心看一下克鲁格曼的文章，涉及中国问题的少之又少。这位美国人，实际上眼光还没有投向中国。

在中国的三天之行，克鲁格曼回答中国企业家问题用得最多的词就是“不清楚”。5月13日下午，星河湾梁上燕问克鲁格曼：“你怎么看目前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克鲁格曼说：“我实在不了解，你们业内人士应该比我更清楚。”对于汽车行业的回答也大致如此。

央视主持人芮成钢说，克鲁格曼主要研究全球问题，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多，无法就具体问题做出回答。

在中国的三天里，龙永图、张维迎等经济学家与克鲁格曼进行了激烈争论。龙永图认为，中国目前不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其实是美国主导的金融秩序导致的后果，而不是中国政府的­操­控。张维迎表示，中国人本身不能印美元，美元一定是美国印出来的，中国借给美国的是美元而不是人民币。所以，贸易盈余产生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国货币政策太松，由此导致中国不得不把钱再放在美国，就是把贸易盈余再放到美国。

争论的背后是彼此的陌生。在这个崇尚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眼里，中国可能还算不上一个大国，虽然他在中国客气地没有说出这样的话。

“中国有13亿人口，但是你们占的世界经济的总量却是一个小的部分，这相当于美国西部的经济总量，中国经济总量像美国的西部，美国的加州那么大的经济总量，所以怎么可能引领世界经济的复苏，引领世界经济走出经济衰退，中国不可能。”对于中国力量的崛起，克鲁格曼并不认为十分惊人，如果说到要“带领世界走出低谷”，克鲁格曼更不以为然。

对于那些美妙的数据，克鲁格曼持怀疑态度：“你可能注意到，有些怀疑论依然存在。我想我不得不说，这些被报道出来的经济回暖成效来得太快了，以至于有点让我难以接受，可能是因为我太习惯于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了吧。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扭转了银行借贷和商业环境，这对于我来说确实是难以置信。”

三天的中国之行，克鲁格曼走马观花地考察了中国内地最发达的三个城市，与数十位中国学界、企业界人士进行了交流。

在13日论坛的最后，星河湾梁上燕代表现场观众说，希望克鲁格曼先生能把自己在中国感受到的一切带回美国。克鲁格曼微笑地表示一定会。

虽然中美国际贸易巨大，但彼此的了解还是很隔膜。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并没有对中国有足够的认识：他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书本上的一些理论，以及中国人眼里的固执与偏见。

“带来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在克鲁格曼和中国经济学家共同推崇的凯恩斯的货币通论的最后，宏观经济的开山鼻祖凯恩斯这样总结经济思想的重要，而代表着一代美国­精­英的克鲁格曼，无论贸易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与中国的分歧都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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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克鲁格曼：中国发展速度不能太快（1）

问：未来中国要如何发展？

克鲁格曼：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中国往全球分工的价值链上爬，从事更加高­精­尖端的制造业，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有范例可以学，1975年韩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是美国水平的5%，跟现在中国的水平差不多，现在她已经达到美国的60%，韩国原来在世界贸易里的角­色­和中国一样，但是现在她和日本、西欧甚至美国都已经可以平起平坐了。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发展过程，如果你不断发展，你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肯定会往价值链的上端走。中国已经能够出口一些­精­密的高端产品，这让人非常吃惊。如果你看到中国现在的工业行业结构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太可能出现，毕竟工资结构比较低。而现在我们还没有更新最新的一些数据，从而能够来看一看整个中国的垂直一体化过程。可能一个复杂的、­精­密的产品是分成不同的部件，其中技术密集型的部件会送到一些不同的地方生产。中国生产了很多电子元器件，但是这里边最复杂、最­精­密的一般来讲还是来自日本和韩国。这可能是一个误解，但至少还是说明中国价值链是可以攀升的，而且可以实现真正的转型。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中国肯定会攀到价值链的顶端，她的企业家­精­神能够帮助中国成为一个薪酬水平较高的高科技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中国有一些快速的发展政策，但不是特别地成功。韩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有一个发展的政策，想在重工业有所发展，即他们所认为的高端产业。但是那个政策却不怎么成功，反而带来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过多的外债、过度的产能。所以中国如果发展步伐太快肯定不合适，要有一个政策能够帮助行业的发展，要有基础设施，要有好的电信通讯，要有足够的能力才能够在技术杠杆上向上爬，如果速度太快是不好的。

问：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吗？

克鲁格曼：毫无疑问，中国有非常显着的成就。中国是不是楷模呢？你要记得一点，中国相对来说仍然是比较贫穷的国家，我说过中国的平均工资是美国工人的4%，墨西哥生产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3倍，当然墨西哥已经进入一个更加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但是很显然我并不批评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因为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对中国的成就充满赞赏之情。

盈余的国家似乎是麻烦制造者

问：中美贸易模式还能持续吗？

克鲁格曼：中国储蓄、美国消费，很长一段时间，大家皆大欢喜，美国有更廉价的资金，中国有了一个庞大的出口市场，可以发展出口驱动型经济。好像对所有人来说都很开心，但细想就奇怪，这种方式肯定难以为继。

二战以后，美国家庭债务占GDP比例不断地攀升，很长一段时间是50%，上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创新使家庭债务达到GDP的100%，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萧条之前有过一次。当时为什么债务比例这么高呢？因为大萧条以后GDP大幅下挫造成了这样的现象，除此之外从来没有这样的现象，这是难以为继的。

将来美国再也不可能借这么多钱，美国的消费者又开始存钱了，储蓄率从0攀升到了4%，我觉得它会继续增长8%左右，这是历史的平衡，在美国的消费需求会放缓。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对话克鲁格曼：中国发展速度不能太快（2）

这一切摆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让我们看到日本迷失的十年，需求放缓，利率近似于零。这样的世界中，标准的经济学似乎已经失效了，我们总是会说“自由贸易有利于所有的人”，我们总是说，贸易盈余的国家其实是帮助其他的国家，因为它是向它们提供便宜的产品。但是在如今这个失业率攀升的世界，遗憾的是：刚才所说的再也不成为道理了，盈余的国家似乎是麻烦制造者，而不是带给别人好处。

现在我们的政策是：如果你有很多的贸易盈余，使其他国家非常生气，这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过去很好，现在不是如此。这种环境下，贸易盈余造成了让其他国家非常生气的地方。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将来中国的盈余肯定会带来很大的贸易紧张，其他国家再也不能容忍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盈余。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未来可能是更强而不是更弱。美国国会每年会审视一下中国的货币，财政部会汇报一下是否每个国家在­操­纵汇率，每年的审议中，答案是中国都没有­操­纵汇率，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诚实的评估，是避免冲突才做出这样的决定。过去造成长期不平衡的需求，将来不可能再维持下去。

问：怎么看待目前美元贬值给中国2万亿外汇储备带来的损失？

克鲁格曼：比较优势决定了大概你是出口什么东西，并不决定你出口量是多少，而且通常情况下，一个还处于相对贫穷却快速发展的国家成为资源输出国，这个不多见。

可以说，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奇怪现象。如果有些国家发展得很快，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输入资本的，他们向外国输出产品，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新兴的经济体把很多自己存的钱输出到国外去，而且没有利息，以零利率借给外国用。

这是对于中国资源的浪费，没有很好地利用，尽管中国外汇储备这么大，有了伟大成就，但中国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钱应该留在自己这里用。从整个世界经济的角度说，这也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之前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所以积累了这么大的外汇储备，我觉得有点欠考虑，现在已经看到了结果。当时积累美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美元会贬值呢，现在没有好办法了，肯定会有很大的资本亏损。美国人当然会还债，但是这些债承诺用美金还，如果美金和其他货币贬值也没有其他办法。

未来不会有G2

问：未来会进入中美的“G2”时代吗？

克鲁格曼：“G2”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讲到任何的重大议题，不管是全球贸易、气候政策，还是国际金融体系，你必须把所有的大国都纳入，包括美国、中国，还要加入欧盟、日本，最少也要G4，也许以后很有可能还要加入印度，所以是新G5，不是以前的五国集团，是新的五国集团。

双边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非常深层次的讨论，也许不一定坦诚，包括汇率政策、气候政策等等，这些都需要进行讨论，而且今后都会慢慢成为我们讨论的焦点。我们很聪明，我们也都抱着善意，我们也对地球充满了爱心，但我觉得这个讨论还是会非常激烈。

我们的政府目前致力于全方位发展，需要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发展。美国目前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不过可能20年之后不一定是美国，可能是中国了。既然现在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美国就应该帮助世界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对于未来几年的全球合作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问：你对奥巴马政府怎么看？

克鲁格曼：我更喜欢奥巴马，比布什好多了，但我还是会批评他的一些做法和政策。从美国领导角度看，我们已经从黑暗走向了光明，过去八年是非常糟糕的，奥巴马在极端经济环境下来执政，我希望他的应对措施更加强劲一点，当时我在家里庆祝了奥巴马竞选的获胜，我相信这个庆祝并没有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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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给奥巴马的一封信（节选）（1）

亲爱的总统先生：

就像3/4个世纪以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面临的一样，你即将在这个信念和传统智慧土崩瓦解的时刻走马上任。我们所面临的世界不是你或任何人可以想象的。很多总统面临过各种危机，但很少有总统在他就职的第一天，就要被迫处理如此空前绝后的迫在眉睫的危机。

现在经济的前景有多糟糕？它几乎比任何人想的都恶劣。

布什执政的经济成长，就像它所表现出来的一样，是由私人贷款的膨胀所激发出来的；现在信用市场呈现出一片纷乱，商业和消费者都裹足不前，经济是一泻千里。我们所面临的，说穿了就是一个就业的大缺口。美国的经济每年应该创造100万个工作机会，才跟得上它的人口成长。危机前，布什当局每年只能有80万个工作机会。就在去年，我们不但没有创造百万的工作机会，反而减少了200万个。我们现在继续着每个月50万个工作机会的丢失。

从现有的资料和既有状况来看，就业前景的持续恶化没有逐渐缓和的迹象，也就是说，年底时我们可能有1000万以上的工作缺口。换句话说，我们的失业率可能会高达9%，如果把那些­干­最低工资以下工作的人和那些只找到零工的人计算在内，真正的失业率应该高达15%--超过2000万的人苦于失业。

这么严重的衰退让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预算和优先政策中心”是一个分析政府政策的非党派­性­的研究机构，最近发表失业率会发展到9%--最坏的情况现在似乎离我们不远了。失业率真的到那或超过了该怎么办？多达1000万的中产阶级会被推向贫穷的境地，另外会有600万会变成“极度贫穷”，严重的损失使得他们的收入比贫穷的水平还要减半。失去工作的人同时没有了医药保险，使得艰难前行的美国医疗更是雪上加霜，走投无路的病人挤满了医院的紧急病房。同时，数百万计的人会失去他们的房子。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因为失去了许多的财源，会删减许多重要的福利。

记得1984年的美国经济复苏，当时的总统里根还得意地说出他的名言：美国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吗？事实上经济复苏和里根毫无关系。他只是跟着政策走而已。真正的工作是由保尔沃克尔完成的，他是1979年卡特时期任用的“联储会”主席(现在你让他掌管你的“经济咨询团队”)。

拿现在的情况和沃克尔力挽经济狂澜的20世纪80年代相比。美联储当时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印了很多美元(把这些美元贷给了私有银行的账户)，然后用这些美元买很多美国国债。这样就把利率降下来了。沃克尔看出了经济需要提升，他很快地做到了把T-Bill从13%降至9%。政府债券的利息下降，很快地房产贷款和商业贷款的利率也跟着降了。人们开始消费，不到几个月，经济就从低谷走出并活跃起来了。经济学家把这个美联储发动印刷机到消费，工作和收入的兴起的整个过程叫做“货币转换机制”。20世纪80年代，这个机制运行无误。

而这一次，此转换的机制断裂了。

首先，美联储仍然可以再印钞票，但它无法将利率给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利率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就在我写此信的时刻，T-Bill的率是等于是零了。根本无从再降了。有人可能认为零利率应该会激起贷款的Ｇao潮。但事实是政府本身可以自由借贷，其他人办不到。恐惧­操­纵着金融市场，过去的一年半，虽然政府的债券利率跌了大跟斗，但是它之外的世界的贷款利率还是上升了。特别是，很多商业贷款比一年半前美联储还没降息以前还需要付出更高的利率。拿到贷款的商家还暗自庆幸。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克鲁格曼给奥巴马的一封信（节选）（2）

还有，就是即使很多的人可以贷到款，他们真的愿意消费吗？市场上有那么多的房子无法出清，房产贷款利息再低，商家根本没有意愿再建新房。生意的投资也是一样：有那么多的办公室都空着，商场找不到房客，工厂空置着，谁还会想增加新的设备？每个地方有工作的人都担心失业，大家蜂拥到那些廉价商品店，只想节省下几块钱，那些真正能帮助经济恢复的如汽车那样的大物件买卖，基本是无人问津的。

事实上，就拯救经济而言，你即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你能否找到足够的创造工作的计划，而且马上付诸实施。传统工作创建工程如筑路，建政府楼、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是一个创造就业机会很好的办法。但是美国现在有大约不到1500亿美元等值的建设等着开工动土，它们可以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开动。所以，你必须非常有创造力地赶快找到许多其他方式把政府的资金注入经济。

尽可能地，你应该把钱花在能带来长久利益的，比如造桥筑路等会使我们富起来的地方。提升网络的基础设施；升级电网；改善任何医疗体系的关键核心，也就是医疗服务领域的“信息科技”。给地方政府提供援助，避免它们在这关键时刻错误地缩减该有的投资。但你这么做的同时，一定要记住，所有这些花费有双重的责任：它造福于未来，但同时给当下急剧下跌的经济提供了工作机会和增加人民的收入。

你在做好事的同时，也做了成功的事。经济的暴跌伤害人民最深的是长期失业的，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这些人最有可能把他们收到的经济帮助花费出去，这对整体经济有着起死回生的功效。所以，帮助这些受苦的人，增加失业救济金，免费食物券和医疗保险的补助--不光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而且是你短期经济计划的激动人心的一部分。

但即使这些你都做到了，在个人支出上还是无法力挽狂澜。所以，是的，你可以暂时地降税。减税的对象应该是低收入和中产的阶级。这不仅是一件正当的该做的事，因为他们比富裕的人更需要这从天而降的支援。你在竞选时所描绘的对工薪阶层的减税是很合理的手段。

但我们要表明的是：对付经济下滑，减税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不如基础建设的支出花得有效，因为我们保证不了消费者拿到退税后会花掉。结果是你得用3000亿美元来减税以保证减少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那还不如花上2000亿美元用于基础建设上来得实惠。甚且，长远来看，你需要更多的税收来进行医疗改革。所以，减税不应该是你的经济复苏计划的核心。它应该是你的创造就业计划捆绑在一起的一部分，要不然，这计划的力道就不够。

现在我诚实地告诉你，就是这些都做到了，你还是免不了看到2009年是很糟糕的一年。如果你能够将失业率降到8%，我就认为你成功了一大半。到了2010年，你就会看到经济朝复苏的路上走了。但在那个复苏之前，你要准备些什么呢？

黄光裕：“潮汕帮”老实终久在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但有时拼得太出位也伤了自己。

2008年11月19日，国美电器原董事局主席黄光裕被北京警方带走调查。这位纵横江湖的潮汕人，17岁开始创业，39岁以430亿元第三次问鼎内地首富，靠的正是“家己人”（自己人）。可惜他忘了另一句潮汕俗语：“天地补忠厚，老实终久在。”

无独有偶，“潮汕帮”政界最高阶衔的黄松有、郑少东也随即落网，商界、政界元气大伤。而潮汕最中坚的力量李嘉诚先生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赚的钱每一毛钱都可以公开，就是说，没有不明不白赚来的钱。”

黄光裕的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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