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我去邵娜那里的时候，大许总是酸溜溜地说：“快活去了。”回到知青屋以后，他又说，“快活回来了。”

我说事情不像他认为的那样，邵娜不过是为我做饭、洗衣服。她为我做的那些事，以前也为他大许和吴刚做过。只不过现在邵娜伺候的对象从三个人变成了一个人，如此而已。她仍然像以前那样忙里忙外，闲不下来，只不过没有为他们忙了。大许说：“打死我也不信！”

不要说是大许、吴刚，就是老庄子上的贫下中农也不相信我和邵娜之间什么事都没有。这时有人向队­干­部反映，说是我留在瓦屋过夜，天亮了才回知青屋。又说村上的狗可以作证。我赌咒发誓、向毛主席保证也无济于事，自然也无法指责那些乱叫的狗。这件事后来越发闹得沸沸扬扬，有鼻子有眼，最后还是福爷爷提议，让邵娜搬进他家东山墙那儿支的一间草披子里，风波才总算平息。

福爷爷是老庄子上的长辈，虽说成分是富农，但在村上极有威信。他家的东山墙接了一间草披子，里面放着一口红皮棺材，那是福爷爷的寿材，草披子是专门为此而盖的，里面除了寿材什么都没有。礼贵让人在墙角上砌了一个土灶，草披子的顶上竖了一截烟囱，邵娜就搬过去了。甚至连床都不用支，铺盖往寿材上一铺，就是现成的床。只不过那床有点奇怪，前高后低，比较狭窄。下面的红漆虽然被遮住了，但棺材的形状还是能看出来的。

我问邵娜：“睡在这样的床上你不觉得害怕吗？”

她回答：“不但不怕，反而觉得安心。谁敢碰福爷爷的寿材？”

的确如此，不仅村子上的光棍们不敢，我也不敢。

说这话的时候，邵娜半躺在福爷爷的寿材上，正在为我织一件毛线衣。我则坐在一只倒扣的笆斗上面，距离对方有两尺多远。织毛衣的线是邵娜从她的一件旧毛衣上拆的。她织了拆，拆了再织，已经反复多次了。因为打毛线不是一朝一夕能学会的。毛线有限，而时光无限。有时候需要绕毛线，我就伸直两条胳膊，抻住毛线把，邵娜将其缠绕成球，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线相连。古老而幽远的寂静中，隔壁传来了福爷爷咳嗽咯痰的声音。

实际上，福爷爷并不­干­涉我们谈对象。自从邵娜搬过来以后，村上人的议论便戛然而止了。就像我们的事得到了某种批准。我仍然每天晚上去邵娜那里吃饭，仍然是深更半夜地回知青屋，老庄子上的狗也准时吠叫。并没有任何不同，但就是大不一样了。

不仅邵娜觉得受到了福爷爷的庇护，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和邵娜来往再也不需要偷偷摸摸，找什么借口。有时候我甚至想，即使我在邵娜的草披里过夜，老庄子上的人也不会说什么的。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在我是因为害怕那口棺材。邵娜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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