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买生姜的就有一个文化馆的老赵，是个老右派，也是从南京下来的。以前，在成集街上碰见老赵，离很远他就会向我打招呼。他不是也没有认出我来吗？这种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的感觉有点奇怪，就像他在明处，你在暗处，或者他在演戏，你在看戏。买完生姜老赵就走了，我还没能仔细体味一番呢。总之这会儿我很怕碰见熟人，又的确想碰见什么人，心情有点兴奋和复杂了。

走进工农饭店，果然不出所料，一帮知青已经在那里了。仍然是拼了桌子，沿桌边坐了一圈，烟雾腾腾的，瓜子皮乱飞。情形和一年多以前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只是季节。那会儿大家都穿着大棉袄，此刻则一概单衣单褂，有的只穿着汗衫，脚上趿拉着拖鞋。我本能地将草帽往下面拉了拉，去窗口买了面条菲子，然后从相邻的窗口里端出一碗面条。

我将面条端到离他们很远的一张桌子上，低头吃起来。吃了两口，猛然意识到，我坐的桌子就是当年三号勤务员坐的桌子。当时那条大黄狗就卧在桌子下面，眼巴巴地看着主人。而此刻桌肚下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只苍蝇绕着我的脚脖子在飞。

我背对知青那桌而坐，地上放着扁担和空筐子，边吃面条边竖起了耳朵。只听老于（声音）说：“那李庆霖胆大包天，竟然给老人家写了一封信，他这一把算是赌对了。”

另一个声音说：“他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没有办法的办法。”

老于：“老人家不仅回了信，还随信寄了三百块钱，说是聊补无米之炊，这是原话。”

又一个声音说：“三百块钱，够我们苦年把两年的了。”

老于说：“老拐，你真是鼠目寸光，光盯着那三百块。三百块钱事小，这封信的意义重大呵！”

我想起来了，说话的人是李秦淮，他的外号叫老拐。因为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这家伙在知青中以­精­明著称，但按老于的话说，那是小聪明。这时候老拐问老于：“有什么意义？”

只听老于咕咚咕咚几声喝了两口茶。他说：“信上不是说了吗？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也就是说，我们知青的事中央要着手解决了，不能让下面乱来了！”

这番谈话听得我心乱如麻。中央要着手解决我们知青的事了，不能让下面乱来了。“老人家”（毛主席）亲自写了信，那可是最高指示呵，谁敢违抗？就是王助理也没有这个胆呀。可是，可是……这里面似乎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我还能算是一个知青吗？中央要着手解决“我们知青”的事，是否也包括解决我的事呢？

答案随后出现了，不能算，我已经不能算是知青了。中央要解决的事也是和我毫不相­干­的。如今我叫范为国，再也不是罗晓飞了。我就是那个卖生姜的人，卖了钱好送媳­妇­去县医院里生小孩……如此一想，渐渐的我就平静下来了。甚至比听到消息以前还要平静。

我极其平静地端起了面前的碗，开始喝面汤。突然意识到，老于他们的谈话也已经停顿了好一会儿。然后，老于又开腔了：“那家伙是是谁？莫非是人保组的探子？”

板凳声响，一个人离座步调奇怪地走到了我前面。透过草帽的脱线处，我认出是老拐。他站在离我一尺来远的地方左看右看，还把身子弯下来，想看清我的脸。“你怎么这么面熟？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老拐说。

“没有，没有，我是卖生姜的。”我用当地话说。

老拐将信将疑，又上上下下地看了我几眼，这才拐着腿走回去了。

我赶紧起身，挑上两只扁筐，出了饭店的门。跨出门槛的时候，听见一个知青说：“肯定是王助理派来的，化装成卖菜的二哥了。”

“怕他个鸟！咱知青大爷就要翻身得解放啦！”老于冲着我的背后大声地说，很明显是在挑衅。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