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灵堂看到里面和外面来向周扬作最后告别的拥挤的人群。来的人远比发出通知的数目要多。消息报道报的还是五百余人，这是通知的数，因为实际数目据说是没法统计……

然而，那个时期的报纸上却似乎没有见到一篇悼念的文字。当然不会是没有人想悼念他。大概是各种人由于各种原因，当时都感到难以下笔吧。我的一些朋友劝我写一点，我也想写一点。从哪里下笔呢？

我写下了这样一个题目：《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并写下了这样几行：

周扬同志与世长辞了。他的同志、朋友、学生们纪念他，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编好《周扬文集》，让后人通过他自己的文字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所参与的我们党在文化和思想战线上几十年战斗的历程。

周扬同志是一位著作家。当然，他首先是革命家和战士，而著作正是他从事革命和战斗的主要方式。

这篇开了头的文章，没有能够写下去。也是有难以下笔之处。这难处，下面再说。现在，第二次提笔（严格地说，我已经“换笔”，改为“敲键”，不好叫“提笔”了），从哪里写起呢？想来想去，还是从头写起，原原本本地写吧。就是说，从我知道周扬，见到周扬，后来在他领导下工作、同他有所接触写起，写我有限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其中是非功过，不溢美也不饰非，提供一点零星史料，留给后人研究评说。

闻名

我知道周扬的名字，还是在解放以前，从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那封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战的公开信中。

那时我在湖南长沙念高中，算是进步青年吧，鲁迅的话，我们是很崇信的。从这里得到的周扬形象，自然不是一个好的形象。不过，我也从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知道周扬后来到了陕甘宁边区，在那里做了教育厅长和《文艺战线》的主编，是那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对于解放区人物，我们都是抱有敬意的。对周扬当然也是如此。什么口号之争，在我们的感觉中早已成为过去很久了的历史。鲁迅那封信在严厉地批评了周扬之后，不是说过：周扬“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吗？李何林对周扬的介绍，就注在他引用的鲁迅那句话的后面。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场历史争论还会一再以极其严重的尖锐的形式重新卷回到文艺界、思想界乃至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中来。

解放区的文艺，在国统区的进步青年中有很大影响。但我们注意的是作品，像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呀，古元和彦涵的木刻呀，它们给我们展现出全新的生活和世界。我们大多数人那时还不大注意文艺的理论和领导，所以对周扬，可以说，没有什么印象。北平解放以后，清华大学请过不少名人来演讲，文艺方面的，有丁玲、光未然、周扬、杜矢甲……我那时在清华念化学，但是这些文艺家的演讲，我都去听的。首次见到周扬，就是从清华大礼堂座位上远看周扬在讲台上。丁玲谈青年恋爱问题，讲根据地里知识分子出身的县长同农民出身的­妇­救会主任在工作和战斗中恋爱和结合的故事，杜矢甲用很土的、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因而觉得挺怪的嗓音唱民歌，我至今还能记得。而周扬讲了些什么，我印象全无了。只记得他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很能吸引听众。略带益阳口音，这是我这个湖南人能听得出来的。时常有拖长的“啊——”作为停顿，频频回头望一望主持会议的人，问一声“是不是啊”，这种演讲风度，同我们过去熟悉的学者们的演讲不同，属于后来我们逐渐熟悉的领导­干­部作报告的风度。

部下(1)

一九五二年我调到党中央宣传部科学卫生处工作。周扬任###副部长，我应该算是他的部下了。但是，他主要是在文化部当副部长和党组书记，并不常来###，来，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也没有接触他的机会。只能还是从他的文章和报告中“接触”他。不过，这时的我，对于他的文章和报告是很注意的了，因为它们代表着党的领导在文艺问题上的声音，是我需要知道也很想知道的。特别是从他的文章、报告和他在一些小的工作­性­质的会议上的讲话中，常常可以听到一些毛泽东主席的意见。

比如，他一九五三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其中解决了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

那时，刚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一种看法是，我们以前都是讲新民主主义（在文艺上通常是提“革命的现实主义”，也有过“新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提法），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以后，才把社会主义作为党和人民的现实任务，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应当从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算起。另一种看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已经明确规定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也应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类看法表现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的强烈影响。不过，现实主义既然冠以“社会主义”，也就很难不从政治上何时提出现实的社会主义任务来考虑问题。）还有一种看法，则是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算起。这种看法比较地从文艺或者说从文艺的指导思想和创作方法看问题了。周扬这个报告，则是从五四新文艺运动和鲁迅算起。

《周扬文集》第二卷收录了这篇报告，其中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从‘五四’开始的新文艺运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这个运动的光辉旗手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先驱者和代表者。”

记得曾经听周扬说起，这是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写的。我觉得，同那些狭隘的观点相区别，这里体现了一种宽广的政治胸怀和切实的历史考察。对历史，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做这样的考察！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是在三十年代，但是他们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是从高尔基的《母亲》讲起，而不只是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讲起的。（周扬这里引用的毛泽东《讲话》，已经是解放以后有所修订的版本，在延安发表的原来的文本中，他引用的那句话，原作“无产阶级现实主义”，那时也避开了“社会主义”的字样，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达同样的意思。这是我后来有机会仔细研究《讲话》版本源流的时候才发现的。）

又比如，一九五四年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我们当时自然是从周扬《我们必须战斗》这些文章中来寻求指导的。

《红楼梦》我是读过的、喜爱的，俞平伯、胡适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著作，说实在话，像我这样算是爱好文艺的青年，过去也没有读过。倒是这场批判，引起我们津津有味地来读这些书。###的青年们也开会学习和批判，记得有一位同志发言，批俞平伯关于“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座次的考证之繁琐和无益。许立群那时是###理论教育处的负责人，从青年团中央来的，参加了我们青年的会，却频频摇头。大家问他的看法，他说：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描写生活是非常细致和准确的，一次宴会，谁坐在什么位置，作者心中有安排，不会信笔乱写，后人能从书中的描写推算出作者心中安排的座次，可以说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功。许立群的异议和高见，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和启发，让我们知道看问题不能那么幼稚和简单。应该说，这些考证和研究中的确有一些有益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的。（我就感到，宝玉病后，喝­鸡­汤，太烫了，是“众人来吹”，还是“袭人来吹”？俞平伯力辩通行版本中“众人来吹”之误，讲得是有充分道理的。可惜至今还没有看到哪个版本按这个考证把这个错字改正过来。）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读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我们一些青年觉得两本书是一样货­色­，后者的考证甚至比前者更繁琐，也应该批评。

部下(2)

这时，听到周扬和胡绳（胡当时任我们科学处处长，卫生和体育已经另外成立一个处了）讲，对周汝昌不要批评，要把他放在这场思想斗争的“友”的位置上，要让他一起来参加对胡适的批判。这对我们是一种政策和策略的教育，我们都觉得从这里学到了一种政治智慧，克服了“单纯学术观点”的书生之见。从他们那里知道，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当然，现在来看，那些政策和策略的考虑，除了起保护一些人的积极作用的一面之外，是不是也有把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学术问题过分地政治化了的一面？如果就把《红楼梦》研究上的各种意见都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是不是要好一些呢？

胡适批判中知识界一个普遍的思想问题，就是认为不能抹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也是听周扬和胡绳讲，毛泽东主席说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当然是有贡献的，这个现在不必多讲，将来是要讲的。这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现在来看，是不是也有对学术问题过分政治化了的一面呢？

胡风批判，对我们的震动很大，因为他和胡适不同，解放以前我们就知道胡风是左翼。同知道周扬的名字一样，我也是从鲁迅答徐懋庸那封公开信里知道胡风的名字的。虽然后来也约略知道在重庆和香港的时候，党的一些理论家对胡风有过批评，但那是属于左翼内部的争论呀，怎么现在搞得这么严重，而且径直称为“反党”并迅即升级为“反革命”了呢？

“胡风分子”绿原的事，更使我震动，因为他就在###国际宣传处工作，跟我们在一个机关。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位诗人。不久以前还读过他的一首《我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充满着对党的感情。读的当时，我就想，我也是每天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呀（###当时在中南海办公），人家写出了诗，我就写不出诗来。胡风材料一公布，令人大吃一惊，原来他竟是从中美合作所这个特务机关里出来，混进了中南海红墙的暗藏反革命！（我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听说，绿原根本没有到中美合作所去，正是胡风告诉他那个地方去不得。这一事实真相，在审查绿原一开始时就弄清楚了，却一直没有让公众知道。这在政治道德上，是多么值得记取的沉痛教训啊！）

不过，这里应当说明，作为我忆周扬的文字，这些话是岔开了，因为在胡风批判的事情上，周扬做过和说过什么，我全无接触。

科学处

记不准是不是一九五五年，胡绳不管科学处了，原来的副处长于光远做了处长，周扬作为副部长，分管科学处的工作。在中南海庆云堂的一间会议室里，周扬来参加我们处的会，宣布他的施政方针。他说：他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按重要­性­来说，他认为搞建设了，科学比文艺重要。但是，他还是会用更多的时间管文艺，这与他个人的经历和背景有关，大家一定会理解的，并不是他认为科学次要。

他还表示很欣赏科学处的组成方式：几位老一些的同志，带一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别的处老同志多，来几个大学生，有的还是在接电话，当“行政­干­事”，搞抄抄写写，发挥作用不充分。科学处，因为要有科学知识，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以年轻人占绝大多数的结构。这有好处，可以充分发挥年轻人的作用，而据他的观察和他听到的舆论，科学处的这些年轻人工作得还不错嘛。

他还很赞成科学处的­干­部都钻一门专业，做一些研究，写一些文章，力求成长为一个方面的专家。那时，孟庆哲、李佩珊都是有中级学衔的人了，何祚庥、罗劲柏和我，在通常情况下一周有两天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去学习和研究专业，我们大家在处里经常在于光远带领下做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在社会中发展规律的研究。

周扬肯定科学处组成方式和工作方式，我们当然都很听得进。

四、《大辩论》

在这以后几年里，我记不起周扬关于科学方面的工作管过和说过一些什么，大概的确是管得不多。他主要管文艺工作，而文艺工作，我们只是旁边和远处的观众，依然是通过读他的文章来“接触”。

这个期间，文艺界一会儿批评丁玲、陈企霞，一会儿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会儿开展整风，领导听取批评，接着又大反右派，真是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几个年头。反右派，反了左翼文艺运动历史上众多名人，不仅有丁玲，还有冯雪峰、艾青，等等。批判冯雪峰，又涉及鲁迅那封公开信，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争论是怎样被扯到现实的###中来、为现实###服务的。

这个时期，周扬最有影响的文章，当然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说这篇文章最有影响，不仅因为它是周扬写的总结这场大事变的大文章，而且因为它经过毛泽东主席看过，毛泽东还为此给林默涵写了一封信，说：“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说是“小的修改”，有不少是重要的修改。这个情况当时许多人都是知道的，至少###的­干­部都是知道的。那时不像后来，没有把毛泽东修改的地方一一用黑体字标出或传达的习惯。但是，有经验的人们从文气上就可以读出哪些是毛泽东的手笔。“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这样的话，其口吻，其分量，自然非毛泽东手笔莫属。

《大辩论》收不收入文集？

历史后来证明，一九五七年的事情的意义及其后来的发展，并不像《大辩论》和上面引的这段话所作的估量和预见。一九八一年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派斗争包括文艺界的这场大辩论，作出了同过去的看法有很大不同的结论。党为在这场大辩论中遭受不实批判和后来遭到很多苦难的同志们，作了改正。周扬自己在经受了“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不实批判和严重折磨之后，也改变了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并且多次诚恳地向被他错误地批判和打击过的同志道歉。他还多次申明，作为处在那样地位的领导人，他不能也不想推卸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知道那时的事情，也不见得都能由周扬完全做主。但是，那段过程和那篇文章毕竟是历史。历史可以重新认识它，分析它，却不能略过它。

然而，《大辩论》竟然没有收在现在出版的《周扬文集》第三卷里。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正是《周扬文集》第一卷就要编成出版的时候，我去看望周扬，他同我谈起他的文集，谈起保留历史原貌的编辑方针，并且具体地谈到《大辩论》这样的文章都要原样收录，另加附记。他也说了附记难写，但表示很有信心。我向他说，我很赞成他这个方针，我知道这样做多么不容易，多么不合现在的定规，我很希望《周扬文集》能树立我们国家理论界文艺界编文集的一个新风。不久，《周扬文集》第一卷出版了，出版说明中的确向读者公告：“本文集所收文章，为保留历史原貌，原则上不作改动。”“有些文章，在今天看来，存在政治­性­或政策­性­的问题，由作者在文后加附记，说明文章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在的看法，借以总结经验教训。这种附记，有的加之于单篇，有的置诸同类文章的首篇。”

后来，听说对这个编辑方针还有不同的考虑。在又一次去看望周扬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因病住在北京医院了），我又向他力陈按原定的方针编文集的好处，从长远看、从历史看、从科学看的好处。他告诉我，主要是文艺界有一些同志非常地不赞成他把《大辩论》这些文章再编进今天出版的文集中去。这样的意见我也能理解。提出这种意见的同志是好意，担心收入和重印这些给过许多同志以伤害的文章，会重新触动历史的疮疤，并不是想“埋没”这些文章，隐去周扬的过失。但是我想，只要不是采取重新肯定这些错误批判的态度，而是采取保存历史、纠正历史错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态度，来收入和重印这些文章，是不致于引起误解的。周扬向我表示，他赞成这样的看法，这也是他本来的意见，他准备坚持原定的编辑方针。

一九###年我提笔写《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原打算把这两次看望周扬时有关编他的文集的谈话记下来。一打听，却得知文集的后几卷已经决定不收录《大辩论》这样的文章了。这就是我那篇纪念文章没能写下去遇到的难处。现在，作为一个无关人士的议论，我还是认为，如果能让周扬写一下他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同《大辩论》一起收在《周扬文集》里，如这部文集的出版说明中曾经许诺的那样，那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李之琏和于光远

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周扬没有过问。###的反右派斗争，开头斗的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好像他也没有过问。后来发展到反对李之琏同志等领导­干­部，周扬过问了。李是###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文联作协的党委属###机关党委领导，李作为党委书记，受理了丁玲、陈企霞对一九五五年定他们为“反党小集团”一案的申诉，采取了听取意见、客观调查的公正态度。这在丁、陈被打成大右派以后，就成了“为丁、陈翻案”的大罪状。###对李的批判，先是在小会上，后来扩大参加者的范围，我们这样的一般­干­部都被扩大进来参加过几次。正是在这些会上，我亲眼见了周扬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的一面。

不过，###后期的整风中，在批评于光远的几次中型会议上，周扬给我们的印象又有不同。对于光远的批评，没有上到右派的纲上，但是有些发言还是相当尖锐的。最使我们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有些发言似乎是批评于光远和他主持的科学处不该反映那么多科学家的意见，似乎热心于反映科学家的意见，就是代表科学家，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于就是做了右派的传声筒。周扬听了会上的发言，作了总结。这总结很巧妙，或者说，很策略。通篇都是批评，但站得很高，没有太多具体的指责。代表科学家的问题，从两个方面立论，既说了只要是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作为###的科学处，当然要向党中央反映科学界的意见，转达科学界的呼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要代表科学界，另一方面又说了，如果怎样怎样，那当然就要失去立场……这里记下的只是他讲话的大意，或者说，是经过我的印象和记忆过滤了的大意。总之，我们科学处的许多人从他这个发言中感到既受到了批评，又受到了保护。

《科学十四条》

周扬在管自然科学工作方面做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恐怕要算是一九六一年四月他在中国科协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并不是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报告的记录稿也没有整理成文，正式发表。似乎只不过是周扬数不清的内部讲话中的一次而已。《周扬文集》没有选这一篇。我想，这是编选者不熟悉自然科学方面情况的缘故。在我看来，是应该选入的。不单是因为这对周扬来说是他管自然科学工作的一篇代表作，他的文集应该包括这一侧面。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篇讲话是在全党进行政策调整的时候讲的，是在听取了科学工作方面几年来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的情况汇报的基础上讲的，是为了纠正违反这些政策的“左”的错误而讲的，是在许多问题上讲得相当中肯的一篇讲话。当然，对“左”的错误的认识，那时还不彻底，但确实在认真地纠正一系列当时已经认识到的“左”的错误。讲话的当时和传达以后，受到科学界的极大欢迎。

这时，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同志正在准备制定《科学十四条》。周扬这篇受到科学界欢迎的讲话，自然受到主持这个文件制定工作的领导同志们的注意和重视。于光远作为中央科学小组的一个成员，参加了文件草稿的讨论，我作为科学处的­干­部，从整社的农村回来，参加了十四条后期修改的文字工作，以及聂总关于十四条给中央的长篇报告起草的文字工作，是同聂总的秘书甘子玉、张劲夫的秘书吴明瑜等几个人一道执笔的。我们都很赞成周扬讲话中的许多好意见并努力把它们反映到两个文件中。陆定一同志关于百家争鸣方针，这时也讲过一些­精­辟的意见，我们也努力把它们反映到两个文件中。按于光远的说法，这叫做科学处参与“笔政”。科学十四条，第一条就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后来简称为出成果，出人才）。聂总关于科学十四条给中央的报告，讲了七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第二个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两个文件和文件的这些部分都是集中各方面意见包括许多领导同志意见的结果，而周扬那篇讲话中的不少意见，也反映在这几个部分中。说周扬这篇讲话重要，必须联系这个背景来理解。

此文现在在中国科协编的《科学技术团体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的重要文件》中，可以找到。

《文艺八条》

在中央调整农村政策（从紧急指示信十二条到农业六十条）的启动下，党在各方面的政策都进行了调整，进入了以调整为特征的历史时期。科学、文艺、教育，这三个知识分子部门的政策调整，科学是走在前面的，中央科学小组是走在前面的。科学影响到文艺。周扬说过，科学十四条搞得不错，使他决心要搞文艺的条例，这就是后来的文艺十条和八条。

文艺十条的起草，都是文艺家和文艺处的­干­部参加。那时，我在参加高教六十条的修改。在文艺十条修改为文艺八条的过程中，叫我这个科学处的­干­部“客串”了一段。这一段修改是在陆定一指导下，童大林来主持的。周扬也过问，但不很多，他说过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童大林按照陆定一的意思，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要单列一条，同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中一样。他们很重视把这一条写透彻，写突出，说这是中国党的学术文艺政策的创造，周也同意。童还根据陆的意见，主张党对文艺作品就是从政治上来判断，划分三类：一类是政治上有益的东西，党就采取提倡的态度；一类是政治上有害的东西，党就采取反对的态度；一类是政治上无害的东西，党就不要管它，采取容许的态度。党就从政治上管，不要从艺术上管。创作思想上艺术方法上的是非优劣，那是文艺专家的事，让他们自己去讨论，去实践，党不要管那么多，党的文件里面也不要写那么多。他们觉得十条中这方面的内容多了一些。对于这个意见，周也表示赞成。不过，他讲了一个我过去不知道的情况。他说：政治上有益，有害，无害，这样的三分法，本来是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那是针对如何对待旧剧目而提出来的，那时规定，旧剧目中政治上有益的东西，加以提倡，政治上有害的东西，则要禁止，政治上无害的东西，可以容许，不要去禁止。用行政命令禁止的，不应太多。第三类无害的，占旧剧目的大多数。这样的政策，当时写成一篇社论发表，起了很好的作用。（根据周扬讲的这个线索，我去查了一下，果然有这样一篇社论，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叫《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

周扬又说：对旧剧目，这样划分，就很好了，足够了。然而，现在是对我们的文艺家自己的创作来说这个话，这就有所不同了。如果党只是说这些作品政治上无害，可以容许，那么，文艺家会怎么想呢？他们会想，我们写的东西不过“无害”而已，虽然可以容许，写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周扬主张，在这个文件中讲三分法，第三类应该叫做“政治上无害，生活上艺术上有益”，说明写这样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记得在文艺八条中，这个问题就是按周扬这个修正方案写的。

文科教材建设

至今我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自然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都制定了，就是没有制定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条例，甚至都不记得有制定这样条例的动议。大概是哲学社会科学同党的理论建设、理论斗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很难把它当作一个业务部门的工作来制定条例吧。

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方面，周扬从一九六一年四月起，也就是同那几个条例的起草大约同时，遵照中央的部署，领导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工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这是一项宏大的建设工程。包括文科七个领域“文、史、哲、经、政、教（育）、外（语文）”，艺术七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几百部教科书或其他形式的教材，网罗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名专家参加。周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编著文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导方针，这些讲话大都收入《周扬文集》了。这些讲话同他关于文艺条例和方针的阐述，是相互呼应的，不妨说是对没有形成条例的社会科学条例的阐述。特别是周扬提出和确认了一系列合乎学术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主编负责制。主编都是饱学之士（就是后来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那些人）。主编负责制的含义是：学术问题，参加写作的学者共同研究，但由主编最后拿主意，按主编的意见写。可以同一课程几种教材（如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分别由几位学者任主编，以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周扬准备以他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影响，来庇佑这项交付给国内这一大批第一流学者的宏大工程。他对主编们说过：政治上我负责，学术上你们负责。当时有人半带敬意、半开玩笑地说：周扬要当一代文宗！

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做过多次规划，大多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没有坚持执行下来。文科教材建设的这次规划，坚持了五年，“文化大革命”中打断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的还在进行，因此收到较多的成果。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文科教材，不但当时，就是现在，都还是有用的，成为了我们的文化积累。周扬在这方面花的心血没有白费。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李秀成

这期间社会科学工作方面还有一件事，我接触过的，就是《历史研究》发表戚本禹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指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为叛徒，各方反映甚大。记得当时刚好发生英国一位人士送回忠王佩剑给我国博物馆一事，这事说明国际上也同我们国家里一样，把李秀成看作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英雄人物。英雄忽然被指为叛徒，使接受此剑的事，变得很尴尬。戚文发表后，广西来请示：当地民间有把李秀成像印为“门神”的习俗，现在能否继续印这样的像？

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扬在###召开了一个会，有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负责人、各报刊负责人和史学界一些人士参加。大家议论纷纷，周扬作总结，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人物，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太平天国的李秀成，属于这里面的人物。对这样的人物作否定的评价，不向中央请示，就随便发表文章，是不慎重的，影响不好的。还布置了一些善后措施，无非是不让别的报刊转载之类吧。

不久，就知道毛泽东主席表示了意见：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这样一来，周扬多少有点被动。不过，当时这似乎还不严重，周扬正在全力抓社会科学方面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

《战斗任务》

这件大事，就是一九六三年十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我在周扬领导下，帮助他起草东西，这是第一次。

同《大辩论》一样，《战斗任务》也是毛泽东主席看过，认为讲得好，表示同意和赞赏，并且亲自动笔修改和增写了许多段落的一篇文章。报告是十月二十六日作的。十月三十一日周扬为送审这篇讲话稿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修改退回后，周扬很高兴，告诉了我们这个情况。按那时的习惯，他没有一一告诉我们，哪些地方是毛改的。我们只能从经他誊录过来和再加修改过的稿子中，猜测哪些地方是毛改的。尽管一般说我们能够猜得出来，但是也有猜得不准的。有一处，我们以为是毛写的，当我们用这样的语气同周扬谈到这个地方时，周扬说，这个地方是我改的，你们不要以为我上次改在稿子上的都是毛主席改的。又有一处地方，把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用括号注明（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我们以为是周扬改的，认为这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提法有一点区别，毛在那篇讲话中讲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是指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我们据此建议周扬修改括号内那句话，周扬说，那是毛主席修改的，不要再改动了。

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收有毛对周扬这篇文章所作的修改，共二十处。其中整段加写的文字，共有八段，最长的一段达四百几十字！可见这篇文章怎样引起毛的重视和引发毛的文思。当时中苏论战正在激烈开展，已经进入第三轮，这一轮评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共有九篇连续的评论（###），周扬讲话以前已经发表了四篇。毛很重视周扬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正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毛修改得最多的，是周扬文章的第一部分（“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就是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辩论和斗争，并且战胜它们的历史”），整段加写的地方全在这一部分。周扬文章的第二部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重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头等重要的任务”），毛也修改了五处。周扬文章的第三和第四部分，面对国内研究工作者讲任务和队伍建设，毛只在开头的地方作过一处不大的修改，往后面就没有作修改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毛看重周扬这篇文章，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

毛对中苏论战的各篇文章，大都看过也作过修改，但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提供的档案来看，改写和加写的段落这么多，像周扬这篇文章的，没有几篇。

周扬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这种发表的方式，同正在陆续发表的###完全一样，而且也同这些评论一样，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并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广播。播音员以格外庄重的声调，朗读这篇文章。人们一听到这种声调，就知道：又发表重要反修文章了。

这样的发表方式和广播方式，听说，也是毛泽东主席要求的。

然而，《战斗任务》也没有收进《周扬文集》。这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六十年代中苏之间的这场论战，有了同过去不很相同的看法。周扬对这场论战和他的这篇参加论战的文章显然有过认真的重新思考。如果不采取略过的办法，而是把这篇文章和后来对这篇文章的重新思考，一起收进文集之中，我以为要好一些。

文献征引及其他(1)

帮助周扬起草这篇讲话，是由童大林（###秘书长）、林涧青（科学处副处长）具体组织，我们几个人参加。说是帮他起草，其实帮不上多少。不但先由他几次详细地讲说设想要写的内容，而且我们分别写的一些初稿，他都详细改过。还有许多完全是他自己写的，我们只是对他写的稿子，帮他作一些文字整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他改稿的特点（至少是我这次所见到的特点），是在我们送去的宽边的铅印大字清样上改，虽然改得很多，却宁可保留原稿中的一些字句，哪怕是“但是”，“大家知道”，“毫无疑义”之类的词汇，有时他都利用上。林涧青曾经开玩笑说，周扬同志连原来清样中的一个标点符号都利用上了。周扬用很清秀而有些难辨的毛笔字，改得密密麻麻。我们誊清和稍加整理之后，排出清样，他又改得密密麻麻。不但讲话以前，仔细修改，讲完以后，还反复修改。这次从讲话到发表，又改了两个月时间，直到发表的前两天，他还要我们帮助他考虑一些修改的问题。

有几件事情，我记得比较真切。

一件事情是周扬在大致定稿以后，要我帮他一一注明引文的出处。常见的那些引文，查找出处没有困难。周扬自己引用的、我不太熟悉的，我也努力查找出来，虽然有的挺费劲，我还有一股好胜心，不愿意向周扬问出处。只有一处马克思的话，是周扬自己引用的，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出处。没有法子，只好问周扬自己。他看了看，想了想，说，这句话他是从南斯拉夫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中看到的。按照这个线索去找，果然从这本书中找到了马克思的这句话，原来是在马克思一八四三年给卢格的信中，这属于马克思早期著作，选集中没有收，全集中也没有收的。

一件事情是在批评“实用主义”的地方，写了一句实用主义的信条是“有用就是真理”。周扬曾将他的稿子送给在我国工作的几位美国专家，征求他们的意见。一位专家对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是否说过这样荒谬的话表示怀疑。我告诉周扬，国内多年来批判实用主义，都是这样说的。周扬说，人家专家的意见还是要尊重，如果要写这句话，得查出确实可靠的根据，才能跟人家交代。我借来美国詹姆斯著作的原本，查出上面确有：It is true，because it is useful.

还有一件事情是关于异化问题的。原稿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那一大篇文字，是周扬自己写的（那时有一个小组在研究批判人道主义的问题，也是由周扬领导，也许那里有人帮周扬做过一部分最初的起草工作），林涧青这一摊子人中没有人接触过异化问题。原稿中曾写过这样的意思，马克思早期用过异化概念，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没有再用异化概念了。这也是当时文章中多有的说法。哲学所的黑格尔专家杨一之提出了异议，说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后来还用过。周扬要我就这个问题专门再向王学文同志请教一下。王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当时不知是因为年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算###的­干­部，住在###的院子里，但没有参加###的具体工作，我同他没有过接触。我特地上他家去请教这个问题，他跟我说了一大篇话，解释什么是异化，马克思怎么讲异化问题，他也认为马克思后来还用过异化概念。我以为这就算谈清楚了。可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王学文同志又把我叫去，翻开了一大堆书在书桌上。他指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和其他著作中多处使用了异化概念的地方。确如杨一之所说：这些地方，在马克思的原文中，用的是异化这个概念，但是，中译者不了解，把这个专门的哲学术语当作普通词汇，用于“疏远”“离开”一类的普通词汇来翻译，所以在中译本上，就看不到“异化”的字样了。对于杨一之、王学文这一番考证，我很佩服。告诉周扬，周扬也说，到底是专家。后来文章中就没有采用马克思只在早期用过异化概念的说法。

文献征引及其他(2)

关于异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异化的普遍­性­问题。周扬文章立论，立在批判“修正主义理论家”利用“异化”概念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上。但是，他从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规律来解释异化，认为“异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对此，我提出过疑问。我说，说异化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且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是不是站得住？在哲学界，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但是对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概念能否适用于自然界，也是有不同意见的。起初，周扬似乎听进了我这条异议（当时我也算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小有名气的专家），在一次过程稿中删去了“自然界”，只留下“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是，后来，他又改变了看法，恢复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的提法。

最后一件事情是纯粹文字­性­的。稿子中，有“哪里有压迫，哪里必定有反抗”这同样句式的一连三句话。临到发表前了，我提出，这种句式里的第二个“哪里”应为“那里”。周扬说，那是毛主席改的。我说，从语法修辞上说，第二个“哪里”的确应该改为“那里”。周扬说，你有把握吗？我说，第一个“哪里”是不定的泛指，是指任何一个地方，第二个“哪里”就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前一句指明的那个“有压迫”的地方，所以应该用“那里”。周扬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发表的文本中改成了“哪里”、“那里”的句式。这个修辞问题，现在人们还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使用习惯。我写这些话，并不是要说明哪种理解一定得成为规范，只是要说明，周扬对于遣词用字，是很考究的。

理论工作最重要的是方向正确、联系实际和跟上时代。单从前人书本做文章，是不行的。一九###年五月，邓小平回顾六十年代前半期的那场中苏论战，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又说：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老子党”，指挥­棒­，我们不能接受。邓小平说这番话的时候，周扬已经成为植物人，不可能知道邓这段话了。我相信，如果他能知道，他一定是同意的。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在联系实际和跟上时代的方向的前提下，文献征引和考证的细致和准确，用字的考究和校对的严格，也是很必要的。王老、周扬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这些方面，在这次工作的过程中，我向他们学了很多，至今还觉得受益不浅，并且愿意告诉现在搞学问的年轻的和并不年轻了的同志们。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战斗的指向

周扬这篇《战斗任务》，战斗的指向，是国外，而不是国内。对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包括那些老专家在内，周扬当时是强调团结，强调发挥他们的作用，希望他们在学术上作出贡献。那个时期，正在热心于文科教材建设这一宏大学术工程的周扬，是无意于在国内学术界发动一场矛头指向内部的广泛斗争的。在这次讨论战斗任务的大会上，国内学术界的重要代表都参加了。一次扩大的学部会议嘛。不是要斗争和横扫他们或他们中的哪些人，而是要引导他们大家都来参加战斗。这不仅是周扬的意图，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在这次会议上作报告，也是这样的意图。他在报告中说，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洪炉中，一些还不是革命者的人可能变成为革命者，原来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可能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强调反对外国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周扬还强调国内学术界要展开自由的学术讨论。不久前偶然发现，我还保存着当年的一本记录本，记录了周扬在这次学部大会预备会上的讲话。其中说：

“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好像百家争鸣就不要了，收起来了，这是极大的误解。又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同时坚持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保护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近年来，历史学中、哲学史中、美学中的讨论，很好。大家努力，坚持学术方面讨论的自由。这很重要。不允许自由讨论，只能有一种意见，即使这意见是正确的，也很危险。毛主席多次讲，斯大林晚年是教训，学术界以他的意见为意见。”

“有些人反映，不反修时讨论学术问题有安全感，反修时讨论学术问题就害怕。无论如何要分开。他不是修正主义，政治上赞成反对修正主义，即使学术观点同修正主义一模一样，也可以讨论。修正主义是政治帽子，学术上不忙于加。学术上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有思想交锋，不要有任何紧张，主张争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伏尔泰说，我为自己的意见辩护，更为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辩护。资产阶级都可以这样，无产阶级难道不可以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力量难道比资产阶级脆弱吗？”

“防止两化：自由化和僵化。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总是要批判的。教条主义，只能有一种意见，一个腔调，是不行的。多一点腔调好。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是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僵化势必为自由化开辟道路。无论如何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番话，当时的实际效果如何，现在又该怎样评说，是另一件事情，反正这的确是周扬真诚的主观愿望，他希望也以为事态会按他这样的设想发展。

为了体现这样的方针，大会及学科分组的会场上，除了有反对修正主义的发言以外，还有学术讨论的发言。原定的方案，是安排争论的双方发言。有的实现了原定的安排，如哲学史方面，争论双方，关锋、林聿时对冯友兰，都发言了。有的没有能够实现，如历史学方面，争论的一方翦伯赞，没有发言，美学方面，争论的一方周谷城，没有发言，虽然周扬一再说，“翦老争一争嘛”，“周谷城最好有一篇”。不过，美学方面，同周谷城争论的另一方，出场的是朱光潜，由老专家来同老专家争论，比较地说，更具有学术讨论、自由讨论、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的讨论的形象，而跟“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新生力量批判反动权威”的格局有所不同。

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人员，同大家照了相，并且特别接见了其中少数挑选出来的代表人物。周扬挑的都是老专家，以至于毛主席提出要见几个年轻学者的代表，已经来不及通知。记者拍了几幅小范围接见的照片，其中一幅有毛泽东同刘大杰、周予同、冯友兰在一起握手交谈的情景。冯友兰为这幅照片写了一副对联：“握手示关怀，三人并立文史哲；开会明任务，一笔横扫帝反修。”帝反修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也。这副对联，反映了这些老专家当时感受到的气氛。

两个批示

然而，这样的气氛没有维持多久。

毛泽东主席修改周扬这篇文章，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文章发表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就在十二月十二日，也就是周扬文章发表之前半个月，毛泽东作了严厉批评文艺工作的内部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要在国内文艺界发动一场矛头指向国内和党内的广泛斗争的信号。而学术界和文艺界这两界总是息息相关的。

文艺工作是党交给周扬负责领导的，批评文艺工作，周扬自然处在很被动的位置上。这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至于这种批评，对周扬来说，是基本支持的前提下的批评，还是准备予以打倒的根本否定的批评，我们还没有往后一种可能上去想。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扬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又总是跟不上。

新年期间，刘少奇和彭真主持开了一个会，讨论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示。刘从理论上讲，从《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起，讲现在的历史条件同延安时期历史条件的变化，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变化。彭有一个生动的比喻：社会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可是我们很多人头脑里面还是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叫做“身首异处”。从这样的宏观角度来讲现在文艺界同新的历史要求的不相适应。不久，周扬组织几个人到天津，住在那里的一个小院里，准备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以及刘少奇和彭真的意见，再起草一个文艺文件。这显然是周扬争取跟上的一个努力。我再次被抓差，“客串”了一段起草工作。那是春天，一场雨后，看到小院里的梨花，使我想起“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诗句和意境。小楼里挂了一副对联，是康有为写的，为吴佩孚祝五十大寿，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记得的是这么几个不相­干­的情景，起草的情况却全然模糊了。周扬似乎是住一住，又走开一段。文件有了些粗糙的初稿，周扬也没有看，至少是没有动笔改过，就回北京，我也就不再参与了。

这个期间，中国文联和各协会以春节晚会发生的问题为由头，开展了一次小整风。这也是争取跟上的一个努力吧。五月，###就这次整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才出来草稿，还没有定稿上送，就被江青索去。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席在这个草稿上作了第二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批评的分量又加重了。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那时被认为是导致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祸首。这个批示一下来，形势陡然变得更加严峻。坐而论道的起草文件的事，不再提起，周扬出马上阵，到文化部领导大规模的严厉的整风去了。

“篡改”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这篇讲话记录稿整理出来发表，已经是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一期和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当作重要文章发表的那种阵势，不减当年。有一点同当年不同的，就是没有听他说此文送给毛泽东主席看过。我帮助他做过这篇讲话的准备和记录稿的文字整理，如果送过，毛主席有什么表示和修改，他不会不向我们说的。如果没有送，那又说明什么？

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在党内发出以后，周扬最重要的一篇讲话，就是文化部整风总结的讲话，这是回应和贯彻两个批示的讲话，但是没有公开发表。这次在全国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如果准备公开发表，就得找出一个公开的方式，对毛泽东主席的两个批示作出回应，而不能只限于讲一些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的具体问题。反复设计，决定系统地讲一讲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历次文艺斗争，共算成五次“大辩论，大批判”：第一次是电影《武训传》批判；第二次是《红楼梦研究》批判；第三次是胡风批判；第四次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第五次就是贯彻毛泽东主席两个文艺批示，对“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达到高峰”的“资产阶级进攻”进行批判。周扬还要求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主席历次的有关指示，供大家学习。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的有关段落和人民日报发表胡风材料的许多按语，这些历史文献作为毛泽东的文献印发，在与会的许多人甚至一些文艺领导­干­部中，都是一件过去不知道的事。至于一九###年和一九六五年的两个批示，倒是由于近两年党内传达和学习，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的。不过，在准备公开发表的整理稿定稿的时候，周扬思考了一番，同我们说：毛主席两个批示，有些很严厉的话，是向党内讲的，我们党历来的做法是内外有别，不好完全照原样公布。所以，发表时用转述的形式，对原话有所节略。

谁想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批判周扬，就从周扬这次讲话批起，从周扬对两个批示的转述有所节略批起，说这是“明目张胆的篡改”，是“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尽管当时我已经被当作黑帮分子打翻在地，­精­神上处于诚惶诚恐的状态，但是，这样的批判当时读了，不仅感到可怕，也感到可笑。姚文元神气活现地批判周扬的节略是“篡改”、是“­阴­谋”，可是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自己引用毛泽东第一个批示的时候，也把批示中原有的一句话“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节略掉了。这又算什么呢？

当然，现在来看，周扬所作的节略，恐怕也可以说是对毛泽东关于建国以来文艺界状况的估计，不大理解和不大跟得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拨乱反正中，党中央已经对毛泽东主席两个批示过分地估计了文艺界的问题，作了结论。对于文艺界五次“大辩论”，也有了同过去的看法（包括周扬这篇文章中的看法）不很相同的结论。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扬这篇文章也没有收进《周扬文集》中。

“方求”(1)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序幕。此文发表时，周扬还在修改他在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他立即作了部署，要###科学处组织写批评吴晗的文章。当时是林涧青和我帮助他张罗这件事。

在周扬的客厅里，他同于光远、林涧青和我一起议定了组织三篇文章：一篇批评《海瑞罢官》，一篇批评吴晗的历史观，一篇批评吴晗的道德继承观。第一篇由我主要执笔，从中国科学院借调林甘泉、邢贲思，从中国人民大学借调戴逸，到###来一起写作。第二篇，约请《红旗》杂志的戚本禹写。第三篇，约请《红旗》杂志的关锋写。

由###直接组织写作，经周扬指点并审定的这一篇，可以说是周扬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之前指导写出的最后一篇文章。这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方求”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组织写这篇文章，总的说来目的是支持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并不是反对姚文元文章，这是非常清楚的。当然，当时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对于姚文全盘否定历史上的清官，抱不以为然的态度的很不少。我们也觉得姚文对清官缺乏分析。林涧青对“星宇”的一篇《论“清官”》评价甚高，认为很有分析，推荐给陆定一和周扬，他们也认为不错，比姚文高明。“星宇”是一个集体的笔名，主要作者是戴逸，这就是特地借调戴来参加写作的缘故。在方求文章中，加了一个附注，指出一年多以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星宇同志的《论“清官”》，“不指名地对吴晗同志在‘清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文章对‘清官’问题作了很好的分析。这里参照和采用了其中的一些论点。”（这个注，原本不过是想表示不掠他人之美，也有表彰原作者之意。此举可能无意间得罪了姚文元等一批人，他们在方求文章发表不久，就在上海报纸上着力地指名批判起星宇文章来了。）

再一点是，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对姚文指责《海瑞罢官》有政治影­射­，写“退田”“平冤狱”是呼应现实政治中的“单­干­风”和“翻案风”，也不大以为然，认为过于附会。我们对于政治影­射­也拿不准，但在当时的气氛下，反正还是得往政治上联。我们设想，影­射­不能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的角度来写，写得活泛些，至于这种思潮的­性­质，那还是上到“反社会主义”的纲上。

在周扬那里讨论的时候，他赞成这些设想。他还讲了一个意见：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后来，略约听到了毛泽东主席讲到“罢官”的问题，周扬跑来告诉我们，要我们补上一两句，所以方求文章还是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

这里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从政治上批评吴晗反社会主义，可是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著名的民主教授，建国后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说人家反社会主义，得有个转圜的说法。我们引用了列宁的一大段话，讲“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本来要到的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自以为“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房间；这走进了的另一个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实质”的房间。这样，既上到了“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纲上，又留有不否认其本来要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房间的主观动机的余地。周扬很赞成这样的处理。他还很感慨地谈到文章中也批评到的田汉和孟超。他说，当他少年的时候，田汉在他心目中还是崇拜的偶像，孟超也是上海左联时代的人物。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多么深刻，这些同志跟不上啊。（现在想来，他自己虽然总在努力地跟，大约也感到跟得很艰难吧。）

书包 网 想看书来

“方求”(2)

方求文章当时发生了颇大的影响。读者中对“方求”是谁，有各种猜测。西北一位教授说，“方求”就是“周扬”，他的论据是：“求”与“周”，同一个韵；“方”与“扬”同一个韵。我们听了觉得颇为有趣。###里一些人对于取名“方求”，也有个猜测：“方求”是“妨碍打乒乓球”的简称。这个猜测有一个缘故。我们那时讨论和修改文章，就在办公楼上大家公用的会议室里，会议桌就是一张乒乓球台，平时工间休息的时候，大家跑来打两下乒乓球。我们在那里讨论稿子，工间休息铃声一响，人家推门进来，我们就说：“对不起，妨碍你们打乒乓球了。”其实，取这个笔名，还是从毛主席诗词中找的，原来想用“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方遒”，有人说，“遒”字不好认，用个跟它同音的“求”字吧。就这样定下来的。由此可见，考据之容易穿凿附会。

方求文章当时得到的一个“好评”，是说这篇文章批评吴晗，纲上得高而又不觉其高。这就是“走错房间论”的效用吧，这篇文章煞费苦心的地方就在这里。纲上得高，是努力跟上当时已经定下的调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不觉其高，就是留有不一定责备人家主观上“有意识”“有计划”地­阴­谋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余地。正是这一点，后来被指责为周扬和###对吴晗《海瑞罢官》搞“假批判、真包庇”，同姚文元文章唱对台戏的大­阴­谋！

“扣压”(1)

方求文章送去发表的时候，《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吴晗的自我批评。周扬事先没有看到过这篇自我批评，他说，你们的文章照发吧，来不及研究他这篇自我批评后再作修改了。有新的话要说，就再写一篇吧。

不久，我们已经较详细地听到毛泽东主席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讲《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谈话内容。按照周扬的嘱咐，又写了一篇评吴晗自我批评的文章，题目就叫《不能回避要害问题》，仍然署名方求。总是紧紧去跟毛主席的指示啊。

这时，周扬确定的约关锋、戚本禹写的文章，也交到###我们这里来了。约他们写的批评道德观和历史观的文章，本来安排属于学术批判。但是，戚本禹送来的文章，不是关于历史观的学术批判，而是讲吴晗《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关锋则送来两篇文章，一篇是讲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一篇是批道德继承论的，也上到很高的政治的纲上。

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政治上都有很重的分量，能不能发，发不发这么多，我们没有把握。本来该向周扬汇报，由周扬做主决定。周扬这时被诊断为肺癌，住院准备作手术，许立群接手领导我们这摊子事。我们向许立群汇报：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讲要害问题讲得很明显，明显到在讲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搞影­射­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字呼之欲出了。许立群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他许立群做不了主，能不能发表要向上面请示。他还说，彭德怀现在还是西南三线的副总指挥哩，三届人大会议时，军委的同志讲彭德怀的问题，只给人大代表听，列席的政协委员都不让听哩。能不能这样明显地在报纸上公开批评？他要我们把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包括我们自己写的一篇），作出摘要，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五人小组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一九###年的时候成立的。

这是一九六六年一月，在许立群主持下陆续上送五人小组的材料之一。

关锋批道德观的文章，把吴晗讲道德继承，比之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想，吴晗不管怎么说，是反蒋的呀，怎么能把他同蒋介石等量齐观呢。经过许立群首肯，由林涧青出面建议关锋把这些文字删掉。关锋的答复是：一个字也不能改！这样横蛮的态度，我们很有点愤慨。既然一个字不改，那么，这篇文章从政治上考虑能不能发表，我们没有把握，无权决定，要请示。于是，又作一个摘要，指出关键所在，向五人小组报告。

我记起，曾经读到过关锋用笔名在《光明日报》上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一查，查到了。署名何明，题为《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其实，当时也不认为这篇杂文有多么严重的问题。现在看，更不能说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抓到了关锋的一个把柄：你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嘛，为什么你讲就没有问题，吴晗讲就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又摘录了这篇文章，作为上述请示的附件。许立群问，怎么断定“何明”就是关锋？我们说，当时北京学术圈子里都知道是关锋。许认为，向中央反映情况，事实得查准确。我们查到了用关锋真名出版的一本杂文集（叫《边鼓集》吧，也许是别的集子），集中收的文章，有的在报纸上发表时，就是署的“何明”。许立群这才认可，并要我们在材料上注明这一“考证”。

这是上送材料之二。

许立群还想起，###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曾经摘录过关锋（庆云）的《从陈贾说起》和邓拓（马南邨）的《伟大的空话》，认为它们都有影­射­现实的含意。他主张也再印一下，连同上面的材料一起上送。我说，听说，《宣教动态》反映以后，关锋在《红旗》杂志作过自我批评，如果这样，那也就不必再向上送了。许立群说，问问胡绳（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有无此事。得到的回答是，关锋没有作自我批评，而且认为《宣教动态》的摘录歪曲了他的原意。许立群说，那好，这次全文照送，一字不漏！

“扣压”(2)

这是上送材料之三。

上送了这些材料，上边却没有一个人给予批复和指示。

周扬确定组织的三篇文章，除了方求的一篇已经发表以外，另外两篇（加上派生出来的又两篇），都发生了有待请示解决的难题，又因周扬生病，向其他领导人请示无人回复，而一时搁浅了。

此外，还上送了几个材料：

一个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两个剧本的摘要。因为有些人反映，鼓吹海瑞的剧本不只《海瑞罢官》——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要批判？

一个是报上登了演过海瑞的京剧演员（谭元寿）的检讨文章，说自己没有文化，缺少鉴别力，演了坏戏——难道不单编剧要检讨，演员都得检讨？

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反映郭沫若紧张不安，说了一些自责自损的话，并有想辞职的表示。张和我们分析，原因大概是郭老游海南，写过凭吊和赞扬海瑞的诗；批评吴晗和翦伯赞的历史观以后，《光明日报》等报纸的内参刊物不断反映学术界不少人说，郭老和范老（文澜）也发表过相似的观点，这些内刊郭都能看到。张的反映，郭的海瑞诗，内刊对郭、范的反映，也汇成一份材料。对郭老、范老这样的人物，党得有政策。

熟悉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序幕阶段历史的读者，都会了解，这些材料，就是准备《二月提纲》的那些材料，就是提出左派整风和警惕左派成为“学阀”的那些材料，就是后来被指责为###“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那些材料（康生还指责###用了考证的方法来打击左派），也就是###阎王殿“扣压左派稿件、包庇###知识分子”这条大罪的由来！

书包 网 想看书来

“两个癌症”

周扬动手术前，林涧青和我一起到医院去看他。为了不烦扰他，上述这些棘手的事，没有同他谈。只是问候问候，谈些轻松的话题。但是，看得出来，周扬心情不轻松。

他说：肺上这个癌，手术可能动得好，也可能动不好。生死未卜啊！

我们尽量说些现在医生对许多部位的癌症，特别是肺部的癌症，如何如何有把握的话。他点点头。

隔一会儿，他又低沉地说：我身上有两个癌症。

我们没有听明白。

他解释说：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

这使我很吃惊。

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不管有过多少幼稚、偏狭的迷误，有过太多的内部纠葛，无论如何总的来说，应该说是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这在现在，是很清楚的；在从前也是很清楚的，毛泽东主席早有科学的总结，《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法分辨清楚了。在文艺整风中，在批评田汉、夏衍、阳翰笙的时候，“三十年代”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周扬在青年业余文艺创作会议的讲话中，还有一段话，批评有些同志“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的文艺传统，用来对抗延安文艺座谈会传统”。按照当时已经“左”得厉害了的斗争逻辑织成的这个罪名，周扬是不是意识到、预感到很快也会安到自己的头上来，会成为威胁自己政治生命的政治癌症呢？

周扬的肺癌手术动得很成功。为酬谢医生，###请他们看了一部很好的法国电影，至今我还记得它的故事情节。

“三十年代”的问题，不出周扬所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几乎置周扬于死地。也是这年二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四月，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了下来。里面说：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三十年代文艺，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三十年代后期左翼领导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扬就成了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批判、打倒在地的头一个###“阎王”。批判周扬的发难之作，登载在陈伯达主持的《红旗》杂志上。批判的内容，就是周扬在三十年代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和在一九五七年批判冯雪峰的时候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文章的由头，就做在《鲁迅全集》中周扬审定的给徐懋庸的公开信的题注上！

后来陈伯达倒台，批陈的一个内容，又是他在三十年代写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

这就是我在开头写的：“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场历史争论还会一再以极其严重的尖锐的形式重新卷回到文艺界、思想界乃至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中来。”

书包 网 想看书来

总结三十年代

荣天屿同志纪念周扬的文章告诉我们，总结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是周扬多年来的一个心愿。这个“多年来”，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是不是从他在医院里讲“两个癌症”的时候开始？还是从他在卫戍区和秦城被囚禁的那些岁月开始？

《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高度评价，是给整个左翼文艺运动，不是只给鲁迅一个人的。一个人形不成一个翼。左翼文艺运动不只是几个口号，几场论争，而是持续很长时间、产生许多作品、扩展到广阔领域和形成了颇大队伍的整个文艺运动。总体上说，左翼文艺运动配合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为扩大革命的影响，为引导和动员更多的人走到革命道路上来，起了巨大的作用。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对三十年代文艺的全盘否定，同《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科学论述，同前面提到的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从五四开始的历史论断，是不能相容的。

“国防文学”的口号，有多大错误？什么­性­质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几个月后，###有一次开批斗大会，把周扬从手术后疗养的地方揪回来斗争。我作为陪斗对象，也一度被叫到台上。当斗争群众怒声质问周扬为什么要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时候，周扬很委屈地说：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嘛，很幼稚嘛，又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得不到党组织的指示，处境很困难。从苏联杂志上看到他们提国防文学，从巴黎救国时报上看到《八一宣言》，知道党主张团结抗日，就写文章提出了这个口号。

斗争会上，被斗对象的申辩，通常都要受到大声斥骂的。但是我注意到，周扬这个申辩，没有人起来斥骂，场上冷了一会儿，立刻有人提出另外的质问，从这个题目上转移开了。

至于两个口号这场同一阵营内部的争论，为什么发展到那样激烈和纠缠的地步，那教训是很多的。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听周扬闲谈时说过：“我们那时候，对鲁迅的伟大，认识得很迟，对鲁迅尊重得不够。”他还说：“论读马列主义的理论书，鲁迅可能没有我们读得多。但是鲁迅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我们远远比不上他。他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来学习马列主义，所以他比我们更懂得马列主义的­精­义。”“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一次我去看望周扬，那时党正在大力清除“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在­干­部队伍中的影响，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派­性­这个东西，宗派主义这个东西，可顽固啦，可厉害啦。我可知道它。那时候，两个口号论战，我们就是宗派主义嘛，就是意气用事嘛。同一个观点的就是亲嘛。明知有错也不肯认错，就是要争个我高你低，没完没了嘛。”

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完成他总结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心愿。不过，他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长篇讲话，大概已经表达了他的基本思路的轮廓。这篇讲话和其他一些有关的文章，都收在《周扬文集》第五卷中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总结十七年(1)

除了总结三十年代，我想，他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总结建国以来十七年的文艺运动。《周扬文集》出版说明向读者作那样的许诺，他是不是就有了作这样的总结的心愿呢？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周扬一直在总结文艺界和思想界的历史。《周扬文集》第五卷中的许多文章，都带有这种­性­质。

一九七八年他热心地参加和参与推动了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一次讨论会上说了一句名言：“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这样说对不对，过不过？是有争议的。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那篇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我听了这个报告，当我听到这番话时，我就想，这里包含着对周扬在这个讨论中的立场的支持和肯定。

不久，举行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是进行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有理论界许多人参加的一次盛会。周扬在会上发了几次言。

一次发言，他建议集中讨论几个重大问题。他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民主问题，一个是真理标准讨论估价的问题。显然，这也就是邓小平那篇讲话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在这次发言中，他还说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派的问题。他认为，处于当时的情况，有些是情有可原的，我们这些被打倒的人对这场革命也是不了解的。有些造反派，还是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人，后来很多人都转变了，由拥护林彪、“四人帮”走到反对林彪、“四人帮”，有的甚至反对得很坚决。事物总是变化的，我们对具体事物要作具体分析。

这是通达的、宽容的见解。

另一次发言，他谈了“左”和右的问题。他说，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王明的“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一条“左”的路线，对党和国家的破坏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很容易导致人们产生右比“左”好的结论。这是因为过去用“左”的观点批的那个“右”，有许多并不是右，而是正确的。至于真正的右并不好，右倾机会主义有什么好？总之，“左”和右两者都不好，都应反对。“左”和右是相反相成的，它们往往互相转化，这是辩证法。反右时出现“左”，反“左”时又很可能出现右，要警惕这个问题。

这也是很清醒的、不偏激的观点。这篇发言在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篇理论务虚会结束时的讲话之前，其­精­神同那篇讲话，是符合的。

在这篇发言中，周扬还讲到开国以来，特别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有扩大化的倾向。我在反右派运动中也就有过“左”的错误。后来搞什么人人唱歌，人人做诗，要求每个县里都要有个郭沫若。我们把这些情况反映到总理那里，总理找文化部谈了话，作了纠正。“大跃进”时期我到河南，到有的老乡家里一看，真是“家徒四壁”。杨献珍曾说，“大跃进”百分之九十九是浪漫主义，毛主席听了这个话，就开玩笑说难道百分之十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吗？当时并没有为此就整杨献珍。

随后，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周扬作《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这恐怕是新时期周扬文章以显著地位在党中央报纸上发表的第一次。人们都称它为一篇扛鼎的力作。

如此深刻地评价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一定是周扬深刻思考历史教训，包括十七年的文艺运动和理论工作的历史教训的结果。

txt小说上传分享

总结十七年(2)

一九八○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草稿的四千人讨论中，周扬作过一个发言。

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时，周扬说：“犯‘左’倾错误的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他代表了相当多的人，在文化战线，我也是有‘左’的错误的。高举、紧跟，在不少场合，是高举和紧跟了错误的东西。”

说到一九六三年、一九###年间他多次去看毛主席时，周扬说了这样一些情况：有一次谈到文化工作方面问题很多，毛主席说：“也怪我没有抓。”周扬说毛主席抓得很多了，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毛主席说：“我只是抓了一件一件的事，没有全面抓。”最后又说：“我要抓！”“宁可搞错了再纠正。”不久，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就出来了。

说到检查文化部工作时，周扬说：毛主席对我说，“你这次再不要搞温情主义了！”我努力使自己不陷入温情主义，我商承彭真、陆定一同志，解除了夏衍、陈荒煤和齐燕铭三同志的职务。“四人帮”打倒以后，我向齐燕铭等同志公开道了歉，说我没有首先批评自己，而批评了他们，这是我的过错。

看到周扬发言的简报，我当时就想，历史决议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指导思想和党领导的事业的曲折发展，只能大略地涉及文艺界的问题。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文艺界的历史作了总结，不过，那还是在党的历史决议作出之前。在党的历史决议作出来以后，最好周扬能同文艺界的同志们一起，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十七年的文艺运动，作一个全面的总结。

一九八三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周扬在中央党校礼堂作了一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我以为，不管总结得对还是不对或者不完全对，这是他试图对过去文艺批判和理论批判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作的一个总结，其中包括对他在一九六○年第三次文代会上和在一九六三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会议上批判人道主义所作的反思。他特别说了：“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对于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

他这个报告，连带他一九六三年《战斗任务》中关于异化的观点，引起了争论，受到了批评。一天，我上他家里去看望他。他关心他的一封说明情况的信，是否送到了收件人手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认为他不赞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抑制不住激动，眼中含着泪光，说：“我这一辈子跟着党，追求革命，千辛万苦，千回百折，怎么会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我只是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认为应该注意不要轻易地把一些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不可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嘛。”

后来胡乔木同志在中央党校礼堂又作了一篇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乔木在文章中表示，希望理论界就这个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当时我曾经建议乔木同志同周扬同志谈一谈。乔木说，他也想找一个机会，同周扬从容地仔细地谈一谈，但很难找到。他说，只要能心平气和地谈，他相信能同周扬谈得很好。他给我看了他的一首诗。

诗前有一短信：

周扬同志：近日写了一首小诗，谨以奉呈。祝春节安好。灵扬同志并此问候。

胡乔木一月二十六日

诗分两节：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

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

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

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总结十七年(3)

乔木还给我解释：前一节是作者问剑，第二节是剑的回答。

一九八八年上海理论界的一本在内部很小范围送阅的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赞成乔木文章的许多意见，但是认为乔木同志的批评把问题过分政治化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很想知道乔木同志的意见，我向乔木转达了。乔木告诉我，他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观点，的确是过分政治化了。证据是，后来就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

还是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为好。

《周扬文集》第五卷收录文章比较完全。《探讨》这篇也收录在内，没有因为引起批评、发生争议而不收。这正是我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上书

八十年代后期，周扬病情转重。看他时，他只能简单地说几句话，后来话也不能说了，但你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还能感到他有认识你的感情表露，眼角有时还流出一点泪水。

一九八八年五月，我给思想工作方面的中央领导上书，说：“今年秋天要开文代会，文联改选，周扬现在仍是文联主席，这次当然要改选他人。可否就此换届改选的机会，对周扬一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做出的贡献，给予恰当的、肯定的评价，以某种较为郑重的方式，作出表示？就周扬一生来作总的评价，我想不会有多大的争议，而从文联改选提出此事，又比较自然。我觉得，做这件事有好处，比等到周扬同志逝世后再做好些。”九月，通过我所在的部门领导再次给思想工作方面的中央领导上书，说：“今天参加中国科协三十周年纪念会，钱学森报告讲到科协三大换届时授予周培源、严济慈、茅以升三人名誉主席，授予王淦昌等十六人荣誉委员。据我了解，科协这样做体现对老一辈人的尊敬，影响是好的。建议这次文联换届时也这样做。至于周扬同志，我建议在授予别人以名誉主席或委员时，作这样的说明：鉴于周扬同志病重不能担任名誉主席，大会向他表示慰问，并对他几十年来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中国文联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敬意。”我重申：“我觉得在文联换届时提出此事比较自然，从总体上对周扬一生的贡献作肯定评价，也不致有什么争议。这样的话，现在讲一讲，比日后到追悼会上去讲要好。”

我知道文艺界有许多纠葛。好在我不是文艺界人士，也极少认识文艺界的什么人，不会被误认为有什么背景。这上书，只是文艺界外一个共产党员的书生之举。从所在部门的领导那里，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来知道，当时中央主管思想工作的胡启立同志和文化部的领导对这样的建议是很重视的，苦心考虑的结果，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即在文代会前夕到病房去看望周扬。十一月七日各报登载了如下的消息：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第五次文代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今天看望了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副主席冰心。

晚7时，胡启立和文化部长王蒙来到周扬正在养病的北京医院。在宁静的病房里，胡启立与周扬同志的夫人苏灵扬轻声交谈。他说，文联就要开会了，文艺界的朋友都很关心想念周扬同志。他不能参加这次会议，我们来看看他。胡启立还回忆起过去与周扬同志交往的情景。

下面报道的是他们看望冰心的情况。

这是一种很尊敬的表示，虽然，一篇对周扬一生贡献的恰当评价的话，还是到了追悼会上才讲（严格地说，是才印发）。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四日于万寿塔下

开台锣鼓和收场锣鼓(1)

《几番风雨忆周扬》写完，引起我再写一篇回忆的兴趣，总题目已经偷得，就是：《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说“偷得”，因为这原是别人文章的题目，虽然只是作为副题，终归是“版权所有”吧。

那是一九七六年夏天，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闹得正紧的时候。批“三株大毒草”，其中一株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原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报纸和刊物为此发表了多少批判文章，机关和学校开了多少批判会，出版社还单独编印了一本《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据说发行达几千万册，其中就有一篇，题为：

《两个提纲一条黑线——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因为它的确构思巧妙。现在看来，如果把批《二月提纲》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那么，批包括《汇报提纲》在内的“三株大毒草”，不是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的收场锣鼓吗？当然，那篇批判文章用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就要收场了的，它以为“文化大革命”还要好戏连台呢。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批判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刘少奇一伙也炮制过一个《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从思想体系上说，今天的这个《汇报提纲》，同当年的那个《汇报提纲》完全一脉相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中，有些人在当年“二月提纲”中也有着他们的一份“贡献”。

我也感到“有趣”，批判者所说的“有些人”，指的是谁呢？

恰好，我同这两个提纲的起草过程，都有一点接触，所以我可以确切地说出谁是这两个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

《二月提纲》的主持者，是彭真，“炮制者”就两个人，是###的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这是在《五一六通知》和作为通知附件下发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明了的。这三个人，或死（姚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迫自杀，直接的原因是在###的批判大会上，并非###工作人员的康生秘书跑来发言，说姚是彭真派到康生身边的特务，第二天人们得知，姚于会后的当晚悬梁），或囚（彭到一九七五年才出来，放逐到陕西，许也才出来，在北京，没有工作）。他们与《汇报提纲》，能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

《汇报提纲》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乔木，或者还应该加上李昌。耀邦和李昌，是刚派到中国科学院去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是提出《汇报提纲》的负责人，乔木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是主持修改《汇报提纲》的负责人。执笔者多一些，是中国科学院的几个人，包括吴明瑜，还有被政治研究室找去参加修改的几个人，包括甘子玉和我，以及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这三位主持者，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执笔者中，也都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除了我。

那么，莫非就是指的我？

我不配。无论从职务讲，还是从作用讲，我都够不上炮制者这个格。而且，就算抬举我为炮制者，主持者还缺位，一个人也不能叫“有些人”。

我猜，批判者想指的、想揪的，是吴冷西和胡绳。吴和胡对《二月提纲》是有贡献的，不管这贡献二字打上引号还是不打引号。吴是提出《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中确定设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他们都参加了产生《二月提纲》的那次五人小组扩大会和五人小组关于《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主席的汇报。虽然《通知》和《大事记》最初曾经曲意开脱，说提纲是“背着”康生和吴冷西“制造出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由于这个开脱，康生成了抵制和批判《二月提纲》的“英雄”，而吴冷西呢，却未能脱身，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很快被陈伯达的工作组揪出，打倒，挨了批判。从当时的小报上看到，吴挨批的诸多事项中有一项就是他在《二月提纲》中的“贡献”。

开台锣鼓和收场锣鼓(2)

但是，吴冷西和胡绳并没有参加《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修改。他们这时已经恢复工作，是以胡乔木为首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研究室还有几个成员：于光远、熊复、李鑫、邓力群，这七位成员分为两摊，都由胡乔木主持。一摊子管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有于光远和邓力群，他们参加过修改《汇报提纲》的讨论，但没有执笔，也没有主持，是胡乔木主持，并亲自动手参加修改和负责定稿。另一摊子叫“毛选材料组”，负责整理毛选第五卷文稿，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他们没有参加《汇报提纲》的修改。把他们两位说成是《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不过是“四人帮”大批判文章的罗织伎俩而已。

我这不够格的，却的确接触过跨“文化大革命”两头的这两个提纲的准备。作为当事人，写一点回忆，也许可以提供若­干­具体史实的资料和对当时气氛的描写。

《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这样一篇回忆，大概得写长一些，先把头一部分独立出来，叫做《〈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书包 网 想看书来

提纲的准备：七个“攻左庇右”材料的头一个

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中已经讲到在周扬住院割治肺癌后，在###内许立群于一九六六年一月接手管学术批判的事。据我的观察，许原来并没有要起草一个指导整个学术批判的文件的意图。只是遇到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情，难以处理，就一件又一件向五人小组汇报，请示。

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我讲了六个上送五人小组的材料，都是仅凭记忆写的。记忆里保留了我所知道的整理这些材料的缘由和背景，整理时的议论、心情和思考，这是从档案材料中看不到的。但是，记忆中总会遗忘一些东西，错乱一些联系，难保完全和准确。根据随《五一六通知》下发的《大事记》：“二月三日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我怎么回忆，也只记起六个，如果这就是七个中的六个，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

现在，经过查阅各种材料，包括翻箱倒柜，找出“文化大革命”当年自己的交代和搜集的小报，终于弄清楚了。“七个材料”中的头一个，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写《几番风雨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这个座谈会是许立群于一月十七日下午召开的，《人民日报》的王揖、《北京日报》的范瑾、《光明日报》的穆欣、《红旗》杂志的杜敬、《前线》杂志（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的李筠、《新建设》杂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吉伟青六个报刊负责人参加，各自讲了情况，提了问题，许立群最后作了归纳和总结。会后许要林涧青和我当晚整理一份简报，林说，这好办，就按你最后讲的整理出来就行了。

简报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是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首先表态：大家讨论了如何执行主席指出的要击中《海瑞罢官》中关于“罢官”这个要害问题。就是说，前提是执行，是“跟”（虽然后来被批判为“抗”）。反映的问题是：大家提出，现在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如何掌握为好？有些同志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从政治上批评“要害”问题的文章，提到什么程度？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

这是许立群真正犯难之所在。

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人民日报》原来计划，《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一个一个来，这样是否合适？《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反映，《海瑞罢官》问题已经联系到让步政策；对吴晗历史观的批判必然牵出翦伯赞；对翦、吴的“历史主义”的批评又会牵涉到宁可（《新建设》已经收到批宁可的文章）；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会联系到冯友兰和朱光潜。《光明日报》还收到文章，批评《十五贯》中对况钟的美化（《十五贯》就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昆曲）”的美谈中的那一出戏）。

这也是许立群犯难的问题之一。

还有《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都提出是否参与和怎样参与这个讨论的问题。这不是座谈会上的反映，而是这些报纸向###请示过、###感到不好回答的问题。

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北京日报》反映，许多工人和­干­部说，文章太长，太深，没法看，文科师生现在已经下乡或正在讨论下乡，看的人也少。《人民日报》反映许多­干­部只看文章题目。

四是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都反映，现在质量高的文章不多，接不上。《前线》最近没有再发批判文章的打算，准备将来转载结论­性­文章或者自己再准备一篇文章。

这个简报经过许立群仔细修改，是以六个报刊反映的形式，向五人小组提出他自己想要请示的问题。如果要说酝酿和准备，这份简报可以说就是后来的《二月提纲》的第一个准备材料。

这个材料一月十八日送上去，没有回音。

提纲的准备：许立群与张春桥的春节通话(1)

“七个材料”的第二个，也是我写《几番风雨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的。那是一月二十六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许立群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北京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因为戚本禹在《中国历史小丛书》中也有一本；许多人对方求、向阳生的文章（指###组织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和邓拓用向阳生的笔名批吴晗道德观的文章）有不同意见。

这封信是许自己写的，我记不起来是自然的。但是，上海方面提出戚本禹的书的问题这件事，我是知道的，许立群告诉过我，并且要我去查一查戚这本书。《中国历史小丛书》是吴晗主编的，丛书中戚写的这一本叫《孙承宗》，明末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我找来看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上海方面把这本书提出来是什么意思。许立群把戚这本书，随函送了一册给彭真。

“七个材料”的第三个，是《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方求一篇，关锋、林杰一篇，戚本禹一篇），一篇讲道德论的（关锋送###林涧青的）。方求的文章，许立群认为比较妥当，问题不大；关锋和戚本禹的，联系庐山会议很明显，问题多，发表出去影响大，要请示。方求这篇是我自己摘录的，另三篇，是分头摘录的。我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把这合在一起的一个材料，记成分别两个材料了。

许为送这个材料，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审阅这个摘录：对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应当如何掌握为好？这些文章何时发表为宜？请指示。

四、提纲的准备：关于郭沫若的辞职信

“七个材料”的第四个，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许立群写给彭、陆、康、吴的。

一月二十九日，许把林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所以郭的信是写给他的。于光远是###科学处处长，###同科学院联系的人，所以张把郭的信给于光远。）他把郭的信给我们看了，郭在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批准。

许说，他已经向彭真报告了这件事情。

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估计郭老可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意坐到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也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于光远建议，最好由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一下，向他交底，把学术批判中不在报刊上公开批判郭老的“底”交给他。

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许修改了材料，在重要处加了黑体，作为附件，送了上去。

许立群一直担心批判牵扯过众，扩大过多。北京六报刊座谈简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示，现在郭老的信，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和紧急。

“七个材料”的第五个，是《关锋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第六个，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第七个，是《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提纲的准备：许立群与张春桥的春节通话(2)

这几个材料，我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都记得不差，只是对《海瑞上疏》等材料的回忆，说它是要说明“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得批判”，不确切。确切地说，这个材料的潜台词是：如果批《海瑞罢官》搞影­射­，上那么高的纲，那么，《海瑞上疏》（它是在上海出台的）搞影­射­不比《海瑞罢官》隐晦；如果对《海瑞上疏》的批判可以一笔带过（如姚文元文章那样），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该适可而止。还有，关于演员检讨的材料，《几番风雨忆周扬》中只提到谭元寿，其实还讲到马连良，并且讲到都是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的。

后面三个材料，是一月三十一日送上去的，是连同前面已经送去未得答复的四个材料，汇总在一起，送上去的，所以成为“七个材料”。

提纲的雏形：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长信

汇总为七个材料上送彭真的时候，许立群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从总体上对七个材料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二月提纲》的雏形。

信中认为《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对批判正在继续向深处和广处发展，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予以肯定。信的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

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指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晗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

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相；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一九六二年第八十八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新编有关海瑞的历史戏，除《海瑞罢官》外，还有《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一九五九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一九五九年）。这两个剧本，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京戏演员，参加演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最近，《戏剧报》、《文汇报》刊载了京剧演员谭元寿检讨自己参加排演《海瑞罢官》和其他坏戏的文章，《文汇报》不久前重登了马连良过去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如果继续发表演员检讨的文章，是否好？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

此信写于一月三十一日，是许立群亲笔所写，写好念给林涧青、我和他的秘书听了。还叫他的秘书去复印留底。我跟他秘书一起去复印的，那时，复印机还很稀罕，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那么一滚就出来一份副本，而且是原样的字迹，比抄一遍强多了。

“不传达”：五人小组会和中央常委会

彭真于二月一日，把许立群这封信送给主席、刘、周、邓、陆、康、冷西阅（附材料七件，每人一份）。彭真还写了一个注，说：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五日，毛主席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当时，许立群只是很高兴地告诉林涧青和我：这下子好了，五人小组要开会了。

这就是说，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使我们焦虑不安、请示又得不到答复的一系列问题，五人小组要讨论，作出答复了。

三日晚上，许告诉林涧青和我，五人小组会开过了，内容现在不传达，还要向中央常委汇报。

“不传达”，使我感到有点不解，我当然很想知道五人小组对那些问题是怎样答复的，因为对于会有怎样的答复，我一直捉摸不定，我看许原来也是一样。现在他知道底数了，却“不传达”！是不是还有捉摸不定的因素？是不是还不那么心中有底？我只能猜测，没有追问，也不便追问。

六日，许告诉林，向中央常委汇报过了，内容还是不传达，还要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在武汉，八日要到武汉去。许还通过林告诉我，要我准备一下，带点材料，随他一起去，说到那里也许还要我帮助他整理一些材料。

书包 网 想看书来

东湖之行：向毛主席汇报

八日早晨，到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陆、康、吴、许、胡之外，还有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以及别的几位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随行人员。还不知道毛主席听汇报定在哪一天，许立群要我想想还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飞机在武汉机场一降落，王任重来接，并且叫他们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逄先知和我这些随行人员，则直赴东湖旁边的招待所。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

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并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致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一月初关锋告诉林涧青的。）

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

他随即拿起笔来，删去这两句，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他说，学术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注意力不在这里了。带来的材料不必发了（我带了关于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的统计），也没有什么材料要整理了，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北京。

他要我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溱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

他显出一副非常轻松、潇洒的样子。在###机关里，很多同志都知道，许立群在工作中，格外认真、细致、爱紧张。这一段时间，我看他更是处在­精­神负担很重的高度紧张状态。现在，向毛主席汇报过了，处理那一系列犯难的问题，心中有底了。我看他一下子松弛开来，把­精­神负担卸脱了。

东湖之行：悠闲的话题(1)

在东湖的这几天，饭前饭后，三三两两，沿着湖边散步，顺着话头漫谈，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谁也没有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

逛过旧书店，转过珞珈山。湖北的同志还请陆定一又去看了一次八七会议的旧址。陆是八七会议的参加者，八七会议的旧址大体已经认定，还有些争议，还有些情况不清楚，要陆再去看看。我们一些人也跟着去了。陆到了那里，边看边忆，记忆不很清晰，房子的内外格局也多有变化，但还是可以确认就是这个地方。

漫谈的话题，有这么两件，是我至今记得的。

一件是一首误传的毛主席诗词。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大书小识》专栏文章《传抄诗稿种种》中，记下了这件事，是这样写的：

一九六六年初，又传开了一首据说是毛泽东的词。是一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这首词写得的确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说是毛泽东的词，似也可信。然而，从词的含义上说，又很难说是毛泽东的口吻。这一年的二月八日，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那个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虽已刮起，也有暂时似乎平息的瞬间。而在风口的人们，有时竟以为这瞬间就意味着风暴的平息，所以心情倒也闲适起来。于是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首《水调歌头》是不是他写的。毛泽东一笑，说，词是写得不错，不知道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这首词的鉴别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久又查明，这首词是山东大学老教授高亨写的，是他读毛泽东那些“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的诗词而写的一首词。这样，词作者清楚了，词意也完全清楚了。为了澄清传抄中的误会，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特地在八版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署名高亨。

这向毛泽东提问的“有人”是谁，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我在东湖之旁散步的时候听到他们谈起的。

另一件是田家英谈《高祖还乡》。（我过去没有多少机会同田家英接触。这次有机会闲谈，他同我谈到五十年代初，曾想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青年到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室工作，大约是因为看到我在报上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就打算调我去。一查问，知道我在###，但患慢­性­肾炎，腿脸浮肿，饮食忌盐，就作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带了（或者找来了）一部《缀白裘》，还翻出了《高祖还乡》这套散曲。说，要说骂皇帝，这才真是骂皇帝！

这套散曲，作者叫睢景臣。从一个与刘邦过去有过瓜葛的乡民眼中，看那“威加海内兮还故乡”的“汉高祖”，可谓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先是描绘那风光的场面，继而描绘那人物的威仪。然后，急转直下：

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

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称，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涂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那时批《海瑞罢官》已发展到关锋、戚本禹文章的批一“骂”一“罢”，一“罢”是指《海瑞罢官》，一“骂”是指吴晗在那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刘勉之的《海瑞骂皇帝》。许立群一直为是否同意发表他两人的这两篇文章，在政治分寸的把握上发愁。田家英说《高祖还乡》才真是骂皇帝，似乎对于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不甚以为意。

东湖之行：悠闲的话题(2)

这恐怕是我们的漫谈中，唯一多少涉及批判《海瑞罢官》的地方。

东湖之行：整理毛泽东文稿

说休息，说闲聊，其实在武汉这几天，这些人也没有闲得住，大家花了不少时间来集体整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

整理毛泽东文稿这样的事，在田家英、胡绳、许立群他们那里，是“司空见惯浑常事”，在我则是“破题儿第一遭”。

我们那时候知道，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出版之后不很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编出了一个待审的本子，但是毛泽东自己不同意出。他希望经过更长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之后，再来编定他在建国以后的著作的选集。后来，经不住人们的一再建议，他同意先把若­干­篇最重要的著作，一篇一篇在党内较大范围印发。这样，就有了一九六五年年底发下来的党内文件《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一九五六年的这篇讲话，当时有一个整理稿，在党内较小范围印发过。一九六五年年底，刘少奇建议把它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整理稿后，于十二月十八日写了以下的批语：“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不久，这篇讲话，加上中央批语，就在党内印发了。

在武汉，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凑巧也就是五人小组扩大会讨论和产生《二月提纲》的那一天），毛泽东把他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阅读，并提出：“请考虑加以修改。”王阅后，从文字方面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于二月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把这个讲话“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二月六日（也就是五人小组向中央常委汇报的后一天、向毛泽东汇报的前两天），毛泽东在王任重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给彭真：“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彭真就地在武汉，找康生、定一，还有王任重、田家英、吴、胡、许，一起来做这“修改一遍”的工作，逄先知过去常跟田一起参加这样的工作，我则是顺便被吸收参加的。

〔现在想来，田家英并不是五人小组扩大会的参加者，他同机来武汉，也许就与整理毛主席文稿有关。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最初就是田家英整理的。当时，毛泽东对整理稿不大满意。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毛在田送来的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两天后，毛又在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

彭真主持会。大家对于“只发中南局”，觉得不好理解，不好办理，认为像这样的文件，还是发全党。对于讲话稿连同王的修改意见，大家边读边议边改，主要是文字，也涉及内容。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议和改，很新鲜，也很积极。

七千人大会讲话：霸王别姬

现在回忆，在整理毛泽东文稿中，有这样几件事情印象还很深。

一是田家英讲的毛泽东博闻强记、令人佩服的一件事。

七千人大会讲话中，毛讲了那个著名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批评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不爱听不同意见，有点像西楚霸王的样子，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同时，讲了刘邦见郦食其的故事，讲得很生动。

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

田家英说，他当时想查一查书，核对一下史实。查了《高祖本纪》，没有这样的记载。查了《郦生陆贾列传》，一开头就是郦生见刘邦的故事，但是没有怒叱门房、“老子是高阳酒徒”之类的情节。那么，这些情节哪里来的呢？正准备另外去查找的时候，毛泽东来了，说：就在朱建传的后头。田家英再一查，果然。《郦生陆贾列传》在讲完郦生、讲完陆贾之后，附带讲了朱建，而在讲完朱建之后，又记叙了郦生见刘邦的故事，是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把它当作“后人补缀的文字”，低两个字排。）按这个版本：

郦生上谒求见，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讲的故事情节，简直是这段文字的传神的白话译本。现在时兴古书今译，在我看来，标点、注释是必要的，全文今译大多属于多此一举。但如能有毛泽东这样的译笔，那我倒是双手赞成的。

书包 网 想看书来

七千人大会讲话：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另一件是彭真在斟酌文稿中的政治思考。

是他，建议加上了“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纠正错误”这样一句，说：“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时常说的话。”这次《汇报提纲》中也写了这句话。我已经多次听彭真讲过这个意见，特别是一九六五年纠正北京大学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过火斗争，要求在运动中斗人和被斗的双方都要作自我批评的时候。他还强调，错误大家都犯，大小­性­质不同。也是为了劝说不肯作自我批评的同志，要承认自己也有错误。

是他，建议把原稿中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改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说，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十条，已经明确规定应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什么增加了百分之五？主要因为地主富农的子女应该划出来，列到团结的范围。

原稿中毛泽东在要求省委书记下去蹲点的时候，说到自己在去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保证，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还没有实行，今年大概有机会实行，今年没有机会，明年总会有吧。有人提出，这段话恐怕删去为好，人家会问，后来毛主席蹲了点没有？彭真同意了这个意见，但是他又说，毛主席是亲自派了调查组下去为他作调查的。

原稿中有一段话：“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我在议论时提出，毛主席那次讲了自己的哪些缺点和错误？要不要在这里简单说明？不然­干­部看了，会说，毛主席都讲了，不应当隐瞒，可是现在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彭真看了看我，沉吟了一下，说，就是讲高指标、高征购那些。对于我的建议，没有置理，大家也没有置理。显然，只有我这样的生手，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七千人大会讲话：自由和必然(1)

还有一件是胡绳在推敲理论表述中的学者风度。

讲话中有一句话：“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刚好，在两年前，一九###年八月十八日，我和几个搞哲学的在北戴河听了毛泽东一篇谈话。我作了详细的记录，并由我给彭真、陆定一、###和《红旗》杂志的一些同志作过传达。在那篇关于哲学的谈话里，毛泽东批评了这个提法。他说：

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

我觉得对恩格斯的批评不见得公道，但是，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光从认识上讲也的确不够。所以，我在会上提出，应该按照毛泽东一九###年的意见，把原来整理稿上的话修改一下，改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必然的改造”。我谈的这个情况，在座的都知道，也都同意这个修改建议。但是，胡绳迟疑了一阵，说：“必然的改造”这个提法不合适，客观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不能由人改造。胡绳说得也有理。怎么办好？还是胡绳提出一个方案，改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大家称善，就这样定了下来。

还有一些涉及内容的修改，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按照八届十中全会的新结论改写了原来没有说得那么重的语言，关于学习苏联问题，按照后来批评苏联修正主义升上去的调门改写了原来对苏联经验评价的语言。这些都是把后来的观点，改到先前的文献中去了，会为研究思想发展史带来某些困惑，如果研究者对于这类的修改的过程不明底细的话。所以现在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等书对这类修改的情况，都加注予以说明。

不过，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个论断，虽然当时是根据我所听到的毛泽东一九###年的意见，改写到毛泽东一九六二年的文稿中去的，但是，这里并不发生思想发展史的记述上把后来的思想提到前面去了的问题。因为后来知道，我在一九###年听到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论断，毛泽东很早以前就已讲过。至少讲过两次。

一次是一九四一年在驳斥“左”倾路线的一组文章中，明确指出：“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这样，毛泽东就把“自由是必然的认识与改造”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这些话，是写出来的，与我在一九###年听他讲的那一段话相比，意思一样，表述却清楚和准确多了，虽然“必然的改造”这个表述还需要斟酌。一九八三年纪念毛泽东九十诞辰的时候，《人民日报）把从驳斥“左”倾路线这一组文章中选取的关于“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一段文字作为单独一篇文章发表了。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建国以前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从《毛泽东选集》中选来的，但是增加了三篇原来毛选中没有的，其中一篇就是这一篇。

另外一次是在一九六○年写的《十年总结》这篇文章中，也是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

在一九五九年的《党内通信》六条中，毛泽东又写过：“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可见，毛泽东的确早就有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是不够的这样的见解，但有时也仍旧沿用这样的说法。

不管是不是发生把后面产生的思想改写到前面的文献中去了的问题，一九六六年二月在东湖对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稿所作的修改，是应毛泽东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修改过的稿子是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的。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送去的修改稿上批道：“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

七千人大会讲话：自由和必然(2)

这一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毛泽东这篇讲话整理稿发到党内。也是这一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汇报提纲》发到党内。

这样两个文件，在日程上竟是这样一番平行­操­作！

书包 网 想看书来

短暂的平静：“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1)

我用这么长的篇幅讲七千人大会讲话的修改，不但是因为有可记的内容，而且是因为在东湖那几天，大家实际上花时间做的就是这件事。大家的注意力已经不再围绕《海瑞罢官》批判，至少是许立群和胡绳这一位主任、一位主持认为，由于《二月提纲》的顺利通过和批发下去，那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回到北京以后，当然要组织传达和贯彻《二月提纲》。二月十八日，许和胡召集北京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开会，各说了一通意见，以后几天就是分组座谈。他们两人又随彭真去参观三线，作“逍遥游”了。我在北京参加分组会，并且汇集分组讨论的情况，编写了《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后来的《大事记》说，这个简况是“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罪名是吹嘘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吹嘘的语言之一，是说它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

这当然是分组会上有人说的话，在简况中有名有姓，不是简况整理者自编的话。但是，我们当时的确有这样的感受。

要说清楚这一点，得先说一说《二十三条》颁布的当时，我们的感受。

现在，从“左”的指导思想发展的过程来说，《二十三条》是这个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它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特别是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它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但是，在当时的实际活动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而是纠正在《二十三条》以前普遍出现的对待­干­部打击过宽过重的“左”的错误。

《二十三条》发表的当时，许立群正领导###一大群­干­部在北京通县徐辛庄公社内军庄大队参加四清运动，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队。一开始也搞得挺“左”，叫做下来一看，真是一分为二，阶级斗争激烈，“合二而一”是鬼话。大队小队­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周围还有搞得更“左”的，由《红旗》杂志一大群­干­部组成的、有关锋和戚本禹参加的工作队在翟里，听说还打了人。《二十三条》出来后，许立群对于内军庄还没有出现打人的事感到自蔚，很快同原来大队小队的­干­部结合，妥当地结束了运动，转入主要抓生产。《二十三条》里有一条：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不过，原来的大队支书还是伤了感情。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贪污和不法行为，要他继续当­干­部，他宁愿到大队窑厂摔砖坯，说他有的是力气，不怕­干­重体力活，摔坯子挣钱还多，再也不愿意当这号­操­心又挨斗的­干­部了。）

不久，许立群被派去当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队长，代替原来的队长、###另一位副部长。为什么要换工作队长？就是因为《二十三条》以前，工作队在北京大学搞社教运动，搞得太“左”了，斗得太凶了。《二十三条》出来以后，又顶着，不按《二十三条》的­精­神纠正缺点错误。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专门讨论了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会议纪要，记得主要有三点结论：一、北京大学是办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大学，也有一些问题；二、陆平同志（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是好同志，也有某些错误；三、北大的运动，肯定有成绩，也肯定有缺点。缺点讲了几条：工作队没有同北大的­干­部结合；把北大看作烂掉了、要夺权的单位；斗争方式也有问题。据说，对北大的结论，是中央常委讨论过的，“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是毛主席说的。

邓小平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不仅谈了北大社教运动的偏差，还谈到当时学术文化界的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他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不敢写剧本了，书也不敢出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抓住人家的小辫子，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书记处会议纪要里还规定：“四清要落脚到教学”，“学术批判要落脚到繁荣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不能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

短暂的平静：“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2)

这样，许立群以及也被派到北京大学工作队去的陈道、何静修（他们两位是###理论处的）和我，就把三月三日书记处会议的纪要和­精­神，看作《二十三条》在北京大学和文化学术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就是说，《二十三条》被看作是纠正“左”倾、稳定局势、使运动走上“健康正轨”的文件。说《二月提纲》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多少也含有这样的理解。

《二月提纲》发出以后，局势的确出现了一个多月的表面的稳定和平静。学术批判按《二月提纲》安排的“正轨”在运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两个“南方谈话”(1)

这平静中也有一点波澜，都是与关锋有关的。

在北京学术界贯彻《二月提纲》座谈会的小组上，我作过一个发言，大意是说，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是不是影­射­现实的问题，要很慎重地对待。我的前提，是肯定有影­射­，历史上有，现实中也有。按我当时的认识，认为《海瑞罢官》就是有影­射­。但是，我认为，随意把什么都说成是影­射­，是会把事情搞乱的。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听说有一篇中学教员写的讲物理知识的科普小品文，有人怀疑是影­射­，上纲很高，全面了解了此人的政治情况和写作情况，排除了他搞政治影­射­的可能。另一个例子，是一篇批评吴晗的文章，认为吴的一篇介绍李冰父子的历史短文，是影­射­攻击我们的大办水利。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没有根据，这样的风气不可长，动辄批评这个人那个人这篇文章那篇文章为影­射­，是不好的。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据说，关锋发言，说我的发言是针对他和王子野的。我没有参加这次小组会，是参加会的别的同志告诉我的。我根本没有看过王子野的文章，说不上针对王子野，不过，我没有去辩白，当然告诉了许立群，许也认为不必管它。

这是一件小事。比较大的事是，关锋仍然要求发表他批《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也就是他早就送给###、许立群一直犯难、专门摘要送五人小组（并由彭真送给了中央常委）请示能否发表的文章。

先是在座谈会上，关锋提出：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学术批判办公室的同志指出来。政治批判还让不让搞？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三月一日，我和林涧青向许立群和胡绳汇报座谈会情况，首先就谈了关锋的质问。

许立群说：肯定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主席当面点头同意了的。

胡绳说：关锋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上一次谈话，说吴晗要罢官，这一次谈话，重新考虑，又说吴晗不罢官了？主席这样站得高。关锋这个同志，思想太褊狭。

胡绳这话，有很大的分量，他是亲自听到毛主席两次谈话的人。第一次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的谈话。那个谈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胡绳、关锋都参加了这次谈话，许立群投有参加。第二次就是武汉这一次，胡绳、许立群都参加了，关锋没有参加。

胡绳还说，按照武汉谈话的新­精­神，那四篇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

三月三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的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说的“放”不是钓鱼，许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只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如果是四六开，那就了不起。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就是“学阀”吗？

《汇报提纲》中提出“左派整风”，“警惕左派走上学阀的道路”，立即成为敏感的话题。许立群这样说，当然是话中有话。

三月八日，关锋又找林涧青谈话，还是发表他的文章的事。

关锋的理由是，他的文章有根据，是根据毛主席的南方谈话写的。

林涧青报告许立群。许立群有恃无恐。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

许立群还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你邓拓一贯正确？你有个《专治健忘症》。我许立群一贯正确？我说过包产到户可以考虑。

《从陈贾说起》、《专治健忘症》，就是七个材料中关锋、邓拓的两个被认为是有影­射­攻击的文章。同意过包产到户，那时当然认为是错误。

所以，关锋、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这时仍未被允许发表。（我作为“方求”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根据许立群传达的后一个“南方谈话”的­精­神，自然根本不会提出按原来的写法发表的要求。）

书包 网 想看书来

两个“南方谈话”(2)

还有一件事，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请示，《汇报提纲》中讲左派要警惕，不要变成“学阀”，是否有所指。许立群向彭真汇报，彭真说，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这个情况许同我们说过，我们觉得彭真这话说得挺幽默的。

风暴的再起(1)

平静的结束，风暴的再起，在我是进入四月才开始感觉到的。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

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

文末署的一月的日期，显然是要表示，文章被扣押了许久。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根据二月汇报得到的指示­精­神才不让发表的吗？

许立群说他也不明白。

这两篇攻要害的文章能够发表，那么，“方求”那篇是不是也可以发表呢？

许立群同吴冷西商量，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求”那篇攻要害的文章。但是删去了文末所署的一月的日期。这是吴冷西的意见，说是现在强调###那时就写了攻要害的文章，不好。

发表“方求”文章并没有为###争得多少主动。报刊上再次掀起Ｇao潮的批判运动，其部署和组织，完全把###抛在了一边。还传来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道消息。

许立群十分沮丧，紧张。

不久，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林涧青和我，毛主席批评了《汇报提纲》。后来从《大事记》中知道，毛泽东在三月十七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在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的几次谈话中，已经批评了《汇报提纲》，批评了“扣押左派稿件、包庇###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但是，许立群没有给我们说这么多，恐怕他自己那时也没有知道这么多。

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批评了他。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

杨耳是许立群用过的笔名，当年贾霁、杨耳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两篇文章，是那场批判的发难之作，它的尖锐­性­大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问：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

许立群只是说，他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

许立群还说，康生批评他，说他专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为了整关锋，还用了考据学的方法，考证“何明”就是关锋。

我们说，吴晗的材料科学处整过的呀。许叫我们拿给他看，他一看，叹了一口气，说：整了这些材料，又不署名，人家怎么知道？叫我们立即把这些材料开一个目录，注上整理的单位和印发的时间，印在这一期上送的简报上。

没有想到，这期简报又惹了麻烦。康生指责许立群说，批评你不整吴晗的材料，你就送来这样的简报，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抗拒批评！

这样的无理批评，使许立群不知所措，简直有点­精­神恍惚。

四月十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宣布文艺界被一条又长又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作为中央文件批准下发了。

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这一篇话被人评论至今，评论的人大概不知道他的这篇讲话有什么直接的背景和苦衷。它与《二月提纲》汇报时，毛泽东说郭沫若、范文澜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的讲话，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毛泽东这个意见，是不是由什么人向他作了转达，并向他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这些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近日读到《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其中有五月六日范老致大年、黎澍的信，说“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之深，简直不可想象”。范请他们对自己匆匆写出的检讨草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接着的信，一封比一封更紧张：一封说：“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请批示。”又一封说：“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倚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皇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这些信很清楚地说明了郭老与范老当时的处境。范老检讨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郭老能怎样检讨呢？是检讨两首海瑞诗，还是检讨《武则天》？检讨了《武则天》，还有《蔡文姬》呢？检讨了剧本，还有史学著作呢？要检讨，大概也只好说按“今天的标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这样别人也就无可再补了！）

风暴的再起(2)

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为什么要署这个原来只是写杂文时用的笔名“何明”？自然是向那笔名考据学示威。

五月十九日，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发下来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序幕已经演完，正幕正式揭开了。

###“阎王殿”被砸烂了。

陆定一、周扬、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这些###的部长、副部长、秘书长们，首批被揪出来了。他们被称为阎王殿的阎王。

陈道、于光远、林涧青、袁水拍（文艺处长）等许多处长、副处长，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我、何静修、李曙光（文艺处的）等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只是一名­干­事的几个人，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后面这两类人，该用什么称呼呢？

有了新发明：阎王殿里，不能只有阎王，阎王下面还得有判官，判官下面还得有牛头马面。

于是，被揪出来的处长们被称为“判官”，我们这几个人则被称为“牛头马面”。

后来为了减少层次，取消“牛头马面”这个等级，我们这几个人被升为“判官”。所以，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牛棚里升官的！

一九九八年二月三日完稿于万寿塔下，三月二十九日改定。

真实的历史联系：《汇报提纲》和《科学十四条》

把《汇报提纲》说成同《二月提纲》是一条黑线，那只是“四人帮”批邓的政治需要。如果真要寻找《汇报提纲》同历史上哪个文件有内在的联系，那么，可以说得上有这种联系的，就是一九六一年七月中央批准下发的《科学十四条》。

《科学十四条》，通常说它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的简称，我以为，从实质上应当说，它是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的“十四条”、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为报送十四条写给中央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转聂总报告和十四条意见的长篇批语，这三者的简称，因为它们是三位一体的。

说《科学十四条》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有一定的历史联系，根据有三：一是因为它们讨论的工作领域相同，都是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时作汇报的中国科学院，又是集从前的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三家任务于一身的组织；

二是因为它们都有针对当前情况进行纠偏的­性­质，《科学十四条》是针对反右派和“大跃进”之后出现诸多混乱的情况，《汇报提纲》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诸多混乱的情况，虽然两个文件的纠偏又都局限在必须继续肯定造成混乱的根源（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限度之内，但毕竟是着手去进行纠偏，而且纠偏的指导思想，如反对批判“白专”等等，两个文件也都有相联相通之处；

三是因为参加两个文件的具体文字工作的人员中，有几个是相同的，这就是两次都成为执笔的主力成员的吴明瑜（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和两次都参与执笔的甘子玉（他原来是聂总的秘书，后来到了国务院科教组和###）和我（原来在###科学处，一九七三年重新工作以后也到了国务院科教组和###）。

当然，两个文件的主持者不同了，《科学十四条》的主持者是聂总、韩光、张劲夫、杜润生，《汇报提纲》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乔木。两胡是不是意识到这两个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不大好说。我以为，胡耀邦大概会意识到，因为他这时担负起科学院的领导工作，翻看了中央关于科学院工作的历史文件，并且要吴明瑜参加《汇报提纲》的起草；胡乔木大概多少也有一点意识，不然他为什么要找甘子玉和我参加科学院起草的《汇报提纲》的修改呢？从我们参与两个文件执笔的人来说，的确意识到两个文件的历史联系，而且希望这次能搞出个经毛主席直接过问和批准的文件来，按我们那时的认识，认为这样的文件就可以立于不倒之地了，果然能够如此，也可以算是我们在科学领导机关工作多年，终于遂了一桩心愿。

谁知这样一个可怜的心愿，也未能遂了。

科学小组走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前头(1)

我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底从农村整社回来，被派去参加《科学十四条》的修改定稿工作的。

在农村，我亲眼目睹了三年“大跃进”后农业生产凋敝、农民生活困难的景象，亲身体验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扭转局势的威力。在十二条的基础上，毛泽东又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草案）。我们在县里办公社、大队、小队­干­部轮训班，讨论和贯彻六十条，广大基层­干­部非常拥护“以生产队为基础”（即把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权利下放到生产队这一级），其兴高采烈之程度，对于我这样的不熟悉农村的人来说，真是出乎意料。在轮训班上，忽然传来消息，说是邻县什么地方已经允许“包产到户”，也就是“以农户为基础”了。一位小队长来问我们，这是不是真的？并且说：“如果真的允许包产到户，我不但要举起双手欢迎，连双脚也要举起来欢迎！”这个反映更使我震惊。当时，我还不能认识和理解农民拥护包产到户的意义，传言中的做法当时也的确没有得到允许。对这否定的答复，那位队长没有表示太大的失望，大约他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同共产风相比，六十条他们已经相当满意了。

紧接着农业六十条之后，认真进行政策调整的，首先是《科学十四条》。提出起草这个文件的，是聂总，是中央科学小组的领导人。科学小组走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前头，而不是中央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走在前头，这一点是很值得思索的。我想，这与聂总这些同志主持科技领导工作、接触科技知识分子、考虑问题比较实际、着重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有很大关系。如果总是把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摆在为纲的地位来考虑问题，情况就会不同。我还记得一九五八年夏天，我跟着于光远和科学院的几位领导，有机会到聂总那里去汇报科技工作“大跃进”的情况。在当时人们头脑正热的情况下，汇报中对科学工作搞群众运动的热闹景象和夸张成绩作了很多渲染。聂总听着，没有说什么。后来在闲谈中，他似乎是不经意地说起抗美援朝战争，说起那时美国人掌握制空权，志愿军运送给养弹药很困难，火车被炸得不行了，靠汽车；汽车被炸得不行了，靠马车；马也被炸得不行了，靠人背。群众运动是了不得，很英勇，不怕牺牲。但是，人能背上去多少呢？最后还是要靠夺取制空权解决问题。这一番冷静而切实的语言，同当时盛行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语言，形成鲜明的对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科学处的同志参加了中国科学院为准备起草《科学十四条》而组织的一些调查工作，通过《宣教动态》反映了一些情况。周扬在听取科学处同志汇报的基础上，到中国科协的会议上讲了一番话，这篇讲话对《科学十四条》的思想酝酿发生了影响，这个我已经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讲到了。于光远作为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本来就参加《科学十四条》起草和修改的讨论。我去的时候，《科学十四条》（四月稿）已经成稿，我参加了后期的修改、定稿（六月稿）的工作。这一阶段的修改，幅度也不小，第一条“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就是新拟定的，还有一些条，也有大量的补充。

我参加更多的，则是聂总关于十四条给中央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是刚提出要起草的。

为什么有了《科学十四条》，还要另外起草一个请示报告呢？这是因为，《科学十四条》是个条例­性­质、规定­性­质的文件，不是论述­性­质的文件，不可能多讲道理；《科学十四条》又是个准备向党外、向全体科学工作者公布的文件，许多关于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道理，不宜在这里多讲。而当时的政策调整有相当大的幅度，在领导科技工作的­干­部中，思想要转相当大的弯子，认识一时还不容易一致，需要中央向他们多做说明和说服的工作。请示报告就是准备针对这些政策和思想问题，向党内­干­部多把道理说清楚，讲透彻。

科学小组走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前头(2)

这样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聂总报告中提了七个：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培养和使用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科学研究时间保证的问题、科学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体制和方法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科学技术工作领域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从历史文献中找支持

为了准备这样一个政策和策略报告，编了两部分文献集，一部分是中央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历来的文件，一部分是科委和科学院领导同志历来的报告和讲话。中央文件集中有几个文件，当时引起了起草的同志和读这些文件的同志的特别注意。

一个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任务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这恐怕是建国以后中共中央比较完整地阐述科学工作政策的第一个文件，是###科学处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起草的，当时胡绳是处长，于光远是副处长，我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也参加了起草工作，受到这方面入门的训练。这个批示，经胡乔木改定，他当时是###的副部长，分工管科学处工作，又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的许多文件都经他改定。批示第一大段讲“科学工作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大段讲“团结科学家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这是最长的一段，也是最有特­色­的一段。第三大段讲科学队伍的培养，第四大段讲科学工作的布局。我们在批示的原稿中，一开始就写了：“此件业经中央批准，特发给你们，并可在党刊登载。”而在改定的时候，胡乔木在批示的末尾，又加了一句“中央批示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可登党刊”。中央这个批示，科学处和科学院的老人当然都很熟悉，张劲夫和杜润生是后来到科学院负责的，他们看到这个文件，表示很赞赏。杜润生对于批示中这样一段话特别赞赏：“固然我们对于科学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但这种思想教育必须是长期地耐心地来进行的，必须是在尊重他们的科学工作，发扬他们的科学研究的积极­性­的前提下，而不是以损伤他们的自尊心的方式来进行的。”这话在那个批示中，是针对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粗暴做法而发的，现在收入文件集，则是针对“红专辩论”和“拔白旗”运动中的粗暴做法而发的。杜润生还开玩笑说，一个批示中两次说可登党刊，可见你们要求登党刊的心情之急切。

一个是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错误的指示》，其中主要是两点引起重视，一是鲜明地指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二是强调要注意口号提法的准确，认为不明确和不正确的语言在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害处，具体指出应予纠正的口号，除“技术一边倒”以外，还有一个是“单纯技术观点”。这个文件，不知道是谁起草的，很像乔木的口气，这些论述，可以成为我们主张今后不要再用“白专”提法的有力论据。

还有一个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一篇文章，当时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名义，在党内不大的范围印发。一九七七年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才用毛泽东的名义公开发表。由于对于反右派运动，现在我们有了同那时不很相同、很不相同的看法，所以现在出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没有再选它。但是，在一九六一年我们编中央文件的时候，却很赞赏它。因为那时我们也还是在完全肯定反右派的前提下来考虑问题，我们想要做的只是纠正反右派运动以后的那些运动（诸如拔白旗、批白专之类）中对知识分子的粗暴批评和伤害，而这篇文章强调在反右派的时候，必须非常重视区别右派和中间派，非常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派，道理讲得很透彻，我们觉得正好用得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为“红”作界说(1)

向知识分子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这原是正确的。但是，在反右派、“大跃进”、红专辩论、白专批判等等运动之后，红的要求被庸俗化了，红与专的关系被对立起来了，按照这样的要求法，专会变成所谓的红的牺牲品。请示报告中说：“我们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又红又专，就必须要求他们自觉地用自己的专门知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在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一定要要求他们拿出研究成果来，正如要求农民生产出粮食、工人生产出工业品来一样。但是，目前这方面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有些单位简单化地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划分为‘红专’和‘白专’，非红即白，给一些政治上属于中间派（有一部分甚至是左派）、业务上比较钻研的人戴上‘白专’帽子，打击了一些应该团结的人，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红呢？请示报告认为必须明确这样一些认识：

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人们的政治立场。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在首先达到这两条政治要求的基础上，知识分子还要进一步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但是，应当看到，世界观的根本改造，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艰巨和逐步实现的过程，是自我改造的过程。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时事政策，但是不要要求他们像党政­干­部、像社会科学家一样，学得那么多，懂得那么细，不可能也不必要要求每一个自然科学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科学家。要求他们都用很多时间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活动，不是从大节、从根本政治态度来看他们，而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求全责备，是不对的。

红和专应当是统一的。红必须落实，不能是空空洞洞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考察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必须看到他们钻研科学的积极­性­。通过业务实践来提高政治觉悟，也是知识分子进步的一条重要途径。

请示报告特别指出：

“当前有一种偏向，而且是严重的偏向，就是有不少同志把红和专看成是相互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就是走‘白专道路’。这样，红，既没有指出正确的方向，专的积极­性­却受到打击。长此以往，就会红也红不了，专也钻不进去，给工作引来种种损失。”

关于过去批判“白专”的问题，请示报告正式建议说：

“中央曾经指示过，要废除‘单纯技术观点’这种不明确的口号。我们觉得，现在‘白专’这个提法，同样也是不确切的。”理由是，如果一个人政治上是白的，就是说，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那么，批评他政治反动就是了，不必说他是“白专”。如果一个人不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就不应该给他戴上“白”的政治帽子，也不应当说他是“白专”。“‘白专’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专和白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专，就容易变白，或者如非红专，就是‘白专’。我们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

聂总报告的这番分析，对于澄清红专白专的问题，我看是个经典的成果，虽然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却有长远的意义。大家看看邓小平一九七五年在听取科学院《汇报提纲》时候的那篇讲话和一九七八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那篇拨乱反正的著名讲话，看看其中的这样一些话，就会知道“吾言之不谬也”。

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听取《汇报提纲》时的讲话中说：

“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

为“红”作界说(2)

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科学大会上说：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

“林彪、‘四人帮’动不动就用‘脱离政治’的罪名来打击科学技术人员，谁要是努力钻研业务，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为百家争鸣定具体政策

联系于更快地发展科学事业和更好地团结知识分子，请示报告指出，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在这方面的重大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近年来，片面­性­和简单粗暴的现象有所滋长，在某些单位，还比较严重。根据这些情况，请示报告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正确地加以解决。请示报告列了六个问题，从六个方面，为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制定了一系列应该如何、不应如何的具体政策。

第一个方面是：

“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要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既要提倡批评，还要鼓励和保护反批评；以便通过自由讨论、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逐步辨明是非。在人民内部，在学术问题上，一定要有自由和民主，否则就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这其实是重申一九五六年陆定一代表中央向学术界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时所说的话。在这里虽然只是从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角度提出，所说的道理当然是适用于各种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的。

“为此，需要：第一，由党来领导。党组织既不要放弃领导，听任某一学派实行垄断；又不要自己对学术争论问题作结论，强制推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学派。党组织必须经常教育­干­部，端正政策思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保证党对学术工作的正确领导。第二，鼓励属于不同学派和持有不同学术见解的人互相尊重、互相探讨、团结共事；而不是坚持宗派门户之见，互相攻击、故步自封。第三，提倡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尊重事实；而不是轻视群众、轻视实践、不顾事实。”

这三点，是陆定一作出的总结，写进聂总这个报告中来了。

第二个方面是：

“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具体工作问题之间的界线。对于学术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不要随便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更不要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不要用开群众批判大会，贴大字报等方式来处理学术问题。

“由于这几类­性­质的问题有时相互掺杂，界线不易划清，因此，在问题的­性­质还难以断定时，要首先把它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以便弄清情况。”

这一条，当然也不限于自然科学，而是适用于各种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的。

自然科学到底有没有阶级­性­？

第三个方面是：

“自然科学技术，同社会政治学说不同，同样一种自然科学技术，可以为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和不同主张贴上什么‘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遗产，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然科学成果，我们都必须掌握过来，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说一说。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这个问题，在陆定一一九五六年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作为党的政策思想，应该说是已经解决了的。据此，请示报告原稿中本来是写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目前有些提法，如‘资产阶级自然科学体系’、‘反动的自然科学学派’、‘无产阶级自然科学体系’、‘红­色­自然科学’等等，都是不对的，应当废止。”在政治局讨论的时候，康生针对这段话提出异议，认为自然科学成为“体系”，就联系到哲学世界观，不好说没有阶级­性­，说“自然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还可以。结果，就按康生的意见作了删除和修改。这个修改从政策思想上说其实是一种含糊、一个后退。但是，既然已经在这样的层次作了决定，也就只能如此了。

“如果有人曲解自然科学成果来论述政治社会问题，假借自然科学的名义，进行反动政治宣传，那就不是自然科学学术问题，而是政治­性­质的问题了。至于有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学术著作中，发表了一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对这种情况，则要加以分析。如果本人在政治上总的方面是好的，这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是局部­性­的、次要的、偶然的，或影响不大的，可以向本人指出错误所在，让他们自己来纠正，不必登报和在公众场合批评。如果本人坚持不改，必需公开批评时，也要注意不要把整个学术著作全盘否定。”

这段政策规定，有一件事情作背景。那就是上海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朱洗，写过一本《生物的进化》，这是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夹杂着介绍和赞扬了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观点。有人写了批评文章，说，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处为此查看了朱洗的书，整理了材料。这件事该怎么处理？要不要在内部刊物上刊登这个材料？要不要在报刊上发表批评的文章？是聂总，断然决定不要这样搞，并且说了如上的这些意见。这件事按聂总的意见办了，解决得很好，大家都认为是个成功的经验。这个经验体现的具体政策，写进了这个请示报告。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第四个方面是：

“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的争论，有的是反映在理论概括和研究方法之中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有许多则不是这种­性­质的争论。不要把本来不是这种­性­质的争论和一时还不能判明它的­性­质的争论，轻率地提到哲学的高度。即使是有关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也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也要进行具体的分析，通过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不能采取简单地扣帽子的办法来解决。”

自然科学与世界观的关系，在我国学术界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不让讲自然科学学说没有阶级­性­，只让讲自然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就是这种纠缠的一个表现。世界观决定一切的观点，推到极致，就出现了“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有什么样的自然科学”，“红专的专和白专的专，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专”，“在学术批判中，要以世界观对世界观，不能以实验对实验”这类的流行一时的论调。针对这种偏向所写的这些政策规定，关键就是明确：即使是涉及哲学世界观的争论，也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如果这一条能贯彻执行，这个纠缠就可以摆脱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积极倡导自然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这种思想武器。但是，第一，不能强制人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第二，要认识到，在自然科学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不仅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原理，而且必须通过具体的科学研究的实践，才能逐步做到。

“我们要积极提倡和帮助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逐步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但是运用毛泽东思想解释自然科学的学术问题，应当通过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自觉，不能强制，应当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要牵强附会，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这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问题，一九六○年初邓小平就提了出来，邓选第一卷中收了他在天津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主题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思想，会上也发现了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迹象。会后，###科学处就这方面的问题，通过《宣教动态》作过反映，说：“近来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出现一些关于毛泽东思想在自然科学各专门领域中胜利的提法问题，值得研究。”举了几个不妥的例子：“慢病快治”（中西医综合快速疗法）被宣布为“毛泽东思想在医学上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化学教学的新体系》一文，声称他们建立的新体系，已经“真正做到了以主席思想为统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的新体系”；一项关于高分子聚合物受辐­射­作用而改变结构的研究成果，被评价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高分子化学中的伟大胜利”。一九六一年中央还批转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从更广泛的角度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在请示报告中原来还写了：“现在流行的‘建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自然科学新体系（或新理论、新学派）’这类说法，也以不提为宜。”由于上述“体系”问题的牵连，被删去了。

“疏花疏果”与“少慢差费”

第五个方面是：

“在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计划指标、研究方法以及鉴定和评价研究成果等问题上，常常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有些的确反映了某些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问题。但更多是属于工作方法和学术见解的问题，应该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不少单位，往往把这些方面的问题随便提到科学工作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轻率地给人家戴上坚持资产阶级科学道路的帽子，使得许多科学工作者不敢讲不同意见，这是很不好的。必须仔细地区别具体学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同科学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区别科学上应有的求实­精­神、怀疑态度同思想上的因循守旧、轻视群众。同时，即使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法、耐心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有些科学工作者，虽然思想上有问题，但对工作上的有些意见却是正确的，对这些正确的意见，仍然应当听取和接受，不能抱有成见，因人废言。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发扬学术民主，防止瞎指挥，而且也有利于团结更多的科学工作者，教育他们提高思想觉悟。

“具体工作上的分歧意见，不同于单纯的学术观点的争论，往往需要作出决定，以便安排工作。今后对于此类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通过科学工作者充分讨论，通过一定的业务领导组织作出决定。同时，仍要允许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要随便给持有不同见解的人扣帽子。”

第六个方面是：

“有些学术问题的争论，涉及各部门、各地方所制订的某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科学工作者对这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提出不同意见，不但应当允许，而且应当鼓励。在这些问题上，不让发表不同意见，或是把这些不同意见都当作反对党的政策，是不对的。制订技术政策，推广技术措施，一定要经过充分的讨论，要经过试验成熟，不能主观地草率地决定。对于已经决定和公布了的技术政策，完全可以讨论，让不同意见得到发表，并向有关部门和国家科委反映，以便提醒我们，防止在生产技术指挥上发生偏差。至于实现既定的技术政策的具体办法，以及各种技术措施，更应该充分展开讨论。”

这两条是总结了反右派后和“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而写出来的。如果说，一九五六年提出百家争鸣，人们注意的主要还在学术理论问题上的争论，那么，经过反右派和科学工作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经过“大跃进”中两条路线两种方法的大辩论，科学工作中的许多不同意见和主张，都被上到资产阶级科学道路、因循守旧、专家路线轻视群众、反对“大跃进”反对党的政策这样一些政治帽子的纲上来了。甚至在果树栽培中，“疏花疏果”和“保花保果”之争，也被说成是少慢差费和多快好省的两条路线之争，传统的疏花疏果，是为了把有限的养分集中到较少的果实上来，使果实硕大的做法，被当作少慢差费遭到批判，而保花保果，果倒是多了，可是个头却都小了。科学工作和生产技术上的许多瞎指挥，就是由政策思想上的这些混乱而来的。

中央批语：知识分子问题很关紧要

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在刘少奇主持下开会，讨论了十四条和聂总的请示报告。除了前面讲到的康生的那条意见外，大家都表示赞许（康生也表示很赞许），认为可以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还认为不仅适用于科学工作，也适用于文教、财经等系统。根据会议上的讨论，特别是主持者刘少奇的讲话，又为中央起草了一个较长的批语。

批语强调：“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我们党历来很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细致的工作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但是，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在几年来深入进行政治思想革命取得很大胜利的基础上，目前有必要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问题，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使用一切有用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更好地使用他们，才更有利于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应该改进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工作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运用民主的、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得对的，当然仍须肯定。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于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

这里提出了对过去在知识分子中展开的批判进行清理和甄别的问题，这是一件牵涉很广、影响很大的事情，同当时在党内对反右倾运动进行甄别平反，是相互配合的。当然，界限划在反右派以后，反右派的问题，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当时认为都还是不能动的。批语还说：“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成绩就肯定，错误就改正。不要怕人家否定成绩，成绩是否定不了的；但成绩一定要实在，真有几分就说几分，浮夸了的必须核实，主动改正。缺点错误必须正视，有错就改，有偏就纠，不要回避问题，而要及早发现，及早解决。”

这些话几乎就是按照刘少奇的讲话写出来的。

画龙而未点睛(1)

由科学小组启动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在《科学十四条》、请示报告和中央批语的推动下，有了很大的进展，不仅受到科技知识分子的欢迎，而且影响到其他知识分子的领域。

但是，这个调整，在政策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到位。所谓画龙而未点睛，就是说，还没有触及重新确认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个根本的政策和理论问题。

其实，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这篇报告的特点，就是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实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

报告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适应国家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急切需要，适应世界正处在新的工业和科学技术革命前夜的迫人形势。过去，党主要是从革命的需要，从敌我友的阶级力量配置，来谈知识分子政策；而到一九五六年，周恩来代表中央，要求全党着重从建设的角度，从实现现代化和迅速改变科学文化落后状态的角度，从赶上世界、赶上时代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知识分子问题。（附注）

另一个方面是适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深刻变化。过去，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总是作两重分析：从经济地位上，承认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等，以取得工资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知识分子，称为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在土地改革划阶级的文件中，在工会法入会条件的文件中，都是这样规定的；从政治思想状态上，则认为知识分子由于其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这两重分析中，过去主要是从###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主要是着重第二重分析。而到一九五六年这个历史转折的年份，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并且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份，周恩来代表中央，以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在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两点为根据，把过去的两重分析统一起来，宣布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个全新的结论。

然而，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个理论问题，当时并没有能够透彻解决。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反复。大家知道，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八大的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但是，八大报告没有重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中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新结论，而是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虽然强调的重点是必须运用这些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八大报告一方面确认“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提法，这里面就包含着矛盾。

当时，我们读到报告，对于没有确认知识分子会议的新结论，是敏感的。于光远是八大代表，我们问他，他说，他也提过，也不理解。多年以后，我有机会问到胡乔木，他是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起草者，又是八大报告的起草者，可惜他记不起来是什么原因了。他只是记得，就在知识分子会议时已有不同意见。中央政治局后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就没有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我去查了这年二月二十四日通过的这个指示，果然如此。但是，指示中还是明确宣布“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同周恩来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八大报告也没有重申这个指示中的新结论！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画龙而未点睛(2)

一九五七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说，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还解释过，世界观没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分，难道可以说，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二元论的吗？

反右派以后，知识分子更被一般地归入资产阶级的范围，并且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宣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这个论断，应该说，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运动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展，在理论上的反映和总结。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的《宣教动态》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叫《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反映清华大学检查这个支部的工作，发现党员中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都被认为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了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现在工作忙，做统战工作会妨碍大跃进，一切组织都应当换上党员来领导。

这个材料很能说明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到资产阶级的范围，看成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造成怎样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后果。这种情况必须要纠正。《宣教动态》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注意到了，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陆定一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个批示，本来应该成为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可惜有两点，一是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的初步纠“左”的努力，后来又被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的错误打断了；二是从实践行动上指出需要“端正方向”，争取知识分子，而对于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资产阶级”范围这个理论根源，却还没有触动。

一九六一年《科学十四条》针对“左”的错误的实际后果，对知识分子政策做了调整，可以说是接续由毛泽东批示启动的、后来被打断了的纠“左”的努力。中央批语中用了“端正方向”等语言，显然是以毛泽东那个批示为根据、从毛泽东那个批示中引来的。同时，也同那个批示一样，在回到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的结论上去这个根本问题上，还是没有跨出那决定­性­的一步。“请示报告”中用的还是八大报告的语言：“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帮助培养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人才。”就是说，在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仍然戴着“资产阶级”这顶帽子。

继《科学十四条》之后的《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和中央关于高教六十条的指示（九月十五日发出），也没有跨出这一步。

倒是同《高教六十条》一起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工业七十条》触及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国营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薄一波在说明这个条例草案的时候，分析了国营工业企业中技术人员状况的变化，指出：“过去每一次运动，有不少的企业总是把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做旧人员。《条例》上也讲到这个问题，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能说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画龙而未点睛(3)

这个文件只管国营工业企业，没有涉及科学教育文化机构中的广大知识分子。

广州会议：陶铸功不可没

不过，随着这些条例的制定和贯彻，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的再次提出，是势所必至的了。

还在这些条例通过之前，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就说过：“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

在这些条例出台以后，鲜明地把这个根本问题提了出来的，是当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

这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根据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的要求，广东省委召开了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陶铸在会上发表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讲话，郑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陶铸是这样说的：

“十二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几年来物质条件比较困难，没有猪­肉­吃，大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躺倒不­干­。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岁寒以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的信任不够。……今后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关心、倾谈、切磋、诚恳帮助的办法，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等价交换’，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的帽子。”

十二天后，陶铸又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说：

“我们不能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那个名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

这些讲话，表现了党的一位地方领导人，在贯彻执行中央文件的过程中，在政策问题上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近来的许多回忆和史籍，在讲到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时候，往往忽略了陶铸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的这些活动，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在这个问题上发掘了不少史料。我在这里引用的陶铸讲话的内容，主要就是从这本书上抄来的。

当时，我们没有听到、看到陶铸讲话的文本，只是从###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十一月的一期上看到《中南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党给他们“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样一条消息。其中说：“十月间，中南局召开了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这以前，九月下旬和十月初，广东省委也举行了几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据《广东宣教动态》反映，大家对陶铸同志在会上提出的‘今后一般地不再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为高兴’，认为党已经给他们‘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还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对陶铸讲话表示欢欣鼓舞的发言。这条消息，可以说是“纯客观”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保留”的，但是，我们许多人是从这里知道这件事的。

广州会议：聂总功不可没

这里说的广州会议，不是指一九六一年秋天陶铸代表广东省委和中南局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而是指一九六二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两个全国会议，一个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一个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因为周恩来在聂总主持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了话，接着陈毅分别在这两个会议上讲了话，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上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所以人们把这两个会合到一起，通称为广州会议。

聂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回忆起那一段工作，还应该提到的就是《科学十四条》公布半年以后的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那是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由我主持召开的。……

“那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十四条》贯彻以后的东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大家集中到广州以后，我先找少数科学家谈心，发现知识分子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我先请示了恩来同志。他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过去在国务院开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有争论。我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我记得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同志，就很同意我的意见，她很激动地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所以我感到这次会议应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把会议的要点改为两个：一是进一步搞出新的科学规划；二是进一步深入贯彻‘科学十四条’，突出地调整一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同陶铸一样，聂总在推动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一决定­性­调整中，也是功不可没的。

需要补充的就是，广州会议的召开，先有陶铸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做背景，后有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做背景。

我们###科学处的同志参加了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会议按聂总的指示，遵照刚刚开完的七千人大会的­精­神，“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畅所欲言，共同总结几年来科学技术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经验和教训。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广州会议：一“马”功不可没

会上大家发言热烈，可以说是一“马”当先，百马奔腾。

所谓一“马”当先，就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声学家马大猷，在会议第二天率先提出：“昨天聂总报告‘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

国家科委的赵石英，叫人写了马大猷发言的报道，交给会议简报（据“文化大革命”中的小报揭露，简报的主编，是国家科委的高更用，###科学处的龚育之，科学院的黎功德）。先是只向领导反映的简报，后来按领导的指示和督促，率­性­登上发给全体与会人员的简报上。这就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和很多人的共鸣，有的科学家还说，地主劳动三年，可以改变成分，为什么我们­干­了十几年，还不能改变，还叫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些情况也都上了会议的简报。

广州会议：总理主持决策

聂总从广州打电话，向那时还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周恩来动身来广州之前，于二月二十五日给毛泽东写了信，报告次日将同陈毅一起赴广州，“谈军队转业十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他们正在广州开科学工作会议），听听他们意见。”（据《周恩来年谱》）

周恩来听了汇报，看了全部会议简报。他面对的正是在中南地区已经形成、在科学会议上进一步形成的这样的舆论背景。他到会上来讲话，作为中央领导人，难以回避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权威说明的强烈要求。

我记得，于光远（###科学处处长）当时告诉我们：周恩来就这个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定的重大问题，召集在广州的一些领导同志（现在记得他提到的有陶铸、聂荣臻、张劲夫、于光远、范长江、杜润生、武衡等人）征求意见。

陶铸非常明确，说：他在中南局的座谈会上已经宣布，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但是，他的话只是“地方粮票”，不能在全国通行，中央领导人说了，才是“全国通用粮票”。

科学工作方面的几位领导人都表示赞同。

周恩来还特别问于光远，说，你是###的，你是什么意见？（不知道周恩来这时是不是注意到了《宣教动态》上的那则情况反映。）于也说了赞同的意见和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

最后，周恩来说：不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范围，这是今天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的意见，我们大家共同负责啊！

这样，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了那篇著名的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建国以来，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作过三篇重要讲话：一九五一年那一篇，向北京和天津的高等学校师生作思想改造的动员，它的特点，在于现身说法的人格魅力；一九五六年那一篇，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主题报告，它的特点，在于新条件下的理论创新；一九六二年这一篇，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它的特点，则在于拨乱反正的政治勇气。这三篇讲话都收进《周恩来选集》了。

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的这篇讲话，立论谨慎，照顾周到，但是，指出党历来认为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属于同劳动者联盟的范围，重提六年前知识分子会议的“初步估计”，强调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则是非常明确的。

广州会议：陈毅画龙点睛

对于周恩来的讲话，会上反映热烈，大家极其拥护，又感到还有意犹未尽、话犹未透的地方。经过同周恩来商量，陈毅三月五日在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三月六日在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上，快人快语，作了那个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在三月六日的会议上，陈毅说：

“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

周恩来回北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准备即将提交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这个报告中明确肯定：

“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这就表明，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已经不只是中央几位领导人的共同意见，而是经过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同意了的正式意见。

广州会议：《七十年》的评论和胡乔木的修改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写到广州会议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论断：“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一九五六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一九五一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是建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

胡乔木在审定书稿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亲笔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的确，一九六二年九月“重提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有同志提到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问题，毛泽东已经表示了他对此并不以为然的意见。不过，他没有多谈，会上也没有多讨论。会议公报中，知识分子是没有“帽子”的光头，既没有加上“劳动人民”之冕，也没有重戴“资产阶级”之帽，相关的文字是：“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当然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

文教书记会议上的争论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的一方仍然赞成广州会议上的意见。

争论另一方的意见，以十月二十二日陆定一的讲话为代表。这篇讲话认为：

“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和一九六○年的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勿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中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团结的范围一直要伸展到中右的知识分子。用这样一条界限来防‘左’防右。”

这段话，是根据我保存下来的个人笔记摘录的。其中所说的“宁‘左’勿右的那个纲领”，指的就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宣教动态》上刊载、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毋右》的材料。“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指一九六○年三月###门曾有文件规定，只有政治上属于左派和中左的教师可以提升职称，属于中中的，有一半可以提升，另一半不能提升，属于中右的都不能提升，右派更不能提升，界限划在“中中”的中间，中右被划到敌人一边去了。

这场党内争论，惊动了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