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书记处的“正式结论”

据薄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介绍，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会上的不同意见。

周恩来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他还引用刘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论据，说：“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邓小平表示支持，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

邓小平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

虽然有了这个正式决定，争论在会议上不再进行了，但是问题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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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问题提纲》

中央书记处会议以后，陆定一立即布置由###准备一个文件，题目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起草工作，经部长办公会议讨论，陆定一，各位副部长和一些处长，都发表了意见，交给童大林主持，我和龙卧流（他已逝去多年了，呜呼！）参加。

陆定一亲自执笔为这个提纲写了第一部分，讲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的思想。文化革命，给了一个定义：革文化落后的命，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后面的部分，讲知识分子问题，按陆定一的意见，从政治上分析，强调团结一切革命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从阶级上分析，还是按世界观划分，分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树立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否则，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的总的思路是：民主革命时期，同整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分裂出去，还要同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一直到中右）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左派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中间派是处在两者之间的。中右是有时对党对社会主义也持反对立场，但不是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要不是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要加以团结。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变成反对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破裂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这是原则上的错误。现状的估计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中间派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

这是理论的框架。

在当前工作和具体政策上，则是接续《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几个条例纠“左”的努力，并且力求把几个条例中的政策规定加以总结和系统化，制定了对待“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的七条具体政策：

一、在政治上，团结他们，实行民主；

二、在学术上，实行双百方针（包括在文艺上，要容许政治上“无害”的作品，在学术上，要“引导资产阶级学者做好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

三、在业务上，向他们学习，实行“同工同酬”（“学术职称和工资级别根据业务水平评定，不因政治思想进步的快慢而不同”）；

四、在行政职务的安排上，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加资产阶级左派加资产阶级中间派的代表）；

五、在领导工作中，实行“三结合”，吸收专家参与某些政策和计划的评论和制定；

六、在技术工作中，实行专家的“技术责任制”；

七、在生活上，给较高水平的专家以较高的待遇。

另外，还规定了实行学位制度、制定奖励办法、定期提升职称等鼓励业务积极­性­的措施。

作为“三三制”的一个示范的例子，陆定一亲自安排了北京大学校长的人选。增加了四名副校长，文科两位：翦伯赞、魏建功，理科两位：王竹溪、傅鹰，翦一直是著名的左派，傅一直是中右的标兵。

在起草和讨论这个提纲的过程中，在具体政策上，意见大都一致，但是，在理论框架上，意见还是难以统一。不少同志对于不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还是表示难以同意，对于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还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非无即资”的划分，也表示难以同意。有些同志主张，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就可以称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也有同志主张，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称作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见难以统一，文件也就搁置起来，没有搞成，没有提到中央讨论。

后话和后话的后话

而形势的发展，也不需要这样一个文件来统一认识了。很快，阶级斗争为纲的弦越绷越紧，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学术文化领域各种过火批判的日益加紧，教育学术文化领域被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至今还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在一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从“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保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刀的。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陆定一就被打倒，###被当作保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阎王殿”给砸烂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定一复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包含这样一段自我批评：

“对于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情况，周总理也作了实事求是的估计。有人把我国知识分子队伍说得漆黑一团，周总理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好的，他们听党的话，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当然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改造世界观。这是很对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在另一篇文章中，陆定一又说：

“一九五六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要团结工人农民，还要团结知识分子。党内对于是否团结知识分子，又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王震等同志，是重视而且能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臭老九’，是敌人，‘知识越多越反动’，要打倒。‘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击知识分子开头的。还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比如说我自己吧，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同时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

两篇文章，见《陆定一文集》第697—898、第780—781页。陆定一的这种态度，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也是全党的经验和财富。

附注：

这篇报告中说：“我们经常说我国科学文化落后，但是并不经常去研究究竟落后在哪些地方。同志们！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报告接着用两大段文字描绘了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状况。周恩来这个报告，是胡乔木帮助起草的。在草拟的这两段文字中，有一句话涉及当时飞机已经达到多高的速度，乔木要###科学处的同志帮助查一查。科学处的同志问了一所名牌大学的学航空的党委书记，这位同志说，已经接近音速，还没有越过音速。照此回复了乔木。过不了几天，乔木打来电话，说，他又问了空军的同志，高速飞机已经超过音速。他还批评说，###科学处的同志在研究当前科学进展的情况时，都出现这样的问题，说明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处在多么落后的状态。这个小Сhā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前面引用的报告中的那一段话，为什么用了那么强烈的语言。（顺便说一下，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喷气式飞机首次越过音速飞行，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四日的一次实验中，喷气式汽车首次速越过音速陆行，是整整五十年后，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五日的一次实验中！）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改定于万寿塔下

对邓选题注的一点补正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担任了党的副主席、政府的副总理、军委的副主席、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着手抓全面整顿。凡是整顿开来的地方，都出现了新的希望。

科学院工作的整顿，科学技术工作的整顿，是全面整顿中的一个方面。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由以前的“三科”（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中国科协）组成。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中央派了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同志到中国科学院去抓整顿。七月中去的，工作了二十天，“查阅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同院内外的一些同志进行了座谈，作了点调查”，八月十一日写出了一个汇报提纲（讨论稿），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后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又请当时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同胡耀邦一起，还组织了几个同志，研究修改《汇报提纲》。参与执笔的，记得有中国科学院的吴明瑜、明廷华，有###的甘子玉和我，还有政治研究室的孙小礼。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汇报，送的是这个修改过的稿子，题目已经改成《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汇报，胡耀邦、李昌作汇报，邓小平、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谷牧都讲了话。邓小平讲话和Сhā话的要点，现在已经整理成文，以《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为题，补收进修订后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了。

在邓选中，此文有一个题注，说：“这是邓小平同志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的Сhā话。”

题注是对的，但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严格地说，《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同志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作说明时的一些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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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争辩”的命题

《汇报提纲》惹起轩然大波的一句话，就是引用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听取《汇报提纲》时的讲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显然，这句话的关键，是要论证作为科技人员的知识分子，是“劳动者”，而不是不事劳动的资产者、剥削者。这同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和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的思路，是一致的，一脉相承的。意图，用后来的语言来说，就是拨乱反正，返回到广州会议和知识分子会议的正确结论上来。

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命题，是被当作一个既定的命题，以这个命题为根据，来论证科技人员是劳动者。

当时，认为这个命题是毛泽东的命题，是马克思的命题，是无可争辩的命题，根据这个命题就可以把那种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不承认科技人员是劳动者的论调驳倒了。

这也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无可争辩的命题。

可是，在随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恰恰是这个“毛泽东的命题”、“马克思的命题”引起了争辩，被大加挞伐，被说成是“伪造”和“篡改”，被斥之为鼓吹“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和“科学技术决定论”，以至于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和中国理论界的一桩历史公案。这桩旧公案，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恐怕青年人大都不知道了，就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恐怕也大都知之不详。所以，不妨在这里讲讲这一段故事，以便于大家了解当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命题的艰难的历史背景。

一本语录

当时为什么会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毛泽东的命题”呢？

这就要讲到胡耀邦等同志到中国科学院以后“查阅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的事了。这里涉及一本小册子、一篇中央文件。

一本小册子，就是《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这本语录汇编。

这本小册子大约是一九六八年出的，没有标明编辑和出版单位，在封面上印了“内部资料，妥为保存”的字样。

在此以前（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内部正式出版过一本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编辑、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颁发下来广泛学习。《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显系仿照《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而编辑的。据推测，很可能是当时中国科学院或者国家科委的革命委员会之类的机构编印的。

这本小册子一如《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也是按年代顺序编辑的有关语录的汇编，除了从正式发表过的文章中摘出的语录以外，还有不少从“文化大革命”中流传开来的内部讲话中摘出的语录。但是，《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不是经毛泽东审定后出版的，所以它所选用的从内部讲话中摘出的语录，没有经毛泽东审定过的权威­性­。

在《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所收的一九六三年的语录中，有这样一条：

“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打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

末尾注明：“听取科学技术十年规划汇报时的讲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由于这本小册子在科技界流传很广，这段语录在科技界也广为人知。

一篇纪要

一篇中央文件，就是《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

一九七二年八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这是林彪垮台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各方面纠正极左思潮的影响而召开的一系列工作会议中的一个。这个会开得很长，开始的时候，大家积极地揭发林彪极左思潮对科学技术工作的破坏，开到后来，传来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而不是极左的指示，使批“左”的势头又受挫折。到一九七三年一月四日，通过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作为草案下发。

这个纪要，反映了一些批林纠“左”的成果，又不能不反映批林批极右的指示­精­神。纪要的第一部分，在历述毛主席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之后，总起来写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只要我们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把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搞好了，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就能使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事业更加繁荣，更好地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我国科学技术就一定能够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这段结语中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以革命­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显然是根据流传的那段毛主席语录写出来的，虽然没有用黑体字。科技界许多人都是这样理解的：这句话是没有明说的毛主席语录，并且已经写进中央的正式文件中。

针对­性­的引用(1)

以上所述，是过去的事情。到一九七五年的时候，胡耀邦等同志为准备《汇报提纲》，叫人­精­选和打印了一本供领导研究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论科学工作》，总共十六条，毛泽东的八条，其中就列有包括“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在内的那一条。这当然与以上所述的那本小册子和那篇纪要有关，引用的文字完全是根据那本小册子。

八月十一日印出来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讨论稿）》，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个是“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第二个是“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第三个是“关于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第四个是“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第五个是“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第六个是“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

在“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这个部分中，用分析情况和思想的方法，讲了六个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关系”、“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在分析第二个问题“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关系”时，写了：

“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怎么才能多快好省发展生产？决定的因素是人，一靠人们的高度政治觉悟、革命­干­劲，二靠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这段话里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没有用黑体字排印，而是属于没有明说的语录，不加引号的引用。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九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汇报稿），对原来的《汇报提纲》作了修改，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二部分是“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这一部分修改的思路，是把分析情况和思想，改为集纳毛主席历来对科学技术工作的指示，六个问题变成了十条集纳。分析问题的写法自然比集纳语录的写法要好，改为集纳语录的写法自然也有那时的考虑。

这十条集纳，第一条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第二条是我国科学技术“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第三条是工人阶级须有宏大的科学技术专家队伍。第四条是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第五条是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第六条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第七条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第八条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九条是世界观的转变。第十条是党的领导，全党学习科学知识。其中第二条的全文是：

规定了我国科学技术“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由于采用的是列举和集纳历次指示的方式，引号中的那些话，包括过去没有正式发表过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这两句，都排印成了黑体字，即那时成为定规的经典作家语录专用字体。

除这两句以外，在第六条（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中还引用了一句“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也是从同一次讲话中引用并排印成黑体字的。

为什么这样重视这几段没有发表过的毛主席指示呢？因为这时引用它们，有特殊的针对­性­。引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但是为了强调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在国家现代化中的作用，而且是针对当时“四人帮”鼓吹的把科学技术看作有阶级­性­的上层建筑的观点；引用“不搞理论是不行的”，则是针对当时“四人帮”否定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把加强这种理论研究批判为刮“理论风”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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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的引用(2)

虽然这几段指示过去没有正式发表过，但是现在这个文件是准备送请毛主席审阅的，只要毛主席审阅同意发表，那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正式发表了。以这样的方式发表毛主席没有发表过的指示，在当时的文件和报刊重要文章中是常用的。

“马克思的命题”

九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听中国科学院汇报，当邓小平说到“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的时候，胡乔木Сhā了一句话：“马克思说过生产力首先是科学。”

随《汇报提纲》，还送了一本材料，注明《汇报提纲》第二部分所引毛主席语录的出处，在注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出处的时候，又附了一个注，就是胡乔木引用的马克思的那句话。见之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按当时人民出版社刘潇然译本的译文，全文是：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

这是用马克思的命题来印证和强化“毛泽东的命题”。

“生产力首先是科学”，不是严格地书面引证，而是概略地口头转述。

毛泽东的反应

九月二十八日，《汇报提纲》根据九月二十六日的讨论又作了稍许修改，送给邓小平。随即由邓小平报送毛泽东。邓小平在九月二十六日听汇报时就说过：“《汇报提纲》先送主席，请主席批准，印发政治局传一下，由国务院批准。用这个充分发动群众。”

可是，毛泽东在同邓小平谈这个《汇报提纲》的时候，却说，他不记得自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邓小平说，马克思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毛泽东还是说，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邓小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胡乔木，要他查一查，是怎么回事，并交代他把《汇报提纲》再修改一下，包括有几个地方语气要改得缓和一点。

这样，就又做了一番查证工作。

查证的结果

生产力中包括科学，这样的观点在马克思著作中是很多的。请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编的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的一些论述》，共四十八条，这时正好编印出来。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毛主席语录”，源头就在那本内部资料《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它是谁编的，根据什么编的，已经没有法子查了。但是，当时跟聂总一起去汇报听到了毛主席讲话的当事人，还有记录在。这些记录原来已经查过一下，现在又仔细查证一番。

这样的记录当时掌握了四份：韩光，于光远，范长江各有一份当天（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参加汇报时的原始记录，还有一份是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韩光在科委作报告时所作的传达的记录。

于光远记得最详细，经他自己整理，共有四页；韩光的次之，整理出来有三页；范长江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了，遗物中还有他的笔记本，整理出来有两页，另外还有他当天在日记中追记的一段话；韩光传达的毛主席指示的记录最简单，只有半页。

四份记录各有详略，合起来一对，得到两点结论：

第一，现存的四份记录中的确没有记下毛主席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那本小册子提供的那些话，显然另有所本，不在这四份记录之内。虽然小册子中引述那次谈话的所有的话，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句外，在这四份记录中都能找到，但它所提供的那一句话，却找不到原始记录。

第二，根据现存的四份原始记录，在那次谈话中，毛主席的确对于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对于发展生产力在革命和建设任务中的地位，作了极高的估计，比那本小册子中引述的几句话要丰满、准确得多。

综合整理

当时根据四份记录，综合整理成一份记录，共有五页多。

汇报的时间，正是罗荣桓去世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到颐年堂会议室时，人已经到齐。在开会前，毛主席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同志默哀。默哀毕，毛主席先讲了一长段话，称赞罗“原则­性­强，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并讲到党内其他一些人；又讲了一长段话，谈大庆经验，工业部门学解放军。

聂总开始汇报了。当汇报到苏联撤退专家后，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得更快时，毛主席说：

“这等于何应钦不发饷，各根据地生产出来的比发的要多得多。”

当汇报到农业（科学院参加黄淮海农业改造的科学研究）以及医学科学研究时，毛主席说：

“黄淮海，要搞几万人搞。”

“几万人按军事编制编成工程兵，使我们的铁路工程兵从十二万人发展到二十二万人。为了修森林铁路，没有工程兵不行。”

“农业产量到几百斤不登报，我们只登增产措施。”（这里显然有“大跃进”放“高产卫星”教训的影子。——引用者）

“预防感冒的药，参考消息上说英国人研究出来了。我一年总要感冒几次，这种药应该研究一下。感冒究竟是什么原因？”

当汇报到二十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时，毛主席说：

“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这显然比小册子中的“要以革命的­精­神搞科学技术工作”要准确和全面。——引用者）

当汇报到进口书刊一年要四百万美元时，毛主席说：

“买外国书刊只有四百万美元，这不算多嘛，划得来。可以花一千万美元。”

当汇报到科学家的稿费较低时，毛主席说：

“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点，是我们自己的出版社嘛！”

聂总汇报完了以后，毛主席说：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科学技术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当说到十年要三十亿投资时，毛主席说：

“每年三亿，不多嘛。”

还就某种尖端武器的研制说了一段话。

此外，毛主席还说到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提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还关心到《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复刊。

在人们都站起来准备散会的时候，范长江问毛主席，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包不包括社会科学。毛主席说：

“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商品、战争、辩证法等，是观察了千百次现象才能得出理论概括的。”

范长江日记中追记的，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这段话。

整理出来的这些原始记录和综合记录，当时都交给领导了，有关的同志大约也存了一份。一九八六年，我了解到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文稿档案中没有这个记录，就把我保存的这份综合记录连同四份原始记录的整理稿，交给了文献研究室。早几年，《党的文献》发表了聂总汇报完以后毛主席讲的那两段最重要也最完整的指示。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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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稿

根据邓小平的嘱咐，胡乔木主持，大约在十月下旬改出《汇报提纲》的最后一稿，送给了邓小平。

尊重毛主席的意见，删去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保留了其他两句。仍然附了经过相应调整的《汇报提纲第二部分中所引用的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其中注明这两段指示的出处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规划时的讲话。这是有原始记录作根据的。

还附了一本《必须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集纳了毛主席（五条）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二十二条）语录。在送九月二十六日的《汇报提纲》稿时，已附了这样一本材料，题为《哲学只能概括、引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因为《汇报提纲》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一定要强调马列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提倡科研人员学习自然辩证法，认为哲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没有指导意义，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不依靠科学本身的大量的辛勤劳动和­精­确论证，就可以简单地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去推演出具体科学问题的具体结论，也是不对的。”从这些话中，看得到跟《科学十四条》里一样的思路和语言。同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样，这也是想借助于引证权威来批驳“四人帮”们鼓噪一时的“代替论”。在征求意见时，有同志询问这个论点的根据，所以专门编了这本语录。这次送《汇报提纲》的十月修改稿，对这个附录又作了补充。

然而这时，形势正在起变化。毛泽东的注意力从支持整顿逐渐转向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约在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我还曾问过乔木，《汇报提纲》已经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改了，毛主席会不会批准下来？那时我是很希望这个文件还能得到毛主席批准的。乔木跟我说：你还看不出来？毛主席不会批准这个文件了。

后来才知道，《汇报提纲》的最后一稿，送到邓小平那里时，邓小平已经无能为力，就没有再往毛主席那里送了。

听说，这年十二月作为“批邓”的材料在中央印发这个《汇报提纲》时，印了从八月十一日起的历次修改稿，至少印到了九月二十八日稿，这最后一稿，不知是否在其内。

“谣言”和“捏造”(1)

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批邓”运动中，《汇报提纲》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一起，被“四人帮”打成所谓“右倾翻案风的三株大毒草”之一。

“两校大批判组”编印了三本小册子，分别批判这“三株大毒草”，作为运动中的“学习材料”，大量印发。这倒是对《汇报提纲》等三篇文献的极其巨大而且卓有成效的宣传。

批判《汇报提纲》的小册子，收集了京沪两地最重头的三篇文章。

小册子说：这个提纲是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否定毛主席的科研路线，篡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这是政治上的宣判。

在理论上，小册子着重批判的就是“唯生产力论”。

请看看从小册子中摘引下来的这几段话：

——“他大肆贩卖唯生产力论，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请命’，说：‘这些人是劳动者，科研是生产力。’”

——“他们强调科学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目的是为了排斥阶级斗争这个纲，排斥党的基本路线，取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继续革命。从这个唯生产力论的论点中，可以引出一条与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今天的读者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基本路线，是那条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作为《汇报提纲》理论根据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也是一种谣言吗？他们竟胆大妄为，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毛主席的指示编进毛主席关于科学技术的‘十条’论述中去，为他们‘生产力就是科学技术’的唯生产力论张目。”

“谣言”云云，就是前面讲的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被当作毛主席指示的那个过节儿。问题不在这个过节儿。小册子的批判并不限制在指责引用毛主席指示不当，而是针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种理论观点本身，宣称这种理论观点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的“理论基础”。

至于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颠倒过来作“生产力就是科学技术”，无非是为了批得顺畅一点，如同把“人是动物”颠倒过来作“动物是人”，然后加以批判一样。这是不讲理的大批判常用的违反逻辑的诡辩手法。

——“他们鼓吹的这套修正主义的黑货，并不是他们的新创造，而是从新老修正主义者那里搬来的。勃列日涅夫就曾经鼓吹，当前正处于‘在科学作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其作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代’。”

这里，勃列日涅夫当然是新修正主义了，老修正主义者又是指谁呢？

人们不能不注意到“科学作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这个论点的出处。前面提到的那份题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的一些论述》，头一条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话：“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火车头、铁路、电报、自动纺棉机等等。它们都是人类工业的产物……都是物化的智力。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整个社会知识——科学——转变为直接生产力这一情况达到何等程度。”这就是它的出处！

“他们还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这又是捏造。”

“捏造”云云，指的是马克思那段论述的译文，在小册子的作者看来“是译错的”。小册子中重译了这段引文，其实质同原来刘潇然的译文并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去掉了刘潇然译文中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什么中的“首先”、“其次”这些表明次序的状词，而是依次叙述了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包括科学的力量，以及什么、什么。

“谣言”和“捏造”(2)

现在出的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译文是：“最后，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

从这样的论述和译文中能找到什么批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根据呢？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奇文，为的是让大家重温一下“四人帮”的理论家是如何热衷于批判“唯生产力论”，而他们这种批判又是如何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在今天，仍然不无益处。

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也跟着结束了“批邓”这场闹剧。邓小平在党内外迫切要求下再一次出山。不能不说，“批邓”为广大群众了解邓、拥戴邓作了准备。复出后的邓小平，先从教育和科技抓起。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讲话，鲜明地重申和深刻地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曾经喧嚣一时，颠倒是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

这时，已经无须纠缠这句话毛主席是不是讲过了。毛主席没有讲过，并不能证明这句话不是真理。何况毛主席本来只是说不记得自己讲过，并没有说这句话是不正确的。真理是由实践、由事实来检验的。近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实践早已显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早已发现了这个真理，马克思逝世以后科学技术一日千里发展的事实，进一步突出了这个真理。所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描绘了这个事实，进一步论述了这个真理。他不但是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强调“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这个论点，是根据新的历史事实，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的新发展。

邓小平在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时候，要求连带着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

正是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重申了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和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的结论，明确地指出：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把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提出的论点和问题，同他两年多以前听取科学院汇报时提出的论点和问题，同六十年代初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陶铸和《科学十四条》提出的论点和问题，同五十年代中知识分子会议报告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决定提出的论点和问题一比较，其间的历史联系和曲折发展的脉络，是非常明显的。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

邓小平一九七五年提出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是用它作为指导科技工作和经济工作整顿的一个理论根据。

邓小平一九七八年重申马克思的这个论点，是拨乱反正开始的一个重要内容，成为指导全党全国工作重点向四个现代化建设实行战略转移的一个理论根据。

邓小平曾经说过：拨乱反正其实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从一定意义上说，拨乱反正是被“批邓”打断了的全面整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这一点，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论点的引用和重申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邓小平引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老论点，那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邓小平作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概括。

如果说，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同志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时候，已经对进一步发展这个论点作了努力，提出了“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的论点，那么，十年之后的一九八八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概括，则是更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论点作了重大的新发展。

最早公布邓小平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献，是在《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一书中，这本书是一九九○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在这本书中，选用了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谈话的一部分，取了一个题目：《从战略高度考虑教育问题》。文中说：“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这里邓小平自己谈到这之前他同胡萨克的谈话。可是，《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中没有提供邓小平同胡萨克谈话时谈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情况。是没有注意呢？还是没有找到呢？

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时候，就不能留有这个缺陷了。

邓小平同胡萨克的谈话，有正式的记录档案在，是不难找到的。问题是这份正式谈话记录中，没有谈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邓小平九月十二日的叙述，就是他同胡萨克的谈话之后的不几天，不可能记忆有误呀。

经外事部门的同志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原来邓小平同胡萨克谈这些话，不是在正式会见的时候，而是在宴请的时候。翻译的同志把宴请时的谈话也记录了下来，印在了当时的简报中。

于是，我们看到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现在题名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这篇文献，它是集纳两次谈话的有关段落而成的。一次是九月五日同胡萨克的谈话，一次是九月十二日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汇报时的谈话。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点，有重大的意义和深刻的含义。这里不作论述了。只讲两点：

一是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证出科技人员是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证出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这个结论，不是限于科技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结论，而是一个关于我国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力量配置、关于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这个日益广大的人群的阶级地位和政治地位、关于我们党同这个广大人群应该建立起怎样的关系，这样一个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问题所作的结论。

二是邓小平在一九八八年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是把这个问题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命运来观察的。他同胡萨克说：“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接着就说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很对，但还不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接着又说：“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

这段话，寥寥数语，凝结着沉重的反思和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中宣部里看傅鹰(1)

傅鹰是一位化学家，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教授，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学部委员（今称院士）。###是中共中央负责知识分子政策和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之一，要经常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和意见。了解当然要多方面地多渠道地进行，要有广角的全景，也要有聚焦的特写，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傅鹰成为###了解知识分子思想动向的特写镜头中一位经常上镜的代表­性­人物。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好像并没有什么刻意的安排，只是因为傅鹰这人­性­格鲜明，语言率直而带幽默，批评尖锐又透出诚意，所以挺引人注目。自然而然，一次又一次积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情况。

一

###里第一次注意到傅鹰，是因为他的一篇文章：《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 一个三部曲》，发表在《化学通报》一九五五年九月号上。

所谓“三部曲”，第一部是对领导提意见，第二部是对教师提要求，第三部是对学生提要求。在这里不妨摘引一下这篇文章第一部分的一些内容：

前奏

从高等学校的观点，前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带回来的最大一种收获是使许多人认识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又由于现在政府和学校的苏联专家们的督促和建议，高等学校对于科学研究渐渐地重视起来。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回忆一九五○年我初到北京时社会中有一种很流行的意见，认为研究是科学院的事，学校只管教学就够了。今昔对照起来，任何人也不能不承认我们的高等教育向前走了一大步。但是认识研究的重要­性­只是第一步，此中的问题还多得很；就是在有些研究经验和成绩的人中，见解也还不很一致。因此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也许不是一件完全无意义的事。事先应当声明，以下所说的只是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化学通报编辑部或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意见，虽然在这两个部门及其他高等学校中和我意见很接近的并不乏人。

第一部曲——贡献给学校的领导当局

我们的国家正在过渡时期，高等教育之发展，至少在广的方面，一日千里，因此学校的领导人中作过科学研究的并不多，作过化学研究的就更少了。这也就是说，我们的领导人对于化学研究不是行家。因此，我想对（一）什么是研究，（二）对待研究的态度，（三）如何提倡研究三个问题表示一些意见，以供参考。敬爱的同志们，倘若你们有工夫看这篇东西，我诚恳地请求你们本着言者无罪的­精­神，以容忍的态度来对待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意见，千万不要认为作者有意挑剔，因为那根本不是作者的用意。

（一）什么是研究

几个人集在一起谈谈问题时，我们常说研究研究这个问题。这种的“研究”只是讨论或漫谈的代名词，不是本文所要提的。此处所说的研究是对于扩大科学领域的努力。它的目的是推广一门科学的理论及实用的范围；它的一个必需的而不是充分的标准是有创造­性­。根据这种见解就有许多工作不能算作研究。今举几个实例来说明。编写讲义或教科书是教学上极有价值的工作，但是不能算作研究，因为在讲义或教科书中虽然在编排及如何说明某个节目可能或多或少的与前人不同，因而可以夸大地说是有些创造­性­，但是对于那门科学的领域并未加以扩大，故此不能算作研究。实验室中的工作也是如此。例如自某种有机混合物中用硫酸提出其中的烯类，再加以水解使之成醇。倘若详细地考虑混合物的成分，反应条件对于产量的关系，产品的证实等问题，而这个体系又是前人所未曾研究过的，即这种工作可以算是研究；倘若只是将烯变成醇，那就只能算作初级有机化学中的一个实验，根本够不上研究。又如水的分析，倘若我们分析国内的许多江河湖沼的水，从分析的结果推出矿物之分布及地层的构成等等，那就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化学研究（现在苏联化学家正在建立中的水化学就是此种工作），倘若只用成法将某处的水分析一下，那就只能算是工业分析中的一个实验，谈不到研究。也许有人认为我所提出的标准太高，有打击青年人研究情绪的流弊。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完全不对的。首先，这种说法对于我们的青年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诬蔑。我们要求我们的青年有坚定的意志，而事实证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有坚定意志的。他们往往会犯急躁病，但是将问题谈清楚了之后他们是不辞艰苦，不怕麻烦的。我对于我所指导的学生之要求是严格的，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常常比我的要求还要严格。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我的学生中有因工作困难或标准过高而情绪低落的。我相信这种优点在青年中是相当普遍的。第二，任何东西全有规格。我们不能因为现时国内还不能生产某种合金钢，就将一块生铁叫作那种钢。我们将一种起码的化学实验夸大成为研究，并不能改变那种实验的本质。提倡研究的道路很多，但是其中没有降低标准这一条路。

中宣部里看傅鹰(2)

（二）对待研究的态度

在一个作过研究的人看来，上节所举的例子近乎笑话，但却是事实。此种情形之存在可能有两种原因：（1）负责宣传的人根本不明了化学研究是什么；（2）将研究当作一种时髦的东西，没有似乎显得寒碜，因此就滥竽充数地混淆一下子。第一种情况并不严重，因为在不久的将来自然会改正；第二种情形就不同了。倘若存在就必需立时加以纠正，因为这是社会道德的问题，此风不戢，不但会使科学研究庸俗化，更严重的后果是使青年学会了不老实的作风。因为客观的条件或教师的水平一时不能展开研究，诚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但是更寒碜的是不设法改善条件，提高水平。倘若有人认为别的学校能够展开研究而我们的学校不能，不足以装点门面，他对待研究的态度至少说是不正确的。无论什么东西也不能建筑在虚伪和牛皮的基础上，化学研究更不能例外。

（三）如何提倡研究

倘若认为研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最有效的方法，则学校当局应该将提倡研究列为首要的任务。如何提倡不在高谈，而在为研究创造有利的条件。以下所说的可以算是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呼声，谨请学校当局注意。首先，研究需要时间。现时对于研究开展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不足。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种：（1）不必要的会太多。在这句话中“不必要”三个字可能是不必要的，因为根据我五年来的亲身体会，有必要的会几乎是例外。在学校中全校­性­的，全系­性­的，全教研室­性­的会比比皆是。一个稍微有些研究经验的教师就更忙了。除了学校之内，在校外还有许多会议被请去参加。只要是不好意思摇头，就有自原子能（A）到动物园（Z）种种莫名其妙的会需要参加。今以北大化学系主任孙承谔先生为例，他时常一天须参加四个会，而孙先生还不是我们系中职务最多的人。根据惯例，一个会少则两三点钟，多则五六点钟。这些会议真正解决了什么问题只有天晓得，但是宝贵的时间却很无聊地浪费了。（2）杂务太多。今天填几张表，明天编个计划，后天又检查这个那个……但是填完编完了之后，就没有下文了，不知究竟有何用处。现在同学超学时的问题已经得到注意，但是据我亲身的了解，自长春到上海一个负责的教师每天的工作鲜有不超过十二小时的，不知这算不算超学时？（3）一般人不知珍惜研究人员的时间。今举一个实例来说明此点。有一个学校中的一位化学教授开始作一种研究，这位教授是那个教研室——也是该校全校的最有研究经验的教师。领到了试管、烧杯、蒸馏器等之后，这位教师用了将近两个星期的工夫亲自将仪器洗净，因为学校不肯派一个实验员帮他做这类事情。这种情形我认为是学校当局对于研究是外行的充分说明。做研究最宝贵的是经验，因为那是有钱也买不来的。使一位有二十年研究经验的教授用两个星期的工夫去做不需要多少经验就完全可以胜任的刷试管工作，这种浪费比基本建设中长材短用要严重得多，但是很少听见有人提出什么意见。提起做研究，我们应当懂得一位经验丰富的教授的一小时是不能和一位什么科长的一小时相提并论的，虽然在其他工作中可能正相反。对于做过研究的人，这种看法是和雪白炭黑一样的明显，而有许多主持校务的人却未必明了。现时每个教师的教学任务全是相当繁重的，再加上开会、填表、作计划、刷试管等还有多少时间来做研究？因此以我的愚见，不将这出“除三害”唱好而高谈研究，其结果只是“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而已。

化学研究的第二个必要的条件是设备。北京大学的苏联专家诺沃德拉诺夫教授（列宁格勒大学的化学系主任）到北大的第一天就去看图书馆和库房。他对北大的系主任孙承谔先生说，一个高等学校的化学系主任之第一个任务就是将库房中装满了必需的仪器药品，将图书馆中装满了必要的文献，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研究顺利地开展，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在我和他接触的一年中，他不下六七次地告诉我，他在列宁格勒大学如何搜罗仪器药品来充实库房。在苏联仪器和药品的来源与现在的我国不能同日而语，他还如此注重库房，对于我们来说，库房和图书馆的重要­性­不更明显了么？然而问题之严重也许不是不做研究的人所能体会的，故此我再举一个实例。前几天我的一个研究生需要纯苯。设备科的同志到市面上跑了两天，得到的结果是两手空空，说要到夏季才有货。苯是一种极普通的东西，来源还大有问题，其他可想而知。这种情形并不限于北京。去年我到上海去购买仪器和药品，结果只达到预期的十分之二三。上海如此，兰州可知了。提起设备就有两点请当局注意：购买东西需要钱和目录。现时学校中似乎有这种倾向，即遇到经费支出的时候，首先要­精­减的就是研究费。这种办法至少是目光太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是提倡研究的方法。费尽苦心因陋就简地制订了可行的研究计划，而不断地一暴十寒，停工待料，是提倡研究的正当途径么？至于目录，其重要­性­并不下于经费。同是电位计，因为规格不同，价钱可以自几十元到几千元。没有目录，即使经费很充裕，也不能以最经济的方式解决问题。再举一个实例。为研究泥浆的流变­性­我需要一种黏度计。因为没有目录，将近一年了，订单还在学校与进出口公司之间作“苦闷的旅行”。也许有人会说，做研究的人应当事先详细计划，不选那些需要特殊仪器药品的题目。我的回答是：研究的题目主要是祖国的需要和自然的现象给我们提出来的，而这两位先生出题目时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现有设备。再以泥浆的流变­性­为例。现在钻一口油井约用一百至三百万元。费用浩大，事故繁多，主要是泥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倘若我们能够帮助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一口井很可能省十分之一二的费用。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大量开采石油，这笔钱可就省多了，难道说这是不应该立刻研究的题目么？研究泥浆的黏度而没有合适的黏度计就像演武松打虎时没有武松一样。至于文献，其重要­性­并不下于仪器和药品，因为那是前人智慧的总汇。只有仪器药品而没有文献就像打仗时只有枪炮子弹而没有地图一样。但是现在各大学的图书馆没有一个是够用的。

中宣部里看傅鹰(3)

最后，学校当局应当尽力消除研究工作者的顾虑，否则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而没有积极­性­则虽有好条件也不能有好结果，因为仪器药品和文献还是要靠人来用的。在我国，科学的传统还未建立起来，所以有很多人对于研究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因而为科学工作者添了很多不必要的顾虑。如何纠正此种情形，我认为郭沫若院长在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的报告中有几句话是应该广为宣传的，他说：“在制定（研究）计划时，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忽视这一原则，不认真考虑国家建设的需要，强调个人兴趣，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科学工作的任务就只限于解决目前的问题。”现时许多不正确看法就是渊源于没有体会这段中的末一句话。倘若不正确的见解只停留在个人意见的阶段，其影响还不很大，但是有时将见解化为行动，其危害­性­就不可估计了。今举一个令人万分痛心的例子。一个农业研究机关中有一位育种专家费了若­干­年的心血，培养出许多优良品种。一个­干­部认为这种工作是浪费人民财产的勾当，趁这位科学家出差的机会，将这些品种搅混在一起。他的这一举手之劳不但毁坏了多年研究的成果，而且使我国的农业增产可能受到不可估计的严重打击。这类违反革命利益的行为在高等学校中可能不会实现，但是外行人的愚而好自用的危害­性­却是存在的。现在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学校的化学库房中存了六磅乙醚。一个管理员认为这是积压浪费而提出“批评”。一个研究工作者遇到这种不可以闻邻国的“批评”时不外乎走三条路：第一是向愚昧投降，作一次心口不符的检讨；第二是耐心说服，使“批评”者认识错误，无论走哪条路都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在心情上起了一阵辛酸愤怒的波动；第三条最彻底的路是痛痛快快地不作研究以避免无谓的麻烦。在这两条弯路、一条死路之中没有提倡积极­性­的大路。……领导同志们，请不要误会，认为我反对批评。批评是绝对必要的，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但是我们所欢迎的，所需要的是有建设­性­的，中肯的严正批评，而不是扣帽子。只有内行人才能提出使被批评者心服口服的批评；至于没有拿过试管，更没有涉猎过世界化学文献的人所提之批评，即使不是别有用心，也不过是扣帽子而已。天下岂有扣帽子就能解决之问题哉！

敬爱的同志们，我以公民的资格请求你们听一听一个化学工作者的意见，哪怕有许多是偏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状况，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使从事于研究的人省去一些开会、填表、写订单、为经费着急、应付外行人指摘等的时间，而将其用在实验室中来培养我们的下一代。

此文的发表，与我也有一点关系。因为文章中对于高等学校的党组织在领导科学研究中的某些做法，多有批评。编者拿到文章，感到有些没把握，向我征求意见。为什么找我呢？因为我那时同《化学通报》有一些联系，并任它的姊妹刊物《化学译报》的编委，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在###科学处这个领导机关工作的缘故。这不算送审，但是，征求过科学处工作人员的意见，编者会觉得踏实一些。

我看了文章，非常赞赏。特别是知道傅鹰说到过他从小受到国耻教育，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渡江的时候敢于对企图进行­干­涉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打袍还击，这炮声使他深受鼓舞，毅然决定从美国回来。他对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的许多批评，也很坦率和中肯。我主张刊物发表这篇文章，并且建议摆在第一篇的重要位置上。后来果然这样发了。不过，发表的稿子比起我看过的清样，又加了一些比较尖锐的字句，如“没有拿过试管，更没有涉猎过世界化学文献”的“外行人的愚而好自用”的批评之类。这也没有什么，并未改变原来文章的基调。

文章发表后，在科学界，在领导科学工作的机关，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些同志认为，它表现了对于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于是，在有些领导同志的讲话中，对这篇文章就有所批评。记得听说，范长江在北大演讲时就提到傅的这篇文章。还有别的领导同志，讲话时也提到过。范长江当时已经不在人民日报社，而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是文教工作的一位领导人。领导人讲话，一般说，语气会比较缓和。但指名道姓，传播开来，影响和压力会是很大的。

中宣部里看傅鹰(4)

对于傅鹰这篇文章，究竟该怎么看？在###科学处，有不同意见。讨论的时候，我不完全同意对傅文作那样的批评，我认为：文章中有的语言是过分尖刻了，也可以说，他不满意某个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但是，总的说文章是好的，政治上是拥护新中国、拥护党的领导的，从大处看，不能认为是不满意党的领导。当时科学处里开玩笑，说我是“中派”，是界乎“左派列宁”和“右派伯恩斯坦”之间的（前期的）“考茨基”！

此外，我还知道，胡乔木同志，他当时是中央副秘书长，也是###的领导之一，认为傅的文章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批评意见，做领导的应该能够听得进去。

二

傅鹰引起党内更高层的注意，是因为他在大鸣大放期间的言论。这些言论，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只供领导同志参考”的党内刊物《宣教动态》一九五七年第五十一期（五月十二日）上，是这一期的头条，文如下：

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

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在北大化学系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上作了几次发言。

第一次（四月二十七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

年青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

党和党外人士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其实教授们并非在骂毛主席，也许是在谈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斗争时，党员会说，某次我听见傅鹰在议论梅兰芳，为什么不尊重艺术家？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所以我对于年青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没有把握不再来“三反”

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提意见，保证愿意接受），而是那些年青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为什么科学家都想到北京来？因为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我相信党，但不相信个别党员不会作难。不怕官，只怕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以批评人家没骨气，为什么不扛起来？这种批评不对。求生是动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逆”反应。

当然不是说所有党员都坏，党员和非党员有一个共同之点：良莠不齐。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化学系只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教员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毛主席说一句话，本来清清楚楚，偏要左体会右体会。煤是黑的——就完了。非要说什么“煤之黑也，其不同于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是废话。

把不好的思想说成资产阶级影响是不公平的

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惟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

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

我不懂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自然科学家自然而然就是唯物辩证的。我看过很多哲学书，很欣赏贝克莱，但他终于搬出上帝来，我就不信他了。

中宣部里看傅鹰(5)

前年我在《化学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记者按：题为《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载《化学通报》），范长江在北大演讲，说我反对党的领导，至少是对老­干­部没有同情。那时我刚从石油学院来，石油学院的老­干­部有一条公式：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所以，你是错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石油学院的年青党员，指指点点，我应该如何如何做研究。受不了。他们要跟我谈学问，还得先学五六年，还要下苦功学呢。在石油学院我跟两个小孩一起教普通化学，我根据多年经验，建议把某个教学次序倒转一下，那两个小孩不听，非要照格林卡（按：是苏联教本）的讲。你不听有自由。但反过来却在校刊上批评我学习苏联不积极。其实，我一人看的苏联文献比全石油学院的教授看的还多，他们只看过一本格林卡。

××ד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应作公开检讨

学苏联要一板一眼地学，这是×××的主张，他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如果这样何必还要师资，开录音机就行了。据闻，×××在党内检讨过种种错误，检讨了什么我们全不知道，不满意。（邢其毅教授后来点明说，傅鹰的意思就是要×××到北大或是别的地方作公开检讨。邢说，×××在一次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三月不见英美文献，如丧考妣”，这简直是骂知识分子的祖宗；×××在另一次报告中公然号召“学苏联就是要教条地学”。邢说，虽然×××是中央候补委员，我对他还是有意见。他如果作个公开检讨，很有好处。）

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并没有被领导的不愉快感。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

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看电影时，特别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座位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用现在比过去的方法教育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头。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十三间房，五个澡盆，每月六百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对政府？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

但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己。

第二次（四月二十九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

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

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手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什么叫政治水平？我以为，爱国，百分之百拥护政府，政治就够条件。人事处全是一帮孩子，不知大学该如何办，不懂哪能不主观？化学系一个复员军人学生，党员，去年因为侮辱女生，被开除出党了，校方处分是留校察看，今年他又在实验本子上大骂教师，我们教研室教师全都认为这回该开除了，但人事处不同意。不知人事处凭什么资格不同意。最好废除人事处。如果废不了，至少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杀之大权。教授评级，最后也是由人事处定的。人事处的毛孩子，有没有“术”不知道，“不学”是定了的。不学的人在学校做主，何堪设想？冯新德教授太太神经有病，要求换个清静房。唐有祺教授家人多，要求换个大房。总务科就是不理，我家旁边有一幢大房子，空了一年，也不肯给他们住，现在给新上任的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指×××，新入党）住了。现在是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的，长与学问并不成正比，常是成反比的，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

中宣部里看傅鹰(6)

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

也不能完全怪学校领导，教授本身也要负责。不顺眼为什么不说？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毛主席提出了百家争鸣以后很久并不热闹，现在才热闹起来。以前没人敢说，偶尔有几个不识时务的人说了，好家伙，我几乎和胡风弄到一起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人就是这样说我的（按：指傅在《化学通报》上那篇文章的事），不敢说，是没肩膀。很大一部分“进步分子”是光拣领导爱听的话说，昨天还是国民党，今天又申请入共产党，这样的人不只一个，算进步我不信。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把国家办好，中国知识分子有气节传统，不会阿谀谄媚。现在“气节”两字不时兴了，说是封建的。三反时，凡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全都要不得。自己半辈子努力培养了多少学生，也全给批判掉了，说是为蒋介石服务。

并非主张教授治校，但应与教授商量

我并非主张教授治校，虽然有人这样提了。工作应该与教授商量。这次北大校委会讨论评奖问题，尊重教授意见，决定取消了，这才是民主；但早尊重教授意见，也不必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校长请教授去喝咖啡等倒不必。把教授当作自己人，遇事征求意见，教授意见错了可以和他争，如果敷衍敷衍，错了他不驳，我就感到是把我当外人。

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

邢其毅教授问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最紧张，我说，这又不知是底下的党员如何向上瞎汇报的，我就不信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和农民和资本家的关系还紧张。党员瞎汇报的例子很多。周总理有一次说我国有机化学达到国际水平，我说没有那回事，大概又是汇报得不对。

（科学处）

以上是全文，文中多处×××，是这里引用时略去的，原文中当然是有名有姓的。

上述材料署名“科学处”，是因为当时###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率领我们处里几个人，到北大蹲点，分别参加人们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大小座谈会，有向领导反映北大各部分人意见的职责。化学系教授们的小型座谈会（十来个人吧）是我去听的。我整理了两次座谈会上傅鹰的发言。其所以要单独全文整理他的发言，一是因为我认为这两个发言内容尖锐，又十分重要，一是因为傅鹰由于那篇《三部曲》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且有不同看法的代表­性­人物。《宣教动态》所登动态，大多是短条的摘录的消息，或者是综合的消息。专门整理一个人的较长的发言，登在刊物上，不多见。当时也有主张只摘若­干­尖端言论就可以了的。我们坚持全文登载傅在北大化学系小组会上的这两次发言，就是期望全面反映情况，以便领导判断。

三

《三部曲》这样一篇文章，在政治评价上都引起过分歧和争论。在北大的这些发言，对党的批评比起《三部曲》来尖锐多了，会引起怎样的政治评价呢？

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注意到了这一期《宣教动态》，并且在两篇文章中，对傅鹰这些尖锐的意见两次亲笔作出了评价。（另见附注一）

一篇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也就是这一期《宣教动态》出版之后不几天）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为准备发动反右派斗争，在党的领导层中作思想酝酿的一篇名文。原来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因为现在对反右派斗争有了同以前不很相同的评价，在《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中，就没有再收了。

在《事情正在起变化》里，毛分析当时的整风和批评运动的情况，说：

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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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里看傅鹰(7)

另一篇是五月十六日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其中写道：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

这篇指示，没有公开发表过，但已为许多史书引用，现在收入内部发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

毛泽东对傅鹰批评作这样的评价，多么中肯，多么重要！

这样的评价所表现的政治气度和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为什么没有能够切实贯彻到整风和反右中，其中的教训，是很值得研究和记取的！

大家知道，六月八日反右派斗争的群众运动猛烈地掀起以后，许多善意的批评，竟被打成“右派进攻”，使许多知识分子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严重的长久的伤害。

傅鹰则因为有过毛泽东的这番话，在反右运动中得幸免于被划为“右派”的灾难，而且不久还成为第三届全国政协的特邀委员。但是，当时在党内对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傅鹰，认识并不统一。近读韦君宜回忆，谈及她的丈夫杨述（当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在讨论划右派该多划学生还是多划教师时的思想矛盾。韦的回忆是这样写的：“他说：‘傅鹰那样老骂街的都不划，还划学生？应当划傅鹰。’但是，他完全想不到，所有这些人，老的、少的，都不应该划，他们都不是敌人，都没有反社会主义。”

不但当时在党内对傅鹰看法并不统一，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傅鹰仍然不免时常遭到各种批判。根据北京大学党委一九六一年初检查化学系严重违反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份材料说：

傅鹰是中央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确定的中右标兵。但是，在将近四年的时间内，化学系总支领导同志却一直认为傅是没有戴帽子的右派。双反运动中，对傅进行了批判，傅也作了检讨，并发表了《向真理投降》的文章。这次批判是正确的，傅鹰至今也承认对他有帮助。以后两年多来，虽然傅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有许多怀疑、保留以至抵触，对改造的要求比较差；但是，在总的方面，他对党的领导和三面红旗是表示拥护的，基本上愿意跟着走，愿意为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贡献力量。而总支领导同志却看不到傅的这些进步，对他只片面地强调斗争，很少有团结和争取的愿望，很少注意发挥他的专长，实际上采取政治上孤立、业务上搞臭的方针，混淆了中间派和右派的界限。直到一九六一年二月，总支根据党委要求起草对傅鹰的工作计划时，总支的领导同志仍然说：“傅鹰比中右还坏”，“实质上是未戴帽的右派”。

这个情况，###也通过《宣教动态》向上作了反映。

四

一九六一年，我们国家进入调整时期。从农村政策的调整开始，扩展到工业政策的调整和科学教育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中宣部里看傅鹰(8)

一九六一年，刚好又是五月十二日，《宣教动态》又反映了一篇傅鹰的批评意见：

一个值得注意的意见

四月十五日傅鹰在政协科技组扩大座谈会上，对党的领导、开展百家争鸣等问题，提出很多意见。摘要如下：

傅鹰说：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政策是一回事，到了基层执行时又变成另一回事了。如中央的政策规定对于某些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而对该学科的发展有帮助的研究项目，可以进行。而在系里却提出“以任务带学科”的口号。北大就把“经济分析”取消了，说它对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照这样说，数学系整个都可以取消。有的问题在系务会议上决定了，但到了教研室就不能贯彻。如我的一个研究生，本来在系务会议上决定留他做研究工作，后来到将开始实验时，突然调他去搞基建工作，我跟他的关系也就一刀两断了。研究生做什么，导师无权过问。这说明政策经层层下来就打了折扣。我对基层的总评价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挡。”我们现在是处在基层­干­部管制之下，他们可以随便给你扣帽子，若有不同意见，就说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再进一步就说是跟党争夺领导权。现在大学里四十多岁以上的人，没有不是灰溜溜的，为什么提不起劲，是对中央政策执行的信心不大。

开展百家争鸣也有问题。如去年学会在西安开会时，黄子卿在会上对化学分科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在总结会上黄先生成了众矢之的，这种情况如何能开展百家争鸣呢？现在鸣是看谁的嗓门大，没有共同语言，怎么争呢？领导上很不好作结论，但在场就可以看出领导是站在谁的方面。坚持真理当未到水落石出时，这一阶段的日子不好过，同时会有些古怪的东西来压你。如某学生写热理学讲义给黄子卿看，黄指出二十多处错误，后在黄检查思想的会上给黄提意见，说黄是“不尊重群众的劳动”，这种时候只有挨批评的义务。所以有时坚持原则就很难，在这种场合下，若再坚持就会惹火烧身。

敢想敢说敢做与胡想胡说胡做的界限如何划分也是个问题。如北大去年写讲义，有一个学生修改我的热理学讲义，但他连基本的东西温度概念也不懂，这类事情在北大发生的很多，将来是否就没有了，我还不敢相信。毛主席在庐山说写讲义要由有经验的人来做，毛主席的话都难执行而况周扬乎！

我教的一班学生，一九五四年不及格的占百分之十，去年全班优良的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这并非质量提高，而是在考试前进行了辅导。辅导的方法是挑几个学习题在黑板上写出来，考的时候就出这几个题目，这样的优良有何价值呢？清华、北大在“五一”“十一”游行时说优良占百分之几，但是分数好并不说明教学质量最高。

现在很多人提出要退休，我已正式提出过。我拿薪水不做事，完全成了废物。说我一点事不能做，我不服气，若说我能做什么事，我则茫然。我愿意把经验传授给年青人，但这样的愿望并未实现，而且连实现的苗头都看不出来。我所说的话并非牢­骚­，近几年在北大有很多时候日子不大好过，现在召开这种会说明领导正确，但希望能经常有机会，使下情能够上达。

采写这篇意见的同志，大概不是学习自然科学的，所记的“热理学”显系“热力学”之误，“经济分析”不知道是什么之误。这篇动态，似乎没有引起特别的反应。

五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宣教动态》第七十期再一次反映了傅鹰的一番谈话：

傅鹰谈当前高等学校中的几个问题

傅鹰最近在###理科会议上谈了贯彻高等学校六十条的问题，并向华北局文教办公室一位同志谈了下列意见，综合如下：

傅说：高等学校六十条贯彻后，教学秩序稳定了，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

不少­干­部对六十条的执行很勉强

傅说，一九五八年后学校一直是“一竿子Сhā到底”，­干­部习惯了，现在要他们起保证作用，他们不愿意。有人说：“这好比老虎吃惯了­肉­，要他吃素菜，他不愿意吃了。”把­干­部比作老虎，固然不当，但这几年，我们确实深深体会到“苛政猛如虎”。现在强调要发挥行政作用，但实权仍掌握在支部手中，很多事系主任不知道。如化学系人事工作由系主任孙承谔负责，但招生他不知道，留助教他不知道，现在搞调整­精­简，好多会他未参加，叫他怎样做工作？不久前学校召开非党系主任座谈会，好多教师提出：“现在还是让总支领导吧。”他们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管多了，将来说不定又会记在账上说你和党争领导权。

中宣部里看傅鹰(9)

青老关系的弯转得太大了，不自然

旧社会是“天、地、君、亲、师”，把老师放在第五位，做老师感到很光荣。过去我带的学生，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子弟，想尽一切办法培养他们。但这几年提倡“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师生关系”。我体会的“新基础”就是青年人指着鼻子骂我们。六十条贯彻后，有一些青年人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过去对我们是一概否定，现在又是一概肯定，真是“昔日阶下囚，今日坐上客”。这个弯转得太大了，使人感到很不自然。现在我们和青年人在一起仍有戒心，和他们谈话总是话到嘴边留半句，总怕将来不知什么时候又来一个“新基础”，作为骂我们的资料。现在年青人对钻研业务不感兴趣，认为“红的必不专，专的必白”。我们对青年人的态度是：你来问我，我就告诉你，你不问我，我也不主动找你，找多了，将来又说我和党争夺青年。

我现在年纪大了，很希望把自己知道的尽量告诉青年人，但理论和感情还有一段距离，现在我的力量并没有全部使出来，过去刺伤很深，感情上恢复起来不容易，这也不能勉强，还需要一段过程。

师资提升有问题，带来不好影响

北大大部分教师作学问尚未入门，大家见面彼此不谈学问，而是谈生活琐事，这几年提升工作对教师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化学系提升的教师都是业务上最差的。有两个助教能讲课，能搞科学研究，业务很好，但未提为讲师；而那些既不能讲课，又不能搞科学研究的人，却被提为讲师了，甚至有一个业务很差未搞过科学研究的被提为副教授了，这给青年人树立了极不好的榜样。群众说：“谁搞业务，谁就不能升级。”现在不少青年人不愿搞学问，抱着混的态度。对教师提升，应有严格的要求，才能鼓励教师努力钻研业务。

大部分老教师还有顾虑

现在大部分老教师讲话还有顾虑，每次许多同志到我家来开神仙会时，总有几个人留下来个别交谈，怕在桌面上谈后，留下被人批判的资料，老教师过去的疙瘩并未彻底解开。过去斗争时有记录的已作了道歉，但无记录的就未处理。过去刺伤很深，现在难以忘掉。我最痛心的有两件事：一是我有个最喜爱的研究生，他原是辅仁大学的讲师，家庭经济很困难，但他为了研究学问，自愿降低工资跟我当研究生，他来后埋头苦­干­，作出了很多成绩，但后来批判了我，把他也调走了，我感到非常对不起他。另一件是：大搞科学研究时，三门峡水库请我们研究一项有关胶体化学的问题，党总支不让我参加会议，并对别人说我是“两面派”，“毒害青年”。我在美国时是抱着满腔热忱经过许多斗争第一批回国的，希望为国家多培养一些人才，但党却把我当“两面派”，“毒害青年”，这怎不令人痛心？！现在陆平同志对我说，这位同志未说我是“两面派”。我当然不会相信，过去骂了人，现在又不承认，这些疙瘩不可能一下子解开。

科学研究时间少，条件差

六十条中规定科学研究工作占教师平均工作量的10%—30%，这一规定时间太少。科学研究是培养提高师资的主要途径，对提高国家的科学水平也有直接影响，现在对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重视不够，实验室设备很差，软木塞也买不到，室内通风很差，人进实验室是训练吸毒气，我们不愿进实验室，助教也不愿去，只有实验员动动手，科学研究水平怎能提高。当然目前国家经济很困难，想多搞一些科学研究也不现实。

这篇谈话，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反应。就在八天之后，《宣教动态》第七十二期登载了这样一篇：

对《傅鹰谈当前高等学校中的几个问题》一文的调查

本刊第七十期《傅鹰谈当前高等学校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谈到的几个具体问题，经有关方面进一步调查核对，补充如下：

一、教师提升问题。傅鹰说，“有两个助教能讲课，能搞科学研究，业务很好，但未提为讲师；而那些既不能讲课，又不能搞科学研究的人，却被提升为讲师了，甚至有一个业务很差未搞过科学研究的被提升为副教授了”。据调查，傅鹰所讲的两个业务好的助教，都是他所在的胶体化学教研室的，一个叫周××，一九五二年大学毕业；另一个是顾××，一九五五年大学毕业。化学系总支和北大人事处认为，这两个助教，业务能力比较强，一九六○年已经开课。一九六○年教师提级时，人事处曾提出考虑把他们提为讲师，但总支因为当时他们政治上是中中（现为中左），认为他们是“白专”，没有同意提升。而当时在胶体化学教研室被提升为讲师、并担任教研室副主任的×××（党员），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曾给周××作助手，业务上不够踏实，现在仍不能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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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里看傅鹰(10)

“业务很差被提为副教授的”是华××。华于一九五一年大学毕业，一九五四年北大研究生毕业，党员，业务情况一般，除写过研究生毕业论文外，没有发表过研究论文。一九六○年提升教师时，为了照顾新生力量，被提为副教授。而当时与华及另两位助教合开一门课的孙××，一九五二年大学毕业，业务相当好，仍为助教。相形之下，群众意见很大。

类似上述情况，各系都有。据北大人事处副处长说，一九六○年三月，###指示，教师提升的政治条件，一般应在中左以上，个别中中的也可考虑，中右一律不提。（按：一九六○年三月七日由中央批转的“###党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问题和改善教师生活待遇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对教师提升的原则，提出“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教师，和划为中中而表现一般或右倾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北大按此­精­神进行工作，当年确有一批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而业务能力较好、资历较长的教师，未被提升。这种情况在化学系更为突出。目前该系助教中，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大学毕业，早该提升而未被提升为讲师的，至少还有十五人。

但傅鹰谈话中也承认，一九六○年被提升的教师，也有业务好的和一般的，并非都是业务上最差的。

二、傅鹰最喜爱的研究生被调走的问题。此人名周××，辅仁大学毕业，曾在北京医学院当讲师，一九五八年到北大胶体化学教研室在傅鹰指导下做研究生。周的业务很好，据傅鹰说，实验技术是化学系现在少有的。傅鹰确实很喜爱他。一九六○年上半年，该教研室党员教师×××，未与傅鹰商量，要周停下协助傅鹰所搞的研究题目，调到催化教研室搞另外的研究工作，一直搞到毕业。傅对此很不满意。周××一九六一年春毕业时，希望照顾爱人关系，向教研室副主任×××提出，要去华东师大工作（他的爱人在华东师大任英语教师）。经×××与傅鹰商量，傅为了照顾年青夫­妇­团聚，同意周去华东师大。以后据了解，周在华东师大担任的工作，并不是他所学的专长。###已于今年五月分别通知北大和华东师大，拟用互换教师的办法，将周调回北大，仍作傅鹰助手。现两校正在接洽中。

此外，这个材料还对傅鹰所讲“党总支不让我参加会议，并对别人说我是‘两面派’，‘毒害青年’”的问题作了调查。并且说，今年甄别时，党委向傅鹰解释，说明确实未说过“两面派”，请他不要误会。傅鹰现在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我没理由怀疑党委的解释，也没理由怀疑我朋友的言谈，党委认为我不是‘两面派’，这问题也就算结束了。”至于“毒害青年”这句话，在一九六○年批判傅鹰时，是有人说过的。

应该说，这是一个负责的调查，是对待批评的认真的态度，反映了广州会议后知识分子政策得到初步端正和较好执行的情况。

六

这之后不久，傅鹰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这是###长陆定一的建议。

陆定一的理论是：反右派以后，党同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仍然要结成统一战线，党团结知识分子，一直要团结到中右。在教育科学文化机构的行政领导职务的安排中，要实行“三三制”，即要有共产党员，还要有资产阶级左派的代表和资产阶级中间派的代表。傅鹰被安排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就是按照这样的政策思路，由陆定一提出的。同时被安排为副校长的，还有翦伯赞，魏建功，王竹溪。

据北京大学的张学书同志告诉我，一天晚上，陆定一把翦、魏、王、傅四位，以及史梦兰、张学书（他们两人都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当时不在北京），找去谈话，谈任命这四位为北京大学副校长的事。陆同每个人都谈了几句。同傅鹰谈时，傅鹰表示，自己做副校长不合适，对领导老爱提意见，有时说话不检点。陆说：就要你这样坦率地提意见，有什么说什么。

中宣部里看傅鹰(11)

陆还问史梦兰，党的­干­部们对高教六十条通了没有？史回答说，通了。又问化学系总支的那位­干­部通了没有。回答说，也通了。陆大声说：通个屁！

七

此外，一九###年八月，毛泽东两次谈话涉及傅鹰。这也是由《宣教动态》反映傅鹰的情况而引起的。这次反映的不是傅鹰对工作的批评意见，而是傅鹰对氢氧化合成水的看法。

当时正在展开一场对“合二而一”论的批评。这是一场过“左”的、简单化的但当时弄得很热闹的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主张“一分为二”反对用“合二而一”来表达辩证法的同志，认为“合二而一”是“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合二而一”是辩证法的同志，则说氢和氧化合成水，­精­卵结合成胚，都是“合二而一”。毛泽东曾经对艾思奇同志说过，对于这样的一些论据，要加以澄清。这样，《宣教动态》在一九###年八月三日关于“合二而一”专刊（第十八期）登了一条消息：“几位自然科学家谈‘合二而一’问题”，其中有这样一段：

化学系傅鹰（北京大学副校长）说，大家都知道，氢跟氧化合成水，即H2O，但是决不能说，氢和氧‘合二而一’为水，因为氢跟氧不知道要经过几千万次的结合，才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变成水。而这个水，既不同于“氢”，也不同于“氧”。

傅的这个谈话，我不知道是谁去访谈，又如何被《宣教动态》选用的。

这时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谈氢氧化合的问题，八月二十一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其中说到，氢和氧化合的过程，即氢氧燃烧的过程，在室温下实际上并不进行。把氢气和氧气混合放在玻璃容器中，在室温下几年也不会有化合的迹象。根据理论的计算，在这种条件下，要经过几百万年才会生成少量的水。只有当温度大大升高以后，分子活化起来，碰撞增多，才会比较迅速地发生化合成水的反应。在六百到一千摄氏度的高温下，化合反应激烈，以至采取爆炸的形式。当温度达到两千摄氏度以上时，产生了水分子分解的新过程；当达到四千摄氏度到五千摄氏度时，水爆炸分解而成为氢和氧。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同《红旗》杂志组织的一个准备写一分为二问题的哲学文章的写作班子谈话，我是这个班子的成员之一，记下了这次谈话。谈话中，毛谈到进化论，人类起源和演化，生命起源和演化，地球起源和演化，由此谈到氢氧化合成水的问题，并提到傅的见解。毛泽东说：

地球原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傅鹰说，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水，不是随便一下就变成了水的。几千万年，逐步变成水。水也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都没有，产生了氢和氧，才有可能两种元素化合成水。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找于光远、周培源两人谈话，专门谈坂田关于基本粒子可分问题的文章，又提到傅关于氢氧化合的见解。（另见附注二）毛泽东说：

地球上的水，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早的时候，地球上温度那么高，水是不能存在的。《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京大学教授傅鹰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有了水，生物才能生长出来。人就是从鱼的，人有胚胎有一个发育阶段就像鱼。

毛泽东这两次谈话，提到傅的见解，从上面介绍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引用得并不是准确的（反映傅的见解的那篇记录本身记得就不清楚）。毛泽东虽然谈到傅的见解和《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但是，他从地球演化史的角度谈这个问题，完全是他自己的见解，是很有意思的，与傅的见解和《光明日报》文章并不相­干­，这两处都没有从地球演化来谈问题。

八

我记下的毛泽东八月十八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当时的###部长陆定一曾要我在###的部长办公会议（有###所联系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参加）用可以记录下来的慢速度作过详细传达。许多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又把他们记下的传达稿向自己部门和单位作了传达。当我传达到涉及傅鹰的那些话时，陆Сhā了一句话：“傅鹰讲氢和氧经过千百次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的合二而一。他这话，讲得倒是有道理的。”并对在场的北大校长说：“你们对傅鹰也不要一切都反对。”

中宣部里看傅鹰(12)

“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领导人的笔记记录都被抄家拿走，红卫兵们编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本子中收录了毛泽东的许多谈话记录。在一些本子中，就收有由我所做又经辗转传达的毛泽东八月十八日同哲学工作者谈话的记录。其中把陆定一Сhā着讲的这几句话也当作毛泽东的话了。这也是辗转传达中发生的一种舛误吧。

“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的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记录稿，共有三种。一种就是我当时整理的并在###（还在《红旗》杂志编辑部）作过传达的记录，题为《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一种是我在一九六六年春重新整理的记录，这时###想编印一本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内部指示和谈话集，要把毛泽东这次谈话收进去。而我在一九###年时整理的记录稿被《红旗》杂志的负责人拿去，一时取不回来，我就据我的原始的笔记重新整理了一个记录，题为《关于哲学工作的一次谈话》。这个本子刚刚印成，###就被当作“阎王殿”给砸烂了，这个本子也落到红卫兵手中了。还有一种，看来是对第一种记录稿的进一步整理，有所压缩，并分列了三个小标题：“阶级斗争与哲学的关系”、“关于分析和综合问题”、“关于社会发展问题”，题为《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谁做的这个整理加工，我不知道。

当年在北戴河一起听了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吴江，不久前写了一本回忆录，说到一九###年组织写一分为二文章班子和毛泽东同这个班子谈话的事。他说：“这次谈话，我请也是湖南人能听清毛泽东的口音的龚育之作记录，他是当时在场的唯一记录人，我以为讲话记录只此一本，谁料后来‘文革’中流传的讲话记录比我们的要详尽得多，这才想起当时空荡荡的大厅中有录音装置。”

这个猜测是不确切的。当时的确没有专门的记录人，除我以外，文章班子中别的人也可能有人做了简单记录。但是记录得最详细的，的确是唯有我一个，所以后来都是按我整理的记录传达。我的原始的笔记和两次按原始笔记整理出的记录稿，在毛泽东逝世后都提供给档案馆了。档案馆中别无更详细的记录。

以上这些情况，我以为，借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澄清一下。

附注一：

一九八○年《新华月报》文摘版转载了叶永烈写的《敢说真话的人——记傅鹰教授》，对毛泽东所说的傅鹰的尖锐批评作了猜测，以为就是《三部曲》这篇批评。这个猜测是不对的。《三部曲》是在刊物上发表了的，毛泽东讲的是“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至于毛泽东是不是看到和评论过《三部曲》，我没有充分的把握作判断。据王澈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傅鹰教授一席谈》（这篇访问记显然是在毛泽东起草的五月十六日中央指示中说到傅鹰以后去采访的，其中有许多内容和《宣教动态》上所登的一样，不过没有那些对瞎汇报的党员和瞎指挥的人事­干­部的尖锐批评），傅鹰在叙述到《三部曲》引起的风波时，说：“市委要《化学通报》多印了许多份，周总理看过，据说毛主席也看过。由于这篇文章，我倒成了名人了。”傅鹰强调了“毛主席看过”只是“据说”。我当时在###科学处工作，是没有听说过这一点的。到叶永烈的文章里，情况又成为这样：一九五七年五月的一天，彭真突然请傅鹰夫­妇­到家里作客，说：受毛主席的委托，找你们谈谈。你的《三部曲》，我们印了许多份，周总理亲自看了，毛主席也亲自看了。你的批评是尖锐的，但看得出是善意的，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叶所作的这样的描写，显然是把《三部曲》同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看到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意见混为一谈了。我曾经写信给叶，告诉他《宣教动态》的情况，后来，叶在自己的文章中补充了《宣教动态》的情况，但没有改变他所述的彭真这番谈话。而这番谈话的原始根据是什么，我没有看到他提供。

中宣部里看傅鹰(13)

附注二：

周培源当时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听到毛泽东提及傅鹰，回去便同傅鹰谈起，并问傅关于氢氧化合的见解毛泽东是怎么得知的。傅并不知道，因为当时《宣教动态》登这类反映一般是不告诉本人的。他大概也没有记得曾和谁谈起过，便说他写的普通化学讲义中讲到过类似的意见。周便以为毛泽东连北大的化学讲义都翻阅过，很惊异于毛泽东读书之广博。毛泽东读书的确广博，但是傅鹰对氢氧化合的见解，毛泽东是从他常看的《宣教动态》得知的，不会是从北大的化学讲义上得知的，这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逝世后，周写纪念文章，提到毛泽东那次同于光远和他的谈话，提到谈及傅鹰的事以及他们猜测的毛泽东读到北大化学讲义的事。叶永烈写傅鹰，便据周的文章，写了毛泽东读过傅鹰的讲义。这是以讹传讹的事。我曾写信告诉叶，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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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病危的消息传来

我是二○○○年十月三十日的清晨得到胡绳同志病危抢救的消息的。那天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郊昌平开幕，预定我在会上有个发言。只好发了言，再动身去上海，希望还能在他生前见他一面，跟他心中告个别。

我那个发言题为《从新民主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回顾和前瞻》，在讲稿的末尾，本来就写着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命运如何？我们中国人的信心是：只要中国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社会主义就岿然屹立在世界上。我们中国人的观察是：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虽然道路是曲折的。历史学家胡绳在世纪之交作过这样的思考：“二十世纪初期，社会主义不仅是以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是以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兴起。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当一些人以为社会主义死亡的信号已经发出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正深入地总结自己的经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中国咀嚼这种经验时有特别深切的体会。可以设想，在新的世纪中，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总结经验而恢复其生命力，并在再下一个世纪取得更大的胜利。人类世界如果以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

当我宣读讲稿读到这里时，忍不住向听众报告了胡绳同志病危的消息。我想，他们大多是知道胡绳，会关心这个消息的。我说，这是一位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和人类的历史前景的乐观的观察。我说，我赞成这位历史学家的乐观的观察。我在这个会上没有说的是，我引用的这篇发表于一九九八年的文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是《胡绳全书》编辑出版后，胡绳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几篇文章之一。在《全书》前言中，胡绳说：“在作者有生之年可能还会加上一些文章，但也不可能很多了。”这不多的几篇反映胡绳最后的思索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反响，赞成者有之，不赞成者有之。学术批评百家争鸣是好事，但却出了些­棒­喝和流言。曾有人问我：“听人说，胡绳认为三百年不要谈社会主义，怎么回事？”这真是匪夷所思！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三百年社会主义全世界胜利的乐观坚信论变成了三百年不谈社会主义的悲观绝望论！

我真希望争鸣属于学者而流言止于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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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面和最后送别

上午会后，同在上海的白小麦（胡绳秘书）和在北京的郑惠联系，决定次日清晨郑惠和我一起去上海。这时，上面领导已经对后事的安排作了布置，包括要求为新华社准备一篇介绍胡绳生平的稿子。我们是三十一日上午十点多到达上海的。赶到医院，只见胡绳口里塞着呼吸器，手上吊着药瓶，闭目躺着。身边的亲属告诉我们抢救的情况和下午手术的安排。并且在他耳边呼唤：“醒醒，醒醒！育之同志、郑惠同志来看你了！”胡绳同志竟然睁开了眼，看着我们，显然认出了我们，脸上露出招呼的微笑，动动手臂，要握手的意思。我们伸手过去紧握他，问候他。他挣着想说话，但是呼吸器塞着，没法说活，很不好受。我们连连劝他不要说话，再紧握他一会儿，告别离去。

下午，许多同志在已布置成手术室的病房外等待，手术进行了四十几分钟，非常成功，气管顺利切开，呼吸器拿掉了。险情暂时过去了。为减少感染机会，来的同志都不再进病房去看望。我于十一月一日清晨赶回北京。

胡绳同癌症作斗争，已经五年。对他这种癌症来说，医生曾赞他为治疗成效最好的病人。一九九八年我几次向领导同志写信，请求允许我辞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在信中，我一再说：“胡绳同志虽在养病中，身体情况尚好，仍能大量阅读、敏捷思维。以他在史学界、理论界、党史界的权威地位，以他长期对中央工作的了解，以他同老同志的联系，我觉得，党史室最好仍以他为主任。现在的各位副主任，在胡绳同志大事把关的情况下，可以把室的工作领导起来。如果再能吸收几位更年轻的同志（四十岁左右，四十岁以下）参加室委，年轻化就会更到位一些。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和想法，报告领导，只供参考。”然而，今年他身体的情况就不同了，癌已经到处扩散，春天北京的医生估计，按这样的发展趋势，恐怕只有五六个月的时间了。胡绳很坦然，他愿意在多少还能走动的时候，到各地走走，看看。他不愿意住在北京的医院里等待。八月到上海，他得到了极好的医疗和生活接待。上海医生的估计同北京医生一样，说，大概还能维持三几个月。胡绳仍不肯住院。每过几天，还请人陪同去看看新的建筑，新的企业，他熟悉的老上海的旧地，特别还去看了党的一大纪念馆。在一大纪念馆，工作人员请他题辞，他思考好久，几天后（八月十四日）写了十二个字：“曲折有时难免，前途定是光明”。这不是一句现成话，也不是别人为他准备的，是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历史学家、党史学家，凭着几十年亲身经历、几十年的研究思考，从心底里吐出来的几个字吧。国庆节过后，他就没有再外出了。十月二十八日被劝住进医院。二十九日晚上就发生了一时窒息、心跳停止、经抢救才苏醒的险情。

气管手术成功，一次险情过去，虽然大家都知道险情随时还会再来，到底是松了一口气。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中有几位十一月四日晚上乘火车回京办事。还未到达，却传来噩耗。五日八时，胡绳同志与世长辞了。

十一月十二日，遗体在上海火化，###同志代表党中央来上海为胡绳同志送别。我正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也同到上海和在上海的许多同志一道，去向胡绳同志的遗体作了最后的告别。

初读胡绳

五十四年前初读胡绳，我还是个中学生。读到的是先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的历史文章，后来收入“开明青年丛书”，书名叫《二千年间》。这套丛书封面很别致，两组（两­色­一深一浅）相间的竖条，一组由粗渐细，另一组相应地从细渐粗，上面点缀几颗星形。我至今还记得，可见印象之深。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这本杂志，讲学习，讲知识，每月谈星空，每月也谈历史和时事，政治面貌不激进，不刺激，所以能存在，能传播，又思想健康，倾向进步，所以受欢迎。胡绳那时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纸的编委和作者，不便用本名在《中学生》上发表文章，用的笔名是“蒲韧”，《二千年间》也仍旧。所以严格说，那时我只是初读“蒲韧”而不知“胡绳”。

知道蒲韧即胡绳，并且读到胡绳的其他著作，那是我上大学以后。我们的大学生活，真是如火如荼。反美反蒋，罢课游行，基本的还是学习。学习课堂里的功课，还通过组织读书会呀，办小图书室呀，朋友间借阅呀，自己联络起来，学习课堂里学习不到的新知识。而给我们这些新知识的书籍，我至今记得的中国学者所写的，哲学方面，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和《怎样搞通思想方法》；历史方面，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胡绳的《二千年间》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有华岗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和《社会发展史纲》。至于胡绳的文章，有收在《大众文艺丛刊》中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还有一篇收在《方生未死之间》这本小册子中的文章，不过题目已经记不起来了。

胡绳后来同我们谈党史的时候，对于三十年代在上海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的成绩和效果，认为应该给予足够的估计。我想，这也应该延伸到四十年代。建国以后，形势根本不同了，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条件根本改变了，这种宣传和学习取得了过去根本不能取得的巨大成效。这是不待说的。是不是也有一些过去的好的传统，后来没有注意充分加以发扬呢？名家不弃，愿意写通俗作品（甚至可以说，因为认真写出了好的通俗作品而成为名家）；写作富于个人风格，对读者有吸引力。这两条，看来都是值得发扬的。现在，教科书、学术书多（只要质量高，那是好事），而通俗书少了；在通俗书中，随便请人编写的、集体拼合的多，有原创­性­的有个人写作风格的少了。所以，提起《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样的书来，至今有人还称赞不已。这本书，尽管在史料的运用上限于当时的条件不能不显得粗简了一点，但其史识的清新，史笔的流畅，不说无与伦比，也要说是成就很高的。后来，胡绳写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其篇幅和内容，史料和分析，都已大大超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但后者还是不能代替前者，金冲及同志同我说，他很重视后者，但更喜爱前者。这个观感，不知道金同胡绳讲过没有，恐怕胡绳也会同意的吧。

初识胡绳

一九五二年我到###科学卫生处工作，有机会认识了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这些著名理论家。胡绳那时是###三位副秘书长之一。一九五四年，他兼任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任副处长（卫生分出去了），但主要还是于光远管我们，不很久胡绳不兼处长了，于光远任处长，所以工作上我跟胡绳接触并不多。但一段时间，我们编在一个党小组里（同编在这个小组的还有叶籁士，他是搞世界语的，工作好像是胡绳直接管），我还当过党小组长。这两位向我交党费，同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过组织生活，跟我们谈学习理论、学习写作的方法。还有一次胡绳同我们小组的同志谈到延安整风后在重庆党内整风的时候，董老（必武）怎样批评了《方生未死之间》的党员作者，包括乔冠华、胡绳这些人，说他自己怎样受到教育，还谈到这个批评同后来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关系。当时胡绳没有详细说，就是说了，以我们当时的知识背景也不能领会和记住，但是胡绳这样的领导主动同我们这样的青年谈起自己过去受到过的批评，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显然是想用自己的经历来教育我们年轻的党员。

近年来研究胡风和胡风批判一案历史的文章中，多涉及在重庆时党内对所谓才子集团的批评。又因材料稀少，说不清楚。这些年我曾一再向胡绳提出，希望他把他几十年间经历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和事件，作一番回忆，作一番清理，作一番总结，提供一个“胡绳说法”，认为这样的身份，是他独有的，别人的研究不能代替，可惜却一直没有动手组织人帮他收集一些材料，向他提出一些问题，催促他形成这个“胡绳说法”。重庆整风涉及哲学和文艺思想的这一段历史，现在恐怕再没有当事人能够提供史料和说法了。

胡绳论胡适(1)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是一九五四年冬天大规模开始的。接着，又开始了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那时，胡绳还在###，应该处在批判运动的指挥岗位上。但是，我不记得他作过怎样的战斗部署和方针指导，只记得他在一次会上讲到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刚批胡适，又批胡风，批胡运动，伊于胡底？

在我的印象中，他主要是以一个写出重头批判文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姿态，出现在学术界。一篇是《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一篇是《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在当时各­色­人等的各类批判文章中，胡绳这两篇文章恐怕要算是属于为数不多的力作之列的。

今天应该怎样来评价这两篇文章呢？胡绳编辑自己的《全书》时，是怎样自我评价的呢？

在《全书》的第二卷引言中，胡绳说到自己建国以后个人写作减少的原因和一九五七年之后自己思想上的困惑，说到编集时“有一些根本站不住的文章和有严重缺陷的文章都删去了。剩下来的文章，虽然自己觉得还有些可取之处，但也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

这两篇，都是剩下来的文章，留在集子里了。

胡绳论胡适，不自五十年代始。他最早论胡适的文章，写于一九三七年，是不到二十岁时的作品，题目就叫《胡适论》。现在收在《全书》第一卷里，是开卷第二篇。一九九一年胡绳跟人谈过：“在五十年代开展批判胡适运动时，有人找出了这篇文章。有的同志觉得，这篇对胡适的评述还是比较公允的。”这时的胡绳显然是高兴并且同意这个评价的。那么，言下之意就是，五十年代写的批判文章，对胡适的评述不够公允。

三四十年代胡绳论胡适，论得比较公允；五十年代胡绳批胡适，批得有深入可取之处，但是不够公允；###十年代，胡绳总结自己这两个时期的评述，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要求对人物评论公允。这是胡绳走过的路，也是我们学术界许多人走过的路。

我在一九九五年《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发表过一篇《毛与胡适》，把毛泽东写到、谈到、论到胡适的文献材料作了一番系统的搜集和梳理，其中也说到评论胡适的公允的问题。我说：近年来对胡适的介绍和研究，在我们这里逐渐增多了，对胡适的评价，也逐渐走向公允、朴实、平心静气了。胡适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评价，同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评价，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后一方面往往左右着至少是严重地影响着前一方面，在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这样。现在作历史的研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政治纠葛，由于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色­彩就没有原来那么浓烈了，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一方面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就加重了。

我在《毛与胡适》中还特别写道：

近读《胡绳文集》，青年胡绳一九三七年写了一篇《胡适论》，一开头列举了胡适向溥仪跪拜的故事，他的“中国的五大仇敌”（否认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说法，他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他对于李顿调查团的歌颂，他在两广异动、陕西事变中发表的言论……认为这些都使他这位五四时期的明星在历史的实践上成为褪掉颜­色­的人物。“‘胡适’两个字，在现在已被看做是保守的、中庸主义的、绅士派的学者的代名词了。”

这篇文章值得注意之处，不在它对胡适的政治态度作了这样的描述，而是在于它明确提出，在即将爆发的中国的民族解放的抗战中间，“布尔乔亚也可以有它的一个哨岗”，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的传统，反对神秘主义的玄学，反对汉­奸­文化，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然是我们的战友，“比较起有些买空卖空的‘学者’、‘政客’来，倒还是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重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

胡绳论胡适(2)

这里实际上讲到了抗日战争中文化思想上的统一战线。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讲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要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高度。

在政治上要争取胡适这样的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在毛泽东致蔡元培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已经有明确的表示。据此而引申到文化思想上的统一战线，这不能不说是十九岁的胡绳思想上政治上十分敏锐的地方。

《胡绳全书》中收入的胡绳在建国前评论胡适的文章，除了这篇《胡适论》外，还有四篇。

一篇是一九四四年写的《什么是世界文化的危机》。这不是专论胡适，而是大段引用胡适来批评郭任远。基本上是肯定胡适对于西洋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态度，而又对它的局限­性­作了分析，对郭任远主张东方­精­神文明、指责科学文明的观点，则加以批驳。这里接续了《胡适论》中同胡适的理­性­主义结盟而反对神秘主义的思路。

另三篇是专论胡适的。

一篇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为欢迎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所写的《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提出“以人民大众的立场而确定新文化的方向”，“以实事求是的学风来矫正空疏，并打破一切虚妄的思想”，“以思想自由的原则来推动教育文化的进步，以打破思想的专制和统制”这样三点，“来欢迎‘五四’时代的文化老战士的回国”。并且说：“一个历史上有功绩，而又不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学者，在人民心上总是能保持受尊敬的地位的。”这篇文章中表达的对胡适的评价和期望，同《胡适论》中表达的，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胡适这时候还可以说大体上没有“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或者说还可以期望他不“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的缘故。

另两篇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写的《制宪不如散会》和一九四七年一月写的《“理未易明”么》。隔前面那篇时间不到半年，批评和驳斥胡适，所用的口气却是极其尖锐和严厉的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时国民党政府撕毁同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签订的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同时召开国民大会，来制订装点门面的宪法，叫做“制宪国大”，而胡适竟然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参加这样的国大，并且作为大会主席，从国府主席蒋介石手中接过了宪草。就是说，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胡适在政治上同广大人民和青年、同曾经尊敬他寄希望于他的学者们决裂，而“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了。在这样的政治现实面前，胡绳批评胡适，说：“二十五年前，胡适之是全国青年所崇仰的先驱者。”“十五年前，胡先生也还不失为一个有正义感、敢说话的自由主义思想者、批评者。”“这十年来，在胡先生的笔底，连在他的《人权论集》中的议论也渺不可得了。这十年来，有多少自由主义者日渐和广大人民的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更密切地结合，而胡先生却终于拉扯在一党的国民大会主席台上当花瓶，甚至在国民党宣传部的记者招待会上帮场面，这恐怕不能算是历史的偶然吧？”这样的评论，应该说，也是公允的。而且，胡绳文章回顾了国民党十三年的制宪史，引用了十三年前胡适对国民党制宪所发表的评论，用胡适那时的话来批评胡适这时的政治立场。这样的批评，应该说，也是有历史的分析和深度的。

五十年代胡绳论胡适的那两篇文章，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写的，其可取之处在哪里，其历史的痕迹又在哪里？

那两篇文章，都是围绕着二十年代“科学和人生观”那场论战（或称“科玄论战”）中胡适、丁文江的观点而展开的。从我自己当时读了的体会来说，是深受启发的。因为，原来我只是模糊地知道中国思想界有过这么一场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科学与人生观有没有关系，科学对人生观有没有意义。挑起论战的玄学派，批评“科学万能”，认为科学对于人生问题无能，要把科学排除在人生问题的探讨之外。起而应战的科学派，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方法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生，并且探讨了如何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科学派的主将是丁文江和胡适。论战的结果大都认为是科学派取得胜利。胡适、丁文江从而被看作中国思想界提倡科学­精­神的代表人物。这自然是光荣的桂冠。胡绳这两篇文章却告诉我们，丁文江在推崇科学­精­神的时候，对科学的本质，是按照皮尔生的《科学规范》一书来解释的，而这本书是按照马赫主义哲学写出来的，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一派。胡适讲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是按照实用主义来讲的，也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一派。他们的科学观，不是真正科学的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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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论胡适(3)

读了胡绳的这个分析，对我无疑是破除了一个迷信。

一九六二年我写过一篇《〈枣下论丛〉读后感》。《枣下论丛》是当时胡绳出版的一部文集。这篇读后感谈了我读胡绳诸多文章受到的教益，其中就讲到胡绳批胡适的这两篇文章。我说，“胡绳同志说，这部文集以‘枣’为名，无非是说，这里有的不过是一些粗果子罢了。粗果云云，是作者的自谦。我们知道，枣子是富有营养价值的。当然，我们期待着能读到作者更有系统的关于近代和现代学术思想的研究论著——尝尝作者更加­精­心培育的美果。”读后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用的是个笔名，我没有告诉胡绳。多年后我同胡绳谈到自己写过这样一篇文章，胡绳说，他当时注意到这篇文章，却不知道作者是我。

到现在我还觉得，澄清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胡适、丁文江的科学观在哲学上的底细，在我这样的青年中破除对胡适的一项迷信，是胡绳批胡适的文章中“还有一些可取之处”中的一个可取之处。

时代的痕迹呢？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仅对胡适的政治立场，而且对胡适的学术思想也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我看，就属于这种痕迹，而这痕迹也反映在对胡适和科学派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作用的评价之中。记得艾思奇在批判胡适运动初起的时候还说过，胡适那篇《科学与人生观》文集的序言，主张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并且对他所主张的科学的人生观作了一番描述，是能表明胡适有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光彩的一篇文章。后来批得越狠，对胡适的否定越彻底。既然丁文江、胡适在论述科学的本质的时候同马赫主义、实用主义搞到一起，而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那时的标准立场是全盘否定，所以丁文江、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维护科学的光彩，那时也就被全盘抹掉了。

现在人们当然不再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来对待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对待胡适和丁文江。我想，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在二十年代那场论战中，科学派对玄学派的胜利，总应该认为是科学和科学­精­神的一个胜利，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而没有理由对科学派加以全盘否定。

这里说的是当年批判胡适思想中涉及的一个问题。###十年代的胡绳，怎样看待五十年代那场批判呢？我一直感到遗憾，未能促成胡绳系统地写出或谈出今天对那场批判的“胡绳说法”。但从我所知道的三次表示中，已经可以看到“胡绳说法”的基本轮廓。

第一次，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中评论这次批判，认为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是有必要的，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第二次，在研究五十年代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派、批判胡风派这一段历史时，胡绳又表示过：在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的思想问题上，党不是无所作为的，按照文学艺术的规律、思想发展的规律，党可以施加影响于党内外作家，使他们自觉地朝着良­性­的方向前进，而纠正某些不良的倾向。但是在这里粗暴的­干­涉是有害无益的，依靠政治权力发动群众运动，在思想领域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只能造成负面的影响。特别在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时候，在这个领域内如何进行有益的有效的活动，实在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这些批判都曾由毛泽东亲自领导，但事后历史地看来，它们都不是必要的和有效的，都没有收到好效果。而且批判胡适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与胡适有某些关连的知识分子似乎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必须写的“表态文章”，因此文章虽然大量发表，声势极为浩大，但不能不令人感到几乎绝大部分都是缺乏科学­性­和简单化的“奉命文章”。

胡绳论胡适(4)

第三次，在给吴江的一封信中。《炎黄春秋》二○○○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吴江的《平心论胡适》，三月五日胡绳给吴江写信，说：“今天看到《平心论胡适》文，甚快。有两点奉告：1.育之，非笔名，我们的朋友龚育之也。2.唐德刚，非胡适学生，美籍华人，以笔录李宗仁传、胡适传成名。胡适在近代史上地位还应大大提高。我从三十年代始写过评论他和自由主义的文章数篇，但未能尽意。今得足下文，稍可顶五十年代之数百万言。”吴江把这封信的复印件寄给了我。信中涉及我，是因为吴江文章提到《读书》杂志上“郁之（想是化名）谈胡适的一篇文章”（即《毛与胡适》），并引用了前面已经叙说过的那篇文章中讲现在做历史的研究评论胡适应当公允的那段话，表示同意。吴江本已知道郁之是我的化名，大概是觉得不便由他点出我是此文作者，就用了那样的写法，而胡绳以为吴江不知道那文章作者的真名，便写了那么一句。这些话无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后面那句“胡适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还应大大提高”。

五十年代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初起的时候，广大学术界的一个普遍的反映就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总不能否定呀。记得当时听过传达，说是毛泽东的意见：胡适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是有贡献的，这些以后可以说一说，现在不必多讲。唐弢有一篇回忆文章，说一九五六年（或者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唐坐在毛的邻桌，听见毛跟同桌人谈话，那桌上有人提到胡适批判的问题。毛泽东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那桌上又有人Сhā话，唐听不清楚。但听见毛泽东说：“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泽东说着笑了。

二十一世纪就要到来。比毛泽东随便说笑所预测的时间要早，不需要到二十一世纪，在本世纪的###十年代，就开始了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近代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进程。胡适便是这些年引起热烈的重新评价的一位。五十年代批判运动中对胡适的不公允评价，矫正过来了，到底如何充分地正确地评价胡适，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胡绳主张胡适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还应大大提高，这提高，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人民革命和中国现代化的立场，来给予胡适以更高的评价，当然是认为现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对胡适在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进步中的作用的评论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如果整个来个颠倒，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和人民革命的方向完全错了，胡适代表的自由主义方向才是正确的，那就不属于这里讨论的提高、公允的问题了。现在，从这个方面、从那个方面来的意见分歧，有时还很尖锐。我在《毛与胡适》那篇文章的开头说到近年来对胡适的评价逐渐走向公允，接着说：“当然，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仍然是有的，而且永远会有。矫枉难免过正，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什么时候都是如此。但是，不论什么时候，矫枉的目的，归根到底，总应该在于求正。从一个极端的过正，到另一个极端的过正，简单地颠倒翻覆，认识不能前进。各种过正之枉，都属于应矫之列。不过，矫枉求正，应该是一个自由讨论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无限趋近的过程。”现在从胡绳论胡适，谈到在新世纪里论胡适，我还想重提一下这一段话。

近些年来，国外传来一种论调，批评近代中国的“科学主义”（或曰“唯科学主义”，是Scientism一词的两种译法）思潮。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和立场来的论调，倒使人联想到胡绳五十多年前批评过的郭任远。这种论调认为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就是把科学当作新的神的“科学主义”，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科学派主将胡适、丁文江称为“经验论的（唯）科学主义”，把支持科学派的陈独秀、瞿秋白称为“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由此引申下去，把认为对社会可以作科学研究的主张，把“社会科学”的称谓，都叫做“科学主义”。当然，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这更是“科学主义”。毛泽东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这也是“科学主义”。这样来评论和反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的“科学主义”，完全离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前进潮流，完全没有什么科学­性­。当然，主张对社会思潮的历史研究要有科学­性­，从热衷于批评五四以来的“科学主义”的论者看来，正好是该谴责的“科学主义”的表现！

胡绳的不悔和困惑(1)

胡绳讲到自己的过去，有两段话是人们常爱引用的，一段是关于不悔，一段是关于困惑。

《胡绳全书》出版座谈会那一年，正是他八十岁。他在会上重申了他三年前说过的一段话，那就是：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悔，是一个关注当时政治的革命职业者的不悔。

这并不是要表达对“纯学术­性­”研究的某种轻视，相反，胡绳说过，他对做出这种“纯学术­性­”成就的学者还时时引起尊敬和羡慕之情。但是，这关乎一个人从青少年时代起的道路选择，关乎一个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责任的自觉。而这个选择和自觉，胡绳是不悔的，不唯不悔，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他还会做这个选择。

这表现了胡绳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执著。

并不是每一个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有这份执著，都是这样不悔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又并不讳言自己走过曲折的路，有过各种困惑和迷惘。

胡绳八十自寿，偷得数语，戏作一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廿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尚飨。”

前三句与孔夫子的话完全一样。不过，胡绳“志于学”，是学马克思主义，十五岁那年，他在学校里就跟同学们一起筹办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活动。三十岁写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样一本至今还站得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应该算是“立”起来了吧。

接下去就不同了。孔夫子是“四十而不惑”，胡绳则是“四十而惑”。胡绳四十岁那一年，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一九五八年。面对“大跃进”而惑，对于胡绳，那是必然的。比较费解的是“惑而不解，垂三十载”。这三十载，从哪里算到哪里呢？所以，人们不大引用这句话，以为或者是笔误，或者是算错。甚至不提这篇铭文。我觉得还是照引，以存其真。也许是笔误，也许是另有深意，比如想说困惑不自一九五八年开始，也不在一九七八年结束，或者想说别的什么，读者可以自己领会。总之，胡绳用他在建国后逐渐陷入很深的、长期的困惑之中，来说明他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三十年中作品较少的原因。

当然，原因不止这一个，形势变化，做不成写作专业户了，参与的集体写作多了。重要的还是：

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几年中完全放弃了写作，恰好在这时我患了一种无以名之，名之曰“疲劳综合症”的较长期的病。

这样一篇独白，表明胡绳把他的心交给了读者。

当然，他把自己多次犯过错误，有时感到的迷惘和困惑，归咎于功力不够，悟道不深，“所以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和理论学术上的追求和我选择的路，无需后悔”。

这就是胡绳的不悔和困惑的命运交响曲。

胡绳的不悔和困惑(2)

困惑是觉醒的前奏。“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这是胡绳八十自寿的一首诗中的一联。求真破惑，渐知天命，胡绳就是这样走过那二三十年，走向自己的“七十八十”，走向国家的改革开放，即所谓“老遇明时倍旺神”（《八十自寿》）的。

前面讲到胡绳的不悔，“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他还会作这个选择。”这是就根本方向、就投身现实政治和确定社会主义目标而言的。要是就社会主义的模式和方法而言，那就一定要有别的选择了。胡绳纪念田家英的文章中，介绍了五十年代末田对他说过的一句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话：“如果可以重新从头搞社会主义，我将用另一种方法来搞。”要搞社会主义，这是不悔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那是要重新认识、重新选择的。“重新从头搞”，是虚拟的幻想。从总结经验中重新认识、重新选择，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现实。如果拒绝这种重新认识、重新选择，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执著，而是抱残守阙者的冥顽了。

我希望有别的同志，得到较多机会在胡绳身边工作的同志，会来分析困惑中的胡绳，但我不是适当人选，因为胡绳一九五五年就离开了我所在的###。一九五八年《红旗》杂志在沙滩创刊，胡绳是副总编辑，和###在一个大楼里办公，毕竟不是一个机关。我只接触过零星的几件事：

一九五八年夏季，小麦放高产卫星，于光远写了一篇歌颂文章，孟用潜写了一篇歌颂文章，都在创刊不久的《红旗》上发表了。那时在《红旗》发表文章，还是一种殊荣，我得不到这种殊荣，也在《学习》杂志写了一篇《农民与科学》，都是歌颂大跃进的。狂热过后，冷静下来，这都成了要检讨的事情。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是一个纷纷作检讨的大会。胡绳作为《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作过一个检讨发言。别的检讨了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检讨了那两篇歌颂小麦高产的文章，说，当时编辑部请了一位科学专家，讲小麦高产的科学意义，又请了一位国际问题专家，讲小麦高产的国际意义。我在那个会议的文教部门小组做记录，有责任做简报。我想，在小麦问题上于光远算哪门子科学专家呢，就自作聪明，没有用科学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这些代称，而径直用了于光远、孟用潜。那时，简报无需送请发言者过目，就发出来了。没想到，这却违背了胡绳的原意，他把我叫去，说：“我记得我没有提他们两人的名字呀！”我承认是我加上去的，并说明了加上去的理由。胡绳叹了一口气，说：“文章是编辑部请人家写的，检讨应该编辑部来检讨，怎么能批评别人呢！”因为这是领导对我工作失误的一次批评，所以至今记得。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开始，胡绳几乎每天低烧。从一九六三年起，只能脱离工作休息，几个医院检查，查不出病因。恰好乔木也是无名低烧，在秀才班子里，这也是一桩巧合。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康生出语惊人：“乔木，胡绳，我看都没有病！”是说他们没病装病，还是说他们无病呻吟，或者是说他们的病是­精­神因素，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不得而知。

胡绳说：“经过一段时期休息，病也就慢慢好了。当我刚刚准备重新开始工作时，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场大风暴。”这一段情况，我算是知情人。我写过一篇《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这里就不重复了。总之，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不知道参加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是不是胡绳重新工作的开始，如果是，那他这个开始，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但毛泽东找了五个人：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和关锋，根本不是谈这个问题。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们一到，毛泽东就同他们简单地谈了一下，说是要提倡读马列著作，因此要选择出版几本书，每本书上都要有中国人写的序，要他们考虑一下先出版哪几本和如何写序言的问题。那时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已经十天，谈话中并没有提到。毛泽东说，过几天再约这几个人谈一次。一等，就等了整整一个月。这期间毛泽###然到上海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那就是对罗瑞卿进行错误批判的会。这第二次谈话，还是原来的主题，不过他海阔天空，还谈到了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了中美关系，也谈到了学术理论界的事，谈到《海瑞罢官》，其中有这样的话：戚本禹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

胡绳的不悔和困惑(3)

后来这要害是“罢官”，成了一桩公案：关锋揭发，在整理杭州谈话纪要时，他要写进去这句关于“要害”的话，而田家英、胡绳不赞成。这就成了他们“隐瞒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一大罪状！

胡绳在纪念田家英的文章中说，这件事同田家英之死可能有点关系。而事实是，提出要整理这次谈话记录的正是田家英。他作为中办副主任，认为谈话中的重要内容应当送中央同志看看。他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和其他许多附带提到的话一样，不必整理进纪要里。胡绳同意这个意见，参加整理纪要的三人之一的关锋，是执笔者，当时并没有提出异议，就照办了。搞好纪要后一天，关锋向田、胡提出过“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我们都没有理这个问题，关锋也没有再说什么。

但这件事也说明田和胡对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缺乏敏感。

我要补充的是，传达出来的毛泽东谈话，实际上包括要害是罢官的内容。这有三点可证：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几，周扬听说了要害在罢官，忙要我们加到署名“方求”的批判文章中去；二、一九六六年一月，许立群写汇报，请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罢官问题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几篇，现在应该如何掌握；三、彭真负责的《二月提纲》里写了要害问题。

所以，序幕虽已揭开，山风时时刮起，但是山雨还没来。特别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汇报提纲》随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之后，好似黑云已散，只要开个会，传达一下，就可以照此章程办事了。

于是，胡绳、许立群，一个是《汇报提纲》指定的学术上的主持，一个是《汇报提纲》指定的办公室主任，一起到四川三线参观游览或曰视察去了。

《胡绳诗存》中有一首诗，写于一九九四年，忆这次出游。诗曰：“卅载金牛访旧乡，草深树密杂花香。当时那识风涛恶，犹试龙家抄手汤。”诗末附一小注：“余于一九六六年初与许立群同志到成都，宿金牛坝（宾馆）。时为‘文革’风浪将起之时，而余等懵然不知也。”

七、胡绳修党史

胡绳学识渊博，涉猎甚广，主要是一位历史学家、近代史学家。集中很多­精­力研究党史，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新时期修党史，或许可以说是从起草叶帅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开始吧。我记不清楚胡绳是不是参加了起草小组。接着就成立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小组，这是一九七九年国庆之后不久的事情，我也不清楚胡绳是不是一开始就参加了起草小组。后来因为陈云同志提了建议，要在决议的前面专门加写一大篇话，讲解放以前党的历史。邓小平同志很赞成，认为六十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这个意见转达给起草小组已经是一九八一年三月下旬。那时，历史决议草稿已反复起草多遍，正在紧张修改中。谁来起草这新的一篇？乔木说：叫胡绳来写吧！搬来这员大将，没多久就起草好了。简练，准确，流畅！立即同其他部分反复修改过的稿子并到一起交付下一轮讨论。我至今还记得乔木在同我们几个人议论时对胡绳稿子表示赞许的神情。经过讨论接受意见，增加了一些句子，这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内容上是更丰满了。当然，补丁一打，不能不多少影响到文字的洁净，乔木对此是表示惋惜的。虽说在集体的决议里（而不是个人的文章里），这种情况是必不可免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于一九八○年成立。单独成立这个研究室，就是为了修党史。这是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一个机构来修党史。胡乔木为主任，胡绳等为副主任，一九八二年，乔木不兼主任了，胡绳为主任。这个研究室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准备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先编上卷即建国以前的部分。当时通称为党史“正本”。我那时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参加了一九八五年上卷本初稿征求意见的会。我没有多去研究稿子的具体内容，而是研究了一下过去党史审定的模式。

胡绳的不悔和困惑(4)

大家知道，一九三八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个模式。这种模式，显出它的极大权威，就是公开宣布此书由“联共（布）中央审定”，印在封面上。而且全书几乎收入《斯大林全集》（一九四六年开始出版《斯大林全集》时即宣布，其第十五卷就是这部教程。那就更加权威得无与伦比了。只是《斯大林全集》出到第十三卷就中断了）。这是苏联的模式。

中国共产党党史教科书的审定，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呢？不知道过去有过什么考虑或决定没有。实际的情况是，中###史在探索自己的模式。

首先，有了一个延安模式：一九四五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全会决议当然是够权威的，但是没有编写和出版中央审定的党史教科书。

建国初期，又有了一个模式——《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模式。此文发表前，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专门就四个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一一作了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卷）。毛泽东决定，此文由胡乔木署名在《人民日报》发表（见###、谷羽的回忆）。随即出了单行本，大量印行，是一本权威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但是，没有采用标明中共中央审定的苏联模式。

然后，有了一九五六年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篇报告中宣布的中央决定。这是一个有意识地区别于苏联模式的新模式。陆定一在讲话中在论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百家争鸣时说：“近代史是社会科学中极其重要的部门，但是近年来成绩不多。据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我们的近代史学工作者，应当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在近代史的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

这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共中央的确没有组织编写党史。党的大事记好像也没有出或者没有来得及出。由###主持出了党史文件汇编。先是三个散装的口袋，其所以要一篇篇散装，而不装订成册，是要表示这还不是完整的编好了的文件汇编。后来没有再这样拘泥于形式，增补之后，出了六本《中###史参考资料》。

八届十中全会后，想法有过变化。大概是党史小说《刘志丹》案件的影响吧。记得曾听说，准备成立以董必武为首的委员会来编写党史。没有来得及进行，就发生“文化大革命”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九八○年一月决定成立极高规格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和党史编审委员会，分别“初步”和“最后”审定将要编出的党史“全书书稿”。前面提到成立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党史编写工作，就是根据这个决定。

这时，中央正在着手起草新的历史决议。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全党高级­干­部四千多人讨论，最后，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还是延安的模式。比高规格的中央党史委员会的规格还要高。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写出，召开征求意见的会议，已经是若­干­年以后了。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那个极高规格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和党史编审委员会已不存在，一九八二年成立的党史工作小组（后来到一九八八年三月改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为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为副组长）。这时，准备经过怎样的程序进行审定呢？

在书稿征求意见的小组会上，党史界有些同志对于审定的方式提出过一些意见。我也提了意见，并引用了陆定一在一九五六年讲话中宣布过的那时的决定。我主张，不必要出版宣布由中共中央审定的党史“正本”。那样固然权威，但是，中共中央怎么可能对书中的每一个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都加以审定呢？那样的权威地位一确立，党史界还怎样进行研究和讨论呢？“正本”之外，其他的党史著作是不是都成为“偏本”或“野史”了呢？我主张，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正式的本子，就有它足够的相对的权威­性­了。我听到别的同志也有类似的意见。

胡绳的不悔和困惑(5)

这个意见，我也跟胡绳说过。

后来知道，一九八八年八月中央党史研究室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写了请示报告，其中提出党史上卷中的九个历史问题，陈述了基本事实和观点，请党史领导小组审定。得到了认可。报告还提到，一九八五年党史工作小组和中央负责同志曾确定：“党史书稿中除一些重大政治­性­问题由中央或中央党史小组审定外，学术­性­问题由党史研究室负责处理，可不用中央审定的名义而用党史研究室的名义出版。”报告提出：“考虑到这一部约六十万字的书稿，中央领导同志很难抽出足够的时间来审阅，也不能对书稿的具体内容负责，故建议这部书稿的出版，仍按中央党史小组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提出的上述原则，即除重大政治­性­问题的处理意见请中央或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审定外，全书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自行负责出版。”也得到了批准。

一九九一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在建党七十周年的时候出版，就是采用的这个模式。

这是胡绳主持修出的第一部党史。此书得了一九九二年的国家图书奖。

同时，还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经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也是以“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名义出版，还加署了“胡绳主编”。这是胡绳主持修出的第二部党史。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参加了这部党史的最后阶段的修改和定稿工作。是胡绳通过那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要求我参加的，说是因为我参加过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要我帮助他修改这部党史建国以后的部分。我很高兴参加这项工作，但是，我过去写的都是单篇文章，还没有编写过成本的著作，缺乏经验，表示有所畏难。胡绳笑笑，说：“那你就从这本书开始吧。”我说，我还要看许多原始材料和第二手材料（别人的研究和编著的成果），恐怕时间来不及。后来决定由我负责建国后十七年那两章，初稿是党史研究室的戴鹿鸣、周承恩同志提供的，我作了较多的修改、改写才定稿。

这部党史未能如原来预计的那样赶在七一建党七十周年的时候出版，而是迟了一个多月。这是为了书的质量。这部书经邓小平同志同意，用了他为党史室同名画册题写的书名。乔木写了《题记》，还在出版座谈会上讲过一篇话，给予此书很高评价：“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这里说“宣传品”，是打了引号、加了“某种”的形容词的，不是一般地贬损宣传品。宣传事实、宣传真理的宣传品，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宣传品也可以是并且应该是明白晓畅、严谨切实、给人营养、引人思考的。陈言堆砌，了无新意，没有学术价值，也收不到宣传效果。乔木还称赞这本书“对党史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强调党史上的大问题中央固然已有明确结论，这也是本书的指南，“但是这本书的特­色­，却在于它并不满足于重复或者引申已有的结论和研究成果，作者就党的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细节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乔木还提出了一个任务：进入下个世纪，本书要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

没有乔木的决断和鼎力支持，这部书恐怕是难以出版的。

《七十年》有哪些新颖的见解和独立的判断呢？前年中###史学会换届时，我讲到这个问题，就其大者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四十二年间党的历史，总起来可以说有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九年，后一个时期是在这以后的十三年”。这个论断，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作“划时期的座标”，就是在《七十年》的结束语中提出来的。这篇结束语是胡绳执笔的。写这篇结束语，是在一九九一年，从现在（二○○一年）来说，这后一个时期已经二十三年了。

胡绳的不悔和困惑(6)

其实，这也算不上一个多么新颖的见解。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篇讲话中，也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几个月，就讲了这个意思。历史决议中已经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到三年。胡绳这个见解，是依据于历史决议，也可以说是“重复或者引申”历史决议已有的结论，不过确实又从展开论述党的历史和编著党史著作上深化和丰富了历史决议的这个论断。从历史决议到《七十年》出版，有十年时间，到现在有二十年时间，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再来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当然会对历史决议的论断作出更深更丰富的开掘。

一九九四年，在中###史学会的第四届理事会上，胡绳着重讲了这个“划时期的座标”。他说，这个分期问题，“从形式上看有利于编写党史时划分章节，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我是很看重这个意见特别是它的实质意义的。我认为，这个新时期划分的标志，已经是在党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得到了肯定的结论。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总纲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同志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的讲话中又说：“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第二个例子：把从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这十年，称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并论述了“十年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这是《七十年》第七章及其第十节的标题所鲜明地表达了的。乔木在称赞这本书的新颖见解时说，“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段历史比较难写，现在对这段历史不但提出了许多首次发表的事实，而且作了比较确切的解释。”

这条见解，当然也是根据于历史决议的分析，但是突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主题，作出了有别于过去讲两条路线斗争的传统模式的关于“两个发展趋向”的新概括，这的确是有“新意”的。

为什么说《七十年》说的“两个发展趋向”不同于过去常说的“两条路线斗争”？过去常说的“两条路线斗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截然对立，泾渭分明。路线正确就一切正确，没有错误；路线错误就一切皆错，没有正确。错误路线还得有头子、有集团、有爪牙，有计划、有纲领、有­阴­谋。还要计算错误路线的起止，路线斗争的次数，以至于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等等一大套。历史决议抛弃了这个模式，实事求是地分析党在这十年中在指导思想上有哪些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哪些是错了，遭到了怎样的损失。《七十年》进一步分析了这十年中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强调无论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还是错误的趋向，都是党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两个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七十年》的这番分析，我是听到过不少好评的。

胡绳在《七十年》出版座谈会上也特别说到这个分析。他说：“这两种趋向虽然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但确实是存在着两种趋向。后一种趋向直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而前一种即正确的趋向，正是‘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路线方针的先导。从六十年代的情况来说，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但是从历史全局来看，正确的趋向终于战胜了错误的趋向，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他还认为，“也许这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

胡绳的不悔和困惑(7)

乔木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讲过“两个趋势”的问题。他说：“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七十年》的论述参考和发挥了乔木的这个论述。

这部党史，获得吴玉章学术成果奖和郭沫若学术成果奖。胡绳要我代表去领了奖。吴奖有奖金一万元，大家同意胡绳的建议，交给财力单薄的胡绳青年学术奖基金了。

我的书房里现在挂着胡绳写的一幅立轴：

园深草长树成峦

叶茂荫浓顿觉寒

不是花时空斗艳

枝头新果累如丸

辛未初夏同在玉泉山时作此小诗，其时《七十年》行将定稿，录奉育之同志两正

一九九一年十月胡绳

这首诗现在收进《胡绳诗存》，写作时间记为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并有一注：“其时余与育之、冲及等合著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甫告完成。”

八、胡绳最后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年十月出版了胡绳的文集《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十月二十七日胡绳看到了印出的样书，表示欣慰。这距他逝世不到十天。

这是胡绳生前出版的最后的著作。

这是胡绳以前出过的一本文集的增订新版。

一九九七年四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过胡绳的一本同名文集，副题是《胡绳的十篇文章》。这十篇文章是：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一九八三年三月）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八七年二月）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一九九○年八月）

《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读书笔记》（一九九二年四月）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九九四年六月）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的作用》（一九九六年九月）

除了最后两篇分别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再版序言和在“展望二十一世纪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说以外，都是发表在中央党报和中央理论刊物上的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头文章，在内地发生过广泛的影响。后结集在香港出版，并且同时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了英译本（此译本删去中文版中读书笔记一篇，书名改为《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胡绳的九篇论文》），在海外也发生了影响。

这十篇文章，都已收入《胡绳全书》第三卷。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在《胡绳全书》出版座谈会上，我有一个发言，说到胡绳著作的两头，一头是青年时代的著作，一头是近十几年的著作。在近十几年的著作中，我特别提到收入《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的十篇著作。我说，我们许多老的理论工作者，对于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很尊重、很拥护的，对于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阐述和传播，是作了贡献的。但是，像胡绳这样，写了这么许多很有影响、很有深度、很有新意的研究这个理论的论文的，并不多见。所以特别可贵。胡绳在《八十自寿铭》中，说自己“七十八十，粗知天命”。那么，这些著作可以说是他“知天命”也就是比较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命运和自己命运的著作了。写这些著作的时候，胡绳年纪渐入老境，思想却是年轻的，是与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时代的前进而俱进的。就像他的又一首诗中说的：“此心不与年俱老”。

胡绳的不悔和困惑(8)

这次在北京出新本《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删去了原来香港三联版的最后一篇，增加了《胡绳全书》出版后新发表的两篇，这就是：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一九九八年七月）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九九九年五月）

前一篇是短文，发表在《瞭望》杂志和《中###史研究》上，后一篇是长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史研究》上。

胡绳是很重视他这两篇文章的，我也认为这是胡绳晚年深思之作。

胡绳准备他后一篇文章，是很费了功夫的。它原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为纪念毛泽东诞生一百零五周年在湖南长沙举行的一个学术会议上的报告。我也参加了那次学术会议，党史研究室参加那次会的主任、副主任有胡绳、石仲泉、李君如，还有我。我同逄先知同志开玩笑说，比你们文献研究室（会议主办单位）与会的主任、副主任还多。事前就听说胡绳要有一个学术报告，不知道是长是短，是有了稿子还是没有稿子。当时胡绳病已渐重，我以为有个短稿，胡绳就不必多讲了。结果胡绳一上讲坛，就拿出几个笔记本，说，这个问题他已思考了很久，做了准备，稿子还没有，只有一些提纲和笔记，今天就根据这些讲一讲。我就坐在他身边，看见他笔记本上亲笔写得密密麻麻的字迹。出乎大家的意外，他一讲就讲了约三个小时。演讲结束，大家送他到礼堂外面，说他­精­力很好，他很高兴，说自己也没有想到讲了这么长时间。

这是胡绳最后一次面对公众的学术演讲。

会后到几个纪念地参观，胡绳是单独去的，我们是另外去的。在宁乡花明楼刘少奇故居的立像前相遇，一同照了像。他还去了板仓（杨开慧故居），去了乌石（彭德怀故居）。三处各题诗一首，抒发感慨。然后他南下，经衡阳、零陵（永州）到广东。既是休养，也是游览，游旧游之地和未游之地。本来邀我同游，可惜我还要赶在年前完成修改书稿的任务，未能同去，至今遗憾。《胡绳诗存》中最后七首，就是这次湖南、广东之行所赋的诗。

报告录音整理成文，已经是第二年四月的事了。整理工作量很大，而且整理成稿以后，还给许多人看过，征求意见。也送给我一份，我提了一些意见，在发表稿上都改动了。别人大概也提了不少意见。《中###史研究》编辑部邢棠纪念胡绳的文章中说：四月胡绳交给编辑部的，是综合收集到的各方意见，作了修改和订正的稿子，发表前请编辑部再提出修改意见，胡绳还要看校样。编辑部提了许多文字意见。送回的校样上，秘书根据胡绳的意见写道：“校改处，引文照改，其他修改处有√可改，别处不动。”并在电话中说明，这是因为文章要在《中国社会科学》同时发表，为不使这里发表的稿子同那里的差异过大，可改可不改的地方就不改了。尽管如此，有√处仍达二十一处之多。可见修改之细。邢棠还举了一处胡绳亲自­精­心校改的例子：原稿中的句子“当然不能把一穷二白看成为一张纯洁的白纸，在上面可以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改为“尽管不妨把一穷二白形容为一张纯洁的白纸，但在上面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样的斟酌修改，是胡绳一丝不苟的治学和行文的风格，唯有编辑体会最深，只读到发表稿的读者是不容易体会的。

这是胡绳最后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

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好评，也引起尖锐的批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去看望胡绳，谈到一些批评文章，胡绳笑笑，说，批了一年了。并指一指他书房里挂的一副对联：“旧闻庐岳多真隐，却卷波澜入小诗”，说，也是“却卷波澜”！我同他在这副对联下照了一张像。这对联颇有来历，书写者是筱云徐用仪，徐是清末庚子年间因为不主战而被慈禧太后杀了的“许袁徐”三人之一。联语是集苏东坡的诗句。是徐写给胡绳的祖父的，所以是胡绳的家藏。

胡绳的不悔和困惑(9)

两篇文章收进新本《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时，胡绳又作了修改。这时已是二○○○年七八月间了，他的病已恶化，仍然冒着酷暑详细地修改，特别是关于建党初期社会主义论战的部分。“尽管不妨把一穷二白形容为一张纯洁的白纸，但在上面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后半句也进一步修改为“但只凭纯洁的底子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是胡绳反复斟酌、­精­心修改的一篇著作。

我在这篇琐忆之一里，引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那篇中三百年社会主义全世界胜利，在人类的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的那段话，是根据当时发表的文本引的，指的是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这三个世纪。后来白小麦（胡绳秘书）告诉我，在收入《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时，胡绳又作了修改，改为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这三个世纪。大概是有人提了意见，说是太乐观了吧。延长一个世纪，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仍然不算太慢。这个加了一百年的三百年社会主义全世界胜利论，表明胡绳终归是一个坚定的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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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晚年论胡适(1)

关于胡适，我没有什么研究。只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毛（泽东）与胡适》（三次增补），一篇是《胡绳论胡适》。最近在胡适诞生一百一十周年之际，胡适研究会开座谈会，邀我与会，没能去参加，邀我写文，就想了这个题目。算是对后一篇文章的补充，而以前一篇文章的叙述作参照。

胡绳晚年十次谈话，十七次谈到胡适，

中心思想是胡适属于中间势力

所谓胡绳晚年论胡适，主要是指《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所载胡绳从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八年的十次谈话中论胡适。胡绳这段时间同时主持编写两部书，一部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续篇，一部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丁伟志等同志编写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续篇。胡绳是这两个研究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主任和院长），前一部著作算是职务著作，后一部著作则是他个人主持的研究著作。可惜在他生前两部著作都没有能够完成。《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胡绳同此书编写组的十次谈话和编写组写成的部分书稿。

十次谈话中七处讲到胡适，总共十七次提到胡适的名字！

十次谈话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写这段历史，在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所以，“除了国、共两个角­色­之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

论及胡适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认为胡适属于中间势力。

七处讲到胡适，虽是随手拈来，随意而谈，却几乎涉及胡适一生主要的思想、政治倾向。

胡适显露头角，是在以《新青年》杂志为号角的新文化运动中。那时，他以新文化运动擎旗人物之一的姿态，而为先进青年所倾慕。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自己生平，就说到自己当年读《新青年》杂志，“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

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到北京，他和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友分别邀请胡适、蔡元培等人到北大文科大楼同他们谈话，“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各问题”（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这次在北京和一年后再次到北京，毛泽东“上书”（《胡适的日记》）于胡适，求见于胡适，请教于胡适，大概都是对“楷模”崇敬和尊重的表现吧。

新文化运动何时分化？如何看待这个分化？

新文化运动何时分化？这很难说分明，因为这场运动原本是思想来源不很相同的人们，朝着大体相同的目标——反对旧思想、旧文化——而共同投入、相互影响的一场运动。

或曰：实验主义的宣传，是分化的开始。这也许有一点道理。但是，对西方哲学的宣传，诸家百派，各有所宗，而且分歧在哲学层面，还没有显现在现实政治层面。一九一九年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讲到胡适介绍和提倡的“实验主义”时，是把它归入“浩浩荡荡的新思潮”这一边的。就是说，是把它放在反对旧思想、旧文化这一边的。胡绳晚年谈话中甚至说：“胡适的实验主义，也并非全无道理。其实胡讲的并不都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如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有什么错呢？又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恐怕也应当说是对的。”此论不能算是对实验主义、实用主义的系统评论，但三言两语的大白话，与五十年代批胡适时中国学术界固定化了的观点很不相同。

或曰：社会主义的宣传，是分化的开始。这已经到了现实政治的层面。从宣传自由、平等、博爱，到宣传社会主义，这的确是很大的思想变化。但是，正如胡绳所说：“真正要搞资本主义的民主和现代化的，多少要讲点社会主义，甚至胡适都讲点社会主义。”直到一九二六年胡适写《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还在以称赞的语气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胡绳晚年论胡适(2)

至于说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论战，是分化的开始，这更是历来的说法。胡适自己后来也说，“这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不过，这场争论有没有后来各方赋予的那么严重的政治含义，是可以讨论的。在当时，毛泽东在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后不久，就写了一篇《问题研究会章程》，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虽然毛泽东可能没有注意到李大钊批评胡适的文章，在章程中毛泽东也说“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但这个章程的草拟，还应该说是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号召的一个呼应，是那“楷模”效应的一个尾声。

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前的事。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文化运动的分化日益明显。李大钊是一九一九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宣传家的，毛泽东是一九二○年底从种种主义中选定马克思主义并主张中国共产党成为“主义”的结合的，陈独秀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被选为党的领导人的。以这些人为代表，分化为新文化运动的左翼。

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个分化。胡绳晚年谈话中对此有一大段很有见地的议论：“过去讲，新文化运动一分化，胡适一派人就分化出去了，好像变成了新东西的敌对方面。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胡适派虽然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但这个‘右’是相对于左翼说的，二者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而就全社会，就全国政治的分野来看，胡适派实际上是属于中间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不革命的民主派’。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后来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参加在宣言上签了名，不能说李大钊签名是犯了错误。好政府主义至少是认为目前的军阀政府是坏政府，而且是主张改革政治、主张和‘恶势力作战’，不过是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罢了。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

“不革命的民主派”，显然是引用毛泽东的语言，不过毛泽东的原话是“非革命的民主派”。一九二三年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纵论国内各派势力，用的正是三分法：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而把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归入非革命的民主派之中。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反动派，是指北洋军阀，所说的革命的民主派，是指新兴的共产派与之合作的国民党。作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当然已经不再把胡适当作“楷模”了，但并没有把他归入反动派，认为他还是属于民主派，不过是“非革命”的民主派。这是一个很准确的定位。而且毛泽东还满怀希望地预期：由于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非革命的民主派在稍后一个时期内会暂时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

毛泽东这个愿望，在那时的共产党人中是有代表­性­的。周恩来那时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上发表文章，一方面对胡适近来在《努力》上发表的政论表示非常失望，认为“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另一方面又认为，胡先生说过“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我们便因此假定胡先生确有迫得不得不上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真能做他所谓‘君期我作玛志尼’的玛志尼”。

中国革命风云突变，胡适何去何从？

不过共产党人的这种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中国革命风云突变，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取代北洋军阀而成为反动派。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相互关系重新组合。胡适派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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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晚年论胡适(3)

胡绳晚年谈话中说，胡适“开始同情蒋介石清党###，后来又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尽管最终屈服了，但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

同胡适一样“开始同情蒋介石清党###”的，有许多知识界人士，蔡元培也在其中。胡适“后来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是指他和罗隆基等人一九二九年在《新月》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一九三○年汇集为《人权论集》，批评那个时候是“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这些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记录表示不满的文章和书籍，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国民党立即对这些文章进行围攻，书出版后立即遭到严禁。上海市国民党党部作出决议，称“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奉令对胡适加以警告。围攻胡适的论文，还汇集为一本《评胡适反党义近著》。胡适不得不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权观点。

一九三二年底，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适参加同盟并被推选为北平分会主席。胡绳晚年谈话中对此评论说：“如胡适这类人，因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我们党就应当团结而不该排斥他们。当时，宋庆龄就做得比较好，团结胡适一起参加人权保障同盟，争取团结他还是对的。”

那么，胡绳所说的胡适“尽管最终屈服了”，是怎么回事呢？

大概就是指胡适在报端批评民权保障同盟宣言“释放###”的主张，至少是包括这件事。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一篇《民权的保障》，批评这种主张不是保障民权，而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而“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上所载胡适同该报记者的谈话则说：“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

根据《字林西报》的报道，民权保障同盟和杨杏佛（胡适老友）致电致信胡适，询问谈话真相，要求予以解释。胡适不答。又由宋庆龄和蔡元培联名致电，称：“释放###，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胡适还是不答。三月三日民权保障同盟开会，决议：“开除该会会员胡适之。”

也是根据《字林西报》的报道，瞿秋白三月五日写了一首诗（见鲁迅《伪自由书》）：“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这是一首由于编入鲁迅文集而传诵一时的诗。评这首诗，不能不看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血腥背景。从对待中间派来说，这反映了当时左翼文坛对胡适一类人义正词苛（义正而言词稍显苛刻）的批评和拒斥的态度。

近日读朱正《鲁迅论集》，发现他有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谈人权，“革命的自由权”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法国大革命中《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里就宣布了“反抗压迫的权利”。在《人权论集》中胡适的几篇文章都没有提到这个“反抗压迫的权利”，而罗隆基的文章是提到了的，并称之为“革命的人权”，还说孙中山四十年致力的事业就是拿革命的人权来拥护自由平等这些人权。胡适没有把革命的自由权看作基本人权之一，而把它同其他几项人权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他与罗隆基的这点差别，大约就是他们两人后来政治归宿不同的原因。

这归宿不同，就是罗隆基这位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后来向左转，走上同共产党联合的道路，而胡适这位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后来向右转，不时“和国民党混在一起”。

这“和国民党混在一起”，也是胡绳晚年评论胡适的话。胡绳说：“也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在某些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但由于他不反帝，不从根本上反封建，结果和国民党混在一起，胡适就是这类人。”“胡适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当时矛盾相当尖锐，他也反对复古，但他最大的毛病是不反帝，特别是不反美国帝国主义，日本要灭亡全中国了，他当然也抗日，但七七事变前还参加了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认为抗日是高调。这样他就倒向国民党一边。”

胡绳晚年论胡适(4)

这是讲的抗日战争以前的情况。在日本要灭亡全中国的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倡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胡适自然还是中国共产党要极力争取团结的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

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泽东写信给蔡元培，呼吁他“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信末并致“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列了一个从宋庆龄到舒新城的七十人名单，其中自然不能没有“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中毛泽东结识的“学术师友”胡适。

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延安讲话，多次不经意地引用胡适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提倡文学改良的名言。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接待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又托来访的傅斯年“代问老师胡适好”。

这善意的问候，却引来胡适给毛泽东的一封缺乏善意的电报，表露了胡适“和国民党混在一起”的立场。那时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又要起来，胡适在电报中为正在加紧准备发动内战的国民党作辩护，而把内战的责任加到中国共产党头上。这是他“人权抛却说王权”的又一次表现。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回答他这封电报，大概还是争取他作为中间势力，而不想把他推到同中国共产党完全对立的前台吧。

一九四六年形势急剧变化，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一九四八又召开“行宪国大”。在“行宪国大”期间，蒋介石请胡适当总统，在这年年末，蒋介石请胡适当行政院长。尽管前一次由于蒋介石翻悔，后一次由于胡适婉拒，都没有成，无论如何应该说，胡适已经被国民党拉到（也是自己走到）同中国共产党完全对立的前台。

但是，中国共产党却还没有完全放弃把胡适从反动阵营争取过来的打算。过去许多书上（白吉庵《胡适传》、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都写过一个传说，说是北平解放前夕共产党争取胡适，表示如果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当北京图书馆馆长。这个传说一直没有得到可靠的文献证实。几年前，我偶然查到了一篇文献，那是陈毅关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会议毛泽东口头报告的传达记录。记录中说，毛泽东在批评三种过左倾向（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时说过：“你到北平，胡适捉不捉？还是不捉。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这个争取胡适的意向，是查有实据的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大军围困北平，胡适没有留下，而是坐国民党派来的飞机匆忙地走了。十六日走到南京，十七日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哭求美国帮助蒋介石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战争（《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接着才发生战犯名单的事。最初中国共产党权威人士公布（十二月二十五日）四十三名头等战犯的名单中，还没有胡适，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发布的电讯中才宣布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学生和教授认为这个名单必须包括战争鼓吹者胡适。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前，胡适受国民党政府委托以私人身份赴美乞求美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中外震动，有人问胡适，胡适说：“不论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这样，八月十四日发表新华社《再评白皮书》（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公开点名胡适，指他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最后还能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之一。

至此，中国共产党的主导观点完全把胡适看作依附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的反面人物。对胡适的批判，建国之初就陆续见诸报端，一九五四年还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

但是，批判归批判，争取还是要争取。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还作过争取胡适回国的努力。一九五六年九月周恩来托出国访问的周鲠生通过在英国的陈源带信息给胡适，一九五七年回国访问的曹聚仁也曾带过这类讯息。唐弢回忆文章，更讲到一次在全国政协招待知识界人士的宴会上（他记不清是一九五六年还是一九五七年春），他坐在毛泽东所在的那一桌的邻桌，听到毛在席间同他人关于胡适的谈话。有人提起对胡适的批判，毛说：“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有人Сhā话。毛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又有人Сhā话。毛说：“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说着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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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晚年论胡适(5)

大陆批判胡适的时候，胡适正流亡美国，无以谋生，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当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这个小图书馆，同北京图书馆乃至北京大学图书馆都是不能相比的）。两年后以“名誉馆长”的名义被“光荣”解职。他仍客居美国，主要从事研究和讲学的活动。一九五八年回到台湾定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直到他的晚年，还应当说是属于中间势力”

在美国和在台湾，胡适同国民党相处得并不愉快。

胡绳晚年论胡适，有一个新论点，就是认为“胡适，直到他的晚年，还应当说是属于中间势力”。没有展开论述，只举出一个事例，即“直到晚年在台湾还因批评国民党受到围攻”。

这是说的怎么一回事呢？大概指的就是《自由中国》的事。

《自由中国》是胡适赴美之前，雷震同他商量，发起创办的一个杂志。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台北问世，胡适为发行人，并刊出胡适所写的本刊《宗旨》。胡适还不时在上面发表文章，一九五四年在一篇文章中还攻击社会主义是“到奴役之路”，并对他一九二六年说过“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表示当众忏悔。可见此时胡适和《自由中国》思想的一面。另一方面，胡适和《自由中国》又反对国民党专制，压迫言论自由。一九五六年蒋介石七十岁，“婉谢祝寿”而“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自由中国》出了一个“祝寿专号”。胡适写了一篇文章，建议蒋介石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这种委婉的建言，竟引起台湾当局震怒。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其《特种指示》中说《自由中国》“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曲论调”，在其《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小册子中说“有一知名的学者”发表向政府争言论自由的文章，“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的帮凶”。这情况同当年《人权论集》引起的围攻，几乎如出一辙！

胡适回台定居后，主张知识界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反对党。一九六○年胡适又发表意见，不赞成蒋介石修改宪法，连任第三届总统（宪法原来规定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一届）。对于雷震的组党活动，胡适也予以鼓励。可是，###即将组成之前，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逮捕雷震，罪名是“文字叛乱”和“知匪不报”，《自由中国》因此停刊。这对胡适是很大的打击。他憋不住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并表示愿出庭作证，证明雷是“爱国###的人”。胡适求见蒋，蒋不理，在不谈雷案的条件下，蒋见了他，他谈世界形势，还是提到雷案，说在国外反响很不好，使他实在见不得人。蒋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两年间，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震），不相信我们政府。”听了这话，胡适很惶恐，连忙表示，十一年前到美国时他说过“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至今没有改变。这才把气氛缓和下来。这和当年争人权受压后妥协的情况，也可以说是几乎如出一辙。

作为《自由中国》一案的背景，美、蒋、胡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如何，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曾有一篇弃而未用的文稿，怀疑胡适仗美反蒋，余威还在，对这个判断应该怎样看待，胡绳谈话中没有涉及，我在《毛与胡适》和《毛泽东说可以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中讲了一点，也不算讲清楚了。

总括一句，胡绳晚年谈话论胡适，中心的思想是认为胡适也可以列入中间势力，包括他的晚年。胡绳说：“在思想文化方面，中间力量也具有两面­性­。抹杀他们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贡献是不对的。即使是胡适派也是如此。”胡适“最大的毛病是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说问题出在‘五鬼闹中华’，但他坚持反对复古，实际上是反封建（虽然他不承认‘封建主义’这个名词），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同他联合”。

胡绳晚年论胡适(6)

胡绳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讨论问题的。二○○○年三月五日胡绳给吴江写了一封信，关键的一句话是：“胡适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还应大大提高。”这是胡绳最后论胡适的话。当然，这是站在纠正前人对胡适地位评价不足的立场、站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论的，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站在自由主义立场来论的。这一点，我在《胡绳琐忆》之五《胡绳论胡适》中已经讲过。

最后，还要说明一下，我在《毛与胡适》中说过一个意见：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评价，同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评价，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后一方面往往左右着至少是严重地影响着前一方面，在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这样。现在做历史的研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政治纠葛，由于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色­彩就没有原来那么浓烈了，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一方面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就加重了。

其实，胡绳论胡适属于中间势力，不仅从政治上立论，而且从思想上文化上和学术上立论，甚至更重要地是从后一方面立论。不过，胡绳晚年谈话所举事例，多属于胡适的政治立场。这篇文章也只能如此。从后一方面再加展开，不是这篇文章所能承担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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