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清楚地记得那第一晚上的孤独，感觉到自己飘浮起来，踩不到地。在悲伤的海洋中，妈妈手缝的被子就如一个救生圈。我止不住涌出的眼泪，我也停不住想家里人——现在正是他们晚上一起快活的时候，也许是爹在讲简单的故事，娘在缝衣服，哥哥们在玩墙上找字的游戏……我强迫自己停止回忆，但做不到。我抓住被子的手不能放松，也不能不闻到自己家里来的味道，难以承受的思乡病如一片无情的黑蒙蒙大海，我被拋在当中，没有任何救生圈。我正在抓紧的救命稻草不管用，我正在一点一点往下沉，往下沉……一连几月的许多个晚上，我都是紧抓住娘的被子哭着睡去的。

那是我第一天晚上离开亲人独自睡。我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只小鸟飞回家乡，再次和家里人一起睡。睡在父母炕上，弟弟的臭脚旁边，哪怕一天也好！那晚的痛苦是那么的强烈，我隐约地知道同学们从餐厅里回来了，为了不让他们看见我流泪，我就假装熟睡，将整个头埋进娘手缝的被子里。

第二天早晨，我又被现实惊醒了，我所熟悉的做早饭的烟雾味和娘亲切的声音都没有了，代替的是震耳的起床铃声。我抬头看周围的环境，记起昨天晚上的情景。我并没回到自己家里，我依然在这孤独陌生的外乡。

学校的每项活动都要响铃，速度和效率都非常重要的，严格的命令、纪律、章程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我们五点半就起床，将被子叠成军队的样式，然后刷牙。刷牙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奇怪的、不舒服的体验，我在农村没有刷过牙，我得看着别人如何刷，才跟随着学。洗脸时，铃又响了，这次铃是叫我们五分钟内去外面场地集合报到。

我们后来知道这是每天早上的程序。每个班长要报告每一个学生都到齐。我们排队到附近的田野上跑步半个小时，天天如此。我非常喜欢早晨的新鲜空气，但开始时很不习惯，因为我睡意正浓。

早饭是在七点十五分开始的，粥、馒头和咸萝卜，从来没有见到白薯­干­，如果幸运的话还有­鸡­蛋。

那天吃完早饭，我们去试穿芭蕾舞和民间舞鞋，我们也试穿了白­色­的背心、深蓝­色­的练功短裤和宝蓝­色­的练功长裤。老师说，这几件衣服就是今后六年我们都要穿的。芭蕾舞鞋有很小的一条皮做包头，后跟也是皮制的，其他部分是布的，可以长时间不磨破。如果破了，只要换皮，所以一双鞋可以穿很长时间。深蓝­色­的短裤上下都用橡皮筋带棚住，穿着很不习惯。

那天的老师叫曲浩。我们很快就了解到曲浩老师是中国最受尊重的芭蕾舞老师之一，她在五十年代曾受到来中国交流的苏联专家的辅导。虽然她个头小，但她是我们最畏惧的教师之一。

我最担心的一刻到了，曲浩老师带我们去鞋房试穿芭蕾舞鞋。她让我们穿尽可能紧小的芭蕾舞鞋，说刚穿时紧，但会慢慢撑开。鞋房门口迎接我们的是一个驼背男子，个子小，脑袋大，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据说他是全中国做芭蕾舞鞋最好的师傅。他的制鞋房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排又一排的芭蕾舞鞋，包括头很尖的鞋。桌上一摞摞的布和皮革，地上一桶桶的胶水，靠墙的工作板上有几架老式的缝纫机，整个房间看上去拥挤不堪。我的眼睛马上盯在一排尖舞鞋上，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把脚塞进这些又紧又小的鞋子，这是我最怕的。

“男孩子先来，”曲老师大声喊道。一个跟着一个，我们试穿芭蕾舞鞋。鞋子很小，把我的长脚趾挤得很难受，我无法想象再去穿尖头的鞋会有多痛。

“好了，男生结束了！你们都可以出去了。”曲浩高声喊起来。

“那个脚尖鞋呢？”我问。

“什么脚尖鞋？”她皱起眉头。

“我们不是还要穿脚尖鞋吗？”我又问。

她看了一下我，然后和制鞋师傅大笑起来，“只有女孩才穿脚尖鞋！”她咯咯地笑着说。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从此我不用如我­奶­­奶­一样走路了！但是我远远想不到，曲浩老师让我穿的小小的平底芭蕾鞋仍然对我的脚趾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

那天的整个下午，我们都在为将开始的训练做准备工作。北京舞蹈学院因为江青首长的关系，成了中国最有声望的舞蹈学院，而且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个全额奖学金的学校。国家承担教学、伙食、住宿、训练服装等一切费用。不过家里还要提供日常的衣服和被子。在舞蹈学院内有一个小店，供应日常生活用品如肥皂、牙膏、牙刷和零食等。江青专门请军队上的人当学院各个部门的领导，这些人就是我们说的政委，不仅我们学生惧怕他们的威严，就是我们的老师们，也要对他们陪上不同寻常的敬畏。他们有绝对的权力，成为学校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最大官员。

我查看了一下第二天早上的课程表，第一堂课是芭蕾舞，接下去是京剧课和中国民族舞。每天早晨都有芭蕾舞课，其他课程轮着换，午饭是１２点钟。１２：３０—２：００是中国人习惯的午睡时间。２：００—５：３０是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如算术、语文、历史、政治、地理和江青的文艺理论课。从５：３０—６：００是我们晚饭时间。晚饭之后有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或者练习芭蕾。我们当时并没想到，政治学习后来一直占满我们的晚上时间，而且持续了整整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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