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离毕业只差几个月时间了。一个周六晚上，老师们在四楼最大的那个教室里举行了一个舞会，一些毕业班学生也允许参加。

这不是一般的舞会，是个华尔兹舞会。来宾们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长裙，其中很多人我根本不认识，甚至文化部的官员也来了。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奇怪的东西，圆圆的，银­色­的，看上去像个地雷，慢慢旋转着，折­射­出千百种­色­彩和变换不定的光影。真是太­棒­了！我们都着了迷，兴奋不已。男士们姿态优雅地将女伴引进舞池。萧老师成了当晚的明星，好多女孩子为他的翩翩舞姿倾倒。

我站在一旁看别人跳了一会儿后，鼓足勇气邀请一位老师和我跳华尔兹。那位老师把基本步伐演示给我看，还告诉我，华尔兹舞应该由男伴领舞。我和她试着跳起来，但我总是踩到她的脚！结果，那晚我说了无数声“对不起”。

头一回跳华尔兹，尽管我跳得很糟糕，却很开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如此美妙浪漫的音乐。我想，要是在江青的领导下，我们根本不可能听到这样的音乐。在她当权的时候，任何一种类似华尔兹的东西都会被认为是腐化人心灵、影响极坏的东西，是会和其他“西方垃圾”一样被严厉禁止接触的。但现在不同了，这种自由的感觉清新而又特别。

其他方面也发生了改变。我们开始能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外国电影，电影中有男女恋爱的称为“爱情电影”，只要有一个亲嘴镜头，就被称为“黄|­色­电影”。同学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溜进戒备严密的剧院中去，就为了看那些“黄|­色­电影”。那时，有的学生自己动手做假电影票，还从学院的化妆室里偷假发和假胡子乔装改扮。一旦混进了剧院，我们就会想方设法留在里面，接着看下一场。我们会躲在落地窗帘、大门和舞台的屏幕后面，甚至藏在厕所里，只要能看到那些电影，要我们怎样都行，多年与西方文化的隔绝和­性­压抑似乎找到了宣泄口。

一天，“土匪”弄到几张撕成两瓣的废票，仔仔细细把它们粘接起来。于是，我们稍微染白了一些头发，看上去老一些，用这些假电影票成功混进剧院。昏暗的剧院里人山人海，两边的过道里都挤满了人。“土匪”和我钻到剧院中间，坐在走道上。那天要到下午三点钟才开始排练，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看完电影再回去，可我们俩人都没有手表。

“鲁军，”我小声问，“我们怎么知道该在什么时候走人？”

“别担心，我脑子里有一个‘小闹钟呢’！”他很笃定。

我还想说些什么，但电影开始了。这回放的是部美国片，讲三角恋的。翻译过来的中文名字大概叫《伤心的离别》。一男一女两个翻译坐在屏幕前面，用两个麦克风给大家翻译。可他们的翻译不仅很差劲，还因为他们自己进入剧情而忘词，总是让观众失望，观众只好自己根据画面猜测大概的剧情。

电影里的女人五颜六­色­的花衣服使我眼花，她们和中国女人的穿着大不相同！我甚至觉得奇怪，她们穿着高跟鞋难道不觉得不舒服吗？看起来就像我的女同学穿着脚尖鞋站立一样不好受。

电影里有些女演员可漂亮了，但外国人长相看上去似乎都差不多。就是在这部电影中，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接吻的场景。我心跳加速，有点热血沸腾，甚至很想知道那会是什么滋味——在现实生活中和一个人嘴对嘴。

“土匪”的“小闹钟”不管用。电影结束时，排练已经开始。我们飞跑回宿舍，换好衣服。快奔到练功房时，我听见了萧老师的声音。我的心一沉，萧老师是我最不愿意冒犯的人。

萧老师转过身来看了看我们，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又转过身去接着指导其他学生。我真恨不得能找个地洞钻下去。我狠狠地白了“土匪”一眼，真想把他体内的那个什么鬼闹钟扯出来摔成碎片！

“存信，下节课后休息时到我办公室来，”排练结束前萧老师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