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我的劈叉也不够好。我知道，柔韧­性­对舞蹈者来说很重要，要提高柔韧­性­，只有加强腿部韧带的锻炼。一次，我在床上练习劈叉，练着练着，竟然就以这样的姿势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的双腿都已经麻木，不得不由同学帮忙把我拉起来。曾有一个老师说我的大腿太粗，凭这样的先天条件，我永远都演不上主角。听了这话，我一度沮丧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试着用塑料胶带裹缠大腿，让大腿出汗而细瘦一些。

那时，其他学生每天常规练功一次，而我则每天练习五次。我总是第一个起床，课前预练，课中苦练，午睡时加练，下午大家一起排练时再练，吃过晚饭睡觉前我还练。­干­的衣衫没了，我就赤着膊练，甚至练到舞鞋都湿透。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一天三练，自以为已经练得够狠了——没想到，你竟然每天练五次，简直是闻所未闻！”萧老师知道我这样练法吃惊极了，他严肃地关照我：“一定要注意身体。我希望你悠着点劲儿，来日方长呢！”

当时，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已经无权，邓小平成了中国的领导人。我能感受到北京舞蹈学院上上下下对专业的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之前，邓小平的“好猫”理论曾遭到诋毁，但现在，它又强势回归。在邓小平看来，使用怎样的方法无所谓，只要这种方法对中国有好处。

我们的学院来了新院长宋景清，她决定把原定六年的学期延长到七年，也就是说，我们要到1979年２月才能毕业。宋院长认为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学习政治，忽略了专业上的练习，希望我们能用这延长的一年时间专心苦练，在芭蕾专业技术上­精­益求­精­。

1978年初，我就感到了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所带来的影响，他是一个敢反对“凡是毛主席说的，我们都要照办”说法的人。政治运动和学习停止了，一些党员对此持怀疑态度，很多党外人士亦然。太多的事令中国人不明白，来不及从麻木中恢复。文化大革命已经给人留下了巨大惊骇的回忆，他们如何相信现在的新政策？

就在我们留校的最后一年中，可以开始公开练习所谓的“艺术”而不用背负类似“没有全面发展”的指责，政治上的压力渐渐消退。一些经过筛选的西方书籍、电影和表演团体开始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弄到一本外国书，看上一部外国的“爱情电影”，很快成了“时髦”。我们急不可耐地想接触有关西方的知识，有时候在一本书中看到有关两­性­描写的段落，我们会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一字不漏地抄下来，然后私下互相传阅。对西方文学，大家都如饥似渴，了解西方世界的冲动几乎成了一股魔力！

邓小平的新政策给我们学院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可一开始人们总有点不太适应，觉得怪怪的。以前例行的两周一次的共青团会议减少到了一个月一次，也没人提出置疑。是去参加会议，还是去练习芭蕾，这种冲突对我来说已不存在了。招收###员的进度放缓，党委书记的影响力也没以前那么大了。对追求物质享受，也就是从前所谓的“资产阶级毒素”，也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可能因为北京舞蹈学院曾是江青的阵地之一，受她的影响太久太深，过了好一段时间，我们才开始满心赞同地接受邓小平的新政策。然而，对我来说，这额外的一年简直就是我收获最大的一年。

我们开始接触到一些苏联芭蕾老电影，比如《石花》、《天鹅湖》，还有《斯巴达克》。我们看到了像乌兰诺娃（Galina Ulanova）、玛雅·普利谢茨卡雅（Maya Plisetskaya）这样的芭蕾明星，当然，还有瓦西里耶夫。我们甚至被允许看著名的苏联政治避难者鲁道夫·努里耶夫和西方世界最受尊敬的芭蕾舞蹈家玛歌·芳婷搭档跳舞！这些出­色­的、充满激|情的舞蹈家的形象，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读西方的芭蕾舞书籍已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罪状。我问萧老师，他是否就是我三年级那年在我席子底下塞了一本芭蕾舞书的“隐身人”。

“你喜欢么？”他笑得灿烂。

“谢谢。”我点点头。这声感谢，发自我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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