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穿过厚厚的云层，开始慢慢降落在芝加哥的机场，我看见了耸立云霄的高楼。突然间我想起在公社的路上捡到的那本破书，那故事里说的地方原来就是这儿！好奇心在我脑海中搅动，我努力把从破书上看到的和眼前的高楼结合在一起，暗下决心要好好观察一下这个纸老虎国家的真面目。

我和张卫强从飞机上下来，穿着过肥的衣服，显得十分别扭。拿到了我们的行李后，我们只能紧张地环顾四周，站在那里不动，因为除了本·斯蒂文森，我们谁都不认识。

周围的人们拿着他们的行李来来往往，我们变得越来越紧张。怎么才能认出谁是来接我们的？如果没人接我们该怎么办？

偶尔抬起头来时，我突然看见二楼玻璃窗户后面有一些人站着，其中有本·斯蒂文森！他挥舞着一个上面写着我名字的牌子，为了是引起我们注意，他跳上跳下地像一个蹦蹦球。我和张卫强欣喜若狂：本·斯蒂文森亲自来接我们！

“你好！”他说，他仅知道几句中国话。

“Hello！”我回答道，我也仅知道几句英文短语。

本问我们一些问题，我拿着词典，试着从里面指出一些词让他看到我是多么的激动，本只用高兴的点头和微笑来分享我们的兴奋，当我们不能明白他在说什么时，我们只能是一直微笑着，同时说“YES”。我的词典从此之后变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当时我已经从中学到了如：“我的天哪！”一类的几个词汇。我想，这些都是将来有用的词句。我的英语不好，张卫强比我更差，最后我还帮他翻译。

我们和本·斯蒂文森一起登上去休斯顿的飞机后，心情才放松了点。飞越休斯顿上空时我注意到下面的大地是多么的绿，它被道路整齐地分开成一格格的小方块。我们也看到许多块蓝­色­的小补钉。本说那些是游泳池，他一边说着还一边用手模仿游泳和溺水的样子，引得我们大笑起来。真让人难以相信这么一小片地区就会有那么多的游泳池。眼前看见的这一切和那时中国许多荒漠­祼­露的土地状况相比，我开始吃惊于美国的富裕和怀疑我们曾深信不疑的政治宣传。

抵达休斯顿机场后，我们见到了休斯顿芭蕾舞学院的院长克莱·邓肯（ClareDuncan）和两个休斯顿芭蕾舞团的董事会成员：一个长得很高，说话温柔的男人普莱斯顿·弗雷泽（PrestonFrazier），一个中等身材，大声讲话的男人理查德·侯利（RichardHolley）。他们给了我和张卫强每人一小束德克萨斯州本地的花和一顶牛仔帽。我和张卫强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否应该接受这些礼物。我们显然都不应该相信这些美国人。也许是因为我的政治职务高于张卫强，我被指定为两人中的负责者，最后我勉强地告诉张卫强我们可以接收礼物。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别人送的鲜花。

美国人高兴的微笑更使我们紧张，这完全是我们预料之外的！这里一定有点不对头！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在他们笑容背后肯定有隐藏的­阴­谋！我默默地告诉自己：他们的­阴­谋不久都会暴露出来的！

如在飞机里一样，飞机场出乎意料的冷。我想出发前关于休斯顿天气炎热的信息显然是错误的，幸亏我们穿了夹克衫。但是令人愉快的冷气没有持续多久，一走出机场立刻感受到一股极潮湿的热流，就像条又热又湿的毛毯包裹着我们，连呼吸都困难起来。休斯顿芭蕾舞团的董事会成员之一，一位被本·斯蒂文森介绍称为佩蒂·娄·贝丽斯（BettyLouBayless）的女士，引导我们进她的车。佩蒂是一个说话温和、面容亲切的高雅女士。她的小汽车很舒服，很安稳，里面有很凉快的冷气。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小汽车，如此的奢侈在中国只可能是政府官员享有，我觉得受宠若惊，抑制不住心里的兴奋。

当我们经过休斯顿市中心的时候，看到到处是现代化的办公大楼的壮观轮廓。我私下在想，如果休斯顿看起来都这么繁荣，那么纽约和芝加哥又会是怎么样呢？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当时政府的宣传在我们心中留下的关于美国黑暗、衰弱、萧条的画面，替而代之的是我看到的摩天大楼，宽敞­干­净的大街，绿­色­而又秩序井然的环境。我知道对我们外国客人他们可能会在面孔上伪装兴奋感，但是他们不可能只是为了增加外国人的好感造这些建筑啊！我迷惑了，一些人欺骗我们说美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中国是最丰衣足食的国家。显然这是颠倒了，但是我仍然确信我最终会找到许多我可以证明美国不如我们的东西。

我们开进了一个有围墙和安全门及保安的公寓区。我和张卫强被引进一个大移动玻璃门，我惊异地张大了嘴巴：我面对一个极大的房间，漂亮得令人难以置信：浅­色­的墙，沙发、椅子，还有镜子，巨大的镜子，灰棕­色­的地毯——柔软而有弹­性­。左边是一个厨房，我的下颚拉得更长了：一个电冰箱贴墙站着，和我一样高，但有我四个人那么宽。还有一个电子炉和两个水池。厨房里还有其他许多我想象不出来做什么用的电子产品。厨房很大，墙上和柜台下有许多木制的小橱。西方人能造出不可理喻的东西，他们是否还会发明一个厕所里的机器人来帮他们擦ρi股？我不断地受到新的震动，对我而言，许多东西都是新鲜的，就连空气闻起来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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