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休斯顿十一个月了，但我与伊莉莎白的秘密恋情仅几周而已，我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学习上。

我当时正和苏珊在排练《海盗》中的一个双人舞。一天，我们正在做一个新的尝试——托举。在排练临结束前，我正单手将苏珊举在空中时，突然感到肩关节肌­肉­痉挛，右臂骤痛，我不得不用另一手接住苏珊往下坠的身体。刹那间，我眼冒金星，除了剧烈的疼痛之外，什么也感觉不到。

本·斯蒂文森和苏珊立刻关切地扶我到演员休息室，从冰箱拿出一袋冰块捂在肩膀的关节处。我想是关节脱位了，可能还撕伤了筋骨和肌­肉­。但我不想去看医生，不想让本觉得很严重，让我停止跳舞。

我的肩膀肿了好几天，为不让他们发现，我就穿长袖衬衣遮盖受伤部位。我的托举自然就走样，于是我不得不编些不同的理由。同时，我的左脚跟腱也开始发炎，于是我将重心移到右腿，很快，右小腿也开始痛起来。我知道这是工作量超负荷了，继续练下去可能会加重病情，但我也知道只有更加刻苦才能接近巴诺西尼考夫和瓦西里耶夫的水平。绝不能让伤痛拖了后腿。

在《海盗》独舞中，本已经为我编了一串六个连续空中双飞转，而且这一高难度技巧的组合又放在我独舞最后结束时的重要部分。我刚开始练习时，连一个双飞转都做不好，更不用说连续六次！每次我腾空离地后，就在空中弯成如烤虾的模样。

“不能让你因此受伤，”本说，“如果这个太难，我们可以换一种”。

“不用！本，请你给我几天时间。”我请求他。虽然伤痛是我技巧不佳的主要原因，我仍为没能将他脑子里的设计要求做出来而生自己的气。周末马上到了，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从一个演员那儿借来教室钥匙，两个整天都把自己关在里面。我练习了每一个动作，细细地分析了每一个细节，从起步抬腿的角度到落腿的速度，从时间的控制、协调到重心的掌握……所有该考虑的地方我都一一检查。

各处的疼痛加重了折磨，但是我还记得萧老师关于芒果的那段话对我的启发，我希望品尝到每一层的味道。我练啊练，一次次地摔倒，但是我不肯罢休，又一次一次地继续练下去。只要我稍微闭上眼睛，脑中就出现那个百折不挠的弓箭手形象。

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终于突破这技术难关：出腿到位的第一步之速度和角度是这一动作的解秘关键。我兴高采烈，深深相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海盗》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我的一组空中双飞转和高难度的单手托举都完成得很漂亮。首场演出后，观众掌声不停，要求“Encore”（再来一次）。我当时不知“Encore”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准备，而且舞台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换下一场的布景了。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本手里提着麦克风匆匆走上舞台，站在大幕前向上千名观众宣布，他已经得到中国政府同意，让李存信留在休斯顿更长时间，同时宣布提升李存信为休斯顿芭蕾舞团独舞演员。

“这是不是一个梦？”我想。中国驻休斯顿的副总领事张宗绪那天也在观众席里看我演出，他非常自豪，说我为中国人民争光了。他还告诉我，他会给中国政府部门写一个很好的报告，也会尽全力让我在美国的学习能够延长。最后文化部果然延长了我五个月的时间。此时美国的演员工会也同意晋升我为独舞演员，虽然那时我还不是美国演员工会的会员，甚至连美国绿卡都没有。

那次演出后，我成了休斯顿市的名人。经常在餐馆、商店、街上，甚至在停车场被人打招呼，拉住签名。我对此很不习惯，面对这种突然成名，我仍将学业放在首位，我有更高的目标。

我的伤慢慢好起来，此外生活好像什么都没有变化。我和张卫强继续住在本家中，我仍秘密和伊莉莎白约会。因为不能经常与她见面，我越来越觉得沮丧，同时还感到心虚内疚，觉得自己的做法辜负了本和中国。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没有爱上伊莉莎白。爱情和内疚两种情绪天天缠绕在一起，我觉得很憋闷，但只能忍受。我不能告诉家人和朋友，因为这可能将对方置于危险的境地。唯一的选择就是保持秘密。

很快就到了1981年4月，不到一个月我就要回国了。休斯顿芭蕾舞团计划首次到纽约演出，我和张卫强也在演员名单中，我被安排演第二组的王子角­色­。著名编导约翰·克兰科（JohnCranko）的这个《女人和小丑》芭蕾舞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临出发前一周，本突然间把我安排在第一组中排练。我晕头转向，几乎不敢相信。

王子的第一个亮相是在上流社会的舞会上，我必须进入舞台正后方，从两边静默恭候的宾客中迈步出来，但迈出的这几步路，对我来说就像走在烧红的煤球上，一举一动都觉得别扭、笨拙。

“李，你太甜美了！”本马上将音乐停止了，“回去重走，我要看到更多的傲气。”

我羞愧得浑身发抖。我二十岁了，却仍对何谓傲慢的王子一无所知。本让我一次又一次重来，当我们终于继续到下一段舞蹈时，我的练功服全都湿透了。

付出终有回报，我慢慢放开了，到了后来还很喜欢刻画这位目空无人的王子。这样的角­色­在社会主义中国会被塑造成邪恶的，而在这里却要描绘成骄傲的，角­色­上我做了巨大的认知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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