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带到一个会客室。本、克莱尔·邓肯和剧团律师杰克已经坐在那儿了，张副总领事也在场，他的妻子是翻译，另外还有几个领事馆官员在场，唯一缺席的是总领事。

我惊讶地看见我的朋友张卫强也在场，他看起来紧张不安，当我们目光相遇时，他很快转开视线。那时大约晚上六点钟，本、克莱尔和杰克都穿着礼服，显然已准备去参加当晚在路易莎家的告别酒会。

我看了一下会议厅，此前每个周末得来领事馆汇报的时候我来过这儿。四方型的大房间，四周墙上挂着黑白­色­的中国风景画和中国书法。房间的中心放了些沙发和椅子，可以看出临时移来不少椅子。我外套的胸前还别着劳瑞送给我的“不要让火­鸡­击倒你”的胸章。

房间里的气氛很紧张。主人指示伊莉莎白和我坐下。领事馆的人看上去轻松自然，十分友好，但本看上去明显怒气冲冲，他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来茶和饮料，他们谈了许多题外的话，也谈到中美正在改善的两国关系，查尔斯和我都觉得很费解：竟然没有一个人谈谈今天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领事馆官员的主要目的好像是让大家聊得痛快。我简直承受不了这种焦虑，害怕得发抖，全身冒汗。

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有一个官员站起来，请查尔斯和杰克到大厅另一边的房间谈话。我很想让查尔斯留下来，但他给我一个自信的神­色­，后来他告诉我，当时他认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是我的律师，杰克是休斯顿芭蕾舞团的律师，以为他们会就我的处境进行严肃的谈话，并避免让其他人听到这种法律谈话的令人不快之处。

但对于留在房间里的人来说，感觉上是领事馆的人故意延长聊天时间，分散人员，他们一次次地将美方人员请去其他房间谈话。

消失了一个，又消失了一个。我抓住伊莉莎白的手，每一个人被请出房间时，我的手就不由自主地抓得更紧一些。很快房间就剩下克莱尔、张卫强、伊莉莎白、我和另两位领事馆官员。

最终，张副总领事要求除了我以外，全部人员到另外一间房去，他希望和我单独交谈。

伊莉莎白拒绝了。

我们请求克莱尔和张卫强不要走，但两位官员将他们推出门外。就在这时，另外一扇门打开了，四个保安人员冲着我和伊莉莎白跑过来。

我们惊叫起来。克莱尔和张卫强回头看到也惊叫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