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芭蕾舞的爱始终不渝，休斯敦芭蕾舞团变成了我的家，剧团的演员就是我的家人。我珍惜每一天和每一场演出，把它们视为我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场。我虔诚地把本作为指引者，激励自己，铸造自己。

那一年，日本举办国际芭蕾舞比赛。我听说中国首次派代表团去参加，就向本提出请求去参赛，而且代表中国。但因为我们的演出日程已经排满，本不同意。

几个月之后，我又请示去参加在美国密西西比州杰克森市举办的世界芭蕾舞比赛。这比赛相当于芭蕾舞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很想去鉴定一下自己，更主要的是我告诉本，我想代表中国。作为中国舞蹈者我欠中国、至少欠我的中国老师们一份忠心。

本认为这是一次显示休斯顿芭蕾舞团的好机会，决定派出四位演员参加这次比赛，我是其中的一位。我自豪地在表格上登记为中国公民，这是报答我所有老师的办法，特别是萧老师和张旭老师在芭蕾舞上所给予我的一切。我也想为本和中国争光。

全世界各地共有七十多名演员来参加这次比赛。作为一个独舞比赛者，我必须跳六个独舞，而我们只有三周的准备时间。本每天为我们排练，使我很受鼓舞，得奖与否并不是最重要，而和本密切的合作才是舞蹈生命中最愉快的。

在比赛报到时，我万万没想到，虽然比赛委员会同意，但中国代表团拒绝了我代表中国的要求。尽管我有中国护照，他们不认可我是一个中国公民。更使我伤心的是，前来比赛的我以前的老师和同学都被告诫不准许与我接触。我那么兴奋能见到这些亲切的面孔，却想不到自己已成为他们的敌人了。

我几乎被击垮了，真想马上一个人回休斯顿，但是比赛委员会的主席告诉本，虽然我还不是美国公民，他们允许我代表美国参赛，我就这样留下来了。但是每当见到我的中国老师和同学们，包括张卫强在内的朋友们，我总是努力控制住眼泪。他们在整个比赛过程中都回避着我，虽然我心里明白他们都是因为上级命令而没有，但却无助于消除我的苦恼和伤心。有几次，我听到他们中有人称我“叛徒”和“王八蛋”，我装着没听见，但私下里，我总是掉下眼泪。我真后悔自己要求来参加比赛。代表中国？多么天真啊！比赛的那段时间里，半夜醒来我往往发现枕头都被眼泪打湿了。

第一轮比赛时，我思想集中不起来。《睡美人》中的“蓝鸟”独舞结束时，手碰到地了。为此，我很勉强地进入了第二轮。我知道我跳得很糟糕。“你看到他ρi股落地的丑态吗？”我听到身后传来一句中文，周围有人大笑起来。

第二轮比赛需要跳两段现代独舞。但此时我的右膝盖已经肿起来，脖颈肌­肉­拉伤，左腿跟腱也撕伤了，我还要面对中国同事的嘲笑。第一轮结束到第二轮开始，我只有两天时间养伤和消减­精­神压力。身上的伤可以治疗，但­精­神上的痛苦就难了。本和休斯顿芭蕾舞团的同事都注意到我排练中的水平下降。我绝望地在内心寻找勇气的源头，不断问自己：你想不想和中国的同事对换位置？我想到父亲讲的那个寓言，小青蛙困在深井下时，是多么想跳出来啊！我开始明白——只有一个人可以决定比赛的答案：那就是我自己！

第二轮的比赛比我原来预料的要好多了，我开始找回了勇气。但是，正在我恢复信心的时候，第三轮比赛之前，一个上海芭蕾舞团来的著名演员林建伟突然消失，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谣言传出来，说他的“叛逃”是得到我的帮助，我和中国代表团本来已经紧张的关系一下子就更恶化了。更使我不安的是联邦调查局来接触我，说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派来五个人，正在赶往比赛场地。联邦调查局认为我的处境很危险，建议我马上离开。

“不，我不愿意离开！”我对本说，“如果我离开，会更让人怀疑我。”

“李，情况很严重！”本对我说。

“不，我绝不离开，我要比赛到结束！”我说。

于是，为了最后几天的比赛，每时每刻，本或者休斯顿芭蕾舞团的某个同事总是和我在一起。我们搬出了原先住的比赛村，住进了一家宾馆。我们约定了秘密的敲门信号，气氛十分紧张，但即使这样，联邦调查局仍认为不能保证我的安全。

在第三轮比赛之中的间隙，华盛顿中国大使馆来的五个人之一要求和我会谈。没想到他就是我出国以前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长王子成先生，他直率地要我回答：是否帮助林建伟叛逃？我告诉他林建伟的失踪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虽然王子成先生当时没有明确表态，但我感觉到他是相信我的。

出乎我的意料，尽管我在比赛中遇到那么多不顺利和伤心事，还发生了“协助叛逃”的新闻，我仍然获得了银牌。那次比赛男演员中的金奖空缺。中国队最好的奖是张卫强得的一块铜牌。本得到编导金牌，休斯顿芭蕾舞团主要演员珍妮获得女演员金奖。

我高兴极了，不仅是因为我本人，也为中国芭蕾舞，因为我内心深深知道，没有萧老师和张旭老师给我的教育帮助，我就不会有今天。我暗暗地对自己说这银牌是属于萧老师的。我还清楚地记得萧老师说过，我继承了爹娘的人格力量，帮助爹娘的办法就是成为最好的舞蹈演员。我后来才知道我的出走，给萧老师和张旭老师都带来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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