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萧老师一定会为我这个奖激动和高兴，而且他也一定会将他的自豪埋藏在他内心，因为我当时仍然是个“变节者”，属于“中国的敌人”。

比赛结束后的几天，林建伟失踪真相终于曝光。林建伟在德州弗特渥斯市的一位芭蕾舞教师帮助下，公开宣布要求政治避难。我终于洗涮­干­净了。私下里我对此感到高兴，因为这个上海舞蹈新星也跟我一样自由了。对有的艺术家来说，追求艺术的自由是最重要的。但我也为中国芭蕾舞难过，因为仅仅在一年中，先后失去了两位芭蕾舞男演员。

我问自己：什么时候才可能不需要“叛逃”，就可以实现在西方学习艺术的机会？还有多长时间，艺术上的政治压抑才会消失？我不知道答案。我以为自己看不到那一天了。

用比赛的奖金做抵押，我买了第一幢房子。这座休斯顿市海兹区的房子又破又旧，但它离休斯顿芭蕾舞团大约仅五分钟车程。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蚂蚁叫白蚁。买来后才发现，这座房子自从1940年造好后没修理过，墙四周还有很老的胶合饰面板，地毯是磨损而又有霉味的灰绿­色­织品，客厅的墙上有一个小空调正往下滴水，使得一根支撑木梁已经烂掉了。房顶的木瓦也需要更换，天花板上都是漏水渍印。房子的地基木被白蚁啃食已经倾斜，里面的电线老化，水管锈蚀斑驳，污水管有多处破裂，蟑螂和老鼠四窜……真是一塌糊涂。

但是，我不在乎，我为自己的第一幢房子自豪，最起码我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个梦想。突然间，在西方世界，一个中国农民和前红卫兵变成了“地主”。我远远想不到买一幢房子变成一个“地主”是如此容易。

休斯顿芭蕾舞团的同事们都来帮助我修理房子，我的家很快成为团里同事们休闲聚会的地方。我的房子被整修得天翻地覆，用后来的眼光来看，我当时应该将房子拆光，重新盖一幢。但当时我对一幢木头房子没有任何了解，青岛老家的房子都是用砖和石块盖起来的。虽然这房子给我带来很多困难，但我仍然快乐，因为这是自己的房子，我常请朋友到家中吃饭。本有次在别人面前开玩笑说：“共产主义造就出成功的资本家。”我还考出了驾驶证，买了一辆二手丰田车。对于这一切，虽然我有一些成就感，但是我总想到家里人，想到公社，想到贫穷的村庄，家乡简陋的房子，爹娘看到有自己房子的我，会如何想？更不用说我的汽车和我的富裕生活……我为拥有那么多而感到内疚。

在我成为独舞演员刚一年后，本就将我提升为主要演员了。我的名声慢慢地也在美国和国际上传开了，我在梦中也远远想不到会取得今日的成绩。但我仍不满足，我知道我还会继续进步，什么水平都是可能的，因为我已经有了现在的自由和条件。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一个人，当然除了唯一令我悲伤的­阴­影——永远见不到爹娘。

在1983年中旬，我见到了玛丽·麦坎蒂。我随休斯顿芭蕾舞团在欧洲演出六星期，期间我们在伦敦著名的桑德雷斯威尔斯（Sadler餾 Wells Theatre）剧场演出了两星期。在演出之前有几天空余时间，本鼓励我们去看一位澳大利亚出生的优秀女演员，她是伦敦节日芭蕾舞团的女明星。我对此很奇怪，因为本很少表扬其他团的演员，他总是认为自己团的演员比别的演员水平都要高。当节日芭蕾舞团排演本的芭蕾舞时，本教玛丽·麦坎蒂排演过，知道她相当特殊。出于好奇心，我去看了玛丽在《四支最后的歌》中的担纲表演，她的演出的确令我敬佩。紧接的第二天晚上，我又去看她演出的《灰姑娘》。玛丽的表演­性­格特别与众不同，优美、浪漫，她高水平的发挥给我很大启发和震动，我马上就爱上了她的艺术气质。

“有没有可能请玛丽加入我们的团？”第二天我问本，“她是个完美的舞蹈演员。”

“我认为她不会离开伦敦到休斯顿。”本回答。

接下去的一天，我们正在舞台上排《练习曲》的时候，我看到玛丽冲进剧场，她的黑头发在脸庞边飞舞，然后她静静地坐在舞台下看我们排练。

第一次休息时，我悄悄走下台，靠近她身边说，“你好，我叫李，你一定就是玛丽·麦坎蒂。”

她点点头。

“我非常喜欢你的演出。”我热情地说。

“谢谢。”她简单地回答。然后马上又把注意力转到舞台上的排练。

我觉得很失望，本来还想继续和她交谈下去，但她看上去没有和我继续谈话的意思。

我回到舞台上，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了伤。在女孩面前我一直十分害羞，而且需要鼓足勇气去和她们交谈。在我离开伦敦之前，没有机会和玛丽再次见面。但是玛丽美丽的舞蹈却常常在我记忆中浮现。

我第二次和玛丽·麦坎蒂见面已经是十八个月以后的事了。我们回到休斯顿之后，就开始排练那一年的主打节目《睡美人》，那是本亲自改编的。本在皇家芭蕾舞团当演员期间和世界芭蕾舞明星玛歌·芳婷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玛歌在本早期改编的几出戏，包括《睡美人》中跳过主要领舞者。她对本的编舞十分敬重，本也定期请她来休斯顿给我们排练，这次排《睡美人》她又来了。我自从在中国第一次见她的录像，就对她十分崇拜，简直不敢相信能与她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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