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中国前，我和玛丽必须在休斯顿完成五月份的演出。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准备了五个箱子的礼品，还要先从香港安排托运两台冰箱给我家里。玛丽不明白为什么要购买如此多的礼物，在她看来，给钱是个更好的办法。但我认为送礼是中国文化风俗的一部分，按老习惯办吧。

想到将见到我的每一个兄弟、叔叔婶婶和朋友们，特别是在北京的朋友，土匪、萧老师、程祥军和吕丰田等，我就焦虑不安。这些我所爱的人已经在我的梦中九年了。现在，我的每一天都漫长如月。我心中的急躁在滋长，我试着用冥想来转移，但仍然难以熬过那漫长的一天又一天。

通常在飞机上我能毫不费力地睡觉，但是回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旅程。上下眼皮间如有个小弹簧似的，每当我想合上时，它们就突然再次张开。

我已经早早把每个人的情况告诉给玛丽，谁是谁，对我来说是如何的重要，玛丽仍旧一遍遍地问我，她兴奋的程度和我一样。旅途上我们睡得很少，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仿佛是注­射­了兴奋剂一样。

1988年6月3日，时间大约在晚上七点钟，我们的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了。那是初夏的季节，天气还很暖和。我的结拜兄弟土匪和我的小提琴手朋友吕丰田到机场接我们。他们站在取行李处等我们。我急促地迈上前，我们都很激动，眼里含着泪，手早早就前伸着想握住对方，这是中国人公共场合见面的形式。但在最后一刹那间，我将他们拉进怀中，我们拥抱起来，扑在对方肩头呜咽。

“太久了。”最终，“土匪”咕哝着。

我没说话，只是紧紧抱住他。

我想说的东西太多了，但没有词可以表达我的喜悦。九年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这一刻。

北京机场和1979年我离开时差不多，但华丽多了，也扩大了许多。我们拖着行李走上小巴士是已经晚上十点了，但机场仍旧人山人海，排成长队的计程车运送着旅客。真的变化大啊！我想，当年我离开时，大多数中国人是与航空旅行无缘的，计程车更是少见。

我们的小车在昏暗的路灯下开往城里的一家宾馆，“土匪”已经给我们预订好了房间。我们不停地聊天，心中有问不完的问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九年的事在两小时的车程中讲清，短暂的间歇中，我还要给玛丽当翻译。

玛丽在整个行程中十分惊讶。她很难相信的是经过那么长期的相隔，我和“土匪”竟然仍有那么深厚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