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和吕丰田都已结婚了。“土匪”的妻子马杰是一家中外合资四星级酒店的经理，她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她也给玛丽翻译。吕丰田的妻子志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民间舞教师。在巴士上，玛丽、马杰、志萍三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但是，就在我们抵达宾馆前，“土匪”告诉我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国家安全部的警察想找我谈谈。

警察找我­干­嘛？我对自己说。但我们到宾馆时，他们已经在隔壁的房间等我们了，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说要单独和我谈话，但玛丽拒绝离开我，她说她听不懂汉语，没什么妨碍，于是警察让她陪在一边。这其实并不全是真话，玛丽多了一个心眼，她是可以听懂一些汉语的。

这些警察问了我许多问题，大多都是有关1981年“叛逃事件”。他们再一次问我台湾或者美国政府是否Сhā手？我严肃地否定了。他们还告诉我有两个不一致的报告：一个是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另一个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他们非常有礼貌，没有给我一点危险的感觉。但是他们说我在中国也许会有一些危险，为了我的安全，他们将提供适当的保护。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我和玛丽在北京时，每一分钟都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土匪”告诉我自从我离开以来的一切，他现在是中央芭蕾舞团的独舞演员。吕丰田和程祥军被分配到中央歌舞团，程祥军也结婚了，妻子在一家服装厂工作。我离开的时间太长了，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

坐在“土匪”和吕丰田的自行车后座上，我和玛丽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有时候我们在他们两人家中吃饭，有时候我们试着让玛丽尝尝我当年吃过的小食肆的风味。但是中国的发展迅速得让我吃惊，当年的许多地方要么关闭了，要么换了名称，到处都是繁荣的景象，我目睹到的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我真正见证了中国的超速发展。

对我而言，浩浩荡荡的自行车，被污染的空气，上百万的人流，一切也仍然是如此的熟悉。不过现在人们看上去有了更多的自由，生活也比以前快乐了。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慢慢在消退。邓小平“致富光荣”的宣传口号已经家喻户晓，被到处张贴。

我在北京仅停留几天，“土匪”成为我和舞蹈学院联络的通道。我请他帮助联系北京舞蹈学院去看看我过去的老师，第三天，终于来了回音。

这是一个夏日的早晨，我和玛丽、“土匪”、丰田一起骑车穿行在窄窄的小道上，我大口呼吸着熟悉的北京气息，每个街头角落都有零食商摆摊，他们竞相高声吆喝，吸引路人的注意。

十点钟左右，我们到了北京舞蹈学院。还是老样子，三层楼的宿舍——经常堵塞厕所的楼房，小小的窗户，八个人睡四张高低床的房间，钢铁制造的大门，一切是那么熟悉，立刻触发我许多鲜活的回忆：严格的训练，清晨5：30的铃声，陶然亭公园的晨跑，早晨的训练，高峰时间的抢厕所，在餐厅排队等餐，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和自我批评。还有那几个晚上，想求见文化部长而晚归，攀越过这大铁门……同一时刻，我还记得那两位曾帮我创造了成才之路的人物：萧老师和张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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