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和玛丽坐飞机去青岛。

我终于要回家了。隔了那么多年，我将见到我所有的兄弟，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但我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今天的新村和公社会是怎么一个样子？会有和北京一样的巨大变化吗？叔叔婶婶，堂表兄弟姐妹和儿时伙伴是啥模样了？他们会怎么看玛丽？北京的朋友们都十分喜欢她，我希望我家人对她也一样，我真希望这飞机可以飞快一点儿。

玛丽清楚地理解我的心思，整个旅程路上，她都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飞机在青岛上空下降时，玛丽说：“李，深呼吸，放开你的心，好好享受家人给你的爱和快乐。”但是我却疑惑不安：当玛丽面对那简陋的条件时，她会怎么想？

飞机着陆得很不平稳，它开始缓缓跑向一幢简易的两层楼建筑。我从机窗口向我的老家瞥了一眼。

这是哪儿？周围一切既熟悉，又不熟悉！然后，突然间，我看到了远处的一排大树，刹那间，心口被“呯”的一声重击，我想起来了，这就是当年的老机场，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曾经和几个朋友们一起来挖过煤碴！在守卫士兵的驱赶下，我丢下篮子和铁锹，在恐惧中逃跑……这二层楼的建筑就是当年的卫兵房！现在，平展的跑道已经延伸往不同的方向……童年的许多景像在瞬间涌满了我的脑海。

除了四哥，所有的兄弟都在机场接我们，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们也都来了，加起来一共二十多人。我激动地和每个人握了手，我真想拥抱他们每个人，就像和“土匪”与吕丰田那样，但我怕会让他们尴尬，这里不是北京，这里只是一个小城市。

兄弟们看上去都比我记忆中的要老。我认识了每一位嫂子。孩子们都用“六爹，六娘”的称呼来叫我和玛丽。玛丽最引人注目，连机场的陌生人都问哥哥们，那个外国姑娘是谁？“我们的弟媳­妇­。”他们一边争着拿我们的行李，一边自豪地回答。

我家借了两辆卡车来接我们回家，玛丽被照顾在一辆卡车的前座，就坐在驾驶员身边，我被推在另一辆的相同座位上，其他家庭成员都挤在卡车后面。

在开往我老家的泥路上，我再次闻到了我熟悉的乡村空气。田野里，人糞还是被作为肥料在使用，童年的回忆再一次重复。我久违了这种独特的有机肥料的气味，这气味属于我自己的家乡……我知道：真的回家了。

当卡车慢慢驶过老街时，人们点燃了鞭炮庆祝我的回来，整个村庄都出来欢迎我们。人们站在街道的两边，在我们经过时挥手。有的人我认识，许多人我不认识，不同辈份的叔伯、侄甥和他们的妻子，在我脑子里搅成一团，除了少数几个人，我根本搞不清他们合适的称谓，我只是不住地点头，笑着招呼：“您好，您好……您好……”

就在我们的卡车拐进家门口的路上时，留在家中帮娘做饭的四哥存胜点燃了一长串鞭炮。巨大的声响、火花、烟雾、硫磺味和满天飞舞的红纸片儿，与我小时候的情况是一模一样！

卡车停下来时，我们被人潮包围了。穿过人群，我看见了我的爹娘，他们和四爹、四娘一起站在家门口，显得又高兴又自豪。我冲上去，抱住娘，我握住爹和四爹的手。我正想去握四娘的手时，娘整个身体扑向我，将我紧紧抱着，“六儿啊，想死你了……”她呜咽起来。

玛丽也从另一辆卡车上下来了，大家的注意力马上转到她身上。她向我走来时，人群让出一条路给她。人们窃窃私语，讨论她头发的颜­色­，鼻子的大小，裙子的样式，鞋后跟的高低。玛丽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到我们村的第一位西方人，她的到来造成巨大的轰动。

在老家门口的凉棚下，摆了一张木制的小型方桌，差不多膝盖的高度。四周摆满了可折叠的木制小凳子，桌子中央放了一个茶壶和许多茶杯。我的一位嫂子给每个杯子斟上茶水。盘子上堆满了瓜子、落花生和高粱饴糖。我们磕着瓜子，剥着花生，我还记得这高粱饴糖就是我曾经带去过北京的那一种……几乎眼前每一样东西都浸透了往日的回忆。

现在已经是下午近黄昏时分了，太阳开始落山，给整个天空涂上了橙黄|­色­。我看着玛丽，她被包围在嫂子和侄女们当中，她们之间互相交流自然，并不需要我翻译，玛丽已经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

我和玛丽带来一些美国烟和糖果，大家传递着分享。孩子们嚼着糖果，他们很喜欢玩我们给他们带来的跳绳。最使大家惊喜的是一次成像照相机，大家相互之间看着不知所措：怎么可能这么快一下子，自己的照片就从里面跑出来了！我同时难过地发现，村里的孩子们已经不玩我小时候玩的那类玻璃球、“独腿跳”游戏，他们和美国的小孩一样，沉迷于日本的小电子游戏机——我觉得奇怪的是这种复杂的游戏在我们村很风靡，时光变得真快呀！

家里的孩子们用一个歌舞会来欢迎我和玛丽，我们为他们每一个表演欢笑。最小的从两岁到五岁都来凑数，我那个两岁的小侄女，也能跟着大孩子唱和跳，并且还能在一颗糖果和一些鼓励下再来一次。晚餐前，村里的许多人从田里­干­活回来，都把头伸入窗口，对我和玛丽看上一眼。我看他们都不好意思进来，就拉着玛丽的手到外面见他们。几分钟之内，大片的人群聚拢过来，一位老乡，我唤他作舅公的老人要求我们跳个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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