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跳一个吧，跳一个！”人群跟着鼓动。

玛丽看着热情的乡亲，和我互相对视了一眼，她迅速地点了点头。

“行吗？”我问她。

她又点了点头，“我们来一个《胡桃夹子》中的弧线托举吧。”

很快，大家给我们在人群中间腾出一块地方。我将玛丽高高举过头，又将她轻盈地翻落，如鱼般“潜入水中”，人群屏息观望，然后欢呼鼓掌，“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我再用一只胳膊将玛丽提起来，并使她在一个圈中快速旋转。村民们沸腾了。

我们回到家里，娘和四哥已经准备了满桌佳肴。房子里面太热了，于是就在前院放置了三张桌子，一张给男人们的，一张是女人们的，另一张是给孩子们的。当地产的大瓶崂山啤酒被打开，“­干­杯”声此起彼落。我的哥哥们都能烧菜，他们各自做了自已的拿手好菜。

虽然爹娘从美国回来后已经讲了不少我在美国的生活，但大家想知道得更多，我们每一次回答，都引来更多的追问。当然对玛丽和我的芭蕾世界他们所知甚少，但在那个晚上他们并不是替我这位舞蹈演员举行庆祝会，他们只是沉浸在我回家的喜悦之中。我很适应自己又回到了这“六儿”的位置，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一样。虽然我们各自的生活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们之间的爱和信任却没有变。

我家里人也连珠炮般地问了玛丽许多问题。为了敬重她，他们本希望她能坐在男人的主桌上，但玛丽尽管只能讲简单的汉语，仍坚持和­妇­女们坐在一起。她告诉爹娘，她只想被看作是家中普通的一员，不想要任何特别对待。

住宿家中和住宿旅馆之间，玛丽和我选择了前者，但我十分担心玛丽会觉得条件太差。家中仍然没有洗澡设施，也没热水。厕所是露天的一个洞，仍然和我童年时一样。虽然玛丽喜欢中国菜，但我仍然担心她能否在村里坚持三周之久。

但是玛丽勇敢地接受了一切，家里每一个人都爱她。那个晚上我尽可能地帮她翻译，直到最后因为讲得太多而失声后，玛丽才停止问我。

接下去，在我们回家几天后，当地的警察找上门来，拿去了我们的护照，我们开始猜疑忧虑起来。他们说只是拿去登记一下。我们只能期望他们在我们离开前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