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人­性­

想写这个题目，有赖于我当过知青、穿过警服，并从医多年的经历。回忆这段经历，需要把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下半叶。

和许多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少年一样，我曾经狂热地向往国防绿。比大多数知青幸运，我只Сhā队两年，因一次额外招工进了“公检法”，虽然没有马上穿上军装，也算圆了当兵的梦——那时的警服和空军服相似，仅以帽檐上是国徽而非红星为区别。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顶戴国徽似乎更为神圣。

于是，十八岁那年，我的头顶被国徽照耀着，走进了一面后来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高墙。

那墙里其实是一所医院，但因有着高墙电网和森严岗楼而与众不同。

我的警服外面罩着白大衣的警医生涯，差不多延续了二十多年，其中虽有几年在外学习，但我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却始终没有脱离这一特定环境。

一

大墙里的医院也是医院，也有内科、外科、手术室等；唯一的不同是，它独一无二地设有一个叫做“管教科”的机构。

我对人­性­最初的叩问，就是从管教科一摞摞卷宗开始的。

管教科长是一个瘦小­精­­干­、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姓吴，陕南人，复转兵，文化不高。他偶然发现我是一个­精­力过盛的无事忙，能写又快又整齐的钢笔字，便认定奇货可居，像对待任何可以无偿利用的警力资源一样，我被他开发成了管教科的编外秘书。吴科长非常­精­明，管人很有一套。“没有人天生甘心失败，‘号子’里也得争高低。”这是他能够有效管理服刑人员的全部理论基础。

在这里，住院的病人被称为“病犯”。一样的体温脉搏单，一样的病历首页，一样的病程记录，只是所有的病历夹里，都有一页案情记录。另有服刑的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从事同样的专业，但身份和待遇与我们截然不同。

高墙里面是一个小社会。几乎社会上所有的行当，里面都具备。可以这么说，在外边­干­什么，进来大多还­干­什么，比如工人开机器，农民耕种或烧砖坯，医生看病，教师授课；还有理发的、钉鞋的、修表的以及裁缝、大厨，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当时他们穿的服装用两种不同颜­色­缝制，裤腿一红一蓝，上衣中分，泾渭分明，号称“­阴­阳服”。

他们称我们为“政府”。当我第一次被人在姓后边贯以“政府”，有了一个听起来陌生、古怪的称谓时，曾极其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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