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似乎是一个面具，在我们家，作为家里人，有时他可以摘掉它。有时，我们大家也如同于布老头一样说话、行事。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于布这个角色侵犯了雅里的生活与心灵。但他还是一直那样扮演着，无论他人如何叫他，他一概接受。他在生活的舞台上如同这个人物的模子，既像麦克白macbeth，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悲剧人物——1040—1057年期间的爱尔兰国王。——译注，又像福斯塔夫falstaff，莎士比亚戏剧人物——1379—1459年，英国上尉，英法交战期间，任法国诺曼底、麦那和安汝地区总督。、高康大gargantua，拉伯雷剧作中的人物，胃口十分大。及波里西内勒polichinelle，滑稽剧或木偶剧中鸡胸驼背、尖着嗓门说话的小丑人物……在生活的重负下，他强打精神，挺直腰杆高喊“merdre”，在上流社会的沙龙，他用寻衅闹事、蛮横无礼制造轰动。此类行为更多的是出于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好斗者软弱的表现。他的一生都如同在上演一出独幕悲喜剧。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 立体主义的瓦解
这一天，在所有人心中都响起了一声晴天霹雳。
约瑟夫·戴尔泰josephdelteil(1894—1978），法国作家。
于布缺乏理智。
20世纪也一样。它刚刚进入理性年龄，便把世界带入了战争。
1914年6月28日，弗朗索瓦-斐迪南大公倒在了塞尔维亚狂热分子的子弹之下。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7月31日，德国向法国与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同日，让·若雷斯jeanjaurès（1859—1914），法国政治家、作家，反对政府的殖民政策，反对战争。遭暗杀。8月1日，法国全国总动员。8月2日，法国军队在灿烂的阳光下走出了巴黎的军校和军营，一个个身挂头盔、枪系红花的士兵，在战刀、宝剑、刺刀发出丁丁当当清脆的撞击声中，在战旗的军乐队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沿着巴黎的条条大道，向各火车站进发。重骑兵、龙骑兵、炮兵、狙击兵和步兵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同一个口号：打到柏林去！他们计划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到达那里，并且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凯泽kaiser,1871—1918年期间的德国皇帝。以同样快的速度返回巴黎。
在巴黎，人们聚集在蒙巴那斯的各家酒馆里举杯痛饮，为获得胜利祝福。开战前夕，蒙马特尔的艺术家们，为躲避战火而到蒙马特尔落脚的人们，纷纷跟随毕加索跨越塞纳河到达左岸蒙巴那斯。于是，蒙巴那斯的瓦万大街取代了蒙马特尔的“机灵兔”，成为来自蒙马特尔的艺术家们最集中的区域。他们在塞纳河的右岸蒙马特尔山撒种，却将在蒙巴那斯收获。
丁香园酒馆不再组织舞会了，因为那里资产阶级化了。茴香酒从六个苏涨到八个苏。为避免遭受镇压，画家和艺术家们从山上下来以观形势的发展。他们推开门，进入位于瓦万大街两侧的两个较大的酒馆：多姆和罗童德。前一个酒馆比第二个早开张十五年。多姆酒馆有三个厅，供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和美国人玩台球。罗童德占两大优势：一台老虎赌博机，一个朝阳的大平台。不久之后，他扩大规模，把隔壁的两家酒馆巴那斯和小拿波利丹吞并。艺术家们经常在这里相聚，为德国皇帝凯泽喝倒彩。
8月2日，瓦万大街同其他路口没有两样。只是在它的南侧，人们在组织欢送军队开赴战场的庆祝活动，罗童德内人群熙熙攘攘，而位于北侧的多姆却空无一人，德国人放弃台球桌溜了。从此以后，他们只能在国界线的另一侧耀武扬威了。直至那时，一直认为艺术没有国界的拙劣画家们，也悲伤地陪同他们的日耳曼朋友到纪尧姆皇帝召见他们的火车站去了。他们在群众的一片嘘声中走了，去了柏林或慕尼黑。
当时，社会各界都酝酿着狂热的反日耳曼情绪。艺术也无法逃脱这一法则。举办“熊皮”拍卖会的次日，《巴黎午时》发表了一篇反映人们共同思想的文章：
一些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怪诞、滑稽而且丑陋的作品卖出了天价……这样一来，我们民族艺术中讲分寸、守秩序的优点将逐渐消失，塔奥塞tannhauser，德国诗人和作曲家。以及他的同胞们将会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不需要再购买毕加索的作品，而是免费从卢浮宫博物馆搬走他们想要窃取的一切艺术品，而那些冒充高雅的意志薄弱者或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却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毫无疑问，这些人有意无意地成了敌人的帮凶和同谋。
［摘自1914年3月3日《巴黎午时》］
阿波利奈尔此时表现出了他全部的能力。他猛烈攻击罗曼·罗兰以及所有只讲和平、不参与任何斗争的和平主义作家。他为倡导和激励人们“反德”的民族情感大声疾呼。《酒精》一书出版时，他敢肯定德国人已经在连一个马克的著作权都未付的情形下，将《酒精》中的第一首诗《地区》翻译成德文。他说：
他们时刻到处掠夺，不焚烧法国教堂的时候，就盗窃法国诗人的作品。
如果没有安德烈·纪德极力鼓吹法德和解，欧洲就不会有和平。是因为从未上过战场，安德烈·纪德才成为少数和解的鼓吹者之一吗？在很长时间内，无人听他的，那个时代的法国文学直至30年代一直深深地打着雷米·德·古尔蒙remydegourmont(1858—1915），法国作家，象征主义批评家，评论作家。在19世纪末提出的狭隘爱国主义的烙印。
1917年，甚至发展到将科隆（德国城市）香水改名为卢万（比利时城市）香水、德国牧羊犬改为阿尔萨斯牧羊犬、柏林街改为列日（比利时省名）街、理查德·瓦格纳（德国作曲家）街改为阿尔贝里克-马尼亚尔（法国作曲家）。保尔·莱奥托愤愤不平地下结论说：“我希望在实现和平的时候，将它更改为胜利街。”
罗童德酒馆稍微有点儿出格：在这里，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其他酒馆强烈。部队在街头行进时，该酒馆的老板利比翁老头从早上起就在酒馆最里面给顾客们斟茶倒酒。他将长年存放在地窖里的陈酒也取出供客人享用。他穿一身很平常的灰色服装，一手掐腰，一手捋着他那八字胡须，看着部队沿着林阴大道向北走去。一些妇女在沿途的路边向年轻士兵们抛撒着鲜花。穿着黑色制服、红色裤子的军官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大家行礼致意。各部队都唱着《马赛曲》。
路过罗童德酒馆时，士兵们的歌声更加高亢，更加响亮，歌词也变了。军队与路边看热闹的人们都向一些年轻人喝起了倒彩。其实他们也同样在为进军顺利干杯，但身穿的不是军装而是五颜六色的衬衣，肤色也与我们不同。莫拉斯用更加刺耳的嗓门喊道：“外国佬滚出法国去！”
一眼就看得出来，那些年轻人的确不是本土人：他们的口音、服装、行为举止、所做所想全部证明他们不是我们本土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十分遥远的国家，而其他人与他们的习俗相似，大多数人不清楚他们到底从哪里来。他们都避开跟随部队的大量群众，有的站在人行道上，有的站在路边。
那一天，也有误会。外国佬们一个个躲进酒馆，藏在利比翁老头的幔帐后面，不是因为他们软弱无能，而是为了免受辱骂。他们不讲话，是因为他们得到他们中间的两位——意大利人利西奥托·卡努多和瑞士人布莱斯·桑德拉斯发出的命令：
法国的外国朋友们在法国逗留期间学会了热爱法国、眷恋法国，将法国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并且深深地感到十分有必要向它伸出帮助之手。
无论在何处出生，凡在这里居住的无论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工人以及一切健康的人，我们在法国找到了生存的手段，让我们联合起来，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自觉自愿地为伟大的法兰西做出我们的贡献吧。
他们之所以不讲话，是因为这一年的8月1日恰巧是星期六，他们在等待星期一到来时，去征兵站应征参军。
星期一到了。首先到达征兵站的是波兰人。他们近一千人浩浩荡荡地开赴圣多明我街报名参军。报名之后，他们手持登记证，涌向骑士广场购买上战场需要配备的军大衣、裤子、上衣和军帽。
仅仅几个星期时间，“洗衣船”的那帮伙伴们就永远地分手了，他们在蒙巴那斯的弟兄们也离开了培育他们的土地。他们都出发奔赴北方战场，为保卫将他们养育成|人的祖国——法兰西去战斗了。当时在尼斯的阿波利奈尔在那里参了军。巴勃罗·毕加索在阿维尼翁火车站送勃拉克和德朗上战场。穆瓦兹·基斯林专门从荷兰返回法国来参军。布莱斯·桑德拉斯陪同他去，还有路易·马尔古希，奥西普·扎德基恩……
8月2日，秋季艺术博览会主席、开明人士弗朗兹·儒尔丹惊呼道：“立体主义终于彻底瓦解了。”这也许既不是参了军的莱歇、洛特、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以及他们的同龄人卡尔科和马克·奥尔朗的思想，更不是拒绝参军的莫迪利阿尼和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扎拉特的思想。迭戈·德·里维拉陪同布朗库西brancusi（1876—1957），罗马尼亚的巴黎派雕塑家。、格里斯和毕加索留了下来。
藤田去了伦敦，后来又去了西班牙，最终返回了巴黎。帕森去美国之前，在英国逗留了一段时间。毕卡比亚与马塞尔·杜尚在他之前已经到达了美国。德劳内呢？他需要找个托词。有些人说他退伍是因为神经有问题。桑德拉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与他断绝了关系，于是他干脆和妻子索尼娅躲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内，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大街小巷空空如也；由于宵禁，天一黑酒馆被迫关门；布里埃舞场被改造为军需仓库；到处一片凄凉景象，没有热烈的欢庆活动，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巴黎十六区区长、索邦大学的教授和语法专家费尔南德·布鲁诺从大学辞职，专心从事区里的工作，他组织向贫困的穷人舍粥。但留下来的画家们仍遭受着贫穷与饥渴的折磨。
“蜂箱”住宅被征用，供从香槟省流落来巴黎的难民使用。原来绿油油的草坪如今成了菜园，树都被砍伐当柴烧了。冬天的一个上午，夏天经常用水喷洒房客的那位看门人上楼进了夏加尔（夏加尔于大战前夕去了白俄罗斯的维特布斯克度假，没有能够回来，1923年才回到法国）的画室，将里边所有东西一搬而空。在确认全部绘画作品都进行过防水处理之后，他满意地下到一楼。手拿画家的作品，向他那间天花板已经严重破损的小屋走去。在手脚麻利地将那些破天花板拆除之后，用那些从天上掉下来的保护物——夏加尔的绘画作品，代替了刚刚被拆除的天花板。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 战时的艺术家食堂
在蒙巴那斯我们有一些艺术家食堂，是它们使人们暂时地忘记民族的痛苦及其他。
马克斯·雅各布
巴黎处于战争时期，食品定量配给，巴黎正在遭受着贫困与饥寒的折磨。人们缺衣少食。大街上的路灯和汽车车灯黯淡。家家户户的玻璃窗户上贴着胶布，预防被敌机轰炸震碎。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灰暗、平淡、乏味、毫无生机的气氛之中。人们必须适应新形势，接受新现实，养成新习惯。民众也开始缺少粮食，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深深地体会到了向来属于穷人的命运：生活仅仅是消化道，整天为吃饭奔波，但口袋中的钱也仅够nfda4口：一份蔬菜牛肉汤15个苏一个苏相当于现在的五个生丁。，一份菠菜13个苏，一斤梨两个苏，一块巧克力一个苏……
战争中断了生活在巴黎的外国艺术家们的粮食供应。商人们离开了城市，画廊全部关门，从国外给某些艺术家的汇款无法进入法国，必须耐心等待许久方可获得一些冬天取暖用的煤球。罗丹本人不得不在病榻上挨冻，因为无人想到为他供应燃料让他早日康复。
然而，艺术家们之间互相帮助，这是老传统。从前已经有凯博特用为他们购买画布、组织展览会和送钱给莫奈、毕沙罗及雷诺阿的方式支持印象派。20世纪初，巴黎的俄罗斯人组织义演舞会帮助他们当中的穷人。1913年，萨尔蒙、比利和瓦尔诺在《诗歌和散文》杂志上宣布创建文学互助社，为无生活来源的作家们募集基金。从1914年起，马克斯·雅各布在他位于蒙马特尔的加布里埃尔街的住处经常写信给上了前线的朋友，向他们通报消息。他也经常收到前线的消息，然后他将这些消息转告在后方的所有朋友。1915年，诗人（马克斯·雅各布）也为在法国南方饥寒交迫，并且患结核病的意大利画家吉诺·塞韦里尼组织了捐款活动，并将捐到的款项汇给他。马克斯·雅各布的亲密朋友西班牙人奥尔蒂兹·扎拉特（同马克斯一样，扎拉特也曾经看见耶稣出现在他住处的墙壁上）也一样：当他发现莫迪利阿尼在画室失去知觉时，他毫不犹豫地打鼓集合朋友们将画家送往意大利的家中治疗。
在蒙巴那斯为艺术家们准备了一些食堂，由市政府给予补贴。玛丽·瓦西里耶夫在她居住的梅纳街也为艺术家们办了一家食堂。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经常能够见到长期居住在蒙巴那斯的艺术家、“洗衣船”的艺术家、接受捐助的人、战争期间乃至战后的许多显赫人物。
玛丽·瓦西里耶夫是俄罗斯人。在莫斯科结束绘画专业学习之后，到意大利逗留了一段时间，最后于1912年来到法国。她曾经短期跟马蒂斯学艺，后来在梅纳街开办一所绘画专门学校。尤吉·德斯诺斯曾经说：玛丽·瓦西里耶夫刚来到法国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她正在一条长凳上休息，不远处有一位穿着整齐、彬彬有礼、不引人注目的老先生时而拉小提琴，时而作画，而且手艺不凡，这引起了玛丽的注意。接着，老先生就向玛丽提出要娶她。他叫亨利·卢梭，比姑娘大40岁，是巴黎市商品入市征税处公务员。
玛丽·瓦西里耶夫没有拒绝他的求婚。她在他的帮助下从事绘画和雕塑，为朋友们提供慷慨的帮助，例如开办艺术家食堂，使处于困境的艺术家们能够在这战争年代起码保持免于过凄惨的生活。
有传言说1914年之前，俄国皇后经常给玛丽·瓦西里耶夫汇寄卢布，反对上述说法的人又说有人见到过她在慕尼黑散发共产党的传单。于是在战争结束时，她被怀疑在为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工作。
由于玛丽·瓦西里耶夫的食堂占地为私人地产，可以不执行夜宵命令，整个蒙巴那斯都知道她的食堂。艺术家们频频推门进入这个食堂，晚上的欢乐聚会可以大大冲淡白天盛传她有变节行为给她造成的强大的思想与精神压力。
玛丽·瓦西里耶夫食堂的墙壁上挂满绘画作品：夏加尔、莱歇、莫迪利阿尼；地上铺着略显破损的地毯；搁物架上放着许多玛丽·瓦西里耶夫制作，将要卖给服装师保尔·普瓦雷或者塞纳河右岸资产阶级的毡绒娃娃头；到处是不配套的椅子、开口裂缝的靠垫以及从跳蚤市场捡来的几百件旧物品。
吧台后，玛丽同一个女厨正在忙着为客人们准备饭菜。共有两个灶台，一个用煤气，一个用酒精。她们为每人准备一碗菜粥，价值十来个生丁，有时供一份甜点。最富有的人可以另加一杯酒、三枝普通香烟。
人们吃着喝着，弹着吉他唱着，有的人时而也背诵几首诗。他们使用的语言五花八门：用俄语聊天、用匈牙利语欢呼、用所有的语言讲笑话。当警报响起时，他们的歌声更加响亮，希望能够以此掩盖他们的恐惧心理和即将降临的危险。
次日白天，画家们到多姆或罗童德酒馆相聚。因为那里暖和，他们可以一整天都泡在那里。在这两家酒馆，他们可以设法偷窃到一天内还需要吃的东西。老板利比翁对他们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但从不做声。在战前，他的顾客常把碟子、餐具装进背包或口袋带走。艺术家们在绘画创作中可以把它们派上用场，所以利比翁从不干预，只有在两点上他十分严厉：在他的酒馆内禁止女士摘去帽子，禁止男子打开乙醚瓶或可卡因袋吸毒。其余方面，利比翁老头是个老好人的典范。他下令服务员不得要求顾客增加消费，因为在食品短缺时期，哪怕一小块奶油也许就是一个人一顿饭的价钱。为什么那里供应奶油咖啡呢？因为这是穷人家的日常饮料：一口气喝完不好，只能放在杯中慢慢品尝，不贵，还热乎。人人都可以在暖暖和和的酒馆里愿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老板利比翁甚至还到烟草店排队，为艺术家们购买他们自己无法搞到的香烟。他喜欢他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他在蒙巴那斯的所作所为，正是弗雷德在蒙马特尔所为。
“洗衣船”的大部分画家和诗人都上了前线，留在巴黎的也都到利比翁酒馆去。原来在蒙马特尔一带居住和活动的艺术家们在利比翁酒馆发现蒙巴那斯艺术家的面孔，有些他们还认识。勃拉克、德朗、阿波利奈尔赴前方作战离开了巴黎，于是马克斯·雅各布、弗拉芒克、萨尔蒙和毕加索就成为大大缩小了的蒙马特尔拉维尼昂街阵线的代表。他们接触的以下艺术家即将控制瓦万大街，并且将它武装得与昨日的蒙马特尔山同样艳丽与同样富有：波兰人穆瓦兹·基斯林、日本人藤田、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瑞士人桑德拉斯和立陶宛人苏丁……对仍然在巴黎的人、休假军人、退役军人、正在休康复假的军人来说，跨进罗童德酒馆的门，感到心情特别的舒畅，就好像将马恩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东北部的马恩省境内进行的两个重大战役。战场上的敌人追击到了世界的边缘那样令他们痛快淋漓。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 苏丁和莫迪利阿尼
我忍受着撕心裂肺的痛苦。
塞姆·苏丁
塞姆·苏丁来罗童德学习识字。当他的女教师要求他喝奶油咖啡振作精神，而他却无力支付时，总是利比翁掏钱。他以此方式参与推广普及法语的善举，同时也帮助了苏丁，后者恰好需要此类帮助。
塞姆·苏丁是所有人中间最可怜的一个：腹内饥肠辘辘，心情焦虑不安，各方面的苛求与挤压消耗着他脆弱的心灵。他周围以夏加尔为首的许多人十分憎恶他，他们谴责他性格阴郁乏味、行为举止野蛮粗俗。
苏丁在罗童德酒馆，就像《巴黎圣母院》中发着高烧的卡西莫多：在酒馆的尽头，一字一句地重复着女教师教他的词句。女教师很丑，他从不看她一眼。他身上紧紧地裹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大衣，宽宽的肩膀托着一张普通的脸，低着头，下巴贴在脖子上，脖子缩在羊毛围巾内，闪闪发光的黑发上扣着一顶破旧的帽子，躲藏在耷拉着的帽檐儿下的目光灼灼逼人。苏丁东张西望，什么都看，到处看：那是为了看谁喜欢他，谁不喜欢他，谁坑害他，谁送给他奶油和香烟。他冻得要死，饿得要命。他说：“我整天忍受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他经常翻蒙巴那斯区里的垃圾桶，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破旧衣服或鞋子换鱼或鸡蛋吃。
送饭给苏丁是给他最好的礼物。在餐桌上，他简直不是吃饭，他狼吞虎咽，嚼骨头、舔菜汤。整个脸，从前额到下巴都在吃，到处都粘满饭菜，用手擦抹之后，接着又用舌头舔吸手指，完全不顾生活中的起码规矩。
他喜爱漂亮房子，他也绝对不愿意将它搞脏。一天，他应邀到一个富有人家的私人官邸。在表示歉意之后，他离开餐桌，下到花园里找了一棵树，解开裤子对着树干就解小手。
有人问他：“为什么？”
他以令人恐惧的语气回答道：“您家太漂亮了，我不想把它搞脏……”
另外一次，他的一位画商请他到马赛的一家豪华饭店住宿。而苏丁消失了，躲进港口附近的一家为海员开的妓院过了一夜。
他喜欢拳击。一个强壮结实的运动员鼻青脸肿地被摔倒在地，引起人们的大声叫喊与咒骂时，苏丁经常不合时宜地狂笑不止。他的绘画作品过分雕琢、形象粗野狂暴、畸形过度，作品与他本人一样，十分粗俗野蛮。
他绘画不用新画布，而总是使用从克利尼昂库尔clignancourt，位于巴黎北郊。跳蚤市场买来用面包渣制作的糨糊把旧画布上的画覆盖住，然后再用。画出的结果不好（这几乎是常事）时，他用刀把刚刚画完的作品撕碎。当他给别人看作品，而来人不大加赞赏时，他同样也把它撕掉。蒙巴那斯的画家们中间流传说：任何人不得批评苏丁的作品，否则，他就当场把它们撕得粉碎。
缺少原材料时，他重新捡回撕碎的画布，用针线重新缝好再用。无疑，画出的无论是脸面还是肢体全部是畸形。不知情的人正是从他的此类作品中发现了他这个天才画家，这是多么好的讽刺啊！
他从不去现代绘画作品展览会，而是整天整天地在卢浮宫他崇拜的佛兰德斯绘画大师以及库尔贝、夏尔丹、伦勃朗的作品前度过。他在伦勃朗的作品前停留的时间最长，因为他认为这位画家是所有画家中最伟大的。他学习给作品增加亮度，以此寻求他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的光明与心灵开放。他时常低着头，目光总朝下看，双手Сhā在衣服口袋中，不停地搜索散落在周围的烟头，目光在周围寻觅着还能啃的骨头、能喝的剩酒水、可供他创作画的细节或能够引他发笑的笑料。
如果罗童德酒馆的门一开，站在门口的是莫迪利阿尼，他会突然心花怒放，脸上绽放出鲜花般的笑容。他对学习法语心不在焉，眼睛时刻盯着意大利人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酒馆的餐桌间。阿姆多与塞姆的性格脾气恰恰相反：他总是面带微笑，向这个那个不停地打招呼问好。他身穿紧身外衣、平绒坎肩，棉布衬衣束在里边，肩上长长的围巾在身后轻轻飘起。他相貌标致英俊，性格和蔼可亲，爱好消遣玩耍。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坐下，用长长的手指将面前的杯碟轻轻地推开，从衣袋中取出画板和铅笔，不征求对方的意见，就动手为他画像。仅用三分钟，他就画出一张肖像，签上他的大名，从画板上撕下那张纸，郑重其事地将它递给主人。
“送给您，请我喝一杯苦艾酒作为交换。”
他每天就是使用这种手段解决吃喝问题。
而苏丁可没有这么容易。他靠在火车站用车运送大木箱子维持生计。他完全同意莫迪利阿尼的意见：艺术家只应该从事艺术创作，只应该靠手中的笔生活。不过，莫迪利阿尼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自己的观点，而他呢，只整天地嘀咕着这一观点，听众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
当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从衣袋中取出《神奇的喜剧》（他时刻将此书带在身边)，向所有在场的消费者朗读但丁dante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神曲》的作者。的作品时，立陶宛人苏丁正在心急火燎地匆匆忙忙赶回家读波德莱尔的作品，然后独自一人去科洛纳音乐会，那里的古典音乐使他心醉神迷，沉浸在无限美妙的心境之中。
苏丁从不给他人任何东西，因为他一无所有。莫迪利阿尼也只有他的绘画作品，但蒙巴那斯的一半人都拥有他的作品。因为他不是以画换他人的酒喝，就是慷慨地将他的作品免费送人。有时，他也卖，但每幅画只卖几个苏。他的慷慨大方是传奇式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安德烈·萨尔蒙讲述说他第一次在戈多德莫鲁瓦街的一家咖啡馆拜会毕加索时，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就把身上仅有的一点儿钱给了他。
莫迪利阿尼的衣服破旧，但看上去仍然像个王子：他每天刮胡须，每天洗澡，哪怕没有热水，用凉水他也必须洗。苏丁呢？时常浑身脏兮兮的。一天，一位医生竟然在他的右耳朵中发现了一个虱子窝。
没有女人喜欢他，他很腼腆，丝毫不懂得如何讨好她们。在维尔诺时，一位犹太资产阶级年轻姑娘爱上了他。她邀请他会见她的父母。同平时一样，苏丁仍然表现得高傲自大，目中无人。席间，西红柿汁、鸡蛋黄甩得墙壁上、地毯上到处都是。姑娘的亲人们原谅了他，认为艺术家不懂得礼仪规矩，但他有其他人没有的才能。
全家人在等待他向姑娘提出求婚，而他做何反应呢?他挖空心思寻找该使用的词汇与该做的动作，但无能为力，始终找不到任何感觉。人家暗示他，为了他能够更快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意思，姑娘的父母为未来的夫妇买了一套房子，并且领他去看。苏丁只说了句：这不错，很漂亮。不过此时他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用意，但求婚的话始终说不出口。回家之后，姑娘终于决心放弃苏丁，另选他人。
后来，苏丁战胜了他的腼腆。一次，他单独与一位女服务员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他竟然敢于上前拉她的手，用拇指轻轻地抚摩她的手掌。他感觉不错，两眼露出快乐的神情，终于说了句恭维的话：“您的手软绵绵，光滑得像碟子！”
在巴黎，他也逛妓院。他每次都是局促不安地坐在等候室的红丝绒凳子上等着，女老板拍了拍巴掌，进来六个女人，苏丁看也不看她们中最漂亮、最迷人的女人，随便抱走的偏偏总是与他的绘画作品中的人物最相似的一个：她们个个披头散发，面部畸形，由于饮酒过量而皮肤潮红、委靡不振。
莫迪利阿尼却非常受女人青睐。她们被他的美貌与热情吸引，他身上的资产阶级风度得到大家的公认。他有一个儿子（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是他与一位加拿大女大学生西蒙娜·迪鲁幽会的结果。她仍然爱着他，她给他写过一些十分令人感动的信件：
值此新年之际，我将自己心底深处的温情寄给您，愿新的一年成为我们之间从思想上和解的一年……您的儿子就是我的一切，我经常抚摩着儿子的头发誓，在我的思想上从未有过任何坏念头，从来没有。我太爱您了，我太痛苦了，这是我最后的恳求……我求您正面看我一眼。我痛苦之极，求您给我一点点安慰吧！您的哪怕是少许爱情，就能够把我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摘自1961年出版的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然而，莫迪利阿尼真正爱着的是一位英国女诗人、英国一家报社驻巴黎特派记者。她有一双绿眼睛，十分漂亮、标致，时常穿黑色连衣裙，头上的那顶帽子非常引人注目，从上至下装饰着她情夫送的礼物；喝威士忌；热情洋溢、富有、文化知识丰富；会弹钢琴；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mansfield(1888—1923），英国女作家。的朋友。在那个时代，她是一位不太称职的煽风点火派人物：她为堕胎辩护。
她带着其情夫居住在蒙马特尔。他们公开相互打骂，公开疯狂Zuo爱。莫迪利阿尼心中十分嫉妒。他们在多姆和罗童德酒馆、在巴迪家和罗萨利家，都动辄打架、殴斗。莫迪利阿尼吵架时嗓门很大，特别是有人在起哄时，他变得更加疯狂。在大街上有时也扯着破嗓子唱歌，在人行道上拉着过路人跳舞。有时他还睡在垃圾桶内，清晨被清洁工赶走。
苏丁恰恰相反，必须给他灌10杯酒他才能够有点儿失控，才能同意站起来，迈上几个笨拙的舞步。他用犹太人的意第绪语唱两首歌曲后，接着坐下就号啕大哭起来。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逐渐地消气了，他笑，像个孩子似的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直不起腰来，接着变得既悲伤又痛苦。接着回家去抱头大睡，慢慢地回味刚才发生的一切。
如果过一会儿，阿姆多要求苏丁再唱，他一定回答说不会。
“那么，讲意第绪语的歌词吧！”
“我不会。”
“可是，昨天你……”
“你听错了。”
“你叫什么名字？塞姆，这不是生活的意思吗？”
“我忘记了。”
他完全忘记了。他发誓说他根本不会讲意第绪语，并且发誓说他对以前的生活毫无兴趣。他看不起他的家庭。
莫迪利阿尼是南方人。意大利的太阳比俄罗斯的月亮更加具有约束力，而且祖籍地中海边的犹太人受到了各种世界美的熏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是犹太人，他想让人们了解这一点。有时他会挥舞拳头同反犹太分子打起来。他永远忘不了自己是意大利人。在巴黎，他时刻惦念自己的国家意大利，在意大利的里窝纳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城市，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的故乡。时，反过来时刻想着返回法国。他常说在意大利他可以得到恢复，重新获得力量。然而，只要他在意大利拿起画笔，心里就十分难过。令他难过的不是别的，是惦念着法国巴黎的蒙马特尔。
当他决定放弃学业，全身心地投入绘画时，无任何人阻止他。1902年，他注册到佛罗伦萨自由祼体画学校及他后来注册威尼斯美术学院时，全家都支持他。1906年，得到父母的同意后，他带着母亲积蓄下来的一小笔钱来到巴黎。他多次回到里窝纳。莫迪利阿尼从来没有违背家里人的意志从事绘画或雕塑。
苏丁小的时候生活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犹太人区。父亲很穷，靠为他人缝补旧衣服度日。苏丁是他的第十个孩子。父亲发现他学习绘画时，动手打了儿子。他的哥哥们也持与父亲相同的意见，一致反对他绘画。父亲的心愿是希望塞姆当鞋匠。16岁时，他竟然违反“法律”为村里的犹太人教士画了一幅肖像。惩罚立即降临到他的头上：被狠狠地打了一顿之后，关进村里肉店的冷库。为了避免出现悲剧，肉店老板给了苏丁25卢布。苏丁正是用这笔钱去了明斯克。在那里，他边在照相馆当底片修理工，边上绘画学校听课。年轻的塞姆正是在维尔诺美术学校遇见了基科因和克里迈尼。多亏了维尔诺市一位医生的慷慨资助，他才得以来到巴黎。当时，他基本还未读任何东西，而莫迪利阿尼已经读过著名作家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1846—1870），法国作家，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的作品，并且已经在他家的书柜里发现了德国哲学家尼采，意大利作家丹农齐奥，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和俄罗斯革命家、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以及其他作家的著作。他的哥哥是一位社会党斗士，在当选为议员之前曾经被捕入狱。而苏丁家却无人从事政治。
直至1922年巴恩斯到之前，苏丁一直处于生活的贫困、思想的苦恼之中。而莫迪利阿尼在家庭的大力支持下，思想已经受到了多方面的启发。
莫迪利阿尼1906年首次来到巴黎时，直接下榻在玛德莱娜大教堂附近的高档宾馆，接着开始在科拉罗西学校学习绘画。一天，他从住处出来快速经过“洗衣船”走廊去另外一个房间时，在勒比克街口发现一个简陋的仓库，于是将它租下做了画室。1909年，母亲给他的钱花光了，而他在蒙马特尔未能取得成功，他失败了。然而，他并不后悔。最重要的是他在此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自己喜爱的艺术。
莫迪利阿尼很勇敢。大战爆发时，他曾经想过要参军，是军事当局拒绝了他的要求。在一段时间内，他极度灰心与失望。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表达强烈的反军国主义思想，他还为在蒙马特尔街头辱骂塞尔维亚士兵而挨了一顿打。
苏丁呢，他什么都怕，甚至害怕管理部门雇员同他讲立陶宛公务员的反军国主义情绪。他的胆小竟然到了在去官方柜台办事时也必须有一个人陪同的地步，理由是预防临时发生一些事，而他无力应付。
他的朋友很少。他和基科因在同一座城市出生，二人均在明斯克学过绘画，他们一起从维尔诺来到巴黎，他们住在同一个外国艺术家居住的居民区，但他们却相互不说话，老死不相往来。塞姆生他的同胞基科因和克里迈尼的气，后者自称与他是死对头。
大家都认识莫迪利阿尼。1907年，即他定居巴黎一年之后，他认识了大夫保尔·亚历山大。此人是他的首位资助人，也是首批供应他印度大麻的人之一。亚历山大大夫在德尔塔街购买了一座房子，贫困的艺术家们常去他那里，其中有：格莱兹、勒·福柯尼埃、雕塑家德鲁阿德和布朗库西。莫迪利阿尼的绘画作品都放在他那里。保尔·亚历山大为他当模特儿，购买他的大量作品，并且说服他参加1908年的独立派画展。
阿波利奈尔曾经帮助他出售作品。他的另外一个朋友马克斯·雅各布同保尔·纪尧姆认识。于是马克斯把纪尧姆介绍给了莫迪利阿尼。纪尧姆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位画商。莫迪利阿尼同马克斯谈论宗教信仰和犹太教，并且将他亲笔题词“赠给我亲爱的兄弟”的肖像送给马克斯。
他与弗朗克·哈维朗也有联系，后者还将自己的房子供给他绘画用。
正是莫迪利阿尼帮助安娜·阿赫玛托娃了解了巴黎。他也常常与她一起背诵诗词。
他处处保护蒙马特尔山的朋友郁特里罗，他觉得同郁特里罗的关系比同毕加索的关系更加密切。
苏丁也是他的朋友。莫迪利阿尼时常将这位朋友置于他的羽翼下，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正是他教会苏丁：闭上嘴巴咀嚼食物、不吃他人碟子里的东西、在餐馆睡觉不要打呼噜。对于苏丁来说，莫迪利阿尼是他的兄弟。苏丁对他感激不尽。
这两个人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又有一些坚实的、不可动摇的因素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莫迪利阿尼与苏丁一样经常毁坏自己的作品，无论是绘画作品还是雕塑作品。在里窝纳时，莫迪利阿尼动辄把许多块卡拉纳大理石扔进市内的运河。
他们二人一直有着获得独立的共同意愿。他们不参加任何派别，既不抱“洗衣船”的粗腿，也不投靠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莫迪利阿尼拒绝为他们提供担保）；他们既不属于野兽派，也不属于立体派；他们既未上马蒂斯的绘画学校，也很少去位于弗莱律斯街的斯坦兄妹家。他们要自由，于是他们远离所有的派别。
他们二人同毁坏其身体的共同敌人作斗争。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童年就患上了肺病，由于后来不停地饮酒与吸毒，天长日久，肺病转为结核。而塞姆·苏丁有绦虫和胃疼，由于营养不良，最后转为胃溃疡。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常常一阵一阵地剧烈咳嗽，喘不过气来；而俄罗斯人（苏丁）不断地服用大剂量的铋剂，也只能稍微缓解一点儿疼痛。最后，二人都各自遭受着自己悲惨命运的折磨。大家都知道苏丁的悲剧源于他童年时的悲剧。只须看着他在街上走路的样子：弯腰驼背，双手Сhā在破旧的大衣口袋里，就足以知道他的历史给他造成的负担有多么沉重。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时刻用他的富有和精神抖擞的外表掩盖着他的悲剧。其实他是靠酒精与毒品来麻醉自己。然而，无论金鸡纳酒、葡萄烧酒、度数最高的黑啤酒，还是柠檬橘子酒，无论印度大麻还是可卡因都不能欺骗苏丁。他清楚阿姆多·莫迪利阿尼要战胜的是什么痛苦，他清楚阿姆多无论在女人的怀抱还是在吧台，他往肚子里咽的是什么样的泪水。他之所以对此十分清楚，是因为在世纪初，他们二人同住在法尔吉埃街居民区。那时的莫迪利阿尼在同病魔作斗争的同时，也同自己作斗争，只是为了实现心中挥之不去的惟一梦想：不从事绘画，而从事雕塑，只从事雕塑。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 玫瑰别墅
叙尔瓦日：“你为什么给我的肖像只画一只眼睛？”
莫迪利阿尼：“因为你总是用一只眼看世界，用另外一只看自己。”
在法尔吉埃街居民区的院子里，藤田、布朗库西、苏丁及立陶宛雕塑家利普西茨正在看莫迪利阿尼雕刻他的石头。意大利人手拿锤子和雕刻刀在长长的石块上敲敲打打，他正在雕刻的是一些头和女像柱。这些是将用于装饰“美神庙”的“温情柱”。他的周围，既无酒瓶，也无酒杯，因为来到巴黎三年之后，阿姆多很少喝酒了。当时他还未发现印度大麻的“好处”，不幸的是他后来发现了。吸了大麻后，他就能够设计出色彩特别的成套作品。因为雕塑才是他的真正喜好，绘画并非他的最终目的。
意大利人看看太阳，接着又敲打起来。石头散发出的灰尘钻进他的喉咙，下到他的肺部，他咳嗽起来。他敲打一会儿，就咳嗽一阵，如此周而复始，他只好停下，灌满喷壶，喷湿正在雕凿的石料。接着又敲打，又咳嗽。只好扔掉工具，蹲下身子，用手捂住嘴巴，最后被迫放弃工作。
由于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需要的石料，他去正在修建新蒙巴那斯大厦的意大利石匠工棚寻找石灰岩料。如果他们不给他，他就叫几个哥儿们等到夜幕降临时，推着手推车到空无一人的工地偷。有时，工地正在施工，他们无法下手，这帮人就下到地铁内偷窃地铁轨枕，并且迅速运回玫瑰别墅院子里。晚上，莫迪利阿尼和布朗库西一起批评罗丹，谴责他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制作模型，而且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泥土。他们认为选择人体模特儿更加自然，说罗丹学究气过重，而他们更喜欢自由，更喜欢黑非洲艺术的创造性。莫迪利阿尼的作品中长长的畸形脸盘反映出了黑非洲艺术对他创作的影响。(图45)人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受到了托卡德罗人种博物馆展品的启发。在马蒂斯、毕加索、弗拉芒克和德朗的作品中，早已出现了这种艺术的痕迹。1914年成为莫迪利阿尼画商的保尔·纪尧姆在他位于米罗梅斯尼尔街的画廊中展出了一些作品，这是法尔吉埃街居民区的房客十分熟悉的一些原始作品。乔治·夏朗索尔介绍说：有一天，他在弗朗西斯·卡尔科的陪同下去他的店铺里，他看见保尔·纪尧姆拿起一个刚果的雕像，蹲在尘土里用力摩擦。卡尔科要求保尔·纪尧姆解释是何用意。
“这很简单，这样一来，看上去它的年代更加久远。”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在1909年至1914年期间，莫迪利阿尼从事石雕创作，罗马尼亚人布朗库西做他的助手。布朗库西于1904年从布加勒斯特徒步来到巴黎。他的父母是贫苦农民，他九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自己学会了念书识字，然后自己购买了工具，开了创作作坊。与藤田、扎德基恩或利普西茨一样，在乔治·夏朗索尔看来，阿姆多只是一个雕塑家。他们见过他用蓝铅笔画的许多素描画，但任何人未看见他拿过画笔。尽管贝阿特丽斯·哈斯丁1914年在《新世界》(thenewage)上发表了有关她的情夫莫迪利阿尼的数篇文章，她在每篇文章中都暗示到他的绘画，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不是画家，是雕塑家。他的女儿让娜也确认了这一点：
爸爸的首要天赋是雕塑，他从孩童起就喜爱雕塑，可以说他天生就是搞艺术的。
［摘自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的悲剧正来自这里：战前不久，他放弃了这一天赋，因为石料过贵，但作品售价不变。他如果不吃饭，或许能够允许他继续其创作。尤其是雕刻产生的灰尘直入肺部，他经常是边敲打，边咳嗽。有一次，一位朋友发现他躺在雕塑作品旁边失去了知觉。意大利的里窝纳或别处的充足阳光，对他也无济于事。正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继续连做梦都想着的雕塑创作。
于是，他被迫放弃雕塑而从事绘画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战后的作品中都带有他这一未了心愿的痕迹，它们似乎是画布上的雕塑作品：形态纯粹、面庞和身段修长、手臂与脖子细长，这一切都十分奇怪地令人回忆起他在1906年至1913年间雕刻出的头像。
那一年，莫迪利阿尼离开了法尔吉埃街，迁到拉斯帕伊大街。他在一个院子里觅到一处作画室：一座玻璃建筑，风雨与寒气都可以从四面八方的缝隙中穿堂而过。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那里生活，在那里作画和朗读但丁的诗词作品。在屋子里被冻僵时，他就到那些他曾经为其画过像的富有艺术家们的家中避避风寒。这样他可以一举两得：既有一个栖身之地，又可以用这些艺术家的材料为他们画像。他为弗朗克·哈维朗、莱昂·安当博姆和雅克·利普西茨及他妻子画的那幅画，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同往常一样，他只用了一次就完成了这最后一幅画。但利普西茨坚持说此画没有结束。阿姆多反驳说如果继续画下去，会将一切都毁掉。利普西茨毫不让步，然而他的目的并非强迫画家继续画，而是为了要多付给他钱。莫迪利阿尼在其匿名资助人的意志面前屈服了，让步了。利普西茨和他妻子的画像，是莫迪利阿尼少数几幅不是一次性画完的作品之一。
每次在工作期间休息时，他不停地喝酒，并且不停地吸毒，从吸印度大麻过渡到吸可卡因。有一天，他的朋友交给他点儿钱，让他去为大家买一些可卡因，而他回来时，“精神特别愉快，因为他独自把为大家买的全部吸光了”。他花起钱来毫无顾忌，但他人非常好。批评人丝毫不顾情面的弗拉芒克可以证实，他说：
我非常了解莫迪利阿尼。我认识饿肚子的他，认识喝醉酒的他，也认识仅有几个钱的富有的他。但无论在任何境遇中，他都不乏慷慨大度与崇高伟大。我从未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卑劣的思想与行为，但我见过他发怒，当他发现自己十分鄙视的金钱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他本来具有的坚强意志与傲慢态度有时也不得不在金钱面前投降时，他发火了。
［摘自莫里斯·弗拉芒克的《去世前的画像》］
罗萨丽是第一位承担艺术家（莫迪利阿尼）挥霍无度费用的人。这位意大利女人过去在蒙马特尔做过艺术家们的模特儿。后来她在第一战役街的一家旧|乳品店开了一间小小酒吧，满满当当也只能容纳25个客人。战前，罗萨丽常常为酒吧的常客们做意大利的博洛尼亚面。这些常客有：修建新蒙巴那斯区的砌石工人，身无分文的画家和从附近旧马厩钻过来的耗子。顾客源基本稳定，如果来了动物消费，价格不变，如果嫌不合适，就请到别处去。罗萨丽很有头脑，她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她手疾眼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时刻操心炉灶上的饭菜，同时还用母性的目光照顾着四张桌子，如今被她称为餐馆；凡有人敲门，她去开；来人打搅了她，便立即关上；她接待所有穷人，而拒绝那些因为价格不贵来占便宜的吝啬人和装扮成美国人的赶时髦的人。
在常客中，她对从巴黎南阿格耶来的一只狗特别有感情。她认识这只狗，也认识了其主人。它的主人是个修理桌椅的工人。一天，狗拉着一辆小破车，其主人在后面推着，来到了她的酒吧。这位修椅子工花了四天时间，修好了酒吧里的所有椅子。他的狗也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走的时候，它的肚子吃得圆圆的。从那以后，它只要饿了，就一路嗅着走着，独自返回巴黎。吃饱后回去，饿了再来。如此重复往返，持续了十二年。它无疑最忠实于同莫迪利阿尼一起生活的罗萨丽。
罗萨丽和艺术家莫迪利阿尼之间有着一种特别的友谊：他们相亲相爱，也不断相互争吵。她谴责他喝酒过量，而他还要喝。他们俩大声对骂，是酒吧客人们最大的乐趣。大吵大闹之后，一切如故，但盘子碟子全部报废了。在气得发疯的时候，画家摘下挂在墙上的画撕得粉碎。次日他万分懊悔，再拿来一幅新的挂上。也许他接着又将它撕毁。在他们之间，这似乎只是一种玩笑、一种游戏。郁特里罗来时，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这两个酒鬼一起散步被警察带走的情形并不少见。在此类极端时刻，警察局扎马龙警长必须出面干预。
扎马龙警长是艺术家们的朋友。他在巴黎警察局负责和外国人有关的事务。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挂满艺术作品：苏珊·瓦拉东、莫迪利阿尼、苏丁、基科因和他特别喜欢的郁特里罗的作品。
一旦有画家陷入贫困，扎马龙警长就出面帮他。他不上班时，人们去多姆或罗童德酒馆找他的朋友。他经常为他们辩护，而反对巴黎的一个警察德卡夫。德卡夫也是艺术业余爱好者，但他只会给瓦万街的画家们制造麻烦。他用自己的服务换画家的作品。有时他也买，但只付订金，要画家们到警察局要剩余的部分，自然任何人都不会去要。
莫迪利阿尼离开警察局，去这些家、那些家、多姆、罗童德或罗萨丽家。有时，他沿着蒙巴那斯公墓的墙根一直走到一座小房子，沿着楼梯上楼。他在一扇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一位年轻妇女开了门。这是爱娃·古埃尔。
她脸上抹着厚厚的脂粉，极力掩饰她苍白的脸色，她患有结核病。她想对其情人——毕加索掩盖她的痛苦。长期以来，她一直害怕他抛弃她。但毕加索却一直忠实于她。他陪同爱娃看医生，陪同她去医院。世界大战刚开始的头几个月，他们俩是在法国南方度过的。他们很少离开他们居住的那条街。在酒馆里，毕加索经常遭受休假士兵的辱骂，他们不明白这位身强力壮的男人为何不上前线去，他一定是贪生怕死的懦夫。
毕加索画室的窗户正对着蒙巴那斯公墓。相当大的房间内摆满画板、颜料和画笔。为避免在战时原材料缺乏，画家的储存充足，沿着墙根一字摆放着四五百块画布。毕加索从事贴纸画需要用的各种各样的纸张，将地面覆盖得严严实实。
他不停地画，不仅因为那时他的作品更加接近黑非洲艺术而非立体艺术，而且那些物品、椅子、墙壁都还是光秃秃的……他无法忍受任何原始的空间。
他身穿运动短裤，背靠窗户，脸拉得老长，显得十分忧愁。不是因为战争，除向朋友探听新闻消息之外，他从来不谈论战争，而是因为爱娃，他为爱娃的身体状况苦恼。
莫迪利阿尼到达时，他正在仔细地看着邮递员刚刚送来的一封信的信封。他用吃惊的目光瞅了一眼来人。意大利人毫无表情，毫不激动。他平静地叙述了他到这里之前，在夜里做了些什么。毕加索心不在焉地听着。爱娃冲到房间最里面躲藏起来。
两位画家交流着各自听到的新闻：卡恩维莱在瑞士；罗森伯格兄弟购买立体画；格特鲁德·斯坦和阿丽丝·道格拉斯回了英国，接着又去了帕尔马群岛；弗拉芒克白天在一家兵工厂制造炸弹，晚上写中篇小说。
毕加索特别指出：“马克斯·雅各布始终搞不明白为军国主义流血流汗、为他们卖命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反军国主义者。”
“他是被征兵征去的。”莫迪利阿尼辩解道。
谈话到此中断。阿姆多·莫迪利阿尼不知道他的激|情恰好勾起了西班牙人毕加索的心思。正在准备飞黄腾达的毕加索，已经忘记了“洗衣船”时代他自己的放荡生活。阿姆多同样也不知道几个月之后，在一次轰炸中，由于缺少画布，但又十分渴望作画，毕加索竟然将意大利画家的一幅作品覆盖，在上面绘制一幅静物画。
莫迪利阿尼来了十分钟之后，这两位男人之间已经完全无话可说。莫迪利阿尼转身离开毕加索的画室，下了楼梯，消失在院墙围栏之外。
毕加索接着看那个在意大利人来之前他收到的信的信封。那是一个已经使用过的信封，这是写信的朋友勤俭节约的一贯做法。这是他的一位最忠实的朋友。诗人的形象出现在毕加索的脑海中，他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这位朋友是那么文雅讲究，那么会打扮，那么与众不同，那么难以捉摸；他热情得如同一位神甫，他的表演才能如同一位教皇，幼稚得如同一个孩子，而如今却脚踩冰雪，手捧泥浆，在制造炮弹！
他拆开信封，将全部身心都沉浸在阅读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信件之中。那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充满了作者对军事生活赤诚的爱。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 女人和炮兵
啊！我亲爱的心肝宝贝，如果我在前线牺牲，你终将有一天为我哭泣。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阿波利奈尔参军了，诗人要去打仗了。他枪尖上的光荣花比其他人的更加挺直。为保留住在无国籍士兵光荣榜内的位置，他必须抹掉人们记忆中的一张照片，即发表在1911年秋天的报纸上，他戴着手铐被带往监狱路上的照片。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被接待他的国家承认他为它的永久性公民，于是那张照片就成为他莫大的耻辱，他必须彻底洗刷掉这一耻辱。
他并没有如他期望的那样很快上前线。虽然他有着良好的愿望，但碰上文牍主义的烦琐手续使他寸步难行：他在罗马出生，母亲祖籍波兰，父亲不明。此类家庭状况值得认真考察。报名参军者大有人在，被拒绝率很高。
在领导当局研究做决定期间，阿波利奈尔去尼斯会见他的朋友们。
到达尼斯三个星期后的一天，他在尼斯老城的一家餐馆用餐。他被邀请到临餐桌就座，恰好那里有一位30岁的年轻妇女十分引人注目。没用一会儿工夫，诗人便忘记掉阿妮·布莱登和玛丽·洛朗森。她背叛他之后，与同她结婚仅仅六个星期的丈夫奥托·翁·维特热去了西班牙。
重新点燃了他心中烈火的这位女郎活泼、漂亮，有着褐色头发，她善于见机行事、口齿伶俐，在宾客与水晶酒杯之间应付自如，“既胆大心细又轻浮放纵”。她的目光热情奔放、精力充沛，但无用武之地。卑躬屈膝的童年使她窒息，23岁结婚，又迅速离婚，有点儿特殊的姓名明显地带有女冒险家的味道——路易丝·科里涅-夏迪翁。她一方面当义务护士，另一方面在高度解放的放纵女性的道路上放任自流。阿波利奈尔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们初次会面的第二天，阿波利奈尔迫不及待地向她宣布了他热烈的爱慕之情。五天之后，他让人把他所有的作品寄给她，并且向她允诺专门为她一个人写一本书。接着俗气地邀请她同他一起单独散步。从这一刻起，他成为她的“终身奴仆”。
很快，他们就开始在大烟馆幽会。后来逐渐发展到去餐馆、海边、荒无人烟的海滨以及除饭店之外的任何地方会面。每当阿波利奈尔想推开一扇门，路易丝总低声嘀咕说他们是朋友，他们应该待在外面。当她长长地躺在烟榻上，口中叼着大烟枪的时候，她让他拉着她的手，并给她一些许诺。后来当了炮兵的阿波利奈尔常常回忆起那些美妙的情景：
我多么渴望咱们俩能够单独躺在我小小的办公室里的烟榻上，让我好好地抚爱你啊！……
［摘自1956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写给路易丝的诗》］
吸毒结束后，他们手挽着手，或许还有进一步的行为，但无论如何，这远远不够。尤其是当这位年轻女子承认她的爱和她的心已经有一半交给了一个外号叫“嘟嘟”的炮兵的时候，阿波利奈尔的渴望愈加强烈，他问：
“那又有何妨？”
“没有什么，我也给其他人。”
“那么好吧，来吧。”
“不，不行。”
他们就这样过了两个月之后，阿波利奈尔精疲力竭，再也无法继续坚持了。他加紧办理参军的手续，为出发做着一切准备工作。此时，路易丝让步了。他们爱得十分疯狂，以至于几天之后，阿波利奈尔恋恋不舍，甚至曾经产生过后悔参军的思想。战争爆发时，有朋友曾经建议他逃到瑞士去，但他拒绝了。他被调到尼姆，他同意去，然而是违心的。
第二天，路易丝来到军营门口。她要求见炮兵38团78连的第二炮兵驾驶员纪尧姆·科斯托维斯基kostrowitzky，阿波利奈尔原来的姓氏……
他出来见到她。
他们去了旅馆。
他们在那里度过九个夜晚。
然后，阿波利奈尔开始上课了。
他发现了训练、烧饭和集合点名的乐趣。他开始学习骑马，ρi股骑疼了。他也有烦恼事：缺钱。他蓄起了胡须，这是要求。在他给心上人的信件中，在向她表达热烈爱情的同时，也丝毫不掩盖他士兵生活中的任何细节。他请她不要担心，战争进行最长一年，如果毕卡比亚的话可信的话，或许还可能更短。因为在全民总动员之前五个月，他已经预测到战争的爆发，并且说战争将在2月份结束。阿波利奈尔是个非常信赖法国的爱国主义者，他说：“法国的价值与法国的力量一定取胜。我们都是男子汉，而其他人，即使算数，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些黄油。”
当路（路易丝的昵称）不很快（最多三天）给他回信时，炮手很失望，唉声叹气，写信给她回忆他们深深相爱的那些晚上。当然，也不是时刻相爱，有时他也用皮带和马鞭威胁她……
她在给他的回信中说，她把他的信件捆绑起来，给它们“戴上手铐”。
他呢，他也不反驳她。他将毕加索为他画的肖像寄给她。
1915年1月1日，他获得两天的许可到尼斯看他的路易丝，他们度过了两天最幸福的床上生活。在从尼斯返回部队到马赛的火车上，阿波利奈尔结识了一位女士。他是奥朗女子中学的文学教师，名字叫玛德莱娜·巴热斯。他们以后还会见面的。
回到尼姆五天之后，阿波利奈尔光荣地加入了军官预备队。他更加经常地练习骑马，也上炮兵技术课程。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炮兵呢？他的回答是因为他是艺术家。这里指炮兵一词artilleur与艺术家一词artiste中的前四个字母相同，于是形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字谜。——译注
军事培训课对他来说不难，不是什么负担。他收到索尼娅·德劳内寄来的包裹、阿尔西邦科送的毛衣、保尔·莱奥托的100个苏和布莱斯·桑德拉斯的一封信。桑德拉斯的信中写道：“我无法对你讲我们在何处。”阿波利奈尔十分高兴：查禁管制如此之严格，他还想方设法同我联系。他为自己至今没有行动感到羞愧，为仍然没有上前线有种犯罪感。但至少这一拖延无意中给了他同情妇充裕的享受生活的良机。在见不到她的时候，他回想他们之间的美妙时光。她是他的终身女人。阿妮·布莱登、玛丽·洛朗森以及所有他曾经交往过的女人，尽管都非常好，床上的功夫也无穷无尽，但与她相比，都一钱不值。
当她向他详细描述她与其他人的放荡行为时，他极力掩盖自己的嫉妒心理。两个，还行；三个，勉强；再多就成罪孽了。有一天，她在信中大谈特谈意大利，他委婉地向她提了个问题：“此时，在你小小的花瓶里是不是有一个意大利人呢？”他有时做比较：他，一个过着禁欲生活的纯洁的炮兵战士，而她呢，她的心灵和床向所有人开放，他们的家似乎成了妓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恶治恶。他提醒她当心点儿，因为其放荡的生活已经开始使他脸面无光了。
当他生气的时候，就再也不理他的亲爱的、可爱的、小心肝儿、“亲爱的朋友”或“老同人”路易丝；他写信的签字也不再签“纪”，而是签“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他也假装表现得十分忠厚老实，假装纯洁友谊；为激起她的嫉妒心使他能够更安心点儿，他向她描绘一些从他眼前路过、他完全可以拉进旅店的年轻姑娘……当他觉得他们之间的爱情无法挽回时，他挺直腰杆站在她的面前，不是以临时情人的身份，而是拿出有身份、有地位的男子汉的气派同她理论；他也寄钱给她；她去巴黎时，他把自己在圣日耳曼大街的房子借给她住。因为他是诗人，他要求她把他的信件和诗歌都保留下来，因为他计划战后发表。他表现出自己很有远见：从此以后，无论写什么，他在纸上只写一面，一方面方便未来的出版印刷，也便于以后把有关个人隐私的内容加进去。他已经准备好书的题目：《我爱情的影子》。
圣母升天节那天，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上了前线。那是他一生中能够想到自己不是法国人而是波兰人的很少时刻之一。他十分同情自己的祖国受到了战争如此残酷的蹂躏，他觉得自己祖国的人民是最崇高而又最不幸的人民。他上前线，同样也是为了保卫她。
4月9日，他写了一份遗嘱给路易丝。他建议她同《法国信使》出版社签署一份有关他那部题目为《酒精》的作品的合同。他认为这能够让她得到一些钱。他详细地列出其文学著作出版社的清单与地址，与他签过合同的出版社。万一有一天他无法亲自去时，她可以以他的名义去索要预付款以及他应得的部分。在此之前，她必须规规矩矩地在圣日耳曼的家中待着。一方面因为在同一座楼内住着一位参议院议员，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他不付房租，他希望她保证坚持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表示当其他人在凡尔登炮火连天的战场流血牺牲的时候，巴黎仍然在组织各种庆祝活动，有欠妥当。
当路易丝向他述说她患有贫血病时，他时而以丈夫（他渴望能够成为）的口吻说：打疫苗嘛；时而以过路情人（已经不是）的口吻讲：洗澡时的水应该是温和的；时而以嫉妒生气的口吻说：你要不同伤寒病人接吻，你也就不会患病了……
除最后一项外，他对她讲话时总带着他母亲科斯托维斯卡给他写信时的口吻。他的母亲总是要求他告诉她在哪里睡觉，要求告诉她那位科里涅“伯爵夫人”是何许人也，是一个年轻人、老妇，还是寡妇？她长篇大论地告诫他该干什么，其实她对儿子各方面的情形并不了解。只能让人认为她其实并不关心儿子，只是一味地专横跋扈、自私自利，最关心的首先是而且只是她自己。十年前，她就是以同样的口气要求他的儿子（34岁）骑马穿过森林时要当心不要碰上炸弹，据说炸弹能炸出特别大的坑。“你如果连人带马掉进这样的坑里，那还了得！哪怕没有马，也不成！”在科斯托维斯卡大妈心中，惟有炸弹在森林里爆炸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炸弹能够炸倒树，于是她另加两条：“当心别让树砸伤！”“一定要每天祈祷圣母保佑你！”
4月11日，诗人正式成为一名战士。令他甚感荣幸的是，被任命为联络官。他可以骑马在野外奔波，他成为同行们中的佼佼者，他还可以在牛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写作。看来战争并不可怕。
他与“嘟嘟”——路易丝的另一个炮兵情夫——相互成了对方的“帮凶”。路易丝见到其中一位时，请他向另一位问好。通过她的关系，阿波利奈尔与其对手交往时如同与其同志交往一样：他对嘟嘟讲述在射击方面取得的进步。在没有路易丝的消息时，他毫不犹豫地给嘟嘟寄张明信片，请他告诉一些有关他们共同心上人的最新消息……对她呢，他只淡淡地说参军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他的祖国。
遗憾的是美人路易丝好像热情骤减，并且在有意识地回避他。诗人仍然热恋如初，但对方完全不予回应，或者几乎不予回应。他们之间仍然用“我的纪”或“我亲爱的路”相称，表面上显得十分亲热。阿波利奈尔继续给她汇款，不表现出他心中的猜忌。在士兵们用炮弹壳制作的戒指上，阿波利奈尔刻上一些表示爱情的字眼儿，他提醒路易丝小姐别忘记她完全属于他。
阿波利奈尔建议她翻翻他的书柜，从中找出《11000苔鞭》，并只许她自己读着享受，不得对他人讲。路易丝住在阿波利奈尔家期间，她同样可以读一套阿波利奈尔同他人合著的《女人的新情人》。
她偶尔也给他回信，他来信责怪她对他们关系的冷漠。她给他寄砖茶时（因为他知道砖茶只能用开水泡着喝，而在战场上绝对无处寻觅开水），他耐着性子，不急不躁，默默地强咽下心中的怒火。诗人时而暴怒，时而发誓对她怀有永久性的炙热爱情，反映出诗人心灵深处的痛苦，他再次受到他人的嘲弄。他十分清楚，与阿妮·布莱登和玛丽·洛朗森一样，如今路易丝也离他而去了。她同意他们保持朋友关系，可以通信，或许也可以是情人关系，但这个“或许”令炮兵十分失望，他想要的是一切。男人是主人，女人应该服从，人们在一起是为了生活，爱是相互的，绝非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
同路易丝的关系无法挽回了，他必须到别处去寻找愿意接受他的爱的对象。
别处？哪里呢？一个朋友的姐姐的一位女朋友从1915年4月份以来经常给他写信，也许在她那里可以找回失去的爱情。她名叫让娜·布格布朗，曾经以伊芙·布朗克的笔名发表过一本小说和几首诗。阿波利奈尔刚上前线之初和在前线的最后时期，她都担任他的战时代母marraine，在后方负责给战争前线作战的士兵写慰问信、寄包裹的妇女……炮兵阿波利奈尔曾经试图将她拉进自己的心，但这位年轻的夫人坚决地拒绝了，她果断地说：咱们之间没有缘分。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给他。尽管他再三要求，但她从未给过他她的照片。他们之间始终只限于文学方面的来往。只是等到战后在卢森堡公园组织的庆祝会上，他们才见了一面。
那么，他只好放弃这一个。
反正，他还有另外一个。
这是他于1915年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位睫毛很长的年轻姑娘。她十分年轻，几乎不满20岁。当时他刚在尼斯的哥哥家度过圣诞节回奥朗去。阿波利奈尔在火车过道里拥抱过路易丝。火车启动时，他在这位不相识的女士对面坐了下来。他们交谈过几句，谈到尼斯、维龙，也谈到他两年前刚出版的《酒精》一书。在马赛下车时，他帮她把行李箱拿下车。然后，他要了她的地址。从那以后，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联系。
不入虎|茓，焉得虎子。4月份，路易丝三天未给他写信，他想激怒路易丝，于是给这位陌生人寄了一张明信片，向她表示敬意，并吻她的手。两个星期之后，他投出的问路石子有了回应：从奥朗寄来了一包雪茄。比他期待得到的多许多，他必须给她回信。他写得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心思：谈了一点儿战事、说了一般的问候、写了一小段诗吹捧她一番，那次火车旅行是多么美好！致以崇高的敬意。签字：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过了六天，他收到一张明信片。对于一位“小姐”来说，主动迈出如此温馨的第一步，是十分难得的。阿波利奈尔希望他们之间的关系进展得快一些。他想探探底，他去信向她在谈了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许多作家，包括言情小说作家之后，话锋一转，向姑娘建议为她打一枚戒指，问她是否可以将其手指的尺码告诉他？不是食指！不是中指！当然是无名指！如果可能，再送他她的一张小小的照片，他将把它放在自己的战刀与手枪的旁边，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它。
也许是因为他过于性急，姑娘的回信没有前几封自然，仍然诚恳，但热情锐减。幸运的是，冷淡并未持续多久。姑娘又寄来了巧克力。阿波利奈尔用玫瑰花瓣和另一枚镶嵌铜质“m”madelaine，玛德莱娜中的第一个字母。的戒指予以回答。
他责备她用冷冰冰的“mp”签字，而他在五个星期之后的回信中称呼她为“我可爱的小天仙”。几天之后，又改为“我心爱的小天仙”。1915年7月5日，阿波利奈尔欣喜若狂。他终于获得了去看望他的“小天仙”的机会。一下火车，他迫不及待地扑上去说：“我从看见你的那一刻起，就深深地爱上了你。”
第二天，他还是以“我亲爱的路”开头给仍然住在圣日耳曼他家中的姑娘写了信。但是，如果说他的心还在路易丝身上的话，写信的口气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在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礼物像前线的炸弹一样来往频繁：炮兵收到科隆香水，他寄出亲手用“两个弹壳”制造的笔杆；玛德莱娜回赠他手帕、丝鞋带、香烟、果仁糖和嚼碎的蜜糖块象征着亲吻。他又赠送她铅笔、弹壳做成的墨水瓶、锻打而成的开信刀、用敌人的腰带剪成的心、弹夹、法国军帽、蝴蝶翅膀、书和诗。同往常一样，他仍然谨慎地要求她保存好，以便以后发表。
这当中的许多诗，路易丝和他的代母让娜·布格布朗均收到过，但这也无关紧要，目的才是最重要的。然而，他将它们送给不同人时都怀着不同的目的：给路易丝这些诗是出于激|情，肉体上强烈的欲望；而对腼腆的、还不了解男人的玛德莱娜不能过于心急，阿波利奈尔极力控制着肉体上的渴望，用他诗人的作品慢慢地感化她。除后来曾经吻过一次小姐的Ru房之外，正如阿波利奈尔自己承认的那样，他对她一直保持着温情、理性、威严、礼貌与真诚。
他与路易丝相处期间爱吹牛说大话，因为他需要炫耀自己。在1915年7月的一封信件中，他道出了真心话：他过去欣赏，并且一直欣赏着玛丽·洛朗森的才华，《米拉波桥》和《区域》正是在她的鼓动、启发下创作成功的。他承认的确爱过路易丝，但她仅仅是在玛丽·洛朗森离他而去的紧要关头他所急切期待得到的女人。正是路易丝，陪伴他顺利地度过了那个令他痛不欲生的时期。他也十分同情路易丝，因为她只是男人们手中的一个玩物。在肉体上他曾经十分依恋她，而在思想上却始终同她隔着一条鸿沟。
玛德莱娜？他可以坦诚地同她谈论果戈理gogol（1809—1852），俄罗斯作家。他的作品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作品的优点以及亨利·波尔多henrybordeaux（1870—1963），法国作家，法国文学界传统主义派的一位代表。作品的缺点。他们来往信件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文学，另外他们也谈论战争和爱情。他建议她生许多孩子。接着她成为他的未婚妻。1915年8月10日，他写信对玛德莱娜的母亲提出向她的女儿求婚，请求她同意将女儿嫁给他。接下来他的表现完全像一个典型的模范丈夫：声称他非常热爱妻子的母亲，尽管他们还从未见过面；他许诺一定经常去看她，最后深情地亲吻了她……
这对热恋中的青年从此以你相称。玛德莱娜给他邮寄照片，而他呢，他要求她大方点，不要总那么腼腆，例如他要求她以后能够满足他嗅觉的需求，在信纸上喷洒一些她使用的香水。为了表示谢意，他给她寄一本诗集《炮车》（人们给75毫米口径大炮运输车起名为“炮车”），封面上写着：“献给共和国军队”。他给路易丝也寄过同一部作品以及认购人名单，附言为：“你应该设法将它们保存好。收回的钱将来归你支配。如果你能够存20法郎的话，去看牙科医生的钱就解决了……”
8月25日，阿波利奈尔刚刚被提升为中尉，他十分自豪地向他未来的岳父母家报告了他被提升的好消息。一个月之后，他戴上了新蓝色军盔（这种军盔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敌人从很远处看时闪烁着的是红光），穿上崭新的天蓝色军服，他自然是昂首挺胸、趾高气扬，心中无比自豪。新军服不仅能够更好地保障阿波利奈尔的安全，而且丝一般的质地更加满足了他爱打扮的虚荣心。
过了不久，11月份，他自愿参加了步兵，被任命为前线第96连的副连长。从此他过上了战壕生活，也真切地体会到了法国士兵生活的苦难。
诗人成为战士。
直至那时，他仍然保持着同这些或那些女人十分有效的通信联系，同时也没有忘记巴黎的朋友。他给法国文学杂志《法国信使》或其他报纸杂志寄过一些文章，并且关心着是否被发表以及反映如何。在文章中，他这样描写前线的生活：如同小猫喵喵叫喊的炮弹声令他高兴；炮兵部队的炮弹爆炸时如同城市里节日的烟火；他睡的是顶上盖着帐篷布的茅草房；他经常看见：游蛇盘卧在他的脚边，耗子从腿之间逃走，苍蝇的鼻子大得如同叭儿狗的鼻子，蜘蛛网悬挂在头顶……他只抱怨他心烦，感觉闲得无聊。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的朋友们都担心他这样一位生活讲究干净舒适的作家如何能够适应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的时候，他自己却并不觉得艰苦。
他觉得大炮的发射声响“十分精彩”，1915年他在牙膏盒上刻下“战争是多么美丽啊！”的诗句。然而，很快就显示出那只是他初到前线时的心情。
其实，真正的前线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科斯托维斯基副连长突然面临的是信号弹和机关枪，无情的炮弹倾盆大雨般地从天而降，一切诗情画意在眨眼之间统统化为乌有，战壕生活的现实活生生地摆在了面前。德国兵就在面前，距离不足两米；土地被炸弹炸翻，被掀起；他身处第一线，面对着炮口；长时间地躺在被血染红了的土中、泥中；有时不能入睡，一直在发抖；下雨被视做为他们洗澡；时刻面临刺刀的进攻与毒气的攻击；铁丝网扎，加上蚊叮虫咬；他以沙袋和堆积如山的尸体做掩护匍匐前进；他学习在夜间像影子洞|茓人一样挖筑战壕。仅仅几个月之内，他所在的团就损失了好几千人。他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战友们一批接一批地倒下。阿波利奈尔从前线给玛德莱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恳求说，即使他被俘虏，希望她也一定要等他回来。他决定让她代替路易丝，做他所有财产的继承人。
他自然也想到过死，然而他并不害怕。他从不后悔，从不抱怨。他惟一不满意的是军事当局不论大小事情都要召开军事会议。需要战斗时，他总是第一个从战壕中冲出，表现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男人的勇气。他的部下都爱他，因为他勇于保护他们，并千方百计保证他们的食物供应。他能与部下同甘苦共患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火一起烤，收到包裹大家分，如果他的被子比他人的干燥些，就让给他人盖。“科斯托维斯基”，太复杂了，他们都叫他“科斯托”或者“罐头—威士忌”。
在战争的硝烟中，“罐头—威士忌”也在同自己作斗争。一旦有几分钟空闲时间，就给玛德莱娜写信。尽管他爱的冲动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但他仍然极力地保持着他通常的理智。12月份，他给她写了一封爱得发疯的信。她从思想深处，打开了他多少个月来一直要求她打开的门。
她答应圣诞节前来见他，这是送给他的最好的节日礼物。副连长离开前线，巴黎有他那么多的朋友，他没有停留，径直到了马赛。在经过几个月艰苦的书信来往之后，他惟一要做的就是要尽快到达阿尔及利亚的拉木尔，见到这位年仅22岁的姑娘，这位他已经向她求婚、但在一年前还未当骑兵时，仅仅在火车上见过几个小时面的姑娘……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 断臂作家
小说家首要的资格：必须是个骗子。
布莱斯·桑德拉斯
“我想告诉你，我的一位朋友、目前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布莱斯·桑德拉斯的一只胳臂被截了。”
1915年11月6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写给玛德莱娜的信中，告诉了她俄罗斯公民弗雷德里克·索塞（又名布莱斯·桑德拉斯）负伤的消息。正是这位桑德拉斯和意大利人利西奥托·卡努多联名号召在法国的外国人参加法国保卫战。
桑德拉斯，不满30岁。他15岁离家出走，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反复多次地去过许多地方：德国、英国、俄罗斯、印度、中国、美国和加拿大，最后于1907年第一次来到法国，第二次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最终在法国定居。
他从事过无数职业，同各种各样的民众与各个社会阶层有过接触，他为极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大声疾呼，同时他也是诗人，是爱好游历的诗人。
1912年，当纽约的人们在欢度圣母升天节的时候，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桑德拉斯进入长老会教堂，目的是可以坐在那里取暖，边听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创世记》。他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间，也坐到桌边开始写一首诗。写着写着，他睡着了，几个小时之后醒了，继续写，就这样他写了整整一夜。清晨，头脑清醒，他重读了一遍这首在困境中产生的第一首诗，并且赋予了一个题目：《纽约的圣母升天节》。
三个月之后，桑德拉斯来到巴黎。他勉强但勇敢地生活着，同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朋友共同创办了一份杂志《新人》。他用在王宫剧院组织演出售票的收入资助了杂志第一期的出版。他与一位诗人合租住在圣艾蒂安迪蒙街的一家旅馆。生活仍然十分贫困。他常常在“蜂箱”区游荡，常到“五街角”酒馆喝白酒，与几家杂志社合作，出售几年前搞到的一些原版书勉强维持生活。一天，在“蜂箱”区偶然碰上莫迪利阿尼、夏加尔和费尔南·莱歇。在一次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报告会上，他偶然遇见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金子》的俄语翻译家维克多·塞尔日。
但是，他最大的愿望是结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为什么一定要结识他呢？因为惟有他奋不顾身地为先锋派人士辩护，他认为被怀疑偷窃了《蒙娜丽莎》的人一定是个冒险家。
从美洲回到巴黎之后，桑德拉斯曾经将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寄给阿波利奈尔，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1912年9月的一天，桑德拉斯从库存出版书店前经过，发现了《异端分子首领》一书。他开始读这本书，对它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身无分文，将书装进衣服口袋后，离开书店。不巧，恰好被一个从书店经过的警察发现。布莱斯·桑德拉斯被抓起来，关进了拘留所。怎么办呢？他写信给《异端分子首领》的作者，要求他到库存书店为他付书款，并且找些关系把他放了。但是，他的信还未发出，他就被释放了。
几个月之后，桑德拉斯在福乐尔酒馆见到了阿波利奈尔（这是米利姆·桑德拉斯为之辩护的说法，其他人的说法是：阿波利奈尔收到《纽约的圣母升天节》之后，要求桑德拉斯来见他）。
阿波利奈尔比《纽约的圣母升天节》的作者大七岁。布莱斯·桑德拉斯见到他的时候，罗伯特·德劳内和他的夫人索尼娅·德劳内都在阿波利奈尔的身边。如果萨尔蒙的话可信，德劳内是因为他使用蓝颜色画红鱼出名的。他完全没有思想，而且从来不苟言笑。阿波利奈尔将他视为“俄耳甫斯教”的大师，而且常常夸奖他与夫人着装打扮的方式十分特殊别致：索尼娅紫色套装，用玫瑰红、蓝色和鲜红色的塔夫绸及珠网纱布料拼成的紧身胸衣；罗伯特蓝色领口的红色大衣、双色皮鞋、绿色上装、蓝色坎肩配红色领带。这一切是战前的事，1914年8月份，德劳内夫妇溜到西班牙去了……
布莱斯首先同索尼娅搭上了腔，他与她之间讲俄语。索尼娅欢迎桑德拉斯去她位于大奥古斯特街的画室参观。当着在场所有宾客包括阿波利奈尔的面，桑德拉斯朗读了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
上帝啊！今天是您的日子，
我在一本古书中读到过您受难的英勇壮举，
书中充满了您为普通人操心、努力
和至真至善的循循善诱的教导……
这真是神奇绝妙的杰作：诗的格律完全自由，语言朴实，文笔简练，直接涉及现代世界、现代生活中的城市、街道和人……是对古典象征主义的彻底革命。
阿波利奈尔在他面前折服了（但是如果朗读诗作的这件事真正发生过的话，阿波利奈尔应该早已读过了，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桑德拉斯早已将他的诗作寄给阿波利奈尔了）。当时《法国信使》即将发表他的题为《酒精》又名《烧酒》的诗集。他将1898年以来的所有作品集中起来，并按写作时间顺序分类之后汇集其中。后来他突然决定取消所有的标点符号，他认为只要诗的韵律就足够了，无须使用标点符号（皮埃尔·勒韦迪创造出在诗与白话之间Сhā入空白，后来让·科克托在他的《好望角》中也使用了这一方法）。
在校定诗集的清样时，阿波利奈尔在书的开头增加了一首可能是他夏天创作，10月份在汝拉山区加布里埃尔·比费和毕卡比亚家修改的新诗《区域》。首次发表于《巴黎晚会》12月份的期刊上：
你终于对旧世界厌倦了
牧羊女啊
埃菲尔铁塔桥上的羊群今早在叫喊
你对在古代希腊罗马的生活厌烦了
而这里甚至连汽车都好像是陈旧的东西
惟有宗教依然崭新如初
如同机场的航站楼
桑德拉斯的诗作中也含有同样的现代气息（这对阿波利奈尔并不新鲜），也有城市、街道和宗教……
《酒精》一书上市在书店出售，桑德拉斯向阿波利奈尔表示祝贺。同时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区域》与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太相似了。由于桑德拉斯未写任何评价《酒精》的文章，阿波利奈尔生气了。桑德拉斯也以牙还牙，写信给他的兄长（阿波利奈尔）含蓄地责备他没有在送给他这位小兄弟的《区域》一书上题词。这两部作品的撰写到底谁先谁后的问题，对二人间的关系构成了很大的伤害。正因为如此，桑德拉斯对阿波利奈尔十分冷淡。阿波利奈尔千方百计想听到他的解释，但他枉费心机，俄罗斯诗人始终拒绝对他解释。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这样僵持着，谁也无法证明什么，谁也不想证明什么。据雅克·鲁博讲，甚至特里斯坦·查拉有时也委婉地说《酒精》是按照《跨西伯利亚散文》修改的，而且恶毒地说：“你们大家都相信那全部是阿波利奈尔写的吗？不，那里面有桑德拉斯的功劳！”
但有一点是错误的：《酒精》先于《跨西伯利亚》，另外，作者在他的《跨西伯利亚》中还倍加赞扬阿波利奈尔呢：
如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所说：“请原谅，我已经不懂旧诗的写作手法了。”
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桑德拉斯1916年写的《变性十四行诗》使人想到了阿波利奈尔的《calligrammes（图案诗）》，或者桑德拉斯没有标点符号的诗作是根据《酒精》创作的……
但是阿波利奈尔不是毕加索，桑德拉斯也不是勃拉克。在他们之间无任何共同之处，尽管两位诗人的启迪源泉之间也许有交叉与相似之处，但它们却各不相同（那个时代的现代意识已经通过绘画领域的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阿波利奈尔在创作中显然不需要桑德拉斯，桑德拉斯也不愿意成为阿波利奈尔的敌人。无论怎么说，布莱斯·桑德拉斯后来承认将题目《烧酒》改为《酒精》的诗作是其作者自己单独的创作。
桑德拉斯十分擅长花言巧语，这也许正是他无穷无尽财富的源泉。据美国小说家海明威讲：“只要他没有喝得太多，人们就有兴趣听他滔滔不绝地散布谎言，而不愿意听别人讲真实故事……”
桑德拉斯确实认为继阿波利奈尔之后，卓别林的《断手》和《士兵夏洛》也是受到他作品中的人物比考夫的启发才创作出来的吗？
他确实在马扎兰图书馆为阿波利奈尔（据说他也是为他人所为）抄袭了帕尧特出版社出版的《圆桌小说》吗？
也许吧。
难道确实如同他讲，他曾经是阿波利奈尔的黑非洲艺术品，他为阿波利奈尔撰写了一些言情书籍或者一些历史小说的篇章吗？而勒内·达利兹、莫里斯·雷纳尔和安德烈·比利的确只写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阿波利奈尔在1913年的一期《法国信使》上发表的关于惠特曼walt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葬礼的文章确实纯属编造吗？阿波利奈尔为此遭受到这份温和派杂志许多读者的猛烈攻击。
这是肯定无疑的……
沃尔特·惠特曼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惟一的诗集《草叶集》在法国的发行量逐年增加，对散文诗诗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一生肯定使与惠特曼有着共同嗜好——旅游、各种各类动物和自由——的年轻的桑德拉斯着迷。他向阿波利奈尔讲述了二十年前诗人之死及其葬礼。阿波利奈尔以这些显得很真实的材料为基础，放手撰写出一首最放纵的抒情诗。文章在1913年4月1日的《法国信使》杂志上发表，人们认为那纯属开玩笑。也许真的是玩笑，但这是布莱斯·桑德拉斯开的玩笑。
《法国信使》杂志叙述了惠特曼为自己组织了葬礼：他组织的不是下葬仪式，而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山珍海味大吃一顿的大好机会。他还请了铜管乐队，准备了大量美味佳肴、大桶大桶的啤酒和威士忌……参加葬礼的人主要是吃喝玩乐的酒鬼，他们中间也夹杂着记者、政治家、农业工人、牧民、小孩儿和大量的鸡奸客……所有这些人全部边跟着灵柩前进，边用拳头捶打着灵柩。葬礼以异常盛大的狂欢酒席结束，被赶来营救的警察拘捕了50人。
阿波利奈尔写的时候不遗余力，读者读的时候也同样不遗余力。但文章却引发了一片抗议声：像《法国信使》如此严肃的文学杂志，怎么可以容忍将艺术家沃尔特·惠特曼描绘成是一个道德败坏、酗酒成性的同性恋者呢？
八个月之后，阿波利奈尔在1913年12月份出版的《法国信使》杂志上发表文章，出面承担了该文章的全部责任。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文章是根据一个目击者的叙述写成，而坚决拒绝透露这位目击证人的名字，仅仅指出“当时一位年轻的天才诗人布莱斯·桑德拉斯在场”。
桑德拉斯确实从头至尾活灵活现地编造了沃尔特·惠特曼的死及其葬礼的整个故事吗？
是的，的确完全是他臆造出来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在他所说诗人的床边看到过诗人。
阿波利奈尔一直十分敬佩桑德拉斯，他从未对桑德拉斯隐瞒过这一点。尽管在他们的关系中有时存在着一些谁也说不清楚的隔阂，其实是由嫉妒引起的猜疑，桑德拉斯也十分敬佩阿波利奈尔。
桑德拉斯在《吊床》中写道：
阿波利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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