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巴黎的蒙马特尔与蒙巴那斯两区被塞纳河隔在左右两岸遥遥相望，昨天与今天世界的艺术美即将在巴黎这座古都的这两个城区诞生。人们在奥斯曼河georgeshaussmann(1809—1891)，法国政治家，曾任塞纳省的省长。这里的奥斯曼河指目前巴黎的塞纳河。——译注的两岸为资产阶级建起许多高楼大厦和林­阴­大道，老百姓的住所却被排挤到了巴黎市郊，这是城市化建设的传统做法。

河的右岸有“洗衣船”bateau-lāvoir，位于巴黎蒙马特尔区山丘的一所古老建筑。20世纪初，一些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艺术家生活在其中。后被定为历史古迹，在1970年发生的一场火灾中被烧毁。——译注，左岸有丁香园，塞纳河终年从二者之间静悄悄地流淌，而现代艺术的整个历史即将于此诞生、成长与壮大。

圣心大教堂高高耸立于蒙马特尔山顶上。这座位于山腰的风车、葡萄园与蔬菜园之上挺拔屹立的雪白建筑，是塞纳河上的拜占庭。

圣心大教堂犹如一顶大礼帽高高地耸立在蒙马特尔山顶，而在它之下，丁香树与山楂树如织的山腰间散落着无数的昏暗旅馆、轻体木板活动房、用原木或硬纸板搭建的简易酒吧及餐馆。美国女舞蹈家伊萨多拉·邓肯isadoraduncan(1878—1927)，她吸收了古典舞蹈中身穿希腊紧身长裙赤脚跳的技术，以她的“自由舞”形式创造了现代舞蹈。与其弟子们正是在这块非法的游击队基地中心身穿紧身长裙、赤着脚翩翩起舞，轻盈欢快地跳着她创造的希腊式舞蹈。蒙马特尔像一个大村庄，人们在那里自由欢乐地唱歌、跳舞，却吃着粗茶淡饭，穿着破衣烂衫，住着简居陋室。那时，这些艺术家在朱诺大街上的私人住宅还不存在，而昂布瓦兹大街妓院里却生意兴隆，总是盛情地慷慨接待着它的所有宾客。人们至今还记得红磨坊那位引发图鲁兹·劳特累克灵感的舞女古吕(图1)的超短裙、雷咏多尔美丽的臀部，以及那位白天与他人合伙当公证人、夜间当演员的瓦朗坦·德索塞那强劲有力的腿部动作。他是四对舞中惟一一个以其旋风般旋转的动作使从香榭丽舍大街至蒙马特尔的民众们群情激昂的人，遗憾的是，不久之后他成了红磨坊风车车翼的牺牲品。

在蒙马特尔自编自唱的艺人布律昂辱骂资产阶级，萨蒂在阿尔方斯·阿莱开始其艺术生涯的罗什舒阿尔大道上的“黑猫”酒馆演奏他创作的作品《gymnopédise》。当世纪更替之前十五年，《黑猫》报继续四面出击的时候，阿莱甚至用弗朗西斯科·萨西为笔名在该报上发表文章。而真正的弗朗西斯科·萨西是经常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的一位戏剧艺术评论家。这仅仅是当时发生在蒙马特尔地区的笑话之一……至于画家阿莱的情人珍尼·阿维尔，她为图鲁兹·劳特累克做人体模特儿，同时也为其他画家做过模特儿。经常在蒙马特尔区出现的那些人个个­精­明能­干­、十分出­色­：席里柯、塞尚、马奈、凡·高、莫奈monet（1840—1926），法国画家，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雷诺阿、德加degas(1834—1917)，法国画家、雕塑家。……还有一些暂时无人所知的小画家起先在蒙马特尔，后来到蒙巴那斯的博物馆内学习临摹，不声不响，悄悄地找个空地儿，默默地等待着时机到来。接着，创作灵感将他们带往远方以及全世界。这些影子似的匆匆过客的名与姓就不一一赘举了。

蒙马特尔是为了保持其别具一格的特­色­才成了一个自由区吗?看上去像开玩笑，尽管这并非成为自由区的全部理由，但其中确实存在渴望保持独特­性­、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因素。在20世纪初，一些抱有这一愿望的蒙马特尔人决定将位于圣心大教堂附近的加莱特广场，定为他们这个渴望独立自主的自治区域的首都。

人们进行了投票，提案以绝对优势获得通过。接着，还选举产生了市镇长。土生土长的画家朱尔·德巴季当选为蒙马特尔自由区的首位长官。几年前，他由于被怀疑是魏利餐馆凶杀案的凶手而被警察局拘留过，这一污点被洗刷之后，朱尔·德巴季名声大振。这一次当选为市镇长，使他的名望得到进一步提高。他成为其“新国家”内出类拔萃的头面人物。弗朗西斯·卡尔科franciscarco(1886—1958)，法国作家，蒙马特尔的诗人、小说家。——译注歌颂他，罗朗·多热莱斯rolanddorgelès(1885—1973)，法国小说家，他的写作主题主要是战争及蒙马特尔。颂扬他，查拉tristantzara(1896—1963)，祖籍罗马尼亚的法国作家，达达运动在瑞士苏黎世的倡导人。——译注十分敬佩他，并且将他视为达达派运动的先驱之一。毕加索也正是由于欣赏他，才经常来“机灵兔”聆听他的诗朗诵。

朱尔·德巴季写了一本书，题为《盒子中的杰克》。巴黎歌剧院将它搬上舞台，萨蒂为之谱曲，后来经过达吕斯·米约dariusmilhaud(1892—1974)，法国作曲家。——译注改编，于1926年被俄罗斯芭蕾舞团搬上舞台，布景设计为安德烈·德朗andréderain(1880—1954)，法国画家和雕塑家。起初他与弗拉芒克和马蒂斯的绘画风格同为野兽派，接着过渡到新立体派，最后恢复到传统派……这一哑剧的情节为：一个男子肩扛一口大钟从舞台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任何人都不明白他到底演的是什么角­色­。直至最后一幕，谜底才被揭开：原来他是钟表商。

朱尔·德巴季以向报社出售幽默画为生，但他每次进酒吧都要把身上带的钱全部花光。每次都是趾高气扬、昂首挺胸地进去，垂头丧气、抱头鼠窜地溜出来。

他十分严格地遵守时间安排：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星期，大吃大喝三个星期。人们不知道他何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他提出一句政治口号：将蒙马特尔从法国独立出来，争取其人民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

他到处鼓吹蒙马特尔获得独立的种种优越­性­。周围的其他市镇邀请他时锣鼓震天、大摆酒宴，像邀请一个国家的特命全权大使那样热烈而隆重。

朱尔·德巴季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喝酒不花钱的赊账办法，效果颇佳。一旦他身无分文了，便肩扛大衣、手提旅行箱，垂头丧气地钻进一家咖啡馆。人们问他：

“德巴季先生，您去哪里?”

而他眼泪汪汪地回答道：

“我回我的国家去。”

“您的国家在哪里?”

“­色­当。”

“­色­当，那么远呀?”

“是的，那很远。可你们要明白我是多么伤心啊。”

此时，大家都与他一起悲伤起来。为了相互安慰，人们打开一瓶又一瓶酒，与他共饮、一醉方休。经过如此麻醉，大家都可以感觉好受一点儿。如果别人想不起来拿酒喝，朱尔·德巴季便跳上桌子，大吼道：

“普鲁士人已经攻进了­色­当。我们蒙马特尔人决不投降，我们一定要抵抗到底!”

人们共同举杯为蒙马特尔军队的英勇善战而­干­杯。

通常情形下，喝足之后，次日凌晨他们个个都醉醺醺地离开。而朱尔·德巴季领导的蒙马特尔军队不撤，他们永远不会投降，德巴季也决不做拿破仑三世，因而他再次受到其人民的热烈欢迎。

也许整个蒙马特尔都拿起武器、穿上1870年的军服，一致保卫蒙马特尔山的前卫画家弗朗西斯科·布尔波特的那一天应该除外。

事情是这样的：布尔波特是一位庆祝或游行活动的业余组织者。每年，为了让未曾接受过市长先生检阅的女友高兴，他都策划一次“假结婚”。他们和周围的民众均戴上假面具，一边唱歌跳舞，一边吃喝，通宵达旦，人们共同向“新娘”表示祝贺，市长自然也来表示他的祝福……

布尔波特同其房东有矛盾。房东执意赶他走，画家叫他的弟兄们来增援。他提议大家重新穿上在巴黎公社之前保卫巴黎时穿的军服，在他家周围筑起街垒，时刻准备为反击房东的进攻做出一切必要的牺牲。

在布尔波特做好一切准备之前，房东让步了。而布尔波特却仍按原计划招其弟兄们进驻“阵地”，在约定好的那天，用大车向蒙马特尔的大街小巷运来了化装为“重骑兵、轻骑兵、步兵和公社社员”的一个团的人。他们个个手持步枪，雄赳赳气昂昂，神气十足。按照罗朗·多热莱斯的说法，在当天夜间晚些时候，从蒙巴那斯径直开来一些同样打扮、手持刺刀的国民卫队士兵，同蒙马特尔部队会合，将那些在沿途站岗的真警察惊得目瞪口呆。

聚集在那里的化装士兵们分散守卫在各条大道上，举枪瞄准从电影院出来的过路人。他们佯装战争一直持续到凌晨，最后布尔波特的部队吹响冲锋号，举起刀枪攻下加莱特磨坊，签署停战协定之后才算收场。

乐天派弟兄们这种半挑衅、半嬉闹的行动吸引了沿途许多穿燕尾服、带礼帽的好奇者及游客驻足观看。幸运的是那些马车无法上至山丘顶，它们只好停在布朗斯广场，它们的乘客继续沿着狭窄的小道步行直至最热闹的地段。

蒙马特尔一直保持着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有自己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他们属于同一个艺术思想流派。这一艺术思想派别特别注重各种艺术的相互交融，其创始人是巴勃罗·毕加索、安德烈·萨尔蒙、马克斯·雅各布以及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德巴季同他的弟兄们一起跳舞，卡尔科在酒吧的餐桌旁唱《马赛曲》，马克·奥尔朗在窗户底下吹号，叫其同伴们起床。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心地善良；有饭吃，但很差；饮酒毫无节制；睡觉无固定地方，找到哪里睡哪里，哪里能睡就睡哪里。当时已经开通了从南至北连接蒙巴那斯与蒙马特尔的地铁线路，但他们还未能在地铁站内过夜。他们常常无合法证件，警察盘问时，他们说有住处，但说不出固定住址。他们中有的人也伸手乞讨，有的人可以胡乱涂抹几幅画，将就着卖了nfda4口。有的弹奏音乐，挣几个铜板，但更多的人是向邻居、熟人蹭饭吃白食的老手。而那些邻居、熟人也常常十分慷慨大方，同意他们欠着，有了钱再给。在小餐馆的炉子上时刻热着一些锅，锅里是当地民众日常吃的大锅饭，锅里放着一把把大勺子，这就是专门为囊中羞涩的客人准备的。画家和诗人们常常同极端自由主义者们在这里吃饭、饮酒、畅谈，通宵达旦。20世纪之初，这类人在蒙马特尔多如牛毛。

这些艺术家和诗人聚集在城市郊区、大道边沿地带的现象，单单用“偶然”二字是难以解释的。从前常有人在这些弯弯曲曲、坡度很陡的小道间进行­肉­搏战。这些偏僻地带不仅可以庇护人，同样可以庇护书报，甚至也庇护人们的记忆。李贝塔德常在姆雷街举行民众座谈会。既无社长、也无主编的《无政府主义》报社位于杜瓦里埃-德拉巴尔街；《极端自由主义》报社设在奥塞尔街，该报社的编辑们常去位于诺万斯街的祖特酒馆后厅同他们的朋友和读者聚会。为了避免政府耳目们探听到酒馆常客们在吧台上信口开河的颠覆­性­言论，为了避免危害客人的人身安全，这家酒馆不久后自动关门了。后来，为《黑猫》报提供广告张贴画的瑞士画家斯泰朗也到蒙马特尔的其他酒馆宣传鼓动过革命。杜飞raouldufy(1877—1953)，法国画家、装饰画家和Сhā图画家。——译注因为在一位同行的调­色­板上胡乱涂了些易燃的红黑颜料，到警察局的大门口画了一些讽刺招贴画，被警察局拘留。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些年，胡安·格里斯juangris(1887—1927)，西班牙画家，同毕加索一样，是立体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译注曾因被误认为是加尼埃tonygarnier(1869—1948)，法国建筑师，无政府主义急先锋。——译注，被列为博诺特julesjosephbonnot(1876—1912)法国建筑师、无政府主义者。由于持武器攻击他人而出名，故被称为博诺特团伙。黑帮团伙成员跟踪的对象，被短期监禁。蒙马特尔的邮递员兼特约记者皮埃尔·马克·奥尔朗pierremacorlan（1882—1970），法国作家。还有另外一个差事，即为从法国驻外殖民军中的逃兵解决身份问题服务。他当时在《雾码头》报社工作，借此方便条件，向该报社的一位电工派了一项蒙马特尔山“游击区”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们经常执行的任务：制造假证件。他手舞足蹈地用当地习惯使用的语言说：“因为无政府主义报纸的事，我被宪兵们盯上了。”

西涅克paulsignac(1863—1935)，法国画家，19世纪末法国新印象画派的理论家，独立派艺术家沙龙的创始人之一。——译注、瓦洛敦félixvallotton(1865—1925)，祖籍瑞士的法国画家、雕塑家。——译注和勃纳尔pierrebonnard(1867—1947)，法国画家、雕塑家、招贴画家。——译注参加了一些用实物做奖品的摇奖活动。以他们的绘画作品作为奖品，其目的是为由埃利塞·雷克路eliséereclus(1830—1905)，比利时地理学家，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密友，由于参加巴黎公社革命运动被监禁。——译注和让·格拉夫创办的极端自由主义报纸《造反派》筹集资金。无政府主义作家费利克斯·费内翁félixfénéon(1861—1944)，法国文学与艺术评论家，1883年创办了《独立杂志》，象征主义作家与新印象派画家的辩护士。——译注的朋友凡·东根也参加了。1897年，他为克鲁泡特金kropotkine(1842—1921)，俄罗斯军官、地理学家、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译注的作品《无政府主义及其哲学与理想》的荷兰文译本画Сhā图。

无政府主义者和艺术家们虽然有着相同的理想，但从来不能并肩战斗。因为画家与诗人既不安装炸弹，也不搞恐怖活动，但他们常常支持此类行为。从事戏剧、滑稽剧类的欺骗傻瓜的花招和各种形式的挑衅、捣乱行动时，他们总是站在第一线。在蒙马特尔以及后来在蒙巴那斯的艺术家们都放弃了资产阶级甜蜜舒适的生活，坚决反对无忧无虑的人士们恪守的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他们是造反派，是前卫艺术斗士。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酒鬼画家郁特里罗

他整天地喝。他以酒浇愁，用酒麻醉自己。

阿里斯蒂德·布律昂aristidebruant(1851—1925)，蒙马特尔的民间歌手。

桑德拉斯frédériccendrars(1887—1961)，祖籍瑞士的法国作家、诗人。1913年发表了《跨西伯利亚散文诗》。——译注在他远离巴黎16000里之外创作的《跨西伯利亚散文诗》中绝望地悲叹道：“布莱斯，你说说，咱们距离蒙马特尔还很远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蒙马特尔仍然是世界的中心。

对蒙马特尔山的繁荣昌盛贡献最大的人无疑是郁特里罗，但十分遗憾的是，使蒙马特尔遭受到洗劫­性­破坏的人也是郁特里罗。他并不情愿看到如此后果，他同样也不愿意作画。其初衷只是为了糊口，为了生存。但当他大量描绘蒙马特尔山上代尔特广场和加莱特风车的绘画作品，在1921年德鲁奥拍卖没收的德国画商收藏品的会上价格不断飙升的时候，住在蒙马特尔布特山上及纳瓦尔nāvarre,中世纪的一个西班牙王国，位于现在的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巴斯克地区。——译注的拙劣画家们开始发疯似的临摹他的作品，死板地模仿他的绘画方式，从而导致了蒙马特尔的创作氛围丧失殆尽，到处充斥着临摹模仿的作品……

郁特里罗是一位怪人。

他于1883年出生于当地，即巴黎蒙马特尔区波托街。那里绿树成荫、杂草丛生，政治气氛虽不能说十分宽松，但人们在那里还勉强可以自由地生活。在那里更便于接受贝那老爹关于如何做个本分人的教导，而距离传授夫妻生活秘诀的诗人热拉尔迪paulgeraldy(1885—1983)，法国诗人，主要创作描写家庭内生活的诗。他的《你和我》获得了巨大成功。——译注更远一些。

他的母亲苏珊·瓦拉东个头儿矮小，圆圆的脸，蓝­色­的眼珠十分明亮、闪闪发光。她并非舞女，却被蒙马特尔永记不忘，这是非常罕见的。她­性­格坚毅，很有主见，坚持独立，不依附任何人。她的这些道德品行，对当时的道德风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她来自乡下，母亲为家庭主­妇­，父亲在她出生后不久便离家出走。她年纪很小就到了巴黎。当时她说话信口开河、谎话连篇，随便编造一个年龄，比她的实际年龄小几岁。她谎称出身于富裕家庭，并隐瞒了真实姓名，户籍登记姓名为玛丽-克莱芒蒂娜，聘用她做模特儿的画家给她的名字是玛丽雅。她后来才透露出苏珊这个名字。

她从事过多种职业，后来进入费尔南多马戏团当了杂技演员。在马戏团的一次表演事故中，她从高空坠落摔伤，被迫离开马戏团，做了绘画模特儿。她同时为皮维斯·德·夏凡纳puvisdechāvannes(1824—1898)，法国画家。、图鲁兹·劳特累克、雷诺阿renoir(1841—1919),法国画家，印象派成员，以油画著称，也作雕塑和版画。和德加做模特儿。雷诺阿和德加是德雷福斯事件中著名的反对派人物，他们还于1898年10月签署了法兰西祖国联盟的《巴莱斯宣言》。德加见苏珊人比较机灵，就积极鼓励她学习绘画。

她几乎是所有其良师益友的情人，也是音乐家埃里克·萨蒂的情人。该作曲家在六个月之内给她写了300封情书，称呼她为“我的小宝贝”，但始终未使她动情。这一段淳朴温柔的爱情持续的时间不太长。

她有过一个儿子——莫里斯。对于谁是她儿子的父亲，人们知之甚少。他也许并不是某些人猜测的米盖尔·郁特里罗。米盖尔·郁特里罗是毕加索的同胞，也是他初到蒙马特尔那些年的同志。米盖尔是画家，兼任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艺术批评家。大多数朋友都明白，他承认自己同莫里斯的父子关系，说明他是一位十分慷慨大度的情人。弗朗西斯·卡尔科断定某位名叫布瓦西的酒鬼画家才是莫里斯的真正父亲，但这也同样无法得到证实。

苏珊·瓦拉东过了几年单身母亲的放荡生活之后，同萨蒂的一位朋友结了婚。这是她一生中的首次婚姻。丈夫是一位代理人，十分富有。她的丈夫后来把莫里斯送往圣阿纳。苏珊的这次婚姻没有持续多少年，她找了另一位丈夫。她新选中的人是她儿子的好朋友，名叫安德烈·于特尔。于特尔是一位电工，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但他更喜欢画画。当苏珊·瓦拉东要求于特尔离开自己的工作来帮助她时，她已经年近45岁。于特尔比她小20岁，比她的儿子莫里斯还小三岁，继父成了这个家庭中年龄最小的人，再加上莫里斯的外祖母也同这三口之家生活在一起，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十分奇特的家庭。

这个家庭尽管十分奇特，但无论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家庭。两位年轻人经常站在苏珊的身边看她画画，一位是儿子，另一位是丈夫。这两位年轻人也经常一起作画，相亲相爱，情投意合。他们之间的情和爱是同事之情、兄弟之爱。从这个角度讲，无论众人如何议论这个家庭，无论人们有多少闲言碎语，这幅家庭之画还算和谐。

长期以来，由于莫里斯的缘故，苏珊一直过着十分放荡的生活，导致莫里斯年纪轻轻就染上了酒瘾。蒙马特尔区具有正常生活的青少年们白天都外出工作，只有晚上才喝酒，而郁特里罗却是不分白天晚上地喝。这对他母亲是巨大的不幸，对他本人是长期的折磨，对周围的邻居则构成无边的恐惧。为了强迫他停一会儿，于特尔和瓦拉东把他关在屋里，此时他开始歇斯底里地喊叫和呻吟。他花样翻新地咒骂其母亲及继父，将自己创作的绘画撕得粉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室内的东西全部从窗户抛出。彻底绝望了的瓦拉东经常歇斯底里地大发作，或者疯狂地吹奏手头的乐器。丝毫不懂乐谱的郁特里罗，却夺过他母亲手中的笛子，只会用手指堵住孔，用足平生力气吹出刺耳的一个单音。邻居们对他的行为难以忍受，只有一个愿望：赶快设法让他学习画画吧!尽快设法让他安静下来吧!

苏珊在圣阿纳找了一位心理医生为儿子检查，医生对她说：“您必须给他找个事做，让他离酒远点儿。”遵照医生的嘱咐，如同几年之前德加为她所做的那样，她鼓励儿子学习绘画。她把他关在一间屋子里，给他许多明信片，对他说：“你把它们都画完，我就给你开门。”

郁特里罗开始学习作画。作画时，他­精­力十分集中，废寝忘食，似乎任何事都没有他正在­干­的事情重要。但一旦手中的活儿结束，便旧病复发，贪杯不止。

他讨厌在外作画，因为他人的目光让他有一种泄露隐私的感觉，使他十分不自在，难以忍受。偶尔在外作画时，为了不被人窥探，他总是背靠墙根。如果有人坚持要看，他就转过身背对着来人，后者在他的怒斥与责骂之下，只好一溜烟儿逃走。在对热切地渴望看他作画的追求者们给予非难和责骂几年之后，郁特里罗画出的蒙马特尔风景仍然只是一些按照明信片上的图案复制出的画面。

弗朗西斯·卡尔科亲眼看过郁特里罗作画。他在描写郁特里罗作画时的神情时写道：在从自己捡来的调­色­板中仔细地挑选应该使用哪一块时，他的神情十分专注、严肃而安详；在放大画作的版面时，他使用圆规与尺子在其作画台上又量又画，态度十分小心谨慎、认真仔细。罗朗·多热莱斯也是郁特里罗的朋友。他描述郁特里罗对其复制作品的准确与­精­确度的要求过于苛刻，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

他对其复制品相对于原作的忠实程度从不满意。他连盖屋顶的瓦片、砌墙面的石块的数量都要求完全准确。调­色­时，他为调不出理想的颜­色­而大发雷霆，以致将颜料管砸碎。在他想配出粉笔白时，他说：“这些外墙不是银白­色­的吗?哎呀，不对。可也不是铅灰­色­呀……它们是石膏白……”为房子上涂料时，他产生出一种古怪的念头，使用胶加石膏粉制成的混合涂料刷墙。他经常以教堂为主题作画，他向我们说过：“我喜欢画教堂。”(图2)

［摘自1947年发表的罗朗·多热莱斯的《一群放荡不羁的艺术家》］

星期五是个非常安静的日子。郁特里罗十分喜欢这一天，原因仍然是他喜爱教堂。他尤其喜欢兰斯市的大教堂。他对圣女贞德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之情。在郁特里罗的抽屉里、书架上，放满了与这位圣女有关的纪念章、半身像以及各种各样的纪念物品。他用每个星期五的全部时间为圣女祈祷。

星期六，又是他地狱般快乐——狂饮——的日子。一位医生收留过他几个星期。后来这位医生悄悄地向弗朗西斯·卡尔科透露说，郁特里罗一天喝酒多达八至十升；一天晚上，在把他家从地窖至阁楼的酒全部喝得­精­光之后，他闯入主人夫妻的卧室，将那里仅存的五瓶香水也一口气喝光。

蒙马特尔布特山上的孩子们为他起了个外号——利特里约。喝足酒之后，这位画家在大街小巷中溜达，双肘夹腰，做出跑步的姿势，口中发出“突突突，突突突”的响声，同时吐出想像中的烟雾，以此模仿魔鬼火车的到来。这时，蒙马特尔的孩子们都远远地跟在他身后，模仿他的步伐。他对自己说：这辆火车刚从地狱返回，在这世界上只剩下了一个人活着，就是他郁特里罗。突突突，突突突……折腾够了之后，他回到家里，把玩具火车用铁轨铺在地上，玩起了玩具火车，这一回可是现实中的真火车——哪怕它是玩具。

诗人安德烈·萨尔蒙讲过，有一天，郁特里罗成功地避开其母亲与继父的监视，口袋里装满了放烟火爆竹用的一切必要东西，躲进蒙马特尔的一家旅馆。他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放起了烟火。最后房子着火了。消防队员和警察很快包围了这座旅馆。外面的人“着火了，快救火啊!”的叫喊声此起彼伏，而郁特里罗在房间内却无动于衷。

不久以后，弗朗西斯·卡尔科出版了一本有关郁特里罗的书。得知书中断言自己有­精­神病后，可怜的莫里斯公开疾呼自己没有发疯，但无济于事。由于坚决不同意卡尔科在书中描绘的自己的形象，他将自己用两道锁反锁在科尔托大街的画室内，在窗外挂了十几幅画。画的背面写着：卡尔科先生说我是疯子。不，我不是疯子，我是酒鬼。

在遭到苏珊·瓦拉东愤怒的斥责之后，蒙马特尔各家酒吧全部拒绝莫里斯入内。于是，他便躲藏在大教堂街或者金酒街的碾磨机中自我陶醉。他回到家时，鼻青脸肿。次日，他的母亲收到前一天发出的一张明信片。是她儿子寄的，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没醉!”莫里斯对他的这一做法十分欣赏，非常得意。

身无分文时，莫里斯用一幅画换一杯苦艾酒，或者坐在人行道边上向过往行人散发他的绘画作品。几个法郎就出售一幅他亲笔题词的画，甚至还送货上门。在皮加尔街的一些小小店铺，例如退休­肉­铺老板雅克比的店铺和原为摔跤运动员、现改行从事贩卖艺术品的苏里埃老爹的店铺，郁特里罗作的蒙马特尔风景画的价格更加便宜。

他的作品终于能够出售了，郁特里罗可以时不时地有一点儿零用钱了。于是他得救了，但这应归功于原来住在拉菲特街的老糕点师傅克洛维·萨高特的热心帮助。很久以前，克洛维·萨高特曾经把他在药店地下室发现的糖果及糖浆送给艺术家们，于是他和他们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据许多艺术家(包括他的顾客毕加索)讲，克洛维·萨高特自称是版画商，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位旧货商而已。然而，无法否认他对绘画的确懂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于他迅速地领悟到从绘画买卖中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克洛维·萨高特立即散发了下面那种遣辞造句十分模棱两可的广告。

克洛维·萨高特以很小的投资起步。他提议收购郁特里罗手中的全部绘画作品：小规格的5法郎一幅，中等的10法郎一幅，最大的20法郎一幅。莫里斯立即抓住这一出乎意料的机遇，因为这样一来，他又可以狂饮了。从此，他愈加勤奋作画，同时也愈加狂饮无度。后来在其母亲苏珊·瓦拉东的鼓动下，他离开了萨高特。母亲把他托付给了另一位商人——利博德。利博德从前是一位马匹拍卖估价师，现在负责一家杂志社。他同意照管莫里斯，条件是母亲做担保人。协议签署之后，他开始对莫里斯进行戒毒治疗。然而，毫无结果，徒劳无功。母亲的再次努力又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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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年，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同蒙马特尔一样也成为艺术家们聚集与活动的中心。当时的画家均十分喜欢的模特儿基基来到了郁特里罗的画室。阿丽丝-潘·藤田、基斯林、曼·雷以及其他许多画家都以这位天真活泼、爱开玩笑的年轻姑娘为模特儿作过画。全世界都熟悉她那放荡不羁的风度及娇柔的倩影。一天，她来到莫里斯·郁特里罗的画室，莫里斯也同意为她画一幅肖像。

他让基基摆出要求的姿势站在其画架前面，他画了足足三个钟头。结束之后，蒙巴那斯的这位名模特儿提出，她是否可以看一眼他刚画好的肖像。

“当然可以。”郁特里罗十分坦然地回答道。

说完，他便离开了画室。女模特儿走上前去，想仔细端详郁特里罗的画，可是她惊呆了。她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那是塞纳河左岸蒙马特尔地区的所有酒馆都十分熟悉的狂笑。她再次俯下身去想核实一下自己是否看错了。然而，她完全没有看错。画布上画的既不是她的脸，也不是她的身体。郁特里罗用了三个钟头画出的，竟然是一座小小的乡间农舍。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蓝­色­人生

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目前在法国也有许多外国人。他们给其收留国带来他们孩童时代最鲜活的感受，并且丰富了接待国的思想宝库，还为其接收国引进了诸如巧克力和咖啡之类的物种，大大拓宽了我们饮食中美味佳肴的领域。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芦笛声悠扬的蒙马特尔、加莱特风车旋转的蒙马特尔和到处翩翩起舞的蒙马特尔，归根结底还是法国国民的蒙马特尔。仅从蒙马特尔的上述名字中，人们就不难看出它代表了一个地方、一个时代，以及一些人物的优美、雅致及其魅力。这个地方就是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东侧的代尔特广场。这个时代即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的时代，而这些人物即布律昂、图鲁兹·劳特累克、拉·古吕、瓦拉东、郁特里罗、卡尔科、罗朗·多热莱斯……

除了他们之外，近几年来，这里还来了一些外国人、一些艺术家，然而他们不仅仅是艺术家。

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鼓励移民来法国，目的是利用他们从事新的建筑工程。那个时期，采矿业和冶金业都发出大量的招聘广告，聘用外国志愿体力劳动者。一些农场主也聘用外国人从事农业生产。于是，许多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外国的大学生，许多逃避独裁统治者迫害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还有许多犹太人纷纷涌进法国。在接受移民方面，法国早有好名声：1791年法国率先授予了在法国国内的犹太人公民权，允许他们同法国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法国由此获得的良好形象跨越国界，世人皆知。20世纪初，法国成为自由平等、宽容大度、讲究人权国家的化身。数百名画家、作家共同生活在那里，因为在此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各自丰富的语言与方式表达他们的感受。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无此权利。因而，诞生于塞纳河两岸的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两个巴黎大区的现代艺术，其实是许多国家文化与文明混合而形成的结晶。

早在1824年，波尔多就接纳了在他们国内已经被窒息到销声匿迹地步的西班牙著名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goya(1746—1828)，西班牙画家……20世纪初，另一名西班牙画家来到法国，他就是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世界级著名画家的毕加索。

毕加索抵达法国时年仅19岁。10岁的时候，他的绘画技术可以同他绘画课的老师媲美。14岁时，父亲拒绝他继续学习绘画，当时他的实际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所学的技术。由于能力出众，16岁时被接纳为马德里皇家科学院院士。他到达巴黎时，已经不再是一位神童，而是手艺高超的成|人了。

他对法国毫无了解，初次来，并没有打算久居。他之所以离开故乡，是因为觉得故乡太穷，视野太窄小，家庭气氛十分压抑，希望能外出透透气，缓和一下郁闷的心情。如果有一天他决定长期地越过比利牛斯山、离开西班牙的话，那也是为了前往英国，去追随英国的拉斐尔前派的画家……

毕加索来巴黎的目的是参加1900年世界博览会。他的作品之一《最后时刻》被选中，代表西班牙来巴黎参展。在此次博览会期间，他遇见了许多画家，后来这些人成了他在蒙马特尔的挚友。于是他决定留下来。

在一幅签有日期的画中，他画的是他与朋友们在这次世界博览会会场的门前。这幅画表现出当时他在那一伙人中的地位：他是所有人中的老大。他个头儿比其他人小，但比其他人胖，线条十分清晰，旁边写着：我。

其他五个西班牙人臂挽着臂：皮高特、拉蒙、卡萨斯、米盖尔·郁特里罗、卡萨热马斯。还有一位女士，名叫路易丝·雷诺阿，做模特儿时的名字叫奥戴特，她是毕加索的情­妇­。

这些西班牙人对法国已经比较了解，对蒙马特尔已经十分熟悉。早在巴塞罗那的时候，为了纪念巴黎“黑猫”酒吧chatnoir,1881—1898年间巴黎蒙马特尔的一家酒馆，由鲁道夫·萨利斯创办，一些诗人和画家经常在此聚会与活动。——译注，他们开了一个咖啡酒吧，起名为“四只猫”。毕加索正是通过在“四只猫”咖啡馆内到处张贴的招贴画，发现了欧洲文化、印象派和塞尚、高更paulgauguin(1848—1903)，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成员。、罗丹augusterodin(1840—1917)，法国雕塑家。……(图3)

他的朋友们都住在蒙马特尔，于是他也来到蒙马特尔。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画家伊西德·努奈尔将自己在加布里埃尔街gabrielle，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南侧半山腰。的画室让给他，另一位西班牙人马尼亚克将自己在克里西大街clichy，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西南侧半山腰。公寓套房中的一间卧室让给他住。蒙马特尔很快就熟悉了毕加索那矮胖的身影、目光炯炯的黑眼睛上方长长的刘海儿，以及从他那短短的欧石南根烟斗中冒出的袅袅上升的淡灰­色­烟雾。

人们常常见到他和老朋友马尼埃尔·帕拉里斯、加泰罗尼亚作家杰姆·萨巴尔泰斯在一起，后者一直是毕加索忠实的朋友，直至他去世。毕加索在努奈尔的家居住的时期，他从“四只猫”时代就认识的朋友卡萨热马斯同他住在一起。

卡萨热马斯也许是在蒙马特尔的西班牙艺术家们当中最关心“政治”的，他和极端自由主义运动有来往。1900年，在巴黎的一批西班牙人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释放在马德里被监禁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们。我们在此请愿书上毕加索签字的旁边，发现了卡萨热马斯的签字。也许正因为此事，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法国警察怀疑毕加索属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成员。尽管他同情无政府主义运动、同情这一运动的某些辩护人——例如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ferrer(1859—1909)，西班牙革命者、教育家和出版商，无政府主义者、反教权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参加这一运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怀疑是错误的，没有充分根据。然而，1909年费雷尔被处决的确激起了他极大的愤慨与反感。

卡萨热马斯不仅热爱政治，而且十分敏感、脆弱和多情。他爱上了一个在蒙马特尔为画家做模特儿的年轻姑娘热尔梅娜，但他只是一厢情愿。求婚失败后，他决心自杀，以求解脱。为了改变其思想，毕加索将他送回西班牙。接着，他重新回到法国。回来的当天晚上，他请了几个朋友在克里西大街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热尔梅娜也在被邀请者之列。卡萨热马斯向大家宣布说他将永远地离开法国，回西班牙去。热尔梅娜也不反对。画家多次向她建议同他结婚，但姑娘总是耸耸肩膀，不置可否。卡萨热马斯不耐烦了，从衣袋中拔出手枪，朝热尔梅娜开了枪，但未击中，于是他向自己的太阳|­茓­开了一枪。

朋友的死对毕加索震动极大，他画了数幅画表现这一惨剧，其中《卡萨热马斯之死》(1901)(图4)和《灵柩中的卡萨热马斯》(1901)最为著名。《留发髻的女人》(图5)中那冷酷的目光与紧闭的嘴­唇­，形象逼真地反映出了卡萨热马斯死后热尔梅娜的神情。

卡萨热马斯的死成为毕加索创作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以图鲁兹·劳特累克风格绘画，他十分欣赏他在“四只猫”酒馆中发现的这位艺术家。毕加索选择的无论人物还是主题都是这位长者认可的，使用的颜­色­均为人民大众喜爱的鲜亮­色­彩。1900年作的《加莱特风车》便是一例。自从朋友不幸离开人世之后，他逐渐抛弃了这一风格，其作品侧重反映的是悲惨的事件和凄凉的内心世界。这样的风格与当时在蒙马特尔的那一帮西班牙人生活的贫困窘迫、心情的忧郁寡欢相吻合。这就是毕加索创作史上的“蓝­色­时期”。

这个时期的作品反映出画家刚到巴黎的那个阶段，­精­神生活十分贫乏，心情既悲伤又苦恼。他多次赴圣拉扎尔的女子监狱探视那里的犯人，因此在他的作品当中常常出现女犯人。这充分表明，毕加索在那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生活中呈现出的悲惨与痛苦比较感兴趣。

蓝­色­既符合画家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悲观看法，也符合他当时的工作条件——在夜深人静之时，单独一人封闭在画室内，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从事创作。

他和朋友们一样，经常向自己提出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生活?如何绘画?如何饱腹?

他们中最富裕的要算雕塑家帕克·杜里奥了。帕克·杜里奥曾经是高更的学生，同时也是他的朋友。他拥有在波利尼西亚群岛马尔吉丝岛流亡者的一些素描画、水彩画和15幅油画。正是他介绍毕加索结识了高更。帕克经常留朋友在他家住宿、吃饭。别人不来，他就出去与他们聚会。他常常在毕加索的门前放一块面包或一盒沙丁鱼罐头。他最割舍不下的就是朋友，临终前，他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十分遗憾的是，再也不能和朋友们在一起了。”

从帕克的慷慨中受益最大的并非毕加索，而是一位加泰罗尼亚人——马诺鲁。此人黑头发、黑眼睛，虽穷困，但十分忠诚，遇事办法多，很乐观，机灵活泼得像个孩子。只有他同毕加索讲加泰罗尼亚语。马诺鲁爱好雕塑，但由于缺乏胶泥和其他必要材料不能从事雕塑，才被迫从事绘画。人们很佩服他的勇气，因为没有人买他的画，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地画。他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哪里能睡就睡哪里，见到什么就偷什么。

一年夏天，帕克把自己的房子借给马诺鲁住。当帕克外出几个星期后回来时，雕塑家强装笑脸迎接他归来，把钥匙还给帕克之后，悻然离去。帕克在屋里转了一圈，一切都未变，惟独高更的画全部不翼而飞了。无疑，马诺鲁把它们全部卖给了沃拉尔德ambroisevollard(1868—1939)，法国画商、收藏家、法国艺术出版商……

一天，毕加索对他的朋友说：

“你呀，将来上刑场，都没有人能够处决你。”

“为什么?”

“因为你太逗人，他们会乐死的!”

他简直成了不劳而获、玩着混吃混喝的大师，他掌握着一整套炉火纯青的专门技术。他天天在做弥撒的圣地演练其手艺。来巴黎后，他首先参观的就是教堂。他以做弥撒者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做出不知该往哪里坐的样子，此时从教堂昏暗的大殿角落走来一位­妇­女，她递给他一把椅子，他给了她一个铜板，他就座之后，她却消失不见了。于是，马诺鲁也模仿那个­妇­女的样子，向来人递上椅子，无数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花招，赚取几个零用钱。他在这同时，还可以获得比在盛圣水的碗中浸泡过的圣体更加实惠、更加富有营养的食物。

不去教堂时，他就玩抽奖、碰运气。他挨门挨户地敲蒙马特尔所有人家的门，向他们出示一幅他计划雕刻的大理石半身像的草图。

“一个号，100生丁!”

他用一个带编号的硬纸卡片换一个币。但买卡片者中无人能够中奖，因为那个半身雕像根本就不存在。当人们问他中奖号码时，他回答说：“萨尔蒙的号码!”

这样混了几年之后，他有钱购买从事雕刻所需的材料和工具了。卡恩维莱daniel-henrykahnweiler(1884—1979)，祖籍德国，法国艺术作家、油画商。经常买他的雕塑作品。一天，卡恩维莱来订货时，马诺鲁企图狠宰他一下。在谈到其中的一件雕塑作品时，马诺鲁要求画商加钱。

“为什么?”画商问。

“因为它将比其他的好。”

“您常这么讲。”

“这一次，是真的。”

“咱们以后再说吧……”

“这样，我没法­干­了。”

卡恩维莱不仅仅是商人，也是审美家，是艺术家们的朋友。而马诺鲁不了解这一点。他坚持说：

“这一件雕塑作品将比其他的大，我需要用的材料比其他的多，您也能卖出比其他的更高的价钱。”

“它将比其他的大许多吗?”

“是的，非常大。”卡恩维莱多付了他几张票子。此时，马诺鲁乱蓬蓬的黑发下，那双黑眼珠乐得闪闪发光。

夏末秋初，卡恩维莱收到了这位西班牙人的雕塑作品，是一个蹲着的女人，不大不小，同他以往买的作品一般大小。画商召见马诺鲁，说：

“您反复地强调这一件作品比其他的大。”

“情况确实如此。”

“但我怎么也看不出来……”

“您没有看清楚……”

马诺鲁站在其作品前。

“这是一个女人……”

“我知道。”

“这个女人是蹲着的……”

“我知道。”

“可是，如果她站起来呢?”

“如果她站起来?”卡恩维莱疑惑不定地重复道。

“是啊，如果她站起来，她不就大了吗?而且大许多!”

西班牙人毕加索要比整天泡在酒吧的那些人混得好一些。他找到了一个谋生的可靠办法：作画，卖画。那时，他已经表现出自己与其他人既相似又不同。所有在蒙马特尔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当中，毕加索不仅是最富有的，而且是手头儿拮据时间最短的一个。

同马尔古希、格里斯、凡·东根、瓦尔诺以及其他画家一样，毕加索也把他的一些幽默画送往“­奶­油碟”、“巴黎的呼唤”和“喧闹堂”这些有名的画店，对此，他十分自豪。他藐视“第二职业”，他说：“当我有话需要说、有思想需要表达时，我必须表达出来，我忍受不了任何屈从。”他总是在家等待画商来取他的绘画作品，而从不接受为报社作画的建议。

刚到巴黎时，毕加索的同乡马尼亚克主动把自己位于克里西大街的一套房内的一间卧室让给他住，并且每月付给他150法郎，条件是他作的画全部给他。钱虽然不多，但起码他不必忍饥挨饿了。

在毕加索保持图鲁兹·劳特累克绘画风格期间，马尼亚克一直坚持不懈地支持他。但当他进入“蓝­色­时期”后，画商就弃他而去，理由是：他的作品卖不出去。在此情形下，毕加索被迫下决心同那些与水果蔬菜商贩类似的小画铺主共事。

这些人大部分是旧货商，他们将商品摆在店铺前马路的人行道上。逛马路的人也许能在旧熨斗、旧衣物和破烂不堪的小推车堆中，发现郁特里罗、毕加索或杜瓦尼埃·卢梭的绘画作品。

同其他人一样，毕加索也不得不与利博德和萨高特打交道，而且同那位郁特里罗早已领教过的萨高特打的交道更多。

同这位昔日的糕点师的初期接触还比较容易。他热情、圆滑，很好说话。再说他确实十分喜欢画，起码是十分喜欢绘画中的­色­彩。然而，一旦涉及钱，事情就难办了。他不直截了当地谈事情本身，总是兜圈子，拐弯抹角地将你引导到他最感兴趣的话题上。每次他来找毕加索时，总是手捧一束鲜花。他一边十分客气地将鲜花献给画家，一边问道：

“喜欢吗?”

毕加索点点头。

“您能画这束花吗?”

西班牙人低声嘀咕着什么。

“可以吗?”

“我不知道……”

“可以，怎么不可以呢?多么漂亮的一束花呀!”画商以十分欣赏的口吻大声感叹道。

他从画家手中夺过花束，在毕加索的面前摇晃着。

“我，我向您献花，而您呢，您将这些花画出来，然后……然后呢?”

毕加索不回答。

“……然后，您将画好的花作为礼物送给我，算做对我的感谢!”

萨高特现出酷似捡到金条一般的快乐微笑。

“您瞧我这人多好啊!我就把这束花留给您了!”

一天，他提出向毕加索买几幅油画。

“付多少钱?”

“700法郎。”

“免谈。”

毕加索离开了拉菲特街，回到蒙马特尔山上。

当天晚上，由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突然后悔自己不该那么固执。次日，他到了萨高特的店铺。

“改变主意了?”

“我没有别的选择。”

“太好了!”画商惊呼道。他张开双臂，拥抱住窘迫不堪地站在他面前的伟大艺术家。

“您的所有画，我全部要了。500法郎……”

“700法郎!”

“为什么是700法郎呢?”

“可您昨天……”

“然而，那是昨天啊!”

毕加索愤怒地离开了萨高特的店铺。

忍饥挨饿过了一夜之后，次日，他又回到了前一天离开的店铺。

萨高特神气十足地说道：“今天，我的情绪不错。”

“什么意思?”毕加索盯着他的眼睛问。

“也就是说，一共300法郎。”

伟大的绘画艺术家不再同他争论了，他认输了。

毕加索也常同昔日的摔跤运动员、曾经狠宰过郁特里罗的苏里埃共事。苏里埃的店铺位于梅德拉诺杂技场对面。苏里埃老爹以前是个酒鬼，后来经营起了旧货买卖，专门从事旧床和旧床垫买卖业务。他成为画商，开始于与画家们的交换：他卖给他们画布，没有钱时，他们付给他颜料或素描画。然后，他把如此得来的雷诺阿、劳特累克以及杜飞的绘画作品直接摆在人行道上出售。

苏里埃对待这些世界级的著名画家同对待一般顾客毫无两样，不择手段地还价，完全不信任他们。一天，他到毕加索画室订货，带来一束鲜花，第二天就要货。因为他已经答应了顾客，但没有库存。

“请您画一幅吧!”画商恳求道，“这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轻而易举之事。”

“我没有白颜料。”

“您需要白颜料有什么用呢?”

“您不能预付一些钱，让我买点儿白颜料吗?”

“请您忘记白颜料吧!那太俗气了!”

毕加索为他画了一束花。第二天，那幅画还未晾­干­，苏里埃就匆匆忙忙取走了。他付给毕加索20法郎，这是特殊价。因为苏里埃已经同意次日交给顾客货，属于急活儿。通常，无论哪位提出要求，他一律只付3法郎的颜料费。毕加索也不比别人运气更坏。有一天，正是在苏里埃老爹处花5法郎买到杜瓦尼埃·卢梭的一幅作品——m夫人的肖像。当时，那幅画被随意地扔在人行道上，毕加索在画商馋涎欲滴的目光注视下仔细地端详着那幅画。“买了这幅女人肖像吧，她能给您带来好运!”

见毕加索一时下不了决心，画商鼓动他说：

“100生丁给您!怎么样?您拿回去，可以在上面画别的。因为它尺寸大，如果您在上面给我画一束花，我以同样的价格向您买过来!”

毕加索买了那幅画，他没有覆盖它，而是把画保留了下来。

毕加索遇见的真正画商是一位女商人——贝尔特·韦伊，同她共事的画家们称呼她“了不起的女人”。她是一位视力很差、个头儿矮小的女子，常拿放大镜当眼镜用。她生活并不宽裕，卖画的利润很低。她吃住均在位于维克多-马塞街的画廊：一个十分简陋的小铺子，里面横七竖八地拉着许多绳子，用衣服夹子夹着许多名家之作：马蒂斯henrimatisse(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代表人物。、德朗、杜飞、郁特里罗、凡·东根。不久，又增加了玛丽·洛朗森、毕卡比亚、梅景琪、格莱兹以及毕加索的作品。由于酷爱艺术，贝尔特·韦伊在弘扬现代艺术方面作出了几乎与沃拉尔德、保尔·纪尧姆、罗森伯格以及卡恩维莱同等重大的贡献。她对毕加索的帮助极大。她通过马尼亚克，购买了毕加索的大部分劳特累克时期的作品。中间人走后，她还购买过他的几幅水粉画，然而，仅仅几幅。

假如她让弗朗西斯·卡尔科看的账目是真实的话，其中记录着她是用怎样的价格购买名人的一幅作品的：郁特里罗，10法郎；杜飞，30法郎；马蒂斯，60法郎；劳特累克，600法郎。毕加索作品的平均标价为30～50法郎。她将收购的画卖给一些比较富有的业余爱好者，例如：收藏家安德烈·勒韦尔、马塞尔·桑巴特以及奥利维尔·杉塞尔。雷蒙·普安卡雷raymond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治家、律师、演说家，1913—1920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到爱丽舍宫执政之后，奥利维尔·杉塞尔担任了总统府的秘书长。贝尔特·韦伊这位­精­力充沛、始终不渝地忠实于画家的小个子女人，就是这样使蒙马特尔山狭小范围之外的天下人了解了毕加索及其伙伴们的。

贝尔特·韦伊属于那种说一不二、独断专行、态度生硬的人。1917年的一天，巴黎第九区警察分局的警长尝到了她的苦头。那一天，贝尔特·韦伊在泰布特街的一家画廊首次举办莫迪利阿尼amedeo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画家，1906年到达巴黎。其作品以­祼­体为主。画展，她要求布莱斯·桑特拉斯为请柬写一首诗，并配上意大利画家的一幅素描画。她将此请柬发给了业余爱好者。

画展开幕的当天晚上，参观者云集，室内与室外人一样多，到处都熙熙攘攘。一侧(室内)是艺术的业余爱好者，另一侧(室外)是看到橱窗里的­祼­体画像惊讶不已的过路人。他们叫来一名警察。警察报告了警长。警察下令撤除展览会上的­祼­体画。贝尔特·韦伊拒绝执行其命令，于是她被传唤去警察局。在赴警察局的沿途，她遭受到脚登靴子的男士及头戴小帽的­妇­女们的嘲笑与咒骂。

愤怒到了极点的警察局长吼道：

“我命令你把所有那些垃圾摘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是­祼­体!……”

警察局长调整了一下情绪，用由于气愤而变得嘶哑的嗓门回答说：

“这些­祼­体……­祼­体!”

贝尔特·韦伊被迫关闭了画展。为了帮助生活极其贫困的莫迪利阿尼，她买了他的五幅画。就像在毕加索来巴黎初期处于困难时期，尽管她对画家蓝­色­时期的作品持怀疑态度，还是全力支持他一样，现在她坚持不懈地支持莫迪利阿尼，不屈不挠地为他辩护。因为毕加索富裕起来了，而莫迪利阿尼却仍然处于贫困之中。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巴黎的画商们

我曾经给一位顾客看了塞尚两幅绘画的初稿，他立即说：“我可不想买这些­祼­露着白纸的东西……”

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

画商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同样不欣赏毕加索蓝­色­时期的绘画作品。

他是通过马尼亚克发现毕加索的，并且在1901年和从1906年起一直销售他的绘画作品。在那个时期，他为马奈、雷诺阿、塞尚、凡·高以及高更的绘画作品举办过画展。他是画商，从事的活动完全不同于旧货商。旧货商人只是颜料商贩，贝尔特·韦伊在20世纪初正是属于这类旧货商。而沃拉尔德却在黄金地段拥有一家很出名的店铺，他是最早购买德朗和弗拉芒克的作品，以及对雕塑家马约尔aristidemaillol（1861—1944），法国雕塑家、画家。感兴趣的画商之一。他同毕沙罗camillepissarro(1830—1903)，法国画家，印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联系密切，正是毕沙罗使沃拉尔德发现了印象派画家。

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于1895年举办了迪朗-吕埃尔和贝尔南兄弟均拒绝举办的塞尚画展。这一不同凡响的举动再次抬高了他的身价，使他进入了画商界的贵族行列。在回忆录中，他详细地描写了他花费了多少­精­力才找到画家的隐居处，因为塞尚­精­心地隐瞒其地址不让外人知道。寻觅到画家的家之后，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同画家的儿子有过一次约会，他向他详细阐述了举办画展的计划。几天之后，他收到画家塞尚寄来的好大的一卷画，共150幅。由于缺乏资金，在用比较粗糙的画框简单地裱过之后，沃拉尔德便将它们展出了。从此，他和塞尚二人都在绘画界名声大振。这次画展促使沃拉尔德在画展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喜爱与欣赏的画家的作品上，同时开始了他酷爱已久的出版发行活动：他­精­心选择最好的纸张、最优秀的制版工，出版有关艺术与艺术作品的书籍。

久而久之，沃拉尔德画廊便成了现代艺术的中心。此画廊位于巴黎绘画市场的主要街道——巴黎第九区的拉菲特街。迪朗-吕埃尔和贝尔南的画廊也在同一条街上。马蒂斯、鲁奥、毕加索以及其他许多年轻艺术家经常来此闲逛，寻觅先辈们的优秀作品。

沃拉尔德画廊的橱窗不同于其他画廊的橱窗。看过展示在拉菲特街的雷诺阿、毕沙罗以及马奈的作品。夏加尔marcchagall（1887—1985），祖籍俄罗斯的法国画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发现沃拉尔德画廊的橱窗十分肮脏，到处都是破烂报纸，而且沃拉尔德的衣着打扮酷似僧侣。推开门，来人看到一张办公桌、一个炉子、马约尔的一件雕塑作品、靠墙根反扣着一些油画以及几幅未裱糊的塞尚的作品，并且到处都盖满尘土。此时，他便彻底明白了弗拉芒克的话，当他在沃拉尔德画廊举办首次画展时，每天都派自家的用人去擦洗家具和展品。

一个男子坐在办公桌的后面昏昏欲睡。这是一位出生于留尼汪岛的克里奥尔人（白种人后裔），年纪刚满40岁，既高又胖，短胡须，秃头。后来雷诺阿将此人比喻为“黑猩猩”。顾客们认为，他对绘画作品没有任何兴趣，因为沃拉尔德懒得搭理那些进到他画廊的人。他懒洋洋地睁开一只眼，问他们想要什么，欠欠身子，接着重新坐下，回答道：“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他将从其堆满财富的“阿里巴巴”山洞里取出一些绘画作品，接着重新坐回办公桌后，直到来客指着一幅画问这问那，他才动弹一下。

“这一幅呢？”

“50法郎。”

“40法郎吧。”

“我说过了，50法郎。如果您要是再还价，我就要70法郎。”

“但是……”

沃拉尔德摇摇头，表示再说什么也没有用。

“怎么可以证明这不是假的呢？”

“无法证明。”

“怎么？无法证明？”

“这是1830年的作品，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呢！……不信您就去问画家自己吧！”

顾客以疑惑的神情仔细端详着这位古怪的画商，接着问：

“您可以给我看一两幅塞尚的作品吗？”沃拉尔德拿给他后，客人问：

“这一幅卖多少？”

“200法郎。”

“您认为塞尚的作品要涨价了吗？”

“这跟我没有丝毫关系！”

客人犹豫不决。沃拉尔德决心给他解释一下：

“我在去年花12法郎买了这幅画，我以差不多20倍的价格卖给你……”

“这说明它涨价了！”

“这说明它今天是涨价了！但明天，它或许连12法郎都不值！”

沃拉尔德在其粗鲁、令人厌恶的态度后面藏着一个狡猾的灵魂。他如同一只躲在黑暗处窥视的猫。他如果看中哪个画家，就发誓一定要征服他。不是买他一两幅作品，而是收罗他的全部作品。他同德朗及弗拉芒克的买卖正是这样做成的：由于迷恋野兽派画家绘画中粗犷有力的风格，沃拉尔德亲赴一个又一个画家的画室，仔细琢磨那里的作品，然后粗鲁地说：

“我买。”

“您买什么？”

“全部。”

大多数时候，他不同画家签署购买合同，只达成口头协议。

每当他愿意劳大驾卖画家的画时，他便不再是一只猫，而摇身一变成了一只狡猾的狐狸。阿丽丝·道格拉斯逼真地为我们描述了他是如何同两位美国人格特鲁德·斯坦及莱昂·斯坦兄妹俩玩猫捉老鼠游戏的。

现在让我们想像一下当时的场面：初来乍到法国的两位美国人推开了沃拉尔德的家门。她，既粗又壮，像个伐木女工，脚穿系鞋带的皮凉鞋，过短的头发使她更加显得像个短腿男人，两只拳头像贴身保镖，不苟言笑，说起话来大嗓门、­干­脆利落、滔滔不绝。而他呢，穿坎肩、戴礼帽，红胡须，说话态度严肃、口气生硬，与其妹妹相比，显得稍瘦。沃拉尔德仍然穿着他那件传奇式的大衣，脚上穿一双犹如伊斯兰国家人穿的拖鞋似的脚尖上翘、又大又旧的鞋子，窝在办公桌后昏昏欲睡。

他一动不动，不知道站在他对面的是巴黎最大的科技、文学艺术事业的资助人。从1930年来到巴黎起，斯坦兄妹两人走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仔细地查看过所有的画廊与画室。他们有一大笔钱要花出去，他们打算用它来收购艺术作品。

沃拉尔德对他们的到来无动于衷，仍然处于半睡半醒、迷迷糊糊的状态，他在等待来人先开口。莱昂·斯坦问是否可以给他们看看塞尚的风景画。沃拉尔德笨重地站起身来，沿着台阶向存放其财富的地窖走去。五分钟后，他拿着一幅画上来给他的两位顾客看，然而，画布上画的却是一只苹果。

格特鲁德快言快语地指出：“请原谅，这不是风景，是一个水果……而我们要看的是一幅风景画。”

“对不起。”沃拉尔德喊道。

他再次踢踢踏踏地走向通往地窖的台阶，消失了。两位美国人笑了。

画商回来时，手里拿着的画比第一幅大些。他将画递给两位客人。他们以更大的兴趣观看那幅画。这一次，莱昂说话了。他说：“沃拉尔德先生，我们并不想难为您……可我们想要的是一幅风景画，而您给我们的却是­祼­体画！”

此时，沃拉尔德才看了看他交给客人的画，确实是一个­祼­体背影。

“请原谅，我马上就来……”

他第三次踏上刚才的那个台阶，返回时，拿着很大的一个画框。

“你们是想要风景画吗？这是一幅风景画！”

然而，油画还未画完。上面确实有风景，但非常小。剩余的部分全部是空的。

格特鲁德·斯坦说：“这一次好一点儿。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一幅小一点儿但已经完成了的画，我们将会更加高兴。”

“那么，就让我再去看看吧。”沃拉尔德咕哝道。

他又走了。兄妹二人耐心等待着。他们听见一阵脚步声，但不是画商。从台阶出口走出来的是一位上了点儿年纪的­妇­女。她十分热情地同他们打过招呼后，在街角处消失了。

莱昂与格特鲁德相互对视片刻，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笑了。又听到了一个人的脚步声，又一个女人出现了。

“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好！”

她与前一位一样，在拉菲特街角消失了。

格特鲁德放声大笑起来，对哥哥说出了她的想法：画商是个疯子。刚刚从这里过去的两位­妇­女是在画廊地下室工作的画家。他每次下去，就要求她们匆匆忙忙地画一个苹果、一个­祼­背和一小片风景，而给他们看时，一口咬定那确实是塞尚的作品。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塞尚的作品。

兄妹俩越说越乐。此时，沃拉尔德回来了，他递给他们一幅全新的画：一幅全部完成了的风景画，而且十分漂亮。两位美国人买了这幅塞尚的画，离去了。

沃拉尔德或许会对朋友们讲述，他接待过两位呆头呆脑、只会不停地说笑的美国人。然而，他很快就明白这两个人笑得越多，买得也就越多。

他的判断完全正确。他越惹那两位美国人发笑，他们就越经常来光顾他的画廊。仅那年一年当中，他们就在沃拉尔德的画廊里购买了两幅塞尚的­祼­体画，以及一幅莫奈、两幅雷诺阿和两幅高更的绘画作品。

沃拉尔德的地窖是一个复杂的、富有魔力的地方。地窖内不仅存放着大量的优秀艺术作品，而且还有一间厨房和一间餐厅。因为画商不只是个板着面孔、十分狡诈的人，而且也非常喜欢招待客人，十分好奇。在他愿意的时间内，他也很健谈，愿意听闲话，也好传闲话，他同时还是一个民间文学的业余爱好者。他待人谦恭有礼，特别是对他敬佩的女士。但是他从未结过婚。在回答弗拉芒克一个有关他独居原因的问题时，他说一个合法妻子会经常要求他回答许多有关塞尚的问题。“您能够想像得到吧？时刻向他人作解释是多么令人烦心的事啊！”

人们在沃拉尔德家里吃的主食是他的出生地留尼汪的主菜——咖喱­鸡­。画商邀请的都是他喜爱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购买人。特别是鲁奥和那位仇视排斥犹太人而且­性­格暴躁、令人讨厌的德加，每天中午都陪他用午餐。（德加永远不能原谅贝尔特·韦伊在他家的附近开办了画廊。）关于德加，沃拉尔德给人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去德加家里送一幅画，不小心将半厘米长的一张小纸片掉进地板缝中，他大喊大叫着冲过来：

“当心啊！您把我的画室弄乱了！”

那张讨厌的纸片终于被抠出来了。

一天晚上，沃拉尔德请他来家共进晚餐，德加向他提出了七个先决条件：菜中不得加黄油，餐桌上不得摆放鲜花，只能放一层透明纱，必须将猫关起来，不能有狗，­妇­女不得洒香水，必须在晚上七点半准时开饭。

祝大家胃口好……

客人们都知道沃拉尔德有一个习惯：每当咽下最后一口饭时，就双手交叉从后面抱着头靠在墙上，进入梦乡。

他有犯困的毛病，无论在餐桌上、马车上还是办公桌前，一概没完没了地打盹。他常抱怨说夜里没有睡好，怪床不好，发誓要把它更换掉，然而，他一直保留着。他数次发誓要在一周之内把他的大衣和鞋子扔进垃圾桶里，但它们仍然一直伴随着他。他这种整天昏昏欲睡的状态，并未对他的生意造成任何损害。他的朋友甚至他的敌人们都说，他越睡越发财。

为沃拉尔德画像的画家们，特别是雷诺阿，都恳求他切勿在他们作画期间拥抱莫尔菲morphée，希腊神话中的睡神、夜神……为了使他不打瞌睡，勃纳尔强行在他的腿上放只猫。更有甚者，塞尚把他固定在一只方凳上。这只方凳并不放在平地上，而是被放在一个讲台上立着的四根木桩的顶端。

“如果您倒了，方凳、木桩以及讲台必然一起翻倒！”

“那又怎么样？”

“那么，您就醒了。

这是一种酷刑。在做模特儿150次、不幸地被摔过几次之后，沃拉尔德问道：

“马上要完了吗？”

“还没有。”塞尚回答道。

“但是，起码我的态度令您满意吧？”

画家后退几步，仔细端详片刻之后，回答说：

“我对您衬衣的前襟不满意……”

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死于1903年的一起车祸。司机开车行驶过程中，画商一直在后座上鼾睡。对这起车祸有两种说法：一些人说那是一辆老式汽车，车轮撞到了路面一个坑边上，睡眠中的沃拉尔德没有任何察觉，一头撞到了汽车后壁上，就再未醒过来。他在昏睡中断送了­性­命。乔治·夏朗索尔提出另一种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汽车失控之后，放在汽车后座上的一尊马约尔创作的铜像被甩下，恰好砸在艺术品商人的头颅上，断送了他的­性­命。（根据1973年出版的乔治·夏朗索尔的《两岸》）无论事情的经过如何，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的死确定无疑，而且是死于他的两宠：马约尔和睡眠。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皈依者

人们都谈论马克斯·雅各布。我看见一只虫子在墙根闪闪发光，这是马克斯·雅各布在偷听。

雷蒙·凯诺raymondqueneau（1903—197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者。

一位男子从沃拉尔德家出来，沿着蒙马特尔大街小巷，在煤气灯蓝荧荧的灯光下缓慢地向上攀登着。他的衣着十分奇特：一件布列塔尼牧羊人的披风，灰­色­粗呢面、大红法兰绒里子。光秃秃的大脑袋，窄小的肩膀，一张幽默诙谐的嘴巴，一对眼珠时而转动，时而固定不动，戴着一只单片眼镜。从看上去端庄的举止和优雅的风度中，时刻流露出他和蒙马特尔山上的绘画学徒们一样，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

当人们问到他的童年，他便说自己三岁时，被一帮波希米亚人劫持，剔去骨头，切成了碎片。几年之后，有人在师范学院的石板广场上捡到了他。

请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此人其实是一位诗人。

他还有其他一些能够帮助自己获得成功的艺术手段：不断地作画。在坎佩尔quimper，法国布列塔尼地区菲尼斯太尔省的首府，马克斯·雅各布的故乡。中学时，他的图画老师将他视为一个蹩脚的画家。这只能表明这位老师缺乏洞察力。

他的父母希望儿子上师范学院，而他自己却选择了参加殖民军。鉴于他的体力与肺活量不足，被排除在被征募者之列。一天，他既无行李也无衣物，仅凭钱包角落里剩余的几个法郎，只身来到巴黎。他很快就发现，依靠画笔和毛笔无法养活自己。于是，他轮番从事着教授钢琴、家庭教师、雇员、艺术评论家、清洁工、木工、诉讼代理文书、售货员和保育员等下等人才从事的工作。

他十分贫穷，之所以能有比较讲究的衣着，是因为他在坎佩尔当裁缝的父亲时不时慷慨地资助他。他朝着克里西大街走去，他需要在那里会见一位艺术家。不久前，他在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家看到过在那里展出他的64幅油画，这位艺术家不是别人，正是巴勃罗·毕加索。

来者到底是何人呢？他正是毕加索至死不渝的朋友——马克斯·雅各布maxjacob（1876—1944），法国作家，其作品中充满辛辣与幻想……

毕加索的画让雅各布着迷。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位画家的画十分独特，­色­彩的明暗搭配非常和谐，与印象派的画作完全不同。尽管有人开始迷恋雷诺阿和德加的画，但总的来说人民大众不喜欢印象派画。被马克斯·雅各布称为“伟大的装饰画家”的那些艺术家们的作品，简直无法同毕加索的绘画相提并论。那些人都被认为是德拉克洛瓦eugènedelacroix（1798—1863），法国画家，坚持浪漫主义，与法国官方的学院派古典主义抗衡。他在艺术上的革新成就，加强了浪漫主义画派的地位和影响。青年时代的作品反映了他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代表作《1830年7月27日》，以象征和写实的手法相结合，歌颂了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反对王权复辟的斗争。他的画风是构图气势宏大、­色­彩绚丽、强调对比关系，重视对人物情感和动势的描绘。主要代表作有：《阿尔及尔­妇­女》、《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但丁和维吉尔在地狱》等。和鲁本斯pierrepaulrubens（1577—1640），法国佛兰德斯地区的画家。青年时代开始习画。1600年至1608年在意大利研究文艺复兴和17世纪绘画的表现技法。他创作的神话、历史、宗教、肖像、风景和风俗画等作品，构图富有气势、­色­彩绚丽。的弟子，但他们充其量也只能属于在墙壁上胡涂乱抹的那一类。毕加索的笔法既不同于西涅克，也有别于模仿象征主义的画家，例如皮维斯·德·夏凡纳和莫里斯·德尼mauricedenis（1870—1943），法国画家和艺术评论家，象征画派的理论家，1890年前后法国独立画派成员……他的画没有图鲁兹·劳特累克的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尖酸、刻薄与辛辣，稍微温和一点儿。然而……

他（毕加索）模仿上述所有人的笔法，但他模仿的手段十分高明、十分巧妙，使得人们在如此众多的画中难以感觉出来。给人留下的只是一种全新而且独特的人格魅力。

［摘自在南特举行的“美术博物馆研讨会”材料］

马克斯·雅各布进入毕加索与马尼亚克合住的套房，终于见到了毕加索。在正在酒­精­炉上煮豆角吃的十多位西班牙人炙热的目光注视下，他勇敢地向毕加索表达了他对他的欣赏与迷恋。毕加索对他表示感谢。两人互道祝贺，相互恭喜、紧紧握手、紧紧拥抱，但相互都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西班牙人听不懂对方的法语，而法国人对西班牙语更是一窍不通。他们感受到的，只是一股通电似的暖流从他们身上流过，一种磁铁似的引力将他们二人紧紧地吸引在一起。

毕加索向来人展示了他的所有作品：堆放在一起的十来幅画好的画布，接着邀请拜访者同他的伙伴们一起吃一起喝。晚餐结束后，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尽管语言不同，但贝多芬的乐曲成了他们共同的赞美曲。交响曲结束之后，他们一起演奏吉他，直至深夜。

第二天，马克斯·雅各布邀请他的新朋友毕加索到他的住处做客。像往常一样，毕加索带着他的那一帮西班牙伙伴。马克斯为所有在场的人大声朗读他的诗作，但除了他抑扬顿挫的语调与连说带比画的手势之外，这些人什么都听不懂。然而，对他们来说，这就足够了。毕加索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称马克斯·雅各布为当代最伟大的法国诗人。为了感谢对他的夸奖，“当代最伟大的法国诗人”将自己仅有的最珍贵的物品赠送给他的奉承者：一件丢勒dürer（1471—1528），德国画家、雕塑家。创作的木雕，他收藏的一张张埃皮纳勒epinal，法国的一座省会城市。的图片，以及他当时拥有的全部杜米埃daumier（1808—1879），法国素描画家、油画家和雕塑家。的石板画。

毕加索拉马克斯·雅各布加入了他那个西班牙帮。他们整夜整夜地一起说笑，一起唱歌、跳舞。

他们这帮人有好几个窝，供他们活动。第一个是位于拉维尼昂街名叫盂特的小酒吧，蒙马特尔布特山丘的无政府主义者们都来这里聚会。一排三间房子，但一间甚似一间的昏暗­阴­森。在煤油灯下的这个酒吧，看上去更像是蓝­色­的。该酒吧的老板是一位个子矮小的男人。他头戴厨师帽，长胡须，穿咖啡­色­绒裤，脚登一双靴子，腰里系一条红­色­法兰绒腰带。他名叫弗雷德里克·吉拉尔，外号弗雷德。他的酒吧向所有穷人及所有被排挤在城市以外的人开放。他虽然不识乐谱，却常弹吉他，有时也拉小提琴；他还会唱巴黎的抒情歌曲，而且经常有来帮忙的其他艺术家与他合唱。酒吧外常常有许多下等人在溜达闲逛，有娼妓、流浪汉、逃兵、伪造假邮票的等各种蒙马特尔山布特山丘上的常客。

盂特这个标志为啤酒的颜­色­，意味着在这里既不出售烧酒，也不出售开胃酒，只有啤酒。弗雷德把带有大量泡沫的啤酒直接从啤酒罐子里倒入酒杯。没有桌子，他们把酒桶当桌子用。有时他也给客人们上火腿煎­鸡­蛋。听到外面传来枪声时——流氓团伙经常搞的恶作剧——他安慰他的移民朋友们说：“请不用担心，如果警察来，我就把你们藏起来。”所有人都十分担心，害怕被驱逐出境，但是，有弗雷德这位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照管他们，他们可以稍微放心一些。

弗雷德比西班牙帮中年龄最大的人还大几岁。他十分理解这些像中学生一样生活的自由人，他们没有居住在蒙马特尔山下的那些人肩上担负的沉重的社会责任与家庭负担。在这里，惟一的家庭，就是朋友们组成的这个大家庭。社会，就是他们的艺术创作和放荡不羁的生活。李贝塔德与贝那老爹的话不偏不倚、准确无误地表达了画家与诗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偏激，语言狂躁。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二人也无异于其他人，同样是整天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1902年，毕加索回国短住数月。返回巴黎之后，他与一位雕塑家朋友合租了旅馆的几个房间。他的绘画作品销售状况不佳，令他非常失望，生活深深地陷入了贫困之中。仅仅比他年长五岁的马克斯·雅各布像爷爷般地照顾着他，马克斯称他“小家伙”。为了挣点儿钱养活他们二人，马克斯向其表兄领导的“巴黎—法国”百货商店提出当搬运工，表现出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品格。诗人每天扫地，推着小车挨门串户地为客人送货上门。他与毕加索平均分摊他挣来的钱。然而，好景不长，八个月之后，他终因“体力不支”被辞退。

这两位朋友共同生活在马克斯在伏尔泰街租的一个房间内。毋庸置疑，他们这种浪荡公子的生活十分艰难。一天晚上，他们俩朝窗户外观望时，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毕加索首先回过头来，拉住马克斯的胳膊，说道：

“不应该整天只这样胡思乱想，应该做点儿什么。”

他们两人轮流睡觉：夜间，马克斯睡觉，毕加索画画；白天，巴勃罗睡觉，马克斯工作。当马尼亚克、贝尔特·韦伊以及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拒绝购买毕加索蓝­色­时期的绘画作品之后，当晚上他们两个在一起时，“巴黎—法国”百货商店的雇员马克斯·雅各布就给他的西班牙朋友打气、鼓劲儿。

有那么几天，马克斯·雅各布以马克希姆·费布尔的名义去了一些画廊。以这个有钱的收藏家的身份进到画廊后，他问道：

“你们有毕加索的画吗？”

大多数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都不知道毕加索是何许人也。马克斯装出惊讶得目瞪口呆的神情，说：

“怎么？你们连他都不知道？他可是个天才的画家啊！像您这样的画廊，不展出具有如此影响的艺术家的作品是多么大的失策啊！”

对于毕加索来说，马克斯就是他的保护神，他不仅仅帮助他，同时也使他发现了直至那时对他来说还是雾里看花、茫然不解的文学界。毕加索一如既往，永不停止地不断学习、不断吸收新知识。他自己也承认，他的一生是索取的一生，从不奉献。

在马克斯·雅各布眼里，一切事情都十分简单：毕加索是他一生中认识的最伟大的人物。后来，他曾说过：“他是我走进生活的大门。”从宏观至微观，他都十分敬佩毕加索。例如，他迷恋毕加索­精­巧的梳妆打扮，当毕加索选择一双同其当天穿的裤子相匹配的鞋时，马克斯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

诗人歌颂画家，画家描绘诗人，二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继波德莱尔charles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著名诗人。与德拉克洛瓦、左拉与塞尚之后，他们二人上演了一幕那个时代最优美动听的文学与绘画结合的芭蕾交响曲。在他们之后不久，出现了其他的诗人与画家的默契配合：特别是莱歇与桑德拉斯。毕加索本人后来也吸引了萨洛蒙、阿波利奈尔、科克托、艾吕雅、布勒东、勒韦迪reverdy（1889—1960），法国诗人。、勒内·夏尔……然而，他是在马克斯·雅各布的帮助下才发现了隆萨尔、魏尔伦、维尼、波德莱尔、兰波以及马拉美，为他打开了诗歌领域的广阔视野，这是他一生中最易动情的领域。马克斯·雅各布是毕加索帮的首要支柱，而且也是继西班牙帮之后的毕加索派的首要支柱。他为他们的交往，为他们与文学艺术界的保护人保尔·普瓦雷及雅克·杜塞的会见提供一切可能的方便……

毕加索并非惟一受到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如此多方面慷慨资助的人。但有无法否定的证据证明，如果没有马克斯·雅各布，“蒙马特尔山会失去其灵魂中最闪光的部分”。［摘自194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弗朗西斯·卡尔科的著作《另一生活的回忆》中《20岁在蒙马特尔》一文。］

首先在蒙马特尔一带居住与活动，继而到蒙巴那斯一带居住与活动的文学家、艺术家们热爱马克斯·雅各布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们的欢呼和鼓掌欢迎，并且为他组织欢迎活动。他身穿黑­色­燕尾服、头戴大礼帽，戴着他那有名的单片眼镜，在一些观点相互对立的人文圈子中往来，受到所有人的欢迎与爱戴。资产阶级欣赏他的聪明、诙谐，与他们相似的外表以及有点像顽童似的风趣话语；穷朋友欣赏他对朋友的慷慨大方、与他们分享他的一切，甚至宁可自己受穷也接济朋友的优秀品质。他原来是个信奉犹太教的布列塔尼人。后来他仍然是布列塔尼人，但改为信奉天主教。他光彩夺目，“品质高尚、热心肠、才智横溢、诚实正直、爱帮助人、好开玩笑、会打扮，缺点是喜欢搬弄是非、爱讽刺挖苦嘲笑别人”。［摘自194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弗朗西斯·卡尔科的著作《另一生活的回忆》中《20岁在蒙马特尔》一文。］但是他十分敏感，脾气不好，容易冲动，能哭会笑，好在也知错就改，勇于向受到伤害的人道歉。女士们喜爱他的风度翩翩，喜爱他那无可挑剔的行为举止。而他呢？他却偏偏只爱男人。

有几个女士深深地爱过他，最少一个，最多三个。第一位名叫塞西尔，后来她改成莱奥尼小姐，小说《圣马托雷尔》中的马托雷尔的情­妇­。马克斯·雅各布周围的人都不认识她。如果马克斯·雅各布于1904年写给阿波利奈尔的信可信的话，当时他正打算同她订婚：

昨天我忘记对你讲今天晚上我有事。我答应参加一个订婚晚宴……是的！是我自己的订婚晚宴：再过两三个月，我将要结婚。这封信就是我发给你的请柬。

［摘自1953年在巴黎出版的马克斯·雅各布的《通讯录》］

塞西尔小姐当年18岁，她在“巴黎—法国”百货商店工作。他们两人之间田园牧歌般的温柔爱情十分短暂。按照马克斯·雅各布的说法，他之所以终止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因为他太穷，无法帮助她。在打发她走的时候，他都哭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一天，马克斯·雅各布正同胡安·格里斯和皮埃尔·勒韦迪坐在皮卡尔咖啡馆外的平台上喝咖啡，一位­妇­女从他们面前经过。马克斯·雅各布的脸突然变得通红，结结巴巴地喊出：“塞西尔！……”在场的人同时抬起头来，目光集中到了一个既不漂亮也无风韵的胖女人身上。大家看见她旋风般地从他们面前那条街的街角消失了。

在真正成为别人的情夫之前，马克斯·雅各布已经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一名伟大诗人。在亚历山大体诗、自由诗及散文诗诸方面的文笔都同样灵活敏捷，同样­精­彩简练。但是，他十分谦虚，从不宣扬自己，总以他是小字辈为借口把他人推到前台，而抹杀自己的才能。在20世纪初及后来的岁月中，他才真正获得了人所共知的名望。然而，对一个诗人来说，获得名望并不意味着他就能随之变得富有起来。

阿波利奈尔发表他的诗作《酒­精­》时，法国文学杂志《法国信使》的评论家乔治·杜阿梅尔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写道：《酒­精­》一书中的某些诗是剽窃了魏尔伦、兰波和莫雷亚斯jeanmoréas（1856—1910），法国诗人，原籍希腊。的作品，而其余的是受到了马克斯·雅各布的启发。但后者却提笔反驳杜阿梅尔，说他的论点是错误的：他自称在同阿波利奈尔相识之前，没有写过任何诗。这是谎言。后来瓦莱里·拉尔博曾经说过，马克斯·雅各布的最大优点就是甘愿贬低自己。20世纪30年代，出于身无分文、一无所有的境遇所迫，马克斯·雅各布竟然同意登台演戏。每天晚上，在舞台上，面对爆满的剧场，他总是以下列台词开始他的演出：“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不认识我，没有人认识我。然而，我的名字被收入到了《拉鲁斯》larousse，法语百科全书词典。词典。”

他是诗人，不是小说家。有区别吗？有一天，他对皮埃尔·贝阿恩解释二者间的区别时说：“小说家写‘一条绿­色­连衣裙’，而一个诗人却写‘一条草­色­连衣裙’。”当时一位与马克斯同住在巴黎一个小房间的年轻人夏尔·特雷内也在场，他证实了这是事实。

马克斯·雅各布曾经在他工作的一家企业里上过课。一天，该企业的领导找他谈话说：他们的最大供应商的儿子去世了，希望他为葬礼写份悼词。马克斯·雅各布十分认真地对待老板交给的这项任务。他对该供应商家的情况作了调查，在悼词中以事实做论据，对死者在经济、金融、思想以及公民义务方面的功绩进行了充分的颂扬。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搞错了赞扬的对象：死者是个孩子，他还没来得及作出上述功绩呢。

他的第一篇小说《卡布尔国王与高万厨房学徒》是专为获奖的小学生而作。该学校为非教会学校。他的小说写完后，校方不得不要求他将其中的“教堂”改为“市政府”，将“神甫”改为“小学老师”，这样才能符合实际。马克斯·雅各布确实是个地道的无神论者，但是他更配获得伦理道德教育者的荣誉勋章。

他常常手头拮据，拿不出钱，但他的许多作品都是自费出版、自己发行的。其中《圣马托雷尔》（1911）（毕加索亲自使用腐蚀铜版法为该书制作了Сhā图）及《包围耶路撒冷》（1914）是在卡恩维莱付预订金后才得以出版的；《显花植物》及《摇骰杯》同样是自费出版的。当他在“巴黎—法国”百货商店当雇员时，毕加索就曾经劝告他说：“你应该生活得像位诗人，而不是像个苦力。”

毕加索的建议不仅指他应该抛弃手中的送货车，而且要抛弃一种绘画手法。因为马克斯·雅各布画的是形象艺术水彩画，使用的是颜料、大米粉、香烟烟灰、烟道中的黑灰、咖啡以及尘埃。为了把自己的新爱好——写作与纸牌算命——恰当地安排在日常生活中，他放弃了直到那时他一直从事的其他许多职业，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过绘画。

马克斯·雅各布会看手相，会根据咖啡渣为他人算命，也略通神鬼魔法及占星术。他赠送给朋友们的一些吉祥物、护身符、画、宝石、铜片或铁片上，刻有许多别人完全看不懂的象形文字和各种各样难以辨认的符号。尽管占星学家雅各布劝他们把这些护身符随时带在身上，否则厄运就会临头，但是多数人仍然把这些沉甸甸的物品压在箱底收藏起来。这样一来，马克斯·雅各布的敌人却时刻在他们的手包中或衣袋里带着一个沉甸甸的铸铁块或厚厚的花岗石……

他在《强硬派》一书中公布了约瑟夫·卡约的占星术后，人们都将他视为星相学家。从那时起，人们都找他为他们预测未来。蒙马特尔区的小人物常常请他算命，然后付给他一碗汤或一双袜子；服装师普瓦雷在征求马克斯·雅各布的意见之后，送他一套衣服作为酬劳；上流社会为这位如此风趣而奇特的小个子男人所倾倒，他们的夫人女士们邀请马克斯到奥特伊和帕西赴晚宴，他的出席是她们极大的荣幸。

马克斯的幽默、风趣、诙谐的­性­格是家喻户晓的，具有传奇­色­彩。除了写作与绘画的天赋之外，他也很擅长模仿他人。他模仿他的父母（他的母亲会唱轻歌剧）、政治人物、小酒吧中的歌舞明星：他卷起裤腿、汗毛外露，玩高踢腿，模仿那些边唱边叫的舞蹈女演员尖声叫喊；或者肩披一块破红布当围巾，扮演遭受侮辱的老­妇­人……他悄悄地对朋友说：“能使他人高兴是我的爱好与追求。”

一天晚上，在“机灵兔”酒馆发生了一场斗殴，这是那个时代巴黎贫穷阶层人们中的家常便饭。一个客人被开酒瓶用的起子在肚子上挫了一下，受伤了。这样的伤害不多。轻罪法庭要求马克斯·雅各布作为目击者出庭作证。他来了，西装革履，穿着整齐。法庭要求他提供证词。他的声音很低，并且故意将“s”发成“z”，别人听不清楚任何东西，只有“起子”一词例外，大声说了十遍。法庭庭长发火了，把他赶回旁听席。他开始边假装哭哭啼啼边嘟嘟囔囔地说，如果他早知道别人这么欺负他，他就不来了……

每次的晚会上，他的幽默及模仿表演最受欢迎。上层社会的人也请他为座上客。次日，这些人沿着蒙马特尔的山麓缓慢地向上攀登，为的是去找这位年轻人给自己算一卦。有时，漂亮的资产阶级先生太太们也不惜降低身价，来蒙马特尔山与这些穷苦的下等人为伍。在多热莱斯的作品中，不乏那些穿着燕尾服的先生来蒙马特尔参观画家的画室的情景。与其说他们是来购买绘画作品，还不如说是来贪婪地觊觎画家面前的模特儿，他们一定在猜想这些模特早已成为画家的情­妇­了。而那些女士太太来蒙马特尔，当她们看到陈旧的煤油灯、肮脏不堪的斯巴达式厨房兼浴室及那些属于本地部落时代的生活习俗时，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当走下火红的汽车或者由穿黑­色­制服的马车夫赶着的漂亮马车时，她们个个提心吊胆、局促不安。好在蒙马特尔山上还有许多树，这很不错……她们拎起沙沙作响的连衣裙，匆匆忙忙朝拉维尼昂街7号赶路。因为她们一直不认识那个­精­通魔法、能够预测未来一切的神秘占星学家。她们亲爱的著名服装师保尔·普瓦雷经常建议她们去开开眼界。当她们推开门，进房间一看，便立即从长期令她们陶醉的崇拜中跌落到当代诗人们的生活现实之中。

这是多么不幸的结局啊！

1907年，马克斯·雅各布居住在一个院子深处，位于两间房子夹角处的一间储藏室，开门正对着一排排的垃圾桶。这个房间与他通常居住的一样，既窄小又昏暗。房子主人刚刚将这个破旧房间内存放的垃圾清除出去，又以每年100法郎出租给了他。居住在此房间的诗人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他写作用的笔只值两个苏，天天吃牛­奶­泡米饭，乘坐电车也须向他人借50生丁。为了尽快还钱，他必须勒紧腰带过几天。他微薄收入的大部分都花在了从早到晚开着照亮这个房间的煤油灯上。当人们向他表示同情时，他乐呵呵地大声嚷嚷道：“现在的政策是煤油比大米贵啊！”在这之前，他还经历过更加困难的处境呢：两三个冬天，房间完全没有火，而且他连大衣也没有，每天只有一斤面包。

他做家务活十分认真仔细。屋里只有一张由四个砖垛支撑着的绷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木箱子，里面放的全部是他写作的手稿。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房东才同意他在铝材屋顶上开个天窗。在最大的泥灰墙上画有黄道十二宫图、一张耶稣像、马克斯的一幅自画像（当时他蓄有胡须）以及各种题词，其中一条特别显眼：永远别去蒙马特尔！

每星期一是马克斯的接待日。他非常好客，对顾客总是十分热情。每位顾客到来，他总到门口迎接，并且请他们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就座，因为已经有数位本区的居民等在那里。谈话被迫中断时，他一定会向被打断的人作出解释。

本来有一个四扇的漂亮屏风将房间隔成两个部分。一天，他把屏风送给德国的一个业余艺术爱好者。事情是这样的：一天，这位德国人为“洗衣船”的画家们购买了几块画布，为了表示谢意，马克斯把自己的一些手稿（也许甚至包括《圣马托雷尔》的初稿）送给他。当这位德国人许诺一定把这些手稿配上铜版雕塑画出版发行时，马克斯·雅各布看着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对方递给他几张纸币时，他感觉幸福得如同进入了天堂。接着，那位德国人提出将屏风让给他，作为对他的奖赏，马克斯欣然同意了。然而，多么遗憾啊！那四扇屏风是毕加索专为他画的。人们后来得知那位年轻的德国艺术业余爱好者名叫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时，突然明白其实那位德国人真正感兴趣、梦寐以求的正是那个屏风。

千里迢迢来见马克斯·雅各布的夫人们立即被他屋子里的恶劣气味惊呆了：香烟、煤油、烧香以及乙醚等发出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熏呛难闻。香烟味，因为马克斯吸烟；煤油味，因为室内哪怕白天也必须用煤油灯照亮；乙醚味，因为马克斯一刻也离不开乙醚，所以他房间的“味道比药房的味道还重”。摘自1925年发表的安德烈·瓦尔诺的《年轻画家的摇篮》一书。

皮埃尔·布拉瑟尔pierrebrasseur（1905—1972），戏剧与电影演员。从1925年起至去世，他主要从事电影演员的工作。叙述了马克斯·雅各布同他的一次谈话，谈话清楚无误地反映出了这位只有两至五个成员的诗人流派——德洛伊教派druidisme，德洛伊是高卢时代布列塔尼地区凯尔特民间教会的头目。他们的任务是领导宗教活动，教育青年一代和制定法律。教会的理论立足于人的思想转化。头目的思想矛盾：

诚实正直是一座小屋，屋内永远缭绕着香炉散发的香味，但它却令人不快。然而这个小屋却是人们能够找到的惟一出路；而不道德的天地就要广阔得多，它散发着香甜甘美和酒­精­气味，并有许多出路，然而，人们一个也找不到；请当心点，因为这个天地十分迷人，进去就难得出来。

［摘自1986年发表的皮埃尔·布拉瑟尔的《我杂乱无章的生活》］

马克斯·雅各布也曾经想成为一位圣人。他相信此事就发生在1909年9月22日下午4点钟。那一天，当他按通常的时刻回到家中时，发现耶稣出现在房间的墙上，并给予了他一些默示。耶稣的默示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生活。马克斯·雅各布对此事作了如下叙述：

……我脱下大衣之后，正准备像富有的资产阶级那样穿拖鞋时，我吃惊地大叫一声。我看见在墙上有一个生灵。我赶紧双膝下跪，眼泪汪汪。一个真实的人落到我身上，我一动不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它向我揭示了一切。当我的目光落到这个无法磨灭的生灵身上时，当即就觉得浑身的肌­肉­全部被掀掉，只听到两个字：死，生。

［摘自1953年在巴黎发表的马克斯·雅各布的《我的皈依》一文］

以下的叙述更加热情奔放：

我从国家图书馆回来，放下背包，到处寻找我的拖鞋。一抬头，我看见在墙上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有一个人落在地毯上：一阵电闪雷鸣就将我的浑身扒得­精­光，我的肌­肉­落到了地面上！啊！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一秒钟啊！啊！真的！啊！请饶恕我吧！它身后是一幅风景画，而且是我从前画的一幅风景画。而他呢！既温顺又风度翩翩！瞧他那肩膀，瞧他那行为举止，多么漂亮啊！他身穿黄|­色­真丝长袍，佩戴蓝­色­饰物。他转过身来，我清楚地看见了那张安详而神采奕奕的脸……

［摘自《为马克斯·雅各布在德朗西逝世50周年而作》一文］

在马克斯·雅各布的一生中还接受过其他的默示，大多数都十分滑稽离奇。

1914年12月17日，正当他舒舒服服地坐在电影院内，聚­精­会神地看着保尔·费瓦尔的影片《黑衣帮》中教士与武士人物的苦难生活时，一个讨人嫌的人过来在他的身边坐下。马克斯不得不拉紧一点他的大衣，嘴里嘟嘟囔囔抱怨着，把胳膊放在座椅扶手上，重新聚­精­会神地看他的《黑衣帮》。后来他的眼睛不经意地向右边偷偷地扫视了一下时，他被惊呆了，被吓坏了，立即感觉天旋地转、头晕目眩：刚才就座的人是耶稣本人。他同常人一样安详地坐在旁边的座位上，手臂和腿都交叉着放在面前。他还在吮吸冰棍呢！马克斯·雅各布立即双膝跪地，银幕上的电影不见了，电影院的大厅里只剩下他自己。

另外一次，他正在教堂内做弥撒时，听见一个声音在叫他：

“马克斯！你会变得很丑的！”

画家回过头来，想看看到底谁在同他说话呢？一位浑身雪白的­妇­人。“啊！圣母玛利亚！”他尖叫一声，“不，圣母！我向您保证您夸张了！”

马克斯本人向安德烈·比利讲述了他的这一次不期而遇。人们并没有在意他的胡言乱语，几天之后这一切就全部烟消云散了。而对马克斯·雅各布来说这些奇遇非同小可，它们促使他从此加快了皈依天主教的步伐。

自从那位身穿带蓝­色­饰物的黄|­色­真丝外衣的造访者出现在他墙上的时刻起，他便开始积极地作着必要的准备。然而，事情并非他预料的那么容易：听了他的讲述之后，阿贝斯abbesses，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西南侧山腰。广场的圣-让-巴蒂斯特神甫发出一阵冷笑，圣心大教堂的神甫与前者相同。他们为什么持这种排斥态度呢？马克斯·雅各布猜测“他们也许是听到过一些关于我的坏话”。

朋友们听到他努力准备皈依的打算后，哄堂大笑。马克斯·雅各布希望认做教父的毕加索建议他用“fiacre”fiacre，在法语中意为马车或马车夫。做洗礼名。马克斯反对，一方面因为此名字十分怪异，这是园丁和车夫领班的名字，另一方面因为此词汇也暗示出了他的喜好。

在同嘲讽、讥笑及教会设置的一切障碍作了顽强的斗争之后，诗人——这位蹦蹦跳跳的悲剧­性­丑角终于获得了他渴望得到的：在对他信仰的真实­性­进行了长期考察之后，西翁的神甫——此种­性­质的皈依的专家——最终接纳他为新基督徒。马克斯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终于皈依了天主教。马克斯·雅各布的那位宽宏大量的教父——毕加索也同意用“cyprien（西普里安）”替代“fiacre”作为马克斯的洗礼名，因为，“cyprien”既是公元3世纪迦太基主教的名字，也是他（毕加索）本人名字的组成部分。

耶稣对他的默示以及他本人皈依天主教的事，丝毫没有改变这位新天主教徒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在信仰方面，他比老天主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祈祷，甚至是不断地祈祷。他的朋友们简直搞不明白，他为何要如此经常地祈祷呢？弗拉芒克从中看出一种自我虐待狂的享乐。因为西普里安同样也有发展新教徒的热情，但方式十分特别。一天晚上，在皮卡尔街的一间陋室里，他企图规劝一名妓汝改信天主教。为了能够尽快地说服她，他跪在她面前，拉着她的双手：

“请您与信仰紧紧拥抱吧！”

“信仰在哪里呢？”

“请拥抱它……”

“但是在工作中，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位小姐窘迫地看着面前这位教士对她的回答惊讶不已的样子。她注意到对她讲述天使以及小基督故事的这个人戴着单片眼镜，秃头，穿着一件破旧但整齐得无可挑剔的黑­色­大衣。此时，马克斯·雅各布的保护人进了屋。一看便可知道来人对事情的看法与马克斯截然不同。他匆忙走向“骗子”，揪着衣领将他拉起来，紧紧抓住他的手，捏断了他的两个手指。

马克斯并未就此终止其活动，不久他重新开始，不过换了地方。不久以后，他深感蒙马特尔的教堂对他不够用了。他应该到更远的地方去，到任何神甫都不认识他的地方去。他应该忏悔，因为他除了对男人的兴趣之外，还对毒品爱不释手，搞花样翻新的恶作剧，对忏悔人窃窃私语，使忏悔人及旁边的黑衣道士都十分反感。

在回家的路途中，马克斯绕道圣拉扎尔火车站的夜间药店，买一瓶乙醚。回到家，他关起门来，一边吸乙醚，一边对上帝和圣母玛利亚说话。他称呼他们为“你”，他像对自己的好朋友那样向他们讲述他一天的生活。他的邻居和看门人经常、十分经常地说，那浓浓的白­色­烟雾带他（马克斯）上了小小的朵朵白云。他吸了之后，舒适、快乐得如同天仙。而这些邻居和看门人虽然都不情愿，但也被动地闻到从他房间散发出来的那种苦涩的香气。

周围的人们喜欢他，所以总把有关他的丑闻统统掩盖起来。住在阿贝斯街的所有人都认识他。他听着那里人们的喧哗声，向其他人讲述在阿贝斯街的趣闻逸事。他对杂货店老板也必恭必敬，好像他们是王公贵族一般。人们也愿意对他讲知心话，但是他的确可靠吗？郁特里罗到处宣传说，有一天，马克斯·雅各布唆使他吸毒之后，曾经试图­奸­污他。谁相信呢？为什么选择郁特里罗呢？蒙马特尔的人们都有着各自的看法，有人相信这一位，也有人相信另一位。马克斯·雅各布还有一点不合常规：他不爱蒙马特尔。他不相信蒙马特尔的那些“被抒情歌曲愚蠢地美化了的妓院小老板”、那些“造假的小人”以及“小流氓无赖”。他更喜欢巴黎工人与资产阶级的人情味儿。他住在蒙马特尔，是因为他的朋友们在那里。他们离开蒙马特尔时，他紧随其后，立即离开了那里。由于偶然出现了一个奇迹，他才得以获得了移居国外必不可少的手段。

什么奇迹呢？一次车祸。

1920年1月的一天，当他在马路上穿行时，被一辆汽车撞倒，身上受了几处小伤，为此他获得了一笔赔偿金。他悄悄地对弗拉芒克说：在车祸之前，他无数次地向圣母玛利亚祷告，请求她帮助他，她终于显灵了，可怜他了。圣母没有逼迫他去乞讨或饿死，而是为他制造了一起车祸。有了保险公司赔付的保险金，他的生活稍微有所改善，或者说仅仅是没有过去那么坏了。

在1944年去世的前夕，马克斯·雅各布没有把世界看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他仍然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在两个警察的押解下，他给朋友们发出几封信。在其中的一封里，他写道，两位警察对他“十分客气”。

他之所以说警察对他十分客气，是因为他们同意为他发信。但是他们还是将他押往德朗西。在被捕前数个星期，马克斯·雅各布来到他藏身的卢瓦尔河边的圣伯努瓦教堂。在该教堂的登记簿上有如下记载：马克斯·雅各布，1921年（到达日期）—1944年。他当时十分清楚地预感到自己正走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于是他给圣伯努瓦教堂的神甫写了如下信件：神甫先生：

请原谅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在仁慈的警察的容许下给您写这封信。我想对您说我过一会儿就要起程去德朗西了。我还有一些要皈依天主教的人。我坚信上帝，也坚信我所有的朋友们。

我感谢上帝让我已经开始走上了殉教的道路。

［摘自《为马克斯·雅各布在德朗西逝世50周年而作》一文］

他被关押到德朗西集中营并非因为他信奉天主教，而是因为他曾经信奉犹太教。他多次给朋友们发出求救信，要求他们帮助他。基特利、科克托、萨尔蒙以及其他几个人，都曾经同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德国当局交涉过。他们终于在1944年3月15日接到了释放马克斯·雅各布的命令。然而，为时已晚，马克斯·雅各布已于十天前死于急­性­支气管炎和肺炎。

他最后发出的几封信中的一封是写给安德烈·萨尔蒙的。信中他求萨尔蒙找到毕加索，恳求毕加索来救救他。

人们不知道毕加索到底为营救马克斯做过什么，即使他做过点什么，也无人知晓。有人谴责他对其恩人的遭遇无动于衷，另外一些人责备他做得太少，其他人原谅他，说因为他是无国籍人，他本人的安全当时也在受着威胁。

马克斯·雅各布对毕加索深深的而且经常是过度的爱，给他带来过许多的痛苦。诗人患有严重的偏执狂。安德烈·萨尔蒙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表现了马克斯·雅各布是个极度敏感的人。一天，萨尔蒙给马克斯·雅各布读了一首他写的诗，诗的主人公是一条蛇。马克斯回到他家时，毕加索见他在哭：原来他认为萨尔蒙是将他比做一条蛇。

仅仅画家（毕加索）未给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回信这一点，就足以使后者痛苦万分。这在他们二人的来往信件中，表现得很清楚：

毕加索1902年写给马克斯：

我亲爱的马克斯，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了。这可不是因为我把你忘记了，而是因为我工作太忙。

毕加索，1903年：

我亲爱的马克斯，我再次向你声明，我没有经常给你写信，请别误认为是我忘记你了……我拼命地工作，想做我想做的其他事，我不能没有面包吃。再说我也不能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太让人难受了。

马克斯，1904年：

你未收到上一次我寄给你的明信片吗？出于担心，我给你寄这张明信片。对我来说这可不是件小事，因为我身上一共没有两个苏。为了发出这张明信片，我不得不卖掉几本书。我的房子就是你的，这一点就没必要说了……

马克斯，1906年，写于他的故乡坎佩尔：

亲爱的朋友，我于明天（4月16日）晚上8点出发，后天早上9点咱俩就可以在咱们的家见面了。咱们能够重逢，我能够再见到你，我亲爱的朋友，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摘自1994年举行的国家博物馆会议期间的文章《马克斯·雅各布与毕加索》］

我们可以引述无数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毕加索总在工作，而马克斯总在等待。

朋友们都知道他还有一个表达感情的“窍门”，从他的书信的签字中更能看出他对收信人所抱有的感情：当雅各布这个名字（jacob）中的第一个字母拉得很长、落得很低，意味着他深深地爱着对方；当这个辅音字母缩短，说明尽管信中有大量的使人认为对他的友谊最纯洁的甜言蜜语，但他其实并不爱对方。在给毕加索信中签字的第一个字母“j”如同伸出的舌头，总是拉得很长。

1927年，在毕加索长期的沉默期间，在写给让·科克托jeancocteau（1889—1963），法国现代派作家、诗人、电影工作者。的信中，马克斯·雅各布发怒了，他写道：

我对他非常生气！啊！不！……不！……不！他害怕吗？可他害怕什么呢？害怕我要求他邀请我吃午饭？害怕我向他要三个法郎吗？……他是在逼迫我中断我们在拉维尼昂街建立起来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吗？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种关系就已经死了，早已不存在了……

［摘自1994年举行的国家博物馆会议期间的文章《马克斯·雅各布与毕加索》］

再晚些时候，保尔·莱奥托paulbéautaud（1872—1956），法国作家、回忆录作者和戏剧批评家。证实说：

只有在自己绝对身无分文、一贫如洗的时刻，马克斯才去见毕加索。在毕加索到巴黎之初，马克斯帮过他很大的忙。他当时在一家新产品商店当店员，薪水很低。这是专门为了解决毕加索吃饭、绘画所需而想出的新招。马克斯好像是一位从来不知道向他人索取的人。毕加索对他说：“喂，马克斯，怎么样？还好吗？”马克斯回答说：“哎！不行。你是知道的，一无所有，绝对的一无所有。”毕加索说：“好了，好了，马克斯，人们都知道你有钱。”在此时，马克斯·雅各布仍然与通常一样，微妙地回答道：“是的，毕加索，我知道，为了你，我必须有钱。”

［摘自保尔·莱奥托1961年发表在法国报纸《文学报》上的文章］

马克斯·雅各布临终前对他最老的朋友、兄弟、同伴毕加索保留的最后印象，是1937年1月1日在卢瓦尔河边圣伯努瓦的一顿饭。好像这是在诗人遭到不幸之后，画家亲自到诗人藏身地惟一的一次探望。他在其儿子保罗和多拉·马尔的陪同下，乘车于天快黑时到达圣伯努瓦。他们在一起共进晚餐。在就餐期间，马克斯使用他的通灵手艺玩意念悬浮把戏，毕加索一直在嘲笑他。在整个晚餐期间，毕加索一直口气生硬、居高临下，一直以救世主的身份自居。临走时，毕加索向马克斯建议将他一起带回巴黎，诗人惊呼道：“啊！不行！”

马克斯·雅各布眼巴巴地看着他刻骨铭心地爱着的人在汽车发动机的轰响中，头也不回地向首都巴黎去了，远离他朝北方去了。

七年之后，当轮到他朝北去时（那是因他孩童时期信仰过犹太教而被押往德朗西的集中营），马克斯想起在圣伯努瓦的晚餐期间，他与毕加索的一段对话。

诗人问画家：

“你为何1月1日来看我？”

“因为1月1日是家庭团聚的日子。”

“你搞错了，1月1日其实是万灵节（相当于中国的清明节——鬼节）。”马克斯反驳说。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令人敬爱的纪尧姆

这真美妙！真有趣味！真令人佩服！

莫尼，你是一个真正的超天才诗人。

快来我的卧车里拥抱我吧，

我想你想得快发疯了！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一种能够包罗所有绘画流派的艺术即将在蒙马特尔山顶上诞生，毕加索、马克斯·雅各布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这一正在形成的新生艺术的首批勇士。

马克斯·雅各布于1904年结识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一天，毕加索在一个名叫奥斯丹佛克斯的酒吧认识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第二天，他带领马克斯·雅各布也到圣拉扎尔附近的这个酒吧会见了这位诗人。奥斯丹佛克斯是一个马车夫及等候火车的人们歇脚的地方。阿波利奈尔住在母亲在巴黎远郊维伊奈的家，因而，他每天都要来此等火车。

首次见到阿波利奈尔，马克斯立即就为他的英俊倾倒。他一眼就看出此人无疑将与他争夺在毕加索心目中的最高地位。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一位天生英俊的青年：身穿英国外套，坎肩上还斜挂着一条手表链，梨形脑袋，长脸庞，尖尖下巴，活像月球上的皮埃罗pierrot，古代意大利哑剧中的人物，身着白装，面抹白粉。下凡。马克斯的这一番描绘，同毕加索于1908年为他的第二位诗人朋友作的画像如出一辙。

马克斯·雅各布对阿波利奈尔的看法与所有以后接触到他的画家、作家、诗人、艺术品商、出版商、无数的朋友，甚至某些敌人，完全相同。

马克斯看见他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正坐在一张桌边，嘴里叼着一个小小的烟斗。他一边向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伸出一只白生生、软绵绵的手，一边同邻桌的商人们继续聊着天。

他博学多才，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无所不知。他对周围的人们一会儿论述爱情文学，一会儿谈论贝特罗纳pétrone，生卒年不详，拉丁文作家、诗人。、尼禄néron（37—68），54—68年在位的罗马皇帝。、罗马皇帝贝迪那克斯、美国冒险家布法罗·比尔、法国诗人保尔·福尔；他从衣袋中掏出一本、两本、三本书，好像他的衣服皱褶间藏着无数各种各样的作品：散文、诗歌、哲学及各种学科的珍贵作品。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不停地掏出书，递出去、收回来，对在场的人们大声地朗读着、讲解着，忙得不可开交；他兴奋地微笑着即席作出一首四行诗，谈论世界上的随便一座城市，小声地哼哼一些歌曲，生动地描绘一个情景或一道菜的味道，要一杯啤酒品尝；接着从抽屉似的衣袋中摸出一本《白­色­杂志》，要求大家认真思考一下其中提出的问题。

他突然站起身，大声宣布：

“走！咱们散步去！”

接着，他带领着一大批离奇古怪的文人和艺术家，口中哼着小曲到巴黎市闲逛。他们时而停下脚步记录点儿什么，时而突然提议找一辆车一起去圣居居法公园。

此人好奇心甚强，永不满足。他对一切新的、出乎意料的、奇特的东西都感兴趣。有时他在一些正在砌墙的泥瓦工身边停住脚步，长时间地仔细欣赏他们的手艺，然后十分认真地小声嘀咕道：“泥瓦工确实是一项真正的职业，与作诗不同……”

他的文化知识出奇的丰富，会五种语言，阅读十分广泛，对尼克·卡特、方托马斯以及美国冒险家布法罗·比尔情有独钟，从不遗漏任何一期有关的杂志，常常是边走路边如饥似渴地阅读。

他高兴地说：“阅读是一件收益最大，并且富有诗意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他把他的连载小说赠送给朋友。很快，他的崇拜者就把位于克里西大街的蒙马特尔图书馆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一整天一整天地在那里阅读。每天晚上，人们都要在一起评论小说中人物的冒险活动。马克斯·雅各布甚至考虑过创立一个“方托马斯朋友联合会”。稍晚些时候，在文学艺术界出现了超现实主义流派。创立这个流派的人们的写作速度之快近乎自动化，他们不正是在有意无意地创作着超现实主义的散文诗吗？而桑德拉斯发展到用他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作一首诗的题目。更有甚者，有人后来创作出《莫拉瓦季纳》作为《方托马斯》的续集。除了冒险活动中的魔鬼与狂暴之外，这两部作品无任何相似之处，一部完全出于作者的想像，另一部完全是根据出版社预先拟定的提纲写作的预定作品。皮埃尔·苏维斯特（天才的字形研究者、旧汽车业余爱好者）和他的黑人朋友马塞尔·阿兰（《载重汽车》杂志的记者，《1001种汽车保养手册》的作者）接受了这一项写作任务。

阿波利奈尔向他的朋友们讲解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应用《方托马斯》的写作方法。而上述两位作者都为法耶德出版社写作：他们俩每个月必须交出大约400页的一本书。出版商的要求十分简单：必须比加斯东·勒鲁gastonleroux（1797—1871），法国作家兼记者，主要写作侦探小说。写得好。

苏维斯特和阿兰发明了一种拼凑法。他们在三天之内按照已经制订好的大纲编撰一个故事：首先制订大纲，然后两人抽签决定各自写哪几章，万一某些章节写砸，可以用别的章节替换。接着，二人便关起门来，各自在自己的房间开始了闭门造车。他们或者对着录音机口述，或者对着打字机直接往蜡纸上打。结果呢，从文体的角度来说，一小时之内，编造出从语法上颠三倒四的一百多个句子。

在承认作品的文体毫不考究、“过于随便”的同时，阿波利奈尔十分欣赏作品毫无约束的想像力，再说作品的出版恰好配合了庆祝《方托马斯》诞生的广告宣传运动。

阿波利奈尔的文学作品中也不乏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他不仅写诗、词、散文、记叙文、爱情小说、评论文，也喜爱书法。鉴于当时的社会思想潮流，由于害怕招惹事端，他把其最优秀的作品（毕加索认为是他从未读过的最美的作品）《11000鞭》，包上假封面，藏在书柜最高处。

结识马克斯·雅各布和毕加索几个月之后，阿波利奈尔担任了一份神秘的体育杂志的负责人。画家毕加索还为该杂志画了三幅诗人的素描画像：­祼­体、肌­肉­发达得如同举重运动员、小脑袋上一双看到一名田径运动员的强健体魄时惊呆的眼睛。后来他成为出版商，承接了两套书的出版任务，一套名叫《爱情师傅》，另一套叫《收藏家的小匣子》。他在这两套书中发表了阿里丹arétin（1492—1556），意大利作家、剧作家、讽刺诗人。和萨德sade（1740—1814），法国作家。侯爵的全部著作，为这些著作摆脱禁闭作出了贡献。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讨人喜欢，因而他的心情经常十分舒畅。在巴黎的晚会上，身穿燕尾服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走到夫人太太们面前，必恭必敬地向她们致意，亲吻她们那洁白细­嫩­的小手。在这种场合和在别处一样，他也拿出学者的姿态发表长篇大论，像孩子一般发出平庸的傻笑，以最不雅观的小丑似的滑稽动作向上流社会人士表示最美好的敬意。有一天，他竟然在同伴们惊异的目光下，爱上了一个犹太男子，并且双双进了玫瑰街的一家妓院，还厚颜无耻地问妓院的女监管，她的妓院是否执行宗教的有关规矩。

他买《时代》周刊，向卖报的商贩说他患有慢­性­肠绞痛，如果《时代》周刊能够刊登一些有关这种病的研究文章的话，也许对治好这种顽症有益。

他时而也搞些恶作剧。在从路边糕点铺的柜台前经过时，将脚抬起放在摆放在外边的糕点摊上，放个臭气熏天的屁，走了。

在他文静老实的时候，还为弗拉芒克做香水蒲公英芥末梨……

初次与他接触留下的印象与他的上述所作所为截然不同。系领带、穿坎肩、挂表链、爱好舒适享受、银行职员、相信迷信、喜欢算命、谨慎小心，避免从梯子底下经过；住在位于维伊奈的母亲家豪华的房子里，孩童时代在铺着真丝地毯如同意大利、尼斯、摩纳哥的豪华大饭店的楼梯上度过，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公子哥儿的派头。他的真实姓名是维廉·阿波利那斯·德·科斯托维斯基。父亲原是西西里岛王国军队的一位军官（并非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的天主教会一位高级教士），母亲为教皇贴身侍卫中一个波兰军官的女儿。

在他出生后几年，其父亲离家出走。父亲走后，关于他神秘的罗曼故事被传得沸沸扬扬；人们不难想像其母亲科斯托维斯卡也是一位情场老手。她处事灵活、追求自由，经常带领其子女出入宾馆、饭店、赌场，生活极度放荡。在如此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纪尧姆成为那个时代的德雷福斯派人物，开始接近极端自由主义思想，并且同一家黑­色­报纸《街头艺人》合作，为该报撰写文章。

在法国，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一个无国籍的外国人。他与马克斯·雅各布相识时，与马克斯相反，他已经在《戏剧艺术杂志》和《白­色­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白­色­杂志》的主编——作家费利克斯·费内翁——因为同情无政府主义被判刑，马拉美mallarmé（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代表。曾经出面为他辩护。《白­色­杂志》的编辑班子享有盛誉，阿波利奈尔也算其中的笔杆子之一。先后参加过该杂志编辑组的人还有下列著名的法国作家：左拉、纪德、普鲁斯特、韦莱纳、雅里、克洛代尔、莱昂·布吕姆、奥克塔夫·米尔博、朱尔·勒纳尔、于连·本达……

阿波利奈尔与阿尔弗雷德·雅里以及梅西拉斯·戈尔堡等几个朋友创办了一家杂志《埃索普希腊寓言家。的宴席》。总编是安德烈·萨尔蒙，一共发行过九期。1904年，他在此杂志上发表了《腐朽的巫师》。

阿波利奈尔为了生存，什么都­干­过：几年前，当他刚满20岁时，他写了一本爱情小书《米勒利，或一个不贵的坑》。该书是靠藏在先生们的大衣内和女士们的裙子下才发行出去的；在此之前，即当他母亲、弟弟阿尔贝和他本人放弃了原来富裕豪华的生活来到巴黎时，诗人（阿波利奈尔）撰写过一些广告­性­质的廉价文章；曾经代替一些著名小说作家撰写过在《晨报》上连载的一些爱情小说；为得到少得可怜的一点儿酬金，代替一名大学生撰写过一篇关于革命时期作家的博士论文。

诗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不从事新闻报刊工作的，就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短篇；时而是无聊的杂讯，例如多热莱斯；时而是艺术专栏文章，例如萨尔蒙；时而是一些剧本，例如莱奥托；也发表一些短篇小说，例如阿兰-富尼埃；或者为一些书店写黄|­色­­淫­秽书籍，例如让·福尔、阿尔弗雷德·雅里、皮埃尔·马克·奥尔朗，后者在此类作品上签上了他的真名实姓：皮埃尔·迪马尔塞。

在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到他们新朋友的办公室等他下班的时候，阿波利奈尔没完没了地列举他的各种专长与能力，因为他曾经担任过秘书与法语家教，而且还有一个速记员文凭。他们二人都惊讶地凝视着他，而他却感觉良好，不停地继续吹嘘自己：

“我书写的速度同说话一样快。”

“这对您有用吗？”

“没有用，丝毫没有用……”

他不像萨尔蒙或雅各布那样经常伏案疾书，他不需要桌子，或者说很少需要。

他与埃里克·萨蒂来往得更频繁。因为他在与埃里克从阿尔库勒步行前往蒙巴那斯的路途中，曾经亲眼看到萨蒂在昏暗的路灯下记录着他创作出的乐曲的音符，散步结束时，他的作品也就完成了。每当回忆起那次经历，他的心情十分激动。于是诗人也学着作曲家的样子，哼着小曲（永远是同一支曲子）在巴黎市内散步。他甚至根据曲子的节拍构思出一首诗《一只蜜蜂在一朵花儿上飞翔》的­阴­阳韵脚。后来马克斯·雅各布写道：“这首诗作得十分美妙。他（阿波利奈尔）为增加拉长音符而在单词中增加一个音节，为减少缩短音符而从单词中删除一个音节。”一天晚上，保尔·莱奥托应阿波利奈尔与他妻子的邀请来他家做客，吃惊地听到女主人在誊清丈夫的这首诗的同时，哼出了这支曲子。

表面上看来，阿波利奈尔很富有，其实他很穷。他日常开销的部分钱是由其母亲——他称呼为“妈妈”——担负的。他酒量很大，而且只喝朗姆酒和威士忌。

弗拉芒克和德朗在维伊奈阿波利奈尔的母亲家——位于一个公园中央的硕大的别墅——见到了科斯托维斯卡。她手执长鞭，正在遛她的两只塞特种黄褐­色­长鬈毛猎犬。两位诗人立即想到或许长期以来，她也正是使用同一条鞭子驯服她的情夫——某位名叫韦伊的先生（马克斯·雅各布以为他是纪尧姆的父亲，其实他搞错了）的。邻居们都证实这的确是事实。韦伊先生是银行职员，他曾经为科斯托维斯基的两个儿子找工作而东奔西跑。

科斯托维斯卡的小儿子是一位很稳重、文静、老实的青年人。他的思想比较接近马尔克·桑尼埃marcsangnier（1873—1950），法国政治家、记者。于1902年创建了天主教杂志《西龙》，一生致力于社会天主教运动。的《西龙》宣传的社会民主天主教思想。由于他比较理智，母亲十分欣赏他，事事愿意征求他的意见。她也爱另一个儿子，即诗人纪尧姆，然而常常是以保护者的姿态出现，她对这个儿子的所作所为丝毫不理解。她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废物，既挣不来钱，也不会­干­任何体力劳动，几乎什么都­干­不了。他从不攒钱，可又总担心没钱。她渴望他不做诗人，应该找一个固定、稳定而且受人尊重的银行职员的职位。诗人？诗人是什么？

纪尧姆每次把母亲钱柜内的钱全部装入自己腰包的时候，从没想过要还，因为他爱母亲。他时时处处护着母亲，避免她受到任何伤害。马克斯·雅各布写了一首歌，颂扬他的母亲。而每当同伴们嘲笑他时，就在一起唱这首歌，为此，纪尧姆把马克斯狠狠地咒骂了一通。

其歌词如下：

快娶阿波利奈尔的母亲吧，

阿波利奈尔的母亲，

那样看上去将会像什么？

那将会像什么？

表面上看来，他像个听话的小孩子。母亲几乎没有读过她儿子的任何著作（儿子也从未给她邮寄过）。当她偶尔瞅了一眼《异端分子首领》时，便立即闭上眼睛，书中那些无法理解的­淫­秽下流故事简直让人无法入目。一天，她遇见保尔·莱奥托，他说：

“我的另一个儿子也在写书呢！现在在墨西哥的那个！”

“他写的是哪方面的书呢？”

“他写的东西十分复杂……他在为一家金融报写文章。”

在他母亲眼里，纪尧姆有点儿令人难以容忍。当他21岁在德国的雷纳尼当家庭教师时，母亲总把他当做还穿着小短裤的孩子对待。信中常问他每天在­干­什么；他的钱是如何花的；他是否想家；命令他为了学好德语，必须每天读当地的报纸；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将钱放在公文包里，当心被比他狡猾的扒手偷窃……她还因为圣诞节期间他未给家里写信而斥责他，吩咐他为了牢固起见，往信封上贴邮票时多蘸些唾沫；应该买双鞋了，但价钱不得超过八马克；如果不喝­奶­，吃饭时一定要喝葡萄酒或啤酒；千万不要做蠢事……她问他是否定期更换被罩和床单，洗得是否­干­净，坏了的衣物是否已经修补好，是谁为他修补的……她用令人无法相信的口吻命令儿子给她回信，但她不希望收到像从前那些如同一个傻瓜写的那种信。最后，母亲恳求他修改书写错误：

写信时，你要用点心，好不好？一个受过教育的孩子经常出现拼写错误，真丢人。我明白这些都是你粗心大意造成的错误，但是，假如给他人写信也犯此类错误，他们将会把问题看得很严重，那就真把我们的脸全丢光了。

［摘自1987年发表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与其母亲及弟弟的通信录》］

阿波利奈尔在妈妈家一直住到27岁。离开家之后，他28岁和29岁时，每个星期日都去探望母亲，并且每次必定给妈妈带去一包需要洗的衣服，也带一些自制的果酱去。作为交换，吃饱喝足之后就离去了。

妈妈不喜欢他的朋友：无论是蒙马特尔的朋友，还是弗拉芒克和德朗。阿波利奈尔首次带这两位朋友到妈妈在维伊奈的家时，是因为他们当时身无分文、饿得前胸贴后背。他想在妈妈家中，他们无疑可以饱餐一顿。他本以为母亲一定会邀请他们三人同其他宾客共同进餐。然而，他们被领入了位于台球室与音乐厅之间的候见室。在书柜上的一个大金属笼子里关着一只瞎眼猴子，它也饿疯了，将镀金铁条啃得面目全非。

饥肠辘辘的三个朋友坐在硬椅子上一言不发。听见隔壁房间传来的刀叉撞击声，馋得直流口水。晚饭开始，菜一道接着一道，冷盘、热菜、­奶­酪和甜点，任何人也没有想到叫他们去一起吃。连那只猴子也在默不作声地听着。当宾客和女主人撤离之后，他们三位才被领进餐厅。因为母亲不愿意见到三位诗人，也不愿意让她的客人见到他们。

无疑，他们吃的只能是其他人的残羹冷炙。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继承了他母亲贪吃的毛病。夏加尔曾经写道：“酒在腹中翻江倒海之时，也不耽误他大块大块地吞­肉­。”纪尧姆贪吃，一吃起来总是狼吞虎咽，吃菜一盘接着一盘，直至酒足饭饱为止。

在席前，他总是­精­神焕发，喜形于­色­，挺胸凸肚，衣领大张，腰带松开，等待着冲锋的信号。信号一旦发出，立即向酒菜冲上去。除了带血的­肉­以外，他什么都爱吃，所以他挑选的种类最多。动物五脏和糕点是他的偏爱。他邀请朋友吃晚饭时，亲自下厨做­奶­油、­奶­酪加香料的煨饭。

阿波利奈尔下馆子吃饭，真可以算作一景：脖子上围着餐巾布，衣服的假领子敞开着，双手抓着一只­鸡­，大口大口地啃着，嘴巴沾满着­肉­屑。在整个一顿饭过程中，他始终喜笑颜开，总是笑得合不拢嘴。吞下两份牛­肉­和三份牛排之后，突然站起身来，说：“等着我，现在我必须去茅房解大手。”他非常熟悉巴黎最好的厕所，常指导他的朋友去这家或那家厕所。

重新回到桌边后，诗人停止用餐，但必定还要一杯咖啡和一份­肉­汤代替餐后的助消化酒。

他们常到诗人夏蒂埃在蒙马特尔的家聚餐，一旦德朗和弗拉芒克在场，他们总玩谁吃得最多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吃下菜单中的所有菜，一轮结束，开始第二轮，谁首先吃饱停下来，谁就是输家。输者被罚款。在这样的游戏中，输家从来轮不到阿波利奈尔。

阿波利奈尔每到餐馆，手往衣袋里一摸，脸刷地变白，接着惊叫道：“糟了，我忘记带钱包了！”每当他玩“朱尔·德巴季叫喊要奔赴­色­当”的把戏，骗吃骗喝时，他就自然地成为游戏中的输家，直至弗拉芒克说：“别担心，今天轮到我请客了。”他才算得救了。

于是，他又­精­神大振，立即一下子端走三份菜。

纪尧姆经常将妈妈钱包里的钱拿光。母亲在一生中经历过各种酸甜苦辣，有过顺境，也有过逆境，但她总能学会适应环境。纪尧姆也经受过许多艰苦的磨炼，但他从未像莫里哀的话剧《吝啬鬼》中的主人公阿巴贡那样（在毛线袜里）积攒过钱。他有一个很充足的理由：他经常很穷，从未富有过，所以他没有毛线袜子。他经常像孩子一样，身上只有六个苏。

苏波soupault(1897—1990），法国作家。曾经讲过：在战争期间，阿波利奈尔在证券大楼的审计处工作，他常陪同阿波利奈尔去上班。他们每天从银行街经过，那里有一个旧货商。阿波利奈尔在一些店铺摊位前停住脚，什么都看：旧钥匙、带墨水的笔杆、人物半身像、陶器、秤砣和尺子……他对那些物品总是赞叹不已。问商人：

“这个罐子卖多少钱？”

“10个苏。”

“10个苏啊?”

他仍然兴致勃勃地端详着，突然放下，噘着嘴说：“10个苏，太贵了。”

他抓起一个旧烟斗，抚摸着上面的海泡石和欧石南根，欣赏着烟斗的拐弯处，问：

“这个烟斗呢？”

“两个苏。”

“两个苏？它可不值这个价钱呀！”

他伤心地继续赶路。第二天，他再次回到那个摊位前，尽管罐子降为五个苏、烟斗为一个苏，他仍然什么也不买。

如果你想让他发怒，有一个办法十分灵验：当着他的面打开他的壁橱，假装偷窃某样东西。于是他便命令、请求、恳求别人将属于他的那件宝贝还给他。他友好地嘲笑着你，一定要把东西要回去。他的这一弱点人所共知，人们也不怪罪他。只是必须知道，绝对不要向他提任何要求，也不要向他要任何东西。

阿波利奈尔花钱十分吝啬，但为了爱情却慷慨大方、不遗余力。认识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的时候，他刚从伦敦回到法国。三年前，他在米罗家中遇见过一位名叫阿妮·布莱登的女孩。当时他担任这个家庭的小女儿加布里埃尔的法语家教，而漂亮的英国姑娘阿妮负责教她英语。他对她一见钟情，疯狂地爱上了这位姑娘。姑娘回英国后，他追到伦敦，目的是不惜一切地碰碰运气。姑娘的家庭富有，已经为她创造了享受贵族生活的一切条件。后来她到了德国的雷纳尼，他追到雷纳尼。这一迁移行动使得他忘记了另外一个心爱的人——琳达，并且为他周游德国和撰写有关这个地区——雷纳尼的文章创造了可能。在《被谋杀的诗人》和《异端分子首领》中有关的几段十分令人赞赏。

在他的内心深处，小加布里埃尔的英语家教比教法语的工作重要得多。他把已经寄给过琳达的求爱诗写给阿妮，而且后来他还将同样的诗写给过其他姑娘。但她们中的每一位都一直以为她是惟一收到这首诗的女孩子。他用法语给她写信，而她用英语给他回信。他们两人都看不大懂对方的信件，但对阿妮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他在追求她，爱她，而且他也许能够得到她。“从­肉­体上讲，那时我是爱他的，但我们双方的思想距离太远。”她后来推心置腹地对别人说。

然而，在写给阿波利奈尔的信中，她以“亲爱的……”称呼他。

他们两人保持了近一年的秘密爱情关系。后来是阿妮主动地中断了这种关系：“科斯特罗”（阿妮这样称呼他）是一个野蛮暴躁的人，而阿妮姑娘纯洁而内向。一天，他带她到一座悬崖边，强迫她立即作出接受或拒绝的决定，说：

“要么你嫁给我，要么我把你从这里扔下去。”

她认为这样的交易不公平，并且最终说服了他。第二天，她逃走了。纪尧姆被彻底地抛弃了。

这并非第一次，也绝非最后一次。这些女士抛弃他，说明她们不喜欢他。他为此十分痛苦，如果他稍微聪明点，就应该接受这些教训。他给所有他追求的女士都写诗代信，一开始是为了征服她们，接着是为了继续交往，最后是为了重新开始。他的情ｙu像疾风暴雨，热烈而奔放。他的追求有感情因素，也有­性­欲因素，他一旦爱上谁，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任何人都无法阻止。阿妮不愿意接受他吗？他不信。然而，她坚决地拒绝了他的恳求。

他回到巴黎。在一段时间内，他与一个邻居­妇­女调情。当他获悉阿妮回到英国后，他急忙赶去英国，再次向心爱的人建议劫持她离开英国，同他结婚、生育、发财，给她买毛皮大衣和围巾，吓唬吓唬那个令年轻姑娘时刻想着的家庭。一天，他设置了一个骗局：他邀请阿妮到一个阿尔巴尼亚作家朋友的家中共进晚餐。阿妮的家长批准外出，但晚九点必须到家。那次晚餐仅仅是一次纪念­性­的活动而已。九点的钟声敲响，阿妮注意到隔壁房间有人在活动。她上前去一看，阿尔巴尼亚作家的一位女伴正在铺床。

“这个房间是为谁准备的？”她问。

“给咱们俩呀！”“科斯特罗”美滋滋地回答道。

气愤的阿妮不辞而别。九点十分，阿妮回到了自己的家。但被愤怒的父母关了禁闭，不得再出家门半步。

纪尧姆再次垂头丧气地回到巴黎。他就这样放弃了吗？第二年，他又去了伦敦。这一次，他向意中人建议伯爵夫人的头衔。

“阿妮，咱们逃往法国吧，阿妮，你到底还想要什么呢？”

“什么也不要！”阿妮大声地吼道。

由于诗人的顽固坚持，阿妮厌倦了。她跨出了新的一步：为了躲避阿波利奈尔的纠缠，她越过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到了大洋彼岸。从此，他们两人永远地分开了。阿波利奈尔从未试图追寻她去美洲……

与路易丝在断绝关系十五年之后收到阿波利奈尔的诗作《calligrammes（图案诗）》一样，阿妮后来也收到阿波利奈尔的诗作《失恋歌》：

永别了狼狈的假爱情

与弃我而去的女人

与去年在德国

我失去了的女人

我再也无法见到她了。

1904年从伦敦回到巴黎时，阿波利奈尔离开他在银行的工作岗位，担任了《股民指南》的总编。他对股市一窍不通，还必须不懂装懂。当他成为与他交往甚深的艺术家们的行吟诗人，同时用手中的笔为绘画服务的时候，许多爱搬弄是非的人（虽然不一定出于恶意）又旧调重弹，认为他对绘画一窍不通。

他写有关艺术的作品还很少，他仍然到处发表演讲。他的朋友圈子里不仅有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还有他十分敬佩的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以及他在从维伊奈到巴黎的火车上遇见的两位野兽派画家弗拉芒克和德朗。他的小朝廷就这样组成了，但他们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

1904年，毕加索第四次从西班牙回到法国后，他的朋友陶瓷雕塑师帕克·杜里奥为他们腾出了他在蒙马特尔山上拉维尼昂街的作坊。这是一座稀奇古怪的房子，建于1860年，原来是一个钢琴生产车间。他们用木板把它隔成几间后，这里便成了艺术家们的官邸。由于房子建在半山腰，于是入口开在最上层。为了进各自的房间，人们必须在进大门后往下走，首先进入夏天火热、冬天冰冻的昏暗过道。每个房间由朝蒙马特尔山顶开的大窗户采光。这座房子里有几个卫生间，惟一的水龙头在二层。下层的天花板就是上层的地板。房子的隔音效果十分糟糕，相邻房间的任何响动相互都听得见：唱歌声、叫喊声、脚步声、床铺的吱嘎声，以及时不时的呻吟声……木质地板丝毫不妨碍邻居之间相互了解他人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他们的任何动作。所有的门几乎都关不上。

但是，毕加索为他们终于有了落脚地而兴奋不已。他以贪婪的神情，欣赏着这座与众不同的奇特的全木建筑。他给房子起了个名字，叫“猎人馆”。这座简陋的房子酷似塞纳河上洗衣­妇­们搓洗衣服的平底船，于是马克斯·雅各布有了一个新主意：给这座房子起名为“洗衣船”。从此以后，“洗衣船”这个名字将逐渐地从拉维尼昂街出发传遍全世界。(图6)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美丽女神费尔南德

对女­色­的迷恋，使我的眼睛沉重得如同压有数公斤的重负。

布莱斯·桑德拉斯

在“洗衣船”，毕加索住最上层，即这座奇特建筑的门厅层。模仿咖啡馆和小酒吧的招牌，他在入口处的门板上用粉笔写上：“诗人会晤处”。来访者（数量很多）推开这块牌子，发现一个小小入口。入口正对着一个地面发霉的小小房间。进入房间，里面有一张床和一个生锈的铁火炉。室内充满了浓重的黑烟丝香烟、煤油和麻油混合的气味。在黑暗中，能够辨认出一个代替洗手盆的脸盆，盆里随便丢着一条毛巾和一小块黑糊糊的香皂。屋子里还有一把草席椅子、几个三角架、一些规格不同的画布、地面上到处乱扔的无数颜料管、画笔以及盛满稀释剂的器皿。一只白­色­老鼠在一个带抽屉的桌子后探头探脑，它对­性­情温顺的小姆狗弗里卡毫无惧­色­。一只煤油灯是这个房间的惟一光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浴盆，里面放着数十本书。这里，有一只黑­色­木箱子被当做座椅使用，那里一个桶里盛满废水，等着人去倒。整个屋子乱七八糟、杂乱无章。

惟有床例外。

床上，一个23岁、高大、美丽动人、棕­色­头发但无­精­打采的年轻姑娘正在休息。毕加索磁石般迷人的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看。姑娘名叫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图7)。与从妓院来的女人及几个来了又走的女人不同，她是毕加索最钟情的女人。虽然她暂时还未完全彻底地取代她们当中的所有人，但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毕加索首次见到费尔南德是在拉维尼昂街的喷泉附近。后来他们在一楼的水管处再次相遇，他们只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她也住在“洗衣船”。在毕加索同朋友一起在拉维尼昂广场时，他们又见面了。她对毕加索那“一双沉甸甸、尖锐、富有思想而且火辣辣的大眼睛感到惊讶”。她看不出他的年龄多大。她喜爱他那一对嘴­唇­和宽厚的鼻子，这些给她某种粗俗的感觉。他长着一双女人的手，穿着不讲究，她认为此人傲慢而且腼腆。

而他呢，他为她的行为举止、帽子以及他不熟悉的雅致和美貌着迷。

一个雨夜，他在“猎人馆”昏暗的过道里遇见了她。她怀里抱着一只刚从屋檐下捡到的小猫，是他捡到后当场送给她的。

当天晚上，她对画家讲述了她充满荆棘而缺少欢乐的生活：痛苦的童年；抛弃了她的父母；为逃避家庭地狱般的生活而找的丈夫；失去一个孩子；在挨打受骂遍体鳞伤之后的艰难离婚；同一位雕塑师的交往，该雕塑师建议她做模特儿；几个情夫；她的梦想及悲伤……

毕加索被她迷住了，爱到疯狂的程度。一天上午，他要求阿波利奈尔帮助他把“诗人会晤处”擦掉，他们俩花费了整整一天将地板、墙甚至天花板都打扫­干­净。晚上，诗人让费尔南德来参观他们的房间，他迫切希望她能够尽快地倒下……

她果真直挺挺地倒下了，其实是科隆香水、松节油、煤油和低质量的氯酸钠等各种物质的混合气味把她熏倒了。但是，这种事情并非每次都发生，而且这一次时间很短：她有情夫。而他呢，他有马德莱娜，但她如同人们熟悉的《戴假发的女人》和《穿衬衣的女人》(图8)中的神秘主人公一样，始终让他琢磨不透。

每当费尔南德走进他的房间，他总用热辣辣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她看。如果她忘记什么东西，他立即将它们藏起来，她醒着的时候，他总呆守在她身边，寸步不离。他忘记朋友，忘记绘画，心中只有她一个人。他恳求她来同他一起生活，她犹豫不决。她害怕他的嫉妒与暴力。他每次都向她发起进攻，而且无一例外地征服她。这使她有点儿受惊吓。但一旦送给她点儿礼物，她就完全融化了、投降了，丧失了全部的抵抗力。他常常没有钱，但这毫不妨碍他向她赠送书、茶叶和香水。他送的香水香味浓重，她十分喜欢。每当她去某处时，人们一旦闻到此类浓香就知道了，惊呼道：“喂，毕加索太太离这儿不远，就在附近！”

他不停地为她画肖像。她摆好需要的姿势后，就仔细地端详着他的一举一动。房间里很乱，但丝毫不妨碍她的情绪，她毫不在意。相反，房主人对她“心不在焉，不保持身体的良好姿态”的态度批评也十分客气，但毫不留情。费尔南德努力让毕加索懂得在接待女人的时候，必须保持­干­净整洁。瞧，她已经扮演起教育青年男子的角­色­了。

她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毕加索对此也眼红。他现在如此，以后也如此，一生中对任何事、任何人都嫉妒、都眼红。他绝对不能忍受他的女人或朋友抛弃他、遗忘他，除非是他主动提出。他对待费尔南德的态度，与五十年之后他对待弗朗索瓦兹·吉洛的态度相同。他曾经建议弗朗索瓦兹头戴面纱，身穿长达脚后跟的长袍。他说：“这样一来，您将会比其他人更加不引人注目，他们就不会占您的便宜，甚至不大注意看您。”［摘自1991年出版的弗朗索瓦兹·吉洛的《与毕加索生活在一起》］

他企图把美人费尔南德关在他的屋里，不允许她出门，不许她到别处为他人做模特儿。那时的毕加索已经对他生活中的女人不仅仅为他一个人做模特儿这一点表示出十分厌恶。费尔南德于1906年为凡·东根做过一次模特儿，半­祼­体、一个Ru房完全暴露，作品名为《美女费尔南德》。为此，毕加索打了她耳光。一天，他怀疑费尔南德在酒吧有意识地吸引过一个客人的目光，对她疾风暴雨般地大闹一场。从此，她再也不出门了。他宁愿自己承担一切，包括采购，也不允许冒她同他人交换一个眼­色­的危险。

他的这种霸道行为令他的朋友觉得十分可笑。阿波利奈尔在《坐女人》中并非恶意地讽刺毕加索道：

“为了真正拥有一个女人，就必须劫持她，关她禁闭，并且时时刻刻占有她。”

［摘自1948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坐女人》］

毕加索时而热情奔放，时而冷若冰霜，情绪变化无常，但从来不会以温和的态度待人。在这个朝不保夕的贫穷生活时刻沉甸甸地压在人们心头的圈子里，他却过着阿拉伯式的­色­彩斑斓的夫妻生活：她不再工作，他为她购买一切，而且为她做一切。

一天上午，毕加索向她许诺晚上给她一个惊喜。

“你要送我一幅为我画的像？”

他双手Сhā在工作服口袋里笑得前仰后合，并且重复道：“一个惊喜……”

晚上，她来了。他急不可耐地等待她的到来。他送给她几件自己刚刚搞到手的东西：一盏小油灯和一个带象牙套管的长竹管烟斗。

“这烟丝是新的吗？”

“你过来……”

他要她躺在铺在地上的单子上，他挨着她躺下，打开一个盒子，里面装有一些琥珀­色­黑糊糊的像面团似的东西；他用手卷了一个小球，用针一样尖的箭头点燃油灯，用灯头加热小球，将它放在烟斗的头上，吸了起来。接着，他把烟斗递给他心爱的费尔南德。此时她才发现他在吸烟，不仅大量地吸劲儿很大的黑烟，而且是一个吸鸦片烟的大烟鬼。

他们一直到天­色­快亮时才入睡。

她在他的屋里度过了三天。毕加索夜里工作。她离开他的时候，也爱上了他。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洗衣船”

有过这样一位诗人：十分贫穷、无饭吃无处住、一无所有，但当法国科学院给他一把交椅时，他却要求带回他家去。

安德烈·萨尔蒙

她遇见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他给她留下的印象是肥胖、开朗、热情、标致、梨形脑袋、双眼距离很近、眉毛形如逗号、小嘴巴、冷静、严肃、温和，看上去像个孩子、十分迷人。

马克斯·雅各布：目光捉摸不定、嘴巴风趣而招惹是非、双肩窄小，看上去像外地人。他那焦虑不安以及害怕­妇­女的神情，令她惊讶。

不久之后，他们每晚见面。大多数时间是在巴勃罗·毕加索家中。阿波利奈尔经常不请自到，而马克斯·雅各布正好相反，必须别人请求他才来。

大家共同进餐、公用一块餐巾，每人用一个角，阿波利奈尔在他的《诗人的餐巾》中讲的正是有关他们餐巾的故事。他们吃的东西中常有葡萄牙牡蛎，因为八个苏可以买到一打，这是他们吃得起的菜肴。吃不起时，他们就下到“洗衣船”的地下室上面写有“农民，索雷尔”字样的木门上敲敲，进去客客气气地同他商讨赊买一些朝鲜蓟菜、芦笋和洋葱。人们始终无法搞清楚房主人是用何种神奇的办法，在他家里种出来这些蔬菜的。

阿波利奈尔作一些笨拙且淡而无味的诗句，滑稽而引人瞩目的马克斯·雅各布讲许多幽默故事，逗得大家一直笑到天亮。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坐女人》中，他的名字叫穆瓦兹·德雷塞尔，是“一个面­色­苍白，但浑身上下每个部分都给人以乐感的人”。那么，这位像乐队队员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他敲打着肚皮模仿大提琴的低音／使用脚拉出木铃沙哑的共鸣声／鼓起的面颊上绷紧的皮肤／就是一部能够发出与餐馆演奏用的茨冈小提琴同样响亮乐曲的洋琴／他用笔杆敲打自己的牙齿／就能够发出一些音乐厅的乐队／或者某些游艺场旋转木马中安装的大管风琴演奏出／像打击玻璃瓶发出的清脆声响。

［摘自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坐女人》］

经过化装之后，他们即席演出一些戏剧；身后拖着一条铁链子的小狗弗里卡被挂起来制造音乐效果，画家雅克·瓦扬利用发出各种声音和做各种狂乱、鬼怪动作制造热闹气氛。安静下来之后，大家一起谈论诗歌、文学和艺术。当纪尧姆没有赶上回母亲家里的最后一班火车时，他就在“洗衣船”随便睡在一个临时床垫上，或者在阿姆斯特丹街的一个旅馆过夜。

如果是冬天（巴黎的冬天十分寒冷），毕加索每天早上都赖在床上不起，在被窝里取暖。如果是夏天，他起床后，便赤条条、一丝不挂地作画。有人来敲门或他在工作时，他决不开门。如果来人坚持，他就一通臭骂把擅自闯来的人赶走。来人如果是阿贝斯街糕点铺的人，便由费尔南德回话，她大声喊道：

“我没法给您开门，我没有穿衣服！……请您把盒子放在门口吧！”

这是暂不付钱的巧妙方法：前一天，她去预订了他们需要的糕点，并要求送货上门；以后什么时候有了办法，她再去结账。

还有另外一种不付钱的办法是：偷窃凌晨放在富人家门口的牛­奶­，但这就必须要早起。如果来人是一位商人，女看门人便抢先赶来通知。由于她住在隔壁房子，时刻监视着入口处，看见来人面­色­好看，知道不是债主，她便匆匆忙忙赶来，将艺术家们的门敲得咚咚响，并且喊道：

“这一回可能有要紧事儿！”

如果来人一定要见毕加索，他便将费尔南德藏在被窝里，才去拉开门。他接待萨高特或利博德时尽可能地表现出热情与客气，他不喜欢他们，而且他更加不能接受他们坚持要他把还未完成的作品匆忙结束。每当有此类事情发生后，他便在许多天内无法再作画。

诗人们在阿珠位于拉维尼昂街的家中可以得到一些安慰，由于有安德烈·萨尔蒙的帮助，人们可以在那里赊账吃上几年（几个五年的一半），而且饭菜十分丰盛。发现女主人阅读《晨报》十分刻苦认真，记者、诗人兼作家的苏波就不遗余力地吹捧她，并且吹嘘说他正是她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的连载小说的作者。在有照片为证揭露他的谎言之后，他只好少吃点儿。

他们也常去工勤人员去的位于卡瓦路蒂街的小酒吧。觉得赊账给人的思想压力太大时，就将一件物品当在附近的当铺，何时有了能力再把它赎回来。在运气好的日子，搞得好，也许能有第三者替他们付款，马克斯·雅各布在场就更好了，因为他父亲负责结账。马克斯·雅各布的父亲同小酒吧老板有个协议：马克斯付自己的花费，如果在月末有欠账，他的父亲全部包付，但是有一个条件：消费项目组成必须如下：一个冷拼盘、一个菜、­奶­酪或者甜点、中午一杯咖啡、晚上半瓶红酒。

马克斯背着父亲，同老板重新修订了协议，将协议的内容修改为：马克斯的父亲支付马克斯请朋友吃喝的冷拼盘、菜、­奶­酪、甜点、咖啡、酒、浓黑啤酒、金­鸡­纳酒、烧酒以及其他酒。这样一来，他们每天都可以享用一顿丰盛的饭菜。

回家之后，毕加索时而也取出他的煤油灯、烟斗和鸦片烟盒子。他是在一对住在蒙巴那斯丁香园的吸毒惯犯夫­妇­那里发现这种毒品的。酒吧的其他一些常客也品尝，这些人中可能有阿尔弗雷德·雅里，在他的《沙漠时光回忆录》中就有吸鸦片的成分：发烫的双­唇­、神仙般的­肉­体、适合的烟袋；也许还有布莱斯·桑德拉斯，在纽约复活节时，他说过：“为了让他快点儿上天堂，我给了他一些鸦片。”

从1910年起，椰子取代了鸦片，鸦片的消费量下降。在战争期间，对使用麻醉品的行为打击的力度更大。

“洗衣船”时代，鸦片已经成为巴黎的时髦商品，人们向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回来的海军军官购买。你只要去小田街的一家店铺，在柜台上放25法郎，提出要“一个小盒子”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带着必要的用具和所需物质回家去享用。

带着必要的装备来到“猎人馆”的客人们都像费尔南德那样，长长地躺在床上，一边饮着柠檬冷茶，一边随心所欲地享受着那能够让人升上“天堂”的魔力。

他们也吸印度大麻。据费尔南德·奥利维尔说，印度大麻能产生奇特的效果。一天晚上，他们在一位可以算做蒙马特尔的数学家——普兰塞的家中吸了它，阿波利奈尔出现了分身现象：他认为自己在妓院。毕加索产生了痛苦的恐惧不安，又哭又叫地说：他发现了一些照片，明白了其实自己的艺术毫无价值，最好去自杀。

他们大量吸毒，直至1908年。这一年，“洗衣船”的一位德国画家维热尔斯在吸过乙醚、印度大麻和鸦片之后上吊自杀了。这件事对毕加索震动很大，他发誓从此再不碰毒品。马克斯·雅各布毫不动摇地继续吸。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与毕卡比亚都吸鸦片，后者承认他们几乎天天吸。阿波利奈尔在认识路易丝的时候仍然在吸，1915年初的几个月内，他是在一片鸦片的烟雾缭绕之中，与其《calligrammes（图案诗）》中的缪斯路易丝一起去了尼斯。

除弗拉芒克只喝水、毕加索喝少量的烧酒外，他们更加经常­干­的事情就是狂饮。于是，蒙马特尔山酒吧的酒杯每天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吧台上等待着他们。

他们不去盂特酒吧了，因为酒吧的常客传播无政府主义被警察勒令关闭了，但他们仍然跟随弗雷德老爹。他接过从前阿戴尔大妈开的“刺客酒馆”。阿戴尔大妈是古吕的一位朋友，而这家酒馆是古吕从巴黎公社的诗人、Сhā图画家安德烈·吉勒那里继承下来的。酒馆的招牌是一只兔子从一口锅上方跳过，象征阿戴尔大妈制作的一道名菜——白葡萄酒烩兔­肉­。诗人们借用原主人的家姓gill，把该酒馆改名为“lelapinàgill”（吉勒的兔子），其谐音为“lapinagile”，意为“机灵兔”——这就是“机灵兔”酒馆的来历。该酒馆位于柳­阴­街，后来成为蒙马特尔一个著名的娱乐场所，同时也是毕加索帮活动的首选地。卡尔科、多热莱斯、马克·奥尔朗等人也来。

“机灵兔”是位于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之中的一座砖石结构的建筑，四周鸟语花香，建筑物内有吧台、包间，室外带平台。室内昏暗，但弗雷德夫人——勤快麻利的勃艮第人贝尔特，每天打扫擦洗得一尘不染。用固定在屋顶上的铁丝挂着的煤油灯，在红­色­灯罩下泛着吝啬的黄光。墙壁上挂着一个硕大的白­色­基督雕像和郁特里罗、布尔波特、苏珊·瓦拉东的一些绘画作品，以及毕加索1905年创作的一幅浑身披带花环的自画像《在“机灵兔”酒馆》。一个特大的石膏壁炉成为一支白­色­老鼠大军的藏身之地。它们与一只猴子、一只临时驯养的乌鸦，尤其是弗雷德的那头外号为洛洛（lolo）的驴争夺领地。洛洛到处吃，什么都吃。在1910年的“独立派画展”上，还有它的一幅画像。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要提到它。

贝尔特负责厨房，弗雷德负责收款台，但他常常允许赊账。诗人们都喝好酒，个个酒量很大。他们首选的饮料也是老板推荐的，是一种用樱桃汁、白酒、石榴汁和樱桃酒配制而成的混合饮料。周末，酒馆的大厅与各个包间全部爆满，顾客中大部分是常客，其中也有少数是对这里的艺术气氛抱有好奇心的人。

蒙马特尔的所有人都来“机灵兔”酒馆。毕加索和费尔南德正是在这里遇见了声如洪钟的哈里·波尔（毕加索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埃尔卡波）和说话十分率直的夏尔·都林。后者惟有当他在大量背诵过波德莱尔、兰波、韦莱纳及拉福格的诗词，满足了他对戏剧的爱好之后，方能表现得热情洋溢、­精­神振奋。他在背诵这些诗词时不是在说，而是在往外吐。他头发乱蓬蓬，眼睛闪闪发光，整个身心全部融入了背诵的诗词之中。所有听众都被他如此投入的情感震慑了，静悄悄地专心致志地倾听着他的背诵。每次节目结束之后，都林总卷起衣袖，乐呵呵地接过贝尔特递给他的三明治。

弗雷德十分乐意接待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毕加索不仅仅是这个酒馆的常客，也是弗雷德家的常客。他为贝尔特的女儿画过肖像。贝尔特的女儿后来嫁给了马克·奥尔朗。毕加索于1904年完成的画作《乌鸦女》(图9)，表现的正是马尔戈与她被驯服的小鸟。毕加索总是同费尔南德、马克斯·雅各布、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等朋友们，以及组成他的贴身保镖的所有诗人或画家一起来。毕加索是时常聚集在他周围的所有这一帮人的中心人物。贝尔特第一次看见他在大胖子阿波利奈尔，瘦高个子萨尔蒙以及膀大腰圆的勃拉克、德朗和弗拉芒克三人的陪同下来到她家时，那威风凛凛的神情丝毫不亚于在贴身卫士护卫下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其他人或许不是他的卫士，毕加索却无疑是他们那一帮人的首领，这一点不可否认。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兽笼

我努力使用尽可能纯正的­色­彩，通过艺术与绘画，实现哪怕投放炸弹（如果这样做就会被送上断头台）也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的事情。

莫里斯·德·弗拉芒克

他们相识之后不久的一天，马克斯·雅各布问安德烈·萨尔蒙：“你听说过拉辛jeanbaptisteracine（1639—1699），法国剧作家。曾任路易十四的宫廷官吏。、拉封丹lafontaine（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和布瓦洛nicolasboileau-despréaux（1636—1711），法国诗人，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曾任路易十四的官吏。吗？”

“嘿，那不就是咱们嘛！”

萨尔蒙第一次来“洗衣船”时，发现毕加索正打着赤脚在他的画室里作画。室内很暗，只有一枝蜡烛照亮。见到他来，毕加索丢下手中的活，给来人看他的最新作品。他不辞辛劳，推桌子搡椅子、翻箱倒柜地满屋子翻腾，在全部的绘画作品中寻找想给人看的作品，并且一幅一幅递给来人。而萨尔蒙呢？与雅各布、阿波利奈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一样，为这天晚上发现了天才的创造惊叹不已。

萨尔蒙是个瘦高个子，同样抽烟斗，既写诗，也做记者。他同保尔·福尔（仍然处于萌芽状态的蒙巴那斯艺术帮的支柱­性­人物）创办了《诗歌和散文》杂志。萨尔蒙以其表面上的严肃和生硬掩盖了他伟大的创作天才。他的这一天赋令“猎人馆”小世界的人们佩服与欣赏。安德烈·德朗在蒙马特尔的图拉克街有一间画室。出身于比较富裕家庭的德朗离开父母为他安排好的综合工科大学的路子，也走上了攀登蒙马特尔——绘画的蜿蜒曲折的道路。由于他具有工科专业的天分，所以尽管从事了绘画，但他仍然保留有对手工活儿的强烈爱好。他喜欢从跳蚤市场买一些旧仪器回家修理或重新组装。他最喜欢用来消磨时间的活动之一是用硬纸板制造小型飞机，并且还想方设法让它们飞起来。他爱好收集旧乐器，先把它们拆散，然后再重新安装好。由于认识到自己对所在时代的文学一无所知，他废寝忘食地阅读。他作的画深沉、有条理、功底扎实。人们从他的绘画作品中，感觉到有一种强烈的乡村气息。从他平时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他高大的身材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据他的模特儿们讲，他在工作过程中，有时让她们坐在他的膝盖上，一只手勒紧她们的腰，用另一只手作画。由此可以看出，他作画时，不仅仅需要用视觉观看，而且需要通过触摸寻找感觉。

在来图拉克街定居之前，德朗生活在他出生的村庄——萨图。他正是在那里认识了老朋友弗拉芒克。弗拉芒克同他一起在塞纳河边作画的时间很长，并且把他介绍给马蒂斯。一个丑陋的怪胎——“野兽派”正式诞生于他们三人的相识之中。

一天，弗拉芒克与德朗决定他们俩将来一定要成为名人。德朗在报纸上为弗拉芒克发表一张照片，让他名扬天下。而后者将向他的竞争对手德朗施舍一顿庞大固埃式pantagruel，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中胃口很大的人物。的晚餐。弗拉芒克手中拿着“小报”，带着饭菜送到德朗家，而德朗在报纸的第三版上看到的却是一则“画家莫里斯·德·弗拉芒克”大吹特吹轻泻胶囊“pink”的广告，他简直惊呆了。

弗拉芒克、德朗、芒更、马尔凯、卡曼，特别是马蒂斯大闹“1905年秋季艺术博览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公愤。秋季艺术博览会创办于两年前的官方画展，其宗旨是为青年艺术家展出他们的作品提供机会。秋季艺术博览会和修拉seurat(1859—1891），法国画家，印象派，后来从印象派中分裂出来，成为新印象派。与西涅克创办的“独立派画展”分庭抗礼，唱对台戏。对官方的学院派和各种协会、联合会不满的艺术家们，即使他们的作品不被查禁，他们也同样推出此类展出。这样一来，库尔贝courbet(1819—1877），法国画家。、德加、毕沙罗和莫奈都选择拿破仑三世特许批准使用的展馆举办“被拒绝者画展”。

马蒂斯、弗拉芒克及其同伙，在第三次“秋季艺术博览会”期间，也去展览会场从事了一些捣乱活动：带来了他们从一个木匠手中赊购的木料制作画框的油画。这些油画背离了绘画界诞生于印象派和点画派的规则。按照弗拉芒克的说法，前两个流派的绘画已经进入了停滞不前的阶段，走投无路。马蒂斯的看法是：“特别是由于画展上展出的油画都属于分­色­画派，所以这种展览会彻底摧毁了绘画艺术。”

这些不安分的好事之徒主张­色­彩至上，认为只有­色­彩的力量才是无穷的，因为它代表光明。马蒂斯从东比利牛斯山的科利乌尔collioure，位于比利牛斯山下地中海边的一个渔港。写信给德朗，催促他到东比利牛斯山看看他所在的那个小山村别致无比的光线。德朗接受了邀请。两位画家在那里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德加发现了能够反过来否定­阴­影的光的新概念。在写给弗拉芒克的信中，他说：“为了寻求光的概念，我抛弃现有观念，服从对光的新发现。”(图10)

德朗在1905年创作的《科利乌尔风景》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新观点。马蒂斯1905年创作的《戴帽子的女人》(图11)中鲜艳的红、蓝、绿­色­的奇特配合，引起许多保守观众的嘲笑与愤怒。怀疑论者安德烈·纪德对这一画作的评价是：完全脱离直觉的理论“推理”。

持新观念的这些画家更接近高更派系和凡·高的表现主义派系，而不是塞尚派系。在画展中，他们那些­色­彩浓重、明暗对比度极强、画面粗犷的绘画作品被集中展览在一个单独的展厅里，名气不小但拒不接受现代艺术的绘画评论家路易·沃克塞尔把这些作品视为狂野的兽群，他将这个展厅戏称为“兽笼”。野兽派sauvisme，“野兽派”或称“野兽主义”，法国现代画派之一。1905年马蒂斯等画家在巴黎举行画展，因其画法超越绘画常规，被评论家称为“野兽群”而得名。野兽派的历史很短，1907年达到顶点。他们强调绘画表现主观感受，多用大­色­块和线条构成夸张变形的形象，以求得“单纯化”的装饰效果。由此诞生。

三年之后，以上的那位评论家与其他一些评论家将在卡恩维莱画廊里展出的勃拉克创作的绘画作品比做立方体，于是又产生了立体主义画派。而路易·沃克塞尔却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方式的幻想者……

野兽派绘画的出现在民众中引起了众多的议论，共和国总统拒绝为画展开幕式剪彩。面对这一事件，新闻媒体分裂了。《费加罗报》说这是“把一个导致绘画界分歧的屎盆子扣到了人民大众的头上”。有关对野兽派作品的评论纷纷出笼，在此引述弗拉芒克发表在1905年11月20日《鲁昂报》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

我们走进这个丰富多彩的画展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厅，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在此，任何描述、任何介绍和任何批评都变得不可能。大厅里的所有东西——使用的材料除外——一律与绘画不沾边；没有任何形象，全部是一些蓝­色­、红­色­、黄|­色­、绿­色­的花花绿绿、­色­彩斑斓的斑点，它们在画布上十分随意地并排展开；简直就是一个孩童拿别人送他做礼物的颜料盒子，玩耍着拼凑而成的粗俗、天真而且十分幼稚的游戏。

［摘自1943年出版的莫里斯·德·弗拉芒克的作品《死亡肖像》］

鉴于绘画艺术已经不再从客观上表现人和自然，一时间，批评界蒙了，对眼前的作品无法作出评论，绘画批评迟迟不能展开。糟糕的是，从19世纪以来艺术家们愈来愈脱离社会现实，都用他们各自的方式重组世界。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画布上反映自然界的人或物，而是一味地寻求“表现力”，在他们的创作生活中，对艺术的追求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方面，黑非洲艺术对他们的影响不小。

在临时­性­地采取强烈的光线之后和彻底不讲究绘画的形式之前，画家们手中挥舞着他们那些红­色­不算最刺眼­色­彩的作品，接受了挑战。马蒂斯、德朗及弗拉芒克受到了猛烈抨击（挨了一千枝投枪）。比德朗更穷的莫里斯·德·弗拉芒克为加重­色­彩的明暗对比度，有时需要砸烂颜料管，充分利用其中剩余的颜料方可做到。他作画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完全凭借本能和突然的灵机一动。久而久之，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某种凶猛和暴烈，而他的伙伴们却相反，开始在这方面一点一点地约束自己。在德朗逐渐走上同其他官方的艺术流派及学院派相同或相近的道路之后，弗拉芒克同他断绝了来往。

弗拉芒克，红褐­色­头发，一张固执的面孔上带着天真单纯的目光，­性­格有时很开朗，高兴时又喊又叫、开怀大笑，吃起饭来狼吞虎咽。他不仅对各种官方流派、学院派十分反感，而且对博物馆、墓地和教堂中的艺术也毫无兴趣。他承认，的确是无政府主义一步一步地引导他发展成为野兽派。

这样一来，我为重新创建一个感­性­、生动活泼和自由的世界而摧毁一切老套路、抛弃“盲目顺从”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摘自1943年出版的莫里斯·德·弗拉芒克的作品《死亡肖像》］

然而，他的结论是：他也仅仅是从事过绘画创作，野兽派最优秀的代表是拉瓦肖尔francoisclaudiusrāvachol（1859—1892），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制造过数起谋杀事件。在被绞死之后，他成为无政府主义的象征­性­人物……

弗拉芒克有不少见解，这只是其中之一。他在表述自己的意见时，总是慷慨激昂。他的朋友们总是赞同他的观点。乔治·夏朗索尔说过：有一天，沃拉尔德在他家吃午饭。他看见画家七岁的女儿在餐桌上点燃一枝烟时，顿时大失胃口。他客气地向她指出，在这个年龄吸烟不好。这个很不听话的小女孩儿转身对画商说：“你管得着嘛，老家伙？”［摘自乔治·夏朗索尔的《两岸》。］

弗拉芒克不是真正喜欢蒙马特尔。他时而去那里，也只是为了与他的伙伴们一起吃晚饭。天快亮时，他步行回到巴黎郊区的家。遇到毕加索的那个时期，他设法找些临时办法养活妻子和三个女儿。他从事自行车、划船等体育运动，或者在茨冈乐队拉小提琴。为了几个法郎，他曾经在集市上与别人串通行骗，同膀大腰圆的人打架。在第二回合结束之前，他就被对方打翻在地了。后来，他认为写作需要的物质材料比绘画少，于是就开始写作。他写了几本标题令人浮想联翩的小说：《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和《穿红短裤的生活》，之后，开始写回忆录。

当他首次成功地向独立派人士出售了他的绘画作品时，他相信命运之神终于朝他微笑了。后来经过了解，他发现其恩人来自港口城市勒阿弗尔。他买走了他觉得最难看的两幅画是为了送给他的女婿，第一幅的签名是弗拉芒克，而第二幅的签名是德朗。

野兽派的第三位代表人物是强壮结实的乔治·勃拉克。乔治·勃拉克是诺曼底人，出生在阿尔让特伊。他的祖父、父亲开了一家建筑涂料企业，两人都是业余画家。勃拉克在勒阿弗尔的美术学校学过绘画。在那里，他也同一位装饰画家一起工作过。1900年，他来到蒙马特尔，接着放弃了他父亲的绘画路子，投身于专业绘画道路。他住在三兄弟街。1904年，在距离“洗衣船”不远的奥塞尔街买了一间画室。他直到1907年才认识了毕加索，比其他所有人都晚。

勃拉克，大高个儿，体格健壮，肌­肉­发达，结实而有力量，浓密的头发带着自然卷，走起路来像只大胖熊。勃拉克颇招姑娘们喜爱，他常同她们在加莱特的红磨坊跳舞。当他乘马车跨越塞纳河去左岸时，他常常登上马车的顶层，边拉着手风琴边放声歌唱。

勃拉克十分容易辨认。他通常只穿蓝­色­工作服、金丝雀黄鞋子，头上的帽子压得很低。有几个月，蒙马特尔野兽派的画家们都戴上了同样的帽子。他一次共买了一百来顶这种帽子送给朋友。

1905年，荷兰人凡·东根住进了“猎人馆”。他与勃拉克同样健壮，红头发，大胡子。他什么职业都­干­过：街头卖报、粉刷房屋、杂务工、集市保安……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卖过讽刺画《黄油碟》及其他Se情、­淫­秽画或者被查禁的只能藏在大衣里销售的印刷品。他是“洗衣船”的居民中少数几个画过蒙马特尔生活的画家之一。他创作的特点是，只从在蒙马特尔的马路边、加莱特广场的店铺里的妓汝们中间或者加莱特红磨坊的舞女们中间寻觅他作画的模特儿。而其他画家虽然也是“洗衣船”的居民，却对凡·东根、维莱特、郁特里罗、布尔波特、图鲁兹·劳特累克的这一创作源泉不屑一顾。(图12)

凡·东根与蒙马特尔的外国人生活在一起，但作画时却更像法国人。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远离现代绘画运动的大动荡（因为他反对一切艺术理论，他拒不参加在毕加索家里的晚上聚会），但他经常出现在上流社会­妇­女云集的巴黎沙龙。这些­妇­女都梦想能够让这位巨人给自己画一幅佩戴着珍珠、耳环的画像。不久以后，他在位于巴黎市内的当费尔-罗什罗街画室，组织了一些规模宏大的联谊活动。

安德烈·萨尔蒙批评别人时总毫不留情。他评论凡·东根绘画的­色­彩过重，并说凡·东根很可能把手中的调­色­板与模特儿的化妆盒子搞混了。毕加索不久以后便离开了凡·东根，或者因为凡·东根认为在老家多维尔的生活比任何地方都舒适，使其很快就成为上流社会画家，或者毕加索永远不能原谅东根为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画过数幅肖像，而且在作画期间他们两个还做过爱。（费尔南德自我辩护说毕加索也为其他许多女人画过像，她之所以要凡·东根为她画像是为了报复……）

凡·东根在“洗衣船”的生活也曾经十分贫困，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后来他永远不愿意再回那个地方去。那时，他与妻子、女儿一起住在画室里。他的妻子贵丝是个素食主义者，家里天天只吃菠菜；他家里的人都很好客；屋里太小，除了床外，还有几个画架和一张桌子；旁边邻居家的嘈杂声；室内，夏天酷热难忍，冬天结霜；衣袋内仅有的几个苏也只够勉强养活孩子。毕加索、马克斯·雅各布和安德烈·萨尔蒙曾经多次凑份子，到最近的药店为他的孩子买爽身粉。等到襁褓中的女儿多莉吃饱终于睡着了，凡·东根夫­妇­数数剩余的钱，看他们能否吃点什么。但结论经常是：不能。

沃拉尔德买了他的几幅画后，凡·东根用他付给的钱，把家搬到拉马尔克街的一所公寓套房内，同时也为自己租了一间房子做画室。从此，他家与菠菜绝交了，人们在蒙马特尔山上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他更愿意去的地方是巴黎市区的王宫方向，开始有了下馆子吃带沙司的菜肴和带血的­肉­的习惯。饭馆的老板乘机在餐馆外四周墙上贴出大量的促销广告，自豪地打出“画家在此用餐”的招牌。

在何处能见到凡·东根把食物放入口中、嚼碎、消化它，并且吸烟呢？

请速到好孩子街10号

儒尔丹餐馆

胡安·格里斯在巴黎也是拖家带口。他于1906年来到“洗衣船”，住进了凡·东根腾空的房子。格里斯是一位年仅19岁的年轻人，面­色­晦暗，黑头发，黑眼睛。他在巴黎最好的朋友卡恩维莱后来描绘他时说：“一只生气勃勃的小狗，好心，多情，但有点笨手笨脚。”［摘自1946年出版的卡恩维莱的著作《胡安·格里斯》］

与其他人相同，格里斯也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他一直在向一些画报社出售素描画，直至有一天克洛维·萨高特买了他的一批绘画作品，才算结束了一家人朝不保夕的拮据日子。在画室的墙壁上，他用炭笔写了许多数字，记录他在蒙马特尔山上的各家商店赊购物品的数量。一旦他收回一笔钱，立即要求勒韦迪结算一下，尽早清还一些债务。

格里斯住在“洗衣船”，但他逃避“机灵兔”嘈杂混乱的混沌生活。他很少喝酒，只喝咖啡。人们经常遇见他一个人情绪低沉、萎靡不振地蹲在“猎人馆”的过道里，用左手抚摩着其同胞家的小狗，看它是否咬他，右手仍然在继续作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