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对胡安·格里斯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嫉妒。他对热尔特律德·斯坦和格里斯之间的友谊、对卡恩维莱与格里斯之间的友谊一律耿耿于怀。在20年代，佳吉列夫diaghilev（1872—1929），俄罗斯的芭蕾舞戏剧家。同格里斯签订了为他的新编芭蕾舞剧制作服装与布景的合同。接着他又出尔反尔，撕毁合同，将订货合同给了毕加索。这件事为这两位画家之间的关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除格里斯的独立性和他也是西班牙人之外，老大（毕加索）对小弟（格里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这再次证明毕加索一心想成为他的同伙中的老大，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只服从他一个人，任何人不得闹独立。
格里斯在“洗衣船”住了十五年。在他的生活中，有过两个女人对他至关重要：1913年认识的约瑟特和他儿子的母亲。天气好，阳光充足时，他用襁褓布把儿子吊在窗户框上晒太阳。毕加索十分喜爱凡·东根的小女儿，也同样喜爱格里斯的这个孩子。
格里斯在40岁时死于白血病。在医治过程中，医生将白血病误诊为结核病。他死得很惨。那时他住在布洛涅，在卡恩维莱家的附近。卡恩维莱在他的花园里，常常清晰地听到他的朋友痛苦的呻吟和惨叫声。
得知其同胞去世的消息之后，毕加索很伤感。热尔特律德·斯坦非常气愤，严厉地训斥道：“请收起你那些迟到的眼泪吧！”……认为他不该在格里斯生前嫉恨他，死后才表现出假惺惺的痛苦。
在居住在“洗衣船”的画家们当中，格里斯是最不接近毕加索帮的人。其他人吃、住、活动都在一起，甚至衣服都可以换着穿。
星期天，这帮人到圣皮埃尔市场选购相同的衣服。他们一起在蒙马特尔大街上溜达时，简直成为街头一景，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观望。
由于严格执行他们那个画派的绘画规则，德朗连服装都换成了野兽派画的色彩：绿色套装、红色坎肩、黄|色鞋子、带黑褐色格子的白色大衣，这一切均为直接从英国进口；再晚些时候，他们的装饰稍微朴素一些，全部为蓝色：工作时穿蓝色工作服，为了外出活动时有套干净衣服，全蓝色套装按照干净程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衣柜内。
弗拉芒克也是萨图学校的弟子，穿着格粗花呢外衣，瓜皮帽上带有一根松雉鸟羽毛和一条木质的多色领带。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对这种领带的双重用途十分欣赏：受到打击时可以当警棍，反过来，可以弹响绷紧固定上面的猫肠子，当小提琴用。
应邀赴晚宴时，由于知道别人期望着他与众不同，马克斯·雅各布总是着意地精心打扮一番。他把自己装扮成魔术师：真丝披风、折叠高顶礼帽和单片眼镜。
安德烈·瓦尔诺穿一件丝绒披风，弗朗西斯·卡尔科戴雪白手套（这样的手套他有四打），马克·奥尔朗着彩色毛衣，穿自行车运动员的袜子。在蒙马特尔街上溜达时，身后紧跟着他的短腿猎犬。
毕加索为生产锌制品的工人选择的是蓝色工作服、草底帆布鞋、一顶帽子，以及同样是在圣皮埃尔市场上买的带白点的大红棉布衬衣。他曾经试图留胡须（在他于1906年画的《蓝色自画像》中，他留有胡须），很快又全部剃光。最后，他对画家们疯狂的表现欲十分反感。正是这一原因，当他放弃神话般的蓝色时期的时候，批评莫迪利阿尼以及他在各方面都走极端的不良言行。然而，在“洗衣船”时期，意大利画家的衣服整齐干净人所共知，同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有着相同的服饰习惯，从不穿奇装异服。
拉维尼昂的画家们，穿着这些离奇古怪、变化多端的服装，从事着超现实主义的活动：他们一边顺着街道往下跑，一边喊叫：“兰波万岁！打倒拉福格paullaforgue（1842—1911），法国政治家。！”他们的行为有时酿成事端，最后总是以斗殴结束。一天，他们已经过了塞纳河，又返回到艺术桥上。为了表现自己力气大，德朗扭弯了河岸陡坡的护栏。接着，他及妻子都投身到又打又骂的混战当中，直至宪兵队将他逮住。整个事件以全部警察出动作为结束。
乱世出英雄，一切混乱都是学习的好机会。对于非官方的艺术来说尤其是这样。超现实主义者们喜欢这些可诅咒的诗人。与在戏院里的层层叠叠的座椅上看戏相比，他们更喜欢到加莱特红磨坊去跳舞。花四个苏，就可以跳整整一个下午的四对舞和波尔卡舞，既温暖了脚板，也温暖了心房。不久，他们发现了非洲艺术的奇特形式。在此期间，毕加索帮的艺术家们都走下蒙马特尔山，到巴黎街头为另外一些艺术家——拳击手和街头卖艺的艺人，鼓掌加油。这些人同蒙马特尔山上的艺术家们一样，也是一些彻底抛弃传统意识和传统观念的人。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街头艺人
孩子拉着我的手，我保护他免受厄运的折磨。
马克斯·雅各布
毕加索羡慕勃拉克和德朗练习拳击。
有一次，他也戴上拳击手套试图狠揍德朗一通。出乎他的预料，对方正面一拳就轻松地把他放倒在地。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涉足这一行了，只满足于在他那一帮人聚集的拳击场上，痴迷地观看你来我往的激烈战斗场面。
他们也去杂技场观看杂技表演。过去他们最喜欢去的是费尔南多杂技场，后来更喜欢去由图鲁兹·劳特累克、德加和索拉特负责粉刷工程的梅德拉诺杂技场。每星期去好几次。杂技团小丑阿莱克斯、利科、伊莱斯、安托尼奥以及刚刚干上这一行的格罗克都成了他们的朋友。阿波利奈尔对杂技的浓厚兴趣至死未变。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去布特—科蒙杂技场为已经成为“我们的木偶”联合会会员的吉尼奥尔鼓掌助兴。1905年，他在《非道德主义》（该杂志只出过一期，阿波利奈尔曾经担任该杂志的绘画、文学与戏剧专栏作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谈在罗马看到的意大利喜剧丑角和狡猾奸诈角色，并且把他们与毕加索联系起来：
这些身材苗条的街头艺人身穿华丽俗气的旧衣服。人们的确能从他们身上感觉到老百姓子弟的气息。他们中间有：三心二意摇摆不定的人、狡猾的人、正直的人、穷困的人与骗子。
正是这些人将让毕加索喜出望外。
毕加索离开蒙马特尔高地，下到杂技场所在的罗什舒阿尔林阴大道后，就像重返欢乐快活与开放的世界。他从未像在梅德拉诺酒馆笑得那么开心。他不喜欢杂技场的前台，更喜欢后台。他为杂技团演员作画时，不画演出中的他们，而是画在路途中、排练中、家庭生活中，总之是日常生活中的他们。毕加索在1905年创作的以街头艺人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充分反映出这是一个令他十分愉快的时期。(图13、图14)他同街头艺人的接触为他的“蓝色时期”画上了句号。从此以后，毕加索进入了“玫瑰时期”。这个时期比较长。有人将“玫瑰时期”归功于费尔南德走进毕加索生活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玫瑰期的风格源于他思想、眼界的对外开放，而这一开放始于马德莱娜走进他的生活。
马德莱娜是毕加索在费尔南德之前认识的一个女人，她是毕加索的生活中从感情到艺术道路各个方面的主要支柱。出于一些比较神秘的原因，毕加索在马德莱娜去世之前，对她的存在一直保持沉默。当马德莱娜对外界说她本人在毕加索的成功中扮演的角色时，后者不置可否。据皮埃尔·戴克斯说，惟独马克斯·雅各布认识这个女人。毕加索亲自对皮埃尔·戴克斯透露过一些内情。
1968年的一天，我到了穆甘，毕加索从画室取出一幅侧面肖像。据他说在那天之前，他一直找不到它，因为该画被嵌在了他的画室中的一个画框里。他对我说：“这是马德莱娜。”看到我惊讶的神情，他接着说：“她差点儿为我生了个孩子……”他叙述的有关详情将我们带回到了1904年。然而，如果谁想知道在绘画作品中如何表现母性，就请看看毕加索的这幅《玫瑰马德莱娜》。你可以看到他在人物的脸上多么巧妙地使用了漂亮的水粉色，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女性的美。画中的那张脸更像马德莱娜，而不太像费尔南德。
［摘自1987年出版的皮埃尔·戴克斯的著作《创作家毕加索》］
毕加索一直将戏剧丑角视做他自己的化身。他的作品《小丑一家》以及《杂技演员一家与猴子》(图15)正体现了他自己的父亲身份。因此，从一笔一画中都可以看出，那幅画中的女主人是马德莱娜，而不是费尔南德。由此可见，《玫瑰马德莱娜》是毕加索玫瑰时期的开端绝非偶然。
没有自己的孩子，对毕加索和费尔南德来说确实成了一个大问题：费尔南德·奥利维尔不能生育。这对她也许是个悲剧，对其情夫毕加索则确实是悲剧。他们生活的玫瑰时期隐藏着一个阴暗的Сhā曲，这一Сhā曲在许多年内都一直是个秘密。
1907年，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决定领养一个孩子。她自己到高兰库尔街的孤儿院带回一个小姑娘，无人能确定她的准确年龄，也许有十来岁。人们都叫她雷蒙德，安德烈·萨尔蒙叫她莱昂蒂娜。头几个星期，人人都十分喜欢她，也十分喜欢“猎人馆”这个重新开放的小小世界。以好爸爸面孔出现的艺术家毕加索，用中国墨为她画了张肖像《雷蒙德1907年》。但是小女孩儿好动爱闹，很不安分，在家里很占地方。这个孩子进入他们的家庭，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毕加索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白天睡觉，晚上作画。必须找个解决办法。
他们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也找不出两全齐美的办法。实际上，问题十分简单：外加一个砝码如果过重，就将它取走，放到别处。从哪里拿来就送回哪里，即把她还回去，一切问题不就全部解决了吗？就这样，在同她的新父母玩了三个月之后，雷蒙德被送回高兰库尔街的孤儿院，父亲似乎十分不情愿亲自去送。还是好人马克斯·雅各布承担了这份差事。
安德烈·萨尔蒙在他的小说《圣心教堂的黑女人》中描绘过这一情景。小说中是这样写的：孤儿院的一位雇员把这位忠心耿耿、乐善好施的好人马克斯·雅各布当做女孩儿不称职的父亲，狠狠地咒骂了他一通。他对马克斯讲解孤儿院的规章制度规定：如果现在不改变主意，他以后就永远不能再领养这个女孩儿了。雷蒙德哭得像个小泪人，马克斯也一样。他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儿钱带着小姑娘去餐馆吃了一顿午饭。天黑了，他又回到高兰库尔街将雷蒙德交给孤儿院。接着，他拔腿逃跑了。
接着，痛心疾首中的马克斯·雅各布吸毒了吗？
于贝尔·法比罗在1953年出版的著作《马克斯·雅各布》一书中也确认了这件事。但是无论法比罗还是萨尔蒙，都一字未提费尔南德和毕加索。两位作者只讲“艺术家夫妇”。在安德烈·萨尔蒙的《圣心教堂的黑女人》中，马克斯·雅各布是以塞梯姆·费布尔的名字出现的。
为什么他们都如此谨慎地对待毕加索呢？为什么吹捧他的人们都如此严密、如此长时间地保护他，只是在很久以后才打破沉默呢？为什么他们只记得毕加索这位十分了不起的艺术家在“洗衣船”的第一个时期（即立体主义诞生之前的时期）的趣闻逸事呢？
因为毕加索到巴黎五年之后，便成为他周围那一帮人的中心人物。他犹如一把火炬，无论是他拥有权利的受益者或受害者都向他靠拢，他对所有靠近他的人都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和震慑力。在“洗衣船”，他无处不在：人们欣赏他，个个以他为标准来衡量自己，他给人以启迪，也能够从他人处得到启迪……他们之间存在一种莫名的可以相互交流的灵感。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本人都对其他人具有吸引力。人们都以谨慎的态度对待他，想着他、护着他、迁就他，而他并非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其他人。甚至在他离开了“洗衣船”、以与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挣钱生活之后，情况比较特别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还仍然学着他的方式行事，照他的态度待人，经常受他这位朋友的摆布，让他牵着鼻子走。毕加索对待朋友时时事事居高临下、蛮横傲慢，包括他的诗人朋友们求他为他们的著作配张Сhā图的时候，他对诗作的主题、内容一概不管不问，手头有什么就随便给什么，有的甚至是未完成的草图。它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上面有毕加索的签名。
作为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毕加索同样喜欢一对对夫妻也经常围着他转。在这方面，他比较慷慨大方。他亲自把玛丽·洛朗森介绍给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把马塞尔·迪普雷介绍给乔治·勃拉克，好像也把阿丽丝·普兰塞介绍给了安德烈·德朗……
他的朋友之间也经常为他对待他们的亲疏态度争风吃醋，于是他常常成为他们之间纠纷的中心。直至《阿维尼翁的少女》出笼之前，极少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对他作品的评论从来都是一致肯定，随之对他本人也是完全肯定。“洗衣船”像一个大实验室，人们可以在兄弟般的气氛中交换意见，表达观点，探讨艺术方面的新发现。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下，朋友间的相互嫉妒被暂时地遏制住了。不如他们有安全感的胡安·格里斯例外。大家十分清楚，总有一天，长期堆积的冰雪在见到阳光后会立即融化。只需等待。人们在不断地展示新的绘画与诗歌作品的同时，共同耐心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艺术并非导致他们之间重大对立的原因所在，惟一的原因是艺术家。
哪位艺术家呢？
毕加索。
毕加索的嫉妒情绪本身。他嫉妒男人、女人、围着女人转的男人、不追求他本人的女人、不甘心做他的驯服羔羊和不仰慕他的男人。他与日俱增的嫉妒心和蛮横霸道的行为，激起周围人们对他的人格同样的嫉恨是完全自然的。
这种嫉妒情绪完全出自个人情感。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各布和安德烈·萨尔蒙不以作品的多寡来衡量人，他们不满毕加索根据个人的喜好授予这个人或那个人某种地位或头衔。最可怜的无疑应该算是马克斯·雅各布。他在诗歌领域的冠军宝座被阿波利奈尔代替；他在毕加索感情领域的地位被费尔南德·奥利维尔代替；他在艺术创作方面的最高地位，在不久的将来也被勃拉克代替。
人们可以相信，如此精心策划串通的这一切行为对人心的伤害是难以磨灭的。在贫穷困难时期和艺术革命时期，这一切一直存在。毕加索爱过马克斯·雅各布，后来抛弃了他。他爱过安德烈·萨尔蒙，也抛弃了他。他爱过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后来阿波利奈尔坐了第一把交椅，在他去世后，让·科克托接过了这把交椅……所有这些人一致承认画家毕加索是现代艺术的旗手。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在感情方面的失宠而万分痛苦，有的人经过较短的时间折磨，就逐渐淡忘了这一切，但他们在心灵上却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而毕加索自己呢？他对周围可怜小人物的悲伤和人们对他的看法无动于衷、不屑一顾，时刻昂首挺胸、盛气凌人地在他们中间晃来晃去，尽情享受着他已经占有的“帮主”地位。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决斗时期
我之所以写，是为了惹同行发怒，为了让他人谈论我，使我有点儿名气。只要出了名，无论在女人圈内或事业中，都有可能获得成功。
阿尔蒂尔·克拉万
为向在丁香园决斗过的阿尔弗雷德·雅里表示敬意，他们在拉维尼昂街的各个角落拿刀拿枪打斗了起来。然而，往往以打着玩开始，最后真打收场。
毕加索的白朗宁手枪从不离身。一旦遇到纠缠不清的人或事，他就朝天鸣枪。作为浑身酒气熏天的散兵游勇帮派的首领人物，他回“洗衣船”的时候，要开枪；为叫醒周围的左邻右舍，也开枪。
一天晚上，他邀请三位德国人来“洗衣船”看他的作品。然后，他带领他们去“机灵兔”。在路途中，三位客人向他提出一系列有关艺术与美学理论方面的问题。他受不了了，于是他拔出枪来，朝天连开了数枪。结果呢？三位德国人被吓跑了。
有关塞尚的话题令他不快，谁向他提起这一话题，他就拔出枪来，威胁道：“闭嘴！……”
贝尔特·韦伊向他讨要就餐费，他拒绝付款，她如果表示出丝毫的保留意见，他绝不抱怨，而是拔出手枪放在餐桌上。有一次，在一家酒馆，他有烦心事，朝着天花板开了几枪，幸好没有伤到人。
多热莱斯呢，在酒馆的一个角落里窥视着夺走他心上人的男人，准备随时扑上去将他撕成碎片。阿波利奈尔为一篇文学评论对他的恶毒攻击向批评家提出了决斗，他正坐在一家酒馆的桌边等待被选为见证人的马克斯·雅各布，来同这位批评家解决使用何种武器的问题。决斗没有进行，他们只围绕两位斗士应该向酒馆赔偿损失的问题进行了交锋，剩余问题由双方选出的见证人解决。
20世纪初，通常情况下，矛盾的双方和他们的见证人一样都主张握手言和。所有报纸都有专门的专栏作家，负责掩盖社会上的恶毒中伤、暴露出的诽谤之词以及从正在进行训练的击剑教练馆传出的流言蜚语。天刚刚亮，这类报纸就被送到了挑战者和应战者双方驱车要去的地点：甲特岛或王子公园跑马场。
“洗衣船”的两位朋友十分幸运：玩弄手枪的冠军毕加索参加决斗时，总没有结果；决斗之王阿波利奈尔参加时，决斗总是流产。
第一次决斗发生在1907年，第二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第三次的对手是阿尔蒂尔·克拉万。此人自称为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1854—1900），英国作家。的外甥，两米高的个子，体重一百公斤。
克拉万成功的办法很多，而且都具有挑衅性，既粗暴，又无纪律和规则可言……总之，他是个蛮横不讲理的人。他还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十分出名。一位老师想要教训他，扒去裤子用教鞭打他的ρi股，最后老师累得精疲力竭，他仍然不屈服。
这才仅仅是开始。
克拉万被学校开除了。他去了柏林。在那里他养成了一个坏习惯：肩膀上吊着四个妓汝在大街上晃荡。警察将他轰出边界，永远不许他再进去，理由是柏林不是马戏场。
巴黎比柏林更自由，更开放。于是克拉万来到巴黎，并且天天打着他的如意算盘：每天夜间找一个妓汝比住旅馆便宜，既合算又快乐，何乐而不为呢。后来，他临时当起喜剧诗人。在舞台上，他使用木棍与喇叭，要求剧场内的观众保持安静。
他在布朗达诺书店当雇员，不到读完一本书的时间，就被解聘了。原因是一位女顾客要求他动作快一点，他便将一本书摔到顾客的脸上。
为了加强自我保护，以防止雇主的打击，他加强训练，以完善他的拳击技术。他终于成了业余拳击冠军，而且经常在丁香园里练习：他用拳头推门，辱骂消费者，并且同他们打斗，直至把他们驱赶出去为止。
他从事过的工作比阿波利奈尔还多还杂，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全部罗列出来。他曾经单独或同时干过下列行当：冒险家、太平洋上的水手，赶过骡子，在加利福尼亚摘过橘子，玩过蛇，当过旅馆小偷、澳大利亚伐木工人、法国的前拳击冠军、女王骑士勋章获得者的外孙、柏林的汽车司机以及入室抢劫的盗贼。
他也是诗人和记者，而且还曾经担任一家杂志《现在》的负责人。该杂志只发行过五期，并且是他自己推着手推车走街串巷发行的。他写文章，大力宣传他舅舅奥斯卡·王尔德的优秀品质与伟大功绩，同时也刻薄地批评其他人的缺点。
他批评最多、最刻薄辛辣的人当中有：
纪德：他的骨骼与他人比没有特别之处，他的双手是一双懒汉的手……除了这些以外，该艺术家一副病态，比头皮屑大的小块皮从双鬓角处脱落下来到处乱飞，百姓对这一有失雅观的现象俗气地描绘为“他在削皮呢”。
［摘自1995年发表的阿尔蒂尔·克拉万的《现在》］
苏珊·瓦拉东：她的收入微薄，但她不那么简单，这个下流的老家伙！
［摘自1995年发表的阿尔蒂尔·克拉万的《现在》］
玛丽·洛朗森：这就正是一个需要人掀起她的裙子，给她两下子才能舒坦了的贱货。
在同一篇文章中，阿波利奈尔被描写成“严肃的犹太人”（克拉万很细心，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他对犹太人并无任何成见，甚至同新教徒相比，他更喜欢犹太人）。
这就叫做不择手段，使尽一切办法攻击和诬蔑他人。
纪尧姆派证人去见《现在》杂志的社长。其实他主要不是为自己受到攻击而生气，主要是为同他一起生活了几年的玛丽·洛朗森打抱不平。
经过几次微妙的谈判之后，克拉万同意写两篇更正文章。更正文章对前两篇稍作改动，最根本的内容无任何变化：
阿波利奈尔：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先生完全不是犹太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为了避免未来对他可能的鄙视，在此我补充以下几点：阿波利奈尔先生的大肚子，与其说他像个长颈鹿，还不如说他更像一头犀牛；他的头不太像貘，而更像狮子，从整体上看他不大像秃鹫，倒更像长颈鹤。
玛丽·洛朗森：这就正是一个需要人掀起她的裙子，狠狠地给她的杂耍剧团两下子才能舒坦了的贱货。
事情暂时算了结了，但人们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谈论阿尔蒂尔·克拉万。他主要是出售了马蒂斯的一幅真画和毕加索的一幅假画，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经济收入，足够他在大战初期回西班牙使用。
阿波利奈尔从此收起刀枪，重新开始阅读他为怀念玛丽·洛朗森而写作的诗词与文章。
毕加索于1907年将这位姑娘介绍给了他。他在画商克洛维·萨高特家发现了她。那时的玛丽·洛朗森20岁，正在克里西大街的亨伯尔特研究院学习绘画。乔治·勃拉克是她的邻居。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对玛丽·洛朗森的描写如下：山羊脸、近视眼、鹰钩鼻子、大黄板牙，一双手又长又红，一副淫荡汝人像，画家模特儿，讲话时自鸣得意、慢慢腾腾，爱玩弄假天真。
费尔南德之所以非难她，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妇女众多的圈子里，玛丽·洛朗森有同她争夺第一夫人地位的可能。残忍的诗人安德烈·萨尔蒙用两个词综合了以上的评论：玛丽·洛朗森？一个丑陋的美女。
阿波利奈尔在他的《被谋杀的诗人》中详细地讲述了贝宁鸟（毕加索）在特里杜丝（玛丽·洛朗森）与克罗尼亚芒塔尔（阿波利奈尔本人）的相识中所起的作用：
他（贝宁鸟）向克罗尼亚芒塔尔转过身去，对他说：
“昨天我见到你的妻子了。”
“是谁？”克罗尼亚芒塔尔问道。
“我不知道。我看见她了，但我并不认识她。是一个真正的小女孩儿，正是你喜欢的那种女孩子。她的面部忧郁寡欢，带着受气的一股孩子气。从她抬起醉人的一双秀美的手看出来，她没有诗人们讨厌的那种贵族气，因为这样的人吃不得苦。我对你说，我见到的确实正是你的妻子，她既丑又美。”
说明：以上引述的部分是在阿波利奈尔和玛丽·洛朗森分手三年之后写的。
玛丽·洛朗森的情夫十分肥胖，而她却非常苗条，这并未阻止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见面。现在，让我们从头讲述他们的故事：
她出生于一个克里奥尔（安的列斯群岛的白种人后裔）家庭，从小没有父亲。当阿波利奈尔刚刚离开他的母亲家的时候，她还生活在母亲位于巴黎奥特伊的家中。而他住在巴黎的莱奥尼街，每个星期天，礼节性地拜访他的妈妈一次。
她来他家的时候，玛丽·洛朗森总是跳着绳上楼。下楼时，也同样是跳着绳下去。他跟在她的身后，领她去“洗衣船”。那里的人们对她十分反感。无论她如何巧妙地掩盖，人们还是轻而易举地就发现她对资产阶级生活习俗的浓厚兴趣，对她那副假惺惺的样子十分看不惯，只是忍着不表现出来而已。但是，她令其他人反感的地方偏偏令阿波利奈尔着迷：他们两个情投意合，有着共同的兴趣与爱好。杜瓦尼埃·卢梭却非常理解他们，并且于1909年为他们二人作画《诗人与他的缪斯，1909年》，尽了最大努力使他们的表情有所区别，结果却画得像肖像漫画。(图16)
纪尧姆和他的缪斯在诗人的新居请客，但禁止人们搞乱搞脏屋子里的任何东西，不许在床上坐，没有许可不得吃饭。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到他家吃过数次晚餐。一天晚上，主人大发雷霆，因为利用纪尧姆背过身去的时间，他们竟敢偷窃桌子上的两片香肠。
阿波利奈尔做厨师，而他的女神玛丽却当他的助手。菜烧过头了，纪尧姆火冒三丈；没有熟透，他同样要大发雷霆。他对别人的要求十分严格、威严，有时很专制，同毕加索一样嫉妒心很重。女人恰好爱这样的男人。当桌子上菜肴丰盛、做工精细、酒水可口时，他就会心花怒放、满脸堆笑，玛丽·洛朗森也会满脸堆笑得像个小太阳。尤其是当来客为了改善一下阿波利奈尔家极普通的饭菜，带来各自的拿手好菜，例如正宗的意大利沙锅炖牛肉时，气氛就会更加热烈。还有什么能比一天晚上马克斯做的美味佳肴中的生苹果浇科尼亚克酒更好吃呢？
看着诗人狼吞虎咽地吃掉冷盘（通常是黄瓜或者蜗牛）、主食（有时还多吃一些他最喜爱吃的菜）、甜点（冰激凌），享用完客人给他带来的惊喜，然后，摘掉假领子，卷起衣袖，帮忙收拾餐具。此时，在场的人知道这个晚上可以宁静安详地度过了，都开始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享受一下美妙的生活。
在夫妻生活和谐美好的日子里，阿波利奈尔的心情特别愉快，殷勤好客毫无挑剔之处。他绝对不允许他人嘲弄他亲爱的玛丽。当马克斯·雅各布讽刺玛丽时，他用当年保护他妈妈的急切心情保护他的玛丽。马克斯于是开玩笑地作了一首小诗，赞扬他的缪斯：
啊！玛丽·洛朗森，
玛丽·洛朗森，
多么渴望，
多么渴望，
抚摩着你的Ru房
使你变成一个天使，
使你变成一个天使！
与费尔南德是画家（毕加索）的爱捷丽仙女一样，玛丽·洛朗森也确实是诗人（阿波利奈尔）的缪斯女神。一个用绘画，另一个用诗句（《酒精》和《calligrammes（图案诗）》中的一段）表达他们对心上人的爱慕之情。蒙马特尔山的妇女们中像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的女人们那样进入艺术家们艺术生活的极少，能够进入他们的绘画或诗歌作品的更加罕见。
弗朗西斯·卡尔科对此十分欣慰：
我们那一帮人的女人没有起什么作用。我们收留了她们两三个月，她们自己就走了。我们仍然照常写诗、作画，心想她们不来也许更好。
卡尔科的话经常是基本符合事实，但略有夸张，上述一段也不例外。当然，在“洗衣船”还是有一些女人：凡·东根的妻子，胡安·格里斯的妻子。但是，这些男人作画时，女人们除了管家，没有其他任何事可做。
幸运的是，妇女的思想大解放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逐渐成为事实。几年之后，大批蒙巴那斯的妇女们将同蒙马特尔的妇女们联合起来。如果苏珊·瓦拉东、费尔南德·奥利维尔以及后来的玛丽·洛朗森不同塞纳河左岸的姐妹朋友们基基夫人、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夫人、玛丽·瓦西里耶夫夫人、尤吉夫人、格特鲁德·斯坦夫人、西尔维娅·比奇夫人、让娜·埃布戴尔纳夫人、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夫人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的话，世界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历史的发展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这些妇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艺术发展中，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诗歌和散文》杂志的一位专栏作家对妇女的诬蔑之词是绝无仅有、不可饶恕的。他在1907年以羡慕的口吻写道：一天晚上，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demusset（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在卢浮宫散步。他之所以喜悦，并不是因为他可以独自一人散步，而是因为他终于“躲避开了整天围绕在身边的现代女性”。［摘自1907年《诗歌和散文》12期］。该专栏作家在此向读者们讲，当他每个星期五在阿维尼翁时，与缪塞有同感，体会到缪塞当年的愉快心情。为什么惟独星期五呢？因为这一天是耶稣受难日，女人们都不出门。“那才是真正的天堂呢！我们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妙了！”
这位伟大的男性主义的代表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夏尔·莫拉斯。charlesmaurras（1868—1952），法国作家、记者、政治理论家、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支持维希政权，1945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52年获特赦。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大红祼体
理清一团乱麻，就是创造。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1906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个马车夫赶着一辆敞篷马车停在拉维尼昂街的台阶前。马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男人。他笨重地下了车，吩咐车夫去酒吧里等着，然后大步流星地独自朝“洗衣船”的大门走去。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的看门人估计，一个气派如此大的人准是来向她的房客讨债的。她一个箭步蹿进过道，直冲毕加索的住房而去。她轻轻地敲了敲门，报告说：
“一个有钱人，可能是找您的。”
“什么样子？”门扇的另一侧问道。
“拉菲特街的，一个很有钱的画商。”
商人的确来自拉菲特街，是沃拉尔德。在从阿波利奈尔处得知毕加索放弃了“蓝色时期”，将要创作更加生动活泼的绘画作品之后，他来探一下虚实。
他全部看了。一个小时后，安德烈·萨尔蒙和马克斯·雅各布也来到拉维尼昂街，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一切简直难以令人置信：画商沃拉尔德从“猎人馆”搬出两幅画。两位诗人认得，那全是毕加索的作品啊。画商把画放在马车后座上，并用木楔垫稳，然后，以同样沉重的步伐向他刚刚出来的那道门走去。几分钟之后，沃拉尔德重新出现。这一次，他拿出三幅画放在马车内；接着，四幅！五幅！到马车被装满时，后座上起码有二十幅毕加索的绘画作品。
沃拉尔德上了车，在马车夫旁边坐定。马车调转头，不紧不慢地向着林阴大道方向走去。马克斯·雅各布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贴在安德烈·萨尔蒙的身上，感谢天上众神如此慷慨地帮助他尊贵的朋友。
1906年是一个吉祥年。“洗衣船”已经接待过一个看上去十分古怪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买了毕加索的一些作品。他是通过贝尔特·韦伊找到毕加索的。此人名叫安德烈·勒韦尔。他讲了一个十分离奇、令人难以相信，但又内容丰富的故事。“洗衣船”的人因此对这位业余艺术爱好者产生了好感。由于缺乏单独购买现代派全部绘画作品的能力，勒韦尔同一些朋友组织起来创建一个“熊皮”协会。十一位成员每年缴纳一定的年金，交给被晋升为总代理的勒韦尔，由他支配，用于为协会集体购买绘画作品。为挖掘出他可以向其会员们推荐的青年画家，勒韦尔以协会总代理的身份走访了所有的画廊与画室。他们将购买来的画作以抽签的方式分发给各个会员。他们一致同意在“熊皮”协会成立十年之后，将全部作品出售，部分利润将返还给画家。
这么好的主意怎么能不让人动心呢？遵照安德烈·勒韦尔的提议，协会的会员朋友们决定1906年只购买毕加索的作品。在这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发生后不久，沃拉尔德也跟着出现了。
他付了两千法郎的金币。两千法郎的金币啊！这一天晚上，“洗衣船”的人们开怀痛饮香槟酒。第二天，毕加索将一个钱包装进外衣内的口袋里，用安全别针别好。
几天之后，他带着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出发赴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度假去了。不久之后，他们去了加泰罗尼亚山区的一个村庄：戈索勒。
马克斯·雅各布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同他们一起去奥塞orsay，位于巴黎市中心，王宫对面的一座老火车站。现在被改建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火车站为他们送行。每人手中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筐，里面放满了画家绘画用的画笔和颜料。他们下了拉维尼昂街的台阶，一辆马车已经等在那里。它把心情无限愉悦的这帮人拉至火车站的站台。他们到达时，许多其他的朋友已经在站台上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人们相互拥抱，祝福声、道别声响成一片，热闹非凡。
毕加索和费尔南德在戈索勒一直住到夏天到来。毕加索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他于前一年冬天开始，但总也画不完的一幅画。这幅油画在其艺术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几个月前，他接待过两位来访者。这一来访再次为他填满了已经捉襟见肘的钱袋。两位古怪的人——格特鲁德·斯坦和莱昂·斯坦在亨利-皮埃尔·罗歇的带领下，来到毕加索的画室。在来戈索勒见毕加索之前，他们在沃拉尔德处买了一些塞尚的作品，也在独立派画展的“兽笼”中得到了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后来，莱昂碰巧遇到在萨高特画廊中展览的毕加索的一幅版画。他回家带着他妹妹返回萨高特画廊让她看，他妹妹不喜欢那幅画。
萨高特问道：
“你是不喜欢这两条腿吗？”
“不。我不喜欢这双脚。”
“那好吧，咱们把它们锯掉！”
他们并没有动那幅画。莱昂·斯坦毫不犹豫地用50法郎买下了作于1905年的《挎花篮的小姑娘》(图17)。接着，莱昂说服了妹妹一起亲自登门拜访这位他们从未听说过的西班牙画家。同“洗衣船”那帮人经常来往的罗歇，自告奋勇充当中间人。第一次来访结束，斯坦兄妹俩买走了好几幅画。多亏他们来，毕加索才得以有钱购买足够他使用几个星期的原材料。斯坦兄妹的到来，使他避免了为画新作而被迫覆盖旧画的窘境。
毕加索与格特鲁德很快就成了朋友。西班牙画家十分喜欢这位美国女人的体形，建议为她画张肖像。她同意了。他希望她像安格尔ingres（1780—1867），法国画家。古典主义画派最后的代表人物。他代表保守的学院派，与当时新兴的浪漫主义画派相对立，形成尖锐的学术斗争。画《伯坦先生像》(图18)一样，取实实在在、稳稳当当地坐姿。
画像的第一天开始了。画家将其模特儿安置在一把散了架的扶手椅里，他自己坐在画架前的一把椅子上。脸贴在画布上，先画出一张草图：格特鲁德双手抱着膝盖，背稍微向前倾斜，缩作一团，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整个画像透着一股男子汉的力量。第一天，一切十分顺利。斯坦家里人在下班之后，都来接他们的女英雄。人人都表现得十分兴奋，甚至觉得当时的那张画可以被看做已经画完、付钱、拿走，并可以立即展出的画像。
“那么，以后呢？”毕加索问。
“您想让我再回来吗？”格特鲁德以深沉的声音小声地探询道，其神情与画家在画中体现出的完全一样。
她不仅第二天来了，而且一连来了数月。每天下午，她离开弗莱律斯街来蒙马特尔，推开“洗衣船”的大门，坐进画家对面那把散了架的椅子里。
莱昂有时来看看，费尔南德有时也前来瞅瞅。她感到斯坦兄妹有点儿滑稽可笑，特别是格特鲁德，上身穿着灯心绒外衣，脚上却穿系带的凉鞋。但她看得出此人身上有股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因为一连数小时保持一个姿势一动不动地坐在巴勃罗·毕加索面前，绝对是需要有一种顽强精神的。然而，不知何故，画家却始终不画她的嘴巴。
费尔南德想对她表现得热情一点，建议模特儿读拉封丹的寓言。格特鲁德接受了她的建议。日子就如此在读书和聊天中，一天天地流逝着。
这样过了九十天之后，毕加索突然停下画笔。面对着沮丧的格特鲁德，他供认说：“我看您脸的时候，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刚刚画了模特儿的脸，又把它擦掉。
别无他法，他只好动身再次去戈索勒。
早在他第一次去戈索勒之前，一位雕塑家朋友向他大谈位于比利牛斯山、距离安道尔不远的这个加泰罗尼亚山村的贫困与物质匮乏。没有公路交通，人们只能骑骡子进去。周围是一片片、一团团的褐色、黄|色山间景色。远离现代生活，一切都是天然的，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与破坏。热情好客的山村居民中，许多人从事走私活动。这一切恰好是毕加索需要的。于是，他去了那里。
毕加索正是在戈索勒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而这一新的创作方式，促使他在一年之内完善了他的艺术革命。这一艺术革命的成果就是《阿维尼翁的少女》(图19)。在当地光秃秃的风景和居民们俭朴的生活中，毕加索经过对自己绘画风格去粗取精的精心提炼，使它最后达到了精细、高雅、完美的程度。他一直在寻找高更在太平洋塔希提岛发现的东西：一种纯洁、原始的形式，以及其他，例如风格的新颖。目的是在重新恢复他在画那些蒙马特尔被社会遗弃的人或圣拉扎尔监狱的女囚犯时的价值观念，同时确定他与传统艺术之间的区别；建立一种考证：对绘画的考证，对社会的考证，对已有文化的考证……推翻现存的习俗，寻找原始的自我——同情他人的思想自由、无政府主义的青年。
起初，他用安格尔的风格作画，因为他对1905年秋季艺术博览会上展出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图20)十分着迷。他的《费尔南德在梳妆》属于极端古典主义。后来的作品受到大量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卢浮宫展出的罗马征服之前的古伊比利亚雕像、12世纪未开垦的戈索勒以及马蒂斯和德朗的作品。
毕加索在孜孜不倦地观察、寻求、发现。1906年，他画了《大红祼体》。画中画的是全祼的费尔南德，背景是一朵大红玫瑰。人物头发直立、双手合拢、脸部的光线比身体暗、没有目光，眼睛无眼眶、又细又长、像一条缝，面部无任何表情、不带任何主观意识。
一副面具的模型。
当毕加索为躲避在戈索勒爆发的伤寒传染病回到巴黎时，他站在格特鲁德·斯坦的画像前，甚至没有再见模特儿，只用一笔就把原来擦掉的头画了出来。
一幅面具的模型《大红祼体》，作为《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姊妹作，是对一种新兴艺术——立体主义的初步探索。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 毕加索与马蒂斯
马蒂斯：色彩；毕加索：形式。两个伟大的流派，一个伟大的目的。
瓦西里·康定斯基
弗莱律斯街27号。一座带两层楼的房子，隔壁是一家画廊。住房部分包括：几间卧室，一间浴室，一间厨房，人们也在那里用晚餐；画廊是一个大厅。大厅里陈设着打过蜡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一个火炉、两三张桌子，上面摆满花和瓷器，一个壁炉，两扇窗户中间的墙上挂着一个硕大的十字架，石灰刷过的墙上没有任何一寸见方的空隙，到处挂满画：高更、德拉克洛瓦、格列柯、莫奈、勃拉克、瓦拉东、塞尚、雷诺阿、马蒂斯、毕加索以及其他画家的绘画作品。
这儿并非博物馆。由于当时大多数的绘画作品值不了很多钱，画廊的门上只有一把钥匙。这是一种很普通的美国扁平钥匙，巴黎人的大衣上挂着的丁当作响的钥匙链上，都少不了这种钥匙。
斯坦兄妹就住在这里。星期六是他们的接待日。他们对客人十分慷慨大方，几乎人人都可以去。当女主人提出一个礼节性的问题“是谁派您来的？”时，你只要用在这里展出作品的任何一位画家的名字回答就足够了。
我们进入画廊。那里已经有大批的画家、作家与诗人……在那个饥荒年代，每星期到斯坦家免费吃喝一顿自然十分受人欢迎。当然也不排除来宾中有少数人的确对现代艺术感兴趣。大多数来宾都让人心情愉悦。
在大厅最里面，有个人手Сhā在坎肩口袋中、正在和围在他身边的仰慕者说话，那就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试图同他比比口才是徒劳的，他是个万事通，在任何辩论中，他总赢。从来对自己十分自信的斯坦小姐坦率地承认在与他的辩论中，她只赢过一次，那还是因为他喝醉了。
板着面孔站在壁炉旁边的那位身强体壮的大高个儿是勃拉克。他之所以满脸的不高兴，是因为挂在壁炉上方的他的一幅画被壁炉的烟熏黑了。旁边两幅塞尚的水彩画的色彩同样变得昏暗。勃拉克嘀嘀咕咕地抱怨着，他在想下一次再来承担挂画的苦役（当女门房往墙上钉钉子时，他这位最伟大的画家在辛苦地托着他那沉甸甸的画板往墙上挂）时，一定将要求把这一幅换个位置。他十分后悔上次共进晚餐时，什么话也没有说。但他有个借口：在餐桌上，每个画家都面对着自己的作品，身边都是自己的同事，在此情形下，很难提出批评意见……
这一天晚上，毕加索也出席了。在这种场合不发牢骚、不说怪话是他一贯的态度。对社交活动的厌恶与憎恨是难以用法语表达的。他用嘲讽的神情端详着口若悬河地发表着种种评论的马蒂斯博士。这一天，毕加索的状态与他奥塞尔街的朋友相同：怒不可遏。他刚刚从挂在墙上的画中寻找到他的那两幅。它们的样子变了，光线比原画亮多了。是格特鲁德·斯坦让人将这两幅画送到这里展出的，这个女人喜欢所有发亮的东西……
马克斯·雅各布千方百计地劝说他，让他的朋友理智点儿。他只做到了让毕加索不立即离开现场，但毕加索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不登弗莱律斯街斯坦家的门。
在他用目光寻找费尔南德的时候，一位陌生人走到他身边，指着画家从戈索勒回来后刚刚完成的那幅画，问道：
“这是格特鲁德·斯坦吗？”
“是的。”
“此肖像不像她本人呀。”
毕加索耸了耸肩膀，说道：
“这不要紧，以后她自己慢慢地会像它的。”
费尔南德正在同一位穿黑灰衣服的女士谈话。这位女士还年轻，一对宝石耳环闪闪发光，她那很低的话音及其严肃的态度，使人觉得她少年老成。人们常以为她是用人，其实她并不是。然而，当她与费尔南德谈话时，反让人感觉她真像是用人。她总是心不在焉，身子在这里，耳朵却听着别处，尽管什么也听不见，她还听。由于过分地依附斯坦小姐，通常她并不太重视毕加索夫人同她的谈话，因为女主人通常对这位夫人十分冷淡，说：“她总谈三样东西，只谈三样东西：帽子、香水和毛皮服装。”
而这天晚上特殊，她们谈的是费尔南德是否可以给阿丽丝·道格拉斯上法语课的事。在回答她未来的老师向她提出的问题的同时，这位美国小姐还在照看着她通常应负责的事：谁在喝，谁没有喝；谁在吃，谁没有吃；小炉子在哪里，还缺少什么；斯坦小姐为何仍然没有到，人们能认真听她讲话吗?一些赞助的作家必须同艺术家兼博士的马蒂斯交换意见，如果有些讨厌的人打搅他们的谈话，她是否应该出面干预呢？朝这里走来的布朗库西是否会打乱她们的谈话呢？……
阿丽丝·道格拉斯敬重并崇拜格特鲁德·斯坦小姐，因为她既是她的老板，也是她的朋友，并且是从多方面帮助她成长、促使她的人格中具备了他人身上罕见的优点的恩人。格特鲁德·斯坦渴望成为文学界的一颗明珠，自认为是世界文学革新的天才、文学界的女毕加索。是阿丽丝帮助她确立了这一信念。这正是阿丽丝的主要角色，她同时也是格特鲁德·斯坦作品的打字员。
斯坦小姐刚刚出现在画廊门口。她身穿一件咖啡色紧身连衣裙，双肩被紧紧卡在一个金属圈内，被挤出的肌肉覆盖在金属圈边上。为防冷，她穿了双羊毛袜子，袜子被紧紧地塞进镂空皮凉鞋里，在蜡地板上走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斯坦小姐一眼就注意到大家都看见她到了，她为此感到十分欣慰。她将一叠手稿递给道格拉斯小姐，要求她打出来。接着，她长嘘一口气，说写作真是一件苦差事。但是，她的运气不错，年初以来，纽约的一家杂志社已经有幸发表过她的三篇文章，她又刚给这家杂志寄去另外一篇。
她迈着大步朝毕加索画的那幅大型画像走去，并在她自己的肖像前坐定。紧接着，亨利·马蒂斯、罗伯特·德劳内、莫里斯·德·弗拉芒克以及三个经常来吃白食的家伙围拢到她的身边。
格特鲁德·斯坦是组织艺术家们此类聚会的总指挥。她喜欢扮演这一角色。她坐在自己的肖像下感觉如同圣路易坐在他的树下，威风凛凛地发号施令，谁胆敢Сhā话，她就向他投去一道愤怒的目光。有些作家对她在美国报纸上发表的几条消息有异议，有些画家竟敢不忠实于她这位他们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大恩人。她决不能容忍这些人。她送给拒绝参加官方画展的人举办展览的场地，这些艺术家既得以扬名又获利。马蒂斯是如何吃上饱饭的？多亏了她。
格特鲁德·斯坦热爱马蒂斯一家。每当她去他们的家时，总为那里笼罩的气氛感到吃惊，自然也觉得十分欣慰。毕加索是个放荡公子。马蒂斯虽然贫穷但不失风度。无论在谁家，人们都吃不多，但如果在塞纳河左岸，人们去掉一切假象，个个赤祼祼地表现出各自的本来面目。马蒂斯夫人的拿手菜洋葱回锅牛肉一出锅，霎时间就被一扫而光。她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有一天，马蒂斯让她化装成吉卜赛流浪女人，手拿吉他为他绘画做模特儿。她坐在那里睡着了，吉他落在地上摔坏了。当时家里的钱仅够吃饭，而她却坚持自己饿着，省下钱来修理吉他。这样，马蒂斯才得以完成他的那幅画。
另外一次，格特鲁德·斯坦看见在桌子上放着一只十分漂亮的水果筐。这只筐是禁止任何人碰的，因为它专门留给画家工作用。在冬天，为了水果不会腐烂，他们宁可关掉屋里的暖气。马蒂斯身围大衣、手戴羊毛手套，画出冬天室外已经不存在了的自然景象。
格特鲁德·斯坦喜欢同时邀请马蒂斯和毕加索。因为他俩互相敬佩，从不自我吹嘘，而且对人对己都有分寸。同他们在一起时，气氛十分和谐。
马蒂斯和毕加索的情况相差甚远，类似南极与北极。法国人（马蒂斯）有点儿呆板，生硬，不够灵活，十分严肃，不爱笑。家庭成员不是朋友，而是妻子和女儿。他不常请客。他一旦开口说话，总保持天底下最严肃的态度，那是为了说服别人。安德烈·萨尔蒙回忆道：
“这位漂亮的画家生活得很快乐，但他不会笑。”
［摘自1945年发表的安德烈·萨尔蒙的《布特山的空气》］
多热莱斯在一篇稍带排外倾向的文章中描写道：他那“忧虑不安的胡须”和他那“庄严朴素的眼镜”酷似“一个德国武官”。
阿波利奈尔的描写更加出色，而且更加简明扼要：“这只禽兽是位雅士。”他描写马蒂斯作画时的神情十分庄严，同时画好几幅，每一幅画一刻钟。
西班牙人（毕加索）呢，沉默寡言。他更多的是用眼睛表达思想，用眼睛嘲讽他人。法国人很客气时，他很野蛮。躲避沙龙和团伙聚会，激|情爆发时，便用画笔表达。
然而，两位画家仍然有他们的共同点：对原始主义的兴趣，以及弗莱律斯街的女主人对他们的友谊，各自对对方的密切关注。
在弗莱律斯街画廊的墙上，同时挂着他们二人的绘画作品。他们已经十分清楚，斯坦兄妹俩从发现他们的那一刻起便已经懂得：他们是现代艺术的两位巨人。
他们将有各自新的崇拜者：马蒂斯有莱昂和他的弟弟木夏埃尔，毕加索有格特鲁德。眼下，鉴于兄妹之间复杂的连带关系，他们之间的裂痕还未完全暴露到不可弥合的程度。但是，马蒂斯已经对这位美国女人（格特鲁德）常同比她小十二岁的西班牙人单独在一起表现出嫉妒；勃拉克和德朗也开始嫉妒他们，他们逐渐脱离原来的帮派，目的是想弄明白发生在“洗衣船”楼上的秘密。
他们刨根问底地问道：楼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 阿维尼翁的少女
瞧，这就是真实的塔希提岛，即同想像的完全一致的塔希提岛。
保罗·高更和夏尔·莫里斯
在蒙马特尔与在塞纳河上圣米歇尔大街段的沿岸一样，有一只锅在沸腾着，任何人未真正品尝过其中所有，但看上去十分烫手。锅里煮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原始主义，非洲艺术。
毕加索去了戈索勒，而马蒂斯刚从科利乌尔回来。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边界，将山中的戈索勒村与这个渔港分隔开来。然而，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在山上，毕加索不断发现新的单纯与朴素；在山下，马蒂斯在充分地开发利用着身边广阔的创作天地。
格特鲁德·斯坦对两位艺术家之间的矛盾在何处、是如何发生与发展的了如指掌。
有一天，不是星期六。那天马蒂斯应该来她家。但走到雷恩街的雷伊马那（绰号“野老爹”）的橱窗前时，他果断地停下脚步。雷伊马那先生是一位外国珍稀物品收藏家，在他的橱窗里摆放着一个黑木的非洲小雕像。那是刚果雕塑家维利的一件雕塑作品：一个坐着的人，高昂着脑袋，但没有眼珠。那个雕像的样子与各部分的比例，完全是出于想像。与西方传统的雕塑相反，这个雕像并不太重视肌肉组织的刻画，这两点十分奇特、新颖。
马蒂斯来到弗莱律斯街，毕加索刚刚离开。毕加索也看见过那个雕像，是在从戈索勒回来之后。他久久地端详过那件作品，接着他回到蒙马特尔的住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第二天，马克斯·雅各布看见他在画室内忙着作画。画的却是一些奇怪的脑袋，总是一笔就画出眼睛、鼻子与嘴巴，中间没有任何中断与停顿；并且纠正弗莱律斯街女主人的说法，他肯定地说是有一次，毕加索、马蒂斯、阿波利奈尔和萨尔蒙在他家共进晚餐时，马蒂斯向毕加索介绍了维利雕像。阿波利奈尔从未提起过此事，萨尔蒙也不记得。
马蒂斯之所以懂得非洲艺术，是因为他经常去托卡德罗trocadéro也叫palaisdechaillot，夏尔宫，一座十分宏大的地下剧院。的人种博物馆。那里保存有法国殖民主义者从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带回来的大量珍贵物品。这些物品不是仍然堆积在运输箱内，就是被胡乱地堆放在积满灰尘的柜子里。阿波利奈尔似乎还对如此肆意对待这么珍贵的财宝而提出过抗议。他曾经建议将这些珍品移交卢浮宫。那时毕加索还未涉足托卡德罗博物馆，为研究古伊比利亚雕像，他常去的是卢浮宫。
在这场两个人（马蒂斯与毕加索）的游戏中，又Сhā入了第三个人：安德烈·德朗，而且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德朗对黑非洲艺术的浓厚兴趣开始的比其他人早。他不仅熟悉托卡德罗，而且熟悉大英博物馆，他正是在那里发现了新西兰原始主义绘画作品。他在同马蒂斯一起研究野兽主义的时候，已经对马蒂斯谈到过黑非洲艺术，后来也对弗拉芒克谈过他所了解的黑非洲艺术：
当我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黑非洲博物馆参观时，万分激动，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些表现手法令人神魂颠倒。
［摘自1906年发表的安德烈·德朗的《写给弗拉芒克的信函》］
在德朗的一再鼓动下，毕加索才跨进人种学博物馆的门槛。后来也是德朗，或者说主要是德朗拿一些坊格fang，加蓬、几内亚、喀麦隆地区的民族。坊格艺术的主要代表物是一些圆隆雕像。面具给毕加索看的。这种面具对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思想产生了与他首次见到维利雕像时同样大的冲击。
这种面具有一个故事。该故事发生在马蒂斯从雷伊马那先生家出来，又去了弗莱律斯街的那个晚上之前。确实，如果没有格特鲁德·斯坦，就不会有马蒂斯与毕加索的相识，然而，向他们介绍黑非洲艺术的人并不是她。卡尔科、多热莱斯和桑德拉斯均可以为此作证。
那么，把黑非洲艺术介绍给他们二位的人是谁呢？是莫里斯·德·弗拉芒克。
一天下午，弗拉芒克在巴黎北郊阿尔让特伊区的塞纳河边一连作画数小时之后，离开岸边，进到一家酒馆。他要了一杯白酒，刚刚喝下一口，他发现在一个书架上的两个瓶子之间夹着三个奇怪的东西。他站起身，走过去，发现是三个黑非洲雕塑品，其中两个是赭红色、赭黄|色与白色相间，来自达荷美；另一个是黑色，来自象牙海岸。弗拉芒克特别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内心深处被撼动了。”正是这些雕塑品，向他揭示了黑非洲艺术。
他当即买下那三件雕塑品，酒馆老板不要钱，他请大家喝了杯酒，然后将它们拿回家。
几天之后，他接待了他父亲的一位朋友。他看到了这三件黑非洲物品，而且又送给他另外三件：两个象牙海岸雕像，一个坊格面具。他妻子觉得它们十分难看，放在室内有碍观瞻，而弗拉芒克却为他拥有这些艺术珍品高兴之极。他把那个坊格面具挂在自己床头的墙上。当德朗看到时，激动得当即瘫倒在地。他想买下，但弗拉芒克一口拒绝。
“甚至20法郎也不卖？”
“对，20法郎也不卖。”
一个星期之后，德朗又来了。他提议用50法郎买下，弗拉芒克只好让步。德朗把面具放在他图拉克街的画室内。毕加索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黑非洲艺术品。德朗的画室才真正是毕加索黑非洲艺术的发源地。
到底是马蒂斯还是毕加索首先接触到黑非洲艺术并不重要。他们二人中，一个受戈索勒启迪，而另一个受科利乌尔影响，德朗受他们二人影响，而高更得益于他们所有人，因为高更对他在世界博览会上见到的那个时代的非洲和大洋洲展品也如醉如痴。1906年在秋季艺术博览会上，专门为塔希提雕像组织的展览使得马蒂斯、毕加索和德朗同时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从那时起，他们都开始收集来自其他国家、其他时代、其他文化，摒弃传统艺术、将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提到前所未有高度的艺术瑰宝。被当时还仍然保留俄罗斯—日耳曼国籍的康定斯基wassilykandinsky（1866—1944），俄罗斯画家，后来加入德国籍，又加入法国籍。承认为“纯艺术家”的原始主义者们，也“只喜爱他们作品的内涵，而摒弃一切相对次要的东西”。［摘自1969年出版的康定斯基的《艺术中的精神》］
马蒂斯和毕加索是逐渐地在他们的创作中加入了黑非洲艺术成分的。前者在他的绘画作品中体现黑非洲艺术，而后者将其创作的中心转向了创作黑非洲雕塑。马蒂斯与毕加索之间的决斗从此展开了。不仅表现在绘画的笔墨之中，而且表现在大型著名画作中。这一点，尽人皆知，大家一目了然。
马蒂斯首先拔刀出鞘，摆出决斗的架势。在1906年独立派画展上，他展出的惟一作品《生之喜悦》很快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佳作(图21)。这幅作品无论从规格（175cm×241cm）或其新颖性方面，都堪称绘画作品之最。它是画家在科利乌尔发现的原始主义、文明野兽主义及梦幻诗的巧妙结合。《生之喜悦》彻底摆脱了新印象主义的影响。
显然，这给评论界提供了一个可以尽其所能、尽情发挥的机会。评论界与其他人的嘲笑与讽刺密切配合，说这属于“超越先人的随意创作”，是“空空如也的画作”，是音乐艺术、文学艺术在作祟，而惟独没有任何造型艺术。他们责难色彩的并列使用，时而说外围轮廓过细，时而又说过重，指责它从解剖学角度看的人体变形、放弃点画法、使用调色法等等。甚至曾经买过一件“丢脸作品”《奢华、平静与享乐》(图22)的西涅克也认为马蒂斯是误入歧途。（西涅克与他的朋友修拉一起遭受过浪漫派印象主义者的排斥，毕沙罗也曾经强迫他反对过莫奈和雷诺阿）。
1906年，马蒂斯成为立体主义先锋队的头羊。后来当需要保护立体主义时，才暴露出他是一位严重的保守派人物。前一年，在独立派画展中，高更的朋友夏尔·莫里斯在有关《奢华、平静与享乐》的问题上责备他的朋友追随了“点画法派”小集团。几个月之后，画展重新开始，展出《戴帽子的女人》。马蒂斯是改革派中引起争议最多的人物。
甚至连他最忠实的朋友们也开始动摇了。面对《生之喜悦》，莱昂·斯坦走过来又走过去。他犹豫不定，局促不安，不知所措。经过反复思考，他最后断定那是绘画界的一大事件，是新世界开始的代表作，正是这幅画作使得马蒂斯成为现代绘画的大师。于是，他决定买下那幅绘画作品。
下一年，马蒂斯故技重演。这一次的画作是《蓝色祼体：纪念比斯克拉1907年》(图23)，根据1906年他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次旅游经历创作。评论界再次对他作品奇怪的外围轮廓，人体的变形、脸部如同面具、肤色透蓝等等方面进行责难与抨击，说“难以理解”。路易·沃克塞尔坦率地承认他丝毫搞不懂他叫做“摇摇欲坠的简单化”的绘画艺术。是马蒂斯和德朗带头把这种过分简单的手法运用到他们的创作中。其他人把画家马蒂斯描写为“滑头”，把他的绘画作品叫做“丑陋的世界”。
这一次同往常一样，莱昂·斯坦兄妹又买下了那幅画。
在此期间，毕加索在“洗衣船”的嘈杂声中，继续坚持着自己的研究探索。在马克斯·雅各布惊恐不安的目光下，他不停地画着类似史前人类洞|茓中的人。《格特鲁德·斯坦肖像》(图24)之后，他于1906年画了《自画像》和《拿着调色板的自画像》(图25)。接着他开始创作妇女半身像，于1907年画出《大耳朵妇女半身像》(图26)。
他磨刀霍霍，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给马蒂斯以严厉的回击。毕加索在斯坦家见过对手马蒂斯的作品。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被震撼了，惊呆了。但是，他认为宣扬马蒂斯的绘画作品是“一场革命”的人都错了。马蒂斯的作品的确是艺术的一个顶峰，然而是古典艺术的顶峰。他在用现代语言表达传统的内容。康定斯基在同一时期也抱有相似的看法，他说：从马蒂斯身上，他看出他是现代绘画的一位伟大画家，是使用色彩的天才，但是他同德彪西debussy（1862—1918），法国作曲家。11岁入巴黎音乐学院，1884年获得罗马奖，被送往罗马学习，早期作品受印象派影响。在万国博览会上听到爪哇等东方乐队的演奏，深受启发，随后力图突破陈规。后在印象画派和象征派诗歌的影响下，开创了音乐领域的印象派。作品多以诗、画、自然景物为题材，而突出表现其感觉世界中的主观印象。发挥声音的“色彩”表现力，运用五声音阶、全音音阶、色彩性与音的配合，以营造出朦胧、飘忽、空泛、幽静的意境。一样，是一个没有与“传统美”决裂的印象派画家。
人们不是说艺术家走得太远了吗？毕加索的内心深处却认为马蒂斯倒是过早地停止了前进的脚步，而他一定要与传统艺术彻底决裂。
在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并设计出作为准备阶段的草图之后，毕加索将其笔尖对准了他确定为他超越目标者的喉咙。他开始画他的《阿维尼翁的少女》。在他的思想中，这幅画是他给予马蒂斯的《生之喜悦》的一个强有力的反击。
从草图中看得出他起初想画的是一个海员在妓院，一个医学院的大学生进入一个房间，房间内站着一个海员和五个女人。为何选择在阿维尼翁呢？因为在作画的时候，毕加索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距离他在巴塞罗那住处不远的阿维尼翁街，他常常去那里买纸和颜料。至于海员嘛，他脑海中想的是马克斯·雅各布。因为马克斯也对他说过他的祖籍是阿维尼翁，此外这个城市里有大量的妓院。在准备阶段，毕加索给他的诗人朋友穿的是一件海员内衣，其中一个女人是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另一个是玛丽·洛朗森，第三位是马克斯在阿维尼翁的奶奶。1933年，毕加索向卡恩维莱确认了这一点。［摘自1988年出版的卡恩维莱所作《与毕加索的八次谈话》］
随着工作的进展，海员消失了，那位医学院的大学生被改成女人。画结束时，画面上有五个女人，其中四个站立、祼体。她们的面部都带有古伊比利亚雕像及黑人面具的印迹。马蒂斯的作品《生之喜悦》全部用曲线与鲜明的色彩表现，起码在现在看来，显得十分和谐；而毕加索的作品恰恰相反，色彩阴暗，显得十分粗暴激烈。那些妇女的身体各部分是散的，直棱直角，手脚既粗又大，有的带面具，有的鼻子或者塌陷或者扭曲，胸脯或者被切断或者不存在，一条腿上有蓝色，有些动作十分粗俗，睁大的眼睛盯着看她们的人，眼眶既深又黑、左右不对称，右侧用的是古伊比利亚雕像风格，左侧用的是黑非洲雕像艺术，整个作品中到处运用了几何立体，表现出画家应用的是立体主义艺术。皮埃尔·戴克斯十分明确地指出，《阿维尼翁的少女》中表现出的粗俗和暴烈与《地狱一季》中的暴烈同出一辙，在绘制该画期间，毕加索一直在苦读法国诗人兰波的作品。［摘自1995年出版的皮埃尔·戴克斯的《创作者毕加索》］
画中体现的自然不是马拉美诗作中的诗情画意、无精打采及梦幻故事，而是妓院，是最底层的社会现实。毕加索用这幅规格更大的画与马蒂斯的《生之喜悦》相抗衡。虽然不能说是最优秀，但起码是最现代的，是一个新世界的开端。
毕加索让“洗衣船”居住的几个知己看他的画时，人们都很难为情，没有人能够看懂。勃拉克开了个玩笑，回避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他说：“感觉就像你想请我们吃麻绳和汽油一样！”马诺鲁与通常一样，甩出一句：“如果你去火车站接你的父母，而你看到他们是这样一副嘴脸，你有什么感想？你一定也不会高兴！”莱昂·斯坦兄妹被眼前的画吓坏了。剩余的人都认为这幅画未完成。而德朗担心毕加索会在他的画作上上吊自杀。
最糟糕的是阿波利奈尔。通常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为现代艺术歌功颂德，表现出常人没有的大胆和勇敢，尤其是当毕加索带头进行大胆创作时，他向来都全力辩护。而今面对《阿维尼翁的少女》，他无言以对，沉默了。他对此画未讲一句话，甚至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只字未提这幅画。
惟有格特鲁德为画家毕加索辩护。但是这一次，她没有买那幅画……
这幅画在画家接连不断更换的画室中悬挂了很长时间。在1916年由安德烈·萨尔蒙组织的昂坦画展（salond’antin）上，此画第一次得以展出。开展之前，出于避免查禁和便于人们接受的考虑，萨尔蒙建议将画作的原名《阿维尼翁妓院》（毕加索给起的）改为《阿维尼翁的少女》。毕加索违心地接受了，但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昂坦画展之后，这幅画被卷放起来，从那时起很少露面。1923年，安德烈·布勒东andrébreton（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说服了服装师兼文学艺术资助人雅克·杜塞jacquesdoucet（1853—1929），法国时装大师。买下它。1937年，纽约的一家画廊买了这幅画，接着卖给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迄今为止，人们对《阿维尼翁的少女》的争论仍然此起彼伏。艺术历史学家们仍然为画作刚刚诞生时就已经提出的下列两个问题而争论不休：该作品中何处体现了黑非洲艺术？人们是否可以将此作品视做立体主义的鼻祖？
第一个问题最早的答案是：伊比利亚艺术的影响存在于作品右半部分，即最“革命”的部分，在影线和一个站着、一个躺着的两个小姐的耳朵和眼睛处明显可见其印迹；躺着的小姐是依据毕加索在戈索勒画的一个农民的肖像画出来的，草图集可以毫无争议地证明这一点。相反，左边那位小姐凹陷的眼睛是受了黑非洲艺术的影响。根据这种说法，历史学家们提出几个日期，以证明当毕加索开始创作《阿维尼翁的少女》时，已经在弗拉芒克处见过马蒂斯的维利雕像和德朗得到的坊格面具，而对托卡德罗的人种学博物馆完全不了解，或几乎不了解。因此，他的《阿维尼翁的少女》没有受后者影响的可能。
的确，毕加索是在稍晚些时候才开始得到黑非洲艺术品的。但此类艺术品很快就摆满了他在“洗衣船”的画室。（阿波利奈尔在他的作品《被谋杀的诗人》中用“贝宁鸟”指毕加索，此绰号正是来自画家收集的一件黑非洲艺术品。）他拥有的此类艺术品没有马蒂斯多确实也是真的。马蒂斯的确是此领域的冠军。有人说：从1938年至1939年起，毕加索常说：如果在“洗衣船”时代，大家都已经看出了《阿维尼翁的少女》中黑非洲艺术影响的话，那就证明人人都发现了这些文化新事物，那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此作品中只存在伊比利亚艺术的影响。这种说法也同样是真的。
皮埃尔·戴克斯和皮埃尔·勒韦迪对毕加索的这部作品受到了黑非洲艺术影响的观点同样持有异议。与前者相反，后者否认塞尚对立体主义有影响，否认安格尔对1905年作品有影响，也否认黑非洲雕像艺术对立体主义之前时期的绘画作品有影响。但他错了。他表示了歉意，在20年代他又写评论时，就比较接近历史了。
约翰·理查森曾经试图在这些专家的辩论中引进一些新意。按照一些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学家的说法，理查森肯定地认为《阿维尼翁的少女》中少女们的面部毫无争议的是非洲面具的复制品，而且毕加索在参观了托卡德罗的人种学博物馆之后，重画了她们的脸部。此外，理查森提醒大家注意：毕加索否认他的作品受到黑非洲艺术影响的时代，恰好是西班牙战争结束、佛朗哥获胜的时代。承认伊比利亚艺术对他《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影响，便是承认他的西班牙根。在《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创作与40年代之前画家的言辞之间，还发生过格尔尼卡guernica，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座圣城。大屠杀(图27)、共和党人把普拉多博物馆的领导权交给毕加索的事，以及加入佛朗哥荣誉军团中的非洲军队犯下的大屠杀罪行等重大事件。由于当时的西班牙大地在受棱辱、在战争中失利，更加需要人们去保卫，为它而战斗。在毕加索的眼里，这些才是重大的实质性问题。而安德烈·萨尔蒙却在战争中站在君主政权一边，掩盖战争的实质。从那一天起，毕加索就拒绝再同萨尔蒙握手，断绝同他的交往。
第二个问题，立体主义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安德烈·萨尔蒙与马克斯·雅各布始终认为，而且写文章论述过，《阿维尼翁的少女》是立体主义的开端。不久以后将成为毕加索画商的卡恩维莱也持相同观点。当人们仔细观察作品的右半部分时，可以明显地发现立体主义派新的表现形式。但皮埃尔·戴克斯明确指出：
从1989—199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会以来，人们认为立体主义的诞生既是对天然外形的重组，也是对塞尚在绘画中表现立体的手法的深化，而表现立体的这种手法首先是出现在勃拉克1908年的作品中以及毕加索定稿后的《三个女人》中。
［摘自1995年出版的皮埃尔·戴克斯的《毕加索词典》］
在戴克斯看来，《三个女人》是开始于《阿维尼翁的少女》的艺术进化的终结。如果有立体主义的话，它就在这里而不是别处。瞧，如何解释，人们又展开争论了。
那么，在所有这些争论中，马蒂斯持何态度呢？
他在斯坦兄妹的带领下来到“洗衣船”毕加索的画室，见到了《阿维尼翁的少女》，并且一眼就看懂了他这位小弟弟画中的粗暴激烈的情绪针对什么、针对谁：针对的是被人们称为“现代”的艺术，即针对马蒂斯本人。他不就是被人们公认为法国绘画界最新潮流的代表人物吗？他当然非常气愤，他扬言一定要把毕加索的这股嚣张气焰“打下去”。
他们二位之间的敌对情绪十分严重。据萨尔蒙说，在毕加索的拥护者们中，这种敌对情绪表现为非常可笑的孩子气：马蒂斯曾经把他女儿马格丽特的一张肖像作为礼物送给毕加索。一天，毕加索的拥护者去修道院街的一家商店，买了一些飞镖。回到“洗衣船”之后，他们轮番把飞镖瞄准小姑娘的脸刺去。好在飞镖上都包有橡胶头。
马蒂斯一直在琢磨到底是哪些地痞流氓在蒙马特尔区的墙上到处涂抹一些攻击他的标语：马蒂斯是疯子！［摘自1995年出版的安德烈·萨尔蒙的《无限的怀念》］
马蒂斯所走的道路很快就赢得了另外一个艺术流派——官方评审团和绘画协会的肯定。
由于1908年秋季艺术博览会评审委员会拒绝勃拉克的作品参加展出，勃拉克和马蒂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三年前大闹秋季艺术博览会的马蒂斯，如今成了1908年秋季艺术博览会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人们武断地认为是马蒂斯在评审委员会上批评了新生的立体主义艺术，他是踩着野兽派的肩膀爬上去的。
庆幸的是，纠纷未持续很长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马蒂斯和毕加索开始双双到巴黎西郊的布洛涅森林去骑马散步，相互在各自的画室接待对方，并且交换作品。1937年，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二人也被德国纳粹宣判为“堕落艺术”的代表。德国人进入巴黎时，他们的作品都存放在银行保险室内。马蒂斯的保险室恰好在毕加索的附近。马蒂斯当时不在巴黎，毕加索奋力替他保住了作品。对马蒂斯来说，毕加索“既是他的同志，也是对手；是战友，也是他最厌恶的人”。［摘自布拉塞：《毕加索谈话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毕加索前去探望在尼斯避难的马蒂斯。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已经完全消除，他们一起谈论他们自己的作品和他人的作品。马蒂斯表现出更多的父爱，他给予他能给的，他传授一生积累的经验，毕加索聆听着。不久以后，马蒂斯便与世长辞了（1954）。弗莱律斯街距离他们都不近，马蒂斯和毕加索都没有要求格特鲁德·斯坦为他们二人裁决谁是谁非。他们十分清楚，他们二人都是现代艺术最伟大的鼻祖。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 天真的老画家
一只小鸟落在天使的肩头，它在为热情的卢梭歌唱。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人们根本无法想像到那样一个古怪的画家也经常同“洗衣船”帮派来往。他65岁，看上去是一位忠厚长者。他手拄拐杖，头戴呢帽，弯腰驼背，从他居住的波莱让斯plaisance，位于巴黎南城十四区。出发，迈着小碎步急匆匆地向蒙马特尔山上走来。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看得出他为人厚道，能够承受住任何情感的冲击，但遇到任何一点不顺心的事，脸就涨得通红。亨利·卢梭已经进入了第三年龄段（即已经成为老人），但又像刚刚脱离童年时代。他的绘画作品中也反映出他的幼稚，埃利·富尔认为他的绘画作品同郁特里罗一样幼稚可笑，这两位画家是同样的单纯和无知。
人们称他为卢梭海关，因为他曾经在巴黎税务征收处负责对进入首都的食品进行检查。50岁退休，开始学习绘画，但从未进过任何专业艺术学校，完全属于自学成才。他对绘画的前景以及绘画规则一无所知，也从不关心，完全靠本能，但作起画来十分认真。他的经历非常简单。阿波利奈尔写诗随心所欲地胡编乱造他的历史如下：
你从未忘记，卢梭，阿兹特克古国，位于现墨西哥。的风光，
长满芒果与菠萝树的森林，
猴子将西瓜掏空，满地是血红色的瓜瓤，
那里人们枪杀的金黄|色大王。
你画的画，都是你在墨西哥看到的，
一望无际的香蕉林顶上一轮火辣辣的太阳，
你，一名英勇的士兵，
敢于用自己的衣服
从海关人员手中换取蓝色的古代骑兵上装。
……
诗人在写作时随意地想像亨利·卢梭以一个法国军队中士长的身份参加了墨西哥战争，他的绘画作品中画的正是在那里的所见所闻。而实际上，亨利·卢梭没有去过墨西哥，更没有去过美国。在他服兵役期间，仅仅去过距离法国南特不远的昂热。他对热带自然风光的了解，只限于在1889年万国博览会上看到的有关绘画作品。他画中的热带风光完全是受了画展上的那些绘画作品的启迪而作(图28、图29)。阿波利奈尔还说卢梭的绘画作品“是美洲异国情调提供给造型艺术的惟一东西”，他又错了。布莱斯·桑德拉斯撰写以下诗作时，也同样错了：
请你到墨西哥来吧！
高原上到处开放的郁金香散发着悠悠清香，
太阳的光芒像瓜藤朝四面八方伸展，
好像是一位画家的画板与画笔，
那些五颜六色的颜料如同闷雷般的锣声令人头晕目眩，
卢梭曾经去过那里，
在那里他使生命放出耀眼的光芒……
卢梭只属于他自己，不属于任何派别，也不属于任何时代。他既不倾向于印象主义，也不支持黑非洲艺术，他是现代派。或许可以把他当做野兽派，因为在1905年的秋季艺术博览会上，他的作品《饿狮》(图30)被挂在马蒂斯、弗拉芒克和德朗作品的旁边。路易·沃克塞尔对卢梭十分敬佩，他认为卢梭的情形证明了“最无学识、最没有文化的人是最有天赋的艺术家”。人们曾经说过他是绘画界的一位聋哑人，独自一人只凭直觉闯自己的路子。连他本人也对他遵循的规则——如果这些规则存在的话——一无所知。
他完全是独树一帜的绘画类型，他表现出某些古典主义，但十分难以将其归类，同“洗衣船”的艺术家们的勇敢与大胆无法相比，然而，他获得的光荣却离不开他们。
是阿尔弗雷德·雅里把他介绍给法国文学杂志《法国信使》的两位谋士阿尔弗雷德·瓦莱特和他的妻子拉希尔德，后来又把他介绍给阿波利奈尔。雅里也出生于拉瓦尔，是海关职员卢梭的知心朋友。迄今为止，人们还不知道更多的，雅里到底是喜欢画家本人呢，还是喜欢他的轻率冒失。不管怎么说，是他这位在作家中最不保守的人把大好人卢梭介绍给了《法国信使》杂志，而恰恰又是该报使他出了名。接踵而来的是一些前卫画家，他们对卢梭观察自然的目光非常敬佩。
第一位就是毕加索。1908年，毕加索在苏里埃老爹处用五法郎买了卢梭在1895年完成的一幅画《m夫人肖像》(图31)，画中人物是他的第一位夫人。接着，毕加索又买了他的其他一些作品。很显然，毕加索对这位前海关职员的作品中流露出的原始主义十分感兴趣。他本人长期寻求脱离学院派的道路，苦于徒劳无功。而在卢梭的画作中，他发现了不同于自己的创作方法，他认为这正是摆脱学院派的道路之一。
卢梭单身一人住在距离蒙马特尔不远的贝莱尔街。他曾经两次失去妻子，成为鳏夫。他的子女们，除一个以外，一个个离他而去。
在他家门上，张贴着用硬纸板制作的这样一张小布告：
家教：素描画，油画，音乐，收费低廉。
他的生活十分贫寒。每星期他做两次荤杂烩，吃一次后，连锅放到床下，这是一个星期的全部口粮。可怜的是，当他刚刚做好杂烩，本区的所有穷人都蜂拥而至。这样一来，他一个星期的食品不够他两天吃。
他经常在家里接待他的一些学生，并且把他们的画像卖给本区的画商（当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着手寻找他的绘画作品的时候，人们在一个管道工人家找到一幅，在一个农民的家中也找到了另外一幅……）。在沃拉尔德、于德和保尔对他的作品感兴趣之前，只有少数几位朋友买他的画。
生活的清贫并不妨碍他在家中请客。在经常性地勒紧腰带饿一个星期之后，他向人们发出请柬，上面附上吹嘘为“艺术家晚会”的节目单。1909年4月1日的节目单如下：
节目单
塞西利埃那（波尔卡舞）
钟铃花（玛祖卡舞）
蔷薇花（华尔兹舞）
婴儿波尔卡舞
天使的梦（玛祖卡舞）
克雷芒斯（华尔兹舞）
［摘自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914年1月15日的文章《巴黎的晚会》］
通常到亨利·卢梭家参加晚会的人员，有面包店老板、杂货店老板以及“洗衣船”的全体居民。主人让客人排成一排坐在椅子上，而他自己坐在门口，准备迎接新来的客人。每个人背诵一段诗词或者一首儿歌。接着，卢梭取出他的小提琴，为大家演奏一首抒情歌曲。如果累了，他和衣躺在画室的长沙发上，早上醒来，心情愉快，开始作画。
当感觉十分孤独的时候，他决定重新结婚，再建立一个家庭。他爱上一个人，苦苦地追求她，他恳求朋友帮他一把。一天，他来到沃拉尔德家，使出浑身解数将一幅画作得比他以往的任何一幅都好。他把画递给画商看，后者认为非常好。画家急不可耐地对画商说：
“太好了。那么，您是否可以为我出个证明，证明我有什么样的进步呢？”
“您的未婚妻多大年龄了？她还没有成年吗？还需要得到她父母的同意方能结婚吗？”沃拉尔德问。
“不。她54岁。”卢梭带着迷人的微笑回答说。
就这样，他得到了沃拉尔德的证明，也得到了阿波利奈尔给出的一份同样的证明材料。尽管这样，他还是没能结婚。好人卢梭仍然是单身汉。
他花了数月的时间，才完成了为玛丽·洛朗森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画的肖像画。其原因并非缺乏启迪或创作灵感，只因为他一定要在版画的下方画一些康乃馨，所以必须得等到此种植物开花的季节。
据阿波利奈尔讲，卢梭画一幅虚构的神怪幻想画时，他的神情十分紧张，心常常提到嗓子眼上，有时突然惊慌失措，向窗户冲去……
《费加罗报》记者乔治·克拉尔蒂讲述了他另外的一些逸事：有一次，卢梭受到诈骗，但却被判入狱，当审判长向他宣布缓期执行时，他高兴地惊呼道：“谢谢您，审判长先生！为向您表示感谢，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为您画张肖像吧！”
他的律师吉耶尔梅先生刚刚结束为他的辩护，卢梭向他转过身来，大声问道：“现在，你说完了吗？我可以走了吗？”
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很长时间以来，吉耶尔梅律师一直在琢磨卢梭小丑似的滑稽动作是源于他十足的愚蠢呢，还是因为他富有戏剧天赋。他第一次向自己提出这一问题，是当他的顾客（卢梭——译者注）从拉瓦尔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时。他在电话里大声地吼叫，律师建议他小点儿声。
“我能听清楚你说的话！”
“你，你能听见我！可是别人听不见！”
“当然能听见……电话……”
“愚蠢！”卢梭气狠狠地打断了律师的话。
他把听筒放入手心，补充道：
“我在同拉瓦尔的人说话呢！拉瓦尔，远得很呢！我不大声喊，你怎么能让他们听见我说话呢？”
他的朋友们，无论是不是画家，都为他的人品和他的绘画作品一样天真幼稚、朴实无华而高兴。毕加索喜欢他，他也喜欢毕加索。他对毕加索说：“咱们俩是当代最伟大的两位画家。你是‘埃及’型的（原始型），而我是现代型的。”西班牙人不搭腔，他也许也那么认为。
1908年，在离开“洗衣船”之前的几个月，毕加索决定专为卢梭组织一个宴会，主题是庆祝他向苏里埃老爹买回卢梭创作的画《m夫人肖像》，并向创作了这幅画的画家表示祝贺。
他们为准备这个晚会花了很多时间。费尔南德和毕加索在会场内屋梁上系了一些树枝和树叶；天花板也用树叶装饰一新；墙壁上挂满了黑非洲艺术面具；在玻璃壁前的一把椅子上又加一把椅子，做成一个宝座。在宝座后面墙上的旗帜与灯笼之间，横拉着一条标语“光荣属于卢梭！”。室内中央的一个三角架上安放着卢梭的作品《m夫人肖像》，画像的周围装饰着彩绸与花环。
餐桌已经布置就绪：许多支架支撑着一块长长的木板，从餐馆借来的餐具摆在木板上，食品全部从费利克斯·波丹餐馆订购，参加者各自付款。
人们在等待着。晚上八点了，送饭的人仍然未到。客人陆续地开始到了：勃拉克、雅克·瓦扬、达利兹、格特鲁德·斯坦、阿丽丝·道格拉斯，她戴着一顶崭新的帽子。
八点半，订购的饭仍然未到，人们相互打听，最后才搞清楚是费利克斯·波丹把日期搞错了。人群开始骚动了，转眼之间，人散屋空。人们向不同的街道散去，最后又集中到附近一些有糕点和米饭的酒馆。“洗衣船”的那帮人匆匆赶回“猎人馆”。玛丽·洛朗森乐不可支，笑得前仰后合，是人们把她搀扶到家的。她仰面朝天地往长沙发上一躺，恰好躺在一个奶油水果馅饼上。接着又坐起来，手舞足蹈，乱叫乱嚷，浑身沾满奶油糖汁，又扑回到宾客们的怀里。没用几分钟的时间，大家身上变得黏糊糊的，靠哪里粘哪里。费尔南德开始咒骂起来：“丑陋的美妞。”接着，两人扭打在一起，身边的人一起上手才把她们分开。
恢复平静之后，大家派阿波利奈尔用马车去接卢梭来同他们一起进晚餐。画家既惊讶又激动，小帽子戴在头上，左手拿着手杖，右手拿着小提琴，停在门厅里一动不动。人们又推又拉才把他安顿在餐桌边，一起举杯向他表示祝贺。阿波利奈尔背诵一首诗，萨尔蒙也背诵一首。大家都喝了许多。玛丽·洛朗森仍然兴高采烈，唱起了诺曼底小曲。纪尧姆小声地劝她收敛点，毫不见效，他将她拉到室外。他们返回屋里的时候，她冷静多了。卢梭坐到人们为他准备的宝座上。萨尔蒙蹦上桌子就手舞足蹈地跳起舞来，毕加索将他推到外面。莱昂·斯坦站在卢梭面前，保护他免受在场人员的冲撞。但是，画家卢梭先生却迷迷糊糊地昏昏入睡了。他头顶的一盏灯笼里的蜡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头顶上。他醒过来时，还为在头顶形成的这顶蜡帽而乐呢。灯笼被烧着了，人们手忙脚乱，有的爬上椅子，有的登上桌子灭火。秩序恢复之后，卢梭拿出小提琴，边拉边唱起了他小时的儿歌：
哎！哎哎，我牙疼！
见大家一起鼓掌，他接着唱另外一首：
我呀，我不喜欢大报纸，
谈论政治的大报纸。
爱斯基摩人为我做了些什么
是他们将非洲洗劫一空……
唱累了，他又睡着了。
深夜，晚会仍然在继续，还有来访者推门进来：是弗雷德及他家的驴洛洛。洛洛蹭蹭这一位的衣服，拱拱那一位的帽子；一对美国夫妇，男的穿深色礼服，女的穿连衣裙，被这些下流放荡的法国人的艺术表演吓坏了，扭转身迅速地离去了。
天亮了，人们筹钱为卢梭雇了一辆马车。大家陪送他到马车旁边，把他的手杖和帽子放在他的手中，人人都紧紧地同他拥抱告别。
人们对这次活动的评价各异：有人认为这是伟大的拉维尼昂时代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费尔南德·奥利维尔认为，这一活动意味着他们这一帮都“上了海关职员卢梭的船”。莫里斯·黑纳尔在19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巴黎的晚会》中说，这样的活动其实是取笑卢梭。格特鲁德·斯坦持中立态度。萨尔蒙奋起反击那些不怀好意的评论，他为画家卢梭辩护道：
我们热爱亨利·卢梭并非因为他笨头笨脑和对绘画的无知，我们喜欢他也并非因为他天真与单纯……我们喜欢的是他的纯洁无瑕，他面对艰苦生活的坚忍不拔、超凡脱俗的精神。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我们佩服他的这种伟大的精神、在艺术界广泛创作的雄心壮志。除毕加索和马蒂斯之外，在这个时代，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勤奋地创作。
［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无限的怀念》］
毕加索之所以在他的家中组织这一招待晚会，将“猎人馆”整理得井井有条，将他的《阿维尼翁的少女》覆盖起来，并将他的行李卷起，不是为了嘲笑与讽刺他人，而的确是为了接待一位他热爱并十分欣赏的艺术家——亨利·卢梭。
当然，亨利·卢梭常常令他发笑。他也为他的幼稚与老顽童的梦想而好笑，但是，大家共同笑、共同乐。任何人都不认为他愚蠢。毕加索笑了，玩了，但他从不嘲笑他的朋友。阿波利奈尔也一样。马克斯·雅各布说过：毕加索不允许这样做。莫迪利阿尼的未婚妻贝阿特丽斯·哈斯丁说过，由于她说了艺术家卢梭的坏话，毕加索拒绝她再登他家的门。
卢梭无论处于任何处境，永远保持他好人的言行，从不抱怨。人们与他开玩笑，恰恰证明人们对他有兴趣。在绘画方面，他无须向他人索取什么，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有天赋。
如果换个时代、换个地方，他有资格组织一系列盛大的宴会招待毕加索、勃拉克、阿波利奈尔……他同样有资格被授予追求艺术创作的特殊荣誉。他有资格与这些持续不断地追求艺术创新的艺术家们在不久的将来，跨过塞纳河，在蒙巴那斯点燃艺术革命的熊熊火焰。
在他同这个世界诀别之前的一个月，他爱上了欧仁尼-莱奥尼，但非常遗憾，她拒绝了他。亨利·卢梭试图说服她：
……因此，咱们应该生孩子，在咱们这个年龄，没有必要为此而担心。是的，你真令我痛苦。幸运的是，我还能够感觉到。咱们结合吧，你可以试试看我是否已经没有能力为你效劳了。
［见1910年8月9日写给欧仁尼-莱奥尼夫人的信］
他没有时间当丈夫了。1910年9月的一天，他的朋友们都收到一份讣告：亨利·卢梭因患溃疡，医治无效，在内克尔医院逝世。大家都被邀请前往参加在都托特街的圣-让-巴蒂斯特教堂的宗教仪式。
但无一人前往：讣告发得太晚了。葬礼已经举行完毕。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蒙娜丽莎》被盗
……一个共和国看守跟着他，阿波利奈尔带着手铐。我们为监狱如此严酷的管制制度深感遗憾。
《巴黎报》1911年9月3日，星期三
毕加索夫妇搬家了。
搬家公司把他们的最后一批家具从“洗衣船”运往他们位于克里西大街的新居，再不回来了。对他们夫妇二人来说，这是命运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奇迹使得他们能够离开一个肮脏龌龊、离奇古怪的小木屋，住进资产阶级才有可能住的房子呢？房子一侧是面向圣心大教堂的工作间，另一侧是居住区：包括一个客厅、一间卧室、一个餐厅。视野开阔、安静，十分舒适。
这简直是在做梦。
一切都变了，原来的家具东拼西凑，现在购买了一整套崭新的、古典风格的红桃木材料，意大利加工技术；橡木碗橱，路易·菲利普时代的长沙发，钢琴……卧室是真正的卧室，床是带有铜质床头的真正的床。到处是水晶和陶瓷用品。还有更好的呢：毕加索夫人进了卧室，开始给格特鲁德·斯坦写信，请她让她的女厨师为他们寻觅一个“女仆”：包吃，包住，每月酬金40法郎。
当找到这只稀罕鸟后，毕加索夫人给了她一间卧室，里面安置了一张圆桌、一个褐色衣橱和“洗衣船”里最好的日用家具……
年轻人喜欢这样的生活，然而这不是艺术家的生活。女主人要求女仆为餐桌服务时，必须穿上漂亮的围裙，每天打扫一遍所有房间，先生的工作间例外。在先生的画室里，到处摆放着画布、画笔、颜料和画架，到处都是黑非洲艺术面具、雕像、乐器和东拼西凑的家具，还不算各种收藏品：蓝色小摆设、杯子、瓶子、再生地毯头、盒子、旧画框……为什么还有猴子、狗和三只猫呢？
先生严格禁止动他屋里的任何东西，特别不得动那里的灰尘，因为当灰尘落在那里时，它就不动了；但你用掸子掸它时，被掸起的灰尘都落在他的油画上，那可就危险了。为了避免产生争执，人们干脆不进去。这一条禁令是必须绝对执行的，这个房间的卫生，一个季度只打扫一次。房子里其他部分的卫生，也只能等到先生太太醒来之后方可进行，即在大多数时候，必须到上午很晚的时候方可开始。女仆只好利用这些空余时间为他们熨烫衣服。让女主人不满意的是，女仆为主人服务不太上心。
据费尔南德说，搬到新居之后，毕加索变得情绪暴躁，很容易发脾气。他整天躲在完全恢复成在“洗衣船”时原样的画室内，很少出门。他的饮食也变得十分讲究，建立了固定的饮食制度，只吃对身体有益的食品，如鱼、蔬菜和水果，多喝水，少喝酒。他的情绪一天天地消沉，郁郁寡欢，并且说起话来吞吞吐吐、闪烁其词。为什么？是因为他只同以往的熟人接触吗？弗朗克·哈维朗是专门销售里莫日陶瓷的陶瓷商，他既是黑非洲艺术的业余爱好者，也画画。一天，他邀请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到他位于奥尔良街的画室。名气不小的服装师保尔·普瓦雷也邀请过他，其场面与气派十分阔绰。保尔虽然当时还没有登上时装界的顶峰，但他总会有这一天的。因为有了他与他制作的漂亮连衣裙，巴黎的妇女们已经不再穿紧身胸衣了。保尔·普瓦雷爱艺术和艺术家。有一天，他来到克里西大街毕加索的画室，对那里的一切都十分欣赏。他觉得那里摆放着的所有画作件件独一无二、如花似锦，光彩夺目、美不胜收。
对于更喜欢肥小牛而不喜欢瘦老牛的毕加索来说，这些邀请与交往也许令他满意。但是一切过头的东西都会惹他发火、动怒。惟独星期日，重新与他的朋友们萨尔蒙、阿波利奈尔和马克斯·雅各布相聚的日子，他才能有好心情。或者当重见到迁移到塞莱特的老朋友马诺鲁时，他也心情愉悦。
塞莱特是位于东比利牛斯山的一个加泰罗尼亚小村庄。与他在几年前到戈索勒一样，毕加索于1911年夏天也第一次到了塞莱特。毕加索在那里的果园、农村和古老房屋中，又重新找回了自我。
刚去时，他住进了旅店，后来在山里租了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勃拉克从巴黎南下来到这里，接着费尔南德也来了。每天晚上，毕加索与他们待在一起，少了些冷清。在一段时间内，毕加索和费尔南德重新找回了一点儿原有夫妻间的和谐气氛。毕加索如同他在戈索勒时一样，每天搞绘画创作。如果如此坚持下去，再返回巴黎时，他的绘画技巧一定会有新的发展。然而，他们在这里的安逸生活被一件突如其来、完全出乎预料的事件打断了。
1906年毕加索匆忙离开戈索勒是因为伤寒传染病，而1911年他匆忙离开塞莱特却是因为《巴黎报》头版上发表的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蒙娜丽莎》在卢浮宫被盗。8月29日，一位名叫热利-皮埃利特的人在同一报纸上承认是他盗窃了卢浮宫博物馆的三个小雕像。毕加索和费尔南德匆忙打点行装，火速赶回巴黎。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
毕加索同这位热利-皮埃利特熟悉，甚至是太熟悉了。这是一位比利时冒险家，阿波利奈尔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秘书。诗人阿波利奈尔是在担任《食利者指南》记者期间同他相识的，并且把他介绍给毕加索。1907年3月，毕加索用50法郎从他手中买下来自卢浮宫的两个用石头雕刻的古伊比利亚头像。当时的卢浮宫博物馆像个漏勺，你拿，他也拿，无人管理。那里的艺术珍品流失了许多。弗朗西斯·卡尔科说过：罗朗·多热莱斯把他的一位雕塑家朋友雕塑的一件半身像在该博物馆的古代艺术馆摆放了数个星期，无任何人发现。有一天，毕加索本人心血来潮地对玛丽·洛朗森说：“我要去卢浮宫，你想要我给你带什么回来吗？”
事情或许不会像布莱斯·桑德拉斯描绘得那么简单，因为他向来有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和肆意编造的毛病。他说：比利时冒险家热利-皮埃利特是一位乐天派，说话干事从来都是随心所欲。有一天，他同人打赌：如果他从卢浮宫博物馆盗出一件珍品，就赢一瓶香槟酒。他的办法是将珍品藏在大衣里，在出口处同警卫握一下手，就能顺利地通过。于是，热利-皮埃利特经常到博物馆去。
但不管怎么说，诡计多端的热利-皮埃利特让给毕加索两个头像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蒙娜丽莎》丢失之后，他又以150法郎的价格向《巴黎报》出售了一尊头像（这与提议出资50000法郎回收《蒙娜丽莎》的代价自然不能相提并论）。该报在将头像交回博物馆之前曾将其大张旗鼓地展示，为该报作了一次免费而收效甚佳的广告宣传。看起来很显然，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前秘书也承认是他盗窃了《蒙娜丽莎》。《巴黎报》发表了一篇煽风点火的评论文章，猛烈抨击博物馆出入口管理的巨大漏洞。8月24日，阿波利奈尔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开头说：“《蒙娜丽莎》如此之美，使得追求更加完美的表现手法已经成为艺术界的不休话题。”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批评卢浮宫的保卫工作说：“卢浮宫的门卫工作比西班牙的一家博物馆还要糟糕。”
他的这一评论再次证明了阿波利奈尔是多么幼稚，因为司法部门完全有可能认为他也参与了这一起盗窃事件，而现在他却自己跳了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是比利时冒险家热利-皮埃利特和他的画家朋友毕加索认识的中间人。1907年，阿波利奈尔也确实曾经试图说服毕加索将雕像还回去。毕加索拒绝了，他的理由是：为了寻求古代艺术和野蛮艺术的奥秘，他已经使两座头像都受到了某些损害。这两个古伊比利亚头像无疑是毕加索从事原始主义研究的基础之一，而且在创作《阿维尼翁的少女》的过程中，他的确也部分地采纳了这两尊头像的创作手法（右边女人圆圆的嘴巴，其中三个女人的大耳朵，整个画面的不对称……）。
毕加索和费尔南德急匆匆从塞莱特赶回巴黎，是因为既然《巴黎报》已经将热利-皮埃利特藏匿的第三个头像交出，卢浮宫的警察们就一定会在巴黎警察局的协助下，开始调查另外两个头像的下落。而这两尊头像正是在他的手中。
阿波利奈尔也十分清楚自己面临危险，因此，他亲自到火车站接他的朋友。三人一起去了克里西大街毕加索的家。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偷窃来的物品脱手？
诗人阿波利奈尔陷入了绝望境地，他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诅咒朋友的不地道行为，他做好了名声扫地、从此再无出头之日的心理准备。毕加索的心境也不比他的同伴好多少。费尔南德·奥利维尔比垂头丧气的他们要冷静，此时此刻的她表现得比两位男子汉更加冷酷，觉得他们俩好像是“被吓傻了的孩子，满脸的懊悔与窘迫”。
在如此严重的危险关头，两位艺术家几乎忘记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利因素：他们是外国人。想到此，他们又突然担心被驱逐出境。
晚上，他们一步也没有离开克里西大街，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设想了一千条、一万条办法，没有一条行得通。最后还是费尔南德想到一个危险性最小的办法：把头像扔进塞纳河。
说干就干。毕加索夫人找出一个大手提箱，把两个雕像放在里面，接着把提着手提箱的两位艺术家推出门外。想像力极其丰富的布莱斯·桑德拉斯后来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他们紧贴墙根，眼睛窥视着周围的动静，被沉甸甸的箱子压得弯着腰，急匆匆地向前奔去。不知何处发出一个寻常的响声，吓得两位艺术家心嗵嗵跳，猛地躲进一个桥洞底下。听了一会儿，没有任何动静，他们又一前一后，继续向塞纳河走去。前面的一位注意观察前边的动静，后边的一位密切注视着后面的情况。前面突然出现一个黑影，吓得他们俩转身就沿着来路往回跑。凌晨两点半钟，费尔南德为他们打开门时，见二人面色苍白、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箱子仍然提在手上。
“空的吗？”
“不。”毕加索小声说道。
他们进了门，再次落入束手无策的境地。最后，他们决定采取热利-皮埃利特已经使用过的办法：把古伊比利亚头像送到《巴黎报》报社，并要求只许少数人：报社社长希塞特和同样在该报社工作的安德烈·萨尔蒙知道此事。
阿波利奈尔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躺到天亮。天刚刚亮，他提起手提箱，去执行已经确定的计划。据阿尔贝·格莱兹说，毕加索陪同他一起去了报社。二人绕路从外侧的林阴大道到了巴黎东站，将箱子存进行李保管处，耐心地等候着《巴黎报》办公室的上班时间。第三天，卢浮宫通过中间人《巴黎报》报社收到了那两个头像。
啊，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9月7日早上，送牛奶的时间，有人敲响阿波利奈尔的家门。
是几个警察。
接着是对他的住处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
阿波利奈尔被捕了。
诗人阿波利奈尔被押至凯德索尔费佛quaidesoffèvres，法国司法警察总署所在地。，被控告为窝藏坏人罪和协从盗窃罪，并被直接带至巴黎十八区的监狱（prisondelasanté)。“我好像觉得从此以后我将完全与世隔绝，最终死在这里。”他得不到任何人格尊重。狱卒发给他一件衬衣、一条毛巾、床单和被子。带他经过蓝色通道，到达11区的15号牢房。门关上了，门闩Сhā上了。
进号子之前，
我被强迫脱光衣服。
什么凄惨的声音在叫喊？
阿波利奈尔，你成什么了？
他糊里糊涂，脑子里一片空白。在一条床腿上，他发现在他来之前住过这张倒霉床的那个人的身份：迪迪·德·梅尼尔蒙当，杀人犯。
他等着，等着。
时间过得多慢啊！
我好像已经被埋葬！
克里西大街毕加索家里静悄悄的，他丝毫不敢张扬。一天过去了，没有事。他觉得有了点儿希望。但是，第二天清晨，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一位穿便服的司法警察亮出他的证件。他请巴勃罗·毕加索跟他到巴黎警察署走一趟。
画家回到卧室脱去睡衣。“毕加索浑身瑟瑟发抖，快速地穿着衣服，但他害怕得晕头转向，最后是我帮他穿好了衣服。”［摘自1952年出版的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的《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
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是西班牙人，法国警察怀疑他同情无政府主义。等待着他的危险：最坏是被捕，最好也要被驱逐出境……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塞伯拉斯cerbère，神话故事中看守地狱之门的三头犬。的陪同下，在眼前的林阴大道上离她而去。他们在皮卡尔-阿勒-奥-万斯车站上了公共汽车。毕加索向押解他的宪兵发誓与这件事无关，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宪兵说他对此无能为力，这不是他的职权范围。
在预审法官的办公室，法官将他作为证人听取他的意见。他一再重复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毫无用处。法官手中有情报。
“什么？”
“一位诗人说他是您的朋友。”
“可我不认识这位诗人。”
毕加索结结巴巴地回答。法官详细地陈述诗人的交代材料：他在说出热利-皮埃利特之前先说出了毕加索的名字，现在他们已经认定：热利-皮埃利特是盗窃艺术品的罪犯；是热利-皮埃利特亲自去画家毕加索的家中，卖给了他两个头像。
“但我对这些一概不知道。”毕加索回答道，但口气中已经流露出了他的心虚。
“他也说您不知道珍品的来历……”
“……”
“我们有一个证人。”
他们说的证人被关押在司法部的牢房里。四个小时之前，他被拉出牢房，带着手铐，被带到法官办公室的隔壁房间。他已经手扶铁窗等候了四个钟头。法官打开门，证人进来了。他脸色苍白、双颊塌陷、惊恐不安、两眼发红，两天未剃胡须，领带偏斜一边，假领子松散。他坐到指给他的椅子上。毕加索看了他一眼，立即将目光移开，盯着对面的墙壁。
“您认识这位先生吗？”法官问。
“不认识。”巴勃罗·毕加索郑重其事地回答。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椅子上打了个嗝儿。
“不认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先生。”毕加索重复道。
但是，过了不久，他开始结结巴巴地推翻他刚才的口供，而阿波利奈尔完全乱了方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办公桌后稳如泰山的法官用他那火辣辣的目光盯着捏在自己手心的这些可怜的羔羊，他们被吓得如同天要塌下来将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似的不知所措。他决定打发一个回家，送另一个回监牢。
同一天，热利-皮埃利特用伊尼阿斯·奥尔么桑（阿波利奈尔在诗中使用过的笔名）的名义写信给司法部，证明被关入监狱的阿波利奈尔无罪。
在此期间，巴黎在骚动。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在安德烈·萨尔蒙、勒内·达利兹、安德烈·杜戴斯克和安德烈·比利的带领下，左手举着要求释放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请愿书（秋季艺术博览会的主席弗朗兹·儒尔丹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字），右手高举着种族主义报纸，跟随由莱昂·都德léondaudet（1867—1942），法国作家、记者、政治家，于1908年与夏尔·莫拉斯共同创办了《法国行动》报。和于尔班·戈耶举着的火炬大声高呼：
那个卑鄙无耻的秘书是比利时人，他是一个伦敦强盗，
当你了解了那帮人时，就会知道他们只不过都是些外国人、外国佬。
［摘自1911年9月的《作品》杂志］
在铁窗后的那些外国佬都已经心力交瘁：
每天早上，我们像狗熊在狱中散步，
我们转呀，转呀，整天在转，
天蓝得如同海洋，
每天早上，我们像狗熊在狱中散步。
……
庆幸的是，这种情形未持续多久。9月12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被释放了，然而，案件并未了结。诗人在中间人格莱兹的引见下，拜会了代理监察长格拉尼埃。代理监察长的话并没有让阿波利奈尔彻底放心，他说他保护了一个盗窃国家财产、窝藏国家博物馆珍贵文物的人。
“这样的罪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上轻罪法庭。”
“还有呢？”
“判刑。”
诗人绝望了。
“最理想的办法是上重罪法庭……”
“对不起，您说什么？我没有明白。”
“您无法否认您的罪行。在轻罪法庭，法官执行法律，没有法庭辩论。而在重罪法庭，您可以做解释……”
阿波利奈尔完全不想作任何解释。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有。不予起诉。”
“我有可能做到不被起诉吗？”
“咱们看吧……”
阿波利奈尔运气不错，他争取到了不予起诉。1912年1月，彻底解除了对他的怀疑。但是，这一灾难性的事件给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即便他不讲出来，但在心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他是毕加索的朋友，但对方却不认他，为什么他却不为对方的背叛而痛苦呢？
他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在一次对质中，不是竟然不承认认识他吗？他每当谈起此事总是心怀无限的苦涩，无法掩饰自己激动而又无奈的矛盾心情。
［摘自1946年发表的阿尔贝·格莱兹的《阿波利奈尔，司法和我》］
一直希望被承认为立体主义创始人的格莱兹十分憎恨毕加索，所以他对阿波利奈尔怀有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打心底里高兴。
画家毕加索有时也受到诗人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的冷遇。毕加索在遭受冷落的同时，也体会到伴随而来的愈来愈强烈的害怕感：在一段时间内，他拒绝到皮卡尔-阿勒-奥-万斯车站乘坐公共汽车；在街上行走时，时不时地回头看，担心被人跟踪；克里西大街他家的门铃一响，他就提心吊胆。
五十年之后，毕加索对《巴黎报》就《蒙娜丽莎》被盗一事向他提问题的一位记者承认，他在此事中所采取的态度确实让他十分羞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阿波利奈尔为维护毕加索的名誉、为抵御公众对毕加索的攻击作了无数牺牲，从未在任何场合宣扬过自己，也从未在其作品中夸耀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安德烈·比利是那个不幸事件的见证人和事件的间接参与人。他在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著作作的序言中也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毕加索，他只讲某某画家……
丢失的《蒙娜丽莎》于1913年被找到了。原来，它是被一个当时在卢浮宫工作的意大利人盗走的，他希望将此作品归还自己的祖国。此事到此终于结束了。
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是这样；而对阿波利奈尔来说，并非如此。
一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诗人阿波利奈尔立即参加了战斗。他所有的朋友认为他如此自愿去保卫一个不是自己祖国的国家，其中含有一点儿报复的意味。阿波利奈尔好像一定要用三色旗的颜色洗刷那副镣铐给他留下的耻辱，这是使他彻底忘记给他带来灾难的微笑着的蒙娜丽莎的惟一办法。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 分手
对费尔南德·奥利维尔这件事，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天天激动，天天激动。我心中觉得我深深地爱上了她。如果万一只是单相思的话，我将会非常非常的失望。
保尔·莱奥托
《蒙娜丽莎》被盗事件成为一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展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纪元对某些人来说是痛苦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幸福、色彩斑斓、富有收获的时代。这是一个转折的时期，也是分离的时期。在有关艺术史的书中，涉及蒙马特尔的那一页在微微颤抖，因为那里即将发生大动荡。格莱斯·桑特拉斯不久之后写道：“我要去‘机灵兔’，去回忆我已经失去的童年。”
玛丽·洛朗森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监狱小住几天之后，就同他断绝了来往。费尔南德·奥利维尔断定在阿波利奈尔被囚禁期间，玛丽从未给她的情夫写过信。除了被囚禁丢面子外，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大量不忠行为和两人之间长久的不和谐都是导致分手的直接原因。玛丽早已声明不会嫁给他，因为他的性格太坏。据毕加索说，阿波利奈尔和玛丽·洛朗森的夫妻生活也有点枯燥无味……
玛丽·洛朗森同他的分手使阿波利奈尔的心灵受到深深的伤害，他无法忍受身边的一切给他留下的回忆，于是决定离开他们在奥特伊的居所，到罗伯特和索尼娅·德劳内家过了几个月。阿波利奈尔在他不久以后创作的小说《被谋杀的诗人》一书中，借用小说中人物特里斯图兹·巴勒里耐特tristouseballerinette，小说中的人物，诗人的情妇，玛丽·洛朗森的化身。之口，对玛丽·洛朗森进行了以牙还牙的报复：
我本是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是他croniamantal，小说中的诗人。让我变得如此声名显赫。
过去一般人都认为我骨瘦如柴、大嘴巴、大黄板牙、不匀称的脸、歪鼻子，十分丑陋，而如今的我却如此漂亮——男人们都这么说。过去人们都嘲笑我走路一冲一冲像个男人，细长胳膊在衣袖内荡来荡去像只鸡爪，而如今的我身材苗条、举止文雅，其他女人都模仿我。瞧，一位诗人的爱能够创造多么大的奇迹啊！
［摘自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被谋杀的诗人》］
战争期间，这位诗人仍然给他的缪斯写过热情洋溢的信件。据菲利普·苏波说，狠心的玛丽·洛朗森也给诗人回了信，但是十分残酷和无情。十分敬重阿波利奈尔的菲利普·苏波对这位年轻女人如此无情、狠心地对待与她共同生活了数年之久的男人的做法完全不能接受。除此以外，在《黑人》作者的眼里还有两点不可饶恕的是：玛丽·洛朗森竟然口出狂言，说诗人的作品一钱不值；更加不可饶恕的是，多年来她与马塞尔·儒昂多marceljouhandeau（1888—1979），法国小说家和传记作家，作品寓意深刻，多为日常生活描写。一直来往甚密……
于是，阿波利奈尔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时期。不仅因为玛丽·洛朗森弃他而去，而且因为心中始终不踏实：他仍然没有得到“不予起诉”的保证；右派媒体对他的攻击令他毛骨悚然；担心拿不到法国国籍，因而随时都有可能被驱逐出法国。
阿波利奈尔的朋友安德烈·萨尔蒙、勒内·达利兹、安德烈·杜戴斯克、安德烈·比利和塞尔日·雅斯特佐夫为了帮助他，凑钱创办了一份杂志《巴黎晚会》，交给他领导。刊物出了一期，直接订户从40户下降至1户。但是世界各地纷纷来函希望他能够为他们提供新闻服务，这大大鼓舞了阿波利奈尔。在塞尔日·雅斯特佐夫陪同下，他每星期到整个巴黎转一圈，给所有的书店送一些他们的杂志。
以绘画笔名为塞尔日·费拉特而出名的塞尔日·雅斯特佐夫是欧丹让男爵夫人的半个弟弟。欧丹让男爵夫人是俄罗斯人，富有，受过很好的文化教育，社交经验丰富，住在圣日耳曼街的一座别墅，她对绘画和文学都有兴趣，而且曾经是克罗尼亚芒塔尔的情妇。
住在克里西大街的毕加索夫妻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蒙娜丽莎事件在他们二人之间也造成了隔阂。是费尔南德对阿波利奈尔的态度过分强硬吗？还是因为在她撰写的有关这个事件的文章中流露出她对当事人的讽刺与奚落，使毕加索生气了吗？还是因为费尔南德朝三暮四、见异思迁呢？还是愈来愈多的社交活动让她冲昏了头脑呢？总而言之，这对夫妇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
那个时期，毕加索同勃拉克一起干。他的脾气暴躁，人们早已有许多议论。也有人说费尔南德对毕加索的作品不理解。总之，他们之间疾风暴雨般的争吵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她责怪他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而他指责她购买过多的衣服和香水，还整天无休止地抱怨。她责骂他只知道画画，除此之外，“头脑简单得像个早熟的孩子”。
类似的争吵越来越凶，越来越频繁。一天，费尔南德不辞而别。在别的地方过了几天之后，又回来了。然而，心中已经埋下了怨恨的种子。种子天天在膨胀，逐渐地开始生根发芽，直至1912年。（多年之后，毕加索第一次承认，他和他蒙马特尔的缪斯分手不是为衣服、香水之类的事，是为他们领养后又送回去的小姑娘雷蒙德）。
毕加索那一帮朋友对他们夫妇之间的纠纷不予过问。费尔南德离开“机灵兔”后，去了勃朗斯广场的克罗特或者罗什舒阿尔街的埃米塔兹。这与其他人无关，他们自然是继续处处跟着毕加索。画家们在酒馆柜台上喝啤酒的常客们疑惑的目光下重新聚合了。他们各有各的位置，互不干扰。但当年轻姑娘们为艺术家们的花言巧语折服，将酒馆当做男女幽会场所的时候，打架斗殴爆发了。有人亲眼看见，毕加索被一个人推倒在地上啃了一嘴泥。
酒馆的常客马克斯·雅各布、阿波利奈尔、勃拉克为打架的人记分，为他们判定输赢，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费拉特和他的姐姐男爵夫人、梅景琪、马尔古希在旁边协助……
这些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很快就确定了他们的行动原则：千方百计表现他们与其他人的区别。他们穿着色彩不同的袜子，但袜子和领带的色彩配套。他们是画家和诗人，其头领叫菲利浦-托马索·马利奈蒂，是他成功地解决了亚历山大体诗和自由诗的问题。以下是他的诗《士兵的火车》的节选：
tlactlaciiiiguiiii
trrrrrrtrrrrrr
（车轮）
urrrrrr
cuhrrr
gurrrrrrr
（火车头）
fuufufufuufufu
fafafafafa
zazazazazaza
tzatzatzatza．tza
除了他们的奇装异服和夸张的诗风以外，未来主义者们是未来的造反派人物：是他们在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派之前，首先试图点燃未来造反的火焰。然而，他们吹嘘自己是未来艺术的先驱，显然是非常愚蠢的。他们的言行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同他们的头目马利奈蒂签署的《未来主义宣言》相一致（该宣言发表在1909年2月20日的《费加罗报》上）：
第4条：我们郑重声明一种新型的美，即速度的美正在使我们的世界走向更加光辉灿烂、无限美好的明天。一辆装备有大型排气管、正在奔跑中的汽车，一辆像沿着弹道飞奔的汽车要比萨莫特拉斯胜利女神像victoiredesamothrace，1863年在希腊爱琴海中的萨莫特拉斯岛上发现的一座大理石雕像，创作于公元前3世纪。缺少头，但带一双象征胜利的翅膀，被称做胜利女神像，现保存在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漂亮。
第9条：我们想歌颂战争——世界上惟一的卫生、歌颂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们毁坏性的行动、屠杀的漂亮思想和歧视妇女的思想。
第10条：我们想摧毁博物馆、图书馆，同伦理道德说教家、女权主义者及机会主义、功利主义的可耻行为作斗争。
《未来主义宣言》初见报端，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法国新杂志》提出尖锐批评；雅克·科波jacquescopeau（1879—1949），法国作家、戏剧演员和法国剧团团长。1913年创建了“老哥伦比亚”剧团。说这个宣言是“一个过于夸张的、缺乏条理的、滑稽可笑的论调”［摘自1909年8月《法国新杂志》］；意大利墨索里尼认为他们是他未来的后备军；阿波利奈尔指出：
未来主义者们是一些青年画家。他们的声明中表现出极度的狂妄和肆无忌惮，但只要我们努力做到对他们宽容，他们也许会以宽容对待他人。
［摘自1912年2月7日的《强硬派》］
但未来主义的出现给毕加索家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乱：费尔南德跟着未来主义画家于巴勒多·奥皮飞了。等她落到实实在在的现实中来时，才明白从今以后一切都成了未知数。毕加索也走了，离开了巴黎。
毕加索和马尔古希（他也是未来主义者）的未婚妻爱娃·古埃尔去了比利牛斯山里的塞莱特。过去他们四位就在埃米塔兹见过多次面，后来逐渐地就只是他们两人单独幽会。借口克里西大街的画室狭窄，毕加索在他住过的“洗衣船”另租了一间房子。无疑，他们正是在那里进行秘密幽会，一直持续到1911年冬天至1912年的春天。毕加索和爱娃的艳史延续时间很长，马尔古希为此十分痛苦。他的朋友们劝告他忘记她。然而马尔古希想表现得宽宏大量些，可没有那么容易。当他怒气难消时，人们都规劝他向基督学习。
“基督是怎么做的？”
“他原谅通奸的女人。”
“说得容易。这可不是他的女人！”
毕加索爱这个年轻女子到了发狂的程度。她刚满30岁，美丽动人，性格细腻，待人热情，欢欣雀跃，使人赏心悦目，特别讨人喜爱。他为她画像，并在肖像下方题词：我的美人儿。为了逃避费尔南德，他带着爱娃·古埃尔去了比利牛斯山的塞莱特。因为他害怕有人来拜访，转移到了索尔格。后来勃拉克跟着也去了他那里。随着“洗衣船”的守护神、惟一的皇后费尔南德的消失，毕加索同她历经八年的恋情就此彻底结束了。
从那以后，费尔南德再未见过毕加索。他们之间的关系断绝之后，她先后为普瓦雷、一个古董商和一个画廊工作过，她在“机灵兔”背诵过诗词，在一家肉店当过收银员……30年代，她给来蒙巴那斯的美国人上过法语语音课，生活十分贫寒。马克斯·雅各布去找毕加索，希望他帮助费尔南德，但毕加索对她的困难处境无动于衷。于是，她决定写回忆录。她去了《法国信使》杂志社。她上楼，进了一间昏暗的办公室。一位戴单片眼镜的男人在那里工作，他身穿两件外衣抵御风寒。第一件已经破损、开缝、污迹斑斑；第二件很脏，比第一件短，但没有那么破旧，也许这正是他将它穿在外面的原因。
地上到处都摆放着印刷报纸的用纸，当天报纸的题目上覆盖着大块大块的面包片，手稿在书架上堆积如山。
那个男子抬起单片眼镜，向来人问好后作了自我介绍。他名叫保尔·莱奥托，喜爱动物，特别喜爱猫。不在《法国信使报》工作时，他照顾他的那些受保护者（动物）。他为它们寻找收养处，眼下最迫切的是为它们寻找食物，地上的那些面包就是为它们准备的。请小姐坐吧……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在与毕加索分手后不久，就已经听人说过保尔·莱奥托，或许是听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说的：有一个女子陪同莱奥托吃晚饭。当他将酒杯送到嘴边时，他的女主人阻止了他的动作，大声喊道：
“您不碰杯？”
“当然碰呢。”
当他既一言未发，也未做碰杯的动作时，女主人再次大声喊道：
“您不会做得更好些吗？起码应该为您的那些动物的健康干杯吧！”
“那当然！”
莱奥托微笑着与他对面的那位女人碰杯，小声地说道：
“祝您身体健康，亲爱的夫人……”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向《小朋友》的作者（即莱奥托）讲述了自己的悲惨境遇。他被她的困境感动了。他在《小朋友》中写道：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夫人走了，我对格拉兹昂斯基夫人（预定部雇员）讲，如果她确实如她所说的那么困难，她又那么漂亮，可以找个情人嘛。
莱奥托再次见到费尔南德时，上下仔细地打量了她一番，心里琢磨她的“臀部一定很美”。但是，十分遗憾“金黄头发人的皮肤是水红色”。一天，他觉得她非常漂亮，第二天，又觉得她十分令人讨厌，“她的两个Ru房之间的上方有一些红色斑块”。
他在院子里为她采集了许多鲜花，送到她居住的大茅草屋街。她住在绘画学院的对面。莱奥托突然产生了一股嫉妒情绪：他想如果让这位年轻女人愿意和他Zuo爱，可能会有点困难。他60岁了，而她那么年轻。他认为她40岁，其实她46岁。
莱奥托的确爱上费尔南德了。听她讲述其艺术生涯、她的放荡生活以及“机灵兔”……他想，“我更喜欢一个资产阶级妓汝”。
她去他家（经常是在白天）时，他爱她，但有点儿难为情，不敢。她坐在院子里的帆布躺椅上，他发现她的腿很粗，腰间堆积着许多囊肉，手臂有腿那么粗，一对Ru房拖至腹部。那有什么妨碍：“当时我真的Ъo起了。”他买了一瓶香槟酒，她走后，他单独喝完了那整整一瓶酒。
不久以后，她将其保存在心底的秘密全部倾述给他：玛丽·洛朗森没有性欲；阿波利奈尔只穿着衣服Zuo爱；马克斯·雅各布与共和国卫队的中士和卫兵来往；拉维尼昂街的一个煤炭商爱她，经常在“猎人馆”门前堆放煤炭而不收钱；她与毕加索在性的方面很协调……
她一直在留恋着毕加索，听说他生病了，为他担忧；时时处处为他辩护。她在谈到毕加索时，莱奥托从她的面部看得出她的激|情与遗憾的心情。
她说自己同毕加索的真正问题是，她十分寂寞。他总不同她说话，整天整天干做不完的工作。有一天，莱奥托对她提到，塞尔日·费拉特悄悄地告诉他，毕加索与阿波利奈尔在法官办公室对质时，毕加索说不认识他的朋友。费尔南德气炸了，说这纯粹是出于嫉妒，是因为毕加索抢走了费拉特的情妇，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报复毕加索……
应乔治·夏朗索尔的要求，费拉特为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的回忆录写了序言（《法国信使》认为销路不看好，仅仅发表了其中的几个片段）。毕加索得知该书即将出版时，他试图到斯托克出版社直接干预，阻止出版，他提议支付出版该书的一切费用。不过，他的干预只是延迟了书的出版。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的书最终于1933年出版发行了。
又过了二十年，处境越来越困难的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写了她的第二本书。勃拉克夫人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毕加索。不知道是出于延迟出版的目的，还是想对旧情人表示他的慷慨大度，画家给她寄去一大笔钱（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他也慷慨帮助祖籍德国的法国画家汉斯·哈尔顿去了西班牙）。
结果，那部作品在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的衣柜中搁置了三十年。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 立体主义
在我们人类看来，大自然有广度，更有深度。
保罗·塞尚
玛丽·洛朗森走了，费尔南德走了。马克斯·雅各布在塞西尔和另一个女人的卧室中品尝过另一种生活的滋味之后，面对一个表妹，他毫无激|情。1912年圣母升天节那天，当马克斯在坎佩尔正观看仪仗队伍的游行时，有人喊他。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表哥和两个表妹，其中一个名叫爱娃。马克斯带着他们朝主教府走去。在主教府的院子里，他们看见一棵桑树。表妹们鼓励马克斯顺着树干攀登上去。他真的上去了，爱娃被这位既是诗人也是体育运动健将的人征服了。他的勇敢行为为他赢得了爱娃的双唇，他亲吻了她。他为自己“能够让爱娃高兴”十分自豪。在他获得一个接着一个的成功之余，他觉得自己更喜欢桑树，他拒绝了姑娘们的异想天开，又恢复了自己通常的所爱。
他仍然在毕加索帮派之内，但地盘越来越小，其原因颇多。
首先，他贪吸乙醚。自从德国画家维热尔斯自杀身亡之后，毕加索停止接触任何毒品，他无法容忍他的朋友马克斯·雅各布在这方面如此没有决心，没有果断性。他的反感情绪日渐变得肆无忌惮，天长日久，使他们的友情冷淡了。马克斯找种种借口为他的嗜好辩解。他说自己牙疼，吸乙醚可以镇痛。他有时去父母家，父母看到他这样治疗牙疼，担心他在吸毒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他们强制他去看他们为他选定的牙科医生。由于马克斯牙齿根本不疼，所以他讨厌牙科医生。在一段时间内，他也曾经打算终止他的吸毒行为。也许他在布列塔尼停止过，可在蒙马特尔他从未停止。
第二个原因：他病态性的敏感，经常地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看做像毁灭性大地震。对待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也一样。阿波利奈尔有时对他冷淡，他们两人有时在画家毕加索的面前也争执。马克斯·雅各布经常抱怨他的两位朋友：只会嘲笑他，从未严肃地看待过他的文学工作；毕加索创作挣钱，阿波利奈尔赢得荣誉，而他马克斯仍然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这更加深了他天生的偏激|情绪。马克斯·雅各布写的信与海关职员卢梭的同样幼稚可笑。他在信中指责阿波利奈尔口口声声说他们之间有着永存的友谊，但经常躲避他，到了蒙马特尔不去向他问好，从不邀请他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而且他邀请他来家做客时，他也经常不出席……
最后，诗人（马克斯·雅各布）痛哭着谴责成了暴发户的毕加索：忘恩负义，自从沃拉尔德购买了他的绘画作品之后，就把在困难时期与他共患难的老朋友都忘记了。不幸的是，是他本人将两人的关系搞僵了：在“洗衣船”为卢梭组织庆祝活动之后不久，他卖掉了毕加索的几幅画。其理由是他太穷（这是真实的），而其他人已经完全摆脱了穷困处境。
毕加索每当听到他困难时期的老朋友重提他们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以及他们之间相互接济的友谊关系时，就十分反感。
马克斯·雅各布事事与其他人闹对立。
1911年，他自己出资发表了他的《未发表的恺尔特歌曲集》。几年之后，他对特里斯坦·查拉坦率地承认他写那部作品的出发点，是讽刺保尔·福尔、弗朗西斯·雅姆以及他认为是“怪诞的”大众文学。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安德烈·萨尔蒙认为马克斯·雅各布假装喜欢这一文学是为了讨好阿波利奈尔的判断。他自己销售，以维持生活。萨尔蒙认为这种为nfda4口而创作的行为是“改头换面的乞讨”，毕加索也许有着与他相同的看法。
其他人都搬到更大更奢华的住宅之后，惟独马克斯·雅各布仍然留在拉维尼昂街的陋室。的确，毕加索有时也邀请他去塞莱特，但是他无力支付路费。画家写信给卡恩维莱，要求他给他的诗人朋友一些钱，让他购买火车票和鲜花。
应该庆幸的是，在比利牛斯山，他们两人的感情很好。在蒙马特尔时，马克斯在全力支持费尔南德的同时，也同毕加索家的女仆爱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欣赏她的天真活泼和对主人毕加索以及他的家务尽心尽力的精神。
他们一起去西班牙观看过一次斗牛。马克斯·雅各布在1913年5月2日写给阿波利奈尔的信中，说“西班牙是一个有棱有角的四边形国家”。后来格特鲁德·斯坦发展了他的这一思想，说西班牙是一个立体国家。
在塞莱特，诗人马克斯·雅各布也作画，他多画风景。在塞莱特的山中有百里香、薰衣草，但他们更喜欢令乙醚瘾君子青睐的咖啡。他们在室内时，各自都努力工作。马克斯作画、写诗，毕加索向阿波利奈尔学习做纸贴画。
这两位画家并非首次在塞莱特一起进行绘画创作。从前，他们已经在山中的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合作过一次。他们的密切合作可以追溯到举办独立派画展的1908年（在那次画展上，勃拉克展出了他在埃斯塔克创作的首批风景画）。(图32、图33)尽管他们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而且都是分头进行的，但对绘画的形式和如何表现立体等方面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毕加索作品的出发点都是黑非洲艺术与古伊比利亚艺术。画家的那幅被覆盖着或卷起保存在其画室中的神秘的《阿维尼翁的少女》，受到了这两种艺术的双重影响。有幸见过这幅画的人数量有限，尽管它令人反感，但它的名声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大。
而勃拉克作品的出发点是塞尚的风格。
与过去的野兽派及后来的立体派或者与以前的柏辽兹hectorberlioz（1803—1869），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评论家。及以后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创作中大量运用内心独白来表现主人公的“潜意识”，刻画描写变态心理和糜烂生活，追求烦琐的细节描写和奇特的用语。一样，在他那个时代，爱克斯大师也遭受人们的唾骂，因为他们都是创作的先锋。遭受官方画展的拒绝之后，十分钦佩德拉克洛瓦并受到高更赞赏的塞尚在二十年内拒绝参展。著名的艺术专家卡米耶·莫克莱尔为此向他表示祝贺说：在他看来，塞尚的绘画是“近十五年来最令人难忘的艺术玩笑”。
在他去世之前的十五年内，在沃拉尔德的大力宣传下，塞尚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不仅他过去同毕加索合作而成的作品和印象主义的作品得到认可，而且他对绘画的形式、如何表现立体、绘制顺序、断裂与变形诸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认可。康定斯基作了高度的概括，他说，塞尚“把表现‘死的自然’的手法，提高到了能够在‘死’的表面之下表现出鲜活的物体内涵”。
塞尚想要发现胜利女神像的“地质层”，并且在尊重人类对空间现有认识的同时，一直坚持不懈地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按照他的看法，最好应该将大自然用“圆球、圆柱和圆锥的术语”表述。人们十分理解为什么阿波利奈尔说塞尚的最后一些作品中体现了立体主义的精髓。毕加索对他的创作也特别重视。
勃拉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塞尚去世后，勃拉克在奥东·弗里兹othonfriesz（1879—1949），法国画家，1903—1907年间为野兽派，后来运用色彩的鲜艳程度趋于温和，更加注重体现立体观。的陪同下南下马赛附近的埃斯塔克，创作了多幅结构严密、简单明快的单色绘画作品，在1907年的独立派绘画展上展出。举办1908年秋季艺术博览会时，勃拉克递交了八幅画，而组委会只接受了其中的两幅，勃拉克为抗议对他的如此侮辱，拒绝参展。于是，卡恩维莱在他位于维尼翁街的画廊内展出了勃拉克的这些作品，并且要求阿波利奈尔为他画廊的宣传册撰写了序言。在画廊悬挂的绘画作品中，就有遭到秋季艺术博览会的先生们拒绝接受的《埃斯塔克的房屋》(图34)：一些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的赭红色立体块和一些无门无窗的房屋。这些绘画再也不是对自然物体的客观描绘，而是脱离传统的表现方式的再创造。它们更加简单明了，对原物体的组成部分进行了改变和重新安排。这一切与人们已经了解的毕加索的表现手法十分相近。对勃拉克来说，这是一种喜好、一种天赋。据让·波朗jeanpaulhan(1884—1968)，法国作家。讲，刚来巴黎时，来自港口城市勒阿弗尔的这位画家立即赶往卢浮宫去临摹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作品。起初他临摹得与原作十分相像，但临摹的时间愈长，他改变的就愈多。
卡恩维莱也展出了勃拉克的《大祼妇》(图35)。《大祼妇》是对毕加索在《阿维尼翁的少女》和《三个女人》表现出的粗暴和过火的回击。观点已经足够偏激的卡恩维莱也批评毕加索作品的野蛮和原始主义。勃拉克的《大祼妇》与马蒂斯1907年创作的《站立祼》是近亲，都是受到了塞尚作品的影响：有棱有角、无明暗对比。同西班牙人（毕加索）“火”一般的作品相比较，少了点儿原始主义，比较“容易看懂”。勃拉克的第一幅大型油画，称得上是一部诞生中的立体主义的重要作品。
马蒂斯不喜欢立体主义的作品。秋季艺术博览会拒绝塞尚绘画作品参展的那年，马蒂斯是画展的组委会成员。他对这些立体派的作品冷嘲热讽，并且否定了它们。路易·沃克塞尔在1908年11月14日的报刊上公开批评立体派。几乎与此同时，夏尔·莫里斯也出面批评立体主义的作品。这个流派的名字可能是马蒂斯给起的。立体主义作品在这里指的是勃拉克的作品，而不是毕加索的作品。后来马蒂斯承认，他见到的第一幅立体主义作品是毕加索来他自己的画室，介绍给他的勃拉克的一幅画。由于对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硬把自己和德朗及勃拉克捏在一起十分生气，马蒂斯不久离开了那间画室。也许是他对把勃拉克拒于秋季艺术博览会之外心中有愧吧……
为何这两位画家的作品会引起如此大的愤慨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否定传统。他们认为巧妙地利用色彩的明暗可以表现高深的绘画技术，没有更多的追求，立体主义的出现使传统绘画手法失去了前进的方向。立体主义背离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原则。观众欣赏根据立体主义原则创作的绘画作品的目光点不是惟一的，他们观赏一幅风景画时总是闭上右眼用左眼看，然后再闭上左眼用右眼看，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如果任意改变目光的出发点，结果还是一样。这样的区别十分重要。
约翰·伯杰认为立体主义起源于两个人——塞尚和库尔贝：塞尚十分重视视觉相对性，而库尔贝为古典绘画传统增添了除明暗以外的物质性。
在塞尚之前，任何绘画都好像是从窗户看到的一个景象。库尔贝为打开窗户走到室外去作了尝试，塞尚放下了玻璃。房间也变成了景象的组成部分，观赏者也成了景象的组成部分。
［摘自1968年发表的约翰·伯杰撰写的《毕加索的成功与失败》］
一个坚持唯物主义，另一个主张辩证法。二者结合便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立体主义是一次革命。
印象主义出现时在公众中引起了义愤。他们不习惯画家在作品中增加个人意向——哪怕是遵循光学原理表现出的个人意向。然而，立体主义者们比印象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处处使用明暗技术的表现手法。勃拉克说：“人们对我讲，只要使用阴影就足够了。不，最重要的是看你想表达什么思想。”
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艺术之间对立的实质是概念艺术和想像艺术之间的对立。立体主义嘲讽印象派人士宣传的遵循目光感觉的原则。他们希望的是表现物体的本质，是他们概念化了物体，而非物体本身。从这方面讲，他们与高更的观点相近。高更认为印象派有一个工具就是眼睛，而没有思想。毕加索说：“立体派画家想：‘我要画一只高脚杯’，他就着手画起来，他画中的高脚杯与现实生活中的高脚杯完全不一样。”［摘自弗朗索瓦兹·吉洛的《与毕加索生活在一起》］
使用几何图形可以透过物体的表面表现物体的所有侧面，而不仅仅是“相似”，应该走得更远。颜色本身不应该等同于临时性的现象，如光、角、空间以及一切表现外部世界的成分。它应该真实记载永久性的物体。勃拉克说：“我不需要阳光，我有自己的光。”
印象主义者受他们生活的启迪，也就是说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水边这样的潮湿之中，那里的光线变化多端，所以他们的绘画作品经常受变化多端的光线的影响。立体主义者们生活在城市，当他们离开城市时，也是为了去南方的乡村。那里山峦起伏的地形比塞纳河边坚硬得多，处处都呈现出棱棱角角，这对他们用有棱有角的立体表现物体的全貌有着深刻的影响。
如何才能更好地搞清楚现代艺术与古代艺术之间的区别呢？
立体主义者将日常生活中的简单物体糅进他们的作品之中。这些物体例如树木、房屋、乐器、商店的标牌、广告牌、报纸、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物品，对艺术家们对所画的物体的看法都起着一种作用。纸贴画可以使人更好地进行物质、质地、颜色的对比。将不同的东西并列拼贴在一起，日常经常使用的物品看上去会发生某些变化。例如毕加索的《吉他和小提琴》。特别是他于1912年创作的《小提琴》，就是在一个硬纸盒子的外面贴上纸做成的。
在立体派画家所处的时代，科学已经占有一定地位。人类已经发现了放射现象、氖和锿元素，发明了树脂及电影技术。但他们却使用同艺术的精细目光相对立的，十分简单、粗糙的材料。他们的画中没有首饰，没有奢华的服装，有的只是沙子、纸片和木头。立体主义者们绝对是完全背离了浪漫主义的现代派。
野兽派在对色彩的研究上走得过远，他们同可视现实完全脱节，一味地服从于他们的思想情绪。费尔南·莱歇在其艺术生涯的最后阶段皈依立体主义。他说，从今以后应该多关心一些绘画技术中的画面构成问题与空间问题。毕加索认为：“那时我们正在寻求在画面构成上的建筑学基础，并在布局方面重新建立一种朴实无华的风格。”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 立体主义派先驱
依照现代人的观念，什么是纯艺术？艺术就是创造出一种同时包括物体与主题、艺术家身外世界与艺术家本身，同时还具有启发性的魔力。
波德莱尔
在经历了以改变人体和物体为标记，被称为前立体主义或者塞尚阶段的第一时期之后，勃拉克和毕加索转向一条新的道路：解析立体主义。他们处在主题的中心。他们努力通过使用重叠的平面从各个角度表达所画物体的第三维——其深度与立体，而不使用明暗对比的方法营造出建立在幻觉基础上的假象。他们从日常生活用品中选择绘画的主题，以便让人轻而易举地辨别出画中的物体。这个时期的标记是单色调（灰色与赭色）和庄严朴素。
两位画家将他们的研究建立在一种建设性的工作上，他们用纸、铁和硬纸板制作雕塑品。波德莱尔认为，除“野蛮时代”的雕塑外，雕塑是一种次等的或者“补充性”艺术。他们就拿这样的行动来答复波德莱尔，简直有点儿令人目瞪口呆。这就好像是对诗人的观点进行反戈一击，变被动为主动。在波德莱尔看来，立体主义雕塑存在什么问题呢？他指责它无法让人们“从单一的角度观看”物体；为欣赏作品丰富的内涵，观众必须围绕作品转着观看；“同时表现的面过多”。
波德莱尔看到的这些弱点，恰恰是勃拉克和毕加索眼中的珍贵之处。他们首先建造起“轻型”构造物，然后在画布上用绘画的手段反映这样建造的构造物。他们就是这样从雕塑出发过渡到绘画。立体主义的绘画作品就是从他们如此反复的劳动中诞生出来的。例如，毕加索根据他在奥尔塔为费尔南德画的所有肖像，于1909年雕塑成的《费尔南德头像》；或者于1912年根据一个用硬纸板制作成的三维样品，雕塑出一系列的吉他。
在这些力图包罗万象的作品中的问题，是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1910年完成的解析立体主义著名作品《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肖像》(图36)是在照着本人画了无数遍之后，又分两个阶段完成的。毕加索对这种方式很不满意，因为使用它创作出的作品人们看不懂。于是，他增加了他称为“标记”的一些坐标和符号，这些突出的“符号”例如耳朵的阴影、鼻梁、领带的一节、头发的雏形、交叉搁置的双手……能够深深地吸引观众眼睛的注意力。
两位画家在他们的工作中开始尝试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努力实现他们解析立体主义的真实目的，即在作品中注入更多的清晰度。这一次是在画作中引进一个能够辨别物体的细节、符号，将以前撤销的一些特征还给观众。不久以后，在毕加索使用利波兰瓷漆之前不久，格里斯和毕加索的作品中重新出现了勃拉克在1910年《水罐和壶》中用逼真画法画的钉子、铅字、粘贴纸和零碎材料。该研究的目的仍然是使用在画布上粘贴纸张的方式，使画中显现出样品物体（例如吉他）的立体感。
勃拉克和毕加索创立的立体主义是二人共同的劳动成果。这一劳动成果的获得，建立在二人相似的兴趣和各自从事的共同研究的基础之上。在艺术史上，像他们二位之间存在如此和谐的互补性是十分罕见、没有先例的。
他们各自做了些什么呢？
提此问题没有意义。找到此问题答案的结果只能是：将本属于恺撒的还给恺撒，把由于毕加索的名声过大埋没了的勃拉克的功绩归还给勃拉克，恢复他本应得到的地位。
勃拉克受塞尚的影响多一些，毕加索受原始主义的影响多一些。毕加索之所以将原始主义作品“塞尚化”，正体现了他与勃拉克之间的互相影响。
第一幅被称为立体主义的作品出自勃拉克之手，而被人们认为开辟了立体主义道路的作品是毕加索所作。
首次在官方绘画展览会上展出的第一幅立体主义画作是勃拉克所作。费尔南德·奥利维尔认为勃拉克的那幅作品受到了毕加索1908年作的《三个女人》(图37)的启发，而且西班牙人还为此对他的同志十分生气。但是，阿波利奈尔对此不发表意见，马克斯·雅各布的说法恰好相反，他认为：是从不参加官方画展的毕加索极力鼓励勃拉克参加了这次展览。
1912年的一天，勃拉克进了一家杂货店，买了一卷仿木纸。他把这种纸粘贴在画布上，成功地制作出了《柜台与酒杯》。就这样，他创造了贴纸画。毕加索也如法炮制，是他使用一块蜡染布首先创作出了立体派粘贴画《藤椅上的静物》(图38)。
1911年，勃拉克在塞莱特创作的《葡萄牙人》(图39)中使用了立体感很强的逼真手法和在镂空模板上刻字母、数字的手法，反映了从一个酒馆窗户玻璃的另一侧看一位乐师的景象，而玻璃上写着那些字母和数字。一年之后，毕加索在他的《小提琴》上刻上了“美丽的爱娃”（赞美他的新情妇）。在此之前，他在一块椭圆形的画布上采用勃拉克的手法画过这幅画。
1912年，勃拉克在绘画中使用草木灰和食用油和的沙子。几个月之后，毕加索也使用同样的方法从事创作。
在勃拉克于1911年底用纸做成的立体建筑物的启发下，1912年秋天，毕加索成功地用硬纸板制作了《吉他》。
于是呢？
于是我们赞同皮埃尔·卡巴纳在谈论毕加索时，说“合法剽窃的技巧”是他的惯用手法。尼诺·弗朗克对毕加索的看法更加苛刻：
毫无疑问，毕加索是我们时代的一位英雄，也是我们时代最令人仰慕的艺术家。他的自私十分神圣：始终致力于利用所有事与所有人，不择手段地从他人口袋中获取自己的财富，朋友间的友谊与情人间的爱情全部成为他利用的对象，在工作中同样利用他几可利用的一切。有人认为他是靠利用女人起家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摘自1956年发表的尼诺·弗朗克的《蒙马特尔》］
在战争期间，毕加索并不欢迎人们去打搅他，但让·科克托不请自来，见到了尊敬的毕加索。画家带领诗人参观了蒙马特尔所有的画室。这些画室的门全部是半掩半开，一旦得知毕加索要来，在他到达之前，他们将画全部藏起来：
蒙马特尔的其他画家有的说他（毕加索）将会把我画树的方法学去，有的说他将把我想用在画中的虹吸管拿走。他们之所以害怕毕加索来访，是因为他们知道他的眼睛什么都不放过，什么都能吸收，什么都能消化，回家之后他能够将一切都重新画出，而他们却做不到。
［摘自1996年出版的让·科克托的《毕加索》］
我们也可以听听毕加索本人的观点。在立体主义时期结束很长时间之后，他解释说：在那些年中，勃拉克和他天天见面（马克斯·雅各布和格特鲁德·斯坦对毕加索与勃拉克之间的艺术默契怀有极大的嫉妒，因为他们之间永远不可能有），最初是在蒙马特尔，后来在塞莱特、索尔格和蒙巴那斯都是如此。他们相互评判、相互批评。勃拉克曾经说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类似于“一根绳子上的蚂蚱”的同谋关系。的确，一个深受风景与静自然的启发，另一个将画物体转向画肖像易如反掌。他们二人希望创作出一种匿名的集体艺术，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是二人的共同创作，以至于在解析立体主义阶段的所有作品之间几乎没有区别。这个时期的作品中的大多数都没有签名，如果有也是后来才补签的。卡恩维莱对他们的这种做法时而持肯定态度，时而持否定态度。他在1961年出版的《与弗朗西斯·克雷米约谈我的画廊和我的画》中指出：在1908年至1914年间，两位画家经常是在作品的背后签名。他从中看出：和其他的艺术家一样，他们是避免为标明作品的出处破坏了画面的布局。他也同意毕加索与勃拉克的意见，希望他们的作品“不注明始作者”。
显然，这是他们二人真实的共同心愿，与他人无关。惟有德朗和格里斯看出了这一点，而自认为是立体主义支柱之一（卡恩维莱承认他是）的莱歇却不同意这种看法。
德朗是首批对黑非洲艺术怀着浓厚兴趣的画家之一，也是一个塞尚派的大人物。在埃斯塔克小住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除色彩之外，在描绘大自然的绘画中，画面的形式与构成画面的成分也十分重要。在1907年的独立派画展上，他展出的《浴女》(图40)就突出体现了线条的几何化。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中人物体态的丰满，或许正是受到了《浴女》的某些启发。德朗是促成立体主义诞生的主要人物之一，可是后来他销声匿迹了，让粘贴纸的这两位勇士从他眼前溜过。
在勃拉克和毕加索从事贴纸画和逼真画研究的同时，比他们俩更具有知识分子气和更加注重“科学研究”的格里斯也在从事这两种绘画手法的研究。他常说：“塞尚是从一个瓶子出发画出一根圆柱，而我是从一根圆柱出发画出一个瓶子。”在1912年独立派绘画展览会上，他展出了1912年作的《献给毕加索》(图41)，向他心目中的立体派首领表示他的无限崇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由于立体派的奠基者们已经不在一起工作了，格里斯就成为正统立体主义的使者。
世界大战导致了许多人的分离，同样导致了毕加索与勃拉克的分离。多年之后，毕加索向卡恩维莱透露说，他与勃拉克和德朗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14年8月2日。那一天，他开车送两位朋友去了阿维尼翁火车站。
勃拉克少尉在战争中受伤，做了手术。阿波利奈尔将“立体主义将军”的称号授予了毕加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又被德朗夺回去了。
两位伟大画家后来戏剧性地重逢过。但立体派已经解体，有点儿像他们共同研究探索出来的那些创作绘画的手法：人体错位、分裂和大起大落的动荡，正恰如其分地预示了毁灭世界的一场战争的到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勃拉克对其老战友毕加索愈来愈冷淡。他们之间逐渐拉大的距离把毕加索气疯了，他始终搞不明白勃拉克对他如此冷淡的原因何在。
勃拉克与马克斯·雅各布不同的是，他会保护自己。他不允许毕加索使用对依附于他的所有人使用的手段随意摆布他。
毕加索承认没有任何人像勃拉克那样爱过他。可以说勃拉克纯粹是一个“毕加索夫人”。毕加索想要收回这位“夫人”吗？但那只是一厢情愿。在50年代，当着有点儿像是评判人的弗朗索瓦兹·吉洛的面，他演出了让毕加索遭受冷遇的精彩一幕。
毕加索不请自到，去了他昔日的密友勃拉克的豪宅。这一豪华住宅位于蒙苏里（montsouris）公园附近，由当时法国的著名建筑师奥古斯特·佩雷设计建造。勃拉克对毕加索相当冷淡，对弗朗索瓦兹·吉洛也不热情。他的朋友自始至终无意邀请他们留下共用午餐，毕加索的自尊心受到了更深的伤害。他回到位于大奥古斯特街的家之后，将在他画室的墙上挂了很长时间的一幅勃拉克的画摘了下来。
几周之后，他决定与他的女伴再次来到勃拉克家。他计划利用这次拜访，检验勃拉克对他的真实感情：他们在午饭前几分钟到达；如果主人不邀请他们用午餐，他心中就有数了，他将决定同他彻底断绝关系。
中午12点之前不久，毕加索和弗朗索瓦兹·吉洛来到勃拉克家的门前。主人礼貌地让他们进了屋子。当时恰好有一桌宾客正在品尝刚出锅、散发着扑鼻芳香的羊后腿。毕加索认为主人会立即在餐桌上为他们增加两套餐具，但是他错了。事后，弗朗索瓦兹·吉洛评论此事时说：“如果说毕加索从心底里了解勃拉克的话，勃拉克就更加了解毕加索了。”勃拉克十分清楚，如果他邀请毕加索用午餐，后者将会对他更加颐指气使，更加嘲笑他的懦弱。
他把他们带到他的画室，不紧不慢地向他们介绍他的最新作品，时间长达一个小时。羊肉的扑鼻香气直冲楼上。毕加索为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的而深感高兴。
勃拉克更胜一筹。
他向毕加索和弗朗索瓦兹·吉洛提议带他们去看他的几件雕塑作品。他们慢慢地走着，欣赏着。善于使用小伎俩的毕加索提醒说火上炖的肉可能糊了，勃拉克不接他的话题，建议他们去参观他的一些石印作品。人们继续观赏。时钟已过下午两点，毕加索开始按捺不住了，对勃拉克说，弗朗索瓦兹·吉洛还不了解他的野兽派作品。
勃拉克回答说：“那有什么关系。”
他挫败了毕加索对他耍的把戏，因为野兽派作品全部挂在餐厅的墙上。
他们一起下了楼。餐桌上只有三套餐具，一套也不多。
又过了半小时，来客仍然未受到邀请。毕加索还在顽固坚持，为了拖延时间，毕加索要求主人带他们重新参观一遍已经看过的绘画作品。勃拉克冷静地接受了他的要求。他们在楼上又过了一个小时，在画室内又过了一个小时。下午四点半时，肉香味消失了。毕加索告辞了。毕加索既怒火冲天，又对他的朋友产生了佩服与欣赏的感情。这次消食性的拜访之后，他把摘下的勃拉克的画重新挂回到了他画室的墙上。
两位画家过去相敬相爱，但是如今成了对手。完全是毕加索天生的嫉妒心理，使这一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同费尔南德·奥利维尔一样，弗朗索瓦兹·吉洛也深深地尝到了毕加索的苦头，因为后来的毕加索对他的情人更加嫉妒，更加漠不关心。据她讲述，勒韦迪出版了一部著作，其中配有毕加索的Сhā图。接着又出版了另一部，其中配有勃拉克的Сhā图。毕加索得知此事后，愤怒到了极点。听说同一个勒韦迪在勃拉克家度过的时间比在他家长，毕加索也十分恼怒。一天，他去勃拉克家，发现数个星期未到他家的勒内·夏尔在那里，他更加怒不可遏！
勃拉克去世后，毕加索送了一幅石印画追悼他，上面写着：“今天，我可以对你说我仍然爱着你。”有些人对此感到吃惊，有人听他说过，“勃拉克企图像塞尚一样画一些苹果，但最终画出来的却是一些土豆!”另一些人回忆起他散布的一些不堪入耳的诽谤，针对其过去的一些朋友——如索尼娅·德劳内。
胡安·格里斯逝世时，毕加索的表现同样令不止一个人感到吃惊。在他们看来，他的眼泪有点儿像鳄鱼的眼泪……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 自我标榜
自我标榜为立体派的画家
有人可能认为我反对立体主义。完全不对：我喜欢一切古怪甚至是平庸的思想，而不喜欢资产阶级傻瓜们淡而无味的作品。
阿尔蒂尔·克拉万
1912年，巴黎的拉博埃蒂画廊展出近200幅被称做立体派的绘画作品。
两年前，参加这次画展的画家们经常在他们的画室聚会，并且成立了金派。他们比较经常聚会的地点是雅克·维龙在普托puteaux，巴黎西城，塞纳河外侧的一个区。的画室。在1911年独立派绘画作品展的第41号厅内，组织了第一个立体派的集体展，参加者有：德劳内、格莱兹、莱歇、梅景琪、雅克·维龙、马塞尔·杜尚、库普卡、毕卡比亚、洛特、塞贡扎克、阿尔西邦科、罗歇·德·拉弗雷纳伊和勒·福柯尼埃。
勃拉克和毕加索均未参加。
他们俩只在卡恩维莱和于德的画廊展出他们的作品。毕加索和勃拉克坚决拒绝同参加上述集体展的人们搀和在一起的做法，表明了他们对那些人的蔑视。他们认为那些人是在一味地追求名利地位。勃拉克把那些人称做“自我标榜为立体主义者”。毕加索的态度更加直接，1911年他在《巴黎报》上毫不犹豫地断言：“根本不存在立体主义。”20年代，毕加索发表过有关黑非洲艺术的谈话。这次谈话具有鲜明的挑衅性，他说：“什么黑非洲艺术？我不知道……”毕加索对立体主义所持的态度，反映出他一方面有标新立异的愿望，另一方面对划分画派及探讨绘画理论感到厌恶。
这其实也是众人无节制地吹捧他的结果。勒韦迪否认塞尚、安格尔和黑非洲艺术对毕加索作品的影响。在大战期间，他发展到同“另外一小画派”的拥护者动手打起来。为此，马克斯·雅各布曾提议将立体主义者们分成两组：勃拉克、格里斯、毕加索和勒韦迪为一派，梅景琪、洛特和他们的朋友为一派。
无条件地支持毕加索的科克托更加绝对：
当人们谈论立体主义的时候，我请大家别看毕加索的作品。如同莎士比亚的一部剧本不能构成莎士比亚著作的全部一样，毕加索的一幅画同样也不能构成立体主义。
［摘自让·科克托1932年的论文《间接批评》］
罗伯特·德斯诺斯对那些自我标榜为立体主义者的画家更加不讲情面，而对毕加索的态度却十分微妙：
当其他许多画家封闭在立体主义枯燥无味的模式中，为终于找到一种可以利用难以辨认来掩盖他们无能的方法时，毕加索却从不知道模式是何物。他只凭自己的感觉创作。
［摘自1984年发表的罗伯特·德斯诺斯的《关于画家》］
勃拉克和毕加索认为金派画家们所做的只是在他们的作品中简单地增加了一些几何形状，而这种机械的增加与他们自己的绘画手法是不协调、不一致的。他们对有些人说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对立体主义有影响之类的闲言碎语完全不予理会（后来哲学家本人否定了这种传言）。有些人企图证明立体主义者们的研究是以各种科学为基础的，甚至还以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的数学家普兰塞经常与“洗衣船”的人来往为证据。勃拉克和毕加索公开嘲笑他们说：如果普兰塞乐意画一些几何图形证明圆规与画笔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也只与金派的那些画家有关，同勃拉克和毕加索无任何关系，第三、第四、第五维的故事丝毫不涉及他们。他们从来不，也从来没有在绘画中借助数学和几何的运算规则。一句话，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立体主义理论。格莱兹、梅景琪、雷纳尔以及其他人耕耘的是完全陌生的土地。
毕加索从来都是铺垫出新路之后便迅速离开。逆流到来时，他早已远离他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勃拉克同他一样。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他向让·波朗透露道：“我早已溜之大吉了。我绝对没有学着他人的样子塑造勃拉克。”
当立体主义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时，新兴艺术的两位奠基人已逃之夭夭，让其他人进行那些唇枪舌剑的无谓争论。马克斯·雅各布尤其与别人不同，他像圣殿的守护神一样，给予来自各方面的诅咒、愤怒和流言蜚语迎头痛击。他为面对立体画不知所措的人们制订了四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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