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阿拉贡爱上了居纳尔海洋运输公司女继承人南希·居纳尔。南希的母亲是英国王宫的常客，这一背景给杜塞服装大师的事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条件。于是，杜塞给阿拉贡的月薪增加了一倍，同时要求他随时向他提供巴黎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何时喜好从事何种娱乐活动等方面的消息。阿拉贡在杜塞手下从事此项工作直至1927年。阿拉贡加入法国共产党之后，由于政治观点各异，就彻底中断了同雅克·杜塞的联系。
再晚些时候，安德烈·布勒东承认服装大师兼收藏家的雅克·杜塞道德高尚。大师在他生活的各个困难时期，都给了他慷慨而且无私的帮助（例如他1921年结婚时，杜塞给他送礼，出钱让新婚夫妇去旅游，而且为他能够养活妻子，还给他增加一倍工资)。但他在赞美其恩人的时候，又有意识地降低调门：
因为我不认为这涉及职业机密，而且我认为在当今社会搞清楚艺术家与业余爱好者之间的关系不无好处。请允许我在此指出，这笔资助款并非完全是为了年轻艺术家们的利益而授予的。
［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
在布勒东讲的故事中，还有更加有损于杜塞形象的内容呢！例如：是布勒东本人劝说收藏家（而并非他本人自愿地）买下在独立派画展上展出的一幅马克斯·恩斯特的油画。这幅画画的是在五个类似的花瓶中Сhā着五束类似的花束，标出的售价为500法郎。但据他说杜塞当时建议说：“请您让画家给我们只画两个花瓶吧，我只出两百法郎。”
据皮埃尔·卡巴纳说，一天，布勒东带领服装大师到他家里去买一幅静物画。画家从衣袋中取出一个卷尺，量过杜塞大师十分渴望得到的那幅画之后，对他的拜访者说：“如果按精确到平方厘米的程度计算的话，这幅画卖4000法郎。”杜塞二话没说就离去了。
又有一天，杜塞对马松的一幅微型画说：“这幅画上缺点什么……”他手捋着胡须嘀咕了好半天，突然似乎有了重大发现似的大声嚷嚷道：“我必须去要求画家在上面加点儿东西……一只鸟！对了！增加一只鸟，这幅画就十全十美了！”
阿拉贡对他的资助人杜塞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在他的剧本《奥雷利安》中，他将杜塞叫夏尔·鲁塞尔，并把他与一个叫贾莫拉（他不是别人，而是毕卡比亚）的画家作比较。人们不难发现，他在小说中描写了后者不少怪癖：热中于社交生活，乐于接待“名赛马师、公爵夫人、文人学者、游手好闲的有钱人、各界美人、象棋手和外出旅游时在大西洋轮船上结识的人”。［摘自1944年出版的路易·阿拉贡的剧本《奥雷利安》］
在同一部戏剧中，作者将前者描写成一位穿着时髦标致的美男子：“梳妆打扮得像只鬈毛狗，穿着考究到引人注目的程度。”该剧中未把另外一个诗人梅内特雷尔（原形是布勒东）描写得那么标致，而是侧重描写他在超现实主义者们制造的一次丑闻中扮演了不受欢迎的角色。这出戏讲述的是一群“不喜欢科克托”的人们如何破坏科克托的一出戏剧演出的故事：在一阵短促的对骂打斗之后，梅内特雷尔（布勒东）鼻子受伤，领带上到处是血；夏尔·鲁塞尔（杜塞）立即带他到了一家酒馆，圆睁着贪婪的眼睛，气愤地对他说：“你是否可以就今晚发生的如此奇特的事件给我的图书馆写篇东西呢？我手里已经有了剧本的手稿，是我向科克托买过来的……我将把你写的东西附在剧本上……”
阿拉贡和布勒东一样，时不时地也对他们本该无限感激的恩人表现出不够尊重。那时，从基斯林、桑德拉斯、安德烈·萨尔蒙、马克斯·雅各布、阿波利奈尔、拉迪盖、科克托到德斯诺斯之间都互相传话，说可以从雅克·杜塞那里得到大量慷慨的资助。于是，他们的大多数人都以极其谦恭的态度给这位先生写卑躬屈膝的信件。
尽管桑德拉斯说是杜塞先派了他的仆人来同他联系的，但这是吹嘘。事实是桑德拉斯于1917年亲自给杜塞写信，为完成他的小说《世界末日》向杜塞要求赞助他500法郎。他还提议以向大师赠送他1912年撰写的《纽约的复活节》一书的手稿作为交换条件。在这之后，他们之间就《高卢僧侣》达成了协议。因此，事实并非像桑德拉斯所说，他们之间只有一笔交易，至少有两笔。而且绝对不是桑德拉斯自己决定交易的条件，甚至在第一笔交易中，他要500法郎，杜塞也只给了150法郎。桑德拉斯在他的《分天》中一直将杜塞称为“老来俏”，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给恩人的信件中对他给予的慷慨帮助感激得五体投地。任何人都没有像他那样活灵活现地描写雅克·杜塞的图书馆：我们看到他陪同老板在装满书籍和信件的一大堆一大堆由书箱组成的迷宫中艰难地跋涉；他在认真地听老头子不停地抱怨收到的东西太多了，最后以十分遗憾的口吻感叹道：“他们还会继续不停地写下去呢！”
其实这是桑德拉斯在感叹，而不是杜塞。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4
服装师与摄影师
同许多法国艺术家一样，俄罗斯的芭蕾舞美得令我吃惊，因此它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保尔·普瓦雷
巴黎时装界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很快，杜塞的霸主地位就被一些更年轻的服装师取代了。杜塞于1924年卖掉了他的时装店。这些年轻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保尔·普瓦雷。他把更加鲜活靓丽的色彩——绿色、红色和蓝色引进了时装，彻底改变了他的前人长期采用的淡紫色和玫瑰红的古板传统。他彻底地让妇女摆脱了紧胸衣的束缚，推出了|乳罩，发展了更加贴身的连衣裙。
曾经拜雅克·杜塞为师，经过雅克·杜塞的培训才出师的保尔·普瓦雷也出钱资助文学艺术事业。其成就也可以与他的前辈媲美，他对法国的文学艺术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保尔·普瓦雷因给雷雅娜制作了一件丝网眼珠罗纱黑色大衣而首次扬名法国时装界。普瓦雷为自己的未婚妻设计了一些服装式样，但其未婚妻却拿着他设计的图纸到另外一个女服装师处制作服装。雅克·杜塞决不原谅保尔·普瓦雷的这种做法，于是普瓦雷彻底离开了他的大师雅克·杜塞。
在自由之后，普瓦雷很快就腾飞起来了。他在圣奥诺雷区购买了一座漂亮的别墅，开始为上层，特别是上层的夫人、女士和太太们制作高档时装。
保尔·普瓦雷对他那个时代的艺术绝非无动于衷。在立体主义作品与芭蕾舞之间，他更热爱芭蕾舞，并且他的艺术创作也受到了芭蕾舞艺术一定的影响。但是，保尔·普瓦雷天生十分自负，爱吹牛，他时刻不忘向人指出他早在巴克斯特先生之前就已经名扬天下了。
在蒙马特尔处于艺术的鼎盛时期时，保尔·普瓦雷就开始经常光顾艺术家们居住的“洗衣船”。正是他鼓动到他那里的漂亮女顾客们到马克斯·雅各布的陋室去。雅各布在陋室内为一些大名鼎鼎的夫人用纸牌算命。而普瓦雷本人呢？他邀请一些衣冠不整的艺术家参加他组织的豪华盛会。他也利用类似的机会，大肆宣传他的理论：时装与其他艺术一样，同样是一种艺术。而阿波利奈尔给予他的回答是：时装如果是艺术的话，也只能是一种低档的艺术。
他们二人在口头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普瓦雷的心中十分不服。
然而，保尔·普瓦雷对马克斯·雅各布备感亲切，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感情。做一切事情、所有的决定：选择什么颜色的领带、什么颜色的袜子，每天的时间如何安排等方面，保尔都征求马克斯的意见。他向马克斯·雅各布建议，在昂坦街的私人公馆上演他编写的戏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就一直在那个公馆内展出。保尔·普瓦雷在自己的周围编织成了这个上层社会网。这给马克斯·雅各布提供了方便，使得在他身无分文、处于绝境的时候，知道该向谁求助。
在他的朋友中，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对保尔·普瓦雷的评价并非十分高。他批评时装师不喜欢他的朋友们，而且在艺术方面表现得过于保守。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有一种现象十分奇怪，他欣赏在“洗衣船”见到的一切，但却未加入立体派：
我对毕加索的探索并不陌生，但我始终把他的那些研究看成是只限于在画室内的练习和一些思想的探索。这些研究和探索既不该超越艺术家的圈子，也本不该走上社会与公众见面。
［摘自保尔·普瓦雷于1930年发表的《用艺术武装时代》］
保尔·普瓦雷的伟大力量来自将各种艺术糅合在一起。
保尔同舞蹈演员伊莎多拉·邓肯关系密切。她的两个孩子去世之后，伊莎多拉·邓肯向普瓦雷透露了她头脑中设想出的一项计划：她希望能有一个男继承人，他应该具有一个天才诗人应该具有的健壮优美的体魄和超群的才智。
“梅特林克！”maurice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法语作家，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普瓦雷惊呼道，因为前一天晚上，他恰好刚刚读过他的一部作品。
伊莎多拉·邓肯立即跑去找到梅特林克，并且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同意和她有个孩子。作家果断地拒绝了，因为他已经结婚，而且那样做会惹出许多的麻烦事。
普瓦雷也想到了马克斯·雅各布，但他未对伊萨多拉说出他的名字。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在同毕加索断绝来往之后，到保尔·普瓦雷的时装店工作过一段时间。她向保尔·莱奥托透露说普瓦雷的商店白天也接待妓汝和嫖客，并且抱怨保尔·普瓦雷对外十分和蔼可亲，而对待自己的员工却十分恶毒。他惟一的长处就是他收藏的先锋派绘画作品的确是巴黎最漂亮的。
一位年轻的美国摄影师十分欣赏他的收藏品。1921年秋天的一天，他手捧装有其摄影作品的纸箱子，来到普瓦雷在昂坦街别墅的正门前。是加布里埃尔·比费-毕卡比亚派他到服装大师家里来的。
一位身穿门卫制服的人站在花园门口，显然是已经等候了很久的门卫。这位摄影师向门卫说出自己的名字。他被带进大门，沿着草坪中开辟出的弯弯曲曲的小道缓慢地边看边向前走去。他见到面前碧绿的草坪上种植有许多藏红花，在花园的中间到处散摆着一些色彩鲜艳的桌子和椅子，好像进了王宫——凡尔赛宫。
来访者登上石头台阶的三级阶梯，看见台阶的两侧摆放着两只青铜母鹿。这是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维苏威火山脚下的庞贝罗马古迹遗址运来的。他从朝内开着的十扇门中的一扇进去，一脚踏上一块栗色地毯，地毯由排列在两侧的许多水晶枝形吊灯照得通亮。地毯的尽头是一级敦实宽厚、经过精心雕刻的石头台阶。
一位年轻侍者带领他乘电梯上了二楼。美国摄影师沿着一道走廊向前走着，两侧是无数的试衣间。在走廊的尽头，他进入一间大厅。大厅的中央耸立着布朗库西雕刻的一座雕像。一些夫人太太们正在那里唧唧喳喳地对一个人体模型穿着的一件新连衣裙评头论足。
摄影师走到一位传令员身边，向他说明他与普瓦雷先生有约会，问如何才能见到他。对方回答说：“请跟我来。”
他们穿过一个又一个大厅，走过一道又一道走廊，慢慢地终于到了一间办公室的门前。而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请注意！危险！
在敲门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仔细考虑好：
“是必须打扰他吗？”
在让人通报之后，美国摄影师被带进一个房间。一位男子站在那里，他身穿金丝雀黄|色衬衣和条纹裤子，蓄着尖细胡须，头顶稀稀拉拉地已经没有多少头发了。美国摄影师将手捧的纸箱子放在办公桌上。服装师打开箱子，仔细地看了一遍后，对客人说：
“好吧。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你拍摄过时装照片吗？”
“从来没有，但我很愿意试试。只是我没有摄影棚。”
“谁和我工作，都是在我这里干。”普瓦雷把手一挥，指着他的办公室、所有的花园以及远处的第二座别墅，冷冰冰地回答说。
“摄影师就必须在现场工作……你有所需要的器材设备吗？”
“我缺一间暗室。”
“我们将借给你一间用。”
摄影师被允许在他们下班之后，拍摄一些人体模型的照片。
他在别人下班之后，返回来拍摄了一些照片。接着回到他在巴黎住的一家黑咕隆咚的旅馆里，把那些照片冲洗出来，立即送去给普瓦雷看。
服装师惊叹道：“太漂亮了！”
美国摄影师抓住这个时机，大胆地问：
“您付我多少钱？”
听了这话，普瓦雷惊讶地做了个鬼脸，回答道：
“我从来不付摄影师钱！……这是画报社的事情！”
“可我是刚到法国，不认识任何人啊！”摄影师的话几乎是呼喊出口的。
此时，普瓦雷也表现得相当慷慨。他买了这位美国人的几张照片，付给他200法郎。
当时他的财富已经开始枯竭，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全部耗尽。他其实是银行、税务官员和“社会主义威胁”的受害者。20年代中期，普瓦雷帝国彻底崩溃，他只好离开巴黎，到巴黎远郊区的一所小房子里过起了隐士的生活。他整日抱怨周围的一切，甚至整个地球，并且考虑将他的情况上告到世界人权联盟。最后由于担心“这个机构沾上共济思想，也失去了独立性”而放弃。
普瓦雷一直保留着一个朋友，即他的医生。一天，这位医生来找美国摄影师，要求他陪同他到保尔·普瓦雷家里去一趟。处在绝望之中的时装大师写的一部回忆录即将发表，急需一张照片。
为表示对他给过200法郎的慷慨举动的感谢，摄影师不辞劳苦，甘愿为他跑一趟。普瓦雷盛情地接待了他。把他仅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招待摄影师。他们一起吃，一起喝，一起去散步。他们天黑回来的时候，由于他房间的灯光过暗，已经无法拍照。他们只好抱着无限的遗憾分手。
几天之后，曾经充当他们中间人的医生来到美国摄影师家。摄影师猛然发现医生和处于鼎盛时期的普瓦雷有某些相似之处。他随便玩儿着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
当二十年之后，经过多年的积怨和极端偏执心态的折磨而瘫痪在床的普瓦雷去世时，一家周刊杂志问这位摄影师，在他的档案中能否找到死者的一张照片。摄影师将医生的那张照片寄给了这家杂志社。于是医生的照片被刊登出来，成了一篇描写保尔·普瓦雷——他的生平、他的成就的文章的Сhā图。除了美国摄影师和医生之外，没有任何人发现其中的奥妙。
人们始终未能得知那位医生的尊姓大名。而那位摄影师呢？他从1921年夏天起一直居住在法国巴黎的蒙巴那斯，他名叫曼·雷。
没有戴帽子的女人
曼·雷与没有戴帽子的女人
我结识了一个摄影技术高超的美国人……他对我说：“基基，请你别这样看着我！你的目光使我心慌意乱！”
基基
在保尔·普瓦雷家里拍摄了人体模型的那一天，曼·雷回到旅馆他那间陋室之后，立即关闭小小房间的所有窗帘，打开一盏无光化性红灯，着手冲洗底片。他当时手头的原材料少得可怜，只有必不可少的少许化学药剂、两个盆、一些相纸和小用具。
他将相纸浸泡在显影液中。由于粗心大意，衣角一带，一张未感光的相纸滑进了盆里的药剂中。他把那张相纸从盆中取出，无意识地在上面放了一个玻璃漏斗，接着他开了灯。他惊奇地发现，出现了一种奇迹：
在我的眼前，逐渐地显现出了一个图像。此图像不仅仅是周围物体的一个单纯的轮廓：周围物体通过漏斗上与相纸接触的或不接触的各个玻璃面的折射投射到相纸上形成的图像完全变形了，直接对着光线的部分从黑色背景上凸现出来，酷似一座浮雕。
［摘自1986年出版的曼·雷的作品《自动成像》］
曼·雷当时立即将在普瓦雷家里拍摄的照片丢在一边。随便抓起在他手边的任何一件物品：钥匙、手帕、铅笔和线，把它们摆放在经过显影液浸泡甚至未经过显影液浸泡过的相纸上，然后将这一切放在灯光下。他把经过这样处理的相纸冲洗出来，晾干。
第二天，他将这些实验的成果挂在卧室的墙上。同一天晚上，特里斯坦·查拉（他是一年前来到巴黎的）来敲他的门。曼·雷开门让他进来，给他看前夜的劳动成果。年轻的罗马尼亚人立即兴奋极了。他们两位立即动手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大量的物品摆放在相纸上，用灯光照，冲洗，再照，再冲洗，如此轮番地重复着，一直折腾到大半夜。折线照相术就这样诞生了。这一技术的发现使得无相机摄像成为可能。一年之后，曼·雷发表了他的首部折线摄影影集《美妙的画面》，特里斯坦·查拉为该影集题了词。
曼·雷的父亲是一位犹太人，其职业是裁缝。从事摄影之前，曼·雷曾经是画家。他上过费雷尔课。之所以用教育家的名字命名一种课，是因为这种课是由无政府主义事业的支持者创造的，而毕加索一直十分敬仰的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为这一事业牺牲了生命。曼·雷来巴黎之前，也经常去新纽约州先锋派艺术家们活动的地方。他最早去的是位于五号大街291号的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画廊。他正是在这个画廊结识了弗朗西斯·毕卡比亚和马塞尔·杜尚，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曼·雷自己拥有一部照相机，用来拍摄自己的作品。天长日久的拍摄实践使得他发现了复制黑白照片的丰富技巧，最后他发展到“毁掉原版，只保留复制品”［摘自国家照相技术中心档案《曼·雷》部分］。不久之后，他就认为“绘画只是一种过时了的表现手段”［摘自曼·雷的《自动成像》］，迟早会有一天不可避免地被照相取代。后来在其他的场合，他多次表达过他的这一观点。
在纽约，他到处寻找模特儿，不仅仅是为了创作绘画作品，同时也为了创作摄影作品。一天，他在一家酒吧结识了女雕塑家贝尼丝·艾博特bereniceabbott，在巴黎，她为曼·雷当了三年助手。，并且为她拍摄了一张照片。曼·雷的《为雕塑家》这一幅摄影作品获得了摄影奖，那也是曼·雷获得的第一个摄影奖。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曼·雷为不少人拍摄了照片：埃德加·瓦莱兹edgarvarèse，法国作曲家。、马塞尔·杜尚、作家德朱纳·巴恩斯和米娜·洛伊等人。
马塞尔·杜尚第一个离开纽约返回巴黎。曼·雷在凑够旅途费用之后，将他的油画作品和一些达达派东西装在一个木箱子里，带着它登上横跨大西洋的渡轮，紧随他的朋友杜尚之后，也来到了巴黎。杜尚为他在巴黎帕西区的一家旅馆租了一个房间。后来特里斯坦·查拉也下榻在了那家旅馆。这样一来，曼·雷就与巴黎的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者们有了频繁的接触，并且同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苏波、德斯诺斯以及其他一些超现实主义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有一天，苏波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为曼·雷从纽约带来的摄影作品组织一次摄影展。在为这次摄影展印发的宣传材料中，达达派介绍曼·雷是一位煤炭商人兼口香糖大王，而且是非常擅长摄影的大富翁。人们不认同拥有这些头衔的摄影师，那次展览未卖出任何作品。于是曼·雷改变策略，开始拍摄毕卡比亚的油画，接着拍摄科克托等一些名人的绘画作品。于是，他立即就名扬四海了。
曼·雷在1921年遇见一位年轻女子。她成为他的第一位摄影模特儿。她甚至在后来的许多年内，给蒙巴那斯的整个艺术界带来了重大的启迪与灵感。当时摄影师曼·雷在俄罗斯人玛丽·瓦西里耶夫的陪同下，正在瓦万街多姆和罗童德酒馆旁边的一家酒馆闲聊。酒馆里人很多，十分拥挤。大战之后该酒馆的常客基本上全都来了：生活不十分拮据的画家、美国作家、瑞典舞蹈家、大批的模特儿、波兰人、日本人、俄罗斯人、科克托、从美国回来的朱勒·帕森、一个印第安人头上Сhā着五颜六色的羽毛装扮成牧童、一位鼻子上挂个窗帘圈的保加利亚哑巴，还有一些人化了装，男人赤脚、女人祼露，都准备着要跳舞。远处的一张桌子旁，两位浓妆艳抹、珠光宝气的女子在大声地喧哗。其中一人就是基基，她正在为酒馆服务生以她没有戴帽子为由拒绝为她服务而气愤得暴跳如雷。那位服务生态度温和，但非常坚决与果断。她争辩说酒馆不是教堂，谁想来就来，无论谁来，都应该服务。她接着说：“给我上一杯草莓葡萄酒，给我的朋友也上一杯。”服务生退让了，去叫来了老板。
老板说：“没有戴帽子，就有可能搞混。”
“跟谁搞混，同美国女人吗？”
美国女人都有权进酒馆，不戴帽子也可以进。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不戴帽子，人们有可能认为你是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表子！”
基基一听，气愤得蹦了起来。一只脚（赤脚）踩在椅子上，另一只踩在桌子上，用一种他人无法模仿的嘲笑口吻、既尖又高的嗓门大声地辩解说她出生于法国的勃艮第省，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她是私生子，富有魅力，但她从来不拿自己的魅力卖钱花。接着，她发誓无论她还是她的朋友，永远不再来这家酒馆。说完，跳下桌子，边用手甩掉周围布置的布帘，边嘴里气哼哼地嚷嚷着：“没有帽子，没有鞋子，也没有裤子！”边朝酒馆外走去。
此时，曼·雷向服务生方向伸出一只手，玛丽·瓦西里耶夫叫两位女子留步。曼·雷说：“请给两位小姐上两杯酒。”
“请到我们这里来坐吧。”玛丽对那两位女子说。
基基顺从地坐在他们的旁边。
“她们是同你们一起的？”服务生问。
“是的。”曼·雷回答说。
“因为我无权为单独的女人服务。”
“……除非她们戴着帽子。”基基纠正他说。
接下来的就是他们几个时不时地碰碰杯，不紧不慢地喝着，聊着。在这家酒馆喝完，又到另一家酒馆。接着又去了一家餐馆吃饭。在餐桌上，他们接着开怀痛饮。
“你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啊！”醉醺醺的玛丽和基基歇斯底里地大声嚷嚷道。
“咱们的美国朋友是个大富翁！大富翁！”
接下来，他们去了电影院，正在上演的影片是《茶花女》。
两位女子坐在大富翁的两侧。基基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痴迷得像个孩子。而曼·雷却在寻找她的手。他找到了，并且紧紧地抓住它。而她却没有任何反应，但也没有抽走她的手。
离开电影院时，曼·雷对基基说非常希望能够为她画像，但因为由于心情十分慌乱，可能画不好。她回答说：她已经习惯了，所有为她画像的画家，第一次都出于同样的心理状态。
“那么，我向你提个别的建议。让我为你照相吧。”
“这可绝对不行。”基基喊道。
然而，第二天，她自己来到了曼·雷住的旅馆，径直地上了他的房间，并且进门就将衣服脱得精光：她要求他为她拍摄祼体照。
曼·雷拍了几张之后，他们下楼一起去了酒馆。他要求基基再来，再拍一次，顺便可以看看第一次拍照的效果如何。第二天，她又来了。他们一起看了前一天的工作成果。接着，曼·雷准备相机，基基脱衣。他坐在床上不动，而她向他扑去。他抓住她的手，她将双唇向他伸去。从此之后，他们俩在一起厮守了六年，从未分开。
雪中天使——瑶基
他只画妇女和猫，几乎不画其他任何东西：瞧，他自己的情妇即将像一个漂亮的乖孩子似的从舞台上款步走来，动作舒缓而富有节奏感，目光空泛，似看非看。
罗歇·瓦扬
正当基基与曼·雷相爱之后首次沉浸在幸福的熟睡之中，一个20来岁的年轻姑娘推开门，进了她在卡尔迪内街单独居住的公寓套房。她圆圆的脸蛋，胖乎乎的身材，栗色头发，黑色的眼睛。三年前父母双亡，她成了孤儿，但父母留下的遗产足够她生活所需，因此她不工作。她名叫露西·巴杜尔。
露西·巴杜尔把刚刚买来的一大包书放在一张桌子上，进到浴室，仔细地去掉口红和脂粉。卸妆之后，抱起那一堆书，进了卧室。一只浑身红棕色毛的小猫跟着她也进了卧室。姑娘钻进被窝，从那些书中顺手挑选了一本题目令她感兴趣的书《坐着的女人》，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在阅读那本书之前，她既不了解书的作者——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也不知道他在书中描写的那个区——蒙巴那斯。读完之后，她觉得那里的酒吧棒极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那么自由自在，那里的气氛与露西·巴杜尔所熟悉的气氛截然不同。她顿时产生了一种无法克制的激|情与渴望。
她跳下床，穿上衣服，重新化了妆，抱着她的小猫，离开卡尔迪内街，方向：地铁站。
她在蒙巴那斯站下了地铁，出了站。沿着一条林阴大道径直地朝阿波利奈尔描写的那个不可思议的酒馆——罗童德走去。酒馆里的人爆满，无论是一层还是二层，同样的座无虚席。她彻底失望了，正打算撤退的时候，一帮西班牙人离去，空出了一个位子。她赶紧坐下，好奇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她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过如此热闹的场面，那些不断地进进出出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默契、融洽。看得出来，他们都是这里的常客，相互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露西看呆了，陶醉了，对眼前的一切着迷了。
她一直在那里泡到深夜才回家。第二天，她毫不犹豫地又来到了罗童德。这一次，大厅里的人比前一天稍微少了点儿，不只是能看到人们的影子，也能够看到一个个人的脸面了。
例如，刚刚进门的那个人。一位亚洲人，他是一个人进来的，额头上有一撮刘海儿，戴一副玳瑁眼镜，齐臀部的外衣上系着一条布腰带，红白格子的棉布衬衣的下摆从外衣下方伸出。露西透过面纱，仔细地观察着这个人。她心里十分清楚她被那个不认识的人征服了，因为她刚才一看见他，就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传遍了全身。然而，那个人转身走了。姑娘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她向服务生喊了一声，要求给她上一杯饮料，接着要了第二杯、第三杯……一直喝过第六杯，她才有了足够的勇气向别人打听使得她神魂颠倒、不知所措的那个人是谁。她站起身，站到酒馆大厅的中央，问是否有人认识刚才离开的那个日本人。一位她不认识的人站起来，回答说：“请你跟我来。”
此人是位画家。他带领着姑娘到了他家。只用了一会儿工夫，他就用炭笔描画出了那位亚洲人的一幅肖像。
“是他吗？”
“是的。”露西回答。
画家卷起他的画，递给她后，说：
“他的名字叫藤田。你想认识他吗？”
“那当然！请您把我的地址给他。”露西请求道。
接着她写了张字条交给画家，就回家了。她把藤田的那张画像挂在墙上。寸步不离地在家等待了一个星期，然而，她一直未见到藤田的影子。露西耐不住了，再次去了蒙巴那斯。画过日本人画像的那位画家带领她去了藤田画室的所在地——德朗布街5号。藤田见到露西后，赠送给她一把日本扇子，并且约定当天晚上在罗童德酒馆约会。
露西如时赴约。他们两人在一起吃完晚饭后，他把她带回自己的住处。他们整整三天闭门未出。第四天，他们返回罗童德时，露西已经不叫露西了。藤田给了她一个日本名字“瑶基”，意思是“玫瑰雪”（一直到1931年她投入罗伯特·德斯诺斯的怀抱之后，露西仍然保留着瑶基这个昵称）。
她与藤田一起的生活如何呢？可以称做一场噩梦，这是明摆着的。因为藤田的合法妻子是费尔南德。尽管很久以前就已经跟着他人远走高飞，但她仍然不会轻而易举地放弃阵地，给她让位。当藤田在独立派画展上展出《雪中天使——瑶基》时，费尔南德来到展览会上公开向他丈夫的情人挑衅，肆无忌惮地恶毒攻击露西。
20年代的蒙巴那斯是声光的世界。大批大批的朋友在那里相聚，经常是有二三十人，有时两三倍，甚至更多。大家在一起喝呀、唱呀、跳呀，吟诗作画，谈古论今，热闹非凡。
不同的人请客，来宾的数量不同，阶层也各异。
博蒙伯爵在他迪罗克街的私人公馆请客时，所有的接待室、走廊里和楼梯上都挤满了人，楼上楼下都成了舞厅。来宾大多数都是化装后，戴着面具而来，瑶基经常认不出他们：马尔古希化装成农民、凡·东根成了海王星、基斯林装扮为南方妓汝……妇女带着鸭舌帽，胸前系着军官的条形佩带；男人们头戴假发，有的化装成白面小丑或者斗牛士，有的穿海军服化装成军人。乔装打扮大王藤田，常常穿着日本袍子来。一天晚上，人们看见他化装成搬运工，全身祼露，背上背着一个笼子，一个女人坐在笼子里。他时而佩戴许多环形饰物，时而戴些硕大的耳环，头上或者包布，或者戴折叠式的高顶礼帽。大家开怀地大笑呀，大杯大杯地喝呀，时而同这个、时而同那个结伴，潇洒地跳呀，无忧无虑，痛快淋漓。
如果不在迪罗克街，就是在瓦托在朱尔-夏普兰街的家。那里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领地。他们每年起码组织一次规模宏大的舞会。每当有这样的舞会，几乎整个蒙巴那斯都参加。类似的舞会在蒙巴那斯经常有，即使这里没有，其他地方也有。人们选择一些工场作坊布置成为舞厅，画家们负责这些场所的装饰，并且在大街上张贴广告，扩大宣传。俄罗斯艺术家联合会经常将他们在比里耶的会所让给艺术家友好救济会（a.a.a.——aideamicaleauxartistes），为贫困艺术家组织晚会。人们也参加一种名叫四“z”艺术的舞会。参加者从美术馆院子开始，到深夜，甚至凌晨，在协和广场或者卢森堡公园结束，并在那里举行结束仪式。每逢周末，喜欢热闹的人们选择星期六或星期天中的一天，有时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聚集在“黑色舞厅”参加舞会。成群结队的人——许多黑人、混血儿、从殖民地回来的大量士兵和越来越多的诗人和画家，疯狂地跳着“比尼纳”（一种起源于安的列斯群岛的舞蹈），尽情地演奏着大锣鼓和单簧管，开怀痛饮潘趣酒和朗姆酒。他们边唱边跳，边喝边叫。
有时候，他们也去蒙马特尔区的红磨坊或蓬皮埃舞厅跳舞，舞毕，到附近比较安静点儿的地方休息消遣。
瑶基和藤田有时到蒙巴那斯大街和第一香槟大街交会处的变色龙餐厅歇歇脚。从前，那里白天空无一人，他们常到那里吃点酸白菜，其价钱不比意大利面条贵多少；一些流动小商贩在那里向少得可怜的顾客兜售一些类似床垫子或丝袜的小商品。自从雕塑家亚历山大·梅瑟罗决定投资这家老酒馆起，变色龙餐厅被改造成为蒙巴那斯的开门大学。赋予它新的生机之后，那里从早到晚始终是顾客盈门，一派繁荣景象，晚上尤其繁华。天一黑，来自各个国家、讲着各种不同语言的画家和诗人都聚集在这里，有的吟诗，有的作画，有的开报告会，有的将他们自己的作品编成话剧、戏剧现场表演，好不热闹。每个星期天，他们大批地来观看幽默生动的节目。一些上流社会的人物时而也来，例如科克托和诺瓦耶伯爵夫人essemathieudenoailles（1876—1933），新浪漫派诗人……
这位夫人长期以来一直十分仰慕藤田，与其说她是欣赏他绘画作品的高超技术，还不如说令她更加佩服的是这位日本人始终不放弃上流社会公主太太们这块阵地的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他已经为克莱蒙-托内尔伯爵夫人、加奈伯爵夫人和蒙特贝罗伯爵夫人画过肖像，为何不能为诺瓦耶伯爵夫人也画一幅呢？
当瑶基和藤田在蒙巴那斯过着他们相处中最温馨时期的时候，诺瓦耶伯爵夫人恰巧和他们是邻居。第一次为她画像时，是劳她的大驾，请她来到藤田的画室进行的。
诺瓦耶伯爵夫人身材小巧玲珑，却佩戴着一条硕大的项链，因为此项链可以帮助她时刻保持身体的挺直。她不大欣赏从前给她画过像的画家们，理由是因为她只欣赏自己，而且欣赏自己的各个方面，尤其对她坚持诗歌创作的精神十分满意。她不仅是优秀的诗人，而且眉清目秀、天生丽质、目光明亮，宽阔的额头上表现出四处横溢的精明与才智，浑身上下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她那天使般的肢体需要精心保护。有时她对藤田说：“我的好富士达呀，您应该理解我，当我需要安卧在床，让我的肌肉、胫骨和思想得到休息的时候，就必须劳驾您来我家为我画像了。”
在此情形下，忠心耿耿的藤田就乖乖地从侧门进到她家，因为看门人不想让衣帽不整洁的小日本到诺瓦耶伯爵夫人这样有身份、有地位并且十分富有的人家来。诺瓦耶伯爵夫人懒洋洋地靠在真丝绸缎铺盖的床上，身穿在普瓦雷那里订做的连衣裙，正等着他呢。她的身体在明暗交界处不停地扭动着，而且唧唧喳喳、没完没了地说着，藤田一声不响地画着。他画了很久很久，当最终结束之后，诺瓦耶夫人一看，火了：从画像上丝毫看不到她光彩照人的容貌、深邃的思想以及优秀的品格。然而，画已经完成，没有任何挽救的办法，只能这样了。于是，画家签上他的大名，扬长而去。
同藤田一起的生活像是一场梦，因为他的职业本身就是在一场梦幻中翱翔。自从1922年谢龙展出藤田的水彩画作品的那一天起，这位日本人就应人们的一再要求，去过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也去了美国。他的绘画作品销路十分广，售价也十分昂贵。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他便成为蒙巴那斯的绘画界首屈一指的富翁。在纪念露西成为他的未婚妻二十一年之际（她不久将要成为他的妻子了），他决定为她更换一个司机。因为在这之前，她一直有一辆固定的出租车供她使用。无论她去餐馆就餐或者到夜总会消遣，那辆出租车总在门前等候着她。
藤田赠送给他的心上人的礼物是一辆过去的画家们做梦都奢望得到的汽车。那不是一辆普通的汽车，而是一辆黄|色巴洛特，散热器的盖上加印有罗丹字样。为她开车的专职司机是若泽·拉若——晋升为专职司机的巴斯克赛车冠军。
藤田不再亲自动手写信，而是向他的打字员秘书口授。他向该秘书赠送了一件水貂皮大衣，也只是他长年累月积累的财富中的沧海之一滴而已。
藤田无处不在，他时而在圣特罗佩，时而在戛纳的夸塞特码头，时而又到了波尔多附近的多维尔海上滑水。从1927年起，藤田和瑶基住在巴黎蒙苏里公园街3号。那座房子的结构为：底层，上面三层，另加一个大平台。他向朋友们凑了一些家具。一位年轻作家卖给了他一块地毯、几把椅子和一个古香古色的美国吧台。他的名字叫乔治·西姆农。他也经常参加藤田组织的晚会，也常去多姆和罗童德酒馆消磨时间，常常一直泡到受不了那里的烟熏和酒呛之时，才回到塞纳河右岸布瓦西-当格拉街28号的住处。让·科克托也住在那里。由于实现了莫里斯·萨克斯的预言，让·科克托成为最出色的活动家。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5
鸡尾酒（科克托）
cocktail，词意为“鸡尾酒”，其复数形式为cockteaux，与科克托名字的发音相同。——译注
……拉迪盖，戴着单片眼镜，时常心不在焉，甚至自命不凡，自以为他就是上帝塑造的神童……
皮埃尔·布拉瑟尔
1922年1月10日起，科克托在路易·穆瓦泽的“屋顶牛”酒吧郑重其事地工作起来了。他同他的那帮人都投入了资金。他那帮人把巴黎几乎所有追逐时髦的人全部集中在那里：“六人团”、佳吉列夫、科科·沙内尔以及其他几个人。仅仅这些人就足以把这个地方变成前进中的先锋派在塞纳河右岸的活动中心。
科克托手持火炬，维内和杜塞弹钢琴，威廉负责打击乐器。没有人听他们的演奏，人们来此的目的是露面、喝酒，并且欣赏毕卡比亚的《卡可基酸眼》。这幅画在独立派画展时被拒绝参展，后被穆瓦泽买下。毕卡比亚在画中表现的是正在接受用卡可基酸治疗其炎症的一只眼睛（在此暗示特里斯坦·查拉的一种退热镇痛药“安替比林”）。他要求他的朋友们在上面签名，并且可以写几个字：
伊莎多拉全心地爱着毕卡比亚（邓肯），我觉得他十分酷（特里斯坦·查拉），我没有什么可以对您说的（乔治·奥里克），我从1892年起就叫达达（达吕斯·米约），我喜欢沙拉（弗朗西斯·普朗克），令人忧伤的荣誉（让·科克托，还贴上自己的照片）……
最初几次闯荡蒙巴那斯之后，科克托就在那里闯出了自己的道路。于是，他就成为一切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诗词《索福克舞蹈》的年轻作者（1917年创作该诗时，年仅25岁）具有常人少有的策略意识。在用他的战略目光看透了世上的这些人之后，他似乎在躲避而离开了他们。当他返回来见他们的时候，带来了丰盛的礼品。他的礼物令这些人对他产生了一种盲目的崇拜，而且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从那以后，他就彻底地征服了这些人。
［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蒙巴那斯》］
萨尔蒙的用词也许夸张一些，但他说得十分正确。科克托来到巴黎的艺术界十来年之后，他就在那里有了立足之地，而且站稳了脚跟。从那之后，在社交活动中人们常常见到他那装饰有花边的服饰。他不仅被社交界接纳了，而且人们还在追求他，力图想得到他。人们也十分理解这一现象，因为他是那么出色，他也十分需要得到人们的爱！的确如此。
另外，在青年一代的眼里，科克托的头上有一个灿烂的光环，他成了年轻人追逐的偶像。当有人建议年轻的皮埃尔·布拉瑟尔去认识一下科克托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后来他写道：“结识科克托是1923年所有男孩子的愿望。”［摘自皮埃尔·布拉瑟尔的《我杂乱无章的生活》］
于是，这位未来的戏剧演员皮埃尔·布拉瑟尔来到安茹街，见到了“我们大家十分崇拜的那位瘦高个儿”。年轻人着迷了，特别是对诗人的那双手：“他不仅用它们拿画笔绘画，用它们拿鹅毛笔写字，甚至还挥动着那两只手向人问好，用手势来加强他说话的语气。他的那两只手简直可以顶四只用。总之，一句话，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双秀美而灵巧的手！”
主人（让·科克托）带领客人参观他的整所房子，一直把他带到浴室。在那里，他一边刮胡须，一边不停地同客人聊天。
他说话时经常将词汇颠倒使用，意思前后矛盾，构成的句子酷似字谜……读起来像崩豆子，连续不断地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随便添加一个词，就可以构成一句富有韵味的笑话；省略一个词，就可以将他美妙的思想变成一幅优美景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在这个家伙的头脑中，类似的组词技艺数不胜数，层出不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科克托第二次带领布拉瑟尔到他的卧室时，客人看到房间四壁墙上写满了电话号码。
另外一个来访者是时任《巴黎报》记者的乔治·夏朗索尔。到他的住处拜访让·科克托，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门厅的豪华。正对着大门高高悬挂着由雅克-埃米尔·布朗什为房子的主人创作的肖像，然而他的卧室却出奇的简陋。由于布拉瑟尔当时的年龄还过小，未能作出如此细腻的比较。而且由于他刚一进门，就看见从床下冒出来一个巨人。此人满脸皱纹，嘴巴上黏黏糊糊，也许是鸦片。他们二人可能已经为此消磨数小时之久了……
科克托指着那个迷迷糊糊的人说：“瞧，这就是我在夜里生的孩子：约瑟夫·凯塞尔。”［摘自皮埃尔·布拉瑟尔的《我杂乱无章的生活》］
约瑟夫·凯塞尔。
这一切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自然会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屋顶牛”酒吧开张的那一天，毕加索和玛丽·洛朗森一起闲聊着，布朗库西和他从前在科克托的陪伴下认识的一个年轻人闲聊着。这个年轻人的长相并非十分帅气，皮肤白净，小小的近视眼毫无神气，而且头发蓬乱。他不停地在卷着烟卷，烟丝撒得到处都是。他从衣服口袋中取出一副打碎的眼镜，把它像单片眼镜似的贴在一只眼睛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德烈·萨尔蒙介绍这位年轻人进入了科克托帮。当时科克托正在撰写《强硬派》一书。1917年，他和他的一位当画家的老朋友联系，希望他推荐一些可以作为书的首页Сhā图的素描画（萨尔蒙已经以这种方式帮助过藤田）。他的这位老朋友接受了他的建议，每星期向他提供两幅画。因为他住得距离萨尔蒙较远，于是他把送画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他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孩子，年仅14岁，经常穿着短裤。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儿：他头戴鸭舌帽，额头上留着一缕浓重的刘海儿，刘海儿的阴影后有一双仍然充满着稚气目光的眼睛。但是他的目光中透着大人的智慧，而且可以看得出他长大后的性格将会是严厉而冷酷的。
［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无限的怀念》］
他的名字？
雷蒙·拉迪盖。
雷蒙·拉迪盖每个星期两次送他父亲的画到安德烈·萨尔蒙的家。来过几次之后，一天，他张嘴同安德烈·萨尔蒙说话了：
“您知道吗？我也画画呢！”
萨尔蒙不答腔。
“我给您看看我的画怎么样？”
男孩子打开放着他父亲绘画作品的画夹子，取出了他自己作的画。记者兼编辑萨尔蒙惊讶得目瞪口呆。
“怎么样？”
安德烈·萨尔蒙一时语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些画或许也能对您有用，或许有一天您可以把它们发表……”
因为画得还不赖，萨尔蒙接受了。即使画得不好，他也会要的，因为这个小孩子需要钱。但有一个条件，孩子必须换个签名，不能签其父亲的名。
“这没有任何问题。”雷蒙·拉迪盖迫不及待地回答说。
编辑吃惊地看着他抓起一枝笔，快速地以“rajki”为名字画了押。
一个星期过去了。雷蒙·拉迪盖再次来的时候，拿出他父亲的画之后，也拿出他自己的。而且接着说：“上次我没有对您讲，我还写诗呢。”随手拿出了他写的诗。
“这你应该去找马克斯·雅各布。”安德烈·萨尔蒙建议道。
第二天，雷蒙·拉迪盖给马克斯·雅各布打电话。接着，他又来问萨尔蒙是否可以帮助他，他希望当记者。于是，萨尔蒙介绍他去见莱昂斯·罗森伯格，让他参加了为纪念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而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他朗诵了一首诗，令出席这次朗诵会的科克托十分感动。他立即喜欢上了这位年轻人。马克斯·雅各布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屋顶牛”酒吧开张的那天晚上，布朗库西觉得在酒吧里无所事事，就邀请雷蒙·拉迪盖去散步。他们朝蒙巴那斯的方向溜达着。拂晓来临时，雕塑家突发奇想，提议他们去乘火车。
“好吧。可是咱们去哪里呢？”
“去南方。”
他们二人去了火车站，登上来到面前的第一列火车。然而它是开往西部的布列塔尼的。从那里他们又换车，次日晚上到达马赛。直至那时，他们身上穿的仍然是参加酒吧开张时的礼服：燕尾服。
他们觉得马赛气氛沉闷凄凉，接着去了尼斯；又嫌尼斯荒凉毫无生气，他们又去了阿雅克修（科西嘉岛拿破仑的家乡）。他们嫌阿雅克修没有女人，于是开始参观这个岛。他们嫌该岛太小，十一天之后，返回巴黎。让·雨果在他的《回忆》中写道：“从南方回来后，布朗库西径直地把拉迪盖送往‘屋顶牛’酒吧，走了之后，就再没有回来。”
同皮埃尔·布拉瑟尔一样，保尔·莫朗paulmorand（1888—1976），法国作家和外交家。第一次在保尔·普瓦雷家组织的化装舞会上遇见雷蒙·拉迪盖时，就断言他是一个沉默寡言、高傲自大、自命不凡的人。被他迷恋并且爱上了他的科克托在后来写的文章中，与其说是在批评对方，还不如说是在作自我批评：
如果他当时有个计划，如果他能实施一个长期规划的话，他也许早就已经将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了。并且能够一步一步地使它们获得成功，让他在文艺界名声大振。
［摘自让·科克多的《生活的不易》］
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吗？科克托没有帮助他吗？
当雷蒙·拉迪盖开始写他在大战期间同一位比他年长的女人（玛尔特）来往的故事时，诗人科克托介入了。介入到什么程度，无人知晓。或许仅仅如同他自己说得那样，只是为了克服他懒惰的毛病，他把雷蒙关在卧室内不许他外出。但是科克托去格拉塞出版社读过那部作品的样稿，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出版社的贝尔纳·格拉塞立即就明白了科克托充当的角色：一个青年作家，乃至整个巴黎文学艺术界和社交界的介绍人与保护人。
当雷蒙·拉迪盖的《魔鬼缠身》于1923年3月出版的时候，科克托长期采取的策略见效了。那个时代，各家报纸杂志争先恐后地抢登广告，朋友们也在报纸上为该作品登广告（尤其是科克托在《法国新杂志》上刊登广告）。结果是两个星期内售出50000册。“小孩子”（科克托这样称呼雷蒙·拉迪塞）该高兴了。
雷蒙·拉迪塞的确十分高兴。他为胜利而疯狂地饮酒，并且很快学会了吸鸦片，开始为所欲为。他完全不顾《魔鬼缠身》中的主人公玛尔特。玛尔特为他的行为痛苦万分，经常哭着到出版社编辑部找他；曾经疯狂地爱过莫迪利阿尼的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在布朗库西家中遇见雷蒙·拉迪盖之后，也同样疯狂地爱上了这个小男孩儿。此时，她也为雷蒙的败落而痛心；让·科克托的心情也不比他们二人轻松。他为雷蒙的颓废而一蹶不振，甚至发展到拒绝接受雷蒙·拉迪盖带回的布罗尼娅·佩勒米泰。这是一个祖籍波兰的年轻模特儿。蒙巴那斯的艺术家们都希望请她做他们创作的模特儿。尼尔斯·达代尔和基斯林都为她画过肖像。一天，她穿着服装大师普瓦雷做的连衣裙到“屋顶牛”酒吧，雷蒙·拉迪盖就把她带回到他居住的旅馆。
两位年轻人说他们想结婚，整天躲在特尔农街的福尧特旅馆里不出门。他们千方百计地躲避一个人——科克托。不久，一些爱搬弄是非的嚼舌者给科克托起了个外号“屋顶鳏夫”在此用“屋顶鳏夫”代替“屋顶牛”，因为法语中的“牛”是boeuf，而“鳏夫”是veuf，两个词中元音发音相同。意思是掌管“屋顶牛”酒吧的科克托失去了他心爱的雷蒙·拉迪盖，成了鳏夫。——译注。许多专栏作家在他们撰写的文章中，将科克托的名字cocteau一词变成单数，成了cocktail，于是科克托就这样被他们叫成了“cocktail——鸡尾酒”。
当时，蒙巴那斯的艺术家们到处组织晚会、舞会、演出等各类活动。刚在这里喝过，又接着到别处去喝；大批的美国人也为能够生活在这个自由而美丽的城市而不断地碰杯庆贺；巴黎，无论是塞纳河的左岸还是右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了一口锅，一口沸腾着的大锅。这一切，让来自各国的游客惊愕不已。当时正沉浸在成功给他带来的光环虚幻中的拉迪盖，也随着无论真真假假或者大大小小的艺术家们，不惜一切糟蹋着自己年轻的生命：他整天整天地泡在蒙巴那斯的轻歌曼舞和花天酒地之中，天天注射酒吧和饭馆里的老鸨们发给的可卡因，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魔鬼缠身》一书出版之后仅仅几个月，雷蒙·拉迪盖的光环开始逐渐黯淡，消失了。1923年12月12日，他患上伤寒，病倒了。当人们把他从福尧特旅馆送到巴黎十六区的一家诊所时，为时已晚。由被吓傻了的科克托派来的主任医师也未能诊断出病情，雷蒙·拉迪盖在万分痛苦的挣扎中，结束了他年轻短暂的生命。
整个葬礼由科科·沙内尔主持进行。棺木、鲜花、马匹和马具，一切全部为白色。痛不欲生的科克托未能参加葬礼。几年之后，他写下了以下美妙的词句：
拉迪盖自由过了头，过度地放纵自己，毫无节制。是他教会了我不依靠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只依靠自己……我所具有的少许洞察力也正是来自他。因而，他在未给我任何指点时就离我而去，使得我失去了前进的方向，我的创作也失去了动力。
［摘自让·科克多的《生活的不易》］
雷蒙·拉迪盖去世时，年仅20岁。
美国人在巴黎
你们，参加过战争的年轻人，你们是被毁掉的一代。
格特鲁德·斯坦
在美国，有禁酒法。而在欧洲，人们可以尽情地喝，没有任何人干预。在欧洲还有其他好处：生活费用不算贵，而且到处可以遇见许多整天想帮助他人的朋友。
例如西尔维娅·比奇，她的书店成了接待站。人们不仅可以到那里歇脚，而且可以把邮件直接寄到她那里，她负责保管和分发。她组织人们的见面会，而且还组织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与物质交换。
她的书店地处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如果有人从她那里出来想喝几杯，只要穿过卢森堡公园，在十字路口向右转第一条街10号，就有美国人刚刚买下来的一家酒馆兼经营餐馆——“流浪者之家”。白天在这里用餐比较昂贵。天一黑，喝酒的人成群结队地接踵而至。弗洛希·马丁是在横跨大西洋的游轮上跳大一字开舞蹈的一名女舞蹈演员，她许诺支付她的朋友们在“流浪者之家”的一切开销。因此，人们在那里狂饮着，操着美国的扬基腔海阔天空地聊着。“流浪者之家”成了美国人在巴黎的一个活动中心。在巴黎的美国作家有数百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晚饭之后常到这里来聚会：舍伍德·安德森、桑顿·怀尔德、尤金·乔拉斯、辛克莱·刘易斯、阿奇博尔德·马克·利思、约翰·多斯·帕索、威廉·西博格、德朱纳·巴恩斯、米娜·洛伊、罗伯特·马克·阿尔蒙（后来他撰写了《我的美国朋友》)，还有在巴黎旅馆客房里写出《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乔治·格什文；首批来到巴黎的美国人之一艾兹拉·庞德，任《文学评论》杂志驻巴黎记者，1924年离开法国去了意大利；纳塔莉·克利福德·巴尼与他的女伴——罗马尼亚人戈得德·布鲁克，在雅各布街他们的住处经常慷慨大方地盛情款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亨利·米勒于1928年来到法国。在他逗留的两年中，天天来“流浪者之家”，采用一种万无一失的方法讨饭吃，而且保证能够吃饱：一进来，找个位子坐下，就着手写12个字，分别送到在场的12个人的手中，要求每个人每星期请他吃一次晚饭。而米勒呢，他撰写有关塞纳河左岸最大的妓院——“凤凰院”（1931年开张）的广告分发给在场的男士。去妓院的男士还另外给他钱。
雕塑家桑迪·考尔德同样也来“流浪者之家”，他的金属丝雕塑尽人皆知。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fitzgerald（1896—1940），美国小说家。、泽尔达和小斯科蒂也都来。菲茨杰拉德的《尘世乐园》在1920年出版发行以来，各大报纸都在追逐作者，欲获得首家新闻，而且他的《伟大的盖茨比》不久就要出版。因而，他有足够的钱供他不假思索地消费……
菲茨杰拉德正是在“流浪者之家”遇见了海明威ernesthemingway（1899—1961），美国作家。195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第一次来巴黎是在1921年。后来他返回美国过了一年之后，携带他的妻子——哈德利和他们的孩子再次来到巴黎。海明威认识在巴黎的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乔伊斯的交往尤其频繁，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这位爱尔兰作家喝醉了，就放声大唱戏剧小调），海明威还给他上课，教他拳击。
海明威的家起初住在巴黎五区，后来搬到了市中心的圣母院街。他的家刚来巴黎之初，海明威依靠给《多伦多之星》撰写体育文章挣钱养家nfda4口。后来他听从了格特鲁德·斯坦的劝告离开报业后，曾经试图用非记者身份向美国各大报纸提供新闻赚钱度日，但却遭到一家又一家报社的拒绝。
海明威经常在丁香园写作，因为那里比多姆酒馆安静。有时他带着儿子一起去丁香园。他写作时，儿子在一边牙牙学语。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他惟一可以耍的把戏就是更换地方，到没有任何可以诱惑食欲的地方去，否则拿什么钱支付饭费呢？
海明威找到了一条对他这样穷到无能力吃饭者适合的路线：先到卢森堡公园，那里树木和花草散发着诱人的芳香，它可以令人忘记垂涎欲滴的饭菜。从卢森堡公园的另一侧出去，在观象台广场和沃日拉尔街之间散步。在那里，饥肠辘辘的人没有风险，因为那里没有任何餐馆。
如果想换个环境，离开公园，到大街上看看风景，海明威建议你沿着费鲁街朝塞纳河方向去，沿途没有任何诱人的餐桌。塞纳河边的面包店、糕点铺和其他供应吃的店铺自然很多。最好在奥德翁街向右转，避开有三家餐馆的奥德翁广场，一直向前到这条街的12号。书店的西尔维娅·比奇总会十分友好地接待你，甚至可以借书给你。海明威正是在这里阅读到屠格涅夫tourgueniev(1818—1883)，俄国作家。、果戈理和契诃夫tchekhov(1860—1904)，俄国作家。的大量经典著作。
晚上，海明威经常去“流浪者之家”。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一天，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连干了许多杯香槟酒，最后是别人将他抬上出租车的。
几天之后，他们二人又在丁香园见面了。菲茨杰拉德向海明威介绍他如何在美国报纸上发表短篇小说的经验：先给《邮报》寄一篇，被发表之后，再将同一篇小说进行剪贴和稍微修改之后，寄给另一家报社。海明威听后跳起来，责骂他对面的这位同胞为“卑鄙小人”。菲茨杰拉德也大声喊道：“可我的许多好书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写出来的！”
在争吵之后，菲茨杰拉德请求海明威帮他一个忙：陪同他到里昂，取回由于天气恶劣他和泽尔达不得不留在那里的雷诺汽车。
海明威同意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十分离奇可笑的旅程：出发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没有赶上火车，火车拉走了欧内斯特·海明威一个人；第二天，他们二人重逢之后，斯科特又喝得酩酊大醉。接下来是为开车旅行做准备。在去汽车修理站取汽车之前，他们购买了大量路途上需要的食品。到了修理站时，那辆雷诺已经修理一新，正等待车主来出发。那是一辆轿车，但没有顶盖。海明威觉得非常奇怪，斯科特解释说：车顶盖在马赛被撞得凸凹不平，泽尔达让修理工给锯掉了。这就是他们把汽车留在里昂的真实原因。
他们二人在车内就座，斯科特坐在方向盘前，海明威在他的旁边。上路不久，瓢泼大雨又迫使他们停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几乎每次停车都补充葡萄酒，斯科特十分高兴，以前他从未直接对着瓶嘴喝过酒。但突然，在两口酒之间，他咳嗽了起来。难道这有可能是肺充血的先兆吗？
“绝对不是。”海明威回答说。
“肯定是。”菲茨杰拉德十分有把握地说。
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据他所知，已经有两个人死于肺充血。他坚持认为这就是肺充血的症状，而他又不能让同样的命运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们在沿途的一家旅馆停下来：他生病了，必须卧床休息。
在卧室里，斯科特换上睡衣，躺在床上。在闭眼之前，他要求海明威答应照顾他的女儿和夫人。海明威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他的脉搏正常，气色很好。但是需要为他量量体温。于是，他叫服务生来。
菲茨杰拉德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有好转，我们必须乘火车，我必须立即到巴黎的美国医院去住院。”
体温表拿来了。斯科特把它夹在腋下。五分钟后取出，结果十分正常：37．6℃。
“高吗？”病号问。
“没有什么。”
“那你的是多少？”
出于友谊，海明威也测量了自己的体温。
“多少？”斯科特十分担心地询问道。
“37．6℃。”
“可你没有生病吧？”
“绝对没有。”
菲茨杰拉德从床上跳下来，脱掉睡衣，穿上衣服：“我每次生病都恢复得特别快。”
在巴黎还有一个美国人，海明威不认识。这就是住在弗莱律斯街的格特鲁德·斯坦。海明威第一次到她家时，他27岁。在她眼中他十分英俊，对人也非常尊重。夫人对他的到来十分高兴，因为他不仅可以替代那个因毁坏一把椅子被她赶出门的艾兹拉·庞德，而且他比庞德更加优秀：他乖乖地坐在她的面前，安静地听她讲话，并且还征求她的意见。他不是还请她到他的住处去看他的手稿吗？
他拿自己的手稿给她看，他觉得它们写得不赖，但小说中有一段非常蹩脚。出于指导他的目的，她让他读了她的最新作品《美国人的素质》。海明威惊讶得目瞪口呆：这才称得上是著作。格特鲁德·斯坦在她的《阿丽丝·道格拉斯的自传》中写道：“海明威对她讲，他和他这一代人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将他们的一生用于设法将这本著作发表，让它与读者见面。”
的确，后来他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他重新抄写手稿、校对小样，为它的出版帮了许多忙。这位大男子汉十分和蔼可亲，十分忠心耿耿。当格特鲁德·斯坦建议他退出新闻报业，全力投身于写作时，海明威双手紧贴裤缝，做出立正的姿势发誓，并且他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毅然决然地回到美国工作，目的是当他返回法国时，不再从事记者工作。
真是一个好学生。在格特鲁德·斯坦和舍伍德·安德森一起谈到海明威时，异口同声地说：“一个多么好的学生啊！”
为何指出他这样的优点，而非其他的优点呢？格特鲁德写道：因为他有两位好老师——舍伍德·安德森和她本人格特鲁德·斯坦。是的，她的确认为是他们二人共同培养造就了这个小家伙。同时，她也不否认他有才能：他善于囫囵吞枣，不懂的东西也能记住。她拿他同德朗比较，海明威的身上透出一种带古老韵味的现代气息。
海明威的看法显然不同。首要一点是他来格特鲁德·斯坦家经常是单独一人，因为女主人不喜欢夫人们跟着来见她，她们由阿丽丝·道格拉斯照顾。
海明威也喜欢这样的拜访，他不仅可以尽情地饮酒，而且可以慢慢地仔细欣赏挂在墙壁上的精致漂亮的油画。他与女主人之间的谈话也不错，起码不令人讨厌。没有外人在场，她更加轻松自在，谈论的主题更多涉及造物主们生活的闲话，而不是他们二人的创作与作品。她不惜花费时间给来访者开的性教育课十分荒唐可笑：她竭尽全力想说服对方相信，男人之间的同性恋是肮脏的、堕落的，而女人之间的同性恋却是美丽与高尚的。
其实，格特鲁德·斯坦吸引海明威的只有她的作品，仅此而已。他觉得她的《美国人的素质》有一些优点，但也存在缺点：过长、重复、缺乏条理。他尽力撮合该作品的出版、校对小样都是出于友谊，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然而，他们最关心的话题仍然是紧紧围绕格特鲁德·斯坦自己：她的生活、她的著作。斯坦小姐希望她的著作能在《大西洋月刊》或者《星期六早报》上发表，她认为海明威根本别指望在这些报纸上发表东西，因为他还没有资格，他并非一个好作家。其他的美国作家或使用英语的作家也不比海明威强多少。
在格特鲁德·斯坦眼里，所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家都只满足于整天泡酒馆，不顾一切地酗酒，他们是“被毁掉的一代人”。从那以后，鉴于它的荒谬，这已经成为一句名言。
由于格特鲁德·斯坦无休止地侮辱这些年轻作家，乃至所有人，最后发展到同过去常去她家的许多朋友闹翻了，只有胡安·格里斯例外，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在人世了。包括她的哥哥莱昂·斯坦在193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也同其他人结盟一致反对她。勃拉克、毕加索、查拉、马蒂斯和萨尔蒙后来都分别发表文章批评这个女人的胡言乱语、贪天功为己有，为自己戴上了许多桂冠，而且说她不是根据作品本身的质量，而是根据个人喜好评论他们的绘画作品。
比其他人更加宽宏大量的海明威也对她烦了。后来只同意去见她，可无论如何也无法同她亲近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在很久以后——60年代，他去世前不久才恢复。在自杀之前，他为怀念青年时代在法国巴黎度过的自由浪漫生活，撰写了《欢乐巴黎》。
一位犹太游侠
他的帽子扣在后脑勺上，绝对不像一个富有吸引力的迷人画家，反倒酷似上世纪末纽约百老汇大街剧院的一个戏剧人物。他上吊自杀之后，我更愿意经常回忆起的是他在多姆酒馆那天晚上的样子。
欧内斯特·海明威
漫步在蒙巴那斯大道上，要上格特鲁德·斯坦家，或者是要去西尔维娅·比奇的书店时，海明威总从多姆酒馆门前经过。每次他都见到一个男子坐在一张桌子前作画。有两个姑娘在旁边陪伴着他。一个是褐色头发，另一个年龄很小，但很漂亮。那位男子穿着十分考究：蓝色西装，领带、浅色衬衣熨得平整，皮鞋擦得锃亮。脖子上挂一条雪白的真丝长围巾，一顶瓜皮帽扣在前额。脸色稍显灰暗，黑色的眼珠发出深邃的炯炯目光，但在眨眼间时而流露出无限的忧愁。他的嘴角上叼着一枝卷烟。
他打了个手势，请海明威到他身边去。
“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海明威要了一杯啤酒。画家说他有钱，可以喝威士忌。接着，他向作家介绍说那两位女孩是他的模特儿，并且推荐一位给作家，还答应让出他的画室给他们消遣使用。于是大家一起大笑起来。
酒馆的服务生给他们送来账单时，那位男子接过那张纸，揉皱，开始在上面作画。接着他拿起一根火柴，点燃那张纸，然后将火扑灭，再拿起那张点燃过的纸在仿羊皮纸上来回移动，稀释了原来纸上的咖啡渣线条，三下两下就勾画出了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女孩子一幅惟妙惟肖的肖像。在作画的同时，他还不停地和周围的人们说着话。他的声音温和而甜美，带点儿中欧人的口音。他一边用苏打水稀释着他的水彩画，一边向他邀请来的客人提出无数的问题。聊着聊着，又一幅画完成了，画家朱勒·帕森julespascin（1885—1930），祖籍保加利亚的美国画家和雕刻家。把它扔在他的椅子上，又要来一张纸，接着画……
海明威离开他们后，帕森向两位姑娘提议再为他干一杯，然后他们到了阿尔费雷多餐馆。那里的饭菜档次很低，但价格却很高，让帕森有一种他在巴黎的高档餐厅邀请自己的贵客用餐的感觉。
午夜12点时，同他们一起吃饭的共计15人，包括其他模特儿、画家和一帮夜间游荡的闲人。帕森为大家付过账后，他们就到蒙马特尔或者蒙巴那斯的一家妓院打发剩余的夜晚时光。他们中有的上楼，有的在一层待着。帕森继续画那里的姑娘。时而许多人围着夸奖他、赞美他，大家一起开怀大笑；时而他一个人带着铅笔、画笔和酒杯，躲在一个角落不停地画着。他喝得很多，喝得过多。他的朋友们常常玩弄诡计，用别的饮料冒充酒灌他，而他却从来学不会他们使用的技巧。
哪里热闹，那里就准有帕森。他能经常带领他的那一帮人搭乘朋友的汽车到乡下或马恩河边游玩。他带的人中总是女人比男人多。下水游泳冲澡时，他们常常半祼露着身体一起吃冷餐，一起喝酒。晚上很晚回到城里，还要到一家酒吧去告别一天。
帕森每星期起码发出一次大量的请柬或气压传送卡，邀请他的朋友们到他家——克里西大街36号来做客，而且可以带愿意带的任何人来。
最先到达的客人总见到主人还穿着睡衣在剃胡须。他带着满脸的肥皂沫在走廊里悠闲自在地游荡，而他最宠信的模特儿们却跑前跑后，为摆放火腿、鸡、羊腿、酒和饮料而忙得不亦乐乎。
艾伊莎是帕森在大街上发现的一个黑白混血儿。她出生在法国的下加莱省，对帕森最忠实最依恋，但也时而为基斯林、凡·东根、藤田及其他许多画家当模特。她也为在画室内腾出更多的空地给大家活动而帮着摆放椅子和坐垫，整理家具。人们将在一起唱、跳、喝、笑，也许还有一支管弦乐队来演奏……总之，活动将是简单而隆重。这将不会是凡·东根式的社交聚会。活动结束时，帕森也许突发奇想，提议大家去马赛附近的圣特罗佩海湾玩一趟。他已经这样干过一次。那天拂晓，五十来个吃喝玩乐之徒临时决定乘上火车到了海边，在狂欢畅饮了几天几夜之后，一个个醉醺醺地返回了巴黎。
另外一次，帕森在马赛宴请他所有的朋友。因为座无虚席，他一个人到隔壁的餐馆吃饭去了。这是弗朗西斯·卡尔科讲述的有关帕森的一个故事。这未免有点儿过于离奇，也许是卡尔科编造出来的。但这也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它完全符合帕森的天性：他喜欢热闹，喜欢到了发狂的程度。他绝对无法忍受独处的时光，这对他是一种残酷的折磨。
他最大的嗜好是请大家一起喝酒……如果你没钱，又想喝酒，那就去找帕森。他整天无忧无虑、喜气洋洋，他十分风趣，能够讲许多幽默的故事，也采取各种办法激励周围的人们讲故事，并且认真地听他们讲，大家边讲边听边喝。喝醉了，大家，包括酒馆里的所有人，开始狂饮乱舞，纵酒狂欢。喝得愈多，他们愈高兴、愈狂热……然而，人们发现他偶尔也痛苦，似乎有一种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感觉，甚至在蒙马特尔，周围到处是朋友的时候，他也会这样。
［摘自弗朗西斯·卡尔科的《20岁在蒙马特尔》］
凌晨，帕森替所有人结账之后，单独回到家中。醉醺醺的他此时的心情十分沉重。
上午，他养活的其他女孩子来了。他常常把她们打扮得怪里怪气，供给她们吃喝，以她们为模特儿创作绘画作品，有时也同她们上床……她们给他买颜料，为他整理房间。这些女孩中间有跳舞的，他就给他们上舞蹈课，其他人学习当厨师或女仆。从理论上讲她们都有各自的分工，但这些分工丝毫不影响她们穿上十分性感的轻薄透亮的服装和花边衣裙，为帕森做绘画模特儿。他既是她们的雇主，也是她们当中有些人的情人，但他是她们所有人的朋友。
这些女孩子都十分年轻。帕森从未想过让她们回家，更何况她们中的多数根本无家可归，其余的人所谓的家也只不过是一间陋室，或者是在街头巷尾临时搭的小草棚子。于是她们就都住在他的家里。她们裹着被子睡在沙发上，甚至睡在地板上。帕森很喜欢平民家孩子的俭朴作风。
正如帕森的同胞画家乔治·帕帕洛夫所说：“帕森是一位东方画家，同时也是一位被驱逐、遭虐待而背井离乡的犹太游侠。”他为人豪爽、慷慨大方。他供养着一大帮人，他离不开她们，她们整天围绕在他的身边，无论他参加舞会还是酒会，总有这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地尾随其后。“人们经常可以见到在帕森做东的餐桌周围坐着各种肤色的人”，他的一位朋友，同时也是每餐必到的宾客皮埃尔·马克·奥尔朗指出。［摘自1995年出版的皮埃尔·马克·奥尔朗的《帕森之墓》］
帕森与莫迪利阿尼一样不吝啬，无论是他的绘画作品还是钱，谁想要他随手拿起就送给谁，谁需要什么动手就可以拿走。他常把自己使用的物品送给他十分欣赏的朋友，把餐馆里结账的零钱送给在同一餐馆就餐者中最穷的人。当朋友去他家买画时，帕森让他任意选，答应以后邮寄账单给他再结算，显然这只是一种托词而已，他根本不向他们邮寄结账单：这是向他人送礼的一种方式。
在他的画室有一个抽屉，里面经常放满钱。当有朋友手头拮据时，他对朋友讲：“开开抽屉，需要多少就尽管拿好了！”
他的绘画作品有时被盗，因为抽屉里所有的钱加起来也没有他的一幅画值钱。由于他的作品销售得非常好，于是市场经常出现临摹复制品。帕森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泛滥。他赚的钱对他来说绰绰有余，假如他是一个讲究外表富有的人，他完全可以像毕加索和德朗那样生活。他的所有作品都比德朗的售价高，只有两幅画比毕加索的售价低。但是他从不攒钱，挣来的钱全部花出去，而且花在别人身上的部分比花在自己身上的多得多。除了他的朋友、他的模特儿（他付给她们的钱比市场价格高出许多）和蒙马特尔及蒙巴那斯的穷画家之外，他还养活着两个妻子（他已经结婚，可他爱着另外一个女人）以及所有做过他画笔下模特儿的女子，她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成年女子。他酗酒成性、爱好热闹、说话夸张、性欲旺盛，同时他又是一个背井离乡、没有国籍、四海为家、四处流浪的人。因此，在他豪爽、开朗、无忧无虑的表面现象背后，掩盖着的却是一个腼腆、焦虑和遭受着爱的痛苦折磨的人。
帕森出生在保加利亚的莱茵河畔。他的父亲是富有的商人，有着土耳其和西班牙血统，母亲是塞尔维亚—意大利血统。在世纪之初，为了发展生意，他们跨越边界进入罗马尼亚。帕森爱上了一个芬芳扑鼻的女子，从那以后，他如同吸了毒一样惹上了性毒瘾，由此引出的丑闻像幽灵一样跟随着他一生，始终未能摆脱。起初，只有15岁的他，爱上了一位30多岁的女人。全市对他们的歧视给全家在思想与精神上构成了难以承受的压力。那位女子当时领导着一个效益非常不错的企业，他家从这一方面得到了满足，相对地减轻了一些精神负担。然而，她的企业不是工商企业，而是布加勒斯特最大的妓院。这一点对帕森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对他家庭的荣誉和家长的权威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于是，他的父亲将帕森驱逐出罗马尼亚，送他到了德国。帕森爱他的情人和那个妓院的妓汝。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停地在白纸上画下她们窈窕的身材和秀美的脸蛋。在那里度过的时光，使他无意识地学到了一些粗浅的绘画知识。经过在慕尼黑、维也纳和柏林潜心学习绘画之后，他受聘于一家讽刺报纸《simplicissimus》。该报纸经常刊登斯坦伦steinlin（1859—1923），祖籍瑞士的法国油画家、幽默画家和广告画家。签字的绘画作品。帕森的这一决定让他的父亲更加气急败坏：他对儿子背叛了其家族历来信奉的犹太教的行为早已忍无可忍；父亲的生意兴隆，本来能够保障他有一个稳定、富有、无忧无虑的前景，他却无力继承；继而又一头栽进了可耻到令人难以启齿地步的妓院中学会了男人的行当和画画，他的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他又决定为一份对世上所有人和一切传统价值观念一概不放在眼里的垃圾报纸工作。真是大逆不道，令他忍无可忍！
为了不让他进一步败坏家族的名誉，父亲命令儿子立即更改姓名，断绝同家庭的一切关系。于是，他由原来的朱利尤斯·莫尔德盖·潘卡改名为朱勒·帕森。同帕森的情形完全一样，法国人劳特累克（lautréc）同样是接到了父亲下的一道类似的命令，将原来名字中的字母颠倒一下位置，改名为特累克劳。他们二人改名的时间，前后相差只有几个星期。不同的是，特累克劳很快放弃了他的新名字，而帕森却将它保留终生。
朱勒·帕森于1905年12月24日到达巴黎，年仅20岁。帕森带着自己选择的名字，抛弃了有可靠保障的前途，同家人断绝了一切来往，靠着报社给他的固定薪水过着舒适的生活。他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他到达巴黎时，有许多人到火车站接他。对于一个从东方来的移民来说，这是少见的现象。来接他的人中大部分是德国人，他们不辞辛劳地跨过塞纳河，到右岸来迎接他，因为他们从报纸上已经久闻其大名。他们直接将他安置在蒙巴那斯区德朗布大街学院旅馆的一个房间……他们之间花天酒地的日子从此便开始了！
活动首先在12月25日晚上，从塞巴斯托博尔大街开始。有一个意外的惊喜，上天赐予了他们一份上等圣诞礼物：一位姑娘。
接着，这帮人一起奔赴卢浮宫。帕森和其他许多人大量临摹了祖师们的作品，用他们使用颜料创作的图像作品庆祝圣诞。
这样的活动天天都有，每次都是在蒙巴那斯帕森居住的旅馆收场。不久以后，帕森就有了画室。从此以后，他的朋友们常来他的画室。来客中总少不了写帕森的作家：保尔·莫朗、皮埃尔·马克·奥尔朗、安德烈·瓦尔诺、欧内斯特·海明威、安德烈·萨尔蒙和伊利亚·爱伦堡……
每天早上，帕森约大家到多姆酒馆去会面，所以活动总是从那里开始。
和莫迪利阿尼一样，帕森同各种派别都有来往，但只在他们的外围活动，从不在组织上正式参加任何派别。在“洗衣船”派活动Ｇao潮时期，他常在跑马场同毕加索见面。帕森到巴黎的那天，他在德国结识的画家维热尔斯带领其他人到火车站接他。后来维热尔斯去世时，他的葬礼正是在帕森的主持下进行的。“洗衣船”派艺术家们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有的穿蓝色或者黄褐色的工作服，惟有帕森全身黑色葬礼服，当时他的头上已经歪戴着那顶传奇式的帽子。
同莫迪利阿尼一样，帕森迷恋女人、喜欢热闹和爱酗酒，但另一方面他热情好客慷慨无度。还是和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一样，他的周围总有许多的朋友和崇拜者，他也受到人们同样的热爱。他们两个属于同一代人，都是背井离乡、流落他国；两位心头都承受着剧烈的伤痛折磨，一个是由卢浮宫雕像的丢失导致一生的悲哀，另一个是因一个女人的逝世造成的一蹶不振。他们各自反映出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却有着同样悲剧的社会现实：前者处在战前缺衣少食的贫困之中，后者处在战后丰衣足食的富有时代，但是他们却遭遇到同样悲剧性的命运，而且二人都被内心的痛苦折磨致死，间隔仅仅十年的时光。
帕森其实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他从1908年起一直参加秋季艺术博览会，也参加柏林、布达佩斯以及其他地方的绘画展。1924年，他还为皮埃尔·勒布的画廊开幕剪彩。
1907年他还住在学院旅馆时，他和多姆酒馆的酒友亨利·班格合用一间画室。一天晚上，班格说第二天有人来拜访。来访者是一位年轻姑娘，她从事雕塑和在象牙微型雕塑上绘画。帕森决定身穿睡衣、耳鬓戴一朵鲜花接待她。
来者大高个儿，褐色头发，目光游离。帕森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征服了她。他给她灌了大量白酒，很快就把她放倒在长沙发上，并且发现她的衬裙下摆是被缝死的。这是母亲为保护女儿的贞操而采用的惯用手法。这位名叫埃尔米娜·戴维的姑娘当年21岁。
这一天，埃尔米娜·戴维进入了朱勒·帕森的生活，并且成为他第一任妻子，也是惟一的合法妻子。但他们十年之后才举行结婚典礼。在帕森正式搬进克里西大街的住宅之前的许多年内，他们一直住旅馆，有时在一起，有时分居。
朱勒·帕森的第二个妻子名叫塞西尔·维迪伊。她比埃尔米娜·戴维重要得多，蒙巴那斯的人们习惯性地叫她吕西。她14岁在肉店当学徒，15岁学裁缝，后来到马蒂斯绘画学校当模特儿。她正是在那里认识了她一生中的两个男人：朱勒·帕森和佩尔·克罗格。
帕森听到传闻说这个女人是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就去马蒂斯绘画学校。他的惟一目的就是认识这个女人。她长着褐色头发，皮肤白净，体态丰盈出众。帕森邀请她为他做模特儿。她痛快地接受了。他提出了得寸进尺的要求，她没有拒绝，于是他们进了安维尔广场的一家旅馆，事完之后，两位─夜情人在十年内从未谋面。佩尔·克罗格是克里斯蒂安·克罗格的儿子，爱德华·蒙克edvardmunch，挪威画家、雕塑家。的教子。他同样是在马蒂斯绘画学校认识了吕西。她做他的模特儿，接着他带她去了舞厅。他们坠入了情网。后来，他们二人都成了探戈舞专家。他们去了挪威生儿育女，后来回到巴黎，于1915年结婚。
当时帕森远离法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个月，帕森离开他在法国巴黎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画室，去了布鲁塞尔，接着去了伦敦。从伦敦又去了美国。在美国，他也是小有名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纽约、南美洲国家和古巴度过，并且不断地给战斗在前沿阵地的画家朋友们汇款。1920年，他获得了美国国籍，1921年重返法国。
刚到巴黎，他立即到约瑟夫街3号寻找他临走时存放在地窖里的箱子。在约瑟夫街3号院子里，他意外地遇到他走后住进他房间的女主人：吕西·维迪伊。她已经成了佩尔·克罗格的妻子——吕西·克罗格，有一个三岁的男孩子。但这也未能阻止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并且从此之后一起苦苦地厮守了十年，直至帕森去世。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1
赛马师夜总会
吕西女士身材窈窕灵活，眼睛虽小，但目光犀利，表情丰富而特别，圣母玛利亚似的微笑常挂在唇边。她属于一种性格果断的女性，稍带神秘，同时又和蔼和亲，而且十分迷人，穿着时髦，胸脯丰满，线条明显。无疑，她恰如其分地满足了男人的观感需求。她对性需求十分敏感，自然也能够时刻满足多情善感的帕森的性欲需求。
乔治·帕帕洛夫
帕森疯狂地爱着吕西，她的反应总是缺乏激|情。埃尔米娜·戴维面对丈夫对其情妇的疯狂恋情，离开了帕森，搬到蒙巴那斯单独生活。帕森仍然留在蒙马特尔，他在那里工作、在那里饮酒、在那里等待吕西。她也来见他，还比较经常，但她不留下。问她原因，回答总是说她不能丢下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不管。他一再恳求她，甚至哀求她，她发誓同他断绝来往。于是，他提议他们以朋友的身份见面，她不作答复。他便采取苏族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译注孩童的惯用伎俩去见她：她在哪家酒馆，他就去那家酒馆，装做没有发现她，故意冷淡她，等待着希望她主动来找他，但每次都以他的希望落空收场。他回到家，写张便条寄出，告诉她他打算去约瑟夫-巴拉街取他存放在地窖里的东西，问她哪一天去合适，然而实际上他并不去。
他不去，也并不想取走他的东西，因为不取走那些东西永远可以作为去拜访她的借口。她有时来，他们一起度过几个小时或者半天，她又走了，她再回来。他哀求她别抛弃他，但她又走了。他有时返回蒙巴那斯或者约瑟夫-巴拉街，或者到十年前他们二人度过一夜的那家旅馆租一个房间，然后给她写封信，以庆祝这个周年纪念。他寄礼物给她，许诺带她去旅游，请她到高档餐厅吃饭。她有时接受，有时拒绝他、躲避他。她有时也来做他的绘画模特儿，为他整理画室，帮助他寻觅模特儿。她接受与他同床共枕时，他幸福极了，但接着她又走了，对他来说总是走得过于匆忙。当她答应来，却又食言的时候，他失望之极，于是给她写去令人心碎的信件。他对她述说在等她期间，他完全无法工作，他知道她要来，但她没有来。为了画画，为了活命，他需要她……她来见他的间隔时间长了，他就采取出走的方式报复她。
每次出走，他都大量酗酒。每次酗酒，他都找一位姑娘或者一位小伙子带回家。被一大早来的吕西发现，让她火冒三丈，气急败坏。看到她暴跳如雷，他十分高兴，他的目的达到了。她说他喝多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他呢，他反口说只要她不在身边，他就只能用酗酒麻醉自己，所以她是他身体状况恶化的罪魁。她耸耸肩膀，转身走了。他紧追不舍，她停住脚步，只好返身回来。他立即将她压倒在床上……她起身后，同样的争吵还会重新开始，下次什么时候见呢？
整天花天酒地的帕森像个需要时刻有人陪伴的孩子。他害怕黑暗。只要吕西不在他身边，他总觉得周围永远是一片黑暗。他撕扯着周围的一切，说自己要死了，活不长了。他的妻子埃尔米娜想方设法帮助他：为他绘画做模特儿、照顾他的模特儿，打扫整理他的画室。她经常见到吕西，并且成了吕西的朋友。她们二位使用各自的方式拯救帕森，但她们的一切努力通通归于失败。帕森感到孤独，十分痛苦，但他依然一成不变地请大家吃喝、替大家付钱。
每当外出，他总带着他的那一帮哥儿们。其中有：尼尔斯·达代尔和他的妻子托拉（莫迪利阿尼在去世前几个月为她画过一幅肖像）、突尼斯画家阿布杜勒·瓦拉伯（他将在突尼斯接待帕森和埃尔米娜）、爵士乐业余推销商乔治·艾森曼、萨尔蒙夫妇、克雷姆尼兹夫妇以及法蒂玛、莫尔冈、克洛蒂娅、西蒙娜、艾伊莎等帕森所有最忠实的模特儿；也有埃尔米娜、吕西、她的儿子居伊和佩尔·克罗格。帕森和吕西的关系瞒不过他们周围除佩尔和居伊以外的任何人，只不过大家都装做不知情而已。他们大家乘坐吕西的汽车一起去乡下，去马恩河边，去“赛马师夜总会”。
这是从前当过驯马师的米勒和一位美国画家希莱尔·希勒于1923年11月在蒙巴那斯大街和第一战役街交会处开办的一家夜总会。帕森带领的一帮人在那里恰巧遇见基基带领的一帮人。美国佬们一下子就把那些变色龙扔到了马路对面，占领了“赛马师夜总会”这块领地。从此，蒙巴那斯通宵达旦地灯火通明。人们在那里可以昼夜跳啊，唱啊，喝啊，笑啊。这正是开办“赛马师夜总会”的宗旨。
夜总会的外面，希莱尔·希勒亲自在黑色外墙上画了些印第安人和小丑，门前聚集了许多群众，人行道上停靠着许多老式汽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还有一项奇迹：现代技术的结晶——一块霓虹灯闪烁的耀眼招牌。
夜总会内，似乎进了美国西部宽阔的大草原，一个宽敞的舞厅，几张桌子，一个舞池，墙上张贴着数百张招贴画，优雅的音乐凌空飘荡，一切都笼罩在一片缭绕的迷雾之中。由希勒或者一个黑人弹奏的钢琴声抑扬顿挫、娓娓动听。几个祼体女子在舞池中翩翩起舞。但任何人都不注意她们，满舞池的人们都在跳着爵士舞，用各种不同的语言相互交谈着、挑逗着。
帕森坐在一个角落里。由埃尔米娜、吕西或佩尔轮流陪伴着他。大部分时间，他和佩尔在一起。他们一起去多姆酒馆或别的什么地方。他们谈论吕西或者基基——她刚刚进到夜总会，艰难地拨开一条通道，在人们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一直走进舞池。
基基是“赛马师夜总会”的皇后。她毫无顾忌地用玩笑话激起人们的愤怒。当马塞尔模仿美国歌星和身高1．5米的西佛耐特演唱了几首海员歌曲之后，基基也准备表演她的节目了。她刚一出场，全场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和一片嘘声，以资鼓励。
她开始唱了一支比较文静的歌曲。接着唱的是《卡马莱的女儿》，歌词如下：
卡马莱的女儿们自称都是Chu女，
卡马莱的女儿们自称都是Chu女，
但当她们到了我的床上时，
她们……
基基演唱时经常忘歌词，陪同她的女孩子无奈，只好到舞池内给她提词。帕森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的不是歌星，而是这位为基基提歌词的姑娘。佩尔·克罗格也同样在盯着她。她20岁左右，圆圆的脸盘，与基基一样，也是褐色头发，名叫泰莱丝·莫尔，是体操教师。她昔日的情夫罗伯特·德斯诺斯叫她“十三”她给他上过拳击课。由于他发音有困难，总把“thérèse”——泰莱丝，发成了“treize”——十三……如今，她更喜欢别人叫她“十三”。姑娘的父母对女儿在极端自由化的蒙巴那斯的所作所为却一无所知。
基基和泰莱丝相互佩服，互相欣赏。她们俩经常一起乐，一起闹，把一切贫穷与烦恼抛在脑后，以求一时的欢乐。基基记忆力差，记不住，忘得快，泰莱丝就是她的脑子。她不仅为她提歌词，而且还充当她的记事簿：她经常在活动场所就小声地（为了不让曼·雷听见）提醒她第二天的同一个时间定了几乎二十个约会。最后，仍然是她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帮助基基跳上桌子，当基基决定做倒立行走的动作时，她帮助她倒立起来。这是消费者们最感兴趣的一幕。他们在饱口福的同时也饱了眼福，因为基基从来不穿内裤。
疯狂的观众中雷鸣般的掌声响起的时候，泰莱丝拿起帽子，沿着大厅边走边说：“请多关照！请多关照！”钱币纷纷落下，恭维话不绝于耳。但惟有一句话令她感兴趣：当她离开几步远时，朱勒·帕森俯身向吕西的丈夫，小声地对他说：“这个姑娘棒极了。她非常喜欢你。”
她心里美滋滋地，两步并作一步匆匆离去。
照相：一个时代的记忆
……过去我一直在试着不用照相机做画家们日常做的事，其区别只在他们使用的是颜料，而我使用的是光线和化学品。
曼·雷
追求基基的艺术家大有人在。俄罗斯戏剧艺术家莫斯汝金向她求爱，她还没有接受；一位墨西哥部长多次恳求她作为他的随从住进克拉利兹饭店，然后跟他去大洋彼岸，她也没有拒绝。眼下，这位部长的那辆西班牙—瑞士高级轿车就在“赛马师夜总会”门口等着她呢。她刚从纽约回来，去那里的公开理由是跟随建议她去美国拍电影的一对夫妇去拍电影，实际上她的真正角色是那位丈夫的情妇。
她同曼·雷之间的爱情远非十分完美。二人的嫉妒心都很强，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从前，她总喜欢在他的记事簿上涂画他所钟爱的摄影模特儿，而他也常常发无名火，连续几天生气，同她不说一句话。于是当他得了性病时，就说病的根源在她，她不得不进行体检，与其说需要证明她身体是否健康，还不如说是需要证明她的行为是否检点。有一次，曼·雷赠送给她一件名牌连衣裙，她拿起剪刀就把它剪掉，说她喜欢自己的样式，而不喜欢高档货。
他们经常不断地打架，相互将水或墨水泼到对方脸上。有时，基基打开窗户朝外面大声叫喊：“救命啊！杀人了！快来抓杀人犯啊！”周围的邻居怨声载道。于是，他们只好搬家。
在他们认识之后不久，曼·雷在第一战役街31号租了一间画室。这栋楼建于1911年。高耸的内墙上镶嵌着玻璃，在楼梯的尽头，有一个小阳台和一间浴室。浴室被改造成一间暗室。曼·雷接待客人的时候，基基就藏在暗室内偷听。他们二人的共同生活并不那么简单。在这间工作室之外，他们另租了一套带浴室的住房。生活条件好了，基基的日子过得十分舒适，每天吃得饱穿得暖，经常在浴缸中一连待数小时之久。她发福了，也开始学着摆女主人的架子了。于是，他们就开始打架。
他们不断地搬家，先搬到德朗布街的一家旅馆，又在“赛马师夜总会”开张一个月之后，搬到距离画室较近的第一战役街的伊斯特里亚旅馆。他们一直住在那里。查拉也住在那里，恰好是他们的邻居。查拉同时也是基基的知己，他很同情基基，为她打抱不平，埋怨曼·雷对她过于冷淡。
毕卡比亚住在他们的楼上。不愿和妻子在一起时，毕卡比亚就来此陪同他的情妇热尔梅娜·埃弗尔林。
他的朋友马塞尔·杜尚，在同一些女子玩着藏猫猫游戏。那些女子一直在寻找他，拥挤在旅馆一楼惟一的浴室门口等待他回来。她们中间有美国的一位富婆玛丽·雷诺，他曾经同她住在一起，而今在极力逃避她；费尔南德·巴里，他从未同她住在一起，但现在他同样躲避她；艾尔莎·特里奥莱elsatriolet（1896—1970），祖籍俄罗斯的法国作家。1928年怀着征服西方的渴望来到法国，特别是立志要征服法国人中最巴黎化的路易·阿拉贡。她最终成为阿拉贡的妻子。，她还没有认识阿拉贡，渴望起码能获得他的一吻；大情种让娜·莱歇，她准备抛弃自己的画家丈夫，保留住她在伊斯特里亚旅馆的房间，其目的只是想同那位不想知道任何事、不想听到任何事、每天只下国际象棋的马塞尔·杜尚距离近一些。杜尚的情人们很难忍受他这样的生活，而只同他相处过几个星期的妻子完全无法忍受他：她晚上见不到他，因为他在多姆酒馆进行国际象棋比赛；夜间见不到他，因为他总躲在自己的角落里睡觉；早上也见不到他，因为她醒来时发现他在厨房里专心致志地在棋盘前，研究导致他夜里噩梦不断的国际象棋中的一个问题。直至有一天他无法移动棋子，因为她把棋子全部用胶水粘在棋盘上了。
曼·雷有时也同马塞尔·杜尚进行国际象棋对垒。他有时也参加演电影，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摄影上。所以，到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不仅生活富裕起来的过着放荡生活的人，而且其他各阶层的人们都争着要求他为他们拍照。
卡萨蒂侯爵夫人私人住宅的所有门都向他敞开着。他于1922年去过她家。侯爵夫人接待摄影师的时候身穿日常的普通服装，腰间缠绕着三米长的活蟒蛇。她向他讲述她的朋友加布里埃尔·丹农齐奥，接着让他参观她经常在那里组织晚会活动的花园，花园里的所有树干都涂成金黄|色。然后他们回到房间，侯爵夫人请摄影师开始工作。曼·雷安装摄影灯的时候，发生了短路。
怎么办呢？没有辅助灯光，只好利用自然光照为侯爵夫人照了相。
曼·雷回到家，冲洗出来照片，结果不能令人满意，看上去不像一位侯爵夫人：她以不由自主的动作不停地转动着眼珠。但她却十分满意，说：“您知道吗？您照出了我的灵魂。”她不仅买下了照片，而且向所有朋友敞开她私宅的大门，邀请他们来参观他的照片。正是由于得到这位侯爵夫人的慷慨资助，曼·雷才得以租到第一战役街的画室。
卡萨蒂侯爵夫人之后，紧接着的是科克托的好朋友博蒙伯爵。他请曼·雷为他组织的大型化装舞会的来宾们拍照。接踵而来的有克雷菲勒伯爵夫人、佩西-布兰特伯爵、印度城市安道尔土邦主、诺瓦纳子爵和子爵夫人、大量戈雅名画的拥有者等等。
曼·雷也为过着放荡生活的许多艺术家拍过照片：穿着斗牛士服装的毕加索、戴单片眼镜的特里斯坦·查拉、烂醉如泥的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美国诗人兼文学评论家艾兹拉·庞德、法国作家兼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菲利普·苏波、马蒂斯、勃拉克、化装成戏剧人物的杜尚、驾驶自己汽车的毕卡比亚……蒙巴那斯基基最漂亮的肖像等等，全都是他的杰作。他带领瑞士画家兼雕塑家贾珂梅蒂的一位女朋友梅雷·奥本海姆到罗马尼亚雕塑家布朗库西家中，在使用硝镪水墨在双手和胳膊上文身之后，为她拍摄了祼体照。他也为布朗库西拍了照。这位雕塑家很少去瓦万街的酒馆。他家中的墙壁、顶棚和壁炉全部为白色，没有任何一件家具是从商店买的：树桩做凳子，宾客们吃饭时用的桌子是埋在地下的一根支撑腿上面搭一块石膏板做成的。
曼·雷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布朗库西曾经要求摄影师教他摄影。他希望自己亲自拍摄自己的雕塑作品。他们一起去购买了相机、支架和冲洗照片所需要的全部物品。布朗库西还专门布置出一间暗室，并将暗室的外墙也涂成白色。一次晚餐席间，布朗库西展示他的摄影技术研究成果给曼·雷看：一些底片颜色浅淡、线条模糊，并且带有划痕。而他自己却十分满意。
曼·雷拍摄下了他那个时代以及上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他甚至还拍到了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的脸。但是从那以后，他未能再见到这位大文豪。在这次机会之前，许多人都见到过他，而曼·雷却不属于这些人之列。
那是在法国西部海滨城市卡布尔的一家海滨饭店的凉台上。天黑之前那里总是一直空着，每天太阳一落山，《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马塞尔·普鲁斯将穿着一件黑色短大衣，搬一张藤椅出来坐在凉台上，轻声细语、慢腾腾地“像英国女人一样”谈论天气，谈论他的病情。（据让·雨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普鲁斯特只同公爵们聊天。”）他面色苍白，病得不轻。菲利普·苏波还有幸在那里见过他，而曼·雷却从来没有去过那家海滨饭店。
保尔·莱奥托过去常常讲述：有一个时期，普鲁斯特经常乘坐出租车到一个大门紧闭的院落前，要求见女老板，请她给他派几个年轻姑娘。他让她们上他的汽车，坐在他的对面。他为她们提供牛奶，听她们谈论生与死。（这正是莱奥托有一天去要求寄存一只猫的妓院。那天女老板助理出来接待他，请他跟她进去，把他带进一个圆形房间，那里等待着他的是六名女子。助理对他说：“亲爱的先生，请选择您的猫吧。”）遗憾的是，曼·雷也从未同莱奥托一起去过那个妓院。
1914年，阿尔弗雷德·瓦莱特收到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封信。信中含蓄地指责他没有对他在此之前发表的一部著作发表评论，毫不掩饰地公开指责他允许女作家拉希尔德撰写一篇文章，谴责他向《巴黎回声》报推荐发表雅克·布朗什的文章。那个时候，曼·雷恰好不在法国。
马塞尔·普鲁斯特于1919年10月30日为咨询如何才能使他的作品《在少女们的身旁》获得法国科学院大奖，曾经给法国科学院的终身秘书亨利·德·雷尼耶写信。可惜的是，曼·雷根本不认识这位秘书先生。
1922年11月19日，科克托和曼·雷联系，恳请他为马塞尔·普鲁斯特拍摄一张照片，而且明确指示只能洗两张，一张给普鲁斯特的家人，另一张给科克托。如果愿意，曼·雷也可以为他自己加洗一张。摄影师同意他提出的条件。科克托陪同曼·雷来到普鲁斯特的床前。他们见这位大文豪平躺在床上，衣冠整齐，一动不动。其实，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前一天已经离开了人世。
巴恩斯大夫
巴恩斯大夫刚刚离开巴黎，美元丁丁当当的撞击声伴随着他的脚步，贪婪的欲望如同鬼火一样出现在他的面前，紧紧跟随着他、挑逗着他、追赶着他、纠缠着他，使他无论如何摆脱不掉。
保尔·纪尧姆
一天晚上，曼·雷的轿车在“赛马师夜总会”门前停下。他从车上下来，推开夜总会的门，立即被大厅内悠扬的音乐、缭绕的烟雾和朗朗的笑声吸引。他努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开辟出一条路，走到舞池边。他断定基基一定正在那里跳舞。他与特里斯坦·查拉交谈几句。查拉西装革履，戴着大家熟悉的单片眼镜，他即将结婚。未婚妻名叫格蕾塔·克努斯东，是一位年轻的瑞典画家。她的家庭十分富有，她向年轻的人们许诺请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尔夫·罗斯在巴黎市中心给他们建造一座房子。
那天晚上，格蕾塔没有在“赛马师夜总会”。陪同查拉的是另外一位女子。她是查拉的好朋友——南希·居纳尔。南希褐色头发，瘦高个儿，十分漂亮，但着装奇特，很容易辨认出来：她手腕上佩戴一套象牙手镯。人们传说她曾经是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情妇，不知是否真实，但她将成为阿拉贡的情妇却千真万确。那天晚上，阿拉贡也未在夜总会。
帕森最喜欢的模特儿、年轻的黑白混血儿艾伊莎走到曼·雷身边，问他是否愿意让她将来的某一天做他的摄影模特儿。曼·雷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呢？”他接过艾伊莎从衣袋中取出的名片，读道：“艾伊莎·戈布洛，艺术家。”他笑了笑，继续往前走，寻找他的基基去了。
他终于发现了她。一名美国西部牧童样的人正在邀请她跳舞，她拒绝了。稍远些的地方，帕森正在指挥乐队演奏。曼·雷根据他的帽子和真丝围巾认出了他。曼·雷常应邀去他家参加活动，知道画家喜爱音乐，有时也摆弄两下大鼓和小鼓。他在帕森家也经常见到模特儿们吵架。有一次晚餐时，大家都喝了很多酒，他们一行15人去了妓院。帕森和曼·雷各叫了一个姑娘上楼去了，但他们都烂醉如泥，没有能力干出任何罪孽事来。
曼·雷终于下到了舞池中。美国牧童还在搂抱基基，她想推开他，他一再坚持，此时，曼·雷火了。在气头上能够拿着枪追赶情人的他，此时跳起来扑向牧童，拦腰将他抱起，摔在地上，接着又扑上去，两人死死地抱在一起在地面上滚打起来。基基大声地喊叫着，人们互相推搡着、向前拥挤着，观众们边鼓掌边呼喊着为他们助威。基基朝曼·雷叫喊道：“干掉他！杀了他！”
曼·雷站起身来后，基基冲上去，拥抱他、亲吻他，十分为他自豪。接着，转过身来对狼狈不堪的那个牧童破口大骂。基基就是这样的人，她的嘴巴从不饶人，也毫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早上，有人问她夜里睡得好吗，她的回答经常是：
“好极了，好痛快哟！”
当有人问她为何不穿内裤时，她回答说：
“因为酒馆里没有为女士准备卫生间，这样我也可以像男人们那样在街上站着小便。”
基基不喜欢安德烈·布勒东。有一次她对他说：“您爱情谈得过多，致使您完全不会Zuo爱！”
从那天起，超现实主义的鼻祖布勒东对她十分厌恶与反感。但曼·雷时刻袒护她，为她辩护。当别人问她是否聪明时，他总回答说：“我一个人的聪明就足够两个人用了。”他的这种说法并不表明曼·雷高傲自大，而只表明他对基基的一片爱护之情。
当她和女友泰莱丝在南方的维夫朗什市遇到麻烦时，他也全力支持保护她。一天晚上，她进到一家酒馆，老板企图赶她出去，大声嚷嚷说：
“这里禁止娼妓入内！”
基基搬起一摞碟子，朝老板的脸上甩去。接着，双方打起来了。老板报了警。第二天，一名警察来到基基住的旅馆。
“请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
基基回答说：“不去。”
维夫朗什市的警察局长带领宪兵队来了。局长重申了他的命令。她说需要时间准备，实际上是把局长大人晾在了一边。局长想催促她快一点，她给予的回答是咒骂加拳脚。于是基基被带走，关进了尼斯监狱。曼·雷得到通知之后，集合起他所有的朋友，向指定的律师施加压力。布勒东的朋友弗拉恩凯尔是医生，他出具证明基基神经有毛病。基基在走出法庭后说出了她的心里话：“最艰难的时候，是我的律师对我讲：请向这些先生说句谢谢吧。”
她很不情愿地说了这句违心话，才得以获得缓期执行的判决。曼·雷为这一审判专程从巴黎来到尼斯。审判结束后，他把基基带回到“赛马师夜总会”。从此，基基又有了一个值得引以为豪的新资本：还蹲过十几天监狱。
基基喜欢向人们讲述她的冒险故事。在曼·雷狠狠地教训了那个牧童，回到“赛马师夜总会”的人群中之后，她喋喋不休地挨桌子向人们叙述她的最新遭遇。她最主要的经常听众有：勒内·克莱尔、藤田、基斯林。他们聚在一起，远离乐池，但靠近另外一堆人，其中心人物是手举钱币的汽车制造商安德烈·雪铁龙。坐在该中心人物旁边的是费尔南·莱歇，他在密切关注着自己的妻子是否往马塞尔·杜尚或者罗朗·蒂阿尔身边窜。但莱歇的监视毫无结果，他十分了解让娜，她生活放荡。但他原谅她，谁说她的坏话，他会为了维护她的声誉而大打出手，泰莱丝·十三就曾经为此挨过他的打。如果让娜的情人对她不好，莱歇甚至还教训他们。
泰莱丝·十三在基基的眼皮底下就同佩尔·克罗格热烈接吻。刚刚离开乐池的帕森仔细地观察着这一场面。他看了自然十分不愉快，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两人之间如此的关系对他的事情十分不利，吕西自然会非常嫉恨泰莱丝。吕西到处跟踪他们。佩尔·克罗格躲避在埃德加-吉内大街的一家旅馆不露面的时候，她到处寻找他。
帕森——这位祖籍保加利亚的美国人在人员已经稀少的夜总会大厅当中，同刚刚进门的苏丁打了个照面（基基记得他们二位是在不久前经过她的介绍才认识的）。帕森未同后者打招呼，苏丁向帕森伸过手来，并且对他说了一句出乎他预料的话：
“我喜欢您的绘画作品，但更加喜欢您的那些女人！”
“我禁止您对我的那些女人产生邪念！”帕森严肃地命令道。
他发火了。
苏丁拉着他的手说：
“帕森先生，我也很爱您啊！我非常非常的爱您！”
基基离开藤田和基斯林，走到苏丁身边。她的这位朋友从前十分贫寒，而如今可发财了，富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接纳她在冰冷的画室中度过一夜。从那以后，他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不冷了，不饿了，不再像个叫花子了。现在他抽的是带金嘴的高级香烟，穿的是从前做梦都想穿的既暖和又柔软的高档外衣。真是奇迹。
这一奇迹出现于1922年。苏丁的发财得益于一位富有的美国艺术品收藏家。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c·巴恩斯。
巴恩斯本人是一位美国工商业家，懂点儿医学、心理学，还带有点儿过分的利他倾向。他发明了防腐剂——银盐，在批量生产与销售了这一产品之后发财了。
他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拉德尔菲亚（即费城）。在一个接近非洲文化的民间环境中长大。他的成长环境培养了他对非洲文化的爱好，促使他后来成为一个非洲文化艺术品收藏家。他也酷爱现代绘画艺术，并且认为艺术可以使他更好地帮助他的后代。
在他的工厂里，他首先展出的是美国艺术家的作品，然后就是欧洲的绘画作品。他曾经派遣过一名特使——美国画家威廉·詹姆斯·格拉肯到巴黎乃至欧洲参观画廊和画室，并带回美国大量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塞尚、凡·高、毕沙罗、雷诺阿和毕加索的作品才得以横跨大西洋，到达了大洋彼岸。
巴恩斯大夫在纽约购买到了雷诺阿的一些绘画之后，于1922年亲自到欧洲跑了一趟。他会见了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并参加了公开拍卖会，购买了高更、勃纳尔、杜米埃、马蒂斯的作品、塞尚的其他一些作品（其中包括《浴女》）、新的雷诺阿和毕加索的作品，作为他的收藏品。他还向莱昂·斯坦购买了一些马蒂斯的作品。1914年大战爆发之前，巴恩斯已经拥有了50幅雷诺阿、15幅塞尚和多幅毕加索的作品。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
这位收藏家于1922年在费城附近的梅里翁买了一块地产，在那里建了一座博物馆，专门用来存放他的收藏品。这些收藏品首先被用于对生产防腐剂工厂的职工进行文化艺术的教育和启迪。他们可以通过接触这些受到非洲文化启发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和最现代的绘画作品，进行自我教育和得到自我发展。这种慷慨的教学考虑对巴恩斯公司的工人，以及能够获得入门证进入博物馆的参观者无疑是富有重大的教育意义。但收藏家宣布：拒绝外借这些作品参加展览；他购买的作品不得离开他的博物馆；任何人无权找任何借口、以任何方式复制这些作品。其他人对收藏家的做法不能接受，绘画作品的业余爱好者和历史学家们认为，如此大量的作品（其中有近200幅雷诺阿、一些塞尚、60幅马蒂斯和大量莫迪利阿尼的作品）在七十年中不与外界见面，很有可能会销声匿迹，但巴恩斯的立场永远不动摇。
巴恩斯于1922年12月再次来到巴黎，住在和平街米拉波旅馆。他会见了亲自选择的中间人画商保尔·纪尧姆。此人是非洲艺术的专家，他本人拥有大量马蒂斯、弗拉芒克、德朗和莫迪利阿尼的作品。在半个月内，他每天早上开着西班牙—瑞士高级轿车来接美国收藏家。他与其同事们和几十个手拿画夹在旅馆前的人行道上等待巴恩斯大夫的人群中为自己开出一条通道，进去接上大夫带他去巴黎的所有博物馆参观，去古董商店谈判，到上等餐馆就餐。接着，保尔·纪尧姆耐心地回答大夫提出的有关作品和现代艺术家的无数问题。天黑了，助消化酒下肚了，巴恩斯坐到扶手椅中，双手大拇指Сhā在马甲里，提议说：
“咱们是不是去呢？”
“有点儿晚了吧……”
“您累了吗？”
“没有。”
“那就上路！”
巴恩斯站起来，像睡了一夜好觉早上刚起床时那样精神抖擞。他一头钻进他的西班牙—瑞士牌高级轿车，毫无疲倦地接着提他的问题：为什么搞非洲艺术？为什么搞立体主义？为什么只见马蒂斯，为什么只见毕加索，为什么不见利普西茨？
于是，巴恩斯在其良师益友的陪同下去见雕塑家——利普西茨。这位艺术家既无自己的画商，自己也卖不出去任何作品，生活极端贫困。巴恩斯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他只关心雕塑作品。一边不停地提问题，一边作记录。问题全部提完之后，他决定买八件雕塑品，还提出邀请利普西茨共进午餐。雕塑家心里乐得手脚不知所措，嘴巴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看到保尔·纪尧姆雅致的穿着打扮和带银行支票的美国人的金边眼镜、高级雪茄和皮手套，利普西茨十分难为情，千方百计地用手掩盖自己衣服上的窟窿。同时，他高兴得如同上了天堂。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还远未到天堂，他还仍然在地狱，真正的天堂还在后边呢。
“我在建一座博物馆。我需要您的帮助。”巴恩斯大夫解释说。
这只不过是饭后甜点，一块糕点而已。
“我的博物馆的外墙上需要配制五座浮雕，您可以接这活儿吗？”
瞧，这是在糕点上外加了樱桃，更加美丽了。
这是上百件作品的工程啊，需要几十名艺术家干才行。
他们的车快到达保尔·纪尧姆的拉博埃蒂画廊的时候，巴恩斯大夫停止提问题了，好像提完了。纪尧姆开灯后，他一连串的问题又接踵而来了：为什么有野兽派？弗拉芒克为什么？基斯林为什么？马尔古希为什么？……
保尔·纪尧姆嘀咕说：“我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已经竹筒倒豆子，全部都抖光了。
“你不知道？那么让他们本人来。我要直接向他们本人提问。”
午夜12点，保尔·纪尧姆给弗拉芒克、基斯林和马尔古希打电话。巴恩斯大夫在他的版画中找寻。他发现一幅颜色鲜艳，画中的物体被扭曲、被拉长的画。他停下来，取出那幅画，立在对面，站远点，更加仔细地端详着。画中的人物是一个青年男子：一只巨大的耳朵，头戴帽子，白色工作服上反射出黄|色、绿色和蓝色的光彩。
“这是什么？”他问。
“苏丁的作品《小面点师》。”保尔·纪尧姆回答说。
“你认识他的画商吗？”
“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
巴恩斯一把抓起他的大衣，一边朝门外冲，一边果断地说：“咱们马上就去。”
“去哪里？”
“去画商那里！去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那里！”
“现在？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去？”
“因为我想全部买下来。这位苏丁是一位天才。”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2
苏丁的十字架
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除戈雅之外，我从未见过其他任何人可以与苏丁媲美。
萨纳·奥尔洛伏
“他（巴恩斯）买了我的几十件作品，付了3000美元。”苏丁说。
“我也搞绘画呢，我给你看看我的画吧。”基基讲。
“再说吧，”这位立陶宛人回答说，“我的作品的标价相当于一辆布加蒂bugatti（1881—1947），祖籍意大利，汽车制造商。轿车。如今，我的一幅画售价一万美元！”
基基圆睁双眼，目不转睛地瞪着苏丁。他已经远远不是大战臭虫年代的他了。当年，他的画室内到处都是臭虫：整个房间无任何一处稍微暖和点的地方。于是，那些臭虫都躲进了他的枕头取暖；他经常囊空如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外出时，只在祼体外套件大衣；为了打扮自己，只好拿腰带当领带，双臂伸进短裤的裤腿里当衬衣。
苏丁比其他任何人受的苦都多。他对当今的生活仍然不满意，他很怀旧，想念家乡：现在吃不到孩童时代常吃的食物，经常梦想吃家乡有滋有味的饭菜、鲱鱼、沙司酱……
但他变了，变得不是从前的他了，认不出来了。从前他作为移民，整天或者闭门不出，或者躲在罗童德最不显眼的角落里学习法语。而如今，他穿着花衬衣，打着他过去做梦都想得到的鲜艳领带。他最早与巴恩斯打交道的时候，有一天，美国收藏家要求他陪同去旺多姆广场的一家卖真丝领带的高档商场。收藏家一口气买了三打领带，这位衣衫褴褛的艺术家羡慕地盯着他，他都没有想到送给他一条。这件事让苏丁感觉受到了极大的棱辱。
从那以后，苏丁一心想着要报复。现在，他不仅有能力去旺多姆广场购买他需要的任何东西，而且也可以在他面前挥动那擦过香脂的漂亮双手。手指甲上不再被绘画涂料玷污：过去他经常因为生气，扔掉手中的画笔，使用手掌和手指充当画板和画笔从事创作。他一头乌黑的头发闪闪发光，因为他请一位穷人家的小姑娘定期地为他用香精软膏洗染。他甚至还有一辆汽车和一个司机——达内罗勒供他使用。他对基基说，这一切都不属于他本人，而属于靠着巴恩斯和发了财的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美国人巴恩斯到约瑟夫-巴拉街看苏丁的作品。波兰人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每从他的床下取出一幅画，美国人都用惊讶的口吻喊道：“太棒了！美极了！”
从那以后，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就在塞纳河街开了一家画廊，展出郁特里罗、德朗、弗拉芒克、基斯林、杜飞和弗里兹的作品。他在安德街还有一座房子，他的画家们和女合作伙伴们，例如波莱特·茹尔丹（她有时为苏丁和基斯林做绘画模特儿）都常去那里与他聚会。
苏丁想去地中海边时，就叫达内罗勒来。他躺在汽车后座上睡上一夜，次日就在海边了。他不喜欢巴黎，终日躲避着不想见到过去的熟人，不愿意去他过去常去的地方，害怕触景生情，回忆起从前悲惨的生活；他批评莫迪利阿尼，其实此人是惟一在大战期间支持他的人；他生埃利·富尔的气，然而正是此人写了第一本有关他的书；莫里斯·萨克斯发表了赞颂他的作品的文章，而他见到此人连招呼也不打一下；当酒馆里的顾客认出他，站起来，走到身边同他说话时，他却很不客气，无精打采地说：“我不认识你。”
当对方坚持说认识他时，他便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说着离开餐桌，扬长而去。
苏丁的傲慢使他吃了不少亏，甚至差点让他错过会见卡斯坦夫妇的机会。对他来说，卡斯坦夫妇是和巴恩斯同等重要的资助人。
卡斯坦夫妇住在巴黎西南大约150公里的萨尔特市附近的一座城堡。他们十分热爱绘画艺术。马塞兰·卡斯坦在一家杂志社任编辑部秘书，同时负责该杂志的艺术专栏。他经常去蒙巴那斯会见艺术家。
巴恩斯回到巴黎前不久的一天晚上，马塞兰在他妻子玛德琳娜的陪同下去了罗童德。苏丁恰好从那里经过。一位画家建议卡斯坦夫妇购买苏丁的一幅画，他说：这位俄罗斯人身无分文，连吃饭都十分困难。于是，卡斯坦夫妇叫住苏丁。马塞兰要求看看他的画。苏丁同他们定下在第一战役街一家酒馆的后厅见面，但他手里拿着两幅画姗姗来迟。卡斯坦夫妇在昏暗中匆匆瞅了一眼，提议次日再来，并给他100法郎作为订金。苏丁接过钱来撕得粉碎，扔了，说：“我不是乞丐！你们连看也没有看我的作品，就给钱！我不乞讨！”
他发火了。卡斯坦夫妇只好离去。
几个星期之后，苏丁在玛德琳娜附近的一家画廊中展出他的《番茄鸡》，卡斯坦夫妇想买这幅画，他们找到苏丁的画商斯波罗斯基。但是他没有权利出卖这幅画，因为它属于弗朗西斯·卡尔科。斯波罗斯基没有说明从前苏丁的画一文不值，他早就将这幅画送给而不是卖给了作家卡尔科。
卡斯坦夫妇坚持要买。斯波罗斯基只好去见卡尔科。后者十分客气地把画还给他，没有接受这位波兰画商付给他的钱。于是，卡斯坦买下了画。从此之后，他们经常来画家的画室，一逗留就长达十个小时，还一幅又一幅地买他的作品。
后来，苏丁经常去卡斯坦夫妇的城堡做客，一住就是数个星期。慷慨资助苏丁的这对夫妇对画家倍加宠爱，特别是女主人玛德琳娜，还为画家当绘画模特儿。她迷恋此人的韧劲：他身上带有的那股无法形容的力量和能量；他为自救而顽强拼搏的硬骨头精神；他到处寻找17世纪的油画作品，只要画面有颜料颗粒他就心满意足，因为创作时画笔在画布上移动时并不是平行滑动；他跪在地上恳求一个为他当模特儿的洗衣女工恢复原有的表情；他花费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修改作品中的一点儿微小的缺陷；创作的时候，他要求周围绝对安静，任何人不得靠近他，不得同他讲话；天蒙蒙亮，他就起床要求尽快备好汽车，立即拉他去市场买鱼，而且只买鱼，因为他要画鱼；一天早上，他恳求卡斯坦夫妇陪同他到田里去，因为他曾经在那里见到过一匹十分漂亮的马。他们见到了那匹老马。它瘦得皮包骨头，浑身泥浆，正在街头为一个街头艺人拉车。
“我想画它！”苏丁高兴地说。
他激动得围着那匹马转来转去。马塞兰·卡斯坦开始同那些街头艺人谈判。艺人们同意到卡斯坦夫妇的城堡逗留一下，条件是必须向他们提供吃喝。艺人们在城堡的草坪上安顿下来之后，苏丁带着那匹瘦马远离人群，接着他画出了一幅名作。
苏丁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从不参加集体画展，担心被淹没在其他艺术家之中。无论是他自己的、卡斯坦夫妇的或者他的亲朋好友的任何画，只要不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他就毫不吝惜把它撕毁。
据曼·雷说，苏丁过去一直连做梦都想看看大海。巴恩斯买了他的绘画作品后，苏丁兴奋不已，完全陶醉了。他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拉他到了南方，去了东比利牛斯省的塞莱特，后来又去了阿尔卑斯省海滨卡涅的海边。
回到巴黎两年之后，他系统地毁掉他在南方创作的画作：他在其画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处见到多少，就烧掉多少；听说哪个画廊有他的画，就去全部买回来或者用他最新的作品把那些旧的换回来。运回家后，全部将它们剪掉；有时他把撕毁、剪毁的一些碎片缝合成为新作，但大部分被扔进垃圾桶。除他的司机达内罗勒有时将他扔进垃圾桶的一些碎片捡回送给斯波罗斯基外，剩余的全部被一些绘画业余爱好者回收，送给马扎兰街的一位酒馆老板——雅克。老板用针线把它们缝合成新画之后，这些业余爱好者再把它们卖给画廊。
最初他只毁坏他在塞莱特创作的作品，后来其他作品也逃不掉这样的厄运。每当苏丁到画商勒内·冉佩勒家时，画商准将苏丁的画挂到高处，而且绝对不能让他单独留在展有其作品的画廊内。
苏丁毁坏所有他的画，包括带有他签名的假画、他在所有他居住过的地方作的画。
到了1925年，他惟一喜欢的画作只有他的《死牛》(图59)。那是他在圣戈塔尔街的画室内试验创作的作品。住在卡斯坦家的城堡的时期，他经常去城堡周围的菜市场或附近的农场。回来时常常带着一些宰杀后的或者储藏变质发臭的鸡、鸭、火鸡或兔子。他把它们挂在钩子上，画在画布上。但牛却是另一码事。苏丁画的牛是效仿他十分欣赏的伦勃朗的风格的结果，也是孩童时的苏丁经常见村子里的屠夫屠宰牲畜，而且曾经被关在冷库里挨了一顿狠揍之后，被强迫画一些无视传统观念的画的结果。在以下的一段文字中，他十分清晰地承认了他的牛是如何画出来的：
我在孩童时代见过村子里的屠夫一把抓起一只鸟，把它的头剁下，将血放净。我痛苦得直想大声叫喊，而我看见屠夫却十分高兴时，我的喊声被压在嗓子眼儿里没有能够释放出来……但我始终觉得这喊声堵得我喘不上气来。我有一次画侮辱老师的肖像时，我试图将这一喊声释放出来，仍然未能够实现。然而当我画《死牛》时，终于将一直憋在嗓子里的那股喊声释放了出来。
［摘自保存在艺术图书馆中1955年出版的埃米尔·斯吉特雅的《苏丁与他的时代》一书］
苏丁去巴黎郊区的维莱特买了一头屠宰过的整牛，回来用一些铁钩挂在画室的屋梁上。天长日久，等到牛开始变质腐烂时，和斯波罗斯基一样对苏丁忠心耿耿的波莱特·茹尔丹，为了让牛骨架保持颜色鲜艳，到许多屠宰场寻找牛血涂抹腐烂的牛。苏丁在画之前，有时也帮助她用刷子将找来的血刷在死牛腐烂了的肌肉上。
很快，苍蝇越来越多，可是苏丁对此视而不见；恶臭气味越来越大，邻居们纷纷告状。一天早上，市政府卫生部门的人员找上门来。向来害怕穿制服的官方人员的苏丁吓得躲藏起来。于是，只有波莱特·茹尔丹出面解释在室内保存死牛的原因。她成功地说服了市政府的这些雇员为画室进行了消毒。他们还向她讲解了如何才能够避免牛尸体的腐烂和散发臭气。其实问题很简单，只要给死牛注射一些氨液就可以了。
从此以后，苏丁无论到哪里，都随身带一个注射盒。每当遇见死去不久的动物，他都给其注射氨液，然后带回家来做他的绘画标本。
基基十分想向苏丁表达对他的爱慕，但她没有说出口来。她知道苏丁早已不像从前那样是独身一人了。他重新找到一个他青年时期的心上人——德博拉·梅勒尼克。有人传说他们已经举行了宗教婚礼，并且有了一个女孩子，但苏丁很快终止了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当人们同他提到他的女儿时，他说自己没有女儿，而且立即转移话题。他不想知道任何事情，但没有过去蛮不讲理了。从此以后，身边总有女人在陪伴着他。
1937年，他爱上一位德国犹太移民、社会党人——热达·格罗特。他给她起了个别名“看护小姐”。因为在他们相识后不久，他患了急性胃溃疡。在他卧床不起的时候，格罗特守护过他整整一夜。很快，他们一起住到勃艮第大区约讷省的索拉。大战期间，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
1940年，格罗特被关进了集中营；1943年，她奇迹般地返回巴黎。在此期间，卡斯坦夫妇在一次艺术展览会开幕式上向苏丁介绍了一位聪明美貌，但也十分任性的女子——玛丽-贝特·奥朗斯。她曾经是马克斯·恩斯特的第二任妻子。从此，她成为苏丁的最后一位伴侣。
德国人占领法国期间，盖世太保一直在追捕无国籍的犹太人苏丁。在巴黎，他尽量少出门。万一出门，他总把帽子拉得很低，几乎扣在眼上，他以为这样就能够不被人认出。他已经不能吃别的东西，每天只吃土豆泥和蔬菜汤，瘦得皮包骨头，十分吓人，并且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为了保护头发，他在头顶上打了个鸡蛋，像个鸡蛋饼似的扣在头上，然后再戴上帽子。
他最后躲藏在玛丽-贝特·奥朗斯在植物园街的一位朋友家里，只有夜间才敢出门。看门人向占领当局告发他之后，他逃到了安德卢瓦省的桑比尼。玛丽-贝特·奥朗斯领着他一个又一个地更换旅馆，直至他们找到了一座僻静的住房，在那里安顿下来。但那时苏丁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1942年8月，他的胃病日趋严重，出现了胃穿孔，被送进西农医院。他央求医生立即为他手术，但玛丽-贝特拒绝了，她坚持要去巴黎的一家医院，找一个专家为他进行手术。他们租了一辆救护车。玛丽-贝特·奥朗斯想回住处取他的绘画作品带回巴黎。她要求救护车返回桑比尼，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取其余的画作。这样一来，来回耽搁了二十四小时。当他们最后到达巴黎时，苏丁的胃已经大面积穿孔。1942年8月7日进行了手术，9日早上六点，苏丁停止了呼吸。送葬的艺术家的人数少得可怜，但其中有毕加索和还没有去集中营的马克斯·雅各布。他被埋葬在了蒙巴那斯墓地。帕森和他的女人们在那里已经等待他十二个年头了。
塞姆·苏丁坟墓的地皮属于奥朗斯家族。他的墓上没有Сhā犹太教的五角星，而是一个天主教的十字架。虽然不合情理，但绝非独一无二。他墓碑上的题词不仅出生日期被搞错了，连他的名字也被写错了……
丁香园丑闻
……于是出现了一些奇怪现象，起初几乎没有引起家人的警惕，直到有一天在公众中发生了一些极端行为，人们才知道他是诗人。
路易·阿拉贡
1925年7月的一天上午，文人们再次在丁香园酒馆聚会。这是《新文学》杂志在为天主教的象征主义诗人圣-波尔·鲁克斯退居法国西部菲尼斯太尔省的卡马莱而举行的饯行宴会。超现实主义派人士均受到了邀请，因为《新文学》杂志专门为诗人圣-波尔·鲁克斯出版了一期专刊，而超现实主义派人士似乎都为该期刊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超现实主义派人士们认为圣-波尔·鲁克斯是属于以马拉美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人，也就都原谅了他顽固的宗教观念。安德烈·布勒东给他的题词是“世上的明白人”。二十年后，阿拉贡在他的《共产党人》一文中，向这位被他称为“十分了不起的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都出席了这一饯行宴席。除了他们之外，参加聚会的人还有雅里演出《于布王》的那个剧院老板吕涅·坡。布勒东谴责他在大战期间曾经被反间谍机构雇用当过反间谍特工。宴会由在主席台就座的拉希尔德女士主持。布勒东后来承认：“主席台（拉希尔德女士）的几句话使我们大家勃然大怒。”［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在场所有人的神经立即都紧张了起来。不应该把人们的火冒三丈仅仅归结于小文人们出席宴会，而超现实派人士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不久前，法国驻日本大使保尔·克洛代尔阁下向《oedia》发表谈话，称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的实质是“男子同性恋”，他在文章中同时还回顾了在大战期间他的伟大功绩：他从拉丁美洲购买肉品养活盟军。超现实主义中的好事之徒们利用了这一高尚的集会，对这位大使阁下进行报复。他们散发了大量带有血腥味的血红传单，其内容如下：
只有一种思想道德是站得住脚的，即一个人不能既是法国驻外大使，同时又是诗人。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公开宣布我们从思想到行动上均同所有法国的东西决裂，划清界限。我们在此申明，为一个出售猪狗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行为属于背叛行为，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们永远地把您视做学究和流氓恶棍，不惜名誉受到损害。
［摘自1977年出版的让-雅克·布罗希耶的《超现实主义者们的冒险行为》］
宴会上的气氛紧张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只要有一点儿小小火星，就会引发爆炸。拉希尔德女士在达达主义盛行的时期，曾经号召这些勇士向社会那个无忧无虑的堡垒进攻，鼓励他们纠正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的年轻一代。在这一天的宴会上，她的发言火上浇油，引起了冲突。因为她重复了几天前在一次采访中她已经表达过的反德国言论：“法国女人都不应该嫁德国人！”她说话的声音并不大，但所有人都听见了。这一言论恰好触及了超现实主义者最敏感的问题——德国。正如阿拉贡所说，超现实主义者经常帮助法国的敌人——德国，特别是在《凡尔赛条约》签订、盟军占领鲁尔河之后，甚至在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1919年1月5日被艾伯特反动政府杀害。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之后，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帮助敌人。另外一个原因是布勒东站起身来十分冷静地说：“女士，您的讲话对我们的朋友马克斯·恩斯特maxernst（1891—1976），祖籍德国的法国画家。德国科隆达达运动的奠基人之一，超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极大的侮辱。”
马克斯·恩斯特随声附和其上司的意见。然而，布勒东对德国的失败十分失望，恩斯特却为法国的胜利深感自豪。这一下子，宴会的会场就炸锅了。
冷不防从空中飞来了一个苹果砸在布勒东的身上，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布勒东将一块餐巾扔到了拉希尔德女士的脸上，口中喊道：“女土匪！”
“她诬蔑我们！”一个与会者推波助澜地责骂。
圣-波尔·鲁克斯努力劝说双方，企图让局势平静下来，他大声嚷道：
“好了，好了。不能这样对待一位女士，我们应该礼貌待人！”
“礼貌？什么礼貌？我们必须以牙还牙！”
这样一来，整个大厅乱了起来。带汁的鱼、蔬菜、盘子、碟子、酒与杯子像炮弹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
菲利普·苏波“嗖”地一下跳起来，双手抓住固定在屋顶上的吊灯支架，身体悬空，双腿甩动，阻挡着漫天飞舞的“流弹”。路易·德·贡扎格从旁边一个包间冲出来，加入了反对超现实主义派的行列。安德烈·布勒东用拳头砸碎玻璃，打开窗户，看见人行道上已经聚集了好大一群人。马克斯·恩斯特用双手合成喇叭筒，大声呼喊：“打倒德国！”
“打倒法国！”米歇尔·莱里斯喊着作为对他的回答。
“中国万岁！”第三个人喊道。
“里夫人rifains，摩洛哥北部的一个部落民族。万岁！”有人喊道，意为怀念在摩洛哥起义的柏柏尔人。
聚集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有一位妇女朝窗户方向投过一道目光。她是俄罗斯人，不到30岁，名叫艾尔莎·特里奥莱。透过被打开的窗口，她发现了一位身穿礼服的美貌男子不声不响、文质彬彬，在眼前的一片大喊大叫、大打出手的混乱之中，他一直保持着十分平静的态度。
这位男子没有注意到她。他有如鹤立鸡群，不久他就转过身去，伸手挡住向桌子飞去的一把香蕉。特里奥莱向她旁边的一个人打听此人是谁。显然，谁都不认识他。她在圣米歇尔大街的路边上发现一张长凳子，她登上那张长凳子，继续向那个位置看的时候，那人已经不见了。她继续寻找，没有任何结果。于是，她从长凳上下来，走了。她的心像被此人带走了似的，她明白刚才见到的正是她长期寻觅的心上人。
丁香园酒馆内，圣-波尔·鲁克斯在一片狼藉中仍然在极力劝说大家恢复冷静。但丝毫不起作用。米歇尔·莱里斯又来到窗口，大喊一声：“德国万岁！”
聚集在人行道上看热闹的人们勒令他下来，给大家讲明他的道理。人们则把他打了个半死，及时赶到的警察把他带到警察局，关起来又狠揍了一顿。藤田认为是罗伯特·德斯诺斯在警察局找到爱德华·埃里奥这个后门，为米歇尔·莱里斯说了情。他才被警察局释放。
丁香园丑闻影响颇大。第二天，新闻媒体异口同声地一致反对超现实主义派，说他们是“蒙巴那斯大街的恐怖分子”。文人协会、战斗作家协会与《法国行动》报协同一致，号召所有新闻媒体从此不得让这些危险分子的名字见诸报端，以切断他们与公众的一切联系。
在巴黎市，捣乱分子闹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但在蒙巴那斯，特别是在丁香园酒馆，诗人、画家和作家间为艺术以外的原因发生打架斗殴的现象过去从未发生过。
安德烈·布勒东也承认：“为圣-波尔·鲁克斯饯行宴会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超现实主义派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派别从此彻底决裂了。”
举行饯行宴会的当天上午，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参加了一个反对摩洛哥战争的组织，并且准备派遣法国志愿军参加反对阿卜杜拉-埃勒-克里姆abd-el-krim（1882—1963），摩洛哥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斗争。在1925年7月的这一天发生了震撼丁香园酒馆的丑闻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法国诗人保尔·福尔和他那些整天吟诗作画嬉笑吵闹的幽灵似的伙伴从此没有了踪影。在超现实主义派人士的影响下，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又要再次改变历史了，诗人们即将发现一个新的时代：政治时代。
活动场所
超现实主义者的活动场所
我们的主啊，您在天上，请您就在那里吧。
雅克·普雷韦
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活动场所有好几处：好几家酒馆、布勒东家和巴黎十五区的城堡街。但这些先生（除了西蒙娜·布勒东之外，超现实主义者们中的妇女很少，而且她们经常保持沉默。）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小酒馆。他们并不在吧台前聚会，总是在酒馆的最里面。他们把大厅里所有位置全部包下来。如同上班一样，他们在晚上六点准时到达。然后就开始他们的约会，玩塔罗牌、扑克牌或者从事问答游戏（这是一种回答未知问题的游戏）；也有人在这些人中间进行调查，特别是常向他们提一些有关性或者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此类问题常常会引起冲突，造成紧张气氛；参加者常对新闻界的新闻报道、国内外形势及周围发生的大小事件进行分析、发表评论或者认真仔细地算账。所有这些活动都很少在心平气和中进行，朋友们相互邀请在中午或晚上七点聚在这里喝上几杯，申请加入该派别的人有时在这里接受审查和参加考试。
布勒东从不缺席，阿拉贡也几乎从不缺席。他们两人的性格各具特色，前一位脾气暴躁，动则暴跳如雷；后者文质彬彬，从来都保持威严与宁静，他那出奇的冷静在发生激烈口角时十分有用。《超现实主义宣言》的鼻祖布勒东只对他（阿拉贡）一个人怀有无限崇敬的感情，只同他一个人说话时客客气气。
他们喜欢色彩斑斓，所以喝石榴果汁。他们喜欢什么酒的名字，就喝什么酒。
他们就餐总执行一条不可动摇的规则：实行aa制，各人付各人的账。布勒东在拍卖卡恩维莱的收藏品时，低价购买了大量的绘画作品。在需要的时候，他适时适量地出售一些。所以他比较富有，他经常为他人缺钱的事犯愁。保尔·艾吕雅也有钱，而且有很多钱，遗憾的是像他那么有钱的人只有他一个。因此，每当他们一起就餐时，必须选择大家都能够接受的餐馆。
他们还有另外一条规则：干事必须兢兢业业。阿拉贡不愿意接受布勒东制订的清规戒律，更愿意同南希·居纳尔手挽手闲逛，人们就看不惯。艾吕雅经常高兴地向周围的人们展示加拉的祼体照片，人们口头上同意看，但总是找种种借口婉言谢绝到场。人们都清楚他喜欢加拉，加拉也爱他，但她也同样地爱着马克斯·恩斯特。而恩斯特爱加拉，但也同样地喜欢艾吕雅。只要别人不妨碍他的利益，艾吕雅并不感到这种三角恋爱有什么不好。但无论如何，在布勒东组织聚会时，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缺席。尤其是出现屡次缺席的现象时，他们这位统帅、整个集会的“教皇”——体魄粗壮、腰板挺直、深色着装（墨绿色）、向后拳曲的头发——他神情威严地、以特有的犀利目光审视着整个会场，清点着到会者和缺席者的人数。发现一个妇女到来时，他站起身来，十分礼貌地亲吻一下她的手。于是，吻手后来就成为超现实主义派的内部规矩。
他们主要在哪一家酒馆聚会呢？超现实主义的前身达达运动时期，在圣米歇尔大街的“苏尔斯（source：意为泉水）”。这里距离布勒东和阿拉贡所在的瓦尔德格拉斯和布勒东生活的“伟人”旅馆都不远。布勒东正是在“苏尔斯”，让他最要好的朋友阿拉贡朗诵了他与苏波合著的《磁场》一书中的两节。（《文学》杂志发表过该书的前三章。）布勒东、查拉和阿拉贡在这里接待要求加入他们运动的申请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例如马塞尔·杜尚、马克斯·恩斯特、让·阿尔普和年轻貌美、总是充满激|情的造反派勒内·克勒韦尔。
塞尔塔酒馆为处于困难关头的阿拉贡提供了挣钱的条件：有一个时期，阿拉贡身无分文，他的朋友菲利普·苏波向在绝望中挣扎的他为《欧洲杂志》约了一篇稿子，因为苏波当时是该杂志的编辑部负责人。而阿拉贡正是在塞尔塔酒馆撰写了这篇文章，此文被收进了阿拉贡的《巴黎的农民》一书。
在20年代，布勒东搬到喷泉街之后，他所创立运动的总部起初就设在他家中，后来迁移至巴黎十八区克里西大街，直到1929年达利salvadordali（1904—1989），西班牙画家、作家。1929年至1939年期间为超现实主义运动成员。和布努埃尔louisbunuel(1900—1983），西班牙电影工作者，是电影界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加入了超现实主义运动为止。
他们二位跨过塞纳河，到左岸之后，超现实主义者们就经常到圣叙尔皮斯广场的市政府酒馆聚会了。从1928年起，曼·雷、阿拉贡和德斯诺斯及其追随者重返蒙巴那斯的古堡酒家，画家们也去。阿尔托和其他许多人仍然是多姆和罗童德的忠实顾客。然而，他们大家都经常集体到位于蒙巴那斯的勃洛梅街，因为那里是塞纳河左岸超现实主义者们的圣地。
位于沃基拉区的勃洛梅街，有从遍地荒草中挺拔而起的一栋砖瓦结构的房子。1922年，安德烈·马松andrémasson（1896—1987），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和若昂·米罗joanmiro（1893—1983），西班牙画家、雕刻家、陶瓷学家。各自住进这里。米罗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结识了毕卡比亚，通过后者也接触到了法国文化。他们的巧遇促使他于1919年来到巴黎。他在蒙马特尔结识了安德烈·马松，安德烈·马松同样是马克斯·雅各布的朋友。
马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留下了严重的战争后遗症。战争结束后，他在精神病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之后，生活十分拮据。1922年，马克斯·雅各布把他介绍给卡恩维莱。这位德国画商向他提议，签署一项向马松购画的合同。得到这一完全出乎意料的恩赐之后，他才得以同妻子和女儿搬到勃洛梅街来居住。马松的朋友米罗几乎同时也搬进了勃洛梅街，但他们二人对此彼此都一无所知。
1924年，罗伯特·德斯诺斯带领布勒东来到勃洛梅街见马松，马松带他去见了米罗。首次见面，布勒东就购买了米罗的绘画作品《耕地》(图60)，后来他还买了其他的油画，并且在《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上发表了其中一些画的复制品。在他的眼里，米罗毫无疑问是他的人。
1925年11月，在波拿巴街皮埃尔画廊举办了一个艺术作品展览会。大多数超现实主义者都出席了该展览的开幕式：布勒东、阿拉贡、苏波、艾吕雅、纳维尔、维特拉克、克勒韦尔（他在追随一段时间达达运动之后，最终归顺了布勒东）、莱里斯、马克斯·恩斯特等。同往常一样，超现实主义的展览会开幕式在夜间十二点举行。不反对超现实主义的米罗也出席了，但条件是必须允许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同他们拉开一定的距离。
在对待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态度上，马松比米罗积极。他经常向布勒东的杂志提供素描画，一直到1928年，他再也不愿忍受“头头”的专制才疏远了他。与其他许多人一样，这一疏远的结果是被达达运动开除。
最初几年，超现实主义者们——莱里斯、阿尔托、罗朗·蒂阿尔、巴塔耶（他始终积极靠近该运动，但没有加入组织）、兰布尔和阿拉贡，无论资历深浅，一律都到勃洛梅街。他们在那里一起读书看报，一起开怀畅饮，一起抽鸦片。1926年，雕塑家安德烈·德·拉里维利、画家乔治·马尔金那和诗人罗伯特·德斯诺斯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以同样的热情与他们同饮同乐。
罗伯特·德斯诺斯不再爱泰莱丝·十三，而爱上了一位比利时女演员。她为他唱歌，他向她提供滋补品。德斯诺斯在不睡觉的时候，就去黑人舞厅。他曾经为开办该舞厅做了许多的工作。他也常沿着车站后面的城堡街向上朝蒙巴那斯墓地方向走去，不远处就是原来的玛丽·瓦西里耶夫食堂。他在54号门口停住脚步，伸手推开栅栏。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座二层小楼。过去这里是一个出售兔子皮的店铺。他登上几级台阶，进入了一个十分宽敞的房间。房间的墙上有一幅吕尔萨创作的立体画。地面上到处乱扔着一些从跳蚤市场或者附近的垃圾桶中捡来的破烂东西。
门对面的墙根处放着一套奇怪的家具：很高，带有一个壁橱，一个玻璃缸里装有沙子和一些活的游蛇，一台很不错的电动留声机。在这套家具的上面有一个笼子，里面有一窝欢蹦乱跳的白色耗子。这面墙的外侧是一个凉廊。临时来的朋友就住这个凉廊里。经常来住的人是邦雅曼·佩雷。后来，1928年1月6日到7日，路易·阿拉贡同南希·居纳尔住进了这个凉廊。
这里住着三人。底层一扇门的后面就是他们三人之一的画家伊夫·唐居伊yvestanguy（1900—1955），祖籍美国的法国画家。的画室。伊夫·唐居伊曾经在他们公用厅的墙上画过一幅血迹斑斑的耶稣像。他在一辆公共汽车顶层发现了德·契里柯的画之后，回来就将这幅画擦掉。从那以后，他放弃了印象主义，而开始创作许多无视传统观念、无视圣像的作品，并且在《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上发表了它们的复制品。
二层住着另外两个人。马塞尔·杜阿梅尔目前是一家旅馆的老板。因为他是三名住户中最富有的，房子的修缮工程款就由他支付。
这三人当中的最后一位雅克·普雷韦jacquesprevert（1900—1977），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诗人。当时已经戴着后来成为传奇式的那顶鸭舌帽，嘴角上已经叼着烟头。他经常写电影剧本，但没有人要。他同德斯诺斯合作创作歌曲，并建议基基唱。基基认为这些歌曲不适合她，也不愿意接受。
他在朋友们演出的电影中当群众演员。他没有上过几年学，从16岁起就靠站柜台叫卖东西维持生计。他诡计多端：向真的顾客开假发票，把商店里所有的钟表调到在客流量最大的时间同时响起。因为当时他还没有与西蒙娜结婚，他就向在稍远一点儿的地方工作的一位年轻女售货员求爱。但女孩子的父母想方设法保护他们的女儿不受他的侵犯。一天，人们看见他在商店前的人行道上奔跑，两名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
他曾经在法国的默尔特-摩泽尔省和伊斯坦布尔服过兵役。在服役期间，认识了他的两位好朋友杜阿梅尔和唐居伊。
一天，歌词的作者雅克·普雷韦在蒙巴那斯的一家酒馆遇见了《身体与财富》的作者罗伯特·德斯诺斯。当时酒馆里有个人大吵大闹，普雷韦正准备狠揍他一顿时，恰好进来的德斯诺斯举起拳头向他打去，保护了那个受攻击的人。在场的弗洛朗·费尔斯见情况不妙，急忙起身介绍他们二位认识。
他们两人收起拳头，紧紧握手。接着，普雷韦就带领德斯诺斯去见唐居伊和杜阿梅尔，他立即就和他们成为好朋友。不久以后，他们发现了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四人都出生于1900年，他们认识的时候都年仅25岁。
这样一来，常在勃洛梅街和城堡街活动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会合了。接着，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与右岸的喷泉区活动的两帮超现实主义者也会合了，并且为他们信奉的理念赋予了一个正式的名称——“超现实主义”。尽管他们的“教皇”布勒东和那些习惯于寻衅滋事的普通成员实践他们共同理念的方式不同，但他们还是一致为这一会合深感欣慰。
城堡街的赖学生
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蒙巴那斯这个永久性集市上闲逛。
马塞尔·杜阿梅尔
以普雷韦为首的那帮人，为了显得精神饱满一些，在第一次去见布勒东之前吸了大量的可卡因。因为感觉在城堡街十分自在，所以阿拉贡、凯诺、马克斯·莫里斯、米歇尔·莱里斯等人每天都到那里去。第一天，米歇尔·莱里斯坐得笔直，拿起一瓶金酒，一饮而尽，然后坐得越来越直，越来越沉默寡言，越来越让人猜不透。
后来他经常这样。
邦雅曼·佩雷呢？他一到那里就操起一架手风琴，深吸一口气，双手猛然往两个方向一撑，手风琴突然从正中间断裂成了两块。
后来，他再也不干那样的蠢事了。
《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八期上发表了马塞尔·杜阿梅尔拍摄的一幅照片，解说词是《邦雅曼·佩雷谩骂神甫》。这样，就产生了佩雷最喜爱的体育运动是追逐神甫的笑话。当时，他们陪同普雷韦夫妇去接唐居伊夫妇，他们将一起赴马松在尼斯附近萨那利的家度假。马松不久之前在那里租赁了一座房子。他们乘坐的汽车在快速行驶，车窗敞开，佩雷边开枪，边吼叫驱赶着沿途的行人，其中有一位教士。佩雷手枪不离身，而且到处滥用，一点儿不比二十年前的阿尔弗雷德·雅里逊色。
马松十分了解佩雷的过激行为。在他搬家到勃洛梅街之前，佩雷每天到画家在塞居大街的家看他。在半个月之内每天重复发生同样的事情：佩雷每次从一家底层敞开的窗前经过，恰好看门人和他的妻子及孩子正围坐在一桌热气腾腾的餐桌前吃午饭，饥肠辘辘的他每次都从窗口探头进去，向一家人提出同样的问题：
“这一盘盘的屎好吃吗？”
他有一次甚至两天滴水未进了。
在忍了两个星期之后，受到挑衅的家庭忍无可忍，奋起反击了。当佩雷又出现在面前时，看门人用力地清了清嗓子，小声地嘀咕道：
“该死的德国鬼子！”
然后猛地把窗户关闭，以免挨打。
佩雷十分欣赏布勒东，而布勒东也为此十分感激佩雷。佩雷拥护布勒东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时时处处为他辩护。只有每当根恩巴赫神甫坐到布勒东身边时，佩雷就立即站起来，扇他几个耳光，神甫只能离开。布勒东当时正在劝说神甫加入超现实主义运动，但他对佩雷毫无办法，他的这位最忠实的信徒根本不听从他的任何劝告。很久以后，佩雷向他人承认说：“根恩巴赫加入不加入超现实主义运动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位神甫爱上一个女演员，常身穿长袍到“赛马师夜总会”跳舞，常到罗童德喝酒，逛窑子。当他身无分文的时候，就退避老家——卢瓦尔河沿岸的索莱斯姆……但道貌岸然的他仍然是神甫。《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五期上登过该神甫同一个情妇小姐的一张照片。佩雷无权阻止杂志做什么，于是他在大街上予以报复。每当他在街上瞅见穿教士长袍人的影子，就怒火中烧，免不了冲上去教训他一通。这类过激行为发生的时候，经常同佩雷在一起的普雷韦也不阻止，他从心底里赞同其朋友的做法。
一天晚上，布勒东和城堡街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一起在克里西大街的人行道上等着电影院开门。街上闲逛的人熙熙攘攘，天下着雨，行人人手一把雨伞。布勒东特别讨厌雨伞，尤其是当雨伞挡住了他去路的时候。此时，怒不可遏的他抓住一个路人的雨伞，双臂一伸，不费吹灰之力将伞折成两节。普雷韦看见很好玩，也学着他的样子折断了另一行人的雨伞。德斯诺斯也不甘落后，折断了第三个人的雨伞。接着，佩雷、唐居伊和杜阿梅尔边走边夺过行人们的一把把雨伞，全部照此办理……群众被激怒了，责骂与抱怨声连成一片。佩雷带头动起手来。很快警察赶到，结果显而易见：事件平息了，但看电影就只能等下一回了。因为他们被带走了。
另外一次，普雷韦、杜阿梅尔和唐居伊都在布列塔尼的海滨。普雷韦在用创作讽刺词的方式搞了一些恶作剧之后，他躲进了一家酒菜丰盛的餐馆。上甜点的时间到了，他敞开所有的窗户，咒骂聚集在餐馆前广场上的农民。只因他的运气好，才未被那些人揍死。几天之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不小心撞倒了他，他起身狠打了那人一顿。
在周围邻居的心目中，城堡街54号是一个妓院，否则，整天有那么多的人来来往往作何解释呢？
白天，住在54号的人都不工作，他们整天在蒙巴那斯泡酒吧，逛电影院和剧院。据说德斯诺斯每天去一次电影院，普雷韦也一样，因为他的弟弟皮埃罗是塞纳河右岸电影院的放映员，可以放普雷韦和他的朋友们免费进去。有许多电影他们都反复看了无数遍。晚上，他们回来阅读乔治·巴塔耶秘密出版的书——《眼睛的故事》。
他们一起住的人总是很多。以三个人的名义租的房子里常常住十五六个人。每天睡觉之前，他们都听美国的华尔兹舞曲的唱片，喝酒，吸烟，玩一些稀奇古怪的游戏。
什么样的游戏呢？
大家围坐在一张桌子边，桌子上摆放着一些纸片。他们轮流传递一张纸片，每人都背着其他人在纸上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折叠好，传给下一个人。一圈结束后，另取一张重新开始。这种小纸片游戏是查拉发明的，而普雷韦赋予了它文化内容：正是他给出了下面一句名言的开头：
老鞋也将走出新路。
画家和诗人们经常组成小组做游戏：有时曼·雷、米罗、莫里斯、唐居伊为一组，有时布勒东、杜阿梅尔、莫里斯、唐居伊……为一组。他们中的诗人时而也拿起画笔搞绘画创作。
他们在一起时也讨论政治问题。他们的立场观点与《光明》杂志比较接近。该杂志由亨利·巴比塞henry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创办于1919年。1924年，它的革命立场已经变得更加彻底。乔治·格罗兹georgegrosz，祖籍德国的美国画家。1919年时为柏林的达达运动成员。曾经说过：在这个“智力贫乏，甚至几乎要崩溃”的国家——法国，光明社这支小小的政治队伍是彻底革命的惟一希望。“人们习惯性地经常视为最佳人道主义预言家的罗曼·罗兰是一位与赫里欧edouardherriot（1872—1957），法国政治家，作家。政治立场同样温和的彻底革命家。”后来，该杂志成为法国共产党左派的机关报。而眼下，它是反对摩洛哥战争的先锋。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超现实主义者们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但是，光明社同时也提出了共产主义的问题。布勒东为此发表了一篇长文《正当防卫》，一方面反击《人道报》上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同时也回答皮埃尔·纳维尔pierrenāville（1904—1993），法国社会学家，是法国劳动社会学的一位奠基人。的质问：超现实主义者们“确实”做好从事革命“行动”的准备了吗？布勒东的回答：是的。但是，“思想上”的革命与“行动上”的革命同等重要，不能说只有共产党成员才可以从事革命斗争。
那几年的最大问题是：超现实主义者们到底是否即将搭乘共产主义的列车。普雷韦曾经说过：“别人将把我编进党的一个支部。”［摘自1972年出版的马塞尔·杜阿梅尔的《请别讲述你的生活》］在他看来，1929年组建的“十月小组”和工人聚集的郊区创办剧团都无须建立党组织。
莱里斯和唐居伊对是否加入共产党组织犹豫不决，阿尔托和德斯诺斯明确表示拒绝加入。布勒东、阿拉贡、佩雷、于尼克和艾吕雅于1927年1月采取了果断行动，从组织上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布勒东由于对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完全失望，很快就退党了。)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告天下》，对外宣布他们的决定，讲解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文章的发表引来让·波朗在《nrf》上发表了一篇尖酸刻薄的评论文章讽刺挖苦他们。布勒东在答辩文章中，称波朗是“法国种的奸夫”。波朗派遣马塞尔·阿尔朗和弗朗西斯·克雷米约以见证人的身份去见布勒东，要求同他决斗，布勒东避而不见。波朗在《nrf》上发表了他给上述两位朋友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二位。我劳驾你们跑了一趟，也没有白费。现在人们都看清楚了表面上行为蛮横粗暴与语言肮脏下流的这个人，内心深处是多么胆小如鼠、贪生怕死。
［摘自1927年11月1日《nrf》］
阿拉贡后来给波朗写了一封反击信。这是一封超现实主义色彩很浓、极力为布勒东辩护的信件。他写道：
先生，卑鄙下流的人有多种多样，我总认为最坏的莫过于以匿名从事活动。而您正是以匿名从事活动的专家……但是，归根结底您是太愚蠢了。我决不能允许您如此为所欲为，现在我彻底地不把您放在眼里了。
注：您赶快派见证人来吧，过两天我就要走了。
［摘自1994年发表的贝尔纳·勒利奥写的《阿拉贡通信录》］
克勒韦尔也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党内的时间比较长。他为法国共产党的杂志写过文章，参加过一些战斗行动。1935年在召开保护文化的作家国际大会期间，他曾经不顾一切地为拉近共产党员和超现实主义者的距离而奋斗过，但没有成功。他同布勒东产生了矛盾，双方都十分恼火。他向萨尔瓦多·达利［见发表于1974年萨尔瓦多·达利为勒内·克勒维尔的《艰难的死亡》写的序言］哭诉了他们决裂的经过。几天之后，长期遭受肺结核折磨的他在彻底的绝望中自杀身亡。
佩雷在1926年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而且在其机关报《人道报》印刷厂做校对工作，能挣一点儿钱维持生计。当他发觉共产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完全不可能弥合时，就脱离了共产党。1936年，他在西班牙支持该国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皮埃尔·纳维尔同佩雷一样：1926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担任《光明报》社的社长，1928年由于他成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且领导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工作，被法国共产党开除。
在巴黎塞纳河右岸，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政治立场观点同托派比同共产党的更加接近。在左岸，他们的立场观点更加接近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乐观、爱热闹，主张绝对自由、不拘泥于原则、不关心政治路线，比较灵活，不赞成动辄开除成员的做法。城堡街一侧，老的蒙巴那斯精神延续的时间较长。金钱的困惑、思想启蒙和现代意识的确限制了超现实主义派的腾飞，但在德斯诺斯和普雷韦身上有雅里和阿波利奈尔的精神。而布勒东常让人想起马蒂斯，哪怕是当他声嘶力竭大喊大叫的时候，也不失他的庄重与沉稳。
蒙巴那斯的超现实主义派之所以能够保持住蒙巴那斯人的原貌，他们之所以没有同喷泉街的超现实主义派融合，是因为他们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左岸的超现实主义派是以普雷韦为首的放荡不羁的赖学生为王，而喷泉街一侧是由他们中间严肃的好学生当家。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3
算总账
……我循循善诱地启发的结果是：莫里斯整天打字，而维特拉克整天无所事事……
安德烈·布勒东
1928年的一天，瑶基·藤田在布雷阿街的白鹳酒吧喝酒。在邻桌上坐着一位穿燕尾服的男子朝这位年轻妇女微笑，这一举动令她十分恼火。那位男子额头上耷拉着一缕头发，手里拿着一把稻草正在编着玩。看见瑶基对他玩的把戏有兴趣，他起身来到她的桌边，让她看他最新发明的超现实主义游戏：他把已经编好的草片连接起来，就形成一只蜘蛛。接着他在上面洒了一滴水，这只蜘蛛的脚就动起来了。
这位男子放声大笑，并作了自我介绍：罗伯特·德斯诺斯。
瑶基对他的一套表演完全无动于衷。
第二天，瑶基和在蒙巴那斯的舞厅跳过舞有点儿认识的布勒东一起喝开胃酒。她向对方讲述了第一天发生的事，并且向他坦言德斯诺斯的行为令她不快。布勒东立即喊来一个服务生，要求给他拿来纸和笔。他马上给他的超现实主义同伙写了一封口气十分严厉的信，批评他不懂得在酒馆如何对待女士。瑶基试图阻止气得要发疯的布勒东，但没有用，信还是发出去了。
又过了几天，瑶基在另外一家酒馆发现了德斯诺斯。她请他到自己的桌边来，对她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布勒东向他道歉。但德斯诺斯对此毫不在乎。他刚从古巴回来，是自由人。
瑶基邀请他当天晚上到藤田在蒙苏里公园附近的家里共进晚餐。于是，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几年之后，瑶基·藤田成了瑶基·德斯诺斯。
瑶基和德斯诺斯在白鹳酒吧相遇之后，布勒东向这位惹是生非的青年人写的那封烈火熊熊的信件，反映出布勒东对属下的管制十分严格。萨尔瓦多·达利后来在为勒内·克勒维尔的《艰难的死亡》写的序言中，评价布勒东是一位“正直廉洁和严格刻板”的人。总之，布勒东要求他的属下必须时刻严格地跟着他的指挥棒转。
布勒东干预的方面很多。例如，他认为绘画作品买卖（他本人和艾吕雅都在做)是一种崇高的行为，而新闻工作却相反，德斯诺斯、克勒维尔、苏波以及其他许多人都由于从事新闻工作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德斯诺斯在《巴黎晚报》工作；克勒维尔担任《新文学》的编辑部秘书；1944年，苏波在纽约巧遇迫于生计从事新闻工作的布勒东：皮埃尔·拉扎雷夫雇用他任电台播音员。他给自己划定了一个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逾越的界限：可以播送除涉及他这位超现实主义教皇之外任何内容的文章）。
在喷泉街，很难听到或者很少听到马松、德斯诺斯和城堡街及勃洛梅街黑人舞厅的常客们喜欢听并且常听的音乐。即使偶尔听一下，也必须偷偷地背着布勒东。
布勒东永不放弃的一个信条就是：纯洁的爱情是一种高尚品德，而同性恋却是道德败坏的行为。《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11期发表了超现实主义者们在一次关于一个特别问题（“如何看待鸡奸行为？”）的圆桌会议上的发言。普雷韦认为没有什么不好；凯诺持同样立场，他认为在超现实主义派中流行的反对同性恋是一种偏见，他为此深感遗憾。佩雷、于尼克和布勒东站出来反对，特别是布勒东。他说除萨德之外所有的同性恋者，都在“企图用精神与道德上的空虚向人性的容忍性发起挑战”。［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这种严格作风或许能够部分地解释超现实主义者们对科克托的蔑视，以及布勒东对居住在巴黎但效忠于莫斯科的伊利亚·爱伦堡的敌对情绪。
法国人布勒东对这位俄国人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他猛烈抨击过超现实主义派，而并非因为他不断地变换手法讨好党的领导。伊利亚认为超现实主义者是一些整天游手好闲、过着寄生虫生活的人，几乎仅仅关心罪中之最的鸡奸活动的人。在为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全国大会做准备工作期间，布勒东在蒙巴那斯遇见爱伦堡从家里下楼到酒吧去购买香烟。他尾随着他，并赶上去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而对方未作任何反应。
《超现实主义宣言》的作者——布勒东对不忠者一律严惩，无论是动手或者动口，或者二者同时并用，一概毫不留情。而且经常是在对方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形下，打他个措手不及。例如，当他1929年与西蒙娜·布勒东离婚的时候，他还把别人同他的妻子打招呼也视为亵渎君主罪。有人甚至猜测布勒东与皮埃尔·纳维尔翻脸，可能是因为纳维尔的女伴（未来的妻子）丹尼丝·莱维是西蒙娜的表妹。
谁违背了布勒东的意志，布勒东与他断绝关系是必然的。无论同谁断绝关系，布勒东必定会同他进行一场激烈的厮打或咒骂。达达派及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派的野蛮粗暴的言行不仅仅对外，他们自己也自食其果。当惩罚或开除组织内的成员时，也每每使用同样野蛮粗暴的手段。（布勒东在1946年发表《再版超现实主义宣言（二）的通告》中，对他本人的“不适当的暴躁”和“过于仓促地作出判断”表示懊悔。）
超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磁场》一书两作者之一的苏波同样被无情地抛弃，这是三十年之后许多人被无情地从斯大林主义的大家庭中驱逐出去的先兆。与苏波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许多知识分子。被开除出党之后，他们都感觉成了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孤儿。被开除出与之命运相关的超现实主义派之后，苏波一度处于神经质的意志消沉当中。
以下是菲利普·苏波对他被开除经过的叙述：（1926年11月的一天晚上，苏波被传唤出庭。与审判巴莱斯大会一样，审判由布勒东主持）：
我进到一间相当大的房间。那里的灯光昏暗。我早已意识到，根据惯例，出席类似审判仪式的人很多，布勒东主持，路易·阿拉贡和马克斯·莫里斯协助。他们指控我的诉状充满敌意，甚至谩骂。我丝毫没有料到过去我一直视为朋友、在他们遇到无论何种困难，我都尽全力帮助的人们竟然会如此对待我。我很快就明白，他们预先早已精心策划好。这一次他们非要棱辱我，直至把我完全整垮为止。组织者们完全没有要听取我辩护的意图，因为他们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我感觉他们的这种做法荒唐可笑、荒谬绝伦。
［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他们指控菲利普·苏波什么呢？没有经常出席超现实主义者的组织会议，为一些“资产阶级”杂志工作，写了一些引起争议的书，以作家的身份从事“乌七八糟的文学活动”，拒绝加入共产党，抽比工人们抽的无产阶级黑色烟卷更加贵族化的英国烟。
阿尔托也同样被开除了，他们对他的指控是什么呢？行为卑劣，不讲道理；形而上学；“为人卑鄙下流”；他负责的《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三期中的文章全部带有“半极端自由主义”、“半神秘主义”［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的色彩，这就有可能将运动引导到与其创始人的意图背道而驰的方向上去。而运动的创始人本来正想依靠该杂志同上述倾向作斗争。
两年之后，阿尔托在阿尔弗雷德-雅里剧院上演了《梦幻》，他又成为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为个人牟取私利”［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二）》和让-雅克·波韦尔的《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的告密者。天才的戏剧家听到对他如此指责，满不在乎，只耸耸肩膀，一笑了之。
仍然是在1926年，马克斯·恩斯特和若昂·米罗也被送上了被告席，原因是他们同意为佳吉列夫导演的一部最循规蹈矩的戏剧《罗密欧和朱丽叶》制作布景。在戏剧上演的当天，布勒东、阿拉贡和他们的弟子们一起来到剧场，从剧场的楼上撒下数百份谩骂性的传单，众口一词地说两位艺术家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毁坏自己的名声。莱里斯在距离舞台不远处突然打出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洛特雷阿蒙万岁！”穿着时髦雅致的阿拉贡在佩雷和德斯诺斯的大吼大叫声中，破口大骂在场的群众……很快，宪兵队的口哨声掩盖了他们的喊叫声。结果是他们都被关进了看守所。
接着就轮到了德·契里柯。人们十分欣赏他前期的创作，而讨厌其后期的创作。1928年3月，为了与展出新绘画作品的莱昂斯·罗森伯格抗衡，布勒东违背德·契里柯的意愿，派遣雷蒙·凯诺从德·契里柯在蒙巴那斯的画室取了画家前期的绘画作品，组织了超现实主义画廊。
1929年3月11日，在城堡街进行了另一桩清算案。不是在原来的房客居住的那座房子里（他们已经将它让给了更加正统的乔治·萨杜尔和安德烈·蒂里翁），而是在对面的酒吧。布勒东召集超现实主义的全部人马到那里讨论几个重大问题：革命，在斯大林统治下托洛茨基的命运以及应该采取的共同行动……
一些重要人士选择了不参加会议，他们是：纳维尔、阿尔托、维特拉克、兰布尔、马松、蒂阿尔、巴塔耶。鉴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们的“性格怪异”，超现实主义中央委员会没有通知原来住在城堡街的两位房客杜阿梅尔和普雷韦参加会议。曼·雷和唐居伊虽然被人“忘记”，还是去参加了会议。
这次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些新加入运动的小字辈：以《大游戏》杂志命名的大游戏派的罗歇·吉尔贝-勒孔特、勒内·多马尔和罗歇·瓦扬被指责为：搞神秘主义；支持朗德吕henrilandru（1869—1922），谋杀十名妇女和一名男孩的法国杀人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不支持萨科和王择蒂nicolasaccoetbartolomeovanzetti，两位移民美国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分别于1891年和1888年出生，1921年被判处死刑，1927年执行。其罪名是持枪抢劫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工厂，但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因而导致了风起云涌的大规模游行，该运动在欧洲的规模更大。，于是他们得到了“《大游戏》杂志教唆犯”的罪名；罗歇·瓦扬在《巴黎午时》上发表了一篇赞扬警察局长夏普的文章。但赞扬中含有嘲弄和讽刺挖苦的意味，文章一开头就把警察局长比喻为“送给子孙大量礼物的祖父”（这里的“子孙”显然指的是来到巴黎的外国客人），而以直戳“我们首都的净化器——警察”心脏的梭镖为文章的结尾。瓦扬是记者，他写了这篇文章就激起了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无比愤怒。
审判大游戏派的第二天，里伯蒙-德萨涅发出一封信，宣布塞纳河右岸的超现实主义喷泉派同塞纳河左岸的超现实主义断绝关系，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上帝”及其信徒们在审判中表现出如此冷酷的激|情。
1930年，布勒东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二）》。他一方面重新整顿他所领导的运动，另一方面重申他的原则，同时抨击背叛运动、腐败堕落了的“懦夫、伪君子和机会主义者”。
当时，人们就知道马松十分嫉妒马克斯·恩斯特和毕加索，同阿尔托一样，他也缺乏“社会弃权主义”；人们对德斯诺斯的得意忘形也十分清楚；任何人都不怀疑已经加入共产党的纳维尔（其父亲非常富有）很快就退出，其目的是自我宣传；人们猜测乔治·巴塔耶和米歇尔·莱里斯马上会受到惩罚，因为前者创办了一家竞争性杂志《文献资料》，后者担任该杂志的编辑秘书，他们二人都向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叛徒德斯诺斯、普雷韦、马松、兰布尔等人的文章开了绿灯。
《宣言（二）》添油加醋地说：维特拉克为剧团写的东西中“充斥着一些十分肮脏的思想”，兰布尔的笔锋中带有“文学中惯用的献媚取宠、卖弄风骚”，苏波只不过是个“整天围着大老鼠打转转的小耗子”的“无耻之徒”。［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二）》］
总之，布勒东对属下的谴责面面俱到，甚至信口开河，讽刺挖苦侮辱之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反击布勒东，里伯蒙-德萨涅、维特拉克、兰布尔、莫里斯、巴龙、莱里斯、凯诺、布瓦法尔、巴塔耶、德斯诺斯和普雷韦发表了一份题目为《一具死尸》的小册子，对安德烈·布勒东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实际上，布勒东只是他们中一些人的假兄弟、另外一些人的假教皇或者主教、许多人的假朋友、所有人的警察。他是地地道道的能置某些专业知识分子于死地，能随时将他们送进监牢的恶魔。
这些偶像破坏者在他们的文章中引用了1924年纪念阿纳托尔·法朗士逝世时，阿拉贡一伙散发的宣传册采用的题目《一具死尸》。他们也使用了布勒东在他为纪念阿纳托尔·法朗士逝世而写的《悼念》文章的结尾部分：“此人应该得到死无葬身之地的报应。”这句话使得布勒东气急败坏，两眼血红，头如针扎。
面对自己昔日信徒们的分崩离析，布勒东并不甘心，他仍然努力要将手下的新旧信徒团结在自己周围。为了把他的理想变为现实，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终于找到了这个目标——向蒙巴那斯作最后的冲锋。丁香园已经随着第一批超现实主义派的衰败而衰败，第二批蒙巴那斯超现实主义派选择了埃德加-吉内街新开的一家集酒吧—舞厅—晚餐—高汤功能为一体的酒馆，作为他们聚会活动的场所。这里距离德帕尔街和蒙巴那斯火车站都不远。不幸的是，洛特雷阿蒙伯爵的骑士们不能容忍在这个作为他们夜间娱乐场所的酒馆的门上，挂着取自洛特雷阿蒙的著作《马尔多罗之歌》的名字《马尔多罗》。
1930年2月14日晚上，超现实主义者为此组织了对该酒馆的讨伐。他们并非全部到场，而且新加入运动的成员布努埃尔、贾珂梅蒂、马格利特、达利、萨杜尔、蒂里翁也并未全部上第一线。他们中只有几个人出面帮了阿拉贡、佩雷和唐居伊一把。布勒东口中喊着他是洛特雷阿蒙邀请的贵客，跨进马尔多罗酒馆的门，并且带头抓起桌子上的酒杯菜碟向门窗玻璃砸去。
“超现实主义的人袭击我们了！”一位穿皮衣的女士惊慌失措地尖叫起来。
蒂里翁当胸挨了一拳，一个盛着新鲜黄油包香槟酒蜗牛的盘子砸在唐居伊的身上，一块干火腿甩在艾吕雅脸上。他毫不相让，立即手脚并用，乱打起来。于是，整个酒馆内混战的规模愈来愈大，范围愈来愈广。穿晚礼服的女士和穿燕尾服的男士们都缩在洗手间一侧。勒内·夏尔朝一块桌布开了一枪，一大块蛋奶酥中的厚厚的蛋奶在用花边装饰的桌布上流淌；一只香槟酒桶中的酒气泡四溅；服务生班长扔出一个水果正中阿拉贡的后脑勺，导致了一场用波尔多酒桶、桌子加椅子的进攻战。被扔出的这些桌子椅子砸在厨房门窗上，伴随着劈里啪啦的响声，都碎了。三个厨师冲出来，其中一个声嘶力竭地喊道：“快去叫警察！”
酒瓶、咸辣芳香的火腿继续在空中飞舞。警笛鸣响的警车向事发地点驶来，诗人们重新集结在一起。他们发现勒内·夏尔大腿挨了一菜刀，正在淌血，布勒东的衬衣也被撕碎。
肇事者们都缩进门里，留出空让警察进来。在周围人们的一片喧哗嘈杂声中，布勒东注意到马尔多罗酒馆内一片狼藉：满地杯盘碗碟碎片，桌椅断裂，墙上地上到处流淌着菜汤、肉汁、调味品。为洛特雷阿蒙的荣誉得到报复，他深感痛快淋漓。
超现实主义者们撤了。夏尔被出租车带走送到医院，剩余的人沿着蒙巴那斯墓地的方向去了。布勒东的眼睛中闪烁着打完群架之后常有的喜悦火焰。佩雷又在摩拳擦掌，因为他发现一位教士从百米之外的人行道上正朝这里走来。阿拉贡的上嘴唇开了个大口子，于是他丢下所有人，向德朗布街走去。到达瓦万街十字路口，又向左拐经过多姆和罗童德酒馆，一直到了一家挂着绛红色帷幔的餐馆。从两年前这家餐馆开张的那个晚上起，艾尔莎·特里奥莱一直在那里等待时机。
酒吧雪铁龙
半年来艺术家们迅速地离开蒙巴那斯，而且速度愈来愈快。他们如同逃跑似的从昂贵的饭店和画室撤离。他们的画室变成了一些美国阔佬的工作室，风景优美、视野别致的地方挂起了十五个夜总会的广告宣传牌，有的被贪图私利的地方报纸和杂志占据。
罗歇·瓦扬
古堡酒吧占地1400平方米，是个集餐馆、舞厅、温馨、诱惑、幽会和掠夺斗殴的多功能场所。一层是餐厅，地下室是娱乐厅，二层是滚球厅。
奥弗涅省人弗罗和拉丰合伙于1926年买下了塞莱特酒吧对面的煤炭和木材库房。在这之前，他们向尚邦老爹重新要回多姆酒馆，而尚邦老爹在忠实服务三年之后，又要回了自己的财产。他们的梦想遭受到失败之后，接着又制订了另一个计划：在蒙巴那斯开一个如果不是首都最大的，也应该在蒙巴那斯一带最大的酒吧。
说干就干，1927年1月动工。一年之后，工程结束，开张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建成的餐馆共三层，三种风格：一层的客人们在正在雕梁画栋的艺术家们的眼皮底下用餐；人们从面向大街的旋转门进来，就是酒吧，服务生博布在吧台后准备随时为您服务。推开连接两个大厅的一扇门，就从酒吧进入了餐厅。
愿意玩滚球的人们从大厅后右侧的楼梯上二层。那里是一个大平台。夏天，人们在那里用餐，一年四季，人们都可以在那里玩滚木球游戏。游戏经常是由画家奥东·弗里兹组织安排。
过夜生活的人去地下室。那里长年有两支乐队伴奏，一支奏布鲁斯舞曲，另一支奏探戈舞曲。跳舞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爱好的节奏从中选择。
下午，这里被布置成为茶室，换成了另外一种情趣。一些浓妆艳抹、上了点儿年纪的妇人来此寻觅身无分文的年轻人。人们用他们特有的本领换取点儿小钱。
如此经营一直持续到70年代，收益似乎一直不错。
为何要去古堡呢？古堡餐馆其实和多姆及罗童德酒馆属于同一家族。弗罗和拉丰在为他们的这个酒吧起名为“古堡”之后，让人在建筑物顶上真的加建了一个圆顶，用于排放地下室娱乐厅内的污浊发臭的空气。
古堡酒吧开张的那天晚上，有2000人参加了开馆仪式，名为表示祝贺，实际是趁机大吃大喝。晚宴开始不久，1200瓶香槟酒已经告罄。出租车奔赴巴黎的四面八方接人来赴宴，返回时，酒菜台周围的人拥挤得水泄不通，机灵的小滑头们拿到足够多的酒和菜之后退出，到附近的塞莱特、多姆和罗童德酒馆去。他们在那里要些酒杯，为庆祝新蒙巴那斯的和平生活慢慢地尽情享用。
1914年在罗童德酒馆里，利比翁老爹仅有三名助手。而如今的古堡酒吧有员工400多名。弗罗先生的别名叫“酒吧雪铁龙citroen是法国的大汽车制造商的名字。”。他的工厂？就是古堡酒吧。该酒吧开张前四年，安德烈·瓦尔诺就曾经预言：
在此开第一家酒吧的工业家也许能够发财，而且艺术家们将离开蒙巴那斯，到别处去安营扎寨。
［摘自安德烈·瓦尔诺的《新画派的摇篮》］
酒吧开张了，艺术家们仍然在蒙巴那斯，并且还要在那里滞留很长时间。那么，他们过的仍然是原来的生活吗？不。德朗从此驾驶着他的布加蒂汽车，曼·雷购买了一辆瓦赞gabrielvoisin（1880—1973），法国工程师、工业家。1908年，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飞机厂，从1918年起制造汽车。，基斯林拥有两辆美国的威力-克尼格，毕卡比亚有一辆六缸的德拉热，桑德拉斯买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非常富有，但无驾驶执照。藤田也没有汽车，他用瑶基的“子弹头”小汽车换了一辆顶盖可以折叠的德拉热，但司机拒绝折叠，原因是折叠顶盖会出现褶皱。更换顶盖其实花费不了很多钱。税务员交给他应交纳的税费清单中的金额高达几百万法郎。藤田辞退了他的全部人员，并且准备搬离蒙苏里的住处。他在日本举办了一个大型画展，指望能够从中赚到大钱，否则他必须卖掉汽车。
只有帕森没有任何变化。他是同伙中最富有的一个，但丝毫看不出来。他总是在他的模特儿和忠实信徒们的簇拥下，步行来罗童德。在停满路边的无顶盖老式汽车中辟出一条通道进入酒馆，来到吧台前，在请所有随从喝一杯的同时，他用目光到处寻觅吕西·克罗格。眼下，他的情绪甚佳，他刚刚从美国旅行回来。在整个旅行中，一直有这位吕西姑娘陪伴在他的身边，而且她怀孕了，怀的是他的孩子。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样一位天使般的女人，已经给他带来了恶魔般的命运。
对任何人都一贯忠实的帕森也一直忠实于他对吕西·克罗格的爱情。而其他人的生活却过得杂乱无章。
瑶基正准备离开藤田，投入罗伯特·德斯诺斯的怀抱，而藤田已经同时装模特儿和歌唱家马蒂·勒克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保尔·艾吕雅孤身一人周游世界回到巴黎之后，失去了加拉。而他接着在大街上未花一文钱，捡来了努丝什陪伴他。长期以来，加拉一直在艾吕雅和恩斯特之间犹豫不决。她让他们二人协商解决，而她却趁机选择了达利。
布罗尼娅刚从拉迪盖去世的悲伤中挣脱出来，将要嫁给在一次巡回演出中遇见的勒内·克莱尔。
基基与美国摄影师曼·雷多次大吵大闹，因为曼·雷正在考虑同一个美国姑娘结合。她是一个出色的时装模特儿，性格果敢。她来法国学习摄影。一天，她来到第一战役街拜会曼·雷。曼·雷不在家，她到附近的酒吧等他。曼·雷进到酒吧后，她走上前来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您好。我名叫李米勒，您的学生。”
“你说什么？”
“李米勒，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学生。”
“可是我没有学生啊！”曼·雷看着她，结结巴巴地说。
“不对，我就是您的学生。”
第二天，曼·雷要出发去法国西南部的海滨城市比阿里茨。他将此事告诉她时，她甜蜜蜜地微笑着提了一个问题：“您的火车几点发车？”
曼·雷这个善于勾引女人的家伙，对任何一个男人接近李米勒都嫉妒。从此，他的手枪常装在衣袋里，随时准备杀掉任何一个企图夺取他在李米勒身边的位置的人。基基对此忍无可忍，在古堡酒吧的吧台前，她抓起摆放在面前的一摞碟子，径直地朝曼·雷的脸上甩去。
曼·雷在餐桌间绕来绕去，躲避着基基的追逐，最后躲在桌子底下。这就是生活，生活中的幸福与烦恼总是并存，时刻伴随而行。地球仍然在转动，生活仍然在继续。
而基基本人呢？她找了一个名叫亨利·布罗卡的记者兼画家结了婚。布罗卡在巴黎创办了几份报纸。基基的绘画作品尽管仍然很稚嫩，但在几次画展期间出售了不少。从此她的名声大振，并且被选为“蒙巴那斯王后”。
德朗以与曼·雷最宠爱的前模特儿同样激烈的愤怒，了结了与他自己的情妇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德朗有一个非常有钱的情妇，名叫玛德琳娜·安斯帕克，是一位比利时银行家的妻子。他喝得酩酊大醉，她眼睁睁地看着他满脸通红，顺手操起古堡酒吧的杯子、椅子和桌子砸得粉碎，接着跳上他的布加蒂汽车，以170公里的时速向东南方向的巴尔比宗飞驰而去。次日，他返回酒吧，表示深深的歉意，向酒吧赔偿了损失，并且大夸特夸他那辆小小汽车发动机的性能之好，任何艺术珍品都无法与之相比。玛德琳娜赞同他的意见，同时要求他给她两只银狐。多数时候是他让步，满足她的要求。
但古堡酒吧的常客中最痴情的应该算是路易·阿拉贡，人人都见到过他追逐爱情的滑稽场面。
在艾尔莎进入他的生活之前，诗人阿拉贡疯狂地爱过西蒙娜·布勒东的表妹、不久将成为纳维尔的妻子的丹尼丝·莱维以及南希·居纳尔。
南希在1926年和1928年经常与阿拉贡来往拥抱。她手腕上时常佩戴着象牙手镯，因而，也常在阿拉贡的脸上留下她手镯的印记。她头戴帽子或面纱，身披一件斗篷。她的伴侣阿拉贡同样经常身披一件斗篷和手持一根手杖。他从事手杖收藏，有许多手杖。男子标致英俊，女子窈窕美貌，是天生的一对。他们二人都是自由人：因为她最重视实现自己追求的愿望，而且家财万贯，可以随便在任何饭店或大西洋游船上挥霍，因而也使实现其愿望成为可能。他是一位超现实主义作家，而她是一位慷慨大度的灵感启迪者。她时而带他到这里，时而到那里。当她最终决定在古堡酒吧的常客中选择了他之后，立即就要带领他到她的一座房子里上床。他顺从她的意愿，服服帖帖地跟她去了。
那是1926年初的一天，阿拉贡在伦敦发现了一个女人。她不仅自由，而且独立。她已经成功地避免了怀孕，而且想要哪个男人，就能够把他搞到手。她仔细地审视他们，要了他们，带他们到她愿意去的地方。他们一起酗酒，一起玩，然后她将他们抛弃。而阿拉贡被留了下来，他拜倒在她的脚下。她可以用满口英国腔的法语词句任意地咒骂他，冷酷地看着他。在马德里饭店的房间里，将一千五百页《为无限辩护》的手稿投入大火烧毁，指责他嫉妒、心胸狭窄、单一的性关系等等，而他始终单膝跪地，对她痴迷到对一切辱骂都麻木不仁、无任何反应的地步。
他们一起去西班牙、荷兰和德国。1928年7月，他们在威尼斯。阿拉贡正等待出售他于1922年在卡恩维莱收藏品拍卖会上购买的勃拉克绘画作品《浴女》所得款的到来。他花了240法郎买下，六年之后，售价长了百倍，但钱迟迟不到。他不能吊在南希身上，依靠她养活。他的心上人正在同一个名叫亨利·克罗德的男人在圣马可广场上散步。克罗德是一位钢琴家，是居纳尔家族的女继承人南希把他从钢琴边拉出来散步的。
阿拉贡一人孤苦伶仃地待在饭店的房间里。他想死，而且也做过尝试。后来他对别人讲他跳进了大运河或者服了安眠药，也许两种办法都用上了。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及时地得救了。好在钱终于到了，他才回到了巴黎。
返回巴黎之后，阿拉贡在城堡街住下来。这座房子从前是普雷韦、唐居伊和杜阿梅尔居住的。1928年，两位南锡的青年人（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蒂里翁和乔治·萨杜尔向他们要回了那套房子。阿拉贡回来之后，他们向他提供了其中的一个房间。
南希从威尼斯回到巴黎。他们之间的交往重新恢复，一直维持到何时？直到一辆与德朗的那辆十分相似的布加蒂汽车停在古堡酒吧门前的那天。
汽车停稳之后，从车上下来一位妙龄女子。她褐色头发，神情活泼，头戴一顶无边软帽，怀里抱着一只白色大耗子。她是一个舞蹈演员，刚从维也纳回来，名叫莱娜·安塞尔。她立即被人群包围起来，但她选择了阿拉贡。阿拉贡领她离开了古堡酒吧。安德烈·阿拉贡后来写道：
那个时期，我心想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一个德国女人……我假装不爱另外一个、一个英国女人。
［摘自路易·阿拉贡的《寻死》］
同“德国女人”的爱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在酒吧的角落里，另外一个女人一直在盯着他。她想她出面的时刻到了。她弯下腰，对一位正在小口地喝着啤酒的朋友——罗朗·蒂阿尔说：
“我希望你给我介绍一下那位男子。”
“阿拉贡？”蒂阿尔问道。
“对，阿拉贡。”女子回答说。
“为什么选择他呢？”
艾尔莎·特里奥莱用她特有的黑眸子紧紧地盯着这位既未写过任何作品，也未画过任何画的艺术家的眼睛，只简单地回答说：
“因为我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三年了。”
顺手牵羊
爱情可以表现为归结生命，也可以发展生命。
路易·阿拉贡
1928年11月4日，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maiakovski（1894—1930），俄罗斯诗人、剧作家。坐在古堡酒家的一张桌子旁。马雅可夫斯基是俄国的一位伟大诗人。几天前他刚刚来到巴黎，住在伊斯特里亚旅馆。是艾尔莎·特里奥莱邀请他来此的。艾尔莎从童年时代就认识马雅可夫斯基，而且马雅可夫斯基曾经爱过艾尔莎。但最终是艾尔莎的妹妹莉莉·布里克劫持了他。布里克是她丈夫的家姓。同加拉和马克斯·恩斯特交往时艾吕雅的态度一样，布里克对艾尔莎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交往也并不太在意。当时的艾尔莎正投入到特里奥莱的怀抱，特里奥莱是1917年来到莫斯科的法国人。后来，特里奥莱带她到过太平洋的塔希提岛，最终在巴黎落脚。而在巴黎，特里奥莱同她结婚之后离开了她。
伊利亚·爱伦堡派的许多人经常围绕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身边，都成为他的好朋友。马雅可夫斯基与众不同：大高个儿，宽肩膀，栗色厚发，手掌大得如同球拍，但目光却柔和而安详。
他的身边坐着一位18岁的姑娘塔蒂亚娜。他爱这位姑娘，但他比她年长20岁，还不属于同一种族，他是红皮肤，而她是白皮肤。除此之外，他也不大可能带她回到他的苏维埃老家。
阿拉贡从古堡酒吧大厅中间走过。马雅可夫斯基派人叫他过去。两位诗人相互久闻大名，但至今还从未谋面。俄国人一个法语单词不会，法国人一个俄语字母不懂。幸运的是，有翻译在场。他们借助翻译热烈地交谈起来。阿拉贡邀请马雅可夫斯基第三天去城堡街，他将组织宴会，为马雅可夫斯基接风洗尘。11月5日，阿拉贡来到古堡酒吧时，他的一位朋友罗朗·蒂阿尔招呼他到他的身边。蒂阿尔对他说：“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这位女朋友——艾尔莎就坐在另外一张桌子旁。她头戴天然色羊毛帽子，身穿皮大衣，内着黑色连衣裙。她身材矮小，棕红色头发，皮肤白净，看上去为人十分严肃。阿拉贡坐下。当时是晚上六点钟，天色还没有黑。阿拉贡邀请艾尔莎参加次日为马雅可夫斯基组织的活动。“我一定来。”她说。她的确来了，混在其他的来宾中。阿拉贡并未特殊关照她，他关心的是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朋友、由于失恋而心绪不佳躲在阳台上的安德烈·蒂里翁。阿拉贡到阳台上陪伴蒂里翁。艾尔莎从下面看到那里发生的一切，她立即明白自己的机会到了。她上了阳台，用目光审视一下周围，像在开玩笑地说：“这里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Zuo爱的吗？”说着，她紧紧地贴在阿拉贡的身上。蒂里翁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惊呆了。
在1988年出版的安德烈·蒂里翁的《没有革命的革命派》中，就此事写道：
她丝毫不顾羞耻地向他立即发动进攻，而且十分顽强、很有耐心，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征服他。在后来的一生中，她的这种性格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看到面前发生的一切，蒂里翁自己反倒感到有点儿难为情，知趣地离开阳台，下了楼。一刻钟之后，这一对情人面带微笑地回到来宾们中间，随着伴奏的乐曲欢快地跳起舞来。
以后事态的发展不难想像。他们经常在城堡街幽会，但他们的第一夜是在伊斯特里亚旅馆度过的，马雅可夫斯基在那里的楼梯上遇见过他们。此外，他们幽会的那一天，艾尔莎是在弗拉基米尔·波兹内陪同下去赴约的，她并且要求波兹内在适当的时候悄悄地离开［摘自1994年出版的伊里亚·马尔古的作品《艾尔莎·特里奥莱，其眼睛与头脑》］。
接下来，阿拉贡与艾尔莎这一对情人之间的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他们只开了个头，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创造其神话。
我那时本来就不爱你，不爱你。我从未对你说过我爱你，因为我那时根本就不爱你。
［摘自路易·阿拉贡的《寻死》］
当时，艾尔莎的眼睛中还没有后来阿拉贡赞赏的那种神奇的目光。阿拉贡更喜欢舞蹈演员莱娜·安塞尔的眼睛、她的美貌和活泼性格。然而她很滑稽，与南希·居纳尔一样，过分开放，她也同其他男人调情，同一个雕塑家特别难舍难分。
艾尔莎想见他的情夫阿拉贡而找不到他时，就立即揪住蒂里翁或者萨杜尔问：“您看见阿拉贡了吗？”
“没有啊。”他们回答的同时，目光躲躲闪闪。
他们当然知道他在哪里，但阿拉贡要求他们为他保密。他顺手牵羊地选择了俄罗斯人，不是为她的美貌，而是为莱娜和她的雕塑家报仇。起码他对蒂里翁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他不相信艾尔莎，她的纠缠不休到了令人畏惧的程度。而且她守不住秘密，嘴巴不严。他怀疑艾尔莎是为监视共产党员的警方工作的内奸。宪兵怎么就不可能派遣这样一位青年女子，来城堡街的卧室里收集在枕边泄露的机密呢？
在这一点上，阿拉贡是过于多虑了。实际上，艾尔莎爱他到了要死的地步。如果说她第一步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功的话，而第二步却没那么容易，至少她还必须奋斗几个星期。于是，聪明伶俐的她玩起了令人吃惊的也是最后的手段。
一天晚上，阿拉贡要求蒂里翁去“丛林夜总会”告诉莱娜，他无法在十一点钟准时赴约，他将迟到一会儿。“丛林夜总会”是在“赛马师夜总会”的老板去世之后，埃莱纳·吕班斯坦购买下第一战役街和蒙巴那斯大街夹角处的一整块地皮，建起的一座现代建筑。它足以满足那些夜间出来游荡、过夜生活的人继续他们喜欢活动的需求。“赛马师夜总会”的那些常客来此，仍然是踩着同样的布鲁斯舞曲跳舞。于是，“丛林夜总会”代替了“赛马师夜总会”，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
十一点差几分，蒂里翁进了“丛林夜总会”大厅，在一张桌边就座。夜间活动刚开始，大厅里的人稀稀拉拉。城堡街的送信人边喝酒边等。十一点过几秒钟，一个青年女子进了大厅，径直地过来坐在了他的面前。但来人不是莱娜，而是艾尔莎。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讨论的话题立即转向：阿拉贡在哪里？这是一个一方兴趣甚浓，而另一方却十分反感的话题。
蒂里翁苦于找不到脱身之计，恨不能找个地缝溜之大吉，而同时担心阿拉贡真正的情妇到来。最后只好边战边退，步步为营，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外倒：
“阿拉贡在哪里？”
“他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谁？”
“一个舞蹈演员。”
“这是临时性的。”
“您说的完全正确。他爱她。在他为南希·居纳尔的离去痛苦得不能自拔时，她给了他安慰，缓解了他的痛苦。”
“您是说他爱她吗？”
“有点儿。”
“就一点儿，对吗？”
“还多一点儿。”
“还多呢？”
蒂里翁像一个正在经受着多么大苦难折磨的人一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接着叹了一口气，说：
“他的确爱她。”
艾尔莎受到了沉重的一击，突然变得哑口无言。接着，痛苦地哭了起来。
就在此时，一对情人出现在了舞池的另一侧。他们正是莱娜·安塞尔和路易·阿拉贡。
“糟了！”蒂里翁嘀咕道。
“啊！”艾尔莎惊讶得不由自主地喊出声来。
她如同一股旋风似的从椅子上站起来。阿拉贡一看见她，一转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艾尔莎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莱娜，然后对她说：
“请过来同我喝上一杯吧……”
两位女人在蒂里翁的桌子旁落座。俄罗斯人艾尔莎转身示意蒂里翁：“请你回到阿拉贡身边吧，免得他干出什么傻事来！”
蒂里翁没有等她重复，像一枝上了弦的箭，嗖地起身冲出了“丛林夜总会”，奔向第一战役街。在拉斯帕伊街上加快了步伐，飞也似的从蒙巴那斯墓地后经过，在城堡街刹住脚步停了下来。
阿拉贡在那里。他正在南希·居纳尔的肖像前自我陶醉呢。
几分钟后，莱娜·安塞尔和艾尔莎·特里奥莱二人笑眯眯地推门进来。艾尔莎走到阿拉贡的身边，温情脉脉地宣布了她们的谈判结果：莱娜明白了，与艾尔莎对阿拉贡怀有的激|情相比较，她对阿拉贡的爱情简直是微不足道。所以，她自动离开。阿拉贡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还没有时间说一句话，莱娜转身向安德烈·蒂里翁说：“请您陪我去找一辆出租车。”接着，就出门走了。
当这位信奉共产主义的超现实主义者（将来有一天他还会成为戴高乐主义者）蒂里翁返回来时，城堡街的那座房子里已经关了灯，拉上了窗帘。诗人阿拉贡和他的缪斯，已经在从前邦雅曼睡觉的房间里休息了。
以具有顽强的求爱精神并且获得成果而名扬天下的玛丽-洛尔·诺瓦耶将南希·居纳尔比做罕见的夜蝴蝶，而将艾尔莎比做常春藤。正如1997年出版的多米尼克·德桑蒂写的《阿耳戈乘坐快艇赴阿耳戈寻觅金羊毛的人。英雄》中所说：“常春藤很难缠，一旦粘上就难以摆脱掉。”
特里奥莱夫人（艾尔莎）没有能够嫁给马雅可夫斯基成为马雅可夫斯基夫人，而最终于1935年成为阿拉贡夫人。三十五年之后，艾尔莎仍然因为阿拉贡对南希·居纳尔的恋情而耿耿于怀，当南希需要阿拉贡帮助时，艾尔莎阻止他做丝毫的表示。
南希·居纳尔的继承人艾尔莎此时已经将她的财富挥霍一空：全部给了超现实主义者、西班牙共和派和美国黑人。1970年的一天夜间，为了避免在医院的公用病房里结束自己的生命，瘦得吓人、重病中喝醉了的她死在一辆出租车中。
面对艾尔莎的死，阿拉贡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
莱娜·安塞尔在离开阿拉贡后很快就死了。1929年11月3日，德朗向这位年轻的舞蹈演员提议，一起去巴黎南郊的巴尔比宗吃午饭。同时，带上弗洛朗丝。一年前，马克斯·恩斯特曾经成功地将弗洛朗丝诱骗到手。弗洛朗丝当时正准备回安德烈·蒂里翁在城堡街的住处。布加蒂汽车容纳不下三个人，于是他们开了两辆汽车。
他们带着弗洛朗丝一起去了巴尔比宗。在返程的路上，德朗和莱娜各驾驶一辆车，在公路上你追我赶开得飞快。布加蒂汽车的速度很快，但有一个缺陷：它的马力很大，但车身过轻，本来应该在行李箱中加一个重量砝码方可快跑。德朗曾经想到过这一点，但莱娜没有想到。当时正是收获甜菜的季节，道路泥泞，很滑。在两辆汽车的你追我赶中，布加蒂紧紧咬住画家的车一步也不放松。突然，车轮一打滑，车身失去了控制，横着打了一个滚、两个滚、第三个滚。接着，汽车着火了。救援人员赶到时，一切都已经无可挽救，人们见到的只是两具完全烧焦的尸体。
1930年2月14日，阿拉贡在砸了马尔多罗酒馆之后，推开古堡酒吧的旋转门进了大厅。此时的阿拉贡已经成了只有自己妻子一个女人的男人，他也成了这个艺术家日渐减少的新蒙巴那斯的一根顶梁柱。
曾几何时，艺术家们为蒙马特尔带来无数的游客和金钱，继而日渐衰败。如今的蒙巴那斯也每况愈下，大势已去，日薄西山。光彩夺目的豪华汽车和丁当作响的金钱银币还在，但画家、诗人等艺术家们已经悄然离去，各自去寻找更加安静的Zuo爱之处。他们中的一些人去了圣-日耳曼-德-佩，他们在将来的某一天还会返回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高地，而大多数人到了别处。许多人完全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粉碎了他们时常在一起聚集的生活方式）。
毕加索很早以前就已经离开了那里；马克斯·雅各布逃跑到了另一条江（卢瓦尔河）边；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去世了；弗拉芒克整天喝酒，喝醉后大喊大叫，大吵大闹；凡·东根在诺曼底多维尔的海滨木板浮桥上同人谈写作合同；安德烈·萨尔蒙写了大量的专栏文章，但也并不总是那么安分；勃拉克独来独往，很少同他人接触；德朗整天在计算为他的汽车应该交多少税费；胡安·格里斯去世；莫迪利阿尼去世；基斯林每年到萨纳里过冬；扎德基恩再也没有什么消息了；苏丁从不再来；桑德拉斯整天旅游。
如果说还有一个人仍然留在蒙巴那斯，这也许就是朱勒·帕森。他头戴瓜皮帽，身穿深蓝色制服，嘴角始终叼着一枝烟卷。他时不时地朝阿拉贡递去一个小小的微笑。他和阿拉贡之间至少还存在一个共同点：他也是只有一个女人的男人。
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放荡不羁的艺术家
自由人。用他那双流血的手推开金制的门。有血有肉的帕森不屑进行选择。主宰生命，由自己安排死亡。
安德烈·萨尔蒙
爱情之舟在日常生活中被撞毁。
马雅可夫斯基
帕森患了严重的肝硬化，其原因与吕西·克罗格有关，也与他自身心绪欠佳有关。在多年的绘画创作中，他逐渐地丧失了创作的自由。他本来一直喜欢流畅的线条和随意的水彩画，但他必须作油画，因为它可以卖出好价钱。小贝尔南向他提议签署一份甚至连德朗和毕加索都渴望得到的高价合同，他没有签，因为他不想成为“绘画界的男鸨”。
赚钱做什么呢？他要让吕西·克罗格有地方住，让埃尔米娜·戴维有衣穿，让他画室中的十来个模特儿有饭吃，还必须养活人们送到他这里来的一些年仅13岁的小姑娘。他让她们做他的绘画模特儿，他付给她们钱，但他不画她们。每人摆三次姿势，拿了钱，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但她们接着还来，继续养活她们对帕森来说逐渐变得困难起来。他开始像躲避恶魔般地躲避她们。他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寻找酒和女子稀少的旅馆，寻找无人能发现的他的画室。
吕西为他在蒙巴那斯的边缘地带的万屋门找到一个小小的私人公寓——山茶花别墅。他被安置在那里。他希望吕西也到那里同他一起生活。他也回克里西大街，在那里溜达，在那里创作。由于吕西常迟到，后来干脆决定不再来见他，但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忘记她，于是他就常给她写一些令人撕心裂肺的信件。她责怪帕森过度饮酒，疏于工作，夜间游荡回来时常常满脸鲜血，而他每次都说：“你坏，你这人真是太坏了。”
1930年5月的一个晚上，她对他说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帕森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再无挽回的可能，提出要把在万屋门公寓中他的衣物和几幅画取回来。她回答说：
“好吧，但必须在七点之前取走。”
“晚上七点？”
“不，早上七点。”
帕森请他的朋友帕帕洛夫来帮助他。他们在蒙巴那斯墓地的围墙外等了整整一夜，拦了两辆出租车，拉他们去了万屋门。
帕森回到克里西大街他们的原住处，吕西也回去了。他们两位既无法在一起生活，又无法果断地分手，就这样拖了十年。
1930年6月1日，帕森在画室的桌子上工工整整地写了几行字。然后，从他的画作中选了一幅，穿上他那件早已破烂不堪的海蓝色制服。它和他的靴子和瓜皮帽一样，哪怕已经破旧不堪，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的人也一眼就能认出来。为什么要换呢？换给谁看呢？
他下楼去见他的医生——特赞克大夫。自从特让克大夫任他的医生以来，从来没有收他的钱。为了表示感谢，他送一幅画给大夫。
如同从1905年以来他经常做的那样，他跨过塞纳河，去了瓦万大街。他对那条街的每个门洞、每条长凳和每棵树都了如指掌。他推开古堡酒吧的旋转门进去。和通常一样，服务生博布站在吧台后。帕森要了一杯白兰地，然后将他从前的欠款全部付清。
“帕森先生，您结账啊？”
“是的。”
帕森用了这一天的整个晚上和夜间告别巴黎。凌晨，他在皮卡尔广场遇见作家皮埃尔·马克·奥尔朗从一家酒吧出来。帕森对他说：
“请您过来，咱们喝上最后一杯吧！”
但十分疲倦的马克·奥尔朗没有留步，走远了。
帕森自己独自喝了最后一杯后，回到家，锁上门。朝霞已经映红了蒙马特尔和它周围的山丘，帕森的百叶窗紧闭，他不想看到外面的任何东西。
他在地上放了两个垫子，垫子两边各放一个盆。在一张柏林展览会请柬的背面，他给吕西写下以下诀别词：
吕西，请不要责怪我选择现在的道路。谢谢你给我的东西。你太好了。为了你能够幸福，我必须走了！
永别了！永别了！
他进了浴室，拿起剃须刀的刀片，割断了左手腕上的动脉血管。接着回到画室，重新读了一遍他当天早上写的遗嘱：他将银行的全部存款和所有的绘画作品遗赠给埃尔米娜·戴维和吕西·克罗格。
他用右手食指蘸上从左手腕上淌出的鲜血，在壁橱门上写下“永别了吕西！”几个大字。
他重新拿起刀片，割断右手腕上的动脉血管。他静静地躺在垫子上，两只手臂分别放在垫子两侧的盆里。
他等着。时间过得很慢，很慢。
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他孩童时代的一幅图景：一个上吊自杀的男子。
他重新站起来，走到厨房，从一个抽屉里找到一根绳子，打了一个活结后，套在脖子上。他又回到画室，目光到处寻找，最后选择了门把手。他走过去，将绳子的一头系在上面，另一头抓在手中，让自己的身体沉下去、沉下去……
当6月5日吕西发现他时，她和开锁的人同时尖叫起来。接着就是埃尔米娜·戴维的号哭，警察局长对现场的验证和进行笔录，朋友们送花……有关帕森自杀身亡的消息公布之后，全巴黎都在为失去他而无限惋惜。举行葬礼的那天，人们哭泣、叹息，画家们为他挥笔作画，诗人们为他创作悼念诗篇。在蒙巴那斯墓地的三块墓碑上，留下了生活在三个时代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
朱勒·帕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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