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徐迅：序(1)
评价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常常会面临尴尬的局面。甲申年（1644）李自成破北京，崇祯自缢，明亡。清军入关问鼎中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其后有隆武政权，鲁监国、永历朝廷，史称“南明”，一直延续到南明永历政权覆灭之时的1662年。历史的吊诡在于，历代史书都把明朝的覆亡定于1644年，而非1662年。相对照的是，南宋在临安沦陷之后，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四十多年。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 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10万,大臣陆秀夫背负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为什么史学界将南宋灭亡的时间定在崖山之战的1279年，而明代灭亡的时间却定在1644年北京失陷，崇祯自缢？1279年崖山之战标志着南宋灭亡, 南明永历政权的覆灭的1662年为什么不标志着明朝的灭亡？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史家似乎并不认为南明政权是明朝的正朔。但南明既不是割据政权，也不是匪伪政权，也不是伪僭政权。历史的吊诡极大地影响了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评价，本书的主人公施琅就是一例。
施琅（1621—1696年），字尊候，号琢公，福建晋江衙口人。生于天启元年（1621年），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早年，是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1646年）随郑芝龙降清。不久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助手、郑军的重要将领，积极参预海上起兵反清。后因微嫌与郑成功发生矛盾，施琅因父、弟被郑成功诛杀，再次降清。他先后担任清朝的副将、总兵、水师提督等。从康熙三年（1664年）开始，施琅就建议“当乘其（指台湾郑氏政权）民心未固、军情尚虚”之时，进军澎湖、台湾，使“四海归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渡海东征，一举攻克澎湖，招降台湾郑氏集团。他还针对当时清廷有人提出“宜迁其人，宜弃其地”的主张，上疏吁请清廷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力主保留台湾、守卫台湾。
明清之际是中国最为惨烈的一段历史。当时士大夫视满清为异族，而视南明为儒家纲常伦理的正朔。故以气节相标榜，举兵反抗，凡死节者，均以殉国难之“英雄”“烈士”载于史册。究其原因，则在这些士大夫体现了昭显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独立精神。此“民族独立之精神”，特指文化传统以及为其精髓的纲常伦理。职是其故，全盘接受儒家文化并身体力行之的清朝，于顺治十六年（1660），顺治帝前往明十三陵祭扫明崇祯皇帝；康熙十四年（1675），康熙帝赐前明诸臣抗节不屈临死致命者谥号，并建祠堂；乾隆四十一年（1777），乾隆帝命录殉节诸臣，并赐谥号。
施琅先随郑芝龙降清，又随郑成功起兵反清，后再次降清。后人于此，似并未多加评论。而当时降清的洪承畴、钱谦益诸人，则为后代所讥讽，名列贰臣传，其著作遭禁毁，乾隆批语：“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施琅先后担任副将、总兵、水师提督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施琅病逝于福建水师提督任上。康熙帝命于施琅墓前立碑纪述其功绩，并亲作《敕建碑文》。在碑文中，康熙称施琅“才略夙优，忠诚丕著”，谓其进征澎湖和台湾时，“能上度天时，下审地势；更行间谍，收拾人心”，建立大功后，“能遵从朕训，保有命名。”康熙又遣福建分守兴泉道、布政司参议王之麟连续三次谕祭施琅，并在祭文中赞扬施琅“忠勇性成，韬略夙裕”、“果毅有谋，沉雄善断”。同为明人降清，其升沉荣辱，盖棺论定，竟如此悬殊。其要点则在于，洪承畴、钱谦益诸人为士大夫，科甲出身，遵循儒家纲常伦理中“君为臣纲“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施琅出身渔村，少年时既“采薪贩盐”，早年投奔老乡郑芝龙，由士兵而千夫长而副将而游击将军。施琅首次降清，是奉郑芝龙之命。名义上虽然也是明朝官员，但于洪承畴、钱谦益等以“君为臣纲”朝廷命官毕竟极为不同，因此史家历来并不以“君为臣纲”来评价施琅。而当施琅成为清朝的重臣，对其评价则又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标准，而其核心是“忠君”。
徐迅：序(2)
《贰臣传》是乾隆帝在乾隆41年正式提出编纂的，共收录了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乾隆大力表彰忠臣，即在明末清初因抗清遇难的明朝官员，下令编纂《贰臣传》。乾隆指出：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从儒家道德出发，实乃“大节有亏”。列入《贰臣传》最著名的是洪承畴和钱谦益。
当施琅忠于清廷收复台湾的时候，满清的“异族”色彩已经被儒教文化所代替，因而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正朔。按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中国的###是教化问题，所谓“教化”是指文教化育，这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陈寅恪先生用文化民族思想诠释###，他提出，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区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50页。）在###的血缘、地域和文化这三大因素中，文化之教化居于首位，无论其属于什么血统，也无论其居住于何处地域，皆以“教化”即文化，定其“民族”之属性。历史学家陈垣提出了“华化”论对民族的文化性做出说明。他认为说历史上有文化同化的现象，所谓华化即中国文化同化现象。他具体定义华化之意义，在于“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华化即指本有自己宗教、文字的异族接受中国内地儒家思想，也包括接受中原文字、习俗等。华化首先发生在中国汉人区内。“华文化”的中心地在中原，属黄河文化，其对长江、珠江文化区浸润与同化成功，形成中国文化的主干。华文化的辐射还在继续进行着，进一步影响周边少数民族，使之纳入中华文化区内。中国国疆版图之形成，主要不依赖武力，而是仁道自成，文教化育，“近悦远来”的自然结果。由此中国文化再越山涉海，向东方照耀，及至形成幅员辽阔的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在内的汉字儒学文化区，即现在所称的东亚文化区。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形成，虽然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标志，但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依据，最根本的是在于文化决定了中国民族的形成。
清康熙一朝是清朝全面儒化的鼎盛时期，而康熙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符合儒家“内圣外王”的君主。中国历代君主中享受圣祖庙号者，恐怕只此一人。康熙在位61 年，殚精竭虑，勤于政事，用兵临敌，无所畏惧，定三藩，统一台湾，亲征格尔丹，进军西藏，平日力戒骄奢，节用爱民，不尚虚文，力行实政，提倡程朱理学，兼用西方科技。施琅施琅率领清军渡海东征收复台湾，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此时距甲申已39年，距南明覆亡也已21年，“反清复明”的活动已衰微消歇，明遗民大多垂垂老矣。这相当于两代人的时间。可以设想，时过境迁，儒家纲常伦理的依托已经从明朝转为清朝。例如著名明遗民黄宗羲，甲申后，黄宗羲毁家纾难，组成义军，鲁王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又改任监察御史兼职方司主事。后为左佥都御史，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清廷曾悬榜缉拿黄宗羲。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郑成功东渡台湾，黄宗羲则于后半生致力于讲学、著述事业。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准备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辞谢不能。康熙十八年，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被征聘北上修史。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71岁，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在给清朝官员的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这与反清复明时骂清廷为“夷狄”、为“虏酋”，已经大不相同。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的一封信中写道：“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又说：“皇人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黄宗羲这样的明遗民尚且如此尊崇清朝，更不用说没有经历甲申之变的士大夫了。有清一代代表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正朔得到了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肯定。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第一句就是：“汉家之厄今十世。”原注云：清代自顺治至宣统适为十朝。吴宓先生《空轩诗话》云：“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 此句直把清室比于汉室。所谓“汉室”或“汉家”，即儒家正统文化，故清室自是汉家。“汉家”、“汉室”不是“汉人”、“汉民族”，读者当自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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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序(3)
施琅征台，就是在儒家文化正朔的背景下进行的。此时的清朝，已不是甲申年问鼎中原的异族，而是统一中国秉承儒家纲常和文化传统的帝国。因此，对施琅收复台湾的评价自然就纳入了正统的标准。据王熙《襄壮施公暨配累封一品夫人王氏诰封春恭人黄氏合葬墓志铭》记载：施公薨于位，康熙帝震悼，特下旨，施琅之祭葬从厚，加赠太子少傅、光禄大夫，谥襄壮。清廷对施琅的优渥待遇和嘉奖，自是由于施琅戮力王室（清廷），忠于王事（大一统），以政治涵义为主；而民间为施琅建立祠庙，尊奉为神明，每年祭祀，相沿成习，则出自于对台湾的文化认同，以文化涵义为重。
对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研究，多集中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著名明遗民，以及陈子龙、夏完淳等文雄烈士，近代也注意到对钱谦益等人。安然先生的这部《施琅传》则是对非遗民的开拓性研究，与明遗民相对照，可以从中窥见中国文化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深刻作用。
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1)
泱泱华夏神州，五千余年文明史，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人杰辈出。
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随着时间的行进，或渐被历史的黄沙淹没，或镌刻于历史之碑，为后世传颂。名利荣辱，或由个人身受；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清朝初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一生可谓传奇，以其不世之伟功，如星光闪耀在清季的天庭，至今仍依稀可见光芒。
公元1696年, 即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大帝御驾亲征，率大军第二次远赴西北，激战近四个月，横扫准噶尔部。受沙俄怂恿和支持的噶尔丹率残部仅数十骑，狼狈西窜。康熙一举荡平西北，除去了多年的心腹之患，班师归朝。
而一份六百里加急奏章，却使得凯旋者心情顿时沉重起来：所阅奏章，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遗折《君恩深重疏》，施琅本人，则在康熙西征途中病逝于任上。为痛失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贤臣，康熙辍朝不出，独自在御书房黯然神伤。嗣后，他亲笔御书“襄壮公”三字，并颁发谕旨，赐施琅谥号为“襄壮公”，加封为“太子少傅、光禄大夫”。
爱新觉罗·玄烨八岁登基，年号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文治武功显赫，威名扬于四海。执政期间，所用的文臣武将，所封的王侯公卿，不计其数。而施琅之死，竟会让号称“千古一帝”的康熙如此悲痛，足见施琅在其心目中地位之特殊。
福建古称“闽”，闽南的晋江地区位于东南沿海，晋江下游南岸，依山临海，东接石狮市，东北临泉州湾，东南与台湾隔海相望，西及西北与南安市接壤，北与泉州市区毗连，古时为闽越族居住的地区。秦汉时期，中原汉人为躲避战乱开始入闽，晋江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接触遂日渐频繁。东晋年间，中原战乱不息，衣冠士族纷纷南渡，许多人便聚居在晋江中下游地区。五代十国至南宋末年，又有大批中原汉人进入闽南地区。北方大批移民的定居，给这里的世风民俗带来丰厚的古中原文化积淀。闽南民风淳朴，闽南人勤奋坚毅，崇尚礼仪，侠义乐善，有“海滨邹鲁”之称。这里地形复杂多样，以丘陵山地为主，可耕之地较少，番薯、大麦和小麦成为主要农作物。由于少耕地，临大海，这里渔业繁盛，盐田高产，当地人们的生计以渔盐为生。泉州是古代中国第一大港，素有“海上丝绸之路”美誉，与外地通商也颇为热络。
施琅就出生在晋江南浔乡一个名叫衙口村的小渔村，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先祖在南宋时期入闽，到施琅已是第十六代了。
施琅祖父名一举，字玉溪，共育有二子：长子名施大宣，即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字应敕，号达一，生有三子。长子施肇科，字枢侯，早年亡故；次子施琅，字尊侯；三子施显，字安侯，小施琅三岁，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
祖父在世时，家境颇为殷实。施一举秉承了闽南人广行善事的美德，一生乐善好义，远近颇有美传。明朝末年，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横行，肆行抢掠，匪患不断。海边常有尸首漂浮，因浸泡太久，腐烂不堪。施一举时常出钱雇请众人打捞并掩埋这些异乡客。海滨沙土松软，为防野狗把尸首拖出来，他还常常设法加固这些墓地。为此施德馨在《玉溪公特记》中赞叹施一举道：“其泽及枯骨如此，则其生平行善，概可知矣。”明万历年间，晋江地区闹灾荒，施家收成大减，但每逢有人前来借粮，仍一如既往的慷慨，甚至到了后来连自家都无粮可吃的地步。其夫人许氏，与他同行善举。某年冬天，大雪铺天盖地，一乞婆流落到施家门口，许氏为她端上热腾腾的饭菜。那乞婆吃饱了又想借住一晚，许氏不但留她宿于家中，怕她寒冷，还让她和自己同榻而眠；次日饱餐一顿后，方才送她离去。施一举夫妇怜贫惜弱的义举，不仅在民间流传，在当地县志和时人的著作中亦有所述。
施大宣继承了其父仗义好施的品格，路遇不平，常挺身而出，主持公道，且为人谦和，热心助邻。施琅的亲家、清大学士富鸿基在其《皇清诰赠光禄大夫达一施公暨配累赠一品夫人洪氏合葬墓志铭》中如此赞誉施大宣：“求诸古人庶几陈太丘、荀公达之间。”称其为人堪与晋朝时的陈太丘、三国时著名的谋士荀攸荀公达相媲美。后来施琅担任水师提督后，为家乡做了许多好事，对族人多有关照，可谓代有传人。
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2)
灾难并不因施家的善行就放过他们。自明洪武三年（1370年）起，倭患不断，嘉靖四十年（1561年），浙江人王直、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等海盗集团，与倭寇勾结，大肆侵掠浙江、福建沿海。后虽经俞大猷、戚继光等共同抗倭，泉州一带倭患基本平息，但仍有小股倭寇流窜于台湾海峡，对福建沿海一带进行烧杀掠夺。万历年间，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又先后入侵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四处抢掠。可以说，晋江地区在整个明朝时期，一直战乱纷纷，加之连续不断的地震、台风、水患等自然灾害，使百姓生活雪上加霜。仅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泉州的一场暴雨，加之台风突袭，海水暴涨，晋江沿海所泊船只悉数损毁，溺亡万余众，人畜尸首浮于海面，其状惨不忍睹。
施家所在的南浔乡衙口村常遭倭寇和土匪的抢劫，施一举在一次避难途中摔断了腿，一只眼也因伤失明。不久后夫妻俩相继去世，从此家道衰落。
就在这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明天启元年（1621年），施琅出世了。
有关他的出生，后人赋予了一段颇为奇异的传说。此说不但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在有关施琅的各种著述中多有体现。施德馨所撰《襄壮公传》中记载：“公 将诞，母太夫人洪有神授宝光之梦。觉而异之。遂生公。”陈万策在《施襄壮公家传》中说：“公将诞，母洪太夫人梦天神以鼓乐迎宝镜授之。寤而生公。”在施士伟的《襄壮施公传》里，对施琅的出生也有类似记载。施德馨是施琅的族叔，施士伟是施琅的孙子，他们的说法难免有溢美之嫌，固然不足采信；而陈万策系康熙年间进士，是康熙时期名臣李光地的学生，也记载过此事，足见施琅出生的异象之说流传甚广。
据说，天启元年二月十五那天，衙口村的村民正忙着整理自家渔具，做着出海的准备。突然有人大呼：“施家着火了！”众人闻声向村东头的施家望去，果见红光映天。大家忙扔下手中活计，赶往施家救火。待到了施家门外，却发现红光消失，只听得一阵婴儿洪亮的啼声传来。诧异之间，院门大开，施大宣满头大汗地走出，他听见了门外的喧嚷，此刻又见人们提桶端盆地围在家门口，不禁莫名其妙。乡亲们表明来意，施大宣大为感动，连连拱手道谢，并告知说他妻子刚刚生下了儿子。乡亲们这才转惊为喜，纷纷向施大宣道贺。这便是施琅出生时红霞满天的传说。
施琅满月那天，喜庆的鞭炮声回荡在衙口村的上空，村民们带着鸡、鸭、干鱼、鸡蛋、酒等礼物，络绎不绝地向村头的施家小院走去。根据当地习俗，这是一个重大的日子，所以施家广邀亲朋好友，给孩子做满月酒。
满月酒这一习俗也称为“请送庚”，仪式内容为“压胆”、“加志”、取名等等，主旨为祝愿孩子将来成长为勇敢的人。一般由婶娘背负婴孩，手擎破伞，绕自家的房屋走一圈。边走边用竹杖敲地并以闽南语喊着 “老鹰”；为使孩子日后不畏风险，还要在婴孩胸前压上一轻巧的小秤锤，此举叫 “压胆”。命名也是诞生仪礼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施琅此时取名“施郎”，此名一直沿用到他降清后，才改为“施琅”。那次的改名，显然蕴有更名励志的含义。
由于第一个儿子早亡，这次为施琅做满月，施大宣自然是一丝不苟，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得严肃认真。这一天让他感到最为高兴的，是前来祝贺的乡绅庄际昌对施琅未来的预言。这位名满四乡的庄际昌认为小施琅生有异相，将来必有所为。庄际昌在明朝的己未年，即公元1691年，参加了科举考试，在会试 、廷试中，他都是第一名。天启年间，因魏忠贤掌权，刚正不阿的庄际昌辞官归乡。据施德馨的《襄壮公传》记载：“公少倜傥，气骨不类恒儿。乡荐绅庄公际昌一见大惊异。”
因为乡绅的这句吉言，更为了改变施氏家族的命运、为了儿子的前程，施大宣决心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施琅七岁时就被送往私塾读书，并且是“授经课，督益无虚日”。
烧香信佛在古代的晋江颇为盛行，此地唐朝时就享有“泉南佛国”之誉，由于晋江的东面沿海有中世纪世界著名的商港，随着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世界各大宗教也伴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沿着陆路和海路传入晋江，使之云集了多种教派。外来宗教与道教以及本地自生的信仰，长期共存，互相渗透。现在，摩尼教、印度教虽早已失传，日本教也已绝迹，但在晋江华表山还留有举世罕见的摩尼教草庵遗迹。另存有道教、佛教、###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寺观教堂五六百座。此外，还有大量民间信仰的乡土神祇小宫庙数千座。千余年来，寺庙宫观在晋江民间影响深广，各有信教群众若干。笃信神灵的人们每行一事，先往神灵面前祷告一番，祈得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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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3)
施大宣送子读书是家中一件大事，自然要拜神。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民生窘迫，村子里仅一座小尼姑庵香火尚存。小施琅在母亲带领下来到这座定光庵，香烟缭绕中仿佛见到泥塑的神像动了起来，随他一起下跪，一同起立。如此奇异之事，不仅施士伟和陈万策在著述中均有记录，而且在陶元藻的《靖海侯施琅传》中也有记载，说施琅“幼时，游里中定光庵，诣神稽首，见神随拜起。”或许这只是孩子的一时错觉， 大人们听了却都认为是奇迹，随之传扬开去。
母亲怀胎时神授宝镜的梦示、出生之际红光满天的吉兆、满月便现“气骨不类恒儿” 的贵相，此次拜神时又见神像随之起伏的异象，所有这一切为儿时的施琅笼罩了神圣的光环。其父施大宣对此深信不疑，并认定了由于自家祖辈行善事，积阴德，感动了上天，不仅回报给他一个儿子，还预示了这个儿子将来必定会出人头地、拜将入相。这一观念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施大宣说：“吾家代有隐德，今儿曹巍然头角，晋槐窦桂，固非所拟。然公侯将相芝醴，岂根源者。” 并每每将这一观念灌输给施琅，使幼小的心灵初省人事便自命不凡，其后性格中的自负自傲、争强好胜等等显然也由此形成。所谓性格即命运，这一个性自始至终影响着他，使他遭遇挫折、九死一生，也使他功成业就、名扬千古。
在私塾学习的几年里，他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启蒙教育，诸如修齐治平、忠孝礼义的行为规范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并影响着他后来的人生，也为他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有助于他后来成为熟读兵书、长于兵法、广有谋略的名将。
正当施琅在偏远的小渔村中渴望通过读书应试，从而求得功名富贵、封侯拜相时，大明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行将崩坏，而即将到来的混乱时世必定会影响到无以计数的个体命运。
中国封建历史数千年，各王朝延续了二百年以上者为数不多。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初始，总结前朝教训，凡事以民为重，厉行节俭，发展生产，大明王朝曾盛极一时。自1572年明神宗朱翊钧继位后，无心朝政，纸醉金迷，经济急速衰退，明王朝开始走向衰亡。明熹宗登基后（1621年），其|乳母客氏与太监魏忠贤勾结祸乱朝政，之前与东林党争斗的诸党及非东林党成员均投靠魏忠贤，形成庞大的阉党集团，结党营私，擅权纳贿，滥施酷刑，冤狱不断，政局动荡，人心惶惶。政治统治昏暗，统治者奢侈挥霍，各级官僚贪污腐化，军费开支庞大，课税名目繁多。繁重的赋税，再加上连年旱涝灾害，使原本穷困潦倒的百姓，更加衣食无着，四处逃亡，终于被迫揭竿而起。农民起义遍及各地，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动摇着其统治的根基。而明朝军队军纪松弛、欠缺军饷，实力大幅度下降，无力进剿。
更为严重的是明朝北方的后金——即后来的清朝，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励精图治下，国力日增，势不可挡。面对不断地兴兵南下的后金，明朝军队无还手之力，望风即逃。崇祯自1627年登基以来，也曾力图振作，雄心勃勃地想做个“中兴之主”，即位的第二年就惩治了为害多年的大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并将其罪行诏告于天下。然而积重难返，明朝的大厦内有蛀虫噬咬，外有风雨侵蚀，已经变得腐朽不堪，行将倾塌了。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繁重的赋税、连绵的兵祸，必然殃及到施琅的家乡，也直接影响到他的成长。少年施琅未能完成学业，仅念过几年私塾便无奈辍学了。据收藏于晋江施琅博物馆的《西山杂记》记载，少年施琅因家贫而开始了采薪贩盐做佣工的生涯，以分担家庭重担。正如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闽南地区多丘陵山地，山上覆盖着茂盛的森林。在一群上山砍柴的少年中，出现了少年施琅的身影。十三岁的施琅已是身材高大，且身大力不亏，尤其双肩双臂的力量，更是超乎常人。每次砍柴时，施琅总是比别的孩子砍得又快又多，别的孩子背一小捆柴下山已累得气喘吁吁，他背一大捆却轻松自如。
晋江濒临大海，海岸线蜿蜒曲折，临海的地势平缓，非常利于渔、盐业的发展。很久以前，晋江的盐业就非常发达。北宋时期，晋江以浔美和丙州为中心地，开始制盐，并设置了管理盐场的大使厅，对盐实行官府专卖。到了南宋，允许私人开盐场，不再实行专卖，便于增加收益。到了明朝，在晋江设有盐场畦丁，负责对盐税的征收。浔美盐场和丙州盐场在当时最为著名。盐场是依照明代的里甲制来组织的，每个盐场分为五团，每团有总崔、称子各一人，团首四人。总崔相当于里长，负责对盐民的管理和盐税的交纳。距离衙口村几十里的地方有浔美和丙州两个盐场，除了上山砍柴，少年施琅还要和成年人一起去盐场挑盐。早晨天未见亮就上路，到盐场装上盐，再走上十多里的山路，将一担数百斤盐送到海边码头的船上，可见这项劳务异常艰苦。
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4)
自古英雄多出自草莽之间。施琅秉有坚强的意志、不屈的性格，后来以六十三岁的高龄尚且领兵出征，跨越波浪滔天的大海，一统台湾，多少得益于他少年时期艰苦生活的磨练。而他一直志存高远，从未沉沦，与家庭教育有关，也与这期间遇有高人指点有关。史载：“施琅家贫，采薪于西畲山，得识翁。时琅十三岁，有膂力。常与翁时为龙湖亭许五斗佣工。” 以及施琅“会异人，授异书。”
晋江地区历来人才辈出，人文荟萃。自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出现过文武状元八名，进士一千二百余名，是福建乃至全国著名的进士县之一。诸如世称“开闽学先河”的欧阳詹、政治家曾公亮、大诗人林外、思想家李贽、史学家何乔远、军事家俞大猷、书法家张瑞图、文学家王慎中等等。大理学家朱熹曾惊叹道：“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如此一个人才辈出之地，在战乱频仍的明朝末年，智者隐于其间，实不为怪。因此，施琅才有可能遇上隐士并受其影响，才有可能身处逆境而志不稍懈。
关于施琅挑盐，民间流传着一个颇为神奇的故事，记载于《西山杂记》中。一个寒冬的早晨，乡民王老头起来上茅厕，刚迈出房门，借着熹微的星光，忽见一只花斑大豹卧于屋檐之下，他顿时失神，呆立在寒风中。然而，好一会儿过去了，却未见花豹扑将上来，反听到鼾声如雷。王老头甚感诧异，惊魂稍定后仔细一瞧，眼前分明是个衣着朴素、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坐在扁担上打瞌睡呢。老人忙唤醒年轻人，让进屋中。这个年轻人就是施琅。原来，他挑着盐赶了半夜的路，又饿又困，见一农舍，便在屋檐下避风处歇息，因太过疲倦，不由得倚着墙角打起盹来。
这是施琅早年化身豹形的传说，后来在施琅与郑成功交恶后的逃亡途中，曾再次出现与之类似的说法，在史料中均有记载。历史上大凡英雄人物，民间传说往往附会以神奇色彩，就像杨家将中的杨六郎，在传说中即是白虎星下凡，每遇危急关头，便化身白虎，以逃脱困厄。这类传说就像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英雄出生神话一样，表达了人们对其超凡能力的崇敬之情。在寻常百姓看来，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必定得之于鬼神之力。施琅化身豹形等一系列传说，传达着人们对他的敬仰并将其神化。有人甚至据此推断，施琅既为“豹精”，在郑军中声高盖主，因而才招致郑成功的嫉恨和猜忌的。
在艰苦的劳作中，少年施琅开始了对自己前程的构想——与其无缘读书求官，不如顺势做乱世英雄。对于习武的选择，成为施琅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而影响到他的一生。
从史籍的记载来看，施琅弃文习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家道败落，延师就读无以为继。施德馨在《襄壮公传》中写道：“既而赠公遭受外衅，家落。公未及冠，学书未成，弃而学剑。”其二，弃文学武与其弟施显的建议有关。“稍长，读三国史，弟慨然有感，抵掌告余曰：‘大丈夫当磊磊落落，着勋名于千古。今四方骚动，正英雄建立时，吾兄弟膂力不让古人，安用伏首三家村事经生伎俩为！’余闻言壮之。” 施显说这番话时年仅十岁，和施琅一样力大异于常人，而且生就一副侠义心肠。施琅、施显兄弟感情笃厚，施琅所著的《都阃安侯施公行述》就是专门记述施显的。其三，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明朝统治摇摇欲坠，社会危机四伏，必然对施琅人生道路的选择、人生目标的确立产生影响，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然最主要的应该是施琅的性格特征决定的，从小喜欢玩枪弄棒、生性好动的施琅，最终“读书未成”，“弃而学剑”。
施琅十五岁那年，是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正式建立了清朝，并向明朝大举进攻，连续攻下燕京附近州县，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之后，皇太极又亲率清军进攻朝鲜。当朝鲜告急，可大明朝廷却无力出兵相援。第二年，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下，朝鲜国王向清军投降，皇太极前往朝鲜受降。这样，清朝不仅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实力，扩大了势力范围，解除了南下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明朝政府面对朝鲜求援而不应，充分暴露出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帝国的虚弱和无能，致使清军攻占明朝的信心骤增。在国内，税赋繁重，百姓还要额外交纳以防御北方及镇压农民起义的名义征收的所谓“三饷”，即“剿饷”、“练饷”和“辽饷”，沉重的税赋使得经济委顿、民不聊生，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终于全面爆发。1628年，由于陕西连年饥荒，高迎祥等纷纷率众起义。他们攻城掠地，诛杀官吏，起义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已成燎原之势。1636年，李自成接替被官军诛杀的高迎祥成为起义军领袖，号称“闯王”，率领起义军转战于陕西、河南、四川、山西等地，接连大败明军。崇祯皇帝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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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5)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连续出现重大自然灾害。1632年黄河泛滥，沿河军民溺毙者不计其数；1634至1637年，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连年大旱，赤地千里，甚至出现父子、夫妻、兄弟相食的惨剧。然而，明朝的各级官吏却毫不怜恤，依然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怨声鼎沸。广大百姓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投奔起义军，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少年施琅对赋税的沉重有着切身的感受，对沿海地区的乱局更是亲睹亲历。从1629年到1635年，海盗刘老香等人不断在沿海地区进行抢掠，令百姓难有一天的安宁日子。尽管崇祯皇帝亲自过问防御海盗的措施，明朝军队也屡次进行剿捕，但多劳师无功，收效甚微，直到最大的海盗集团郑芝龙所部投降明朝以后，才由郑芝龙领兵剿灭了刘老香海盗团伙，沿海地区的匪患稍事平息，但战祸却一直绵延未断。
严酷的现实使施琅认识到，在动荡的时代，习武比学文更为有用，更易出人头地。据陈万策《施襄壮公家传》记载，明朝末年之时，施琅学成无人能敌之本领。施士伟《襄壮施公传》里也说：施琅“见明季所在多窃发，遂学万人敌。”施琅不再专注于谋生糊口，犹如当初学文一样，怀着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信念，开始苦习武艺武学。
关于施琅此间习武经历，多有资料记载，其中以《西山杂记·观音石篇》所载最为详尽：施琅“遂拜识武举人蔡秉元，尽得蔡家干戈诸法。琅之弱冠，偕蔡宣挟石炉，炉之重千有六百斤，其力足称雄。”尽管《西山杂记》中所记载的资料多为街谈巷议，其真实性不必细究，不过倒是从侧面反映了施琅在年少之时已练就了一身好武艺。经过几年的苦练，十七岁施琅已是十八般武艺无所不通，剑术尤为高超。此外，施琅从小力大无比，习武几年中又刻意加强了膂力训练，每天练习举石炉，从二百斤到三百、四百斤……据传，最后竟然能抱起重达千斤的石炉。各种行军布阵、作战方法、用兵谋略同样无所不精，成长为一个武艺超群、多谋善断的“智勇万人敌”。施德馨的《襄壮公传》写道：“从其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万人敌。”陈万策的《施襄壮公家传》记载：施琅“精晓五花阵法。以居滨海，尤善于水师，海洋中风云气候，讲之甚悉。”施士伟在《襄壮施公传》中所言更为了得，说施琅“窥测天文地理，讲究阴阳顺逆、阵伍离合之法……凡钩距、骑射之技，旌旗、炮火之制，靡不兼通；生于海滨，波涛起伏，舟楫驾泊，知之尤悉。智勇沉雄，多谋善断，慎明去就，不屑苟合。”总之此时的施琅已是智勇双全，本领超群了。
天下大乱，群雄纷争，战火四起，正是英雄大显身手之际。施琅经过少年时的能力储备期，怀着青春的热血和昂扬的志气，迎着纷飞的战火走去，去迎接属于他的壮阔人生。
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1)
怀着无限憧憬的施琅从戎之初，便显示出过人的神力，力夺千夫长之职。当清朝的八旗军以迅疾之势席卷中原大地。郑芝龙见大势已去，不顾郑成功的苦劝哀告，决意降清。他带领亲信壮士五百人前往福州投降，其中就有施琅的身影……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长大成|人的施琅正待举步走出小渔村，到动荡纷乱的广阔天地里一显身手，实现多难兴邦的宏大抱负，达成光宗耀祖的人生目标。恰逢此时，已经降明并担任参将之职的郑芝龙，为进一步扩大势力，委派其五弟郑芝豹前往晋江南浔乡一带招募军士，当地的许多青壮年为了谋求生路，大多前往投军。施琅与父亲商议，表明了投军的意向。施大宣困于家境窘迫，为儿子前程计，只得同意施琅从戎。富鸿基在谈到施琅从军这件事时曾说：既值明朝末年，“沧桑鼎沸”，社会动荡不安，施大宣“勉令改业，于是宫保公 偕弟都阃安侯君 杖策从戎”。施琅背起行囊，迈出了他终生戎马生涯的第一步，也因之开始了与郑氏一脉四代人纠缠不清的恩怨。
郑芝龙字曰甲，号飞黄，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出生于福建安石井一小吏家庭，共有兄弟五人。由于他在家中排行老大，因此叫“一官”或“郑一”，后改名郑芝龙。郑芝龙自幼聪明伶俐，但却不喜读书，专好拳脚棍棒。天启元年（1621年），郑芝龙的父亲去世，十八岁的郑芝龙带着弟弟郑芝虎、郑芝豹赴广东香山澳，（即今澳门），投奔了舅父黄程。黄程是个海商，在澳门从事海外贸易，他收留了郑氏兄弟，让他们学习经商。其时澳门已为葡萄牙占领，不少福建人在那里与葡萄牙人做买卖。在商业竞争和利益角逐中，郑芝龙很快展示出了智慧和才干，并学会了一点葡萄牙语，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以期尽快融入葡萄牙人的社会。同时，他像许多闽南人一样，渴望向海外发展。1633年五月，郑芝龙替舅父黄程贩运货物来到日本平户，之后便侨居日本，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并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中国史籍中称该日本女子为翁氏）。根据日本学者伊能嘉矩的《郑氏异闻》中记载，田川氏是侨居在日本平户的中国侨民翁翌皇的养女。郑芝龙结婚第二年有了儿子，取名郑森，即郑成功。
历史上的日本平户居民以打渔和以到中国沿海劫掠为生。在海外贸易开发之前，那里就是穷乡僻壤。初来乍到的郑芝龙得到当地闽南乡亲帮助，做过裁缝，也卖过鞋子，生活十分困顿。不久，他得到贵人的扶持，从此时来运转。此人就是中日通商贸易史上的传奇人物——李旦。李旦是泉州人氏，原在马尼拉经商，资产十分雄厚，拥有一支船队，专门从事海外贸易，是当地侨界首领。郑芝龙曾帮李旦从澳门带货到平户，因而与李旦相识，开始为李旦做事，渐成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属下，并“以父事之”。作为李旦的义子，他的生活和事业从此走上了坦途。
十七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已是西方海洋经济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军事和商业复合体“东印度公司”到处拦截葡萄牙和西班牙商船。1622年，荷兰人占领澎湖。明天启四年（1624年）初，郑芝龙被李旦派到澎湖，担任荷兰人的翻译。其当时荷兰人为垄断对日贸易，指使一些中国船只在中国沿海掠夺，郑芝龙身为与荷兰人合作的海盗之一，为荷兰人执行在台湾海峡拦截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的任务。同年夏秋之交，荷兰人在明军的压力下撤出澎湖，转移到台湾大员 ，修筑“热兰遮”和“赤嵌城”两个要塞，侵占了台湾南部地区。
1625年春，郑芝龙弃荷兰人，率众往来于台湾与日本之间，开始了亦商亦盗的海上生涯。同年八月，李旦在日本病逝后，他的事业全归这位义子掌控，郑芝龙由此成为海盗集团首领。
门户自立的郑芝龙，不断招兵买马，继续扩大势力。先后合并了当时台湾的其他汉人武装力量，又从大陆招募人员到台，并从福建招徕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晖、郑彩等部将。他把部下分设为参谋、总监军、督运监守、左右谋士等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郑氏地方统治政权，成为当时海上最大的武装集团。
郑芝龙海上势力的日益扩张，引起了明朝统治者的恐慌，屡次派兵追剿，均以失败告终，这使明朝政府重新认识了郑芝龙的力量。在无力继续剿灭郑芝龙海盗集团的情况下，朝廷意图利用郑芝龙与荷兰人抗衡，同时剿灭其他“海盗”，因此改变了对郑芝龙的策略，由消灭变为绥抚。而郑芝龙也早有归顺朝廷之心，他虽然拥有庞大的财力，也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但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地位，在人们特别是朝廷官员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介海盗头子。郑芝龙曾私下派心腹部将对明军的将领们说：“苟得一爵相加，当为朝廷效死力，东南半壁可高枕矣。” 崇祯元年（1628年）八月，在泉州知府王猷的建议下，福建巡抚熊文灿派卢毓英对郑芝龙进行招抚，郑芝龙率部向明朝投降，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于是，郑芝龙离开了多年经营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转而坐镇闽海，此时他已有部众数万、船只千余。
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2)
这一年，闽南又遭大旱，在熊文灿的支持下，郑芝龙再度招纳漳州、泉州等地的灾民数万人，用海船运送到台湾垦荒定居。这些人到了台湾后，种得的粮食除了用于衣食必需之外，其余的均作为租税向郑氏交纳。从此，台湾的汉人不但增多了，而且许多荒芜的土地也逐渐得到开发。在台湾历史上，郑芝龙是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人。对灾民们来说，郑芝龙的行为功德无量；对明朝政府来说，郑芝龙是替朝廷排忧解难，表现出了忠心；对郑芝龙个人来说，当然是财源滚滚，名利双收。
与此同时，郑芝龙开始了一系列积极的军事行动。他率军先后剿灭了海盗李魁奇、杨六、杨七、褚彩老、钟斌、刘老香等，并将投降者全部纳入麾下。崇祯六年（1633年）七月十三日，荷兰人为迫使明朝开放贸易，对大陆沿海地区发动突袭，击毁了大量明军船只，其中也包括郑氏的船只，令郑芝龙十分震怒。同年十月二十二日，郑芝龙会同闽、粤两省水师进行反击，在金门料罗湾大败荷兰人，焚毁了五艘大型的荷兰大夹船，缴获了一艘，烧死、生擒大批荷兰人，这是数十年间明王朝在海上从未有过的“奇捷”。之后，郑芝龙再次于福建湄州湾打败前来骚扰的荷兰人，焚毁多艘荷兰船舰。荷兰入侵者从此在福建境内绝迹。因战功显著郑芝龙升任福建总兵官，同时也取得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合法地掌控了东西洋贸易运作，连荷兰殖民者也被迫与郑芝龙修好，表示今后不再强行前往福建进行贸易，改由郑芝龙派船到台湾进行贸易。至此，郑芝龙一统东南海面，成为“闽海王”，再也无人与之争锋。没有郑氏的令旗，海上船只不得往来于台湾海峡，就连荷兰人的舰队也慑于郑氏的声势，不敢妄动。
据杨英《先王实录》记载，台湾海峡恢复平静之后，原来害怕海盗伏击的大陆商船开始源源驶向台湾，但凡是过往商船须纳税金，“每舶例入三千金”，郑芝龙每年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又“自筑城于安平 ，海舶可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郑氏为长城”。安平也成为郑芝龙拥兵自守的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基地。郑芝龙利用福建安平镇的航海和经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繁荣海市，富可敌国，并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公司进行竞争角逐，成为官商结合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至南明的唐王政权时期，郑氏的海上力量仍然是政权的支柱。正如郑芝龙对隆武帝所说：“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即无家。”由此可见，郑芝龙当时垄断了海上贸易，由此聚敛了巨额财物，这为他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证。
为了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巩固海上霸主地位，郑芝龙以福建总兵的名义派遣手下将官招募军士，郑芝龙的五弟郑芝豹被派到了施琅的家乡晋江南浔乡一带，在很短的时间内招募了数千人，年仅十七岁的施琅就在从军者之列。
施琅入伍郑军，以其超乎寻常的神力当上了千夫长。明末清初，军队使用的武器以大刀、长矛、宝剑等冷兵器为主。而且作战都是面对面地厮杀，谁的武艺高强，谁就能致对方于死地，武功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因而军队中武将的选拔主要依据武艺的高低作为标准。
关于施琅投军时因力举铁鼎而被任命为千夫长之事，在《襄壮公传》中是这样记载的：“明季，有主兵者募壮士，置巨铁鼎中庭，重不下千斤，集健卒数千辈，莫有举者。公熟视曰：‘无难耳！’奋袂一挈，行数十武，徐置，容色无纤毫改。主兵者骇曰：神力也！署千夫长。”这里的“主兵者”指的就是郑芝龙之五弟郑芝豹。从这里可以得知，在数千名军士之中，只有施琅一人能举起重达千余斤的大铁鼎，而且还能行走数十步而面不改色，足见其力量超人，不免惊为天人。
队伍来到厦门进行海战训练。军训伊始，施琅兴致盎然，但很快就感到厌倦乏味了，一则是大多数训练内容早已熟谙，二则是只能完全按照长官的命令行事，不允许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的束缚对于自视不凡的施琅来说备感痛苦。
从军三年，由于地位低下，施琅从未见过郑芝龙，就连招募他的郑芝豹以后也再没见到。此人除了在招兵时赞叹了施琅的神力出众外，也仅仅把他视为一个力气稍大的莽夫而已，很快就将他遗忘了。这期间，施琅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剿灭海盗的战斗，并取得了胜利。尽管立下些许战功，但官职却始终没有得到升迁，依然是个千夫长。而且他发现自己的上同才能平庸，打仗贪生怕死，争功却不遗余力，这让渴望大显身手、实现抱负的施琅感到失望和愤怒，于是萌生去意。正值此时，其弟施显从家乡前来投奔，于是施琅把千夫长之职让予施显，自己则回到了南浔乡衙口村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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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3)
回到家乡的施琅并没有急于寻找新的出路，而是安心地等待了几年。他一方面悉心奉养双亲，另一方面多方打探消息，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三年之后，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施琅探知他的一位族叔施福在郑芝龙部队任职，且率军到了安平，遂决定前去投奔。施士伟的《襄壮施公传》记载：“癸未，祖年二十三，访族父故总兵福于安平军。”
施福，又名施天福，字昆玉，出生于万历壬子年（1612年），为施琅的族叔。关于施福的事迹，在《浔海施氏族谱·震公五世孙昌公二房支派》中有所记载：“当是时，有武毅伯福者，公 族叔也，为帅府将中军。”施福不仅长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而且志向远大，十八岁时投笔从戎参加了郑芝龙的部队，由于作战勇敢，又有谋略，深得郑芝龙的赏识和信任，很快就被提升为中军都司、帅府将中军之职，成为郑氏心腹。针对当时海盗猖獗、群雄并起、各地武装势力不服从官府号令等情况，施福提出“有向化者，说降之；崛强者，破灭之”的建议，得到了郑芝龙的赞同并依其计行事。这样，郑芝龙接收了前来投降的地方武装，剿灭了不愿归顺的强盗，彻底扫清了海上航行的障碍，垄断了海上贸易。可以说，郑氏集团能取得这些胜利，施福功不可没。
施琅初次投军，因施福正随郑芝龙与前来骚扰的荷兰海军在海上作战，未及关照。此次再投，经施福力荐，郑芝龙任命施琅为施福的副手。施福对这位二十三岁的侄子青眼有加，把中军的指挥权交付，让其充分发挥军事才能。对于郑芝龙的提拔之恩，以及叔叔施福的重用和信任，施琅心存感激。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以后，清军大举入关，攻掠了河北、山东，明王朝急忙调集大军北上。张献忠降明不到一年，又再次起兵造反。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田地荒芜，赋税繁重，加上灾荒不断，洪水、大旱造成赤地千里，天灾人祸。饥民遍野，饿殍载道，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和举家自尽的悲惨景象随处可见。一些强横之徒趁社会混乱之机，四处抢劫，各地盗匪日益猖肆。当时的福建和全国一样，也是强盗四起，时称泉郡的泉州更是山贼啸聚之地，占山为王的土匪大小数百股，四处打劫，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时聚时散，行踪无常，官府围剿多次也无甚收效。有一伙盗贼最为凶残，首领为叶绩和徐晃。他们凭借所占山寨的险要地势，屡败进剿的官兵，气焰十分嚣张。叶绩武艺高强，施德馨在《襄壮公传》中称叶绩“素猛鸷，号莫敌。”许多山寨的小股土匪都听从他的号令。
奉命剿贼的施琅决定“擒贼先擒王”，首先剿灭以叶绩、徐晃为首的这伙土匪。施琅率军来到泉郡，两军相逢，骄横的叶绩出马迎战，施琅舞动手中大刀，纵马冲向敌阵。二人交战只一回合，叶绩当即落马身亡，吓得其余贼兵狼狈逃窜。施琅下令乘胜追击，活捉了徐晃，全歼了这伙山贼。之后，施琅又一鼓作气，所向披靡地剿清了其他占山为王的盗贼团伙。一方面武力剿灭怙恶不悛的悍匪，一方面大行招抚活动。施德馨《襄壮公传》记载施琅“遂广招募，搜山越岭，锄其根蒂，扫靖江、赣、闽、粤三百余贼盗之寨，降巨魁数十。” 剿灭山贼的行动，是施琅首次独立率军作战。他采取剿抚并用、以战逼降的策略，取得了全面胜利，显示出智勇兼备的军事才能。从此，施琅威名显著，被提升为游击将军。
正当施琅在福建剿灭山贼之时，明王朝的丧钟一声声地敲响着。1640年，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入河南后，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反应了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和减免沉重的赋税的迫切愿望，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闯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逐渐控制了河南全境和湖北的广大地区。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在豫西襄城一带与明军决战，基本消灭了明军主力。第二年便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不久挥师东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缢，为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划上了一个悲怆的句号。
历史的大潮倾覆了大明王朝之后，继续滚滚向前。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后，无视所面临形势的严峻：明朝强大的残存势力，清兵的虎视眈眈，大顺军缺乏巩固的后方基地。相反地，群臣们忙于劝进，以便获得封赏；将官们急于享乐，似乎攻下北京城后就可高枕无忧了，到处洋溢着忙乱的欢庆气氛。此时的李自成以为清兵不会在短时间内南下，自己可以招降驻守边关的吴三桂，之后便可率大军南下，一统全国。然而，招抚吴三桂的计划却失败了。当吴三桂闻知爱妾陈圆圆为农民军所占，遂为红颜而怒发冲冠，表示与农民军不共戴天。他一面领兵袭据山海关，一面派人前往清营乞师。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于山海关激战。吴三桂与清军联袂大胜农民军，并乘胜追击。李自成退回北京，见大势不妙，匆匆登基即位后便率军向陕西撤退。清兵以吴三桂为先导，对农民起义军穷追不舍，李自成终在湖北九宫山遭戮，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起义宣告失败。清军打着为明朝“复君父仇”的旗号入关，1644年10月，清世祖福临即位，“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又一幕。
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4)
一般说来，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且人口甚少的民族，要想征服有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且人口众多的民族，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清军入主中原之时实施武力征服，对各地汉族人民进行血腥而残酷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清军进行严厉镇压政策的明证。黄宗羲的《嘉定三屠纪事》记录了清军在嘉定屠城的惨剧：“乙酉七月初四日嘉定城破，清兵屠城，肆其杀掠。家至户到，小街僻弄，无不穷捜。刀声砉砉然，达于远迩。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所杀不可数计。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斫未死，手足犹动者，狼藉路旁，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百人。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鎭，浮尸满河，白膏浮于水面，舟不得行。大家闺秀及民间妇有美色者，青天白日当众奸淫，而重妇节者，惨死无数。清兵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豕等物三百余艘而去。其时孝子慈孙，贞夫烈妇，才子佳人，横罗锋镝，尙不可胜纪。谓非设县以来，绝无仅有之异变哉！”
清兵入关后，随着政治中心南移，大批满族贵族、官吏、满蒙汉八旗官兵随之涌入北京。从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发“圈地令”，至顺治四年正月，先后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把近京各州县的无主荒地分给各满族贵族，这实际上是对汉族人民的野蛮掠夺。与此同时，清廷还配合实行“投充法”，即允许各旗收纳失去生产手段的贫民，充作“役使之用”。投充法实质上是逼迫汉族农民依附于满族贵族，补充扩大农奴队伍。被掳掠的农奴不堪虐待，纷纷逃亡，为此清廷又颁行了“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 “圈地令”和“投充法”维护了农奴制生产方式，厉行“逃人法”，则把农奴牢牢禁锢在庄园里。清军入关后推行的这一系列弊政，再加上对其他各民族施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顺治二年，清政府又颁布“薙发令”，强令废除明朝衣冠、剃发梳辫，改从清制，以此作为进一步确立满族贵族统治的象征，更激起了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激烈反抗。为了避免与汉族人民的矛盾骤然加剧，清廷又宣布暂缓一年执行。占领南京以后，清廷认为心理上征服广大汉族人民的时机已经成熟，再次颁布“薙发令”，所征服的地区，以十日为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种高压政策使得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未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抵抗更加顽强。而且，其时的汉人视满人为外来民族，称之为“狄”、“虏”。在他们心目中，只有明朝才是汉人的正统正朔。
此时原来反明的农民起义军转而拥明抗清；原来企图联合清军镇压起义军的明王室转而联合农民起义军，抵抗清军。福王的弘光政权失败后，明室遗臣先后拥立鲁王、唐王、桂王等宗王，在两广、福建地区举起抗清复明旗帜，各地民众纷纷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进行抗清斗争。一些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汉民族气节，义不降清，甚至奔走呼号，并积极参与抗清斗争。清代著名思想家、诗文家顾炎武，以及同时代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都参加过抗清斗争，并始终不愿应召到清廷做官。
清兵占领北京后，一批汉族官绅纷纷南下，遂在江南一带形成了以汉族大地主阶级为主体的政治中心，史称南明政权。1644年5月，崇祯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由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拥戴，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弘光政权建立于危难之际，寄望于南方各拥有重兵的将领维持江山，于是封郑芝龙为“南安伯”，他手下的将领也各有升迁，施琅遂任副总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对弘光小朝廷来说是最恰当不过了。弘光政权建立后，没有制订出正确的对付清政府和农民军的策略，而是一厢情愿地想“借虏平寇”，竟天真地遣使赴北京“酬虏通好”，遭清政府断然拒绝。然而，弘光政权毫无警醒，满足于偏安江左，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物质生活，享受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其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也日趋尖锐。弘光小朝廷大肆勒派军饷，增加赋税，甚至公开卖官，贿赂公行，政治腐败到极点。第一个南明政权建立不到一年，即宣告灭亡。弘光帝逃往芜湖，很快被俘获。马士英、阮大铖逃到杭州，未及逃跑的许多南明官僚纷纷投靠清王朝。
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5)
弘光政权灭亡后，在福州又出现了第二个南明政权，即隆武政权。1645年的闰六月初六，唐王朱聿键由“南安伯”郑芝龙等迎入福州。次日，正式就任监国；不久后，又在臣僚的拥戴下于闰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纪元从七月初一起改称隆武元年，以福州为临时首都，政府名为天兴府，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为行宫。这就是南明史上第二个政权，史称“隆武政权”。由于此政权为郑芝龙所拥戴建立，因此郑芝龙被晋封为平虏侯，很快又被封为平国公。随着郑芝龙的位高权重，施琅再次得到升迁，被提拔为佥都督，担任左冲锋，其弟施显也被授予锦衣卫仁武营将领之职。
接连得到升迁的施琅，一方面感激郑芝龙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希图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以遂平生之志。然而，为攫取更大的权利，郑芝龙竟拥兵自重，挟制朝廷，无意进取。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对郑芝龙拥兵观望十分愤慨，自告奋勇督兵福建，联络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带的义军，欲为隆武政权打开局面。1645年7月22日，黄道周率领勉强拼凑的三千多士卒踏上征途，但掌握兵马钱粮大权的郑芝龙却只拨付一个月的粮饷。师出不久，兵饷无继，黄道周只好凭自己的声望和书法，亲笔书写委任状，沿途召募一些忠勇之士。黄道周虽也读过一些兵书，还曾为《广百将传》做过注，但却只是纸上谈兵，未曾亲历沙场。部下兵将大抵是应募而来，缺乏作战经验，仅凭一腔热血奋勇向前。施琅当时充当其偏裨，随同黄道周出征，凭其独到的军事眼光，施琅认为依靠这样一支队伍同清朝正规军作战必败无疑。据李光地的《榕村语录》记载，施琅曾向黄道周“献奇策”，提出遣散所招募来的福建沿海地方之兵，只带少数精兵强将由小路直接进入赣州，以首席大学士督师的名义节制和调遣南赣、湖广、广东、广西等地总督、巡抚、总兵，会师进取。此时的施琅已经能够用战略的眼光来看待与清军的战争，第一次显示出军事方面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但是，黄道周为人迂执，不达权变，施琅之计未被采纳。不愿陪着送死，施琅径自返回福建，随施福退守于分水关。黄道周一意孤行，鼓勇率部与清军对垒，很快战败被俘，守节不屈而亡。
就在施琅退守分水关之时，福州的隆武政权又一次面临灭顶之灾，而一手酿造这灾祸的正是郑芝龙。
1646年初，建立才半年的隆武政权外有清兵大军压境之患，内有争权夺利之忧。更为严重的是，手握重兵的郑芝龙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在乱世之中既能求得生存，又可保住富贵，竟然无意抗清。为了摆脱郑芝龙的控制，隆武帝朱聿键曾打算以御驾亲征为名，离开福州到江西。但郑芝龙为挟天子以自重，不愿失去这个傀儡皇帝，于是下令几万军民长跪于道，阻止隆武帝离开。之后，郑芝龙见南明政权大势已去，遂动了降清的念头。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五月，早在1642年就已降清的洪承畴，向清朝的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提出了招降郑芝龙的建议。洪承畴（1593～1665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英都霞美乡人，原为明朝经略大臣，被清军俘获后，先是坚拒不降，后为皇太极的诚意打动而归顺。在得到清廷的同意后，洪承畴和晋江人、福建御史黄熙胤联名写信劝郑芝龙降清。六月，清军进逼福建时，接到劝降信的郑芝龙已决意投降，于是郑芝龙、郑芝豹兄弟拥兵不进。八月，郑芝龙把有着五百多艘战船的水军全部撤回晋江安平，并将驻守在分水关的施福和施琅的部队调回。镇守仙霞关的郑鸿逵闻讯逃窜，清兵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其地。仙霞关乃福建之门户，地势险要，此处一失，清军遂长驱直入，直捣福州。隆武帝匆忙逃到汀州，被俘后绝食死于福州，又一个南明政权灭亡了。
1646年九月，征南大将军博洛派遣泉州绅士郭必昌为信使，去安平招抚郑芝龙，许诺任用郑芝龙为闽粤总督。郑芝龙大喜，遂决意降清。江日升在《台湾外纪》中有这样一段叙述：郑成功闻知郑芝龙将降清之讯后，急忙赶来劝阻，他痛哭着对父亲说：“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武，脱渊则登时困杀，告父当三思而行。”但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仍决定于十一月北上福州降清。临行前，他再次派人到金门，劝郑成功一同降清。郑成功带信给父亲，信中写道：“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倘有不测之祸，儿只有缟素而已。”郑芝龙无奈，只好独自率兵前往福州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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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6)
郑芝龙在前往清营投降时，深具戒心，为防不测，亲自“挑选好汉盔甲鲜明者五百人随从”。施琅当时已是总兵，年轻力壮，武艺高强，被选为随行人员；作为郑芝龙的心腹大将，施福也随同前往。
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十五日，郑芝龙率领心腹部将五百，分乘五艘战船抵达福州，谒见贝勒博洛。博洛做出一副仰慕已久状，对他大加赞赏，还折箭为誓，许以重用。然好景不长，春梦易醒。欢宴三日之后，博洛忽在半夜传令拔营回京，命郑芝龙随军北上。郑芝龙心知中计，但已是羊入虎口，随身所带士卒又被安置于别营，孤身一人只好听凭博洛摆布了。“神龙失势，与蚯蚓同”，不管郑芝龙在东南海面是多么大的一条巨鲸，一旦离开了战舰精兵，顿时成了失水之鱼。郑芝龙委婉地向博洛求情，表示就他个人而言既然已经归顺朝廷，进京“面圣”正是自己的愿望，不过留在福建沿海的长子和兄弟拥有相当兵力，自己一旦进京，呼应不灵，恐怕海上从此多事。然而，在博洛看来，只要掌握了郑芝龙，郑氏家族必然群龙无首，何况即使为郑芝龙的安全着想，也必会惟清廷之命是听。因此，博洛让郑芝龙当面写了几封信，借以招抚郑氏子弟和部将，随后便挟持着郑芝龙上京去了。可惜郑芝龙商人似的精明，最终落在老谋深算的博洛手中，为史所笑。
在清军的严密监护下，郑芝龙到了北京，虽然清廷授以官职，实际上却如笼中之鸟，被软禁了起来。就是在此情况下，施琅随郑芝龙无可选择地投降了清朝。
郑芝龙于顺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上福州降清，十一月三十日清兵攻占安平。江日升的《台湾外纪》描述了清军占领安平后的情景。凶残的清兵在安平烧杀奸淫，安平镇十室九空，鸡犬不宁。郑成功的母亲翁夫人(田川氏)未及逃走，担心受辱，遂切腹自尽。消息传出后，郑成功既愤父亲的降敌，又痛母亲的惨死，国破家亡，遂决意投笔从戎。
1624年出生于日本平户的郑成功原名郑森，系郑芝龙与日本女子翁氏所生。明崇祯三年（1630年）十月，七岁的郑森回到晋江安平，随即“延师授学”，因其聪慧活泼，读书颖悟，才思敏捷，甚得师友喜爱。八岁便通晓四书五经，十岁时就能写八股文。崇祯十七年(1644年)，郑森二十一岁，以榜首进南京国子监太学，所著文章立意高远，词藻华丽典雅，并常于学习之余舞剑学射。郑芝龙喜出望外，想利用手中权势为儿子买个状元。郑森知道后又气又羞，对父亲说：“为国为民做事，要靠真正的本领，我不做欺世盗名的事！”在南京，郑森师从儒学大师钱谦益。
清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十四日，郑森在郑芝龙的引荐下朝见了隆武帝。《台湾外纪》中记叙了郑成功初见隆武帝的经过。面对隆武皇帝的问话，郑森引用岳飞的话，应声答道：“文不贪财，武不怕死，江山可保矣。”隆武帝见郑森气宇非凡，言语明朗，甚奇之，对他说：“惜无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遂赐郑森国姓朱，改名成功，不久又封其为“忠孝伯”，任命为御营中军都督，并赐予尚方宝剑，仪同驸马都尉。从此，世称郑成功为“国姓爷”，时年二十二岁。受此厚待，郑成功内心深感震动，于是以匡复明室为己任，效忠天朝。
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痛哭劝谏而无果，只得离去，在叔叔郑鸿逵帮助下秘密前往厦门。郑芝龙被胁迫北上后，清军又迫降郑成功。郑成功不肯屈节污名，为明志，他在南安丰州的孔庙，焚烧了象征书生身份的儒衣青巾，并言：“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谨谢儒服，惟先师昭鉴之！”长揖而去。1646年（顺治三年）十二月，郑成功率领陈辉、张进、陈霸、洪旭等愿从者九十余人，分乘两艘战舰入海，树起“杀父报国”义旗，招兵买马。不久郑鸿逵、郑彩也各率所部追随郑成功入海抗清。
在明朝，儒家思想的教育尤以忠君为先。郑成功自幼习儒，参加过乡试，进过太学，可以说忠君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隆武帝对他的恩遇更使他感到“粉身难报”，产生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报国之心，即使那是萎靡不振的南明小朝廷。因而他不愿与父同行，独自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之路。
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7)
关于施琅跟随郑芝龙降清，从他的个性和史料来分析，可以说是命运使然，也可以说是时势弄人。施琅虽然读书不多，但主动降清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在随郑芝龙降清之前的那段时间，施琅一直在参加抗清斗争。郑芝龙是顺治三年十一月降清的，而顺治二年的七月，施琅还随黄道周赴江西抗清，直到顺治三年五月，施琅仍率兵驻守闽境。不过短短数月间，施琅便随郑芝龙降清了。个中缘由关乎施琅的品行操守，因而引发史家聚讼。
首先，施琅少时受业于私塾，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从小即有忠孝情结，并影响其一生。可以说，成年后的施琅行为的出发点均是基于忠君思想和孝悌观念。郑芝龙乃郑军主帅，施琅作为郑军的一名总兵，随郑芝龙转战各地，在他心目中，听命于郑芝龙乃是其本分。
其次，施琅成长于明末清初动荡时代，政权更迭频繁，先是明朝，之后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最后是南明小政权。当时的中国局势混乱不堪，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也较为混乱。他所眼见的只是政权的更迭所导致的战火纷飞，百姓深受其祸。对于年轻的施琅来说，明朝的专制残暴及不断的战祸使他的家庭陷入贫困，在他的思想中既无明朝政权的至上，感情上也未体会到明朝政权的亲切。至于北方的大清，施琅就更无感情可言，他的降清与清廷毫无关系。这个时期的施琅在思想意识中，“忠”即是效命于军队统帅郑芝龙，因而此次降清实为一种无从选择的追随。
第三，当初施琅依其叔施福投于郑芝龙旗下，很快为郑赏识和提拔，施琅得以掌握兵权，有了独立率军作战的机会，以及展示自己军事才能的舞台，地位也得到提高。俗语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施琅所受乃知遇之恩，这对素重知恩图报的施琅来说，自是难以割舍。施琅跟随郑芝龙投降清军，以及后来又追随郑成功反清（尽管有诸多原因），都与他对郑氏的报恩之心有很大的关系。
纵观施琅的成长经历、性格以及思想意识的形成，可以肯定地说，当时的施琅并不具备明确的政治理念，心中谈不上国家、民族的概念，也不存在如同前朝旧臣那样的道义和情感负担，更没有也不可能有上升到民族概念的精神追求，朝廷之于他遥远而神圣，不同的朝廷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感受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1)
施琅及八百将士身陷绝境，郑成功救施琅于危难之中，由此改变了命运……施琅追随郑成功转战各地，接连取得军事胜利，郑军力量逐渐强大。施琅献计智取厦门，不仅使郑军有了稳固的后方基地，更为郑氏集团坚持六十余年的抗清斗争奠定了基础。
郑芝龙被裹胁前往北京之时，跟随其一同降清的施福被“题受原爵”，并被授予总督十镇官军的大权，施琅则仍任总兵，表面上颇受重用，但这不过是清政府对归降将士采取的羁縻手段，同时也是利用郑芝龙旧部征剿东南抗清武装的策略而已。
1647年十月，施琅嘱咐施显在家奉养父母，自己则奉命跟随施福、郑芝豹，率兵入粤，持郑芝龙的牌扎，到白沙开展招抚活动。他们在甲子门击溃了“海寇”苏成，招降了明总兵林瑜等人。尔后，施琅又受施福、郑芝豹的派遣，随同广东提督李成栋、监军戚无弼等援剿顺德的海寇，不多时日，施琅就协助李成栋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土匪及一些反清武装，控制了整个广东。
此时中国南方的局势十分混乱。隆武政权灭亡后两个月，即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初十，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就任监国。他生性懦弱，遇事毫无主见，担当中兴大明重任实在是难为他了。朱由榔任监国七日之后，传来赣州失守的消息，顿时惊惶失措，急忙逃往广西梧州。这一举动使永历政权在广东失去了人心，其直接恶果是上演了一出同室操戈的闹剧。十一月初五，唐王朱聿*（左为钅,右为粤）抢在朱由榔之前，在广州正式称帝，改明年号为绍武元年。尽管这个政权在这年十二月即被清军摧毁，其年号从来没有使用过，但在南明史上仍习惯称之为绍武政权。朱由榔等人闻知朱聿*（左为钅,右为粤）登基消息后甚为后悔，又于十一月十二日急忙东返肇庆，于十八日宣布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永历”元年。这样，在广东一省之内，同时建立起了两个南明政权，各自拥有抗清武装，并各有拥有追随臣民。然而，两个政权却不顾大敌当前，彼此间为争夺所谓的皇室正统，置国家大局于脑后，原本就不强的抗清力量遂为争夺名号而相互攻讦，乃至兵戎相见：先战于三水，官僚们仍然因袭了过去朝廷内的党争故态，一切都以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为中心，尽管有少数正派官僚以民族大义为重，希望共赴国难，挽救危局，但其呼声也湮没在纷争的鸦噪之中。就在绍武政权同永历政权自相残杀之时，清军在佟养甲、李成栋统率下由福建经潮州、惠州向广州急速推进，一路摧枯拉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广州。十二月十五日，仅存月余、其“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内战的绍武政权犹如昙花一现、转瞬覆亡。佟、李占领广州以后，随即挥师向肇庆进发。永历皇帝又故伎重演，仓皇逃至梧州，复又逃至桂林。永历政权自建立之初便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到1662年，永历帝父子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死，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结束。这一政权存活了十五、六年之久，反倒是南明小朝廷中气数最长者。
在此期间，郑成功在广东和福建沿海一带坚持与清兵作战，起初跟随他的仅三百余人，粮饷和器械都很缺乏。顺治四年（1647年），郑成功自称“招讨大将军”，在南澳招募军队，筹措粮饷，修船练兵，之后将所招募的数千人带至鼓浪屿进行训练，又派黄恺到安平镇继续筹饷。郑成功广召文武人才，沿海农民、渔民、水手以及不愿随郑芝龙降清的将士悉数投于其麾下。原浙江巡抚卢若腾、进士叶翼云、举人陈鼎等相继而来，郑成功对他们礼敬有加，每遇重大事情均征求其意见，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决策、联络各地抗清势力和治理地方的文官幕僚班子。同时，郑成功凭借其在隆武政权的地位以及郑芝龙的关系，不断扩大军事实力。不过一年时间，郑成功组建了一支兵卒十万余、战船五百艘的声势浩大的军队。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郑成功攻同安，战于店头山，清守将弃城逃遁。五月攻泉州，围攻了七十天，直至九月清总督陈锦率师来救，方才撤退。郑成功退兵后，得知永历帝即位，不禁以手抚额欢呼道：“明室有主！”当即遣人赴肇庆，奉表朝见永历帝。十月，永历帝遣使封郑成功为威远侯，郑成功从此奉永历为正朔。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2)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清朝的江西提督金声桓、王得仁擒杀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等，宣布反清复明，在整个东南隅引起强烈震动，而此时郑成功也攻下了福建同安。东南地区四处战火不断，清政府穷于应付。
李成栋攻占广东后，自以为功勋卓著，两广总督一职非己莫属，岂料清廷在人事任用方面总是优先选用所谓辽人。同李成栋一道从福建进入广东的汉军总兵佟养甲尽管没有多少军队，也没有多大战功，却因其辽人身份而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李成栋仅被任命为两广提督，不仅无权过问地方政务，而且在军事行动上还要受佟养甲的调度和节制。原先的同僚地位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李成栋内心的不满逐渐积蓄。到1648年正月，当江西提督金声桓、副将王得仁反清归明的消息传来时，李成栋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反正易帜。四月十五日，他在广州发动兵变，剪辫改装，用永历年号发布告示，宣布反清归明。总督佟养甲仓皇失措，被迫剪辫，违心地附和反正。李成栋搜出佟养甲所藏总督印章，在广东全境发布文告，并派兵驻守各个关口，尊奉永历帝为正统，一时间完全控制了广东全境。
此时，施琅正率兵在广东北部的南雄，李成栋因为贪图个人利益而起兵反清的行径为他所不齿，因而对其起兵之事不予支持，率部离开了李成栋所控制的南雄，撤往粤东的潮州地区。由于李成栋的势力范围很广，控制又严，而从南雄至潮州千里之遥，沿途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余历险间关驰归”，这段艰难的行程共历时九个月，直到翌年（1649年）一月，施琅才抵达潮州。然而，更大的危险在等待着他。
其时驻守潮州的是李成栋手下的健将郝尚久，由于起兵诛杀了原清朝派驻的潮州总兵，攻占潮州后，被李成栋委任为总兵。施琅“自南雄抵潮郡。适潮将郝尚久者，粤师辖也。阳犒师牛酒，而包藏祸心，召诸部阴为图公。公侦知其事，急拔众走饶平，据守月余。”施琅在饶平坚守待援。然而，被困月余，郝尚久的部队越围越多，攻势也越来越凶猛，急切盼望的援兵却不见踪影。无奈之下，施琅“踞守阅月突围出，且战且行，连日夜间关险阻。”可以想见这场追逐战的惨烈。经过殊死拼搏，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施琅率领仅余的几十人突出重围，暂时摆脱了郝尚久的追击。
此时，一些旧部下前来投奔。此前施琅从闽入粤时，曾在潮阳招降过郑芝龙的旧部，这些人由于不愿到广东北部，因而未随施琅前往，大多散落在附近的村落。此时这些人“闻公至，皆迎拜拥护以行”，施琅“遂集劲卒，得八百人，至黄岗暂憩焉。”
施琅率部撤到黄岗，处境依然危险，但接下来究竟何去何从，施琅心里茫然。广东被李成栋所控制，郝尚久的追兵仍然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形成围剿之势，而清军见死不救，这支八百多人的小队伍时刻处于覆灭的危险境地。混沌乱世，路在何方？
正当施琅深陷焦困之际，一位白衣客突然造访，此人便是改变了施琅一生，又与之恩怨相伴一生的郑成功。
郑成功原本驻兵于鼓浪屿等小岛，因素知施琅兄弟能征善战，智勇双全，遂一直希望借助其才能，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实力。当他闻听施琅受困于黄岗，特意率兵赶往迎接。走投无路的施琅能得到郑成功的如此礼遇，内心自然十分感激，因而倾心顺从。就这样，顺治六年（1649年）的二月，施琅跟随郑成功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
施琅不愿加入李成栋的反清武装，却舍近求远加入了郑成功的抗清斗争，是基于他的认识和情感的。施琅与李成栋相处时日总计不过一年有余，难以对其产生信任感。况且，施琅胸怀大志，就李成栋的才能而言，也不是可以托付之人。此外，如果施琅在粤北参加李成栋的反清行动，势必连累其在晋江的亲人，而粤北又距晋江甚远，倘若家中有难，则鞭长莫及。事实证明，施琅脱离李成栋是明智的选择。到了第二年（1649年）的二月，清军收复了广东各地，李成栋兵败身死。而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当时施琅身陷黄岗，面临着被郝尚久消灭的危险。而清军并未施以援手，八百将士处于进无去路、退有追兵的艰难境地。在这危急关头，为了自身及投奔自己的旧部的生命安全，追随郑成功是施琅最为明智的也是惟一的选择。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3)
其次，施琅对郑成功较为了解，确信郑成功是非凡之人，跟随郑成功不仅能得到重用，还可以成就一番大业，比较符合施琅长期以来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理追求。郑成功在施琅遭受挫折、处境困难之际，远至黄岗迎请他入海，在时机的选择上显得十分高明，这也易于打动施琅。可以说，此时的施琅对郑成功是充分信任的，而且自始自终都佩服郑成功的才能。施琅从十七岁起就加入郑芝龙的军队，后来成为其手下的著名将领，直到郑芝龙降清，前后达九年。而郑成功从日本回国，此后一直生活在郑芝龙身边，加之施琅比郑成功年长三岁，彼此当有所了解。郑成功谓“素悉公（施琅）英名”，说明郑成功对施琅的才能颇为赏识，而施琅对郑成功的敬佩可以从后来他和李光地之间一段关于“奇士”的谈话中得知。据《榕村语录》中记载，一天，李光地与施琅闲聊，曾谈及有关当世奇士的话题。李光地问：“施尊侯 其生平所见人物有奇士否？”施琅答曰：“满州开国老将或有能者，不及见矣，今日殊少，汉人亦少也。黄石斋 先生自是忠烈，自幼铁骨，肢体俱残，百折不回，卒就义……只是无用人，做不成甚么事。”李光地执意相问，施琅良久答道：如果一定要我说出今世奇人的话，当首推郑成功，他秉性刚毅果断，广有谋略，其次，比我略微逊色一点的应算是刘国轩。足见其对郑成功的才能评价之高。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忽略，那就是施琅具有很强的孝悌观念，他必须为亲人家眷的安危着想。郑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闽南和粤东，距晋江不远，而且当时活动的中心安平与南浔乡仅咫尺之遥，施琅投奔郑成功一方面便于与亲人相聚，另一方面解除了后顾之忧。事实正是如此，施琅加入郑军后不久，施显也因家乡正经受着战乱，便护送家人来到郑军中与施琅团聚。这样，施琅、施显一道效力于郑军中，共同征战，开始了幼年时向往的“著勋名于千古”的征战历程。
最后一点是，当时的施琅并无强烈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之强烈使他并不在乎建功立业的地点与方式。随郑芝龙降清本非他的政治追求，事实上他当时也没有明确的政治追求。那么脱离清军也就不存在心理障碍了。
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总之施琅率其八百壮士，追随郑成功走上了反清的道路。在以后的征战中，施琅所统率的这批劲卒，成为郑成功部队的重要力量。
1647年下半年，郑成功还只是定国公郑鸿逵的助手，由于加强了自身力量的积聚，到1648年，已形成一支清军不可小视的军事力量。
郑成功部将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跟随他起兵的洪旭等少数将领；二是福建沿海应募而来的有志之士，如海澄人甘辉、漳浦人蓝登等；三是跟随郑芝龙降清后拨归的佟养甲、李成栋部下，即1648年李成栋反正后由粤返闽的将领，如施琅、洪习山、黄廷等；四是清廷派驻东南沿海的少数仍怀故国之思的将领自发来归。郑成功对于这些不同出身的将领，大体上都能做到一视同仁，惟才是举。在军事组织方面，郑成功做了精心的改编，主要为了防止出现将领拥兵自重、飞扬跋扈的局面，这是他总结了弘光、隆武政权姑息养奸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郑成功治军严厉，绝不允许部下对自己的命令有丝毫的违抗，否则将严惩不贷。正是由于建立了极为严格的军事组织和纪律，郑成功才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统帅，而不是徒有虚名的盟主。但同时这种严酷治军的指导思想，也使郑成功显得寡恩薄情，即御下极严，吝于奖赏，苛于责罚，用法严峻，稍拂其意，动辄杀戮，是后来造成郑军将领纷纷叛离的原因之一，尤其后来在处理施琅一事上，更是郑成功的重大失策和过错。
施琅归入郑军后，成为郑成功部下最为知兵善战的年轻骁将。郑成功对他格外器重和信任，不仅授以左先锋镇之职，而且将其视为得力助手，凡军机大事都与之商议、谋划，施琅也一心一意为郑成功效劳，郑军的楼舰、旗帜、伍阵等各种战术和布阵之法，均由施琅传授。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曾经说：“郑国姓（成功）用施琅如手足。”左先锋是郑军中很重要的镇将，相当于总兵；其弟施显也为郑成功所重用，先封为左先锋镇副将，后又晋升为援剿左镇。郑成功对施琅兄弟“深相结纳”，兄弟二人也尽心效力。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4)
施琅加入郑军后仅一个多月，即顺治六年（1649年）的三月，奉命攻打彰浦，清军副将王起俸暗中向其示降，并在不久后投了郑军，因而郑军很快即夺取了彰浦。十月十八，郑成功挥师攻打云霄。陈锦在《为云霄失守旋经恢复事揭帖》中描写了云霄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云霄一城，处于闽广交错之地，乃士商往来之所。虽非县城可比，然为漳郡咽喉，全闽门户，且逼邻海滨，诚要区也。”云霄守备张国柱留旗鼓中军姚国泰守城，自己率兵千余于离城五里外列阵迎战。左先锋施琅等从左翼前进，未行数里便与清军相遇，施琅随即挥师直冲张国柱，两人交锋，战约数合，右先锋杨才领军赶到，清军阵势大乱。施琅部下左先锋镇副将、其弟施显跃马提刀，冲向张国柱，一刀将其斩于马下。清军溃败，郑军乘胜掩杀，直杀得尸横遍野，郑军遂攻破云霄城，活捉中军姚国泰。这是施琅、施显加入郑军后的第一次大战，彰显英勇与善战，从而在郑军中初建威名。
十月下旬施琅随郑成功南下攻诏安，从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初一，连续三天围攻县城。由于诏安县城墙坚固，清军坚守不出，因而久攻不下。不得已，郑成功只好下令撤围南下，进抵黄岗，准备攻打潮州总兵郝尚久。
这时，施琅的族叔施福带领澄海人黄海如来投。施氏叔侄俩曾一同随郑芝龙降清，现在又再次聚于郑军中。在《先王实录》中杨英记载：黄海如见郑成功后，便劝说郑成功放弃攻打早有准备的潮州城，改为攻掠实力相对弱小之敌，以裕兵饷。郑成功采纳了他的建议，便以黄海如为谋士，开始挥军征剿各地不遵号令的割据势力，一方面筹集军饷，另一方面补充兵员，扩大力量。郑成功在挥军攻打这些山寨的过程中，进行过一些残酷的杀戮，以扬军威，树立威信。这个时期的郑军力量还不甚强大，在当时豪强林立的境况下，采取强硬手段以收威慑之效也是必要的，但却难免杀戮太重；《先王实录》中对此虽有所回避，但仍有记载：“藩进入洋X（左氵右戎）水，平山寇有员山寨和尚寮恃险不服，攻之，……藩挥令各镇将寨掘平之，男妇一尽剿杀无遗，余寨闻风归顺……”
当时，潮州土豪多有乡团武装，拥兵割据，占地为王，既不向清朝的官吏纳税交粮，也不服从郑成功的号令，甚至抗拒、偷袭郑军。鉴于这些地主武装力量不很强大，郑成功决定逐一分兵平定。《先王实录》记叙了这一时期施琅在郑军中的战斗经历。十二月，施琅奉郑成功之命，率兵攻破与郑军对抗的揭邑白灰寨，擒获负隅顽抗的李芳，左近各寨闻风慑服。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郑成功进军至潮阳，施琅奉命率兵攻破了对抗郑军的溪头寨。二月，郑军进入洋X（左氵右戎）水，攻打恃险不服并抗拒郑军的诸寨。四月，施琅随郑成功打败九军，“破其溪头寨之顽恶而险要者”。紧接着，郑成功与郑鸿逵合兵攻打新墟寨。此时，与新墟寨相勾结、打着南明旗号的潮州总兵郝尚久率部驰援新墟寨，郑成功下令攻之，“左先锋施琅、后镇陈斌等向前，才交一合，左右伏兵齐出，陈斌、施琅跃马冲入敌阵中砍杀，锋不可当。虏遂奔溃，生擒尚久中军陈禄而回，诸将继进追杀，横尸遍野，尚久仅以身免。”五月，郑成功率部转战至揭阳，施琅再行招抚，接收了诏安九甲的农民起义将领万礼，并收编了他所带领的义军数千人。
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施琅随郑成功转战各地，犹如龙归大海一般，纵横驰骋，所向披靡，攻城拔寨，连获大捷，之后继续采取寓抚于剿、以剿逼降的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充分展示了施琅知兵善战、富于谋略的军事才干，在郑军中树立起了很高的威望，赢得了将士们的信赖和尊重。其所率领的左先锋镇，成为了郑军中作战能力最为强悍的一支部队。
1650年8月，施琅跟随郑成功回到了福建。郑成功的军队力量虽然不断壮大，但所占据之地盘却甚为狭小，缺乏一个稳固的后方和长久的立足之地，郑成功深以为忧。《先王实录》记述说：早在1647年11月，郑成功就在为缺乏根据地而苦恼，他曾说：“我举义以来，屡得屡失……欲择一处，以为练兵措饷之地。”黄海如到来后，郑成功与之讨论这个问题，黄海如建议郑成功夺取潮州为根据地，认为潮州城池坚固，便于防守，更重要的是，潮州地域宽广，人多地广，物产丰富，可满足军队所需。为此，郑成功曾一度准备选择潮州地方作为根据地，多次对潮州城发起攻击，但均无功而返。郑成功终于意识到，己方所长是海战，陆上清军的八旗兵剽悍凶猛，势力强大，自己的军队根本无法与之抗衡。于是，郑成功决心像父亲郑芝龙一样，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他将目光投向了厦门和金门这两个岛屿。此地距离部下将士们的家乡不远，如若据有，将其建成稳固的后方基地，不仅军心稳固，更可发挥部队善于海战的特长。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5)
厦门背靠漳州、泉州大陆，面对金门，与台湾、澎湖列岛隔海相望，由本岛、鼓浪屿岛、九龙江北岸沿海地区及附近小岛、海域和同安县组成。占据厦门无疑会令不习水战的清军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当时，占据金门的是郑成功的族叔郑鸿逵，此时与郑成功的关系尚好。而占据厦门的乃是郑成功的族兄郑联、郑彩，兵力强盛，战舰颇多，且向来轻视郑成功：“少年|乳臭，虚名而已，何足介意？”郑成功很想袭击郑联，但又担心郑联的战船数倍于己，其部下又多强将，倘袭取失败，反而增加了一个劲敌，；且郑联与郑成功族谱相通，尤恐担戴杀兄的罪名。
就在郑成功心存犹豫之际，他的一位族叔郑芝莞前来拜见。此人向来与郑联不睦，趁机进言：“建国 远行，惟联在厦，迩来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取之正当其时。”郑成功闻言心动。
《台湾外纪》中记叙了郑成功采纳施琅的建议，智取厦门的经过。
施琅得知郑成功欲取厦门，即劝谏说：“征之未见为是，当设计图之。”郑成功道：“试陈可图之计。”施琅说：“联乃酒色狂徒，无谋之辈，藩主 可领四只巨舰，扬帆回师，停泊鼓浪屿，彼见船少，必无猜疑。其余者陆续假为商船，或寄泊岛美、浯屿，或寄大担、白石头，或从鼓浪屿转入崎尾，或直入寄碇厦门港水仙宫前。藩主登岸拜谒，悉从谦恭，然后相机而动，此吕蒙智取荆州之计也。”郑成功闻计大喜，连声赞叹道：“此计甚当。”于是依计而行，挑选健将五百人，令施琅等将领统率，又配船四只，自领前往。
中秋之夜，郑成功的战船来到了鼓浪屿。为了麻痹郑联，他先派人给郑联送上稻米千石为贽见之礼。郑联原本就十分狂傲，此时见郑成功给他送来了甚为短缺的粮食，且所率的战船又少，不疑有诈，未加丝毫的防范。
第二天一大早，郑成功前去拜见郑联，向郑联请求道：“师屡败绩，赧颜相见，倘吾兄见怜，以一旅相助，得片土栖身，终不敢忘大德。”联曰：“吾弟何出此言？军旅相助，分所当然。” 郑成功谦卑地表示了感激之情，之后便随郑联一同喝酒去了。此时，忙于寻欢作乐的郑联完全放松了对郑成功的警惕。郑成功见郑联毫无防备，骄兵之计已经实现，便告辞而出，密令战船陆续进港，悄悄靠近郑联的战舰，并约定以炮声为号，抢占郑联战舰。
当天晚上，郑成功在虎溪岩设宴，回请郑联。郑联接到邀请，毫无戒心，当即前来赴宴。在酒宴之上，郑成功殷勤地向其劝酒，郑联也放怀畅饮，至深夜才掌灯而回。行至半途，预先埋伏在路旁的郑成功部将杜辉等突然冲了出来，郑联毫无还手之力，刺杀行动极为顺利。杜辉等人杀死郑联后，割下其首级并藏匿起来，然后飞报郑成功。郑成功得到消息，立即令随从士卒在岩顶放起号炮，自己则火速领兵进入厦门。一进城内，郑成功便作悲状痛哭：“是谁杀了我的兄长，此仇不共戴天！”并大喊捉拿凶手，为郑联报仇雪恨。他又派兵守住郑联和郑彩的家门，下令没有自己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入，名为保护族兄家属的安全，实则将他们软禁了起来。随后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凶手，有报知凶手消息者，赏银千两，同时安抚百姓，派兵维持秩序，因而厦门城内并未出现动荡和骚乱。这时，郑联的部下和战船被施琅等人所困，士卒被缴械，郑联的部将陈俸、蓝衍、吴豪等人被收编。郑彩部下将领杨朝栋、王胜、杨权、蔡新等人听说郑联已死，也尽皆归顺郑成功。
郑彩接到郑联为郑成功所杀的消息后，领着战船百余艘逃至广东南海一带。郑成功派人前去邀请，郑彩长叹一声：“我已年老气衰。依我所见，诸子弟中，能成大器者，惟大木 。”于是将兵船悉数交给了郑成功。郑成功见郑彩诚恳，再无猜疑，待之甚厚。
攻取厦门，对郑成功军事力量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吞并郑联、郑彩所部后，郑军实力大增，厦门从此为郑成功所据，并成为郑军抗清基地。郑成功在厦门扩充整编军队，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军下设镇，每镇辖兵一千二百人，尤其注重水师训练，辖下水师“舳舻阵列，进退以法，将士在惊涛骇浪中，无异平地，跳踯上下，矫捷如飞”。为解决军队给养，郑成功还进一步发展海上贸易，同时派遣洪政招安铜山、南澳、闽安诸岛，郑成功自领中军，以冯澄世为参谋，纵横东南海上，结成海上长城。郑成功以厦门为基地，充分利用其具有海洋与大陆相隔的地理优势，尽展郑军长于海战的特点，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可以说，夺取厦门为郑氏集团坚持长期的抗清斗争奠定了基础。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6)
郑成功袭取厦门，兵不血刃取郑联，在这场奠定抗清基地的重大战役中，施琅献计献策，亲身参与，充分显示出其过人的谋略和胆识，这也是施琅在郑军中立下的最为卓著的战功。
这一时期，施琅与郑成功可谓“有鱼水之欢”。然而，就在两人密切合作，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的时候，这种亲密关系逐渐出现了裂痕。
嫌隙渐生 施氏全家被囚(1)
郑成功与施琅，由于不同的出身和经历，在个性、思想以及人生理想方面都差异较大。施琅虽忠心耿耿，但恃才傲物；郑成功虽谋略超凡，但刚愎自用。因为个性的冲突，嫌隙渐生，施琅被褫夺兵权。即使后来施琅为郑军重夺厦门，依然未能官复原职，不满与怨恨溢于言表，及至怒杀曾德，令郑成功怒不可遏，密令逮捕了施琅兄弟及其家人，施、郑关系彻底决裂。
施琅归顺郑成功之后，被授予左先锋镇之职，颇受重用。他胸怀韬略，智勇兼备，作战多能获胜，在郑军中以“知兵”著称，为郑军抗击清军、壮大队伍立下了卓著功勋，尤其是为郑成功袭取厦门献计，考虑甚为周密，协助郑成功兵不血刃占据了厦门，吞并了郑联的队伍。此举不仅使郑军建立了抗清根据地，而且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然而，随着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施琅与郑成功之间的裂痕也日渐明显，而且由于两人都颇为自负、性格倔强，导致裂痕愈来愈大，冲突愈演愈烈。
最初的争执是因施琅对郑成功筹措粮饷的方法有不同意见，几次三番进行劝阻，引起了郑成功的不满。尔后又相继发生潮州浮桥事件、陈斌逃亡事件，使郑成功对施琅渐生怨恨和猜疑。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粮饷供给无疑占有极重要地位，诚如兵书所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郑成功为抗清所发动的各种大小战役，在许多情况下都同粮食问题有直接关系。草创时期的郑军，由于兵员不多，加上其父郑芝龙多年从事海外贸易所存蓄的大量金银珠宝，尚能依靠收购粮食得以维持，但随着郑军的不断壮大，部属和家眷也越来越多，
粮食成了困扰郑成功的一个巨大的难题。因此早在顺治六年(1649年)起，郑成功便需要不断地派遣将士分赴粤省沿海各地征取粮饷。不仅粮饷，其他军需物资的匮乏也是困扰郑成功的一个较大难题。由于郑成功所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沿海岛屿和小片滨海地区，仅仅依靠当地的物力、财力，根本无法支持他日益扩充的军队所需，要维持庞大的舟师和陆战部队的作战，还要养活官兵家属，需要极为巨大的物资供应。
为解决军需难题，郑成功继承了郑芝龙开创的海外贸易的垄断地位，充分利用在海上的优势，把内地的出口物资通过秘密渠道运往海外，取得巨额利润，这成为他解决军费的主要办法。据江日升《台湾外纪》所载，郑成功以器械未备、粮饷不济为忧，冯澄世向他建议说：“藩主（指郑成功）何不修书与日本，竟以甥礼自待，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用，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是之，令兄泰造大舰，洪旭佐之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通好日本，实际上就是与日本进行贸易。《台湾外纪》还记载说，当时郑成功拥有“舳舻千艘，战将数百员，雄兵二十余万，粮饷虽就地设取，尚有吕宋、日本、暹罗等国洋船可以充继。”可见当时郑成功海上商业活动的范围和规模都相当可观。
在进行海上贸易的同时，郑成功解决军需的另一种方法则是在攻占地区征收粮饷。郑成功每占一地，都要征收相当重的赋税，并大量征发因用兵所需的劳役。时任郑军户科都事的杨英在《先王实录》中对此详细记载：永历七年(1653年)七月，郑成功“驻揭阳门辟，征输行粮，各寨乐输。”八月，郑回驻厦门，与清和议，目的就在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他抓紧时间“分遣勋镇就漳泉派征乐助兵饷，遣督饷都督黄恺追晋南地方饷二十万”。九月，“遣前提督黄廷就云霄地方征米五万石”，十月，“遣中权镇黄兴、前冲镇万礼等统领辖镇，进入龙岩地方，征饷二十万。”十一月，“遣前锋镇赫文兴、北镇陈六御、右冲杨朝栋等辖镇往惠安、仙游等地方，征饷三十万。”
此外，郑成功还派部队到粮食比较富裕的地方进行抢掠。他多次出兵广东潮州、惠州等地区，就是为了抢粮。顺治六年（1649年）十一月，郑成功进驻潮州，有人献策说：“驻军措饷，莫如潮阳县。盖潮阳饶富，甲于各邑。今驻节邑中，抚顺剿逆，兵饷裕加。”郑成功所剿者虽多为土豪，而所到之处的强征横敛则也往往祸及百姓。由此固然可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却以失去民心为代价。郑成功所攻占的福建、广东沿海地方往往很快就沦陷，当不仅是因兵力对比的悬殊。
嫌隙渐生 施氏全家被囚(2)
早在广东剿匪征粮之时，施琅就对郑成功采取“男女一尽剿杀无遗”的做法表示过反对。这大概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施家因战乱和兵匪抢掠而家道中落，施琅的父亲因战乱而变得赤贫如洗，而自己则因此自幼饱经磨难，过早地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这使施琅对兵匪之祸有着切肤之痛，因而对郑成功纵兵抢掠的行为多次正言相告。施德馨在《襄壮公传》中叙述道：“会郑成功以粮匮，议剽掠粤中，公正言以阻。”《八旗通志·施琅传》也写道：“今以粮匮，议剽掠广东，琅正言阻之，拂其 意。”这里所说的是施琅反对剽掠广东。又据《福建通志·施琅传》记载，施琅同样反对郑军“掠粤之惠、潮以佐饷。”
然而，施琅对家乡百姓的体恤之情是从小到大都锦衣玉食的郑成功无法体察的。郑家多年从事海上贸易和掠夺所获得的巨额财富，确保了郑成功优裕的物质生活，对于乱世中民生之艰无从感同身受。作为一军统帅，他并非不懂军心民心向背之重要，也不可能对民间疾苦充耳不闻，但国难当头，他的思想和视线显然超越了这一层面，满心皆是君君臣臣的圣贤之道，是天下大事，是抗清大业，是军队的生存与发展——为匡复明室、还我河山，我郑氏一门尚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区区百姓做出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军中大将多来自闽粤，你施琅只知一味阻止夺粮，倒是赢得军心，而陷我于不义。但是粮饷何来，你又一筹莫展，这不是拆台又是什么！
郑成功心怀不满而又无从发作，只能隐忍于心。这位同样刚愎自用的统帅在等待时机。潮州一役终于让他抓住了施琅的把柄，不满、怨恨公开爆发。《先王实录》记载了这一事端：
潮州当时比较富庶，是著名的产粮区。1650年6月，郑成功决定出兵围攻潮州的郝尚久。此时，郝尚久虽打着南明的旗号，却暗中与清军相勾结，并在郑成功攻打新墟寨时出兵援敌，因此郑成功决定夺取潮州，一则补充军饷，二则拔出这根肉中之刺。郑成功谓诸将曰：“尚久不清不明，拂顺助逆，径出兵相加，我欲图之，计将安出？”后劲镇陈斌是潮州人，对潮州的地形十分熟悉。他向郑成功献计说：“潮邑东面环溪，只一浮桥通漳大路，惟西南北平地，可施攻击。必须断其浮桥，以绝援兵，然后移札西南围攻。内乏粮草，外无救兵，不降何待？”郑成功听从了陈斌的建议，统率部队先驻扎在城东的葫芦山。郝尚久率兵出城挑战，郑成功先令一支部队埋伏在山下。当双方交战之时，伏兵突然从左右一起杀出，郝部大败，被杀得尸横遍野。郑成功随即令施琅率兵切断潮邑东面环溪的浮桥，以绝郝尚久通往漳州之路。
浮桥位于潮州城东面河流上，地形险要，桥面狭窄，难容兵马。郝尚久部于桥头以猛烈的炮火封锁，施琅部连攻三日不下。郑成功闻知后颇为不悦，传令说：“谅一桥难拔，尚欲图大？今日本藩亲督，有奋勇拔克者，重赏升擢；退却者，不论总镇官兵，立即枭示！”施琅部左先锋亲随何义、陈法、林椿等十数人冒着猛烈的炮火冲进，敌军防守不住，被杀伤及跳水淹死的不计其数，浮桥随即被烧断。
攻浮桥不克，是施琅成为郑成功部将以后首次遭受的重大挫败。尽管此桥易守难攻，但毕竟被郑成功强令攻下。施琅也许自有辩解，但指挥不力的确难辞其咎。但郑成功的态度是施琅所难以接受的。所传之令中所言“尚欲图大”，显然是指施琅针对郑军开展抗清武装斗争所提出的宏大设想和建议，郑成功宣布“退却者，不论总镇官兵，立即枭示。”明确划定了惩罚的范围包括“总兵”，可见郑成功的这道命令的矛头指向，其语气中对施琅的轻蔑和嘲讽也显露无遗。这一点势必严重伤害骄傲的施琅。令其羞愧之余，心生怨怼。转而迁怒于陈斌，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陈斌身材魁伟，勇猛过人，是一员骁将，颇受郑成功重用。他于顺治六年（1649年）加入郑军，在短短的时间里立下了诸多战功。如顺治七年的正月，他率领郑军攻打狮头寨，寨中首领听闻陈斌率部来攻，吓得心惊胆战，不敢与之交战，哀求陈斌饶其性命，情愿率部投降；同年四月，在迎击郝尚久的战斗中，陈斌更显其勇猛过人，武艺超群，他提刀跃马，冲入敌阵中奋勇砍杀，锐不可当，杀得郝部四散奔逃，并生擒郝之中军陈禄。另外，从所献攻潮州的计策来看，他还是一位具有谋略的将领，并非匹夫之勇。像陈斌这种勇力过人且又受郑成功重用之人，难免与孤高自傲的施琅产生摩擦和矛盾。《先王实录》记载，陈斌曾放言：“彼恃兵力，吾兵足与敌；若彼手段，虽兄弟，吾只手揉躏之。”口气如此狂妄，足见其日常为人。施琅又岂能忍受他人的轻视，故平素时常是“针尖对麦芒”。在攻潮州一役中，素负谋略过人之名的施琅未陈善策，反倒是计出于陈斌，且又得到郑成功的采纳，更让施琅气恼的是，他挥军攻桥不下，受到郑成功的当众奚落，威信受损，脸面无光。施琅受此咎责，认为究其根源与陈斌所献之攻潮策略密切相关。以施琅的性格，自是迁怒于陈斌。一方面与陈之间冲突升级，另一方面，不时在郑成功面前数落陈斌的种种不是。郑成功本就对其有所不满，故对其言不予以理睬，却也未对陈斌加以安抚。而陈斌听闻施琅常在郑成功面前诉说其所作所为，遂心生疑惧，担心郑成功因袒护施琅而加害于己，遂趁郑成功调兵遣将准备南下勤王的混乱局面率部潜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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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隙渐生 施氏全家被囚(3)
陈斌临阵脱逃一事发生在潮州之战数月后。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攻入桂林，永历政权的兵部尚书瞿式耜被捕，随即被杀。永历帝狼狈逃至南宁，谕令郑成功驰援。郑成功闻令而行，闰十一月，率军驻扎潮阳，命令各镇官兵整装上船，准备南下勤王。就在全军上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南下勤王的各项准备之时，后劲镇陈斌却率兵逃亡了。据杨英《先王实录》记载：“时施琅兄弟俱握兵权，每有拔（跋）扈之状，动多倚兵凌人。各镇俱受下风，惟后劲镇陈斌每与之抗。郎知之，亦让之，但每诉于藩，斌有戒心，至是率兵而逃，密启一禀，陈所逃缘由，藩心含之。”
郑成功知悉陈斌逃离之因由后，既为因陈斌率部离去打乱了军事部署，不得不推迟南下计划而恼怒，又为失去一员大将而痛心，于是自然将责任归咎于施琅，从而心生怨恨。据江日升《台湾外纪》中所载：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郑军南下勤王至潮阳，“时施琅与陈斌不睦，成功因未进师。”难怪郑成功对施琅要“心含之”。如果说施琅之前对郑成功“掠粤之惠、潮以佐饷”的方法以“正言阻之” ，尚还仅仅是引起郑成功的不满的话，潮州之役施琅攻浮桥不克，郑成功也只是敲山震虎，压制一下施琅的狂傲气焰，那么，陈斌出逃事件则使郑成功对施琅产生了猜忌，有了戒惧心理。陈斌临逃时，曾“密启一禀”给郑成功，信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可以想像陈斌在信中定然备陈处境艰难，出走实属无奈之举：施琅兄弟仗势欺人，与自己势同水火，自家性命堪虞；他们手握重兵，势力坐大，连藩王大人也不放在眼里，久之必然作乱，还望主帅保重云云。郑成功读罢此信，自然会产生联想，施琅既可欺凌同为重要将领的陈斌，逼其出逃，现在他对自己的一些做法也已颇有微辞，那以后会不会在其兵权更重之时，威胁到我的头上呢？陈斌的出逃，使郑成功对施琅产生了戒备，怨恨和猜忌之心日重，只是隐忍未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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