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陈斌率兵出逃事件，施琅恃才傲物、气量狭小，浮桥不克迁怒于陈斌，与陈斌发生冲突，是原因之一。在这件事情上，施琅自尊自负的­性­格已影响到郑军内部的团结，已经不再是他个人的事。而陈斌既不满于施琅的跋扈，本应诉诸于郑成功，以减缓二人之间的矛盾，但他却狂妄自大，吹嘘自己兵力雄厚、武艺高强，单凭一只手足以打败施琅兄弟，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对两人之间矛盾的加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在未探明郑成功的态度的情况下，临阵而逃，陷施琅于被动。显然此举已经超越了一般个人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在整个事件中，最为令人费解的是主帅郑成功的态度。首先，郑成功­性­格刚毅，向来以治军严厉而著称，施琅管左先锋镇，陈斌率后劲镇，均是郑军中勇猛善战的高级将领，每一场战斗都需要他们带兵拼杀，郑成功怎会放任施、陈之间矛盾加剧，而不加以制止呢？是未予足够的重视，还是对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抑或坐山观虎斗？

尽管事件发生时郑成功似未苛责施琅，但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陈斌出逃的后果对施琅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

就在郑成功对施琅含恨之时，施琅却不知收敛锋芒，不懂韬光养晦，在战略方针上又与郑成功分歧，再次触怒郑成功，让郑成功借机解除了他的兵权。

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年）正月，位于两广的南明政权遭到清军的围剿，处境危险。郑成功遂留郑芝莞镇守厦门，自己亲率大军南下，准备全力营救，同时也打算在相对富庶的南粤一带征收粮饷。当郑成功领军到达广东南澳时，郑鸿逵也引兵来会，两人议定让郑鸿逵回厦门，协助郑芝莞镇守根据地，其部众交由郑成功统一指挥，攻打潮州、惠州，以实施“勤王”计划。镇守南澳的忠勇侯陈豹得悉其计划后，寻机劝谏郑成功放弃南下计划。《先王实录》中记载，陈豹入见郑成功，说：“藩主统师勤王，先帝在天之灵，实鉴贶之。但闻二酋已破广州，杜永和入琼南矣。此去或恐不遇，而中佐根本，亦难舍也。不如将此南澳地方，听藩主驻节，居中调度，豹愿前驱，督同各镇南下，诣会王师，俟有信，请藩亲行未晚也。”应该说陈豹的建议具有合理­性­，但却遭到拒绝。郑成功表示：“我家世受先帝厚恩，捐躯难报，今有旨吊师，即使越山逾海，义当趋赴岂暇谋及身家？”从郑成功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本人亦知南下勤王计划难以成功，因为“二酋 已破广州”，他深知此去不是“或恐不遇”永历帝，而是必定不遇，但郑成功强调的却是“我家世受先帝厚恩”，足见其执意南下的原因是为报君恩。不过，郑成功虽未采纳陈豹建议，但也没有责罚陈豹，反而称赞其进言是效忠。

嫌隙渐生 施氏全家被囚(4)

郑成功这种不顾危险、执意南下的做法，为左先锋施琅所竭力反对。施琅对南下的不利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见陈豹直言劝谏未果，于是采取了委婉的方式向郑成功进言，假借“托梦”劝说郑成功放弃南下勤王之举。据《先王实录》中记载，顺治八年“正月初四日，藩驾至南澳。左先锋施琅入告曰：‘勤王臣子职分，但郎昨夜得一梦，甚然不利，乞复细思。’藩知来意，心含许之。遂令将左先锋印并兵将令副将苏茂管辖，其后营万礼吊入戎旗亲随协将。施琅带陈埙、郑文星等俱回中佐。”阮旻锡在《海上见闻录》、夏琳在《闽海纪要》对此事亦作了同样的记载。由此看来，施琅假借托梦的方式劝谏郑成功放弃南下计划，因而冒犯了郑成功。郑成功对施琅的反感情绪久蓄于心，对于他的再度冒犯怒不可遏，借口施琅托梦劝阻南下是心存胆怯，临阵闪避，所说的话有动摇军心之嫌，阻碍了自己的战略部署，于是立即解除施琅的先锋之职，摘去左先锋印，将其遣回厦门。

其实，施琅的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永历政权从建立之初就存在着先天不足。永历帝庸碌无能，在抗清活动中只知不停地逃命，人称“走天子”。自政权建立几年来，就在两广之间奔来逃去，实为流亡政府。施琅心下早已认定，依靠这种人建立起来的政权根本不可能恢复明朝江山，也是不值得去拯救的。事实上，江山之于永历帝，不过是个吃饭的饭碗而已。至顺治八年（1651年）春，清朝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陆续平定了原来广东群雄林立、各自占山为王的混乱局面，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也被定南王孔有德占领，形势更为严峻。永历帝局促于南宁，朝不保夕。其实不需要深谋远虑，施琅仅凭一般经验就不难看到，郑军海师距离永历朝廷的行宫遥远，如果郑成功定要前去勤王，就必须同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定南王孔有德这三藩进行大规模的陆上作战。而要想同陆上雄兵清军作战，收复失地，就必须依靠步兵和骑兵。而东南沿海缺少马匹，郑成功在组建骑兵时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也是后来郑军在同清兵作战中往往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郑成功的舟师虽可称雄于海上，但陆战较弱是郑军的软肋，征取粮饷又必需占领较大的地盘，且耗费的时间也长；企图营救远在广西的永历政权，不仅需要长途跋涉，还要穿越清兵的封锁线，可以说是步步凶险，这样的军事行动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仅如此，若郑军主力南下，其辛苦建立起的厦门根据地有可能遭到清军的袭击。郑成功欲救永历政权，置生死于不顾，其忠勇­精­神令人钦佩。但他全然无视客观形势的变化和自己军队的实际情况，一意孤行，执意南下，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对具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军事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决策上的重大错误。

郑成功的­性­格中有为人急躁、易怒的一面，因而在处理问题时常常表现为刚愎自用、主观武断。而施琅虽恃才傲物，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到此时对郑成功尚无二心，跟随郑成功纵横天下，渴望着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然而，郑成功“英年得志，局量未弘” ，此时感到施琅屡逆其意，对其因不满而怨恨，竟疑心其拥兵自重，无端生出猜忌，终于伺机削去了施琅的兵权，这是施、郑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总之施琅未能洞悉郑成功的心理。他以为劝阻郑成功放弃南下计划是正确的，错不在己，无罪而受罚，是为不公，因而心存怨气，全然没有考虑到后果的严重­性­。从后来施琅重夺厦门的事情来看，尽管被削夺了兵权，但他依然有表现自己能力的渴望。然而，心存猜忌的郑成功此时已不为所动了，决意不复其职。这对于渴望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施琅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如此这般施、郑关系势必恶化。决裂的种子已然埋下了。

罢免施琅的兵权后，郑成功即刻率兵南下。顺治八年（1651年）三月初十，郑军舟师进至大星所（今广东平海海口），一伙夫上岸砍柴，被清兵和当地百姓赶走，郑成功大怒，传令扎营，进攻大星所城。部将万礼奉命阻击惠州来援的清军，在龙盘岭伏击得胜，全歼惠州来援之敌。十五日，郑军攻克大星所，缴获了城中囤积的米谷。就在郑军取得小胜之际，却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厦门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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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隙渐生 施氏全家被囚(5)

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早就对郑氏家族垄断海外贸易积累下的巨额财富垂涎三尺，获悉郑成功主力南下，厦门守兵力单，决定攻取厦门。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二十七日，清福建巡抚张学圣和提督马得功调集同安县十八堡、刘五店等各处之军队，然后找到随郑芝龙降清后一直被清军派驻于安平的郑芝豹，向他借调了八艘战船，又从其他地方搜集小船数十条。一切准备妥当之后，马得功领清军乘坐战船渡海，悄然偷袭厦门。郑军守将前冲镇阮引、后冲镇何德事先毫无防备，在清军临近之时方才发现，匆忙率兵迎敌，却因兵力不足而一触即溃，无奈之下率舟师撤至金门。负责厦门军务的郑芝莞闻知清军来攻，吓得惊惶失措，不敢迎战，急忙自卷珍宝弃城下船，逃往海上。临逃之际，为不让清军查知其去向，竟下令城内居民不准转移，连郑成功的妻子董氏也一并被瞒。三月初一，清军攻入厦门城内。董氏怀抱木主 及祖宗牌位，乘小舟逃至郑芝莞船上。清军把郑氏家族的金银财宝和百姓的财物掠夺一空，并焚毁店舍，城中百姓及出征将士之家眷纷纷四散逃难。初四，马得功行牌于各乡安民，意欲长期据守。

厦门丢失的消息让郑军极为震惊。《先王实录》中记载，众将士获知厦门失守，军中人心惶惶，有人甚至失声痛哭，一致主张立即回师厦门，但郑成功却坚不回兵，一心继续南下勤王计划。他对部下将领说：“奉旨勤王，今中左既破，顾之何益？且咫尺天颜，岂可半途而废？国难未报，遑顾家为？”然而，此时全军上下已是人心思乡，部下将领尽皆前来劝归，认为三军各怀家属，若不迅速回军厦门，恐怕军心不稳。无奈之下，郑成功向南叩拜，说道：“臣冒涉波涛，冀近天颜，以佐恢复，不意中左失守，将士思归，脱巾难禁。非臣不忠，势使然也。”言罢挥泪痛哭，众将士闻言哀恸不已。郑成功召集诸将商议：“班回杀虏，须足粮食，先就近处取粮满载，俟风开驾，何如？”诸将再无异议，均表赞同。

郑成功为他的刚愎自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事已至此，只得下令回师厦门了。三月二十五日，郑成功率舟师从大星所一带返航。然而，四月初一，当郑成功回到厦门时，厦门已经失而复得，清军马得功部已逃回大陆。更出乎郑成功意料的是，重新为郑军夺回厦门的人，正是被他削官免职的施琅。

厦门被攻占四天之后，郑鸿逵率领部分人马反攻厦门。马得功率军迎战，一箭­射­死郑鸿逵的部将吴渤，各将领见状，尽皆不敢与之交战。此时，被罢职遣回的施琅惊闻厦门失守，遂率领部下亲兵陈埙、郑文星等六十人从厦门港上岸，正遇马得功所部，于是与近千人的清军展开了厮杀。马得功被施琅杀得败回城内，坚不应战。施琅与郑鸿逵围攻厦门城，马得功势穷，向巡抚张学圣求援，张学圣派漳州参将冯君瑞领兵六百前往援救，遭到郑军阻击，无法进城。马得功困于厦门城内无法脱身，又估计郑成功主力回师后必遭灭顶之灾，于是想到了郑鸿逵之兄郑芝龙受困于京城，家眷又居于安平，都掌握在清政府的手中，遂派人就近去安平向郑芝龙的母亲求情，请她写信给郑鸿逵，放清军返回大陆。郑鸿逵接信后，碍于母命，索­性­人情送到底，除了归还缴获清军的八艘战船外，另派三十艘兵船将马得功及其部将送回大陆。

关于施琅主动奋勇收复厦门的事迹，许多史料中都做了详细记载。《先王实录》对此有言：“时左先锋施琅率陈埙、郑文星等数十人与虏战，杀败之，进至城下。”阮旻锡在《海上见闻录》中叙述说：“施琅率陈埙、郑文星百余人登厦门港与战，败之，得功几为所及”。《襄壮施公传》中写道：“祖 仅有亲丁六十余人，敌杀马得功之弟，马得功遽逸。”在清军占领厦门岛、形势极为严峻的时刻，施琅主动率领六十名亲兵攻打马得功之近千清兵，真可谓以一当十，神勇无比，并取得了胜利，最终夺回了厦门。施琅之英勇善战，于此可见一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施琅虽无守城之责，并未对厦门的失守置之不理，反而主动带兵出战，为收复郑军的这一根本重地立下了大功，忠勇之外，也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以及对郑军的认同和归属感。

嫌隙渐生 施氏全家被囚(6)

厦门的失守也反映出郑氏集团同清政府的微妙关系。除了这个集团的首领郑芝龙被软禁京城外，郑芝龙的母亲黄氏和五弟郑芝豹居住在安平，处于清政府的控制区内。巡抚张学圣等决定偷袭厦门时，搜集数十条船，其中便有郑芝豹提供的八艘，马得功之所以能轻易攻占厦门，同郑芝豹所提供的援助不无关系。

郑成功闻厦门失守详情后，震怒不已。在《先王实录》中记载着，郑成功“引刀自断其发，誓必杀虏。又传令不许芝莞及定国 与诸亲相见。曰：‘渡虏来者澄济叔 ，渡虏去者定国叔，弃城与虏者芝莞功叔，家门为难，与虏何­干­？’”郑鸿逵写信请郑成功到厦门商议善后事宜，郑成功拒不入城，派人答复说：“定国公与虏通好，请我似无好意。回报定国，谓不杀虏，无相见期也。”郑鸿逵闻听信使之言，长叹道：“马虏之归，盖以吾兄 身在于清，重以母命故耳。不然，我亦何意何心也？侄有疑吾之言，不亦惜乎？”郑鸿逵自此心灰意冷，离开了自己的驻地金门，迁往白沙居住，除留下部分船舶从事海上贸易外，其余军队和战船均交予郑成功，再未参与郑军的军事活动。

郑鸿逵离去后，郑成功于当月初十进入厦门港，召集诸将，议商厦门失守之功罪，先赏施琅花红纹银二百两，辖下陈埙等一百两。施琅开始时以中左曾失守、又未擒得马得功为由，辞谢不受。郑成功曰：“虏生渡海，水陆失守，该镇假回闲员 ，目击虏氛，身率数十人与虏对敌，追逼城下。使蓝登水路诸人如是，虏无只还矣。功而不赏，罪将何施？”

尽管厦门失而复得，但对郑军的影响十分巨大。因为郑家多年从事海外贸易及海上劫掠所得的财富皆因此失尽。而且厦门是郑军老巢，家眷集中在此。倘张学圣等在其攻占厦门后能有时间即调集大军于厦门，以郑军家眷为质进行招降，那么郑军士气必严重受挫，甚至就此瓦解也不无可能。因此，对郑军来说，迅即夺回厦门不啻于重生。

郑成功对厦门失守相关失职者的惩处相当严厉，尤其是对弃城而逃的亲叔郑芝莞，也不徇私情，将其处斩，既严明了军纪，又顺应了郑军将士的心声。然而，郑成功对夺回厦门的施琅所给予的奖赏却并不妥当。施琅被罢职后，以“闲员”的身份，率领寡微之数十将士，击败袭占厦门的清军，施琅为郑军重新夺回这一至关重要的根据地，可以说居功至伟，足见其诚心。显然二百两银子的奖赏，让施琅难于心服。施琅辞谢赏银不受，其实是希望能够重新受到重用，暗示郑成功恢复其左先锋之职，这个愿望和要求也是合理的，郑成功作为带兵打打仗的主帅，当然了解施琅心中所想。然而郑成功非但不让施琅官复原职，反而正式提升施琅的副将万礼为左先锋，相当于总兵，彻底断了施琅重新掌镇的念头。很显然，郑成功此举充分表明，当初削夺施琅的兵权既不是为了惩戒，也不是为了警示，而是有意排斥。无论施琅怎样表现，重获郑成功信任与重用已无可能了。

厦门失守事件处理完毕后，郑成功即移师于金门的后埔，扎营­操­练。然而，作为曾是郑成功部将中深谙水师之道、最懂军事训练，并曾教授郑军各种战阵战术的施琅，却并没有跟随前往。杨英在《先王实录》中记载：“先时琅在南澳，假不勤王，请兵任苏茂代将，意班回日，必复归管也。至是藩不与，又拔其原副将万礼为镇，已令闲住，即有愠­色­，因启为僧，以揣藩意。藩谕令再募兵，许受前锋镇，琅不报，竟自削发，不赴见，藩心衔之。”夏琳在《闽海纪要》中对此事也有类似记载。成为“闲员”之后，施琅这员猛将的激愤之情可想而知，依其个­性­，绝非真想遁入空门，无非姿态而已。郑成功明知他希望官复原职之意，却不为所动，严谕其不许出家，并明确告知施琅，只有在另行募兵组建前锋镇之后，才授与他前锋镇之职。这再次表明郑成功存心不让他有重新带兵的机会。兵权被削夺，且复职遥遥无期。对于施琅的打击是巨大的，怨恨愈加深重，因此，施琅置谕令于不顾，径自削发，不再参见郑成功。施琅公然抗命不遵的行为，自然让御下极严的郑成功大为恼怒。如果说郑成功削夺施琅兵权时，还能够以 “动摇军心”为理由，那么从施琅重夺厦门而郑成功不予复职，直至施琅公然违抗谕令开始，施、郑矛盾完全公开化、白热化了。傲慢自负、暴躁易怒、气量狭小的施琅以其一贯的狂傲个­性­去抗主犯上，引火烧身的结果是迟早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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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隙渐生 施氏全家被囚(7)

某日，施琅的家丁与右先锋镇黄廷手下的士兵因小事争执，施琅借故发泄心中郁闷，亲自率领数人赴黄廷的行营辱骂，并摔毁黄廷家中的器具。黄廷只得忍气吞声，待施琅离开之后，便径直到郑成功处告状。郑成功遂令黄山、黄恺等人前去诫谕施琅，而此时的施琅却已然乱了心智，紧接着又发生了怒斩曾德事件，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曾德原系郑彩部将，是郑军中的###级人物，但似乎一直不太得志，在郑军中受施琅节制。此人见施琅失势，便擅自离去，又利用过去在郑军中的关系，投入郑成功营中。因为曾德在郑军中时间较长，郑成功对其难免多方偏袒，不仅容其投奔，还提拔为亲随。施琅获悉消息后，大为愤慨，派人将曾德捉回。郑成功闻讯后，“驰令勿杀”，施琅却悍然不顾，并振振有词：“法者非琅敢私，犯法安能逃？使藩主自徇其法，则国乱矣。”“促令杀之”。郑成功对旧部情义的多寡姑且不论，但曾德虽隶属于施琅部下，但乃郑氏旧部，郑成功认为不论他犯法与否，施琅都无权擅自将其处斩，何况已传令“勿杀”，施琅却违令不遵，是对自己权威的公然挑衅，不禁怒不可遏，断定施琅反相已露，遂决定彻底解决施琅，以除后患。不过他考虑得颇为周详，决定先向仍然手握兵权的施显下手。

正如杨英在《先王实录》中所说，郑成功在施琅杀曾德后已下决心擒拿施琅，他之所以没有马上采取行动，是对手握重兵的施显存有顾忌，若贸然动手，恐施显获知消息后铤而走险，发动兵变。因而郑成功隐忍未发，只是让施显劝告施琅：“藩无能作伤恩事也。”纯粹是一种安抚策略，行的是缓兵之计，不过是在等待时机。顺治八年（1651年）五月二十日，郑成功传令：所有将领均在船听候命令出兵，各镇将士分别由所辖之将领调遣指挥。援剿左镇施显归属黄山指挥调派，黄山派传令官廖达持令箭，命施显到自己的战船上商榷出军机宜。施显不知是计，欣然前往。刚刚上船，黄山便传令奉旨捆缚，关押在船舱。郑成功闻知施显已顺利就缚，“又令右先锋黄廷围厝拿施琅，令亲随黄昌围拿施琅父大宣并家属。”

学界普遍认为，施琅擒杀曾德是施、郑决裂的直接原因，因而记载颇为详细，各家的记载虽大体相同，又因各自立场有别而不尽一致。

据郑成功的书记官杨英在《先王实录》中记载：“琅有亲兵曾德，赴藩求拨亲随，藩与之。琅探知，即出令箭，将曾德拿回，立斩之。藩含之，尤未发。谕其弟显劝告之，曰：‘藩无能作伤恩事也。’琅益无忌。……（五月）施琅怨声颇露，益与弟显无忌”。到二十日，郑成功才传令：“在船听令出军，各镇分所辖提调。以黄山提调援剿左镇施显，令宣令廖达持令箭施显赴提调，商榷出军机宜。显至船，黄山传令奉旨捆缚，幽之船舱。又令右先锋黄廷围厝拿施琅，令亲随黄昌围拿施琅父大宣并家属。施琅交忠定伯林习山羁船工中，山令副将吴芳看守之”。从杨英的记载看来，曾德擅离施琅军营，投奔到郑成功帐下，在郑成功答应其请求的情况下，施琅还将其拿回处死，是对主帅郑成功的不敬。而郑成功对施琅则是一再忍让，终因施氏兄弟愈发张狂，不得不下令捉拿。杨英乃郑成功身边多年的书记官，一直随其左右，得其赏识，关系甚为亲密，在言及施、郑矛盾问题时，难免对郑成功有所回护，若以此论定施、郑交恶之责任全在施琅，显然有欠全面。

《台湾外纪》中江日升的记载则略有不同：“左先锋施琅从将曾德犯法当死，脱逃赂匿成功左右，琅侦擒之，功驰令勿杀。琅曰：‘法者非琅敢私，犯法安能逃？使藩主自徇其法，则国乱矣。’促令杀之。但持令者乃德挚友，回而不述执法前言，徒诡说：‘尔欲以藩令胁吾，面叱杀之’之语。成功大怒。次日，传诸将入船，令右先锋黄廷收琅，并父大宣、弟显贵，交林习山守于巨舰，习山令副将吴芳看之。” 此外，陈衍的《福建通志·施琅传》与此叙述基本一致，而郑亦邹的《郑成功传》则更明确地写道：施琅“有标兵得罪，逃于成功，琅擒治之。驰令勿杀，琅已斩之。”从这些资料看来，曾德乃犯法当诛之逃兵，施琅擒斩他，是为了执法，而郑成功对曾德的眷顾则显然不当，为此而抒积怨，逮捕施琅及其父弟，则显然更加不当了。

嫌隙渐生 施氏全家被囚(8)

以李光地的作品为代表的清史资料对此事也有记载。李光地在《施将军逸事》中叙述说：施琅加入郑军后，“郑氏嫉害公，不相容，囚公舱中，欲杀之。公以计脱，郑遂杀其父若弟。”这种说法显然是因为施琅是清廷的有功之臣，故而对施琅有饰过之嫌，记载了郑成功逮捕施琅的事实，并把逮捕的原因简单地描写为郑成功嫉妒施琅，意欲加害之。显然有失公允，不足凭信。

各家史料所述尽管不尽相同，但是此时读书不多、缺乏涵养、好勇斗狠的施琅，斩杀曾德，成为施、郑关系彻底决裂的导火线则是可以确定的。曾德不过一介末将小卒，本无必要也不可能掀起如此大澜，令两位青史留名的杰出人物反目成仇。真正导致两人关系彻底走向决裂的是施、郑之间长期矛盾的最终冲突，是两人矛盾积累发展的必然结果。

施琅自入郑军之后，尽展其军事才能，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其中以智取金、厦一役最为世人称道。施氏兄弟在郑军中分别统领着左先锋镇、援剿左镇两支劲旅，加之威望日隆，这不能不使郑成功有所忌讳。俗话说“功高震主”，施琅自幼自命不凡，咄咄逼人，多次拂逆郑成功之意，终被解除兵权，即使为郑军夺回厦门立下奇功，处境也难以逆转。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建功立业、光宗耀祖，遭郑成功弃用令他怨气难消，深感前途暗淡，故多方滋生衅端，以发泄心中之不满与怨恨，“径自削发”、“辱黄廷”事件即是因此，曾德事件也是因此。

学界曾经议论曾德是否罪该致死，以及施琅是否有权处死曾德。其实曾德事件不过表象，无论发生怎样的事件，施琅的任何行动，都意味着是对郑成功权威的公然藐视和挑衅。假如曾德的确罪不当诛，是否意味着郑成功拘捕施琅全家具有合理­性­？是否意味着非得施琅满门不赦？根据以后事态发展，郑成功拘捕施琅全家只是过程，而彻底剪除才是目的。事实上，以施琅高傲狂妄的禀­性­，无论曾德是否犯有死罪，施琅是否有权斩之，此时满怀愤懑的他都不会放过曾德，其­性­格注定要以此来发泄对郑成功的不满。而同样满怀愤懑的郑成功的所作所为，无论施琅斩杀曾德是否有理，结果大抵如此，也就注定了施琅悲剧的命运。更何况郑成功已派人传令勿杀，施琅却一意孤行，显然是对统帅权威的藐视，甚至有寻衅之嫌；加之郑成功派遣的传令者为曾德之“挚友”，此人大概太了解郑成功暴躁易怒的­性­格，因而不排除从中挑拨，以激怒郑成功的可能。天时地利竟然如此不巧，两位历史的骄子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决裂了，进而引发了两人之间不可避免的悲剧，也成就了各自的惊天伟业。试想，如果当时他们各自后退一步，历史会是怎样？当然他们的­性­格不会后退一步，就像他们的­性­格决定他们一定会成就大业一样的必然。历史真的很奇怪。

亲人遭戮 愤然二次降清(1)

此时，身陷囹圄的施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候着亲人们的消息。然而，一个又一个坏消息接踵而至：施显早已被拘，父亲施大宣和所有留在厦门的亲属均被关押。施琅感到了颤栗，看来郑成功不仅要惩治自己，同时还迁怒于无辜的家人；不但自己要遭受灭顶之灾，还要殃及至亲至爱的人。想到此，愤怒、羞愧伴随着不祥之感从心底升腾而起。

施琅既已被羁押，消息又从何而来呢？据《襄壮公传》记载：“时守公舟者，为林习山帐下，林故与公善，且敬事公，因嘱其善待。”负责关押看守施琅的忠定伯林习山向来对施琅十分敬重，因而与之关系十分友善。在接受了看守施琅的任务后，林习山心里十分矛盾，既为施琅的遭遇而不平，又难以违抗帅令，于是将看守施琅的责任交由副将吴芳负责，并嘱其善待之。郑军中有许多人都像林习山一样与施琅交好，对施家遭遇甚为同情，因而不顾危险，为其通风报信。因此，施琅虽身陷囹圄，但依然消息灵通。不久，有人捎来父亲施大宣口信：大限将至，父子同死无益，若有机会，你弟兄各自逃命去吧！施琅闻听此信，心如刀绞，然此时又一字条送至手中，内中只有短短一行字：“祸在今夜，速谋脱身！”字迹十分潦草，显然写就于匆忙之际。施琅不禁脸­色­微变，沉思片刻，随即大笑道：“此易与耳！”守卫士兵忙问其故，施琅曰：“藩欲吾输金二千，吾业有千余，再告贷数百则足矣。”众人信以为真，都为施琅即将解脱灾难而高兴。傍晚时分，施琅提出去借银子，卫兵不疑有他，一行二十余人遂押着施琅一同离船上岸筹银。行至一空旷偏僻处，施琅故意推说身乏，坐地不走，众军士疑心顿起，围了上来。冷不妨施琅霍然而起，迅敏地将士兵打倒在地，然后借着茫茫夜­色­，消失于茂密的树丛中。“夜二鼓，郑氏果遣人欲害公。见已遁，归报，乃环岛遍索。”前来杀施琅的人空手而回，郑成功立即下令全厦门戒严，遣人四处搜捕，并颁布命令：有藏匿施琅者，诛杀全家。

据《襄壮公传》记载，施琅逃脱后，为躲避郑成功的追击，藏身于山洞之中，昼伏夜出。连续五天五夜，施琅未曾觅得食物，饥渴难忍，自思长此以往亦非良策，遂决定冒险下山，去找自己的部下苏茂。天­色­微明时，远远望见一早起的农夫在田间劳作，施琅四顾无人，便上前问路。农夫乍见，十分惊愕，心想就算是急于出门赶远路之人，也不至于起得如此之早。稍近，农夫不由惊讶万分地叫道：“尔非施公乎？本藩悬赏格购公急，犹在此乎！”农夫将施琅带至家中，先向母亲禀明了此事，然后杀­鸡­煮粥，让施琅饱餐了一顿。施琅对他不顾身家­性­命的义举非常感激。在农夫家躲了几天后，搜捕施琅的行动没有半点松缓，施琅怕连累这良善人家，决定离开。乘着夜­色­，农夫带着施琅上路了，一直送出十余里地，方才洒泪相别：“公行矣！誓为公死勿敢泄。”施琅再三对农夫表达感激之情，然后小心翼翼地继续赶路，逃至时任左先锋镇的苏茂家中。

据《襄壮施公传》中所记，关于施琅逃难过程，流传着这样一个神奇的传说。施琅告别农夫后，决定去找部将苏茂，夜雾中慌不择路，孤身来到大海边。不敢问路，只得藏匿于荒谷中，连续几天没吃东西，几乎饿死。这天一大早，施琅冒险出来寻找食物，正遇一退伍老兵在锄园种地，急忙躲入沟中。老兵远远地望见沟中卧着一只五花豹，惊得目瞪口呆，仿佛听见有人对其耳语：“是箕水豹避难到此。”待惊魂稍定，认出是施琅。施琅见只老兵一人，壮胆上前，向其问路并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老兵听说过施琅的才能，对他温言相慰，并给他拿来食物。施琅告知欲去寻苏茂，老兵又代为引路，将其领至苏茂处，方才离去。这种传说虽然荒诞，但它折­射­出社会普遍存在的英雄情结，人们热衷英雄神话和被神话了的英雄。一方面人们对逃亡中的施琅寄予同情，另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对英雄人物所特有的心理需要，更说明历史是后人撰写的这一事实。

苏茂曾是施琅部将，担任副先锋之职，为人磊落光明，重情重义。施琅突然出现，苏茂不禁悲喜交集，为安全起见，将施琅藏在自家卧房中，谋划营救之策。据《襄壮公传》记载，第二天，苏茂备好酒宴，召集施琅心腹旧将郑文星、张猷、杨文、林照及其弟林福等前来聚会。在酒酣兴浓时，苏茂故意试探众将，责备追捕施琅不力，众将尽皆面露愠怒之­色­，纷纷托辞离去。次日，苏茂再次宴请众将，又怒责众人，张猷、林照将筷子一掷，怒吼道：“若为公心腹，背义若此，吾曹何面目与俱生！”郑文星、杨文苏觉得蹊跷，追问缘故，苏茂见众将对施琅一片忠心，于是说：“君辈共仗义，是吾心也！”遂实告以“公今在是”。众将拜见施琅，相拥而泣。正在此时，一队人马奉命前来搜查苏茂的家。这些士兵逐个房间仔细搜查，最后搜查到卧房，只见苏茂之妻坐在床上，蚊帐高高地挂了起来，搜查者审视了一番，未见可疑之处。待搜查者远去，苏茂急入内室。此时，苏茂之妻已是两腿发软，站不起身，苏茂将妻子搀起，只见被子一掀，施琅从床上坐起身来。当天夜里，苏茂密备一只小船，领众将护送施琅上船。施琅终于平安离开了厦门，驾小船前往安平投奔郑芝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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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遭戮 愤然二次降清(2)

施琅乘船离开厦门，族叔施福闻知消息，亲自驾船前来接应。施福于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旋即被题授为武毅伯原爵，与郑芝豹率十镇水师官兵征粤。李成栋反清归降南明政权后，施福于顺治六年曾往见郑成功，但拒绝担任职务，不久又归顺清朝。施琅逃亡的时候，施福已经随了大清，和郑芝豹一起领兵驻守于安平。在施福的接应下，施琅终于逃离了郑成功掌控的势力范围。

施琅之所以决定以安平为暂时的栖身之所，是因与郑芝豹一向交好，还因郑芝豹是郑成功的长辈，虽然他同郑芝龙一同降清，但仍然与郑成功关系密切，时有书信往来。施琅希望通过郑芝豹和施福从中斡旋，取得郑成功的谅解，恢复他和郑成功之间的主臣关系。郑芝豹答应了施琅的请求，立即修书一封，派亲信关往厦门，并叮嘱送信者向郑成功善言解说施琅之苦衷，得到回信即刻火速回报。

虽有郑芝豹等人居中调解，施琅仍忧心如焚，度日如年，每天都在焦急地盼望着消息，希望到得到郑成功的谅解与宽恕。到了如此境地，施琅依然愿意为郑成功效命，不惜低下他那高傲的头，请人代为前去求情，一方面说明他还不愿意与郑成功决裂，从而投靠清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弟弟以及家人都被关押，施琅希望能让亲人们得到解救。这一点尤其是他企图修好郑成功的主要原因。

施琅是个崇尚尊宗敬祖、厉行孝道之人，大学士王熙赞扬他“天­性­孝友，事父母克尽诚敬，虽公务旁午，定省不懈。” 施氏兄弟感情至深，他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不无甜蜜地回忆儿时之事：施显“方稚龄，与保持同傅，肩随笑语，天­性­最相惬。”而施显也承继孝悌之家风，对兄长施琅极为尊敬和爱戴，他宁肯自己慨然赴死，也要施琅脱险。多年以后，当施琅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叙述弟弟为掩护自己脱险而毅然放弃脱身之壮举时，仍激动不已。

施琅胞弟施显手握一镇重兵，威名赫赫，颇受将士拥戴，军中有“飞将军”之誉。施琅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对施显有详尽的介绍。施显少年时同施琅一起上私塾，后兄弟两人弃文习武，再后来跟随施琅加入郑军，跃马挥刀，纵横敌阵，所向披靡，无人敢撄其锋。攻打云霄一役中，挥刀斩落张国柱于马下，其勇猛可见一斑。施显因屡立战功，被提升为援剿左镇，该镇亦为郑军中的劲旅。施显治军恩威并施，赏罚分明，重情重义。施显手下一将领陈贵被敌军俘虏，敌方要挟千两银子的赎金，施显立即送去了银两。当时其他部将都认为敌人向来不讲信用，不必白费银子去赎陈贵，但施显说：“受金不归，背约在贼；求生不救，负义在我。”表示宁受对方欺骗，也不能担不义之名。不仅郑军将士深为感动，连敌方也叹服其高义。施显对部下也很理解和宽容。部将林嘉瑞打算私自潜往敌方，事败被获，依军法当斩，部将向施显哭诉原由：并非叛逃，实为探望患病老母，想归家相见一面而已。施显查得属实，乃释之，并助银三十两。后这名部将奉养老母至寿终后，感念施显不杀、赐金之恩，又重新回归郑军。施显体恤下属难处，常济人于危困之中。他率兵驻守于潮阳时，一次郝尚久率领部队突然前来偷袭，部将戴捷因身患重病无法迎战，遂领兵退却，防地陷入敌手，依法亦当斩。施显得知其确因患病，而非怯战，便亲自率兵破敌，而后将功归于戴捷名下，使其免受处罚。可以说，受过施显之恩德的部将极多，由此深受将士们的爱戴，其部下将士多愿为其效死，因而在施显落难时有许多人不惜冒死相救，固然说明施琅兄弟在郑军中拥有较为深厚的力量，广为将士爱戴，也是对主帅惩治施琅兄弟的表态。

后来施琅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述及，“岁辛卯 ，余构怨于郑氏，遭禁舟中。时弟 领兵潮、惠间，闻信驰归省，亦被逮系谯楼上。”平常受过施显之恩的将校，如林嘉瑞、戴捷、何佑等人，私下商议说：“吾曹称尚义，何以脱主于厄耶？”于是与林猛、黄安、林揆、陈贵、杨文、林照、张猷、林承、吴壹等十余人众，乘夜至施显被关押之所，贿赂看守之人，打开牢门的锁。众将拥着施显正欲离去，施显忽然停下脚步，询问其兄长现在何处，诸将告知还未得到施琅的确切消息。施显听后，脸上愁云密布，低头不语。众将恐迟则有变，催其速行。当施显再仰起头来时，这位平素只流血不流泪的铮铮铁骨男儿，竟已是泪流满面，谓众将曰：“吾羁此，郑氏犹未急索吾兄；吾去，则索吾兄必力，将安所逃？且吾幸得一儿，兄尚未有出，倘吾死，而兄得脱吾所愿也。尔曹速为吾兄计，勿以吾为念。”在立即就可获得自由、获得生机之时，施显却为让兄长有更大的逃生机会，毅然选择了放弃。直到当施显得悉施琅脱险后，才额手称庆道：“吾兄得脱，吾死无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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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遭戮 愤然二次降清(3)

身在安平的施琅每天坐卧不宁，急切地盼望着厦门来信。这天终于有人送信来，然而书信不是来自郑成功。施琅阅信后脸­色­­阴­沉。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他叙说道：“当余之初脱难入内地也，郑氏犹包藏祸心，不忘相贼害，潜遣其帐下吴丰至安平行刺。安平夫人侦知其诈，先期驰息告余。”施琅得悉此消息，不禁悲愤满腔，郑成功必欲置自己于死地，竟然一路追杀而来。郑成功的三叔郑鸿逵闻知消息，也从白沙来到安平庇护施琅。

郑成功不仅没有接受众人的调解，而且还派遣吴丰潜入安平，企图刺杀施琅，以绝后患。行刺未果，却使施琅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对恢复他与郑成功之间的关系感到了深深的绝望，更加为亲人的安危感到担忧。

郑成功得知行刺失败后，甚感脸上无光，便将满腔怒火发泄在施大宣和施显身上。据康熙五十四年《浔海施氏族谱》载：在施琅逃脱一个多月后，郑成功搜捕、暗杀施琅均不成，遂于顺治八年（1651年）的七月初八杀了施显，十六日杀了施父施大宣。父、弟被杀之噩耗传来，施琅不禁肝肠寸断，虎目泣血，悲愤难抑。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男儿生于天地之间，如若不能报得此仇，岂不枉活世间！施琅再无牵挂，辞别郑芝豹，最后面向东方的厦门岛望了一眼。他知道，终有一天，他一定会重新踏进厦门，而且是以胜利者的身份。然后，施琅满怀凄凉之情，毅然转过身去，迎着一轮西沉的落日，踏上了西去的道路，夕阳的余晖将施琅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清朝历史上即将迎来它的第一个水师提督。

这一次，连郑芝豹也觉得郑成功行事极端，对施琅降清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道光刊本《福建通志·台湾府二·杂录》中有载，郑芝豹“察成功终无宥琅意，纵使去，琅后诣官军降。”至此，施琅归降了清廷，也将名字“施郎”改为“施琅”，开始其另一番人生。是年，施琅三十一岁。

此时的施、郑二人已陷入不共戴天的对立境地。为报杀父杀弟之仇而降清成为施琅当时的惟一出路。原来的得力部将变成了难于对付的劲敌。施琅再次也是彻底的降清了。据陈万策《施襄壮公家传》记载，郑成功在听说施琅降清之后，不禁仰天长叹：“楚国之患，其在子胥矣！”陶元藻《靖海侯施琅传》记载，郑成功追悔莫及地说：“吾留一患与中原矣！”

春秋时期吴国大夫伍子胥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伍子胥原为楚国人，文韬武略，勇而多谋，其祖父伍举、父伍奢、兄伍尚均是楚国的忠臣。楚平王疑太子欲谋乱，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将伍奢、伍尚杀害。伍子胥被迫逃亡吴国，发誓必灭楚国，为父兄报仇。伍子胥后来之所以能成为“楚国之祸”，在于其投奔吴国之后，得到了吴王阖闾的信任和重用，并借用吴国的力量灭了楚，报了父兄之仇。郑成功将施琅比作伍子胥，说明他不仅了解施琅的才­干­，还洞悉施琅事亲至孝、和睦亲属，深知施琅定会为报杀父弟之仇而报复郑氏。盛怒之后，郑成功预感到施琅今后定将为患郑氏，深感杀其亲人失策，为了有所挽回，以及为郑氏家族今后安危计，郑成功网开一面，释放了施琅的其余家眷亲属。然而，仇恨的种子已经种下，而且在施琅的心中扎下了根，再无任何回旋的余地。

施琅怀着血海深仇第二次降清，成为其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向着他完成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迈出了第一步，台湾未来的历史也因此而改写。

关于施琅再次投清，史上屡有非议，激烈者甚至视施琅为“叛徒”、“汉­奸­”，其情可鉴。长期以来史界褒郑贬施，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不能不说有失偏颇。这是一定历史时期汉人皇权观念长期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因为郑成功在那个特定时代的特殊身份和历史作用所致。后人在观照历史时，所映出的影像多少有些变形。而往往这些变了形的影像又加大了人们对历史的曲解力度，进而造成或强化了后人之间的误会、隔膜、割裂，甚至族群对立。

华夏民族最先形成始于中原地区夏、商、周的立国。到春秋战国时又逐渐形成了华夏居中，称为中国，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五方之民，共称“天下”，号为“四海”的格局，为后世中国发展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春秋初叶，诸侯争霸中原，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激发了诸夏（后称华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优越感，民族矛盾激化。战国时期，在大认同的历史条件下，华夏诸国皆已承认自己为炎黄子孙。秦始皇为秦汉以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此后汉民族成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主体民族，并使这一基本格局贯穿中国古代历史。

亲人遭戮 愤然二次降清(4)

秦汉时期，汉族封建统治者采取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以大民族的优越感俯视边疆各民族。后在十六国及北朝时期，汉人曾一度成为被统治和被压迫民族。之后，汉人便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直到1279年由元灭掉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以游牧民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尽管在这期间其他一些民族在北方也建立过政权，如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均因未能入主中原，未成中国的正统。元朝时期，汉民族的优越感丧失殆尽，汉人的地位低下，成为蒙古人与­色­目人压迫的对象，于是汉族人民以各种形式起来反抗元朝暴虐的统治。朱元璋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于公元1368年攻陷元大都，在金陵建立明朝，不过百年的元朝寿终正寝。从民族文化发展进程来看，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就是一部在争取大一统的前提下，各民族之间统治与反抗的历史，惟有今天才倡导并基本实现了民族平等。

明朝末期朝廷腐败，党争激烈，皇帝昏庸，明朝的江山已成岌岌可危之势，农民起义、满清入关加速了其灭亡。在清王朝建立之初，由于受华夷之别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汉人以狭隘的民族情感来看待明、清政权的更替，将满族视为异邦，不承认入主中原的清政权可以代表中国，甚至将清兵入关视为异族入侵，把满族贵族建立清朝统治视为亡国。特别是在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统治尤不能忍，幻想着恢复大汉民族建立的大明王朝，他们纷纷效忠于南明政权，反对入清朝为官，并视做官事清为“汉­奸­”，鄙夷这些“叛国”行为。同样，在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当时及后来很长一个时期，郑成功作为民族英雄所建立的伟大功绩，不仅是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主要的是因为他作为明朝孤臣坚持抗清而青史垂名。在当时多数汉人心中，郑成功是明朝忠臣，是匡复汉权的象征，是反抗异族统治、延续汉族历史的民族英雄。到了清朝末年，有志之士为救国救亡，推翻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仍延续了“反清复明”这一口号，用以激发民众情绪。为当时斗争的需要，郑成功抗清的意义被人为地夸大，被奉为极尊崇的地位。于是本着“汉贼不两立”及“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自然而然就用所谓忠与­奸­、贤与佞等二元观念进行简单的区分，施琅既然背叛郑成功投清，当然就是郑成功的对立面，理当受到谴责和唾弃。

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英雄。回望历史，这些为民族而勇于献身的英勇­精­神是应该也一定要去理解何颂扬的。尽管依当今大中华的视角观察，这些英雄的行为对象、行为准则和行为内容难免狭隘甚至迂腐，可这种为理想、为族群敢于献身的­精­神，无论对汉民族和大中华民族来说，都是重要甚至必需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一些人在评价郑成功与施琅时，自然会褒扬效忠明朝的郑成功，而对为清朝统一海疆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施琅不以为然。以今天的社会现状和对历史的反观，没有必要把本没有也不该有的两人的对立继续强化和夸大，形成一褒一贬、非此即彼的状态。否则已经不是出于一种民族­精­神的弘扬了。部分人现今某种过分的褒郑贬施，除去狭隘的情感因素外，不能不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一定的政治愿景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企盼，这一点在今天的台湾岛内表现得较为明显。

随着南明的灭亡，直至清朝末年，特别是晚清时期的腐败，使得汉民族主义在中国得以延存并被强化，影响至今。在如此历史文化背景下，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认识也难免带有较强汉族主体意识。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明朝最为强调忠君，朝臣中多有忠烈，虽后来不少人降清，却非品质低下、贪图荣华富贵之辈。在明朝将领中，诚然有兵部尚书史可法这样“舍生取义”的烈臣，但降清的经略大臣洪承畴却也不该被视为鄙俗之辈。洪承畴自幼读经，博览群书，从小就树立了治国平天下的宏愿。松锦之战，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至第二年三月，洪承畴被困于松山达半年之久，明朝援军因害怕清军不敢前来，城中粮食殆尽，最后城破被俘。开始洪承畴坚拒不降，决心“杀身成仁”，甚至以绝食相抗。但后来他亲身感受到皇太极的礼遇，再联想到明廷的腐败堕落、崇祯帝的残暴乖戾，最终降清。洪承畴在清朝为官20多年，佐理机务，招抚江南，经略五省，提出诸多建议和举措，比如建议清朝满族官员也须“习汉文，晓汉语”，倡导儒家学说，淡化满汉隔阂；为了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他主张对抗清武装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及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尽量避免过多的武装冲突和流血等等，为促使清廷迅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在那些坚持满清民族主义的王公贵族眼中，汉臣依然是“贰臣”。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明朝的忠臣们，还深陷于腐败朝廷的党争之中，他们的忠诚并没能减缓日益堕落腐化的明王朝覆没的速度，反使百姓深受战祸之害。所幸的是，时下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学界的基调，对洪承畴予以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认为其所做所为某种意义上说顺应时代大势，对中华民族的安定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亲人遭戮 愤然二次降清(5)

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不仅要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历史人物的思想、认识、­性­格等因素，还必须要分析事件的演化、人物的行为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否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对其行为做出公正的评判。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早在其入关之前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甚至皇太极也是清朝的地方官吏。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间，形成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疆土概念，创立了各民族和睦共荣的局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清政权更替，是中华民族内部矛盾冲突的结果，清朝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取代了明朝的腐朽黑暗统治，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他的所作所为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国家统一，并促进社会的安定，都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施琅降清后，力主收复台湾、建设台湾，在客观上既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又实现了台湾的发展，善莫大焉。

施琅降清后又反清，反清后再降清，有人认为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利益小人，据此断定施琅的品质恶劣、道德低下。这种评价既脱离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对人情人­性­的理­性­分析，又缺乏对施琅个人­性­格、思想形成的了解，显然有失公允。施琅之首次降清，乃是奉郑芝龙之命，并无太多自己的主观愿望，也无所谓为贪图个人功利之念，与其品德高尚与否无涉。施琅再次降清，则是因为郑成功完全断绝了与施琅和解的可能，杀其父弟已使施琅与郑成功成为不共戴天之仇敌。为报仇雪恨，他降清也属人之常情，因而施琅的第二次降清属于被逼上梁山，与个人品德问题无涉。更何况施琅出身卑微，自幼饱受战乱之苦，除去建功立业、封侯拜相这些正常追求以外，他最高尚的追求无非就是希望百姓早日结束离乱之苦。倘若认为施琅在明知郑成功必杀之的情况下，仍须为忠主而不降清，坐待屠戮，那更是不切实际且不人道的看法。而以此认定施琅的品德低下，当然是苛责。

郑成功自起兵竖旗抗清以来，经大小战役百余次。在艰苦的征战中，郑成功虽然每每以褒奖来鼓舞斗志，但其执法严峻，“果于诛杀”，常以杀立威。被郑成功诛杀的部将，单单在《先王实录》中记有姓名的就多达七十余员，有的还祸及妻儿并全家。被诛杀者，除了有几起定为贪污罪外，其他多是战场上“怕死不前”的，有的的确该杀，但像杀施琅之父弟这样的冤案、错案并非绝无仅有。据阮旻锡《海上见闻录》记载，郑成功“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府尹杨朝栋以小斗散粮，杀其一家；又杀万年县知县祝敬，家属发配。”这种轻率的祸及无辜的做法，无疑在郑成功伟大的一生中留下了瑕疵。杀害施琅之父弟可谓郑成功一生中最大的错杀案，盛怒之下不计后果的行为，使郑成功不但失去了施琅和施显两员战将，还为自己树了强敌，留下后患。

郑氏家族依靠海上活动起家，清军不习海战，这是郑军能够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重要原因。然而，由于郑成功处置失当，导致施琅这样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投入清廷怀抱，使清廷能够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抗衡的水师，对后来收复郑氏家族长期据守的台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施琅二次降清，可以说既是施琅的悲剧，也是郑成功的悲剧。但于民族的统一来说，显然就不能用这一感念来表述了。千秋历史，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历经波折 重新披挂上阵(1)

施琅满怀复仇雪恨的强烈愿望，枕戈以待，但天意难测，却受到清廷的无端猜忌，被解职遣返回泉郡。黄梧降清，给施琅带来了转机，施琅自此走上清朝的历史舞台。这期间郑成功挥师北伐，南京城指日可待，不料却功亏一篑。清军尾随而至，即将展开一场海战。

施琅降清后，被派驻于同安。他的心中燃烧着复仇的怒火，时刻准备率军冲向厦门，以雪心头之恨。然而，施琅并未得到重视，而且由于清廷对郑军策略发生了变化，施琅急于报仇雪恨的愿望落空了。

此时，一些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组成的抗清队伍，在西南部十分活跃。他们与郑成功遥相呼应，频频进攻清军，并连战连捷，势力渐壮。清顺治八年（1651年）十二月，郑成功重占漳浦，并攻下诏安、平和两县。同月，为了增加军饷，扩充实力，郑成功接受参军冯澄世的建议，以晋江县安平为主要贸易港口，与日本通商，并联通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海上贸易交通线，开始大规模发展海上贸易。次年（1652年）正月，郑成功攻入海澄，二月又取长泰、平和、诏安等县。五月，清军水师进攻厦门，郑成功令陈辉督水师迎战，两军遇于崇武，清军战败，弃船登岸遁走。

漳州位于福建东南部，东濒台湾海峡，与厦门隔海相望，从东北到西北与泉州和龙岩相接，西南与广东的汕头毗邻。如今台湾人口中三分之一的祖籍在漳州，是侨、台胞寻根谒祖之地。漳州西北多山，东南濒海，雨量充沛，四季常青。据考证，早在1万年以前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息，周划为七闽地，秦属闽中郡，唐垂拱二年（686年）始建州治于漳江之畔（今云霄境内），故名漳州。唐贞元二年（786年）迁至今址。明代曾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从四月开始，郑军进攻漳州，清军总督陈锦赴援，战于江东桥，陈锦败退同安，郑成功遂围漳州城达六个月之久。漳州城内食尽，人相食，尸体枕藉，军民死亡数十万。九月，清都督固山金砺率领浙江、直隶八旗满兵及汉军共万余骑驰援漳州，兵至泉州驻扎，郑成功方撤离漳州。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清将固山金砺率师围攻海澄，郑成功身当矢石，战况惨烈，城破百余丈，积尸填河，清兵大败而退。六月，永历帝晋郑成功为漳国公，又封为延平王。郑成功修筑海澄城，巩固据点。七月，与清兵战于崇明之平阳沙，于舟山击败清军。

这一时期，郑成功为壮大郑军战斗力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军对郑成功屡剿不利，而西南地区的抗清武装在李定国等人的率领下，又与郑军遥相呼应，不断挫败清军，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鉴于此，为瓦解郑成功的抗清武装，以利于彻底扑灭西南、东南两地的抗清战火，清政府开始考虑采用剿、抚并用的办法，改变了对待郑成功一味进剿的策略。

据《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之《密奏招抚郑成功稿》记载，顺治九年（1652年）的九月，有廷臣向顺治提出招抚郑成功的建议：“成功等作贼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变，亦难必其就抚。但今湖南、川、广处处用兵，力不暇及。且湖南之贼，或由江西，或由广东，皆可通闽，万一勾连狂逞，为祸愈大。故姑以招抚一策，先将此贼牢笼，息兵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顺治采纳了这个建议，随即敕谕浙闽总督李永泰，命他着手招抚郑成功。《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之《敕谕刘清泰招抚郑成功等稿》记载，顺治皇帝曾说：“朕又想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子弟即我赤子，何必征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为表明和谈诚意，清廷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命郑芝龙派家人送海澄公敕印入闽，招郑成功降，并有福建总督刘清泰附书，保其安全。不久，清廷又派郑成功之弟郑世忠持郑芝龙书信前往劝降。

从斗争策略的需要出发，郑成功遂同清廷虚与委蛇。起初他借口福建巡抚张学圣曾袭占厦门，制造事端，受抚难以服众；接着又提出就抚条件，反复以清朝对待投诚之人不能善待始终为由，坚持必须有三省之地安Сhā军队，方才与清廷商谈投降事宜。

急于从东南地区抽调兵力以进剿西南地区之抗清武装的清廷，为使郑成功尽早来降，下令逮捕了偷袭厦门的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得功等人。同时，因安平靠近厦门，清廷为进一步表示诚意，又撤掉了安平驻兵。《襄壮公传》中说：“公（施琅）驻安平，方枕戈谋复仇，值当事有异议，撤安平兵。”安平驻军被撤后，原驻守安平的郑芝豹被勒令回京，施福也被撤去职务，就此失去了眷顾施琅的能力和条件。

历经波折 重新披挂上阵(2)

从以武力进攻为主，转变为以和谈招抚为主，清政府对付郑军的策略一变化，使施琅急于报仇雪恨的愿望落空，他无奈地离开可以直接与郑军作战的安平，于顺治十年随清军入粤，征剿西南各地的抗清武装。

开赴广东，再次来到了潮州这个当年受辱之地。不过此次前来，施琅已身着清军制服，随同的是浩浩荡荡的清军铁骑。清军此次南下，征讨的对象是施琅的冤家对头郝尚久。早在顺治六年（1649年），跟随李成栋反清的郝尚久图害施琅，在那次战役中，致使施琅的两位从弟战殁，施琅亦几为所害。顺治七年，施琅奉郑成功之命攻打潮州，再次与“不清不明”的郝尚久交锋。而郝尚久恃地形之利，施琅连攻三日不下，因而遭到郑成功的讥讽与奚落，使施、郑结怨加深。也就在那个时候，郝尚久又投降了清朝，但到了顺治十年的三月，他又再次反清归明。因此，清政府在与郑成功达成暂时的和谈协议后，遂遣师会剿郝尚久。

施琅跟随靖南王耿继茂等对潮州展开了猛烈围攻，潮州城岌岌可危。万般无奈之下，郝尚久急忙遣使向郑成功求救。郑成功闻知消息，即派遣北镇陈六御率兵赴援。可当郑军来援之时，郝尚久却因过去与郑成功之间产生过激烈的争斗而心存狐疑，不敢打开城门迎接援兵。郑军赴援不成，陈六御遂率兵退走。在清军强大的攻击面前，潮州城破，郝尚久走投无路，投井而死。

攻破潮州城后，施琅又随军征讨李定国等抗清武装。顺治十一年的上半年，西南抗清将领李定国出师东征，连破高州、廉州、雷州等地，同时遣使约郑成功南下会师，共图收复新会城。清政府手忙脚乱，急派固山金砺为靖南将军，统官兵赴广东，会同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和总督李率泰合力剿讨。十二月，驰援的清军打败围攻新会城的李定国，接着又先后于兴业、横州等地再败李定国的部队。李定国撤退至南宁，清军继续穷追不舍，于是高州、廉州、雷州等地又被清军攻陷。

此时的郑成功趁清军集中力量对付西南的反清武装，而清廷与自己和谈之机，分遣郑军至福建沿海各地筹措粮饷。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二月，郑成功率部攻漳州，守将刘国轩献城归降，漳州所属十余座县城尽皆归郑。在这一时期，郑成功的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刘国轩这名得力战将。后来，刘国轩战功显赫，颇似当初的施琅，成为郑氏家族的擎天支柱。紧接着，郑成功又抓住时机，转攻泉州所属诸邑，同安、南安、惠安各县望风迎降。独泉州一城，郑军无法攻陷。据《台湾外纪》所载：“诸邑惊惶，咸归附焉。而泉属诸邑亦望风投降，独泉州城守韩尚亮与施琅结为刎颈之交，即教其开壕筑台，拥兵坚守。成功令人说之不下。”原来，施琅在降清后，因闻泉州参将韩尚亮乃逸群才俊，不愧名将之风，遂与之深相结纳。施琅熟知郑成功曾多次兴兵围攻泉州，于是预先教给韩尚亮守战之法，以防备郑军进攻。当郑军于顺治十一年底围攻泉州时，集中了不少兵力，使用了当时所拥有的各种攻城器械和武器，但韩尚亮在兵力薄弱的情况下仍能固守孤城，使郑军知难而退，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即是得力于施琅的传授。由此可见，施琅降清以后，马上就积极投身于对付郑成功的活动之中，而且发挥了较大的作用，郑成功开始为他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郑成功的一系列胜利，使清廷大为震惊，特遣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偕同郑芝龙的四子郑渡，奉敕命入闽，招降郑成功，并决定答应郑成功的条件，将漳、泉、潮、惠四府划拨给郑成功安屯兵将。然而，此时的郑成功却再也无心与清廷周旋，故多方刁难，致使招抚不成，清廷迁怒于郑芝龙，将他囚禁起来。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郑成功攻下仙游县后，整编部队，开始以大规模海上贸易养兵自给。至此，郑成功的实力达到了空前的强大，军威盛极一时。

经此教训，清廷终于认识到郑成功非疥癣之患，更不可抚，于是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三万满汉兵入闽，攻伐郑成功。然而，清政府并没有起用对郑成功甚为了解、又与郑成功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时刻盼望着统兵前去复仇的施琅，因为当时的清廷对施琅存有猜疑，不信任他的能力，更不信任他对朝廷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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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波折 重新披挂上阵(3)

在征剿与郑军有密切关系的李定国抗清武装的活动中，施琅怀着复仇的强烈愿望，在长达一年多的征战过程中努力表现自己，卓有功绩。但两广战事结束后，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二月，施琅就被解职，闲居于泉州。

其实根据当时的情况，清廷存疑于施琅也是很自然的。

施琅前后两次降清，易被认为是反复无常之人，清政府难免会对其产生猜疑。顺治八年（1651年）的三月，施琅在重新夺回厦门一役中，曾在阵前斩杀马得功之弟，马得功因而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顺治十一年八月，清廷招抚郑成功失败，马得功复任泉州总兵，十二月升任左都督，充任福建随征中路总兵。可以想见，马得功的复出并受到重用，使施琅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特别是由于施琅族叔施福原来不仅是郑芝龙的部将，而且还是其心腹亲信。郑芝龙于顺治三年降清后被挟持北上，实际上成为笼中之鸟。到了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清政府为了与郑成功进行和谈，始封郑芝龙为同安侯，但仍对他实行严密监视，郑芝龙与在闽眷属及家人的联系来往都须经清政府的许可和检查。施福与郑芝龙关系密切，他随郑芝龙降清后，却于顺治六年投归郑成功，后来又再次降清，清廷已对他不再信任。安平撤军后，施福无事可为，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进京看望郑芝龙，翌年二月返回福建。这原本是人之常情，但清政府却视施福此行为严重事件。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五，兵部尚书李际其题《为盘获郑鸿逵家人李信吴梓事本》中称：“施福乃伪武毅伯，不知何时入京，现在郑芝龙左右。京城何地，岂能容此­奸­宄之徒藏匿耶！”其时施福已经降清，他做武毅伯是降清之前的事，而且他入京看望郑芝龙时，郑芝龙尚为清廷之同安侯。施福此行本无可厚非，却不料引起清廷的严重关注，并因此成为被通缉的钦犯，足见清廷对郑芝龙及其原部下的猜疑之深、防范之严。尽管施福已返回福建安海，清廷仍严令福建省督抚缉拿，逼迫施福为逃避清廷的追捕遁入厦门。

施琅于顺治十二年二月离粤返闽，回到泉郡不久施福就被通缉。施琅与施福“分则同宗，情同骨­肉­”，而且两人过去长期共事，施琅在《武毅伯特进光禄大夫加太子太傅忠将军X（左亻右外门内月）父公行略》中说“凡叔提兵征战，余未尝不在行间”，尤其是自顺治八年始，他俩同驻安平，朝夕相处。清廷对施琅、施福之间的密切关系当然清楚，因而施福的潜逃势必累及施琅，何况施琅原本就是郑芝龙的部将。当初施琅为躲避郑成功的追捕，逃离厦门进入安平，曾得到郑芝豹的眷顾。郑芝豹原已降清，但在顺治十二年的二月，只因他是郑芝龙的弟弟、郑成功的叔叔，清廷将其押解回京并囚禁起来。施琅与郑芝豹的关系也为清廷所顾忌。

施琅身怀血海家仇，渴望纵横沙场，但又苦于进身无门，时常郁郁寡欢。《襄壮公传》记载，施琅在泉州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施琅潜心读书，广结贤士。有位隐居儒者杨锡璜十分看重施琅的才略，遂结为忘年之交。又据《襄壮施公传》记载，施琅常与士大夫交往，一次相约同游清源山，至一山岩前，众人文兴大发，纷纷题词，施琅即兴凿石联句：“海静分明水月，山高咫尺神仙。”由此可见，施琅虽遭猜疑，却依然矢志不改。施士伟评价此联“有澄清沧海之志”。此联今仍存于泉州清源山之清源洞旁。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给了一直在苦苦等待的施琅。有人向朝廷大力举荐他，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举荐施琅之人竟然也是降清的郑军将领，此人名叫黄梧。事实上，黄梧降清与施、郑矛盾有关，江日升在《台湾外纪》中详细叙述了此事。

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郑成功派黄廷、万礼统领苏茂、林胜等二十余镇将领、兵丁六、七万，南征广东潮州府属揭阳县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两广总督李率泰统兵大举来援。十二月，清军在揭阳附近扎下四大营盘，待机而动。双方相持到顺治十三年（1656年）二月，黄廷召集诸将商议作战机宜，左先锋苏茂积极主张进兵决战，并自告奋勇打前阵。黄廷采纳了苏茂的建议，出城决战，由苏茂任前锋，前冲镇黄梧、护卫左镇杜辉等接应。当苏茂率部出击时，遭到清军伏击，苏茂临危不惧，冲入敌阵，挥刀直劈横砍，身上多处受伤，仍力战不退，等候黄梧等来援，对清军实施夹攻，或可反败为胜。然而，郑军将士越来越少，清军越来越多，仍不见黄梧等援兵，苏茂率残部杀出重围。此时，黄梧等人方才翻越狭窄难行的小道前来接应，而清军却挟得胜之势，蜂拥而至，黄梧等人抵敌不住，被清军打败，郑军此战全面失利。

历经波折 重新披挂上阵(4)

郑成功得知揭阳战败，下令放弃该地。三月，黄廷领南征将士回到厦门。郑成功立即召集文武官员，议商揭阳丧师之罪。郑成功提出，苏茂轻敌致败，黄梧、杜辉未及时应援，均当处斩。众将跪告求情，才仅斩苏茂，杜辉捆打六十棍，黄梧寄责，戴罪图赎。

郑成功御将之道以严著称，由于过于严苛，往往失之于偏激。苏茂在揭阳战役中虽轻敌寡谋，但勇于进战，负伤突围，本应薄责示警，以观后效，但郑成功却决意将其处斩。其实郑成功早有杀苏之心，只是一直在寻机而已。顺治八年（1651年），郑成功在追捕施琅时，曾下令有藏匿施琅者杀其全家，而苏茂却胆敢藏匿施琅于家中，并助其逃离厦门。郑成功获悉后，并未加以惩处，让其继续担任左先锋镇，并不是当时未起杀机，而是出于稳定军心的需要，因为施琅、施显被囚禁后，郑军中多达十几位将领冒险营救，甚至郑成功的叔叔郑鸿逵、郑芝豹等人亦参与其中。若以放走施琅为由斩杀苏茂，势必使其他参与营救施琅者人人自危，甚至可能迫使他们铤而走险，或投降清朝，或举兵相抗。因此，为避免因小失大，郑成功不得不强压怒火，但始终怀恨于心，必欲杀之而后快。此番揭阳战败，正好给了郑成功杀苏茂的理由。然而，让郑成功始料未及的是，此次小罪大罚，斩杀苏茂，引起了一些郑军将士的不满。郑成功恐生内乱，急忙补救，不仅亲自撰文致祭，还厚殓苏茂，并优待家眷。然而后果还是出现了。

郑成功处死苏茂后，即派黄梧和苏茂的族弟苏明镇守海澄县。黄梧因思自己揭阳之役牵连受责，目睹郑成功之苛责重罚，便心怀二心，遂邀后冲镇副将苏明一同降清。苏明正为兄长苏茂被枉杀而怒气难平，闻听黄梧所言，正是“固所愿，不敢请尔”，欣然应从。1656年（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夜间，黄梧、苏明带领部下将官八十余员，兵丁一千七百余名投降，将海澄献与清廷。海澄之失，给了郑成功沉重的打击，不仅失去重要据点，而且损失了大量的军需物资。杨英《先王实录》叙述说，郑成功在得知黄梧等人献城降清，急忙亲自率部前往收取，却挽救不及，只得痛心地叹息道：“吾意海澄城为关中河内，故诸凡尽积之。岂料黄梧如此悖负？后将如何用人？”

黄梧投降清廷，让负责征讨郑成功的定远大将军济度和即将上任的浙闽总督李率泰兴奋不已。因为在这年的三月，济度统兵攻打厦门、金门，不仅未能攻克，反而损船折兵。沮丧之时，黄梧来降，使之不费吹灰之力即夺得了清军屡攻不下的海澄，这无疑成了他们的一大功绩。于是济度和李率泰联名上奏皇帝，建议封黄梧为海澄公。顺治接到济度等人的奏折后，也十分高兴，随即下旨重赏黄梧。八月十七日，清廷封黄梧为海澄公。

黄梧降清，对施琅来说不啻为一大转机。据《清史稿·黄梧传》记载，黄梧降清后，还未等到海澄公的官印送达，就急忙修书给总督李率泰，大力举荐施琅。他在给李率泰的信中写道：“施琅者，仇贼甚深，知彼知己，胸有成算。其输款本朝已久，一出受事，即着微劳，且智能无比，忠诚素矢。宜假以事权，俾尽展所长，与梧戮力驰驱，必能剪除海孽。”在黄梧看来，郑成功时而移师海上，时而登岸攻击，往来行踪不定，欲消灭之，非熟悉情形者不能。施琅对郑成功充满仇恨，对朝廷忠诚不二，施琅不仅知彼知己，而且才智超群，如能启用施琅，和他一起为朝廷效力，定能剪除郑军，安宁海疆。

正是由于有黄梧推荐于前，济度、李率泰保举于后，施琅才改变了其“郁郁不得志”的命运，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施琅被任命为同安副将，命运之神再一次眷顾了这位卓尔不凡之人。施琅开始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此后在与郑军的斗争中，施琅逐步获得清廷的信任，最终获得专征台湾之权，并一举平定台湾。施琅与郑成功不共戴天，因而殚­精­竭虑，矢志谋求报仇，直至灭掉郑氏方才甘心，现得清廷重用，郑成功最为担心之事已经不可避免。

黄梧降清，不仅使郑军丧失了海澄这一重要据点，而且又使郑军多了一个劲敌。黄梧而后又向清廷献“平海五策”，提出迁地禁海以困郑军，得到清廷的支持。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即颁布了“禁海令”，并派兵部尚书苏纳海到福建推动，致使郑军遭受沉重打击。有后人评说：“黄梧密陈平海之策，气死成功逼困郑经”。黄梧之降，直接起因是苏茂被斩，实则乃为郑成功与施琅冲突所致，是施、郑冲突所诱发的“后遗症”。郑成功为他所犯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再一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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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波折 重新披挂上阵(5)

施琅在担任同安副将之初，并未拥有多大的职权，尽管只是跟随在济度、李率泰的标下效力，听从他们的调遣，但毕竟开始迈出了通往成功道路的第一步。

郑成功率军进逼福州，济度遣军驰援时，副将施琅被任先锋。施琅终于得到了一次与郑军直接交战的机会，可惜尚未抵达，郑军闻清兵来援，即撤军至闽安镇、罗星镇。之后，施琅开始利用自己过去在郑军中的威信，对郑军将领进行招抚和劝降，颇见成效。

顺治十四年（1657年）九月，李率泰督清军攻闽安镇和罗星镇，施琅再次为先锋，率队前往作战。这两个地方是扼守福建省城福州的门户和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郑军筑城镇守。战斗从八日开始，十日，闽安镇被攻克。郑成功闻讯后，即率兵来援，郑军护卫前镇陈斌死守罗星镇，以待援兵。为赶在郑成功来援之前攻下罗星镇，施琅修书陈斌，劝其归降。陈斌率部困守四天之后，见援兵迟迟未至，又突围不成，遂率众而降。郑成功率军行于途中，得知陈斌已降，只得回师厦门。

据彭孙贻《靖海志》记载：“时施琅归清，为同安城守，在总督（李率泰）军前，使人招降陈斌。麾下兵皆欲降，斌遂降，后说李率泰，尽杀之南台桥，凡五百人。”李率泰听从了施琅的建议后，决定斩杀这批投军。施琅之劝杀陈斌，显然与施、陈之间的宿怨有关。顺治七年（1650年）六月，施琅因潮州一役浮桥不克而与陈斌结怨，七月，陈斌率兵逃走，不久后降清。顺治十二年，他又反清再归郑成功，被郑成功授为护卫前镇。陈斌当年出走，使郑成功怨恨并猜忌施琅，加速了施、郑关系的决裂。如此宿怨对施琅来说是不可能消除的。顺治八年（1651年）郑成功杀施琅父弟至今，已经整整六年，仇恨的火焰时刻在灼烤着施琅的心，复仇的情绪却无从宣泄。施琅在招降陈斌后，趁机劝说李率泰杀掉陈斌，一方面是报复陈斌，泄心头之愤，另一方面是以显自己与郑军势不两立、一心事清的决心。

一般来说，处死降将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其实，陈斌被处斩与作为这次战斗的最高首领李率泰有直接关系，弑陈斌以泄心头之愤不是他一时冲动。前一时期，由于郑军攻占了浙江沿海地区，身为浙闽总督的李率泰自然受到顺治皇帝处罚，罚俸半年。此番陈斌率部顽强抵抗四天，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后才被迫投降，令清军付出巨大代价，这更让李率泰大为恼火。因此，施琅提出杀尽陈斌等郑军将士，正合李率泰之意，于是一场杀戮开始了。据《台湾外纪》记载，“总兵施琅遣人招斌。斌率卢谦等投诚，全师至福州。（率）泰令大厅按册内花名领赏，五人一队，从东辕门入，由西辕门出，即收其器械，枭首有千余人。”将陈斌、卢谦也一并杀之。

此事充分反映出施琅恩怨分明、睚眦必报，这种极端的表现难免私愤­色­彩。这样的个­性­也使他很难在选拔和使用人才方面做到惟才是举，一视同仁。那些令他心怀芥蒂而颇有才­干­的人难得真正重用。

经此一役，施琅恶气尽出，又使清军在郑成功回援之前即夺取了罗星塔，自然劳苦功高，被实授为同安副将，领军驻守同安，成为清廷派驻同安的最高将领。郑成功的抗清基地厦门，与同安相近，而被郑军占据的X（左氵右丙）州也与同安近在咫尺。施琅镇守一方，手握军权，这既表明清廷对他的信任，也使施琅有了直接与郑军交锋的机会。

施琅利用自己过去在郑军中的影响，大力实施招抚策略，果然在同安前线屡试不爽，不断有郑军将士应施琅之召来降。《襄壮公传》中记载：“公（施琅）运方略捍御，前后擒其骁将十数辈，所招降万人。贼由是气夺，而濒海获稍安焉。”

虽然施琅使郑成功连失海澄、闽安两个要地，但郑军力量尚未受到严重削弱。郑成功开始将战略重心转向北伐。在他看来，南京曾为明朝开国京城，第一个南明政权也定都于此，攻下南京并收复长江中下游各地，即可获得半壁江山，复兴大业也将由现在的出没海岛之间，转移到龙盘虎踞的石头城，明清相峙的局面也将大为改观。这就是郑成功等人发动长江战役的基本战略意图。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郑成功命各镇舟师回厦门，在厦门港筑演武亭，­精­选良将锐卒，整编大军，训练营伍，筹集粮饷，准备大举进攻江南。五月十三日，郑成功留黄廷、洪旭、郑泰等镇守厦门，自率甘辉等部北征，举兵攻入浙江沿海，准备入长江，不幸在海上遇到飓风，沉舟舰五十艘，漂没官兵八千人，覆舟丧师，被迫撤退回厦门。但郑成功并未气馁，又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六月，亲率十七万水陆大军，兵分八十三营，开始第二次北伐。郑军在崇明岛登陆，一路势如破竹，各地官兵纷纷闻风而降。七月战至焦山，破瓜州，接着攻克长江的重要门户镇江，围困南京。这一事件极大地震动了朝野，顺治甚至准备御驾亲征，对郑军进行镇压。

历经波折 重新披挂上阵(6)

然而，郑成功却没能抓住时机迅速攻取南京。瓜州、镇江两战大捷以及大批州县望风来附，使郑成功陶醉于眼前的胜利，认为南京指日可待，不费吹灰之力。此时，清军总督琅廷佐困守南京城内，无力抵抗，假意愿和郑成功谈判投降，郑成功误以为真，竟拖延了两个月之久，没有及时以全力攻取南京。统率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影响到整个部队的状态，大军久囤兵于坚城之下，将士们多以为大功即将告成，整日无所事事，竟遨游江上，日夜饮酒作乐，意志亦渐渐松弛。清将梁化凤趁郑军战斗力涣散之机，率兵从南京城内突然出击，郑军毫无戒备，全军大乱，纷纷溃退，郑成功的骁将甘辉被俘而亡。清军乘势大举反攻，郑成功立脚不住，仓卒退出长江，返回厦门。

郑军北伐失败，陆军损失近半，仅将领就战死数十人。回到厦门，郑成功认真总结北伐失利的经验教训，正待重整旗鼓，清军已尾随追击而至。为保存实力，郑成功一面调兵遣将，整编­操­练将士，一面征集粮饷，修造船只，制造武器弹药等，严阵以待。

在郑军北伐时，施琅趁厦门兵力空虚之机，多次主动出击，与留守厦门的黄廷交战，屡获战功。据《明清史料》福建巡抚刘汉祚上奏的《福建巡抚刘汉祚揭帖》所述，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被施琅多次袭击而损兵折将的黄廷，抑制不住心中的恼怒，率二千余名郑军士兵，乘战船从小崎登陆。黄廷将大队人马埋伏于小崎，然后分兵一支直接进入同安，行诱敌之计。施琅识破了黄廷的计策，于是将计就计，先派兵百余名前去­骚­扰，缠住黄廷的主力部队，自己则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小股郑军，之后立即前去增援攻打小崎的部队，对郑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施琅因父亡弟殒而积攒了数年的怨气，在对郑军的拼杀中迸发出来，他杀入阵中，猛不可当。黄廷不觉心胆俱寒，不敢与之交锋，急忙下令退兵。施琅率军乘胜追杀，直抵海岸。郑军见形势急迫，争相上船逃命，慌乱中两船翻覆，船上郑军士兵尽皆淹死。这一战施琅大获全胜，斩杀无数，并缴获许多武器装备。

施琅在郑军中曾与两个人不睦，一个是陈斌，另一个就是黄廷。顺治八年，施琅与黄廷曾为部下兵丁的争吵而发生矛盾，并因此加深了郑成功对施琅的不满，后黄廷又奉郑成功之命，率兵包围施宅并将其逮捕。现今陈斌已死，施琅与黄廷分别驻守清、郑双方斗争的相邻阵地同安和厦门，并且均为主将，正所谓冤家路窄。黄廷愤施琅以前擒杀自己的部下官兵，不顾厦门因郑成功北伐而兵力空虚，竟亲自率兵上岸袭击同安，却又一次损兵折将，败于施琅之手。施琅凭其勇猛善战，屡败黄廷，既尽了同安副将之责，也泄了心中之恨。

施琅还利用郑军北上内部治军松懈之机，大事进行招抚活动，以瓦解郑军的力量，收效明显。据刘兴祚上奏的《福建巡抚刘汉祚揭帖》称，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二十一日，据同安副将施琅报：伪正兵镇左营都督佥事郭禄、游击陈昌、黄贤、伪援剿后镇副中军参将吴升、伪五军效用守备许壮、伪木武镇中军游击林胜，前来投诚。七月初二，又据施琅报称：招到伪副将王仕璋自中左携家眷，并都司王旭、家丁曾唐等共七名前来投诚，缴到伪怀远将军印一颗、伪总兵关防一颗、伪牌一张等情。……七月二十五日，又据施琅报：伪后提督下领班都司王兴国、伪援剿左镇右营下总班守备吕春，前来投诚。

郑成功北征失败，实力大损，被迫退回厦门。清政府决定乘胜追击，企图在郑军喘息未定之机，攻取厦门，一举消灭多年来的心头大患。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福建总督李率泰亲临沿海各地察看形势，施琅、黄梧陪同巡视同安、浔美等各进攻厦门的前沿阵地。顺治十七年（1660年）三月，清宁南将军达素率兵至泉州，调集各路人马，催促船只，配备兵员，准备攻厦战役。

此时，西南抗清武装大势已去，郑军在进攻南京时又遭受惨败，整个抗清形势转入了低潮。郑成功不愧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危急时刻，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为迎接清军对厦门的进攻做好了一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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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启航 郑氏收复台湾(1)

由于南京一役清军大败郑军，便心生骄傲，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郑成功所损失的仅是陆军，而水师却毫发未伤，因而低估了郑军的力量，在战前单纯准备武力进攻，完全忽略了对郑军的招抚工作。郑成功攻南京严重受挫，将士伤亡惨重，这势必使郑军内部对坚持抗清产生消极影响，倘清廷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对郑军展开政治攻势，进行招抚，完全可能使郑军内部分化瓦解，更有利于武力进攻。然而，清军盲目乐观，认为此役即可重创郑军，海疆可就此安静，因而不仅在战术上不予重视，而且还放弃了对郑军实行剿抚并用的策略。清军在战略上的失误，客观上不但造成了郑军内部的稳定团结，而且还把郑军官兵逼向了破釜沉舟的绝境，反而令他们作战更加神勇。

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初八，清军布置进攻厦门：由福建总督李率泰、海澄公黄梧督率百艘大型兵船出海澄港到厦门；由安南将军达素、同安副将施琅统率小型兵船，从同安港横渡高崎到厦门。是日，官兵皆下船待发，约定初十进兵。

原本李率泰曾约广东碣石总兵苏利、饶平总兵吴六奇、南洋水师副将许龙率部赴闽，共同围攻厦门。吴六奇接信后，即会同两位将领整顿战船，统一旗帜颜­色­，准备出征。然而，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却以郑成功尚有战船在广东海面游弋为由，仍令三人驻守广东，后虽经吴六奇等人力争而得以入闽作战，但已延误了战机。当他们到达福建海面之时，厦门之战已结束两日了。吴六奇、苏利、许龙所辖之三镇清军，长期驻扎于沿海地区，是清军中仅有的较为熟悉海战之部队，而且已与郑军有过多次交锋，积累了与郑军作战的经验，他们未能参战，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清军的进攻力量，为清军惨败的原因之一。

清军在盲目乐观而又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对厦门发动了进攻。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和江日升《台湾外纪》等诸多史籍均记叙了这场惨烈的海战。

初十，黄梧乘潮落率战船四百余艘出海门，乘风顺流进逼厦门，郑成功亲自督师迎战。此时郑军处于逆风，顶风逆流与清军交战，对郑军十分不利，但深谙水情的郑成功知道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待风势水流转向之时，优势就会在己一方。于是，郑成功令所有战船全都沉砣停泊，不得擅自起锚交战。清军船队则乘风顺流而至，对着郑军船队后面的陈尧策、周瑞指挥的两条战船猛烈开炮，战船被炸沉，船上郑军将士全部殉难。然而，清军见郑军其余的战船停泊不援，不觉生疑，担心中计，于是纷纷落帆停舵，远远地进行炮击。这个战术指挥上的失误，使清军丧失了乘风顺流的有利战机。郑成功见状大喜，为拖住清军，他下令全力用大炮进行还击。双方在海面上展开了炮战，一时间炮声轰轰，硝烟弥漫。战至近午，潮平风转，郑军一方变为乘风顺流。郑成功当即下令反攻，郑军战船拔锚而起，向清军战船冲去。黄梧到此时方才醒悟，但为时已晚。清军在长时间的炮战中并未占得上风，已呈疲惫之态，又处于逆风逆流，而且所率官兵多为不习海战之满族八旗士兵，他们“舍弓马长技”，而与郑军“争衡于舟楫波涛之间”，被杀得纷纷落水。双方激战正酣，郑泰率五十只战船又加入战斗。原来镇守厦门的郑泰侦知广东清军并未参战，便派战船前来合击清军。郑军迅速确立了战斗优势，杀得清军大败，击沉战船十三艘。

有三艘清军战船逃至一小岛，郑军的战船蜂拥而至，将其团团围住，清军抽刀举箭，拒守于岸边。郑成功亲自赶到，派部将马信进行劝降。走投无路的清军只好放下武器投降，当夜这批已降兵将被溺毙于大海之中。关于此事，《台湾外纪》这样记载：“有船三只，见圭屿，欲拢岸。舵公不允，众疑有异心，杀之。登岸远望，乃海中孤屿，绝地也。欲再下船，成功船已蚊至，无奈抽矢出刀，据岸拒之。功见有四百余众，遣马信折箭为誓招之。诸人计穷，乃投刀矢降。后亦被成功溺于海。”

出海门一路的清军大败，高崎战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当时，奉郑成功之命防守五通、高崎的是右虎卫陈鹏。右虎卫是郑军­精­锐，其官兵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的壮勇者，战斗力极强。不过，这年的四月，清军进攻厦门之前，陈鹏密通施琅，谋为内应。施琅将情况通报给李率泰，李率泰同意接受陈鹏的投降。陈鹏遂与施琅约定，当清军来攻时，鸣放空炮，以迎接施琅渡过五通，让清兵从高崎登陆。初十上午，施琅与达素所率同安一路清军驶至高崎，与郑军殿兵镇陈璋所率的水师狭路相逢，双方展开遭遇战。陈璋所部船少兵弱，抵敌不住，即引兵退走。清军遂从赤山坪登岸，陈鹏闻知清军将至，令所部勿动。此时防守高崎岛近海阵地的是郑军的右协陈蟒，而陈鹏事先却并未将决定降清之事告知陈蟒。陈蟒见清兵船只靠近岸边，纷纷弃船登岸，形势危急，不等陈鹏号令，便率兵便掩杀过去。清军见郑军冲来，误以为是迎接他们的，因此毫不防备，清军被杀了个措手不及，顿时死伤一大片，仓皇而逃。陈蟒又下令用大炮对清军进行猛轰，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清兵死伤过半，近岸的海面上全都飘散着破碎的船只和清军士兵的尸体。这时，郑军殿兵镇陈璋汇合水师吴豪，率船赶来，截断了清军的退路，将清军团团包围，击沉船只十之###。陈鹏对情势的变化措手不及，大感惊愕，待稍稍清醒之后，清军已是溃不成军。为了掩饰自己欲降清军之罪，亦率辖下将领林雄、刘雄、刘俊等率兵参与围攻。清兵被杀及淹死者不计其数，被俘三百余人，后均被郑军断手割耳放回。施琅抵敌不住，保护着达素，拼命杀出重围，退回同安港，达素随即率残部回福州。不久，郑成功查知陈鹏欲降清之过，遂将其逮捕，凌迟处死，祸及全家。

扬帆启航 郑氏收复台湾(2)

高崎战场同样遭受惨败，充分表明清军此次进攻厦门缺乏周密的部署和详尽的计划，显得盲目和冒失。陈鹏既已密通施琅，清军也接受其降附，理应派人与之详商接应清军登陆的计划，并预先制定好各种应付意外的具体措施。然而，迎接清军的却是不知情的陈蟒所部，致使清军一靠岸就遭到迎头痛击，这是高崎战场失败的关键原因。

清军此番大举攻厦，几乎全军覆没，一向在陆地上所向无敌的八旗劲旅，终于领教了郑军水师的强大威力。从此之后，直至郑成功去世，清廷再也未曾议及进攻厦门。虽说清军这次失利的因素很多，但不习海战、不谙风汛潮汐，是其遭受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建立一支足以与郑成功相抗衡的水师，清廷认识到必须任用深悉海上作战之人，于是在厦门之战失利后不久，清廷即升任施琅为同安总兵。

由于施琅此役只是作为达素的副将参战，并没有实际的指挥权，他的活动在诸多史料中均只有寥寥数字，仅提及他随同达素率同安一路清军赴高崎。施琅熟悉风汛潮汐，­精­于海上作战，厦门惨败对他后来征战的战术和用兵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后来在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施琅率领清军攻取厦门、金门的战役时，特别注意与降军密切联络，以免重蹈覆辙。此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领兵征台时，所选用的将士皆为熟悉风汛水­性­的汉人；重视战略战术，经充分准备后才对澎湖的郑军发动进攻；讲究风向潮流的顺逆，待寻到乘风顺流的有利时机才与郑军决战；注意对郑军进行招抚，以分化和瓦解郑军的力量，终于兵不血刃收复台湾本岛。凡此种种固然是因施琅富有谋略，熟悉风汛水­性­，但与厦门海战所给予他的启示不无关系。

亲历攻厦之战惨败的施琅，悉心总结失败教训，深感清军不习水战实乃进攻厦门失败之根由。因此他一边加强防守，以防郑军乘胜进攻福建沿海地区，一边积极­操­练军队，以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开始考虑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水师队伍，以便与郑军抗衡，同时密切关注郑军的动向，注意情报搜集。施琅在耐心等待着清廷委以重任的时刻。

厦门一役，施琅的对手郑成功以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政治才能，布防严密，亲率水师迎击出海门进攻一路之清兵，并根据海上作战的特点，充分利用风汛制敌战术，将士戮力同心，抗敌英勇，击败清军的进攻，显示出强大的海上作战能力，进一步巩固了其以金、厦为中心的抗清根据地。然而，郑成功并未陶醉于眼前的胜利，在冷静分析了当下形势后，将目光投向了万顷波涛之中。这一次，郑成功极具战略远见的谋划将使他永垂青史。

郑成功所分析的形势无疑仍是严峻的。首先从全国的角度看，西南地区的抗清武装已基本失败，全国境内已无其他的反清武装能对清军起到牵制作用，在今后漫长的时期内，郑军将独立作战，面临清军的全力围剿；其次从眼前掌控的地区看，厦门离内陆太近，狭窄的海峡天险不足凭恃，一旦有失，则全军毫无退路可言。金、厦二岛，乃弹丸之地，可供回旋的余地太小，不但征取粮饷十分困难，就连安顿家属都存在问题。正如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有“台湾孔子”之誉的沈光文在《台湾赋》中所说：“金门寸土，不足养兵；厦门丸城，奚堪生聚？”可见金、厦两地对图谋反清复明宏志的郑成功不具有战略意义；从地区的角度看更令郑成功发愁，那就是此时清廷已采纳黄梧的“平海五策”，在东南沿海实行“禁海”、“迁界”，从经济上对郑军进行封锁。因此，在击败进攻厦门的清军后，郑成功并未因胜利而稍有懈怠。清帝病逝，新帝继位，为郑成功赢得了时间，可以对未来的发展进行详细的规划和考虑。此时郑成功想到了另辟根据地，他将目光投向了父亲曾进行过大规模开发的富庶之地——宝岛台湾。

台湾，西隔台湾海峡与大陆相望，距大陆最近处仅百余公里；东临太平洋，向北渡海可达日本，向南可通往东南亚、太平洋及印度洋各国，扼西太平洋航道之中心，是中国与太平洋各国的交通枢纽。台湾海峡呈东北—西南走向，北通东海，南接南海，也是中国海上交通要道。是东、南海之间往返的船只的必经之地，来自欧洲、非洲、南亚和大洋洲到中国东部沿海的船只也必须通过这里，从大西洋、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到日本海的船只—般也要由此经过，素有海上咽喉、中国“七省藩篱”之称。台湾岛内湖泊、河流纵横交错，瀑布风采各异，景­色­秀丽，成为台湾宝贵的自然风光之一。台湾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因而森林资源丰富，植被茂盛，种类繁多，自然条件易于稻米生长，是天然粮仓。

扬帆启航 郑氏收复台湾(3)

有鉴于此，郑成功力排众议，正式提出收复台湾。当时的台湾为荷兰人所占。事实上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相继侵扰台湾，或掠夺资源，或进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占领。因此，收复台湾就是要直接对西方侵略者开战。台湾本岛地形东高西低，人口会聚西部，以“澎湖为门户，鹿角为咽喉”。郑成功根据敌情地形，确定了作战方案：首先收复澎湖，以此作为前进基地，然后乘涨潮之机，通过鹿耳门港，实施登陆，切断台湾城、赤嵌楼两地荷军的联系，分别予以围歼，最后收复台湾全岛。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初一，郑成功率领众将士在金门“祭江”，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率大军二万五千人人，分乘两百多艘战船，浩浩荡荡离开金门料罗湾，向澎湖出发。经过近一年的激战，郑军给了霸占台湾的荷兰人以致命的打击。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一日，荷兰总督揆一在台湾城外正式向郑成功呈上投降书，荷兰侵略者对台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终告结束，台湾终于回归祖国。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对投降缴械的侵略者采取宽大政策，照顾他们的生活，并允许他们带走个人财产。揆一领着不足千人的残兵败将狼狈离开了台湾。此后，郑成功废除了荷兰人的殖民制度，改赤嵌楼为承天府，置二县，设安抚司于澎湖，派重兵驻守，总称台湾为东都；为纪念故乡，又改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同时，郑成功实行屯田政策，令数万军眷随军赴各地大量垦荒，大陆民众也陆续迁往台湾，在台湾南部和西部的彰化、云林、新竹等地形成一大批村镇。他还推广铁犁牛耕等生产技术，使台湾经济迅速发展。郑成功登岛后，对汉民和原住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颇受当地各族百姓拥戴。

收复台湾成为郑成功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最辉煌的事迹，夺取台湾后不久，永历皇帝朱由榔被杀，永历政权就此灰飞烟灭。郑成功也因内外交困，心力交瘁，于清康熙元年五月初八(1662年6月23日)病卒，时年三十九岁。郑成功一生短暂，但数百年来作为民族英雄受到海内外华人的无比尊敬。美国人詹姆斯·戴维逊在其著作《台湾之过去与现在》中评价郑成功是“东方现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有“坚强的意志、如火的热诚”，以极强的能力统帅着手下的各方杂烩。这位光绪年间美国驻台总领事甚至认为，“他不残忍，至少与同时代在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欧洲人比较”是这样。

郑成功去世后，其子郑经由厦门的洪旭、黄廷等人拥立继位，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改称台湾为东宁。郑成功子郑经、孙郑克塽前后治理台湾二十一年。郑氏祖孙三代理台，奖励制糖、制盐，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改进原住民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些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经过郑氏政权的经营，台湾摆脱了落后状况，社会进步，经济与大陆富庶地区齐肩，遂成为中国一个美丽富饶的岛屿。此系台湾史上一重要的开发和发展期，史称“明郑时代”。

收复台湾是郑成功戎马生涯中最光辉的业绩，其重大意义在于驱逐了殖民侵略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确保了中国版图的完整­性­。台湾同胞为纪念郑成功，将郑经原在台湾创建的郑氏家庙称为“开台圣王庙”。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采纳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建议，将“开台圣王庙”扩建为“延平郡王祠”，列入国家祭典。

郑成功东渡驱逐荷兰人，占领台湾的根本动因是为了给反清复明寻找一个根据地。郑成功进攻南京遭到失败，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沿海一带的根据地丧失殆尽，几万大军龟缩于金、厦两个小岛上，清政府又实施海禁政策。可以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实为形势所迫。在此之前，郑成功与台湾岛上的荷兰人相互间进行过大量的贸易，郑家的私人船队也曾经一度控制东亚和南海的国际贸易，只是因为时事逼人，为建立一个长久稳固的抗清根据地，至少是找个让自己稳定的落脚之地，郑成功必须驱走荷兰入侵者，收复台湾，以完成匡复明朝汉室的大业。如果我们要求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动机必须是为祖国一统，驱逐外虏，要求对于处在绝地求生状态的郑成功具有我们今天意义下的祖国感念，否则就认为他行为的思想意义不高，显然是错误的。必须记住的一个历史事实是，郑成功从外国侵略者手中夺回了台湾，此举对以后的中国意义重大。

扬帆启航 郑氏收复台湾(4)

清军厦门大败后不久，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顺治皇帝病逝，顺治第三子、年仅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继位，年号康熙，朝政大权落入以鳌拜为首的四辅政大臣的手中。清廷陷入朝政更迭的纷繁事务，无暇顾及对郑成功采取军事行动，正值此时传来郑成功取台的消息。想到郑成功由此可能会以台湾为根据地，与金、厦两地郑军相呼应，今后征剿郑军势必更加困难，清政府之气恼可想而知。急切间却对郑成功无可奈何，只好拿囚禁于北京的郑芝龙出气，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月初三，郑芝龙被杀弃市，在京家眷无一幸免。

厦门惨败使清廷认识到郑成功海上实力的强大，深感短时期内消灭郑军绝非可能，为限制郑成功的发展，也为最后消灭郑军创造条件，清政府发布了《迁界令》，即将沿海地区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增兵防守海疆。由此可知，当时清政府尚无很强的领土主权的观念，海权的概念就更无从谈起了。

《台湾外纪》记载，早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投降清廷的郑军将领黄梧就向清政府献“迁界之策”，其主要内容是：郑成功据守金门、厦门两个弹丸小岛，虽屡经清朝大军征讨，却剿之不绝，至今尚有强大之实力，究其原因是沿海民众给予了郑军大量的粮、油、铁、桅船等各种物资的援助。如若将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全迁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则郑军得不到物资补给，将不攻自灭。此外，黄梧还提出了“禁海”的建议，即将所有沿海船只全部烧毁，寸板不准下水。所有江河之上都竖起桩栅，不准货物越界，派兵时刻了望，违者立即处死。如此只需半年时间，海贼的船只无法修葺，自然朽烂，而且郑军人数虽然众多，只要粮草不济，自然瓦解，不需交战即可困死郑军。同时，浙闽总督李率泰也上奏道：沿海各省应立下严令，不准许一只船下海，违者立即处以重刑。

顺治皇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颁布了《禁海令》。严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不允许用大陆的产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有违禁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充公，违令者之财产奖给告发之人；负责执行该禁令的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缉，从重治罪；保甲不告发的，即行处死；沿海可停泊舟船的地方，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海；如有从海上登岸者，失职的防守官员以军法从事，督抚议罪。

禁令虽严，但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仍不断有人与郑军暗通线索，更有贪图厚利者，继续与郑氏贸易往来，而当地的一些官吏也为利益所驱，常有监管不力之事发生。

而迁界之事在《清世祖实录》中有详细记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清军厦门战役失利之后不久，浙江监察御史季振宜旧事重提，又上书分析征伐郑军的形势，建议在禁海的基础上实行迁界。他认为，东南之地本是天下最为富庶之地，全国的赋税大半出于东南，但近年来由于郑军成为闽、浙、江南三省之重患，朝廷屡次用兵，以至各地饱受战火蹂躏，民生凋敝。要想从根本上扫平郑成功，朝廷须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造船，不习水战的八旗子弟还须冒风波之险前去征战。因此，季振宜建议：闽、浙、江南等地应首先注重防御，而后才行征剿之策。防御之法应以断绝郑军物资来源为主，福建的漳州、泉州、兴化、福州，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杭州、嘉兴，江南的崇明、江­阴­、通州、镇江等处，应由督抚镇、都统、章京等官员驻防，各率­精­兵，严密防守，可使三省之兵声讯相通，互相支援，如此一来，郑军无处可补给，只能坐以待毙。

顺治对此建议十分重视，传旨“此奏内事情关系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详察议奏。”顺治十八年（1661）八月，清廷下达《迁海令》，以保证《禁海令》的施行。《迁海令》亦称《迁界令》，是《禁海令》的扩大和补充，是更为严厉的政令，具体内容是：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六省沿海及各岛屿的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居民官兵全部迁移到界线以内，在沿海一带形成一个无人区；沿海滨向内若­干­里界线由各地官兵划出，并严令军民人等不得私出境外，违者处斩。顺治十八年（1661年），《迁界令》开始实行，清政府勒令东南沿海五省滨海三十里的边民迁离故土，并沿内迁三十里处开挖两丈余深、两丈余宽的壕沟，临沟筑起四尺余厚、八尺余高的城墙，每五里设一个炮台、二个烟墩、三十里屯兵。秦汉时期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修筑在草原与田园之间的“长城”，如今修筑到了内陆与海洋之间。

扬帆启航 郑氏收复台湾(5)

迁界要求三日为期，全部迁移，执行甚为严厉。由于郑成功军队的主要据点在福建，对清政府威胁最大，因而迁界令在福建以及与福建相邻的广东、浙江三省执行得最为严格。《台湾外纪》中载，朝廷的命令从传达之日起，以三日为限，必须全部拆迁，居住偏远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将行迁界，居住得近的人闻听消息也并不相信，然而刚过了两天，官兵即如狼似虎地前来驱赶，不少百姓来不及收拾任何财产，就被强行驱赶离家，那些督迁的官兵还乘机肆行掠夺。据清初“海外散人”所撰《榕城纪闻》记载，朝廷命令一下，大火烧了两个月，惨不可言。兴州、泉州和漳州三府尤其严重，所迁之民，全都失去生计，颠沛流离，号泣之声凄厉，背夫弃子、失父离妻的人间悲剧随处可见。福建总督范承漠承认，福建地区的绝大多数百姓维持生活的主要方法不是耕种土地，就是下海打鱼，自迁界以来，民田被废弃两万余顷，沿海之房屋化为废墟，出海捕鱼的工具悉数焚毁。老弱­妇­幼，因冻饿而死，曝尸于荒野者数不胜数，以至于老幼者填于沟壑，荒野中白骨累累。四处逃荒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其状惨然。

清廷的第二次迁界于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实施。两次迁界，给沿海诸省居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经济损失。

清政府实施海禁和迁界举措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利用这样一个隔离，对郑成功进行经济封锁，断绝海上贸易往来，阻塞大陆货物的出海渠道，使郑氏集团既不能获取大陆的商品和军用物资，又无法向沿海居民征收粮饷，坐困郑氏集团，令其不战而降。清政府实施的封锁措施确实收到了较为显著的效果。由于海上运输能力的限制，粮饷供应不能满足郑军需求，造成大批郑军降清或逃亡，同时也使郑军不得不加重台湾本土的赋税征敛，对台湾的经济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耗，客观上为清廷最后统一台湾创造了条件。但单纯的陆上封锁策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保证完全切断郑军的一切对外经济联系，更何况时间一长，其陆上封锁也会渐渐懈怠。连清政府官员也承认，驻守的官兵有时为了避免麻烦，对过境与郑军进行贸易交往的百姓，常常听之任之，不加­干­涉。

二十余年的海禁迁界失大于得，弊大于利，这是由于在封锁策略和封锁措施两方面的失误造成的。在封锁策略上，清政府实行单纯的陆上封锁，没能以海上封锁相配合，因而作用有限。从封锁措施来看，清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禁海迁界，不考虑这些措施会给沿海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阶级本­性­决定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做好善后安置工作、减少民众生命财产损失，其后果是清政府财政收入锐减，民心渐失。

有趣的是，清朝统治者对于自己的文治武功历来是不厌其繁地张扬备至，惟独对于禁海迁界这个涉及东南各省、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年的重大政策却很少记叙，连《清世祖实录》中也只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这多少也可以看作是清廷的自省吧。

顺治十八年（1661年）九月，清廷派出钦差大臣前往沿海各省监督《迁界令》的执行情况，出巡福建的钦差大臣是兵部尚书苏纳海。苏纳海，满洲正白旗人，曾任多尔衮的侍卫，参与过将《三国志》译成满文，深知用兵与用人之道。该大臣至闽后，福建即迁沿海居民入内地，离海三十里内的村社田宅尽皆废弃。据《襄壮公传》记载，苏纳海不仅监督实行《迁界令》，还巡视了驻闽的各清军部队，观看了施琅整练兵马的情况。同月的三十日，苏纳海回到京师，即上奏清廷，举荐施琅为总兵。十月二十五日，清廷即擢用施琅署都督佥事、同安总兵官。《八旗通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兵部侍郎苏纳海至福建清海疆，奇琅，荐之朝。加都佥事，补同安总兵官。”苏纳海的举荐能迅速地得到清廷的准予，不仅是因为施琅有才­干­，也与当时清廷更加重视对郑军的招抚密切相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发布了《招抚郑成功部下建功来归诏》，诏书写道：郑成功部下之“伪官将士人等，只因陷溺既深，虐焰久锢，自揣罪重，即归正抒诚，恐难邀宽典，踌躇观望，情所必然。朕洞鉴隐衷，深为悃恻。兹特开一面，赦其既往之辜，予以功名之径。”并颁下奖赏标准：“凡伪官将士人等，有能将郑成功生擒来献或斩首来降，必定破格论功，锡封公侯；如不能擒斩郑成功，或擒其妻子，或各率所属伪官兵丁投诚，亦从优叙录，不吝高爵重赏。”

扬帆启航 郑氏收复台湾(6)

这道诏书反映了清政府推行招抚策略的决心，也显示出进剿不成，清政府对开展招抚所寄予的厚望。为此清政府还规定有具体细则，凡海上郑军武官率众而降者，不问真伪，照原职补官；单身投降者一般降四级录用；有立功表现者降二级，武官可以改任文官。同时还下令保护沿海等地与郑军有乡邻督党等社会关系之人，不许挟嫌报复陷害。到后来，为进一步加强对郑军的分化瓦解力度，清政府在漳州专设处理郑军归降事宜的“修来馆”，又称招来馆，对招来的郑军文官照原职拨部补官，武官一律保留现职；士兵和平民没有剃发的赏银二十两，已剃发的赏银五十两；愿入伍者立即拨在营中领取饷银，愿返乡者送路费发回原籍安置；对屡次逃走而复来者也一视同仁，照样给赏，不加追问；甚至对郑军间谍，发现后不仅不予追究，反诱以厚利，多方感化，收为己用。这种种措施，表明清政府对招抚策略的高度重视，确实卓有成效地起到了分化瓦解郑军的作用。施琅原系郑成功部将，不仅了解郑军，且与郑军一些将领关系密切，因此正是对郑军进行瓦解工作的理想人选。

施琅升任总兵。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和郑氏集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爱新觉罗·玄烨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即位，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皇帝之一。康熙以聪慧的才智和政治品格，一生为国家民族创建了鼎盛的伟业，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文韬武略最为突出的一位君王，被誉为“千古一帝”。他一生除鳌拜、平三藩、视察黄河、疏通漕运、任用良将、东收台湾、北定疆界、与蒙古诸王结盟、西征噶尔丹、汲取汉文化，发展民族经济，推行富国强民的政策措施，完成了统一中华、振兴中华民族的大业，是中国最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缔造者。不过，当时的康熙尚年幼，就连施琅总兵之任，都是由辅政大臣鳌拜决定的。

台湾岛内，郑成功病逝，诸将公推郑成功之弟郑世袭为护理，主持台湾事务，但郑世袭却存有野心，与黄昭等部分将领密谋自立，形成与厦门的郑经相拒的局面。郑经闻讯，在众将领的举戴下，立即宣布继位，称为“世藩”，并为郑成功发丧，之后将囚禁的周全斌放出，任命其为五军都督，准备进兵台湾，攻打主持台湾事务的郑成功之弟郑世袭。

施琅探知郑氏的这些情况后，迅速向福建总督李率泰作了汇报。清政府接到施琅的情报，认为“海上人心摇动，纷纷离散，行动不一”，于是加紧了招抚活动。据《台湾外纪》所载，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清福建总督李率泰接获施琅所呈成功病逝、郑氏内部不和的消息后，经与靖南王耿继茂计议，即派遣都司王维明、李振华、总兵林忠前往厦门招抚郑经，提出的条件是：剃发、上岸，即保其荣华富贵。郑经此时因郑成功病逝，郑军内部人心惶惶，正忙于准备前往台湾平定内乱，为便于集中­精­力解除后顾之忧，密令郑泰、洪旭等佯与清政府谈判，答复清廷欲行招抚的条件为：照朝鲜例，不剃发，仅称臣纳贡而已。八月，耿继茂、李率泰派林忠等人往厦门，要求郑经送还郑军攻占的州县印信，以示确有谈判诚意。郑经为争取时间以靖内患，应允了清廷的要求，派人缴还明朝所赐予郑氏的敕命等，以骗取清政府的信任。十月，郑经亲率五军周全斌、侍卫冯锡范、咨议参军陈永华进兵台湾，斩杀了举兵相抗的镇将黄昭等人，仍善待郑世袭。至此，郑经内乱平息，政权稳定下来，正式继郑成功之位，成为郑军统领人物。十二月，清廷通知郑氏负责和谈的洪旭：若要接受招抚，必须剃发、登岸。郑经此时内乱已靖，遂断然拒绝，清廷的招抚毫无成效。郑经平定了台湾内乱之后，分派诸将驻守台湾各个要地，诸事安排妥当，郑经率大队舟师回到厦门。

其实，清廷始终未放弃武力平台的准备，在行招抚之策的同时，也在积极整修兵马船只，随时准备再攻金、厦。清廷总结了进攻厦门海战失败的教训，充分认识到，欲平沿海之乱，必须组建水师。清廷在与郑军交战多年，终未占得上风，其因在于八旗军队的铁骑强弓宜于陆地称雄，拙于海上作战。而郑氏集团为海上世家，其海上武装力量之强大，在当时尚未有人能够望其项背。郑军攻城掠地，飘忽无定，又以孤悬于海外的金、厦二岛为基地，现又拥有澎湖、台湾为根据地，恃此海峡天险，清廷望洋兴叹，对之更是无可奈何，如欲与之抗衡，乃至于消灭之，必须建立一支足能与之匹敌的水师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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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启航 郑氏收复台湾(7)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清政府决定在福建建立水师，设置水师提督一名、总兵两名，令兵部会同大学士苏纳海、尚书车克就有关事宜速议具奏。苏纳海官居大学士，位高权重，而且他到过福建等东南地区，对沿海形势及驻防的将领都较为了解，尤其欣赏施琅的才­干­，因而苏纳海再次举荐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掌握大权的辅政大臣鳌拜曾任命施琅为同安总兵，对施琅颇有好感，因而当施琅，鳌拜很快同意了苏纳海的再次举荐。七月，清廷颁令，提升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并征募漳州所属各县水兵组建水师。十二月，命水师提督施琅率兵四千驻扎于海澄县，并在此海防前线指挥训练新军，建立海军基地，其属下左路水师总兵官带兵三千驻扎闽安县，右路水师总兵官带兵三千驻扎同安县。至此，清朝第一支水师部队组建起来，施琅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海军统率——水师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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