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史实，都有据可考。东汉史学家、文学家蔡邕《独断》文案之中便有记载:‘秦承周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为号。汉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汉天子正号曰（yue）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除此之外，唐章怀太子李贤的《汉制度》之中也有注释:‘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诏书者，诏，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云，如故事。诫敕者，谓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诏敕某官。它皆仿此。’”

“魏晋、南北朝时诏令与汉代相仿。一直延续到唐朝，略有更改。”

唐顺神色从容，不疾不徐，侃侃而谈：“唐代诏令改为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七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