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海因里希·伯尔

有人把我们这一代人在1945年后所作的那些最初的文学尝试称作废墟文学，试图以此表示对这些尝试的轻蔑。对于这种称呼，我们没有反驳，因为它的存在是合理的：的确，我们所描写的人曾经生活在废墟中，他们是从战争中摆脱出来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也包括儿童，都同样地受了创伤。他们目光敏锐，他们在观察，他们当时绝对没有过真正太平的生活，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状况，他们身边和周围的一切，没有一点宁静与和谐，我们这些写作的人感到与他们是那么接近，以至与他们构成一体。我们与那些黑市商人及其受害者，与那些难民以及所有因为其他原因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构成一体。当然，首先是与属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构成一体，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曾经有过一个奇特而值得纪念的经历：回归故乡。他们从那场一开始几乎没有人能够相信还会有尽头的战争中摆脱出来，回到了故乡。

因此，我们写战争，写归乡，写我们在战争中看到的和在归乡时发现的：废墟；这就引出了归属于这一新崛起的文学的三个中心词：战争文学、归乡文学和废墟文学。

出现这些名称是有根据的：因为曾经有过战争，而且持续了六年；我们从战争中摆脱出来，回到了故乡；我们看到了废墟，所以我们描写废墟。可是有人竟用责难的、近乎气人的语调来使用这个名称，这是令人奇怪和值得怀疑的。尽管他们似乎还没有说我们对曾经发生过的战争和处于废墟中的一切应负责任，但是他们却公开抱怨我们已经看到和曾经看到了这些现象。然而我们的眼睛没有蒙上绷带，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敏锐的眼睛就是作家的手艺工具。

对我们来说，如果将同时代人诱向田园牧歌式的世界，那是太残忍了，因为一旦人们从中醒悟过来，那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彼此真的要玩捉迷藏的游戏吗？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对绝大多数法国贵族来说，就像骤然起了一场暴风雨，巨大的惊讶简直就是一种惊愕：因为他们丝毫没有预感。他们在田园牧歌式的隐逸状态中几乎度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女士们换上了牧羊女的装束，先生们也打扮成了牧羊人；他们结伴来到一个具有人为的乡村风光的地方，一起歌唱、游戏，自以为在安度柔情蜜意的时光——而实际上却是道德腐朽，就像病毒侵蚀，躯体腐烂。——他们向外界展示着乡村的清新与纯洁——他们彼此在玩捉迷藏的游戏。这种风尚——其中那种略带甜蜜感的腐化对我们今天来说实在令人作呕——是由某一种文学造成并得以生存的，那就是牧歌小说、牧歌戏剧。那些作家大胆地玩了捉迷藏的游戏，他们对此负有责任。

可是法国人民却用革命回敬了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游戏。尽管这场革命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了，但我们今天依然感受到它的影响，依然享有它所带来的自由，即使我们并没有始终意识到这种原因。

十九世纪初，在伦敦有个年轻人，他从来没有过上欢快的生活：他的父亲由于破产负债而深陷囹圄，这位年轻人在自学补上荒废了的学业并成为一名记者之前，曾经在一家鞋油厂做过工。不久，他开始写小说。在小说中他写了亲眼目睹的事情：他的目光曾触及监狱、贫民窟、英国人的学校……这位年轻人所看到的一切很少有欢快可言，可是他描写了它们。然而奇怪的是居然有人读他的书，而且是许许多多的人在读。就像他注定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一样，这位年轻人取得了成功：那些监狱实行了改革，贫民窟和学校受到了彻底的重视。它们都发生了变化。

这位年轻人名叫查尔斯·狄更斯。他有一双十分敏锐的眼睛，这是一双人的眼睛，它在通常的情况下既不完全干枯，也不完全潮湿，而是湿润的——湿润这两个字在拉丁文里就是幽默。查尔斯·狄更斯具有十分敏锐的目光和幽默感。他的目光是如此敏锐，以至他对没有看到过的事物也能描绘——他并没有使用放大镜，也不求助于使用一副拿倒了的望远镜的窍门——既可将事物看得非常精确，又离它非常遥远，他也没有给自己的眼睛蒙上绷带。虽然有时候他也有足够的幽默与自己的孩子们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但是他并不生活在捉迷藏的状态中。最近的那些论调好像正是要求现代作家不要把捉迷藏当做游戏，而应把它当做状态。但是我重复一遍：敏锐的眼睛就是作家的手艺工具，它要敏锐得足以能看到他自己以及还没有进入视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