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假设作家的眼睛看到了一个地窖：那里有个男子正在桌子旁边揉面团，他的脸上满是面粉——他是一个面包师。现在作家看着他站在那里，就像荷马也看到了他，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也看到了他——看到了这个为我们烘制面包的男子；他就像这个世界一样古老，他的前途就像到了世界的尽头。然而正是地窖里的这位男子正在抽烟；他也去看电影。他的儿子已在俄国阵亡，被埋葬在三千公里之外的一个村庄的边上；他的坟墓如今已被铲平，上面也没有十字架，拖拉机代替了犁耙，像往常那样耕犁了那块土地。这一切都发生在地窖里那位脸色苍白、默默无语、为我们烘制面包的男子身上——他既有痛苦，也有欢乐。

现在，作家的眼睛又看到了一家小工厂那蒙着灰尘的窗玻璃后面一个瘦小的女工，她正站在机器旁冲制着纽扣。纽扣，没有它们，我们的衣服也许就不成其为衣服，而只能是松松垮垮搭拉在身上的布料，它既不能美化我们，也不能温暖我们。至于这位女工，每当下班后，她就会抹上口红；她也会去看电影，也会抽香烟；她还会与一个修汽车或开电车的小伙子一起散步。然而正是这位年轻的姑娘也有自己的身世：她的母亲就葬身于某一块废墟之中，被深深地埋在一个用污泥碎石堆成的小山下面；她的坟墓与那位面包师儿子的一样，也没有十字架装点。那位姑娘也只是偶尔——一年一次——才到埋葬她母亲的地方去，在那堆肮脏的废墟上放一束鲜花。

以上两个人，面包师和那位姑娘，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依附于这个时代，那些年份就像一张网缠绕着他们。要让他们从这张网中摆脱出来，那简直就等于要他们的命。可是作家需要生命。除了废墟文学，还有谁用别的方式能维系上述两个人的生命呢？捉迷藏的作家只看到自己的内心，他只为自己建造一个舒适的世界。二十世纪初，在德国南部的一座监狱里关着一个年轻人，他写了一本很厚的书；这个年轻人不是作家，也永远成不了作家，可是他写了一本很厚的书。此书曾被列为禁书，但也曾销售了几百万册：它简直可以与《圣经》匹敌！这是一个男人写的书，这个人目空一切，在他的内心除了仇恨、烦恼、憎恶以及其他一些令人讨厌的东西之外别无他物。——他写了一部书，我们只需要睁开眼睛：我们目光所及，到处都能看见毁坏的东西，这些毁坏的东西都应记到这个家伙的账上。这个家伙叫阿道夫·希特勒，他的眼睛不是用来看东西的，他的那些相片都是歪斜的，他的作风叫人无法忍受——他不是用一个人的眼睛，而是用一种畸形的观点看待这个世界，这种畸形观点造成了他的灵魂的扭曲。

凡事只要留心查看，就都能看清！在我们动听的母语里，“看”这个字有一种单用光学上的范畴无法穷尽的释义：一个人只要留心查看，他就能看穿事物。看穿事物，这对一个人来说应该是可能的；他还可以借助语言来看穿事物，洞察事物。作家的眼睛必须是人道的、廉洁的：人们不一定需要玩捉迷藏的游戏，因为世上还有玫瑰红、蓝色和黑色的眼镜——它们总是恰好按人们需要的颜色来掩饰真实。玫瑰红的身价高，因为它通常十分招人喜爱——因此它被收买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有时候黑色也招人喜爱；一旦如此，黑色的身价也就高了。但是我们看待这些东西应该看到它们原来的样子，应该用人的眼睛去看；这双眼睛既不完全干枯，也不完全潮湿，而是湿润——我们应该记得，湿润这个字用拉丁语说就是幽默——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的眼睛也会变得干枯或潮湿，而还有一些事物，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引起幽默的可能。我们的眼睛每天要看许多东西：它们看到了为我们烘制面包的师傅，看到了工厂里的女工；它们注意到了墓地，它们看到了废墟：城市被摧毁了，城市变成了墓地；在这些墓地的周围，它们又看到了新建的房屋，这使我们想起了舞台上的背景。人们不是住在这些房屋里，而是被管在这里，他们被当成了保险者、国民、市民、付款者和借贷者——为了管住某个人是有无数理由的。

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提醒人们，一个人生来不是为了受人管理，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那些破坏并不只是一种外部行为，它们也不是那么微不足道、自然而然，以致人们可以奢望在短短的几年内将其治理好。

在整个西方教育界，荷马的名字是不容置疑的：荷马是欧洲史诗的鼻祖，荷马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特洛伊城的毁灭以及奥德修斯的回归故乡，所以对战争文学、废墟文学和归乡文学这样的称呼，我们没有理由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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