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不久,王莽又下旨让高句丽出兵,配合他攻打匈奴。但高句丽与匈奴并无宿怨,不愿意接受王莽的旨令,迟迟地按兵不动。
王莽深感大失面子,于是催迫甚急。结果,逼得一些高句丽人出逃,成为骚扰边境的流寇。辽西大尹田谭尾追镇压,也被其所杀。
乱子闹大了,地方官们为了推卸自己的罪责,就把错误扣到归顺中国的高句丽侯身上,要求惩罚高句丽侯,以警戒高句丽人。
这时,也只有严尤表示反对。
他反驳说:“高句丽人犯法逃逸,并不是高句丽侯造成的;即使高句丽侯真有它心,也应命令地方当局对他进行安抚才是。如果高句丽侯也跟着匈奴参与叛乱,夫余等族必然起而响应。没等我们那里战胜匈奴,这里夫余、穢貉又都反了,这可是我们最值得忧虑的大事啊!”
王莽一听严尤的建议就很不高兴,他当即拒绝采纳严尤的安抚政策。照旧命令转运军队和粮食,引起天下骚动。
当时,屯守边境的官吏士兵行为放纵,内地百姓愁于征发粮食物资和劳役,有些地方的人民就放弃了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城郭,流亡为盗贼。而以并州(州名,辖有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大部和河北省西部等地区)、平州最为严重。
王莽令七公、六卿都兼将军称号,派著武将军逯并等人镇守名都。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别镇守沿边大郡,试图安抚百姓。
然而,那些奉命监视擅自兴兵作乱的大奸猾的人,都乘便在外作奸犯科,挠乱州郡。他们公然像市场交易一样地行贿受贿,侵渔百姓。
王莽闻知官吏,将领们的作奸犯科,很是震怒,就下诏书严厉责备:“从今天起,再有胆敢犯此法的,立即逮捕,开列姓名奏报!”
然而,朝廷的法律法令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他们仍然放纵自若。
北疆自宣帝以来,边塞几代人都不见狼烟烽火的警报,人民旺盛,牛马布野。
等到王莽挠乱匈奴,与匈奴为敌开战,边民死亡、被俘,死伤累累。数年之间,北部边境虚空,原野出现了暴露的尸骨。
王莽的外交政策,也是对内政策的延续。
对内,王莽要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对外,王莽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
王莽对匈奴发明了“挠乱”政策:刺激他们的敏感部位,先是派人搜寻、利诱早年的呼韩邪单于(王昭君“和亲”的单于)的后代,打算逐步把他们封为十五个小单于,用来分裂匈奴,并取代现任单于;
在细小事情上,他也破坏原来的信任关系,制造疑隙,无聊之至地收回单于的玉玺,易之为“章”;集结三十万军队,准备攻打匈奴,从而破坏了维系数十年之久的北部边境的和平。
所谓“挠乱”,其实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为政治民,最忌讳来回折腾官民百姓。
中国历代文治中的“上无为而民自化,上无事而民自富,上无欲而民自朴”,实为治平天下的不刊之论。
治理天下,从问题出发,不得已而为之。与此相反的路线,则是王莽的,要实现古代的某种模式或未来的某种理想,从“利天下”出发,“挠乱”百姓,结果必定是天下大乱。
王莽的动机且按下不论,其所作所为,可概括为“内则挠乱百姓,外则挠乱四邻”,从此天下纷纷,四境多事,民不聊生。
王莽的“龙椅”也就驾在了火山口上,随时面临着覆灭。
后来,也不出严尤所料,东北少数族穢貉等果然反叛朝廷。
严尤在王莽的集团中,可以说的确算是一个佼佼者。他眼光锐敏、头脑清醒、办事干练。然而,却得不到王莽的信任。
他虽然对王莽的一系列对外政策很不满意,但却对王莽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让他对王莽始终忠心耿耿,充满着愚忠的情绪。
“是啊,回想起来,过去汉帝国的皇帝给了自己什么呢?自己空怀一腔热血、满腹经纶,却只有蛰居草野,一名不文,默默无闻。”严尤在心中叹息。
“是新皇帝不拘一格降人才,方使自己登上了政治舞台,才有了今天的赫赫功名。
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死而何憾呢?”
严尤也知道皇上王莽的性格浮躁多动,不能一日无事;每有所复兴创立,动不动总想摹仿古人,不分析实际情况,制度又变化不定。官吏趁机作奸,天下愁怨之声四起,大量的人民陷入刑狱。
其实,皇上王莽并不是完全不知道人民的愁怨。
于是,他总是下诏书,试图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决。
比如他下旨说:“那些谋生的王田,都可以出卖,不必拘泥与法律。凡私下买卖人口的,一律不予处罚。”曾经试图缓解社会矛盾。
然而,同他的其他的政策法令一样,那些政策法令大都荒谬混乱,而且前后矛盾。刑罚残酷,赋税烦苛,一切如故,并没有因一纸圣旨而发生根本的改变,更加招致百姓们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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