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由于赤眉部众拥戴式侯刘恭的弟弟刘盆子做皇帝。所以，式侯刘恭就自动到玄汉的司法机关自首，被囚禁诏狱。

得知更始帝刘玄逃走，式侯刘恭就自己逃出诏狱，前去进见原舂陵侯的嫡子—定陶王刘祉。

刘祉把他身上的刑具去掉，两人一起骑马去追赶上刘玄，他们一道逃到了渭水河岸暂避。他们计划一同向老家南阳一带逃离。

玄汉右辅都尉严本，担心更始帝刘玄一旦逃亡，以后赤眉将领们夺得朝廷后，追究起来，可能会将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诛杀。

于是，他派军截住逃亡的皇帝刘玄一行，并将更始帝刘玄护送到高陵。名义上是派军保护，实际是监押看管。

那时，长安城中留下的玄汉文武百官，差不多全部投降赤眉。只有宰相曹竟拒绝投降，用宝剑抵抗赤眉军队，被诛灭。

这样，玄汉中央朝廷，宣告彻底覆灭。

九月，汉皇帝刘秀，在洛阳前线，闻听到了玄汉朝廷覆灭的消息。

于是，刘秀布告天下，下诏册封刘玄为“淮阳王”。

诏书言道：“无论官民，胆敢杀害更始将军刘玄的，罪状跟十恶不赦的大逆重罪相同；把更始刘玄护送到汉朝廷的，封为侯爵。”

刘秀想以此来争取原来效忠玄汉朝廷的官民，转而让他们对刘秀新生的汉朝廷给予支持。

秋季，刘秀大军继续展开进攻洛阳的战斗。

刘秀为了确保洛阳之战的万无一失，他按照以前制定的部署，一面让建威大将军耿弇，率领强弩将军陈俊，驻扎五社津，防备荥阳以东的梁王刘永，掩护自己左侧背的安全；一面命令大司马吴汉率领建义大将军朱祐，廷尉岑彭，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等十一位将军，率领大军十多万，重重包围洛阳。

然而，进攻洛阳的战事并不顺利。一连数月，从七月开始，一直到九月，汉军都久攻洛阳不下。洛阳在玄汉将领朱鲔等的固守之下，拒不投降，一时无法攻克。

战事纠缠，令刘秀十分烦心，非常忧心。而刘秀对洛阳却又是志在必得。

于是，思量之下，刘秀决定还是采取和平攻势，力争以招降的方式，解决洛阳问题。

刘秀深深明白，洛阳地处中原，号称东都，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洛阳在前朝和王莽新朝时，就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大都市。这里东连齐鲁，南接梁楚，交通发达，商业繁荣，是天下五大都市之一。

那时，长安作为王朝的首都，已经有了很多不利之处。尤其是，随着人口的增加，粮食供应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经济形势的变化，使洛阳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

而且，刘秀深知，从自己的势力发展来看，也必须选择洛阳作为自己的首都才行。刘秀刚刚称帝，更始帝刘玄的残余以及其他割据朝廷大军还在长安的附近，赤眉的主力也已经逼近威胁长安京师。

即使自己将来要克复长安，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样的话，客观条件当然也是不允许把长安作为首都的。

并且，刘秀是以河北地区和河内郡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定都洛阳，就可以充分依靠这里的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持，依赖洛阳的浩大的影响力来巩固新生的朝廷。

而关东地区，割据势力很多，一时根本就难于平定。东方地区，更是对手众多，淮南有李宪，琅琊有张布，东海有董宪，夷陵有田戎。定都洛阳，就可以以此作为基地，既可以向东扫平这些势力，又可以向西支援进入关中作战的邓禹大军。

并且，洛阳现在早已经是一座孤城，处在了刘秀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邓禹入关向西作战，就已经完全割断了洛阳与更始帝中央朝廷的联系。在河内大战中，朱鲔大军又遭到惨败。他们的军事力量，已经大为削弱，洛阳似乎已经唾手可得。

刘秀自己还与强华案图谶，推五运，认为汉为火德，周（指洛阳）苍汉赤，水生木，木生火，赤代苍，所以应该把首都建在洛阳为宜。

计议已定，刘秀就更加想尽快把洛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可是，洛阳守军主将玄汉左大司马朱鲔，却是自己的杀兄仇人，而且是贼人的主犯，自己至少有上百个理由，必须屠灭他，置他于死地。

朱鲔明知自己犯下的过失，他当然会以死相拼，坚贞不屈。

但如果刘秀不能心胸宽广地饶恕自己的对手，屯兵坚城之下，引起周围割据势力反击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大。天下局势，就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如果一味强攻，也会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或是同归于尽，这是刘秀最不愿看到的事情。

刘秀深深懂得，对于敌人，最上等的策略是不战而能屈人之兵。如果不能彻底消灭，就应该学会容忍和包容。

而宽容和气度，却不是天生的，而是要有高度的智慧和自我克制的精神。

只有具有胸襟开阔，目光敏锐的能力和气魄，才有可能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

化敌为友，是最高的谋略。只有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才会认为自己的权力无限，强权万能。以致徒然制造和招来更多的敌人。

想通了这些问题，刘秀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他急忙传下旨意，召见廷尉岑彭到皇帝行辕接受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