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杀的冬季终于过去，又迎来了建武十六年（公元0年）的春天。

其时，大乱的局面刚刚得以安定，人们的生活才刚刚有了一些改观。普通的黎民百姓都渴望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和平安宁的日子。

不想，刘秀的度田的善政，却变成了暴虐黎民的苛政，这是刘秀始料未及的。

自去年以来，刘秀的心情就极不平静。国事与家事纠缠在一起，令刘秀烦忧，痛心，恼恨。

大司徒韩歆的被逼自杀；瘟疫，饥馑的流行；度田遭受的严峻挑战；贪官污吏的猖獗与贪婪；天下百姓的骚动不安，反叛的消息不断传来；宫廷内皇后与诸妃的矛盾日渐升级，都令刘秀不得安宁。

刘秀虽然已经急得焦头烂额，为国事日夜忧愁，但依然决心把度田进行到底。他明白，自王莽以来，土地问题，就一直牵动着国家的命脉，刺激着统治者的每根敏感的神经，考验着统治阶层的集体智慧。

莽贼的灭亡，归根到底，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土地问题没有得到合理妥善的解决。他没有寻找到一条为利益各方都能基本接受的妥协之路。

而刘秀自己并不希望在同一问题上同王莽一样重蹈覆辙；他自己也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即使这件事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一些根本利益，会遭受他们的拼命对峙与反抗，但为了社稷的前途，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自己都必须要和他们战斗下去。不如此，黎民百姓的苦难与怨愤将会愈多，社稷也必然走上覆灭。

刘秀一向厚待部下，很少处理惩罚王公大臣，此次大刀阔斧地严厉处罚徇私舞弊者，可说已经是忍无可忍。

处置妥当宗室大臣刘隆与大司徒欧阳歙枉法徇私的事情后，刘秀却是越发震惊与恼怒：

“想不到朕的执政团体是如此的贪腐不堪；基层的朝廷机构是如此的腐败无能；自己的为民着想的善政，居然会变成扰民侵民的苛政，这是完全违背了朕当初的设想和心愿的。”

而刘秀与民谋利的理想，却恰恰都要依靠这些官吏去执行，这令刘秀深感沮丧，也有些不知所措，哭笑不得。

“由此看来，”刘秀想道，“光有美好的治国梦想，不充分考虑到各方利益的均衡与协调，以及各项政策实施后各阶层人士的反应；不充分考虑到政策可能产生的不同后果，甚至是后遗症，都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看来，如今的当务之急，还是朝廷的建设问题：不花大力气整顿官僚机构队伍，再好的理想与国策，都会在各级官吏们追求各自最大利益的驱使下，变成扰民，乃至害民的苛政暴政。

现在看来，先贤们心中早就拥有的担忧，预料中可能产生的恶果，并非是他们的杞人忧天之举，实在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智慧的结晶啊！

施政不当，用人不当，必然会最终导致朝廷的动荡与覆灭，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如今，老天已经用日食，民变，天灾来警示自己。而自己如果再不醒悟，也会面临王莽当年那样的悲惨结局。”刘秀为那些国事不住地思索，沉吟。

九月，刘秀惩处度田贪腐的铁拳再次高高举起。

河南尹张伋以及涉及度田不实的郡守十余人，被指控丈量农田徇私舞弊，包庇豪强，欺凌弱小，被逮捕下狱，全部处死。京师，地方官吏，为之颤栗。

然而，刘秀的严刑惩治，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度田不仅没有解决无地百姓，复员士卒的根本利益问题，反而激发了社会潜在的矛盾。

不满朝廷政策的豪强们借机反扑，他们不断地煽动中小地主，以及那些无地的农民，发动叛乱，对抗朝廷度田的政策。

一时，天下嚷嚷，眼看大乱又要发生。

面对着如此危局，刘秀度田的思想开始有些动摇。思之再三，他还是决定用恩威并用的方式，瓦解叛乱，使天下重归安宁。

因为刘秀明白：这些民变，其实是代表地方豪强势力的，地方大姓兵长对度田的武力抗拒；如果朝廷不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借机控制和解散豪强地主的武装，瓦解他们的势力，则更大的后患就会随时降临；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地方势力将会急剧膨胀，甚至达到尾大不掉的局势。那时，中央朝廷的威信就会大打折扣，地方割据的局面就会再次降临，时局动荡的场景就会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