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之假，起于骗子；中度之假，起于牟利；广泛之假，起于文化。

不错，还是回到那个平静的学术判断：中国文化严重缺少证伪机制。

正因为是千年机制，实在无可奈何。即使我们天天见假而恨，见假而怒，见假而泣，却仍然不知如何从根本上整治。当然也能看到一些整治措施，但对这些措施的长久效能，却还心存怀疑。

那么，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呢？

我想，既然主因在于文化，那也不妨从文化上说说它。有效无效，大效小效，那就顾不到了。

我曾反复论述，一切文化的最后成果是集体人格，而中华民族对集体人格的选择是君子之道。但是，正是在君子之道的伟大结构中，羼杂了大量的虚假和伪诈。

“伪君子”，在中国语文中是一个常见词语。而且，一见这个词语，多数中国人都会联想起一张张生动的脸庞，一个个鲜活的身影。

但是，当“伪君子”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恶名，它又有可能成为一枚石块任意丢掷，伤及不该伤害的人。在我看来，仅仅是只求其表，只求其名，还算不上“伪君子”；一直想做君子而修炼不够，处处露怯，也算不上“伪君子”。只要不是故意作假，一切向往君子的企图都应该鼓励。我注意到了，随意地把别人称作“伪君子”的人，自己究竟是什么人，倒是特别应该存疑。

我会在下文中列举出一些已经被法律认定为罪犯的“伪君子”，借以说明，在哪些方面，君子最容易被“伪”；在哪些方面，君子最不应该被“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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