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彻晚年，比起前线的失败，国内的形势似乎更令人担忧。

刘彻终其一生都喜欢铺张浪费，好大喜功。建宫殿、修明堂、封禅、求神仙，哪个不是烧钱的罐子？他用兵数十年，战时的费用加上战后的赏赐，所需的钱财更是多到不可计数。虽然文帝和景帝给他攒下了巨大的财富，但也架不住刘彻这样折腾。几十年来，为最大程度地圈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刘彻着实费了不少心思。笼统地说，他大概做了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权收归国有，也就是后人最为熟悉的盐铁官营。吃饭必须有盐，耕地必须有铁器，它们是农耕民族的刚需，而且是消耗品，虽然每家每户的所需不多，总和起来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以往朝廷并不对盐和铁进行管制，地方上的奸商和诸侯仗着地利开山得铁，煮海得盐，着实是一条暴富的路子。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刘彻正式下令将盐和铁收归官营，天下有敢私自铸造铁器及卖私盐的，一律处以没收工具、罚款及砍掉左边脚趾的惩罚。

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好的政策，既极大地增加了财政收入，又阻止了少数豪强用此牟利，减少了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此后虽然经历了朝代更替，但朝廷始终把盐和铁紧紧地抓在手里。在有的朝代，贩一石以上私盐就要掉脑袋。

第二件事叫算缗，即增加商人的税。当然，这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是增加对商人的盘剥，而且是极厉害的盘剥。“算”是一种货币单位，相当于一百二十文钱；“缗”也是货币单位，一千文钱串在一起就是一缗。主张实行“算缗”的是当时有名的酷吏张汤。

我们知道，张汤就是皇帝的爪牙，虽然名为御史大夫，但他其实只为皇帝服务，皇帝需要什么，他就为皇帝做什么。现在皇帝要钱，那他就要为皇帝搂钱。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经皇帝同意，张汤宣布实行“算缗”，具体的做法就是增加商人的税款，商人手上的货物每价值两缗就要纳一算的税，如果是小手工业者，视情况可以减半，四缗一算。当然，如果仔细算一下，两千文收一百二十文，税率不过是百分之六，并非苛捐重税。尽管商人大多贪财，并不想多缴纳一文钱，但多交百分之六的税也不算伤筋动骨。而且商人的这一堆货物到底值多少钱，哪是那么容易算得清的？没事，张汤也不派人去算，他的做法是让商人自己把货物的价值上报官府，官府再根据上报的数额收取相应的税款。

这下商人们笑了：想那张汤忝为酷吏，却如此懒惰。自己上报，哪有傻子会如实地上报数额让你收税？于是，个个都往少了虚报数额，有一万的说五千、三千，当然也有敢说的，就说一千、五百。张汤也不派人核实，就按上报的数额收税。

然而，商人们小看了张汤。正当他们庆幸得意的时候，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十一月，张汤抛出撒手锏，宣布了一条“告缗令”，即鼓励百姓举报隐瞒财产的商人。一旦核查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全数充公，告发者可以得到相当于被告者一半财产的奖励。

这下可以说举国震动。试想，天底下哪有如实算缗的商人？告缗的可以说一告一个准，最后甚至达到了“中产以上，大抵皆遇告”的地步。这一下子就基本扫清了全国中产阶级以上的商人，而且偷税漏税无论何时都是违法的勾当，张汤扫得你还无话可说。

第三件事叫均输。要想知道什么是均输，就要先了解汉朝初年的进贡政策。那时候地方除了要纳税，每年还要向朝廷纳贡一定数量的实物。至于纳多少、纳什么种类的实物，那得由朝廷说了算。这样的规定有时候就有点儿不靠谱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假设你是巴蜀的官员，而朝廷可能会告诉你，今年你们要在某月某日之前进贡一千斤海鱼。

“大人，我们这里离最近的海都不止两千里远，没有海鱼。”

“那我不管，反正你们要出一千斤海鱼。”

得，没办法，时间紧，任务重，你只好先找人到处高价收购一批海鱼，然后在鱼发臭之前再花高价将其用快马运到长安交差。这一趟折腾下来，为了这一千斤海鱼，官府搞不好要花上超过其本身价值十倍甚至更多的金钱，不仅苦了百姓，愁了官府，还肥了很多懂得囤积商品的商人。

针对这种情况，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农丞桑弘羊开始实行“均输法”。所谓均输，就是把中央政府指定的贡品按市价折算成当地出产的货物上交，再由均输官统一管理交上来的货物，将其调度到缺乏相应物品的地区销售，从中赚取差价。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是中间商从商人变成了国家。不过，这样做既减少了地方的支出，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中央也借货物在不同地区的差价赚取了巨大的利润。

第四件事是酒酤，也就是把酒的生产和销售权也收归国有，禁止民间私酿及贩售酒类。然而，米酒毕竟不同于盐和铁，不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花不起钱的，实在不行忍住不喝就是了。而官家自己酿酒并贩售，成本既高，利润又少，到后来，桑弘羊自己主动放弃了酒酤。

最后一件是卖爵赎罪。卖官卖爵的事情是汉文帝首创的，刘彻又将它进一步发扬光大。汉朝的爵位是比照秦朝的制度设置的，从低到高一共有二十级，前面八级都是虚名，直到第九级的五大夫才开始有真正的实惠——免除徭役。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圈钱，刘彻可谓绞尽脑汁。他依照爵位制度另设了一套分十七级的武功爵系统，一个平民从第一级买到第十七级，大概要花三十多万金。

那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武功爵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有两条：第一，有爵位的可以“优先补吏”，就是国家招聘低级公务员的时候会优先考虑你；第二，如果你将来犯法，罪不至死的话，可以降低两级爵位来抵罪。

依照这样的规定，有了武功爵就好比得了一张简化版的免罪金牌。谁知道自己明天会不会犯事？而且，刘彻在推广武功爵的同时大量任用酷吏，施行严法，很多百姓被无端卷入官司之中，这让人们对武功爵趋之若鹜。而武功爵昂贵的价格更是催生了好大一批不法之徒。他们首先不择手段地谋取暴利，有了钱就去买武功爵，一旦事发被抓住，就用爵位赎罪，出来之后继续变本加厉地去赚钱买爵位，接着再被抓再用爵位赎罪。这其实是个恶性循环，而且一旦哪一次你犯的事情很大，被酷吏抓住了要砍头，武功爵是不能赎死罪的。这时怎么办？

大家放心，当时只要你肯出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刘彻早就贴心地为你准备好了应急方案——交五十万就可以“减死一等”，死刑直接变成无期，给你时间让你再慢慢用钱继续赎命。司马迁就是出不起这五十万才被迫受了宫刑的。

以上这些财政措施，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有些本意是好的，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被搞坏了。毕竟刘彻在财政方面的重要依仗桑弘羊本身就是商人的儿子，桑弘羊管理财政所任用的下属大多也都是商人出身，而他要治理的主要对象也是商人。这就好比运动场上让选手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怎么可能玩儿得转？刘彻有一次还很奇怪地发问：“朕的政策刚决定下来还没正式下达，地方上的商人就知道了，还做了应对准备，就像他们亲耳听到朕的话一样，真奇怪！”

其实，有什么可奇怪的，以商治商，与虎谋皮，就是这么回事儿。

不管怎么样，这些终归是实在的政策，对百姓或多或少都是有好处的，比刘彻在这五件事之外干的第六件事要强上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