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对功臣很好，对百姓们也不错。

考虑到经过连年的战乱和饥荒，东汉初年的人口已下降到西汉末年的十分之三，靠近边疆的一些地方由于百姓纷纷逃难甚至已成空城，刘秀只能先置太守、县令、县长等官员，然后再由这些光杆司令发挥主观能动性，招回当地的老百姓。在如此情形下，实在不可能再从百姓中榨出什么油水。刘秀只能顺水推舟，几次三番下令解放奴婢，增加劳动力，还把赋税恢复到西汉初年的三十税一。总之，如同任何一个国家建立初期的情形，休养生息、恢复人口和生产力不可避免地成了国家的首要任务。

刘秀的宽仁还体现在无论是对百姓、官员，还是对皇亲国戚，他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视同仁。有一次，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刘黄的家奴在白天行凶杀人。虽然犯案证据确凿，但因这厮整日躲在公主府中，官府一时无法将其缉拿归案。如果是一般的圆滑官员，或许就假装“尽力了”，将案子搁置起来。可当时的洛阳县令董宣是出了名的清官和强硬派，哪里会善罢甘休？虽不能直接进府拿人，但他派手下在公主府附近日夜蹲守，终于在某天等到公主带这厮出门。得到消息的董宣马上领着一众衙役在夏门亭拦截公主的车驾。

只见当时董宣一刀在手，身先士卒，先以刀画地为牢，直接拦下马车，然后义正词严地数落湖阳公主包庇奴仆的过失，并勒令其家奴下车受死。

刘黄哪里受过这样的气，脸色立即阴沉下来。更不堪的是那个家奴，杀人时气势汹汹，待到自己被人杀上门，早被董宣吓破了胆，双腿一哆嗦，一下没站稳从车上滚了下来。董宣二话不说，提刀上前，当场格杀此恶奴。

这下再精致的妆容也无法遮掩湖阳公主颈部因暴怒而起的青筋和脸上因激动和愤怒而渗出的血色，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她马上到弟弟刘秀那里告状，要求严惩这个不知好歹的董宣。

按理说刘秀应该是支持董宣的，可姐姐的面子也不能不顾。于是他让人召董宣入宫，又在殿中安排了鞭子手，准备做一回和事佬，让董宣挨几鞭子，再给湖阳公主道个歉，保全公主的面子，就这么将事情揭过。

不得不说，刘秀也是一番良苦用心，可董宣不吃这一套。他高声疾呼：“抽我鞭子，行，要抽死我也无所谓，但我有一句话实在是不吐不快。”

“有话快说。”刘秀表现得声色俱厉。

董宣大声道：“陛下依靠圣德中兴国家，现在却放纵家奴杀良民百姓，这难道是治理天下的办法吗？如果是这样，您也不需要抽死我，我自会一头撞死在这大殿之上。”说完，董宣甩开旁人，一头撞柱，两下就撞得血流满面。

刘秀一看董宣玩真的，赶紧叫手下的宦官把他拉住，让他给湖阳公主磕几个头，认个错就算了。毕竟嘛，公主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可董宣并不吃这一套，这几个头他不准备磕。这下刘秀自己也下不来台了，便让几个宦官一拥而上，按脖子的按脖子，按脑袋的按脑袋，只要强行让董宣的脑袋和地面来个亲密接触，这个头就算磕了。即便这样，董宣仍不肯服软，双手垂直撑住地面，宁可冒着被掰断颈椎落个高位截瘫的风险，也要硬挺着脖子和所有人对着干，一时之间几个宦官竟拿他没办法。

就这么僵持着也不是个事儿。宦官中有一人深谙刘秀的心思，于是起身替皇帝解围：“陛下，董宣的脖子太硬，只能挺着，弯不下来。”

湖阳公主还不善罢甘休：“文叔，你以前是普通人的时候窝藏逃犯，官府都不敢上门搜捕。怎么现在做了天子，竟连一个小小的洛阳县令都摆不平？”

刘秀无可奈何地笑了笑：“正因为是天子，才不能和从前一样啊！”

最后，刘秀还是放过了董宣，并承认他脖子硬，敕封他一个“强项令”的称号，又赏了他三十万钱，算是对他秉公执法、不畏强权的奖励。

此外，刘秀为了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在全国合并了四百个县级行政单位，大大减少了无谓的冗员。而对朝廷中真正跑腿办事的小官小吏们，刘秀也给予了充分的体恤。尤其是那些俸禄在六百石以下的官吏，他们得到的优待胜过西汉任何时期。

然政治之事，有一宽必有一紧。既然功臣、小官吏和百姓都得了萝卜，那朝中的其他大臣就不免要挨棒子。

刘秀的做法大概借鉴了当年孝宣帝刘询的王霸杂陈之道。虽然朝廷的大臣基本上都是刘秀亲自挑选并任命的，可就是这些自己选定的人，刘秀对他们依然非常严格。比如说三公之一、主管民政和财政的大司徒一职，刘秀一开始任用的是他非常信任的邓禹，但没过两年邓禹就因为与赤眉军交战失利引咎辞职，于是刘秀启用了伏湛。又过了两年，在一次祭祀活动中，河南尹和司隶校尉两人在高庙中起了争执，而伏湛就因为没有及时向在外征战的刘秀汇报这一事件被免职。随后上来的侯霸虽是光武一朝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司徒，也不过干了七年，公元37年正月病死于任上。至于侯霸生前推荐的继任者阎杨，刘秀则非常看不上，三番几次刁难他，以致阎杨多次差点儿性命不保，更别说继任大司徒了。侯霸死后，接下来的大司徒韩歆、欧阳歙、戴涉等人，任职时间最长的也不超过四年，就被刘秀以各种名义杀掉。其后的蔡茂、王况、冯勤之所以没有被杀，则是因为刘秀自己把大司徒的活儿干了，只留他们充当门面而已。

刘秀对三公如此，对下面的大臣们就更不客气了。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因为地方上报的土地测量数值不精确，那些平日在老百姓眼里威风八面的太守，被刘秀一口气杀了十多个。可以说，刘秀对于吏治在某种程度上严厉到了苛刻的地步。

正因为刘秀能善待百姓和功臣，又能狠抓吏治，朝廷上下一改西汉末年的混乱，呈现一番风清气正的景象。而有了政治清明的基础，东汉初年全国人口和国家生产力才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得到恢复。

在古代，判断一个国家的政体是否稳定、社会是否繁荣，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指标，那就是人口数量。由于连年的战乱，全国人口由西汉顶峰时期的6000万锐减到建武十三年(公元27年)的1800万。而在刘秀去世前，全国人口已经恢复到2100万。又过了五十年，全国人口翻了一番，超过4300万，国家重新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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