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四月，吴汉的军队回到了洛阳。这一年刘秀已经四十三岁，如果从他二十八岁起兵算起，已经过了整整十五年。可以说，他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几乎都花在了东征西讨的战争中。现在，国家再次统一，刘秀终于可以暂时停下来了，想必他内心早已厌倦这种生活。

和历史上其他有大作为的雄主相比，刘秀这个人大概是最不喜欢征战的，对待功臣大概也是最仁慈的，至少是之一。纵观历史，君主立国之后，为了巩固权力多会与功臣发生矛盾，以前在同一战线上的战友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对手。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吗？

有，刘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给予功臣们足够的奖赏和封地，让他们得以享受荣华富贵，同时让他们远离权力。在统一之初，功臣中只有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还留在朝廷参与决策，其他大多数开国功臣，甚至包括建威大将军耿弇在内的将领，都被要求去职之国，不能再在朝中担任职务。而邓禹、李通、贾复三人也不是因为强有力的战功而被特殊对待的。我们知道，邓禹是刘秀的同学，而且刘秀把邓禹当成自己的张良看待；李通在追随刘秀起兵之后，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在后方看守国都、安抚百姓、修宫殿以及办学校，而且在建武十四年  (公元38年)天下安定之后，李通便时常想退居二线，连年处于“乞骸骨”的状态；至于贾复，他虽是刘秀阵营中堪比吴汉、耿弇、冯异的重要将领，在本书中却鲜被提及，原因是他一直担任刘秀的侍卫长。

刘秀在政治上让功臣们远离权力，在经济上则尽量给予他们补偿。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刘秀大赏功臣，包括四十五个外戚在内，受封的大臣一共三百六十五人。这些人中，原来没有封邑的，刘秀给他们封邑；原来有封邑的，刘秀增加他们的封邑。以至于大的侯爷，比如李通、贾复，都食六县，邓禹则有四县(想来不是邓禹不如李、贾二人，而是他封的县人口都比较多)。而且，朝廷收到地方上献的好东西时，刘秀也常均分给各位功臣，以示自己永不忘记大家的功劳。

正因为刘秀在政治上“放逐”了大量开国功臣，才保证他们能安全终老，不致上演一出出兔死狗烹的剧目。

刘秀的宽仁不只是对帮助自己建功立业的功臣，对于那些曾经的对手，阻碍过甚至伤害过自己的人，只要对方投降，他也能做到既往不咎。

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朱鲔。

朱鲔这个人原本是刘玄的死忠粉，不仅直接策划和参与了杀害刘縯的事件，并且极力反对刘玄派刘秀巡抚河北。

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七月，已经羽翼丰满的刘秀率吴汉、王梁、朱祐、万修、贾复、刘植、坚镡、侯进、冯异、祭遵、王霸等十数员猛将，携大兵二十多万围困朱鲔死守的洛阳城。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朱鲔这次必死，不被刘秀活剐就算他有造化。朱鲔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因此尽管处于绝对劣势，他仍在苦苦支撑，并且一撑就是三个月。到了十月，洛阳东门守将倒戈，坚镡和朱祐率军从东门攻入洛阳。尽管朱鲔亲自带队，经过激烈的巷战把汉军赶了出去，可“洛阳难以再守”这一观点已经深入城中每个人的心里。

就在洛阳即将被攻破之际，刘秀的命令却让人大跌眼镜。他停止了进攻，改派岑彭去说降。

岑彭是朱鲔的老部下，大概以往两人的私人关系还不错，所以即便是在两军交战的生死时刻，朱鲔也没驳老朋友的面子。虽然不能把酒言欢，朱鲔却支开其余人，双方一人在城头，一人在城下，远距离地叙起旧来。

等说完一番虽必要实则没营养的怀旧话语，岑彭不再隐瞒来意，大声招呼：“鲔哥，投降吧！”

朱鲔此时大概已经看淡生死，回答也很直白：“我也想啊，可我参与过大司徒(刘縯)被害的事情，又多次反对派萧王(刘秀)北伐，朱某自知罪孽深重，实在是不敢降！”

好了，有朱鲔这句话，岑彭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他转身回去就跟刘秀说了朱鲔的顾虑。

按理说洛阳城破只在旦夕之间，刘秀完全不用搭理朱鲔，而且既往不咎虽然高尚，恩怨分明却也不失为好汉行径。因此，在很多人看来，刘秀只需要再发动一次进攻就能攻进洛阳和朱鲔算清旧账，完全没必要和朱鲔再在嘴上扯皮。

可刘秀的豁达、大度出乎常人意料，他告诉岑彭，做大事的人是不会计较个人恩怨的，并且指着不远处的涛涛黄河水，让岑彭转告朱鲔：“我刘秀对着黄河起誓，如果朱鲔能投降，非但以往的事情一笔勾销，还能保留他的官爵。”

有了刘秀的保证，朱鲔才稍微放下顾虑，毕竟说实在的，谁也不想死。况且如果刘秀耍诈，自己也不过是一死，和不投降是一样的结果，干吗不赌一把呢？

结果，刘秀信守了自己的诺言，朱鲔不但保住了性命，后来还做了少府，封扶沟侯。

在刘秀的阵营里，像朱鲔这样的人并非个例。在战争中，刘秀最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是在有必胜把握的时候，刘秀也希望用相对温和的方式结束战争。哪怕对待像隗嚣、公孙述这样的对手，他也没有放弃尽量争取和平的机会。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之后，有可能争天下的只剩下刘、隗、公孙三家，而且刘秀的赢面显然非常大。尽管这样，刘秀依然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地给隗嚣和公孙述去信，对隗嚣许诺给他“浩大之福”，告诉公孙述他可以完全不计较来歙、岑彭的事情，并且保证两家的利益，只求能尽早结束战争。依刘秀对其他人的做法，他是可以信守承诺的，只可惜无论是隗嚣还是公孙述，都选择了死磕到底。

当然，有人会觉得反正刘秀是强势的一方，以强击弱，要求别人投降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作秀。可问题是，即便刘秀不这么做，完全在战场上见真章，隗嚣和公孙述在他手上也难讨得好处。换句话说，建武六年(公元30年)之后，刘秀统一天下的大势已不可阻挡。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没必要跟隗嚣、公孙述掰扯，大可径直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碾压过去，后世人写史的时候大概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在这样的优势之下，刘秀依然能向对手表达和平的意愿，这证明他内心确实有尽快结束战争、使老百姓少受罪的信念，而能有这样的信念更证明刘秀无疑有一颗仁心。

因此，当吴汉不经请示就擅作主张，抽风似的屠杀公孙家族，又纵兵劫掠成都之后，刘秀赶紧做了大量补救措施：不仅尽力抚恤成都的百姓，还妥善安置了公孙述的旧部——对于曾经劝说公孙述投降，被拒绝后忧郁而死的蜀中大臣常少、张隆，刘秀追赐他们官爵，并依礼隆重地给他们改葬；对于乌程、李育这样长期作为其对手出现却有才干的将领，刘秀则给予提拔重用。正因为如此，整个蜀地的百姓和士族才得以迅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