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英的使命是出使大秦，为什么他会在没有遭受重大人员损失或者不可抗因素的前提下选择放弃任务？

这个问题史学界历来有诸多说法：有说是因为安息的内乱；有说是因为甘英不懂航海，受了船员的欺骗；有说是因为甘英胆小，被安息船员的话吓到了；更有甚者，说吓到甘英的不是航海的艰难，而是安息船员口中的海妖。

这就太扯淡了。

甘英是班超的副手，作为跟随班超闯荡西域且得到班超肯定的手下，甘英最不缺乏的大概就是知难而上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不管前路如何艰难，他或许会迷茫，但绝不会胆怯，不然绝不可能从龟兹走到条支。而且，如果甘英畏惧入海，实在不行，他可以沿着波斯湾前进，多花点儿时间同样能到对岸，何至于掉头就走呢？

其实，若清楚甘英的性格和经历，再结合朝廷派他出使的初衷，就不难猜测他返程的原因——如果不是死亡，就只有一个原因能让甘英放弃，那就是甘英觉得大秦和汉朝相距太远，已经远到失去了两家联合的战略意义。

甘英大概是信了船员的话，以为从这里到大秦，走水路还得好几个月。要知道，条支距洛阳两万五千里，距龟兹也有一万九千里。要是从条支到大秦走水路顺风还得三个月，那两地间的距离至少在两万里以上，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这么远的距离，最多也就是通商，基本不能实现两国朝廷间良好的沟通，更别说夹击匈奴了。

既然失去了军事上深入合作的价值，那就不需要再前进了。险不是不可以冒，但前提是要有价值。冒无谓的险，那只是莽夫所为，算不得勇敢。

甘英还算顺利地回到了西域。这次出使行程共三万八千多里，虽然没有到达大秦，但甘英对所过地区的习俗、物产、地形、气候以及各城镇之间的距离做了详细的记录，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并且传达了汉朝与各国沟通交流的愿望。中国使者的到来引起了红海彼岸其他国家的关注，诸如莫恰(今也门木哈)和阿杜利(今埃塞俄比亚马萨瓦港附近)率先表达了与中国缔结盟约的愿望。公元100年，他们派使者来到东汉首都洛阳，向汉和帝进献礼物。

但汉朝和大秦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公元166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派遣使者自埃及出发，经由印度洋、太平洋，到达汉朝辖下的日南郡，然后北赴洛阳，开创了中国、罗马两大帝国直接通使的纪录。至此，班超半个多世纪前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当然，现在有人考证，大秦其实并不是指罗马帝国，而是指波斯帝国。所谓的海，也不是波斯湾，而是里海。我并不擅长历史考据，也无暇去核对当时班超想去的大秦究竟是罗马还是波斯，更不知道当时甘英到底是到了波斯湾还是里海，因为这些都不应当成为妨碍甘英在人们心中作为一个传播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英雄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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