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那些理学家们却还在平居高谈­性­命，“叠叠可听”，而一旦事情危急，竟茫然无计可施。

曾国藩在京城时师从儒学大师唐鉴，而唐鉴是湖南人，是湖湘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奉行的是不同于理学修身派的理学经世思想，以修身作为经世的目的。这一思想基础，便成为曾国藩着意于关注世风、陶铸世风的前提。

于是，曾国藩抱定“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收拾人心，以缓和民乱四起的社会矛盾，然后自强自立，腾出手来应对西方。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尚在做京官的曾国藩作《原才》，文中写道：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对风俗的重视和强调，是曾国藩一生贯穿始终之事。曾国藩立志于从空谈走向实行，即希冀由一二人开始。一二人的力量虽然很小，难以撼动强大的世俗力量。然而，由微而著，星星之火尚可燎原。同治八年即1869年，曾国藩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说道：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襢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会交汇旁流。……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动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曾国藩有一个根本观念，那就是：一，人才要靠在位者的影响与培养；二，世之风俗取决于一二人之导向。曾国藩的目标就是想由一二人之倡，而达到千百人附和，以期彬蔚四出，泉涌云兴之效。由是，这“一二人”自然至关重要。这就是曾国藩之所以要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己任”的根本出发点。

士风世风与人才是紧紧相连的。曾国藩正是基于把人才的重要­性­提升到关乎世风的高度这样一种观念，立志转移士风，陶铸人物，培养一世之人物。面对日益衰败的社会现实，曾国藩自觉地寻求一代人才以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他的这一根本理念又与湘军其他将领不谋而合，如胡林翼也认识到：

“方今天下大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不患愚民之难治，正在士大夫之好利忘义而莫之惩。”

当然，如果仅仅是说说而已，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这样的话谁都会说。曾国藩当然不会止于说说罢了，他把这一观念时时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中，以自己为楷模，培养国脉和士风。

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与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我们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浇风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贤之文章。”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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