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士风又如何呢？

曾国藩认为，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廷的文人风气就只崇尚浮华。他举了小楷和律诗二个方面为例，说这些文人士子在小楷方面倒是“工益求工”，在试律方面则是“巧益求巧”。

按理说，工益求工，巧益求巧，本是好事啊，为什么曾国藩认为是浮华不良的士风呢？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只在工与巧上做文章，而忽视别的实质内容，这样的风气当然值得警惕和忧虑。没有思想解放，曾国藩眼光不可能如此犀利。

那么，当时的朝廷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风气呢？曾国藩指出，这正是朝廷用人方面的风气所至。士子较为集中的翰林院、詹事府，这两个部门本是文人士子们最好的进身途径，他们中表现最佳的往往可以进上书房和南书房，但是保送进这些地方的人，唯一的标准就是看是不是工于小楷。士子较为集中的六部，他们表现好的往往以进军机处为荣。然而，军机处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唯一的标准是只看小楷工不工，律诗巧不巧。至于内容实不实，办事能力高不高，则完全不管。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曾国藩指出：“二三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煦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以鸣不平者则与议其后。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刺骨。”

这样一种风气，影响到军队，更是让人震惊。军队*成风，官兵骄惰之气日盛，许多官兵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固然有军事体制上的问题，然而“胜则相妒，败不相救”则已经是风习难改。

在这样一种风气下，即便是人才也难以有出头之日。

要道破“万马齐喑”的现实，本身就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等于吵扰了一个正在酣睡的人。然而，思想和知识界并没有因此而被唤醒，人们也并没有意识到曾国藩的用心所在，他们只当是又出了一个“另类”、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强项令”而已。大清国的子民们，或挣扎于吃饭穿衣这些基本的生活艰苦中，或昏昏然，一人告退，百人附和。曾国藩被遮蔽了，以至于若­干­年，曾国藩的一个核心幕僚赵烈文深有感慨地说：

“老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学风同样反映世风。

儒家学风本来讲求经世致用，知识分子有一种强烈的关心时政、关注国是、针砭时弊、勇于担当、救国于危亡救民于水火的实学­精­神。即便是被后世攻击谩骂不绝的程朱理学也是讲求“内圣”、“外王”的经世之路。特别是朱熹的理学，本就起于南宋统治岌岌可危之际，是冀由修身而达至改变社会风气以挽救国家的。所以宋明以来，儒学的理想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任一以贯之，六百年间传承不息，并一直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在影响着知识分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就是知识分子的士气日益高涨，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为代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清朝统治者由于文化上的自卑心理，在思想上长期实行高压政策，用严酷的文字狱，打击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迫使他们走上闭门治学之途，与国家闭关自守的政策相一致，整天与考据相伴，一度形成被后世学者津津乐道的所谓乾嘉实学。

在这样一种学风下，人们闭门读书，而当社会危机到来之时，竟毫无察觉。直到林则徐出于反侵略战争的需要，睁眼看世界之时，才知道中国与世界不仅久已疏远，而且日益衰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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