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上，被大才子梁启超称赞的人极其罕见，然而，偏偏对曾国藩，这位目无余子的大才子却屡屡称颂不已。如他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成就震古烁今，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他甚至说，如果曾国藩在世，今日混乱的局面一定靠他来拯救：

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那么，是什么使得梁启超对曾国藩如此叹服呢？是权术权谋吗？显然不是！而是“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后人称其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曾国藩的真正意义在梁启超看来就是自拔于流俗，引领流俗，变革世风。

上述那段话，与梁启超说曾氏“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并说其著作“实揭吾国民之伟大­精­神”是一致的。

梁启超在这里以曾国藩改造社会风气勉励学生，此后他还在光绪三十一年发表的《德育鉴》也是以曾氏的《原才》一文作总结，可以看出曾氏人格修养的影响及转移社会风气的作为，实际上已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中。梁启超在同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家书中，同样可以资证明：“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的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最后梁启超还不忘称道曾国藩的转移习俗之功：

“即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而其泽至今未斩，今日数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罗诸先辈之感化力，安可诬也！由是言之，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乱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观，抑正惟举世混乱之极，而志士之立于此漩涡中者，其卓立而湔拔之，乃益不可已也。”

宣统二年梁启超发表《谏近事感言》一文，再度盛赞曾国藩转移风气：

“湘乡曾子曰‘风气也者，起于一二人心术之微，而极夫不可禁者也’，可谓知言。此次全台一致烂然开千古未有之名誉，五十八人举皆朝阳鸣凤，固不俟论，然度其动机，亦未始不发于少数最贤者若江侍御，则尽人所能知矣。……是以声气所感，如乡斯应，不期然而然，于暗无天日之京师宦海中，乃能放此大光明，而雷霆所昭苏，且将及于全国，一二人之心力，不可谓不伟也，吾是以知君子之道，在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之不已，将有可时，若其不为，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夫岂必御史台能独为君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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