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这里，我们不难明白，曾国藩在梁启超解放思想、变革社会之思想里的意义和价值。

数十年后，梁启超这样感叹道：

可惜江公、罗公早死一点，不久胡公也卒，单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诚，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如出一辙呀！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像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铲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遗了。

除梁启超之外，还有不少人也注意到了曾国藩解放思想的意义在于开陶铸世风之功。1937年，最先为曾国藩作传的何贻焜说：

曾公之为人，以现代之眼光观之，固非常之人，亦无非常之功，然在当时，以一在籍侍郎，卒能削平巨乱，其丰功伟烈，固有非常人之所能企及者。其所以成功，虽由时势使然，要亦由于曾公有独到之处，故能转移风气，改造时势。不然，与曾公处同一时势之下者，不知凡几，胡为类多默默无闻，竟让曾公独擅其美也？

民国学者胡哲敷说：

清之曾国藩氏，殆与人欤！曾氏值咸同之际，社会颓唐，百端倾欹，殆无亚于今日。赖其力行倡导，而风气为之转圜；虽尔时外患未炽，元气未凋，国力尚未丧如今日，要非以彼坚苦卓绝之志，修己治人之方，则当时情势，未可知也。故曾氏之事业是非姑勿论，其坚卓诚信，苦心孤诣，爱民恤才之伟大胸怀，则乎尚矣。

他认为，清咸同时期的社会风气之所以没有完全衰败，主要在于曾国藩转移风气之功。

民国徐凌宵、徐一士兄弟则将曾国藩转移举国风气、陶铸举国人才并举：

昔人有言，明代有一君一相。君谓洪武帝，相谓张居正。吾亦谓清代有一君一相，康熙帝与曾国藩也。康熙帝以守成而兼开创（三藩既平，清之帝业始为完成），励­精­图治，局度宏远，在位甚久，老而不懈，实为有清一代君主之杰出者。雍正、乾隆二帝，虽亦号为英主，而一则刻薄，一则奢纵。以视康熙，不及远甚。……国藩以勋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名满天下，有“圣相”之称。其才略学养，允足为有清相臣第一。志在转移风俗，陶铸人才，尤为所见者大，非寻常所谓名臣者所能及。……盖注重个人人格之感化，以收转移陶铸之功。其效最彰于治军。湘军之兴，才贤辈起，均受国藩人格之感化也。其督江督直，整饬吏治，亦均以人格感化之道行之。惜乎虽负相名，未居相职，仅于入觐时，至内阁暨翰林院一到大学士之任，仍出绾疆符，以使相终，未尝值军机处以行使相权也。为清廷计，金陵既下，即宜任以首席军机大臣。俾推广其人格感化之范围，以转移举国风气，陶铸举国人才，并出其所蕴蓄者，施诸政本，其收效之宏，更非封疆将帅之比，清廷见不及此，故圣相之相业无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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