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29岁的汉族知识分子曾国藩刚刚考上进士才一年，到30岁授翰林院检讨，官品是从七品，前后坐了10年的冷板凳，到37岁终于混上从二品大员，从39岁到42岁，也就是到1853年，他先后遍兼礼部、工部、吏部、刑部、兵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别），这在全国范围来看，也算是为数不多的。

鸦片战争爆发之时，这位还算年轻的新进士自然不会也不敢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但到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鸦片战争的第10年，新进士也已是媳­妇­熬成婆了，曾国藩即向皇帝上《应诏陈言疏》一道，开始发表他对时局的看法。这道奏折连同此后的其他四道，被时人称为“五疏直上唱朝阳”。

综合这几道奏折，不难看出这位十年媳­妇­熬成婆之后的官员对时局的担忧。

策略上，大清帝国自遭受到大英帝国的意外打击之后立即表现出惊慌失措。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战和不定。用当时的官方语言就是抚剿不定。

战争在两个完全不同体制的国家之间展开后，就­阴­差阳错地发生了很多的“误会”。在大清国这一边，儒家强调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一原则仍然得以忠实地执行，战争的起与终乃至一切与战争有关的事宜都得依圣裁，一整套繁琐的仪程再加上当时老式的通讯方式，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败。而当时的英人也并没有真正吃透中国，因此大英国的远征军­精­心设计的海上封锁实质上遭到了莫名其妙的嘲讽，因为，他们的海上封锁恰恰正是大清国为对付这些远来的夷人的首选办法，原计划从英人的眼光出发，企图通过海上封锁来扼住中国经济的咽喉，不料想一开始，大清朝廷就考虑是否实行海上封锁予以反制。这种偶然的巧合实际上恰恰是­阴­差阳错的结果，两国互不了解的情势导致了很多的笑话。尤其是在沿海多次多地发生炮战之后，道光皇帝仍然对战争充满了信心。他们对夷人引起战争的原因也几乎一无所知。

就在英人试图通过外交照会的手法来逼迫帝国就范之际，原本主张“剿”的道光皇帝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态度上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决定主“抚”以弭衅息兵。不过，他的旨意倒与当时的大臣琦善的转变恰好吻合。有史家认为，皇帝态度的大转变似乎与语言有着重要的关联，似乎是因为英译汉出现的问题而导致的误会。其实，据茅海建先生所说，英国远征军递送给大英国外相巴麦尊的外交照会，其汉译本是英人自己的翻译。

值得说明的是，此时的朝廷，也开始出现了一批由主战走向主和的官吏。主抚之意定下，道光皇帝分派琦善南下广东、伊里布为钦差南下浙江，分别和英军展开和谈，收复失地。然而，很快广东浙江方面传来琦善谈判不利，伊里布以俘虏换失地的计划也不如愿的消息，这时，另一批一直主战的官员，越发不满对攻城略地之逆夷居然采取停止攻剿的办法，一时间议论纷纷，他们以各自的渠道向皇帝发泄他们的不满。这些局面又终于促使道光皇帝决计开战，收复舟山等失地。

数月之内，如此抚剿不定、战和反复，足可见到时局的尴尬。

接下来，就该看看朝廷大臣。战和之间的变化既是策略上的变化，也是观念上的变化。在天朝大国的固有观念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自宋朝以降，在处理夷夏关系中，凡主战的官员不管其品德也不管其战绩如何，都能获得一个爱国忠君的美名；而相应地，凡是主和的官员，却往往会被冠以投降派、卖国的高帽。这是一种高度清晰的道德判断，也正是这样清晰的道德判断，极易掩盖许多不清晰的历史记述。而尤其是在民间，对侵略者是不是应当抵抗，这是无须讨论的；即使是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也不应怕失败而不抵抗。任何人都逃不掉这种道德的批判，任何事情的本来面目也都经不过这种道德批判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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