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处理人际关系其实就是做人。一个人的立身处世，就在于能自我把握。在儒家思想中，人际关系是天人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如前所述，曾国藩牢牢把握住了天人支配权，又决不代天主张。在人际关系上，他则牢牢把握住了交友支配权。

曾国藩格外重视交友，在京城时他就广交朋友，当时流传一句话：包送灵柩江忠源，包写挽联曾涤生。前文说过，曾国藩出身寒素，即在京城为官，很长时间都不得不靠借贷度日，官场、朋友之间的应酬只能勉强维持，送礼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比较困难的。曾国藩则充分发挥自己能诗善文的特长，替人写挽联，以这种方式来结交朋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至上，而当谁家有了丧事，以一个翰林身份写上一幅挽联，不仅高雅，而且亦是替孝子光大孝道的好事，就好比今天的送花圈是一个道理，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国度里怎么会不受人感激呢？这种替人尽孝的事往往比金钱更能获得人们的好感和钦佩。

交友，是曾国藩求人自辅观念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回复欧阳勋的信中说：“盖仆寡昧之资，不自振厉，恒资辅车以自强，故生平于友谊兢兢焉。”他自认为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的力量求得振作、进步，希望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完善。“虽偏长薄善，苟其有裨于吾，未尝不博取焉以自资益；其有以谠言争论陈于前者，即不必有当于吾，未尝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之情也。”

哪怕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只要它有益于我，都会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至于那些正言诤语，即使不一定合乎我的心意，也不敢不深深感念他的一番厚意，这样才是对我的关心，和其他泛泛之交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他绝不滥交朋友。相反，他把择友看作是人生第一要义，指出：一生之成败关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高人、奇人、能人、贵人、同人都是他选择的对象，并不一味交高官富人。到道光二十三年，他给弟弟们写信，流露出“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的遗憾。

择友交友，支配权在自己手里。对于像他这样智商平平的人来说，主要靠教育引导，方能成就大器。“古来做好人的，并非生来就好，亦是好师、好友、好榜样，渐渐教劝，渐渐变化，不知不觉便走到顶好的路上去了。做好官的，也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做名将的，也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方易于渐染成器。倘若有坏师、坏友、坏榜样，亦不知不觉便走到顶坏的路上去了。”

附骥名师，绝不附庸权贵。

曾国藩的一生始终奉行了这一信条。

曾国藩中举之后，任翰林院检讨，此时，曾国藩在京中志在寻求师友，相互磨持，以图进取。所以，1841年（道光21年）8月，31岁的曾国藩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同时，也以倭仁为学习榜样，学习其“诚意工夫”。在道光22年（1842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诸弟的家书中介绍了向倭仁的诚意工夫：

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尽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卖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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