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下属最大的关爱，就是把自己的下属培养成为人才。这样，下属感恩、他的父母、妻子家人都会感恩。

正是基于曾国藩敢于打破传统的樊篱，以开放的心态在人才方面解放思想，于是便有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一个熟读四书五经的旧式知识分子，却充满了对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与《海国图志》一脉相承，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又一大纲。写成以后，冯氏首先想到的就是寄给曾国藩，并请他为之作序：“敢乞赐之弁言，旗青云而显，附骥尾而彰，荣幸我矣。”而曾氏除早已托李鸿章等人致意，希冀招其入幕外，好些政务乃至军事问题都虚心求教。

李鸿章后来充满深情地回忆道：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点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

吾从师多矣，毋若此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诚服，受化于无形焉。

这就是曾国藩不私人才的大境界。曾国藩一生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不少人的功绩并不在曾国藩之下。

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得益于曾国藩鼓励自己的下属独立谋求发展空间。在古代官场，人才（被提携者）与提携者之间的关系就情同师生甚至父子。因此，尊重、服从提携者是被提携者的一条基本做人准则，但这样一来，往往又限制了人才的发展，因为他无法独立独自寻求发展究竟。如何处理这个关系，也是一个老大难。因而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关系发展到后来，要么萧规曹随，一荣俱荣；要么反目为仇，兵刃相见。曾国藩则有着不一般的襟怀，他鼓励属下人才谋求独立发展。如他让李鸿章独立建淮军，让左宗棠自建楚军，就是最为典型的。他致信李鸿章说：“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就表达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期许，一扫人才为己私用的传统观念和做法。

对不在身边的幕僚，他则采用通信、批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指导，既有指点劝诫，又有鞭策鼓励。这在其批牍、书札中随处可见。

带兵在外的李榕，后来回忆道：今既受统领重任，务祈绌己之聪明，贬己之智术……处处出于至诚，则人皆感悦，而告之以善矣。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

远在江西的李瀚章，也时常得到曾国藩的问寒问暖，体贴入微。所以，这些虽然远离曾国藩身边的人也都能真正体会到曾氏“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

因为心中有培育人才的大境界，曾国藩不仅赢得了幕僚的敬重与爱戴，纷纷尊之为师，而且吸引了大量士人的投效，归之者如流水。

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诨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他们有的身居要津，有的独任封疆，一时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其中大学士一人，军机大臣一人，大学士入值军机者一人。他们就像曾国藩播下的“种子”，在其身后纷纷开花结果，致使清朝晚期的用人、行政、国防、外交无不打上曾国藩的思想政治烙印，一时形成风气，影响到整个政局。这种湘、淮军系统，尤其是曾国藩幕僚出身的官员到处主持要政的情况，曾国藩在世时已经出现，而到了光绪年间就变得更为明显。仅就掌握地方最大实权的各地总督而言，当时除河、漕二督外，主持军、政者只有八员。光绪元年至十年全国先后担任是职者共有18人，其中湘淮系官员12人，曾为曾国藩幕僚者即有6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光绪三至四年则情况尤为突出，不仅八名总督全属湘淮系官员，且曾为曾国藩幕僚者竟有5名，占总数的将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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