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一军，将军人选亦不可忽视。行军之道，择将为先。

书生带兵，是为人熟知的曾国藩军事思想的一大特­色­。

有籍可考的179名湘军营官中，书生出身者104人，16位统领以上的高级军官中，书生11人。分统43人，书生出身的也占到了26人，这些人有廪生出身的刘坤一、文童出身的刘岳昭做到总督，举人出身的唐训方、文童出身的江忠义、蒋益澧、拔贡出身的陈士杰、监生出身的吴坤修做到巡抚。据罗尔纲《湘军兵制》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可以说古今罕见。这就形成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文人武人化”、书生立武功的典范。

文人（书生）武人化，是历代文人投笔从戎、建立功勋的一大梦想，史不罕书。在曾国藩湘乡老家，就有过一个典型：三国时蜀国的蒋琬，诸葛亮临死前指定的接班人。

蒋琬的家离曾国藩老家相去不远，从长沙或双峰县城，到曾国藩故居，蒋琬老家井字镇（原来叫蒋市镇）就是必经之地，二者是邻居。

蒋琬就是典型的书生，在诸葛亮督零陵时，被其识中，后随刘备入川，因才识屡被诸葛亮委以大任。诸葛亮数次北伐，皆是由蒋琬坐镇丞相府，既代掌丞相府事，又负责保障诸葛亮出师的后勤供应。诸葛亮死后，很多资历深的老臣都以为继任者非己莫属，然而，这位被时人后人视为神的蜀国丞相，却将后事托付给了蒋琬。足见生­性­多疑、为人谨慎的诸葛亮对他的任务。

蒋琬亦不负重托，行丞相事后，掌管蜀国兵权，以其过人都能，稳定了蜀国，保障了蜀国的实力。由于死得过早，虽未能实现诸葛亮的遗志，但却被后人称为“书生拜大将，不战亦有功”。

曾国藩自然不会不知道这段历史。曾国藩起用书生带兵，多多少少受其影响。

在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将领人才中，有三大明显的特点，即地缘（乡缘）、血缘、学缘（师生、同学）关系。

地缘。中国人的老乡观念由来已久，宋代的江西临川，之所以才人辈出，与同是临川人的王安石等人在朝掌权有莫大关系。曾国藩建湘军后，国内湘人同时而为督抚者多达十五人。后来李鸿章执掌大权，出现了“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挂”的谚语。曾国藩出身于湖南湘乡，他对地缘的重视并非缘于私人目的或省界观念。固然由于相近的地缘关系，情感之间容易沟通，乡土之间容易认同，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幅员之大，而一个人的眼界是有限的。曾国藩初办团练，本旨就是湖南一省，只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出省作战，故湘军中的地缘因素十分明显，而究其实却是自然形成的。事实上，湘军“集团”中，除湘籍将领外，其他诸省的将领亦不乏其人。

血缘。血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稳固的一种关系。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战争这样一个生与死考验的场合，任何亲密的关系都可能敌不过血脉相连的父子、兄弟等血缘情深。曾国藩的四个弟弟中，老九曾国荃、老季曾国葆、老六曾国璜都先后跟随乃兄驰骋沙场。

学缘。学缘包括了社会活动中结成的师生、同学等学业同源的人际关系。门生故吏、同窗好友，虽不同于地缘和血缘，但由于受业一致、志趣相投，容易形成共同的观念。曾国藩理学宗师，与他同游者，以及后来先后加盟湘军的将领、幕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学缘。比如郭嵩焘、刘蓉、胡林翼、罗泽南等人，他们对待理学的态度，对于人才的看法以及用人的态度，对待战争的认识，都有着出奇的一致。这种学缘不同于蒋介石依靠结拜兄弟、依凭他在做黄埔军校校长时所结下的所谓“天子门生”，所以同是出于黄埔一期的宋希濂，也是曾国藩的老乡，他指出：“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同乡。”这种学缘也不同于民国军阀冯玉祥，冯玉祥虽然标榜自己用人“一秉大公，亲乡可不必问也”，但实际上是“一定要亲自孵出的­鸡­娃，才会下蛋”。曾国藩讲究学缘，却并不以此为标准，故步自封。武将像塔齐布、鲍超等人，文官如赵烈文、容闳等人，曾国藩一样给予事权、军权。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讲求血缘、地缘和学缘，其目的恐怕也是出于团队观念。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各自为战，无须团体，故而农耕者从来没有团队集体观念”，湘军正出于农耕之民，所以打造团队观念，正是曾国藩“三缘意识”的归依。

再则，三缘的榜样示范意义当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重要因素。

曾国藩选择将领的标准有四：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他还说：“将领之道必须身先士卒……又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羡号令风雷之象。”

可见，“忠义血­性­”是曾国藩选取将领的一个关键前提，三缘也是建立在这个前提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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