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营之不可用，曾国藩看在眼里；绿营之不可救，曾国藩痛在心里。他说：“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

他深知要自创一支新军，训练至关重要。因而，面对太平军的嚣张势力，面对朝廷上下给予的厚望，曾国藩并不急于立功，匆促出师。

相反，出师前，曾国藩曾对咸丰皇帝有过两次抗旨不遵：

第一次是在1853年10月29日，太平军逼近武昌，武昌兵力薄弱，咸丰令曾国藩派兵救援。11月3日、5日两次命曾国藩亲自带兵前往救援，但由于湘军刚开赴衡阳，阵容不整，训练不足，曾国藩消极待命，迟迟不肯出兵。

第二次是在1853年12月12日，咸丰帝以六百里加急谕令，催促曾国藩迅速带兵救援安徽，曾国藩以“船炮未齐，不能草率成行覆奏”，气得咸丰帝大骂他不知好歹、自以为是，并恨恨地说：既然你想自担重任，朕成全你，不过“言即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一看把皇帝*了，只得急忙解释。

不打无准备之仗，是曾国藩信守的信念。

为此，他先后在长沙、衡阳加紧练军。

曾国藩的练军思想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精­神教育，开毛泽东注重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之先河；一是练技艺和阵法。

曾国藩把训练二字细分开来，­精­神教育就是曾国藩所说的训，练技艺和阵法就是练。

众所周知，曾国藩率领的湘军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兵力对比上，不及太平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曾国藩所要打的这一仗在道义上处于正义地位，因此，从心理上战胜敌人，是曾国藩军事战略的核心。

曾国藩准确地认识到，太平军虽然标榜打的是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但事实上，这只是造反派祭起的法宝之一。所谓“民族战争”，就连洪秀全本人都不相信他自己说：“如今自康熙时已过二百年，反清尚可，复明何谈！”

然而，不挑起矛盾，何以师出有名？何以安定那些跟从他出生入死的广西“老兄弟”？洪秀全在他的“杰作”《奉天讨胡檄布四方喻》中，正式指称清朝统治者为胡为妖。

鉴于此，1854年2月，曾国藩发布亲自撰写的《讨粤匪檄》，将战争定位为卫道之战，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名教）之战，驳斥了洪秀全所谓的民族战争。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百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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