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要求树立良好的军队风气。

“国家养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醇，真意荡然。”

这样做的目的归根到底就在收拾人心。古来治军作战的名将，无不重视民心向背，向以陶铸世风自命的曾国藩自然更加身体力行。他担心的正是“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牟漫无纪律之态。”正是因为绿营和乡勇给老百姓带来的­骚­扰和侵犯，使得太平军在流窜过程中反而得以壮大，曾国藩尤为注意整肃军队，严定扰民之禁，以改变军民关系。他在劝诫营官四条中规定“禁­骚­扰以安民”：

“若恶乎贼首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并主张“凡兵勇与百姓交涉者，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对扰民者严加惩治。曾国藩认识到：

“凡军事之胜败，先视民心之从违。”

“凡设官所以不养民，用兵所以不卫民，是民蠹也；兵将不爱民，是民贼也。近日州县多与带兵官不睦，州县虽未必皆贤，然带兵者既欲爱民，不得不兼爱州县。若苛派州县供应柴草夫马，则州县摊派各乡村，而百姓受害矣；百姓被兵勇欺压，诉于州县，州县转诉于军营。若带兵者轻视州县而不为民伸冤，则百姓又受害矣。本部堂统兵十年，深知爱民之道须先顾惜州县。”当军队与地方发生矛盾时，曾氏首先责之军队，严厉约束将官，并指出：

要求士兵爱民，首先得要求统帅爱兵。曾国藩规定湘军只日行三十里，一是为“先求立于不败之地”，二是体恤士气艰辛。

李鸿章说：“楚军营规，无论调拨何处，事势缓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里，半日行路，半日筑营，粮药随带，到处可以立脚，劳逸饥饱之间，将领节养其体力，体恤其艰苦，是以用兵十余年，卒能成功，为其能自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

在曾国藩的垂范下，罗泽南、王錱、李续宾等湘军将领也都重视士兵的礼义教化。

《续湘军志》载：泽南之为将，日登将台，与官兵讲宋五子之学。

王錱坚持“将兵者练固不可废，而训尤不可缓”，向官兵讲述儒家伦理纲常观念，“务令听者激发天良，鼓舞感格而不自己。”

将修养之道用于军事战争，衍化为制敌方略，正是理学经世的活用。专用以静制动之法，胡、左、罗、李续宜都是如此。

有了这样的­精­神训练，对于形成良好的军队纪律和风气，培养湘军士兵号令严明和朴诚品格，提高湘军战斗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湘军上下“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短短几年间成为一支令太平军闻湘­色­变的劲旅。

这也就是曾国藩说的“练者其名，训者其实”。

练也有两桩，一是练技艺，一是练阵法。

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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