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

1863年，刘长佑依湘军营制改造绿营，以500人为一营，5营为一军，共建七个军。1866年，又参照湘军营制饷章，制定练军营规15章150余条，初步形成练军制度。

湘军的成效有目共睹，《清史稿》说曾国藩初募湘军之时，“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因而，湘军所到之处完全不同于绿营、其他乡勇团练与太平军，“岸上百姓焚香于辫顶，跪岸上欢迎，呼各勇为青天大人”。

毛泽东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支愚蠢的军队。”

这一思想无疑深受曾国藩的启发。

湘军与太平军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太平军中读书识字者极少，这主要缘于洪秀全对文化的仇视，对知识分子的蔑视。而湘军不仅重用书生带兵、儒者为将，而且重视对士兵的教育。

变革军事教育，是曾国藩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可分为两个时期。

早期在训练湘军，与太平军周旋之时，曾国藩即将读书之风带进军营。训练、作战之余，教湘军士兵识字，让他们读“四书五经”，曾国藩不仅自己亲自教，还要求那些出身于儒门的将领们教士兵们读书。以至于形成军营里书声琅琅的奇特现象。

要知道，曾国藩招募而来的这些湘军士兵主要来自于湘乡、邵阳等湖南山区的农民，“三斤的锄头两斤的把”，这些山野村夫大字不识，如何能让他们坐下来读书？

曾国藩做到了。他自述道：

“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与顽石点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形成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的局面。”

这些山野农夫不一定懂得书中的大道理，但是，这样一种氛围培养了湘军士兵崇礼尚礼的风气，多多少少习染了儒家所强调的道德观念，这样形成的一种学习型组织，虽然不一定名副其实，但却起到了加强凝聚力的作用。“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有过这样­精­彩的描写：

……

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谁肯孤生匹夫还，誓将共死沙场|­茓­。

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

……

一自前人血战归，后人不叹无家别。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令。

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

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

……

《湘军志》也载：

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弟子，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

后期即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曾国藩率先创办新式军事学堂，接着又对外派遣军事留学生。1868年，曾氏视察上海江南制造局，容闳向他提出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所兵工技术学校，培养了一批人才。

1．权力就是越想要越得不到的东西（1）

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曾国藩一生经历过三个皇帝，分别是道光、咸丰、同治。

道光朝，三十七岁的曾国藩就位居二品，确实是湖南历史上少有的现象。

然而，到了咸丰朝，在奉旨出山阻击太平军长达十余年时间里，有八年的时间，朝廷对曾国藩表现得异常吝啬，长期使之虚悬客寄，不授予地方实职。直到咸丰十年，咸丰帝死之前不久才授予其两江总督，职位仅仅回复到37岁时。

而同治朝，曾国藩兄弟接连拜爵开府，达至巅峰。

这里就有一个疑惑，咸丰帝为什么对一个为他出生入死的大臣如此对待呢？

我们来看这么几个事件：

咸丰三年（1853年），咸丰帝催调曾氏出援安徽，朱批道：

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段话出自一个皇帝之口，应是曾国藩始料未及的。话讲得很重，也不好听，近乎耳提面命，软硬兼施。

为什么会这样？

事情始于曾国藩奉旨在长沙帮办团练。1853年，曾国藩虽然在罗泽南的湘勇基础上组建起一个大团，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团练，是按照曾国藩设想的另创新军的意图组建的。曾国藩于1月30日抵长沙，后因与长沙官场发生矛盾甚至升级，不得不于是年9月移居衡州。短短的几个月是不可能训练出一支作战力强大的军队的。

然而，皇帝似乎并不明白这一些。因为湖北、安徽、江西等省重镇接连被太平军攻克，似乎也容不得朝廷作过细的考虑，于是接连谕旨曾国藩亲自率军出省作战。

曾国藩自然不敢领旨，故而迟迟没有行动。他先是借口船只匮乏，继而借口湖北之太平军全数下窜，武昌解严，可缓出师。十一月，因安徽情形紧急，上谕命曾氏自洞庭湖入长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收复安庆等城。曾国藩因湘军训练不足，不敢贸然草草出师，于是上奏借故船炮未齐，请求稍缓。

然而，从皇帝的朱批看来，“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似乎曾国藩口气颇大。那么，曾国藩是什么原因给皇帝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

事出有因。原来曾国藩在奏折中提出各省分防，不如数省合防的建议。

这一建议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曾国藩要权的想法。既然朝廷接二连三命曾氏出省作战，又命其“统筹全局”，却不见皇帝给其一个名正言顺的关防，显然在曾氏看来名不正言不顺，但又不便直言，故而有此语。

未有功，先要权。这也就是皇帝之所以对曾国藩不满的一个原因。

第二件事发生在咸丰四年。

1854年初，曾氏亲率湘军出师，连克得胜，进逼武昌。皇帝十分高兴，颁下上谕：

塔齐布、曾国藩奏水陆官员大获胜仗一折，办理甚合机宜。塔齐布着交部从优议叙，曾国藩着赏给三品顶戴，仍着统领水陆官军，直捣武汉，与杨霈所统官军会合，迅扫妖氛。

事实上，早在曾国藩回乡丁忧时，就已是二品侍郎。

曾国藩上奏谢恩：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权力就是越想要越得不到的东西（2）

臣丁忧在籍，墨絰从戎，常负疚于神明，不敢仰邀议叙，乃荷温纶宠锡，惭悚交增。嗣后湖南一军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概不敢受。

不久，湘军收复武昌，皇帝一时兴奋，着赏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

曾国藩按例请辞。然而，才七天，皇帝收回成命的谕旨又到：

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以前，着杨霈兼署。

朱批的解释是：

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

署抚怎么会空有其名呢？皇帝莫非拿人开涮不成，也实实有欺人之意。

这背后的奥妙就是因为大学士祁隽藻给皇帝说了一句­阴­阳话，他说：

曾国藩一个在籍侍郎，不过一匹夫耳。匹夫登高，而应者云集，这恐非朝廷之福啊。

咸丰帝自然不是傻瓜，经祁大学士一方点拨，旋即收回成命。据说咸丰听了此话，不由得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

由于湘军的底子是团练，相当于民兵组织。虽然曾国藩奏请组建大团，意即正规军，然朝廷哪里拿得出银子发饷、购买装备。湘军的经费只能靠自理。

这就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想法，却又派不出银子，一方面曾国藩也一开始就把湘军称为“官军”，使之与团练区别开来，而银子却又靠自己筹集。

湘军就这么尴尬着过来了。

由于经费没有保障，湘军士兵吃了上顿得愁下顿，倘若有实授地方实职的话，曾国藩即可名正言顺地在自己的辖地筹集银子，这样，经费也不至于那么紧张。

第三件事是在咸丰七年。

咸丰五、六年间，曾国藩进入江西，却接连遭遇困境，在这里他遇到了石达开这样一位劲敌，导致爱将塔齐布忧郁而死，江西大部落入太平军手里，一段时间，曾国藩只能靠江湖隐语来传递情报。

江西的局面打不开，也引来了江西官场和士绅的不满，并由此因为饷金问题而得罪江西官场。曾国藩愁困无解。在与江西厘金问题的争执上，朝廷又出乎意外地倾向于江西。

咸丰七年，曾国藩父亲病逝。

与其坐困江西，不如退而求进。于是，曾国藩一边上奏回籍守制，一边自行离开江西回湘。

曾国藩之所以毅然抛下湘军，主要缘于在江西的军事进展不顺，而军事进展不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与江西官场相处不好，因为与曾经的部下沈葆桢争厘饷，朝廷偏向江西；同时因为弹劾江西巡抚陈启迈，又进一步得罪整个江西官场。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以退求进。这一年的十二月，曾国藩给九弟写了一封信，道出了抛下湘军的实情：一是无地方实权，“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在江西时，江西很多绅士为湘军劝捐了*十万的军饷，而他却不能在军事上尽快扭转局面；二是江西官场已经和他处于敌对状态；三是江西绅士不敢和他接近，一旦接近就会招致江西官场的报复。

朝廷接到曾国藩回乡守制的报告后，准许其请假三个月，假满即赴江西。

待三个月假满后，深受既无名义又有实权之苦的曾国藩，假满仍然不肯出山。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

1．权力就是越想要越得不到的东西（3）

臣处一军，概系募勇，虽能奏保官阶，不能挑补实缺。将领之在军中，权位不足以相辖，大小不足以相维。臣居兵部堂官之位，而势权反不如提镇。此其一端也。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均需经地方官之手，臣职在军旅，与督抚势分主客，难以呼应灵通。此又一端也。臣办团之始，仿照通例，刻木制关防，文曰“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四年八月，剿贼出境，湖南巡抚咨送木印一颗，文曰“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臣前后所奉寄谕，援鄂援皖，筹备炮船，肃清江面，外间皆未明奉谕旨，时有讥议。关防更换既多，往往疑为伪造。如李成谋已保至参将，周凤山已保至副将，出臣印札，以示地方官而不见信，反被诘责。甚至捐生领臣处实收，每为州县所猜疑。号令所出，难以取信，此又一端也。三者其端甚微，关系甚大。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贻误大局。目下江西军势，无意外之虞，无所容其规避，若果贼氛逼迫，当专折驰奏，请赴军营，不敢避难。若犹是平安之状，则由将军福兴、巡抚耆龄两臣会办。事权较专，提挈较捷。臣在籍守制，多数月，尽数月之心；多一年，尽一年之心。

这是一道诉苦折，曾国藩道出了无权的苦衷和复出的三大困难：居兵部堂官之位，权力反不如一个下级军官提镇；筹饷抽厘，必须经地方官之手，自己无权办理；关防屡变，名义混乱，被人猜疑，难以号令。言下之意已经非常清楚，那就是请朝廷明旨授权。实际上就是要求只须答应给其一巡抚或总督职位，复出就不成问题。

但是咸丰皇帝看到曾国藩公然伸手要官，勃然大怒，­干­脆准了他在家守制的请求。下诏道：

着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以资督率。此外各路军营，设有需才之处，经朕特旨派出，该侍郎不得再行渎请，致辜委任。

这等于把他晾在了一边。曾国藩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

第四件事是在咸丰八年。

而就在曾国藩守丧读书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江西战事日有起­色­。湘军在第二号人物胡林翼坐镇湖北统筹下，取得了一连串的大胜。后世有学者据此认为，有曾国藩在时，战争反而胶着不顺，曾国藩一离开，反而战事要顺利得多。殊不知，战争的发展是很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倘若没有曾国藩在江西时的苦苦支撑，怎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逆转呢？原被分开的湘军水师随着湖口的重新夺得而合为一处，紧接着，自安徽铜陵以上，千里长江水面全部肃清，湘军水师发挥出当初曾国藩创建时所希望达到的巨大威力。

胡林翼在此时为了凝聚人心、鼓舞湘军士气，大力举荐湘军大将。于是又有不少学者猜测，此时居丧在家的曾国藩非常郁闷，是担心照这样下去，湘军要不了多久，就会攻克江宁，建下的不世之功就不复属曾国藩所有。这纯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恰恰是在湘军节节取胜之际，备受胡林翼赏识的湘军大将李续宾，专门给胡林翼写了一封信，提出请胡林翼向朝廷说情，要求让曾国藩复出。由涤帅主持前方战事，由胡公在后方支撑大局。

此情此景，我们还怀疑李续宾是出于私情吗？论私情，曾国藩固然待李续宾不薄，可胡林翼给李续宾带来的实惠只怕更多，此时的胡林翼是以湖北巡抚的实职坐镇武昌，而且因为曾胡的私交甚厚，湘军将领也大都听他吩咐。可见，李续宾要胡林翼向朝廷求情请曾国藩出山，完全是站在大局、公心的立场，否则向来以会做人著称的李续宾怎么会向胡林翼提出这样的要求，他难道不怕胡林翼下不了台吗？

1．权力就是越想要越得不到的东西（4）

顺便说一下这个李续宾。

李续宾（1818～1858），字迪庵，湖南湘乡人。早年跟从罗泽南读书，是罗的得意门生。但他没有功名，却于咸丰七年，晋升浙江布政使，离他从军不到五年，故曾国藩在信中曾说“此亦军兴以来一仅见之事”。曾国藩曾思考过李续宾成功的原因。认为其诀窍有二，一是用兵得一暇字诀，一是处世得一浑字诀。

以李续宾这样的处世态度的人来说出让曾国藩复出指挥湘军的话来，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858年，年仅41岁的李续宾在三河之战中阵亡后，胡林翼闻讯哀叹道：“此番长城顿失。……以百战之余，覆于一旦，是（使）全军皆寒，此数万人，将动­色­相戒，不可复战。”又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丧，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曾国藩则“哀恸填膺，减食数日。”咸丰帝闻之也“不觉陨涕”。

正当湘军水陆二师在江西战场上顺风顺水之际，咸丰八年二月，从江西撤退出来的石达开部转入浙江，连克多处城池，浙江局面为之一变，迅速引起了人们对浙江这个粮饷重地的忧虑。朝廷派总兵周天受援浙，但其无法统帅湘军；接着派和春以钦差大臣、江宁将军的身份前往浙江，但此时和春生病不能成行。于是朝廷又一次四顾无人。就在这时，御史李鹤年上书，请求朝廷速命曾国藩复出，统帅旧部驰援浙江。

与此同时，胡林翼、骆秉章、左宗棠等人商议后也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请求让曾国藩复出，理由与李鹤年一样：

现在援江各军将领，均前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赴浙，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

奏折中还明说答应每月由湖南湖北二省各筹饷银二万两予以支应。

这二道奏折迅速被咸丰皇帝采纳，上谕说：

东南大局攸关，必须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曾国藩开缺回籍，计将服阕……前谕耆龄饬令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驰援浙江，该员等系曾国藩旧部，所带勇丁，待曾国藩调遣，可期得力。本日已明降谕旨，令曾国藩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

至此，朝廷仍然舍不得授予曾国藩地方实职，只是让其办理军务，关防是“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

曾国藩无奈只好将就出山。赋闲在家一年之久的曾氏，实实不愿意看到自己亲自组建的湘军落到别人手里。

第五件事是咸丰八年。

1858年石达开进入四川，为了让曾国藩拥有一个地方实职，胡林翼极力鼓动官文奏荐曾国藩为四川总督：“不知为蜀主乎，抑为蜀客乎？涤公辛苦过人，抑郁七年，若竟得蜀，亦原可施展。”

官文依言直言为曾氏请川督一职，然而，朝廷接到官文的奏折，依然不为所动，令其入川，却对川督一职依然舍不得。

此时的曾国藩感怀颇深，他在日记中写道：“思身无际，甚多抑郁不适于怀者，一由偏浅，一由所处之极不得位也。”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曾国藩在咸丰朝处境如此不顺？

我们不妨以胡林翼和曾国藩来做一下对比。论资历与级别，曾国藩与胡林翼差距较大。然而，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胡林翼的升迁之快令人刮目。